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堂胡安·苏亚雷斯·德·巴莱罗是个老派基督徒，他祖先中从来没有一个跟犹太人通婚的，不像好多西班牙显赫的贵族家庭，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国统一起来之前，让儿子们娶有钱有势的犹太人的女儿为妻。不过，他仅有的财富也就是他的血统。他在离城一英里的名叫巴莱罗的村庄附近有几英亩薄田，他和他的上一代把这村名放进他们的姓名里，为的是区别于其他姓苏亚雷斯的人，而不是为了提高身价。他很穷，他跟罗德里格斯堡的一个绅士的女儿结了婚，也没有沾到多少光。堂娜比奥兰特在十年工夫里每年给她的当家人生一个孩子，可是其中只有三个（都是男的）长大成人。他们分别取名为布拉斯科、曼努埃尔和马丁。

布拉斯科最长，从小就显得聪明异常，而且幸运的同时也显得很虔诚，因而注定了他修士的生涯。到了适当年龄，他被送进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神学院，后来进了那里的大学。他年纪很轻就得到文学硕士和神学博士的学位，所以他分明可以指望成为一个出色的修道院外的教士，青云直上。然而他突然说要脱离世俗，以便专心修道、祈祷和沉思，公开表示要进多明我会做修士。朋友们竭力劝阻他，因为那里教规严峻，午夜尚有祈祷仪式，常年禁绝肉食，惩戒频仍，还有长时间的斋戒和静默，但是怎么劝说都没有用，布拉斯科·德·巴莱罗终于成了修士。

他有卓越的才能，自然不会被上司所忽视，后来发现他除了仪表堂堂和学识渊博之外，还有一副既有力又悦耳的嗓子，而且善于雄辩，因而他被派遣到各处去传道。圣多明我就是受教皇英诺森三世之命去给异教徒传道的，从此之后多明我会修士便以传道士闻名。

有一次他被派到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那所他出身的大学去传道。那时候他已经相当有名，所以全城的人都拥来听他讲道。他的讲道确实激动人心。他使出浑身解数，使广大的听众相信保持信仰纯正和根绝异端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珍惜自己的灵魂，惧怕圣教公署的严酷，所以他雷鸣般地厉声命令这些俗家人，凡是发现近似异端的犯罪言行，都要报告；他用恐吓的口气要他们牢牢记住，邻舍之间应该相互揭发，儿子应该揭发父亲，妻子应该揭发丈夫，这是对教会的责任，因为任何人间的情义都不能宽恕一个教会的儿子去纵容危害国家和冒犯天主的罪恶。

这次布道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告发的人不少，结果有三个新派基督徒囚犯有割去肉上的肥肉和在安息日换衬衣的罪而被烧死；有好多人被判终身监禁，没收财产；更多的人挨到鞭打或受到其他罚款等惩处。

修士强有力的口才给大学当局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不久他就被聘为神学教授。他力言自己不够资格，希望不要叫他担任这责任重大的职位，但是修会中的上司命令他接受下来，他只得服从。他表现得非常称职，他的讲课备受欢迎，以致尽管他在学校里最大的礼堂中讲课，还是容纳不下所有要听他讲课的人。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过了几年，在他三十七岁的那一年，被任命为巴伦西亚圣教公署的审判官。

他虽然依旧深感自己不配，还是并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重任。

巴伦西亚是个海港，常有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外国轮船开来。那些水手们往往是新教徒，正好是天主教宗教法庭要对付的对象。况且他们常常试图把禁书偷带进来，例如《圣经》的西班牙语译本和伊拉斯谟的异端著作。布拉斯科·德·巴莱罗知道他在巴伦西亚大有可为。

此外，在巴伦西亚和周围那一带有无数摩尔人，他们被迫改信基督教，可是大家知道，他们绝大多数只是表面上改变信仰，他们还坚守着他们摩尔人的风俗习惯。他们不吃猪肉，他们在家中照常穿不准他们穿的衣裳，他们不吃自然死亡的动物的肉。

宗教法庭在国王权力的支持下已经把犹太教铲除了，虽然对于新派基督徒还不放心，圣教公署却越来越找不到可以迫害他们的岔子。但是摩尔人的情况不同。他们勤劳肯干，不但全国的农业，而且所有的商业都操纵在他们手中，原因是西班牙人太懒散，太傲慢，太放浪，不屑从事低微的行业。结果是摩尔人越来越富，同时因为他们生殖力特别强，所以人数也越来越多。许多有识之士预见到有一天整个国家的财富将落在他们手中，而他们的人数将超过西班牙人。于是自然会害怕他们到那时会夺取政权，使颟顸的西班牙人沦为他们的奴隶。

这些摩尔人无论如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解决，为此策划了几种办法。一是把他们弄到圣教公署手里，由圣教公署来审判他们的臭名昭彰的异教言行，然后把他们大批地用火刑烧死，使得剩下的不敢心怀异志。另一个办法更加简单，那就是驱逐他们出境，但是政府又不愿给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摩尔人增加几十万吃苦耐劳的人口，因而加强他们的力量。因此想出了一条妙计，那就是名义上是遣送他们到非洲去，让他们乘上经不起海上风浪的船只，然后把船凿沉，叫他们如数淹死。

对这个问题最关心的是布拉斯科·德·巴莱罗修士，也许他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逗留期间所作的最著名的一次讲道就是提出应该把摩尔人全部迁移到纽芬兰去，男的不论老少移居前先经过阉割，这样，不需多久他们将完全消灭。大概就是靠了这次讲道，他才获得了巴伦西亚这个重要城市的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显贵职位。

布拉斯科修士就任新职时，热诚祈祷，深信可以大有作为，为圣教公署争光，荣耀天主。他知道必须跟那里的既得利益者作斗争。摩尔人是隶属于贵族的，他们纳贡金，交实物或服劳役，因此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护他们。但是这位修士不畏权贵，抱定宗旨不让任何人干预他的职责。

他到巴伦西亚没有几个星期，就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个有势力的贵族，特拉诺瓦公爵堂埃尔南多·德·贝尔蒙特，阻止圣教公署的官吏逮捕几个臣属于他的有钱的摩尔人，这些摩尔人违背法律，穿着摩尔服装并使用澡堂。他便派武装执事把那公爵抓起来，罚金币二千，并判处终身隔离在一个修道院内。

瞬间打垮这样一个尊贵的大人物真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这使最胆壮的人都不免惊心掉胆。然而当审判官显然决意要根除摩尔人的时候，当地的官绅却一致表示抗议。他们对他指出，这个省的繁荣就靠摩尔人，如果他这样一意孤行下去，这个省就要完蛋。但他严厉地训斥他们，用开除教籍来恐吓他们，迫使他们屈服并认错。没用多久，他便靠惩罚和没收财产把摩尔人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他四处派出密探，任何一个西班牙人，不分僧俗，遭到嫌疑就倒霉。因为他在讲道时继续告诫巴伦西亚居民，凡有出言不当者，不论出于戏谑或者愤怒、无知或者不慎，都必须告发，因此不多几时，全城居民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但这位审判官是个正直的人。他注意使惩罚务必与罪过相称。举个例说，虽然作为神学家，他把未婚男女之间的私通视为莫大的罪恶，但只有在人们宣称那并非莫大的罪恶时，他才用审判官的身份加以过问，判处他们挨一百鞭。另一方面，对于同样是异端地声称结婚生活与独身禁欲并无差异的人，只处以罚款而已。

他又是个仁慈的人。他所期求的不是处死异教徒，而是拯救他们的灵魂。有一次，一个英国船主被捕，供认自己是新教徒，这一来他的船便被没收，货物被充公。他受尽酷刑，被折磨得半死半活，终于答应改信天主教，于是那审判官衷心满意，对他从轻发落，只判他在划桨的大帆船上做十年苦役和终身监禁。

关于他的慈善心肠还可以举两三个例子。自从有一回一个认了罪的教徒挨了两百鞭而死去之后，他一直坚持鞭打至多一百下。孕妇须受刑的，他准予缓期到分娩后执行。他非常注意上刑不要造成终身残废或折断筋骨，这是他出于仁慈，而不是从法律上考虑的。倘若上刑时偶然出岔而有人死了，他是会比谁都懊丧的。

布拉斯科修士任职期间功绩斐然。他在十年工夫里举行了三十七次宗教公判大会，六百人左右被判以苦行赎罪，七十多人被活活烧死或焚烧其模拟像，这样既事奉天主，又教育了民众。他要不是那么谦虚的话，准会把这种盛典的最后一次看作他事业登峰造极的光荣，因为这一次是特为王子腓力举行的，节目繁多，井然有序，使王子得到极大的欢娱，赏赐给布拉斯科修士二百金币，附上书信一封，祝他事业蒸蒸日上，并敦促他继续这样事奉天主，为圣教公署争光，为国家效劳。这位审判官的热心和虔诚分明给王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不久腓力二世逝世，他即位以后，立即任命布拉斯科·德·巴莱罗为塞戈维亚教区主教。

他整夜跪在上帝面前祈求启示之后，才接受这显赫的新职，在离开巴伦西亚的时候，上上下下的居民含泪相送。他的热心、俭朴和真诚赢得了权贵的赞赏，又因乐善好施而为穷苦大众所爱戴。他任审判官时俸给丰厚，在马拉加担任的神职又有可观的收益，但他把每一个子儿都用来救济贫困。从被判为信奉邪教的人那里没收得来的大量财产和向悔罪者征收的巨额罚款源源进入圣教公署的金库。这些款项被用来支付公署的巨大开支，但也常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一些审判官的私囊。即使那位圣洁的托尔克马达也这样积攒了庞大的资产，他在阿维拉建造圣托马斯·阿奎那修道院，在塞戈维亚扩建圣克鲁斯修道院，用的就是这笔钱。不过布拉斯科·德·巴莱罗从来没有干过这种勾当，两手空空来到巴伦西亚，离开时依然两手空空。

他常年只穿他那修会的朴素服装，他从没尝过肉的味道，从不穿亚麻布内衣，床上也不用亚麻布被褥。他经常自我惩罚，有时厉害得鲜血溅到墙上。他圣名四扬，所以等到他的衣服穿旧到必须更换新衣的时候，人们花钱向他的仆人乞求一些他丢掉的破旧衣裳的碎片，说是佩在身上无论对于梅毒和天花都有辟邪作用。在他离去之前，有几个头面人物竟大胆试图得到他的许诺，等到全能的天主最后把他召回去后，能把他的遗骸埋葬在他曾经如此富有成效地工作过的这个城市里。他们相信有力量能够影响罗马，即使不册封他为圣徒，至少为他举行宣福仪式；能把他的遗骸葬在当地的大教堂内，实乃是本城的光荣。但是这位修士料到他们的意图，坚决不肯应承。

他被一大批高级教士、行政官员、地方士绅一直送出城外三英里。他们跟他分手的时候，这一群权贵没有一个不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