组织协调之谋

组织是行动的基础，领导者只是统摄驾御自己的属下还不够，他必须使自己的属下能够为组织的共同奋斗目标团结起来，互相协作。所以组织协调之谋领导者不可无。

同欲合意

组织协调问题，首先就是个“同欲合意”问题。所谓同欲合意就是指上下同心同德，它强调的是组织的内聚力问题。

“同欲合意”就是实现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组织团结。

孙武把“上下同欲”作为胜道的一种，是总结了一条治军作战、治理国家的重要规律。两军相敌，争战厮杀，虽然决策定计权在将帅，但战争最后胜利，仍然靠全体官兵奋战。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全体士兵的奋战，再高明的决策也难以实现，任何战争也无法取胜。并且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大凡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部队，都可以在实战中取得胜利，同样，搞建设以及进行别的事业，也必须上下同心，团结一致，目标一致，这样才能有力量；反之，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是不能有力量的，也不能成就事业。所以“上下同欲者胜，上下不同欲者败。”

周郝王年间，燕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六国之军伐齐。燕昭王与乐毅意见统一，方略一致。乐毅在前线征战，燕昭王不但赏赐乐毅家衣物，还派人带大批礼物送给乐毅，并立为齐王，以示信任，乐毅不受，回书向燕昭王表示誓死效忠。燕军仅半年时间，连夺齐70余城。仅剩二城未下。公元前279年，在乐毅伐齐将要取得最后胜利时，燕昭王死去，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为太子时，对乐毅不满。田单乘机施离间计，使燕惠王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知道燕惠王居心叵测，怕回国后被杀，向骑劫交出兵权后便投奔了赵国。燕军将士因此愤愤不平，军心涣散，齐国转败为胜。

同欲合意的团结必须有坚实的组织基础即要形成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经常健全的领导集体和骨干圈子。

(1)必须有英明的领导集团

古诗云：“风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一方兮，非主不依。”只有珍洁的梧桐树，才能吸引高贵的凤凰，只有杰出的领袖才能吸引人才。唐初，李渊诸子各树一党，其中最主要的为太子建成的东宫集团和秦王世民的秦王府集团。两人都重视收集人才，但世民更善于团结人，更善于发挥部属的作用。一次，有人怀疑猛将尉迟恭叛逃，就把他抓起来，并建议世民把他杀掉。世民认为尉迟恭并无叛心，就立即将他释放，还把他请进卧室，好言相慰，又赐以重金，说如果真的要走，这些钱财就给你作路费并作为我们共事一场的纪念。不久，敌军突然而来，包围了世民的大本营，局势非常危险。尉迟恭拼死杀敌，救出世民。从此，他就成了世民的一名心腹大将。建成很欣赏尉迟恭的勇猛，要齐王元吉用重金高价去收买他，没有成功。于是，转而对他进行陷害，把他打入大牢，这更使尉迟恭死心塌地地站在世民一边。“玄武门之变”时，尉迟恭一马当先，射杀元吉，驱散进攻秦王府军队，进入皇宫要挟李渊，为世民夺取最高权力立了大功。后来，尉迟恭恃功骄傲，行为鲁莽，有一次几乎把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打瞎。世民对他进行严重警告，劝他不要重蹈汉初骄横功臣的覆辙。这样，尉迟恭及绝大部分功臣都得以保全晚节，并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

(2)优秀的骨干圈子是领导集团的有力辅弼

古话说：“天子有净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李世民一生，错误不少，如主张广封宗室，刺史(地方军政长官)世袭；试图广修行宫；还怒气冲冲地扬言要杀掉魏征这名经常犯颜直谏的“田舍翁”。由于世民身边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有胆有识的文臣武将，世民本人也还能够纳谏改过，这些错误主张或没成为事实，或没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世民深深地感到，一个好的君主应该向良臣学习，以人为鉴，这样才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作得好，哪些地方作得不好。当魏征逝世时，他感慨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3)“元首明”、“股肱良”才能万众一心，而万众一心才能产生更好更多的“元首”、“股肱。”

组织团结有如“滚雪球”，一层裹一层，裹得越紧，“雪球”就滚得越大；滚得越大，核心里层也就裹得越紧。古代，这个“雪球”只能滚到一定程度，中华民族时分时合，即使是统一时期，用现代标准衡量，也是“一盘散沙”。正因如此，近代史上中国这个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往往被几千、几万、几十万名外国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特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他们以为，根据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吞并中国。但是，这时的中国，已经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华民族在中共的有力领导下，“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通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革命队伍不断壮大的基础上，中共也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因此，古今中外的组织团结方法，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推举产生杰出的领袖与优秀的骨干，再通过他们去团结广大群众，就像毛泽东总结的那样，以“主要负责人为核心”，“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巧妙布局

恩格斯曾两次引用拿破仑的一段名言：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8页)

用加减乘除法计算，既然“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那么一千个马木留克兵也就能打败一千五百个法国兵，为什么恰恰相反，是一千个法国兵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呢？其决窍就在于是否善于组织布局。所谓组织布局，就是指妥善安排部署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力量，使之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产生大于个体之和的整体力量。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当人类活动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不但兵不在多，而且兵精也不是关键性的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妙用。因此，组织布局问题是政治家、军事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三军以帅为主，一支军队必须有一个，而且也只能有一个“主帅”。任何布局，也必须有一个，并且只能有一个维系全局的中心。比如，一个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只有一个中心——经济建设，等等。因此，布局首先就必须选好“主帅”，人事安排，要选好“第一把手”，工作安排要确定中心，等等。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选好“主帅”很不容易，即使在中心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比如，当今世界，各国一般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科学技术；用科技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是各国共同的经验。但科学技术本身也有众多的领域，任何国家都没有力量全面出击，只能重点突破。选准重点，对科技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据分析，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国防第一，依赖国防方面取得的科技成果来刺激经济的进步。反映在科研资金的分配方面则是，国防上的开支最多时达69％ (1986年)，1991年是65％左右，而占第二位的保健是12％，第三位的航天工业是9％，三者占了近90％，而工业发展方面则只占0．2％。

专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指导思想在50、60年代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占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是国防工业。因此，由加强国防而产生的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核电业对美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由于自70年代中期以来，民用技术已占据领先地位，美国政府国防第一的方针便产生了消极后果。

1990年，美国政府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费用，总计约为1500亿美元，比日本、原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的总和还多，以往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但近年美国的国力日趋下降，而日本、原联邦德国的国力则日渐上升，如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60年代中期只相当于美国的1／8，目前则已超过美国的1／2。原联邦德国的发展速度与日本相似。就效益而言，早在1985年，美国产品的出口总值就只占世界贸易出口总值的11．1％，原联邦德国占9．5％，日本占9．2％。而且美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德国则是最大的债权国。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很多重要领域已经落后，如工程和生产技术，材料以及电子组件领域等等。此外，一直获诺贝尔奖最多的美国在1991年度没有得到一个诺贝尔奖，等等。原因何在？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美国在民用科技方面的投资远不如日本、德国，如前所述，美国在工业发展方面投放的科研资金只占总数的0．2％，而日本是5％，原联邦德国是14．5％。因此，美国有关人士呼吁政府把科研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因为现实的威胁最主要的是经济而不是军事，而且目前的民用技术已占据了领先地位。

总之，好钢用在刀刃上，力量的部署只能突出一个重点，而这个重点必须是领先的，带头的。

协调一致

1790年12月，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建立美国银行的法案。经过为期近两个月的辩论，众议院于次年2月8日以39票对20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只要总统华盛顿一签字，法案就生效。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件普通政务，大笔一挥，几秒钟就解决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支持反对派意见的人中有南方农业集团领袖、“宪法之父”麦迪逊，还有联邦政府核心人员、(独立宜言)的起草人、国务卿杰斐逊。不论法案本身正确与否，华盛顿都不能简单地在法案上签字。为此华盛顿与麦迪逊、杰斐逊多次会谈，并把他们的意见转告汉密尔顿，叫汉密尔顿作出书面答复。2月23日，华盛顿在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才签署颁发了那项法案。

表面看来，华盛顿这半个月的工作等于白做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分别是当时美国两股政治势力的领袖，与华盛顿并称为首届联邦政府的“三驾马车”。一旦失去平衡，就会给政局带来极大的动荡，由于华盛顿注意协调两人的关系，两人都支持华盛顿，从而维护了政局的稳定。1792年，两人分别组建了联邦党和共和党，虽相互对立，但都支持华盛顿继续当总统，该两人也继续留在政府担任原职。1800年的大选中，选举人投票没能产生出总统，改由众议院选举。众议院投了32次票，还没能产生总统，最后，汉密尔顿主动说服部属，并带头改投杰斐逊的票，才在第33次投票时使杰斐逊当上总统。华盛顿长期的协调工作，虽没有消除这两位领袖式人物基于政见不同而产生的对立，但影响显然是积极的。

“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华盛顿的经验表明，指挥不等于简单地下命令，还包括协调。协调才能使组织各方面真正步调一致。因此，当代管理学家认为：“协调原理是极为重要的首要原理，因为它指的是组织的整体。”(孙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第43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民国时期，有个军阀叫韩复榘。他的知识非常贫乏，因而闹了不少笑话。有一次，他应邀观看一场篮球赛，看到场上竞争激烈，突发奇想，大声说：“为了一个球，抢来抢去的，成什么体统。来人啊！给他们每人发一个球。”

组织，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一致行动的群体。也就是说，这群人打的就是一个“球”。由于意见不一，利益有区别，在行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碰碰撞撞。每人发一个“球”，当然不会再争抢了。但组织也就由此而解体，不复存在。相反，领导者如果把“扯不完的皮”作为一种正常现象，敢于当好裁判，就能使组织像运动场上的球队那样虎虎有生气。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鉴于前期的六王政治引起内讧，决定不再封王。1859年，他的族弟洪仁歼自香港赶来，洪秀全大喜，就立即封他为王，让他总理朝政。洪仁牙无尺寸之功，也没有能系天下安危的才干，诸将当然不服。于是，又封陈玉成、李秀成为王。陈、李才干突出，功劳又大，还是参加起义的首批成员，但两人都只有20多岁，还是有人不服。于是，“坐排排，分果果”，封来封去，封出了2700多个王。结果，一支人马，就有好几个王，打起仗来，谁也不听谁的指挥，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几年后，太平天国终于失败。

刘邦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胜利一方照例要“论功行封”。谁上领奖台，谁得“金牌”，谁得“银牌”，谁得“铜牌”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远不像体育竞赛那样简单。文武百官你争我夺，“岁余功不决”。到了第二年，刘邦决定不再拖延，就行使总裁判的权威，封了20多名大功臣，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丞相萧何。在楚汉战争中，萧何留守后方。把最大的“金牌”授给没上场的“后勤部长”兼“场外指导”，当然有点不太公平，但判得不准也比不判强，于是，上层集团就基本稳定了。

这时，“银牌”、“铜牌”还没有发下去，中下层仍在继续争吵，“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一些感到绝望的文臣武吏还三三两两地在野外聚会，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情。粗心大意的刘邦不知道他们在于什么，就问张良，敏感的张良立即回答说：“那是在谋反啊！”刘邦还没反应过来，就说道：“现在天下已定，谁还会谋反呢？”张良说：“将士争功邀赏，是担心他们得不到功名，更害怕陛下会抓住他们平时的过失诛杀他们，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准备谋反。”刘邦大惊，急问：“那怎么办呢？”张良说：“皇上平时最恨的，大家又都知道皇上恨他的人是谁？”“是雍齿，他曾经背叛过我，又多次侮辱为难我，我想杀他，但他的战功多，又不忍下手。”“那就赶快封他为侯，只要封了他，大家就会安心的。”于是，刘邦设宴招待群臣众将，当众封雍齿为侯，并命令丞相御史尽快定功封赏。这样群情大悦，文官武将都高兴地想：“雍齿都封了侯，我肯定也有份。”

萧何居首功，雍齿先封，都不见得绝对准确。但任何判决都胜于不判决，任何有章法的裁判都胜于“坐排排，分果果”，每人发个球式的方法。敢当裁判，及时吹哨子，不失为解决组织内部矛盾的一种良好方法。

先治国，后治人

日本已故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不无忧虑地写道：

大家都在撒娇。

政治的指导阶层对国民撒娇，也骄宠国民，我们的国民对政府也一样。(松下幸之助《领导统御》第215、219页)

无论做错什么却毫不在乎，也没有人斥责他，……没有人会引咎辞职，这笔“撒娇的帐”有一天还是要付清的。(松下幸之助《领导统御》第215、219页)

为使日本在五十年、一百年后能继续发展下去，并能为世界各国服务，因此务必对全体国民重新施予严格的教育——应该要有这样的计划才对。(同上，第218页)

如何才能管好人，使政府不懈怠，国民不“撒娇”呢？一条最古老的经验就是先“治水”，后治人，在“治水”等具体活动中育才、选才、用才，从而达到治人的目的。

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是夏朝，夏朝的主要开创者是大禹，大禹的最大功绩是治水。

大禹治水的时期，国家政权还没产生，大禹手中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权力来制约参加治水的部落居民与其它组织者。但治水的成败，关系到所有水患地区居民的身家生命，所以他们都乐意接受大禹的领导与指挥。

治水不但管住了部落居民，而且也管住了各级组织者。大禹治水十几年，劳身焦思，身先士卒，而且重视客观规律，通过长期的勘测，制定好正确的治水方案，这才把水治好。这样，大禹、后稷、皋陶这批治水英雄也就成了中国国家政权的第一批设计者、开创者。

历史经验表明，先治政，后治人，在治国安邦、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古往今来，都是一种最有效的制约方法。

第一，治政的客观要求，有利于领导者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我们曾一度把个体手工业统统集中起来，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结果，有些很有特色的产品就没有了。比如，北京全聚德的烤鸭是中外驰名的，出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选料严格，所用的鸭子是专门喂养的，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喂100天左右就宰杀烘烤。统一经营后，鸭子由国家统一供应，价格也由国家统一制定，这样，鸭子也就不好吃了。

类似情况很多。它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毛泽东在1956年1月说：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转引自林蕴晖等着：《凯歌行进的时期》第63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围绕着使鸭子更好吃这类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八大”前后对探索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取得了不少宝贵的成果。后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阶级斗争上，则出现了一连串的失误。

第二，治好国的客观要求，有利于领导者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

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遭受特大水灾，许多本质好，但平时有点脱离群众的干部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多年不见的干群一家、相依为命的动人场面又到处可见。其实，洪水只是把领导者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客观要求特别突出地显示出来。要真正治好国，每个方面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热情、才智、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治好国的客观要求，也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的团结与纪律性。

1991年的大水灾发生后，灾区人民团结奋斗，顾全大局，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人民在内，掀起了一股手拉手、心连心，支援灾区人民的爱国热潮。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自由主义在洪水的冲击下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总之，包括治水、治山，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等具体内容在内的建设工作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全体人民的中心任务、主要责任。管好人的目的是为了治好国，而且也只有在治好国的过程中才能把人管好。如果本末倒置，脱离生产建设等主要社会实践去 “治人”，那就会造成严重的恶果。“文革”中的“人整人”就是一个极深刻的教训。 pIfBietAH5loJUyYBVEB9eyZa1Zw9YQLj6QLwdO+PICQQBniAR833EtbmfOGkU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