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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用欺骗的手段做违法乱纪的事。可见舞弊这一行为的构成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用欺骗的手段；二是行为具有违法乱纪性；二者缺一不可。如某市法院审判员审理一起强奸幼女案时，收集对案犯有利的证据材料，并将案犯堂叔的证言移花接木到被害人父亲的笔录里，致使本该重判的案犯从轻处理。又如滕州市原副市长不断送钱送礼给人大代表，通过贿赂当选上副市长，又如开封王某在一无设备、二元技术、三无人员的条件下大肆生产假药，并打着开封制药厂的商标进行销售，害人不浅！
舞弊与欺骗的不同之处是，舞弊肯定是欺骗，但欺骗不一定是舞弊，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既有共性又有异性。共性在于行为方式都是骗，骗财、骗色、骗情、骗权等。异性在于舞弊者是恶意的，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故意欺骗，损人利己，违法乱纪。舞弊更严重者是犯罪，如渎职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如诈骗罪，用欺骗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此外，欺骗可能是恶意的也可能是善意的，善意的谎言有时不但能成人之美还能成就一番大事，中美建交就是由谎言促成。7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眼看孤立中国没有好处，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权衡形势改变了对中国的策略，他们要做打开中美交往大门的第一伟人，鉴于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为防范盟友的干扰，担任特使的基辛格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采取瞒天过海的战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一行出访南亚，按照已公布的行程表，他们要在巴基斯坦停留45小时，但为了执行特别的秘密任务，需要三天三夜，那么延长的24小肘将以什么为借口呢？基辛格早就想好了一套谎言，一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他就装病，碰巧也正好有点肚子疼。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趁机借题发挥，宣布：“我原定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的宴会，为我们尊贵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洗尘，只因博士先生偶感不适，只好抱歉改期。”停顿了一下又说：“这里太热，会影响客人休息。我安排他到北边群山里纳带亚加的总统别墅去休息、”基辛格佯装病态，称就地休息即可，叶海亚总统却煞有介事地说服客人一定要到北山别墅休息，两人演了一阵双簧，哄骗舆论界。基辛格借叶海亚之口，大撒其谎，记者们都信以为真。直到“七•一五”公报发表，如晴天霹雳，不仅使美国各界人士吃惊，而且也使世界舆论大哗。
基辛格利用谎言瞒天过海，完成了密访中国的特殊外交任务，干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为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友好大门作了完善的准备，这是当代外交活动中利用谎言转移视听的最为典型的例子。
舞弊从古至今屡禁不止的原因在于舞弊是人生的“捷径”君不见有些人辛苦一辈子才积累了万贯家财，有些人苦苦追索探寻才成为一代名家一代学者，有些人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一生才成为位高权重者，而舞弊人员无须努力只要欺骗、只要玩弄心计，便可轻巧地攀上成功顶峰，省去了多少艰难跋涉！如投机之徒一跃成为位高权重者，无名之卒动用心计一跃成为名流大腕……有舞弊之捷径，众多名利之徒明知有风险也要走一遭。河北省的王文增便是这类人，动用手腕从农民一跃成为公安局长……
王文增本是保定市清苑县大庄镇南桥村的农民，靠送礼成为县公安局交警队交警，后来任乡派出所副所长，继而又进入市局当了刑警，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提升为市里一个派出所的政治指导员，职务从副股级一跃而升为副科级。
然而，他还要做更大的“生意”。这时他结识了保定地委一位分管政法的副书记李某，一来二往，打下了“感情基础”。不久这位副书记调到邻近的邢台地委任书记。王文增大喜过望，租车专程以看望的名义前去“跑官”，探李某的口风。听出了门儿，于是第二次他带上2万元钱奉上，李某当即答应考虑给他沙河市公安局政委一职。高兴之余，王文增在回去的路上，还专门绕到沙河市公安局前去察看。果然在一星期后，他就接到调令。但他仍不满足，继续频频前去“看望”李某。4个月后，局长被堂而皇之地提升到邻县任职，王文增名正言顺地成为公安局长、党组书记，坐上了一把手的交椅。
许多不乏才干的人辛辛苦苦、备尝艰辛，到“年高德重”时才熬上个一官半职，慨叹升迁不易。在王文增这样的“能人”看来是多么可笑、可怜，只要有那“一招鲜”，轻轻松松，就得升迁。正所谓“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拍的，会拍的不如会送的”，这是“官场规律”。
投入了那么多，就得大把捞回。于是在上任之后，王文增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调整”，将市局的人、财、物、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贪污、受贿(包括又向别人卖官)、挪用公款累计达77．8万元之巨，狠狠地捞了一把。
1997年1月27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文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在人生通往成功的路上的确有捷径可走，但这条捷径一定是正道而非歪门斜道，否则只能逞一时，害人害己，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知道中国的舞弊有多严重吗？各行各业都有人舞弊，各个年龄段都有人舞弊；甚至连孩子都学会了如何贿赂老师，如何让别的小朋友选他做班长。走上街头随处可见《骗经》、《如何撒谎》、《厚黑学》这一类图书，赤裸裸地教导读者行骗、耍弄权术等。由此可见中国舞弊的严重性。
记者蔡江、孙树兴为沈太福的非法集资活动大肆写采访宣传报道文章，明知是非法集资但仍为这一非法活动推波助澜；某出版社将书号卖给不法书商朱某，出版了《中国军队制胜兵器和现代化战争》，严重泄露军事机密；浙江省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鲍光鸟先后为16名未上中专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进入上海第一警校和上海市第一粮校“委托培养”提供方便；全国高校考题泄露现象、考生作弊现象严重；咸宁农民罗际腾利用国家税收管理漏洞骗取退税531．6万元；深圳市原房管局局长陈炳根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属市房屋修建服务公司的商品房，获取利润35万元……各行各业的舞弊案例举不胜举，国人似乎一夜之间学会了欺诈、玩弄手段，有职权的利用职权骗国家，无权有单位的利用工作之便骗单位，无业的利用“智力”、“感情”骗朋友与亲人，看其动机无非是利字当头，欲壑难填。
小的舞弊不构成违法犯罪有人敢为，而面临牢狱之灾的舞弊也有众多以身试法者。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潘宜乐受贿舞弊一案便是一例。1996年4至5月，潘宜乐与广西北海市海城泰富典当拍卖行(以下简称拍卖行)及其他几位合伙人在凭祥成立泰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云公司)，通过联营的方式经营金矿。公司的注册资金为250万元，但潘宜乐并未拿出一分钱，而是接受拍卖行25万元资本金占公司10％的股份。最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