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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瓷不是我个人投资创办的企业。在最初就职的公司里，因与上司意见不合，我辞职离开了公司。当时，出现了信任我、愿意出钱帮我创办公司的人，还有同样信任我并愿意跟随我一起创业的7位同人。正因为是心心相连的伙伴共同创业，所以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注重心心相印的人际关系的企业氛围。
如果我很有钱，可以有充裕的资金创办企业、雇用员工，那么，企业的形态、我与员工的关系可能将大不相同吧。但是，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人、财、物等经营资源一无所有，从零开始创业，所以，除了重视与员工相互之间在心灵上的纽带，贯彻以心为本的经营之外，别无他法。
我于1955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专业，作为技术员就职于松风工业公司。这是京都一家生产高压输电线用的绝缘瓷瓶的企业。所谓瓷瓶，是为了保证电线绝缘而安装在电线杆上的器具，它主要由陶瓷材料制成。松风工业公司成立于1917年，一直是高压瓷瓶领域的传统老资格企业之一。我被分配在研究科，从事新型精密陶瓷（NEW CERAMIC）的研究开发工作。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CERAMIC这个词。
CERAMIC源于希腊语。土制的兽角状容器称为KERAMION，而制作这种容器的技术称为KERAMEIA。据说，德语中的KERAMIK、英语中的CERAMICS就是由这些词派生而来。
CERAMIC的定义，按照字典上的解释是指：“无机材料，在制造过程中受过高温处理的东西。”按照这一定义，不仅陶瓷，玻璃、水泥、砖瓦、搪瓷等都在这范畴之内。而我们使用CERAMIC这个词时含义较为狭窄。
当时，性能优越、尺寸精度很高的陶瓷材料被称为特殊陶瓷。但是，我们做的东西与传统的瓷瓶不同，材料不用天然的黏土，而使用人工合成的、纯度很高的材料，我把这种特殊陶瓷叫作NEW CERAMIC（新型精密陶瓷）。
话说回来，我进松风工业公司后才知道，当时公司亏本经营，在金融机构的援助下才得以勉强维持，工资经常拖欠。公司和自己的将来前景不甚明了。
当与我一起进入公司的同事相继辞职后，我也对这家公司失望透顶，就和剩下的一名同事一起去报考自卫队干部候补生。虽然通过了考试，但办入队手续要用的户籍誊本老家没寄来，再加上哥哥的强烈反对，我最终只能留在了公司。
已经没有退路了。此时我下了决心。我知道不管工作环境多么恶劣，除了在这个岌岌可危的公司里开辟自己的命运之外，别无出路。于是我改变心态，全身心投入了研究开发。
这样一来，一切变得很有意思，研究开发工作开始出现成果。因为受到大家的表彰，我就更来劲，工作更投入，上司和前辈更加夸奖我，我干劲倍增，废寝忘食。这样，我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1956年年初，我开发出一种新型精密陶瓷材料“镁橄榄石”。应用这一新材料，我成功研制出了专供松下电子工业（现在的Panasonic）的电视机显像管用的U形绝缘零件。当时，生产这种产品很困难，只有荷兰的飞利浦公司才能批量生产。
那时日本正赶上电视机热销，U形绝缘零件的需求很高，亟待批量生产。该产品的生产也由我负责。我设计并引进电隧道窑这一生产设备，全面投入了（当时被称为特殊瓷器的）新型精密陶瓷的研发和生产。
虽然公司财政赤字，正待重建，但生产U形绝缘件的“特磁科”（已从研究部门独立出来）却是例外，是唯一的盈利部门。因此公司同意特磁科增加人手，但我不赞成在公司内部调拨。原因是公司一直亏损，经常拖欠工资，这造成了员工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其他部门有许多人一心只想多赚加班费。
如果这些人转入我们部门，在明确目标下拼命努力的职场氛围和团结奋斗的局面就会分崩离析。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员工，但已经有了这种思考。我亲自前往位于京都七条的职业介绍所，挑选录用品格好的人。
这种做法在亏损企业能得到认可，是因为我们特磁科的业绩非常突出。
供给松下电子工业的产品逐渐增加，每月的订单达到两三万个，但生产还是经常跟不上。因此，部门全体员工废寝忘食，努力增产，500个、1000个……当天生产当天交货。
正在这时，由于在春季要求加薪的交涉中，松风工业公司劳资关系破裂，工会举行罢工。但我考虑到客户正焦急地等待产品，不能给客户带来损失。从这一责任感出发，我决定不参与罢工。我们部门的全体员工都封闭在车间，把锅碗瓢盆都搬了进来。吃饭也在车间就地解决。工会罢工期间，向松下电子工业供应的U形绝缘件的生产没有中断。工会成员封锁期间，为将产品运出工场，我们想方设法让女研究员把产品偷偷带出去，只盼着别给客户添乱。
这里说一段后话，在1997年《京都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稿，是当时与我们对抗的原松风工业工会委员长给我写的信。
文稿开头写道，“拜启！京瓷会长稻盛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文中介绍了在没有任何加班补贴的情况下，我为开发新产品彻夜工作的情况以及我辞职时的相关趣闻。最后，文章的结束语是：“希望您为社会吹入新风”。
我也以回信的形式向该报社投去一稿，表达对他的谢意。40年时光匆匆，能与当时针锋相对的工会委员长通过书信重温旧交，我着实感到欣喜。
当时我27岁，虽然职务不过是特瓷科主任，但新型精密陶瓷的研发已成为公司工作的中心，另外，我开发的产品，包括生产、销售，都由我负责，不管分内分外，所有有关的工作，我都全力以赴。
在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我们又接受了日立制作要求开发陶瓷真空管的委托。我以自己研制的材料镁橄榄石为基础，认真研制，但结果总不理想，做不出令人满意的东西。
正在这时，刚从别处突然跳槽来公司的技术部长，尽管对以前的情况一无所知，却粗暴地说：“你们干到这儿撒手吧，下面的研发由我来安排！”听到这话，我当即表示辞职，决定离开松风工业公司，随即递交了辞职信。虽然后来公司尽力挽留我，但我仍坚决辞职。我们全身心投入开发研究，而作为上司，居然使用蔑视性的言语，我对此无法容忍。
那时，我曾考虑去海外一试自己的技术，那是我老早就有的梦想。然而，曾经同甘共苦的下属与后辈们却说“我们和你一起辞职”。不仅如此，连前辈和上司也说“我们想跟你干”。
于是，我们汇聚一堂，决定建立自己的新公司，并 一起誓言：“为了全员的幸福，为世人、为社会，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共同奋斗！” 大家还按上血印以明志。虽然多少带点过去时代的痕迹，但体现了我们当时很高的志向。
当时大家说，“如果事业进展不顺，就算打工，也要支持你把精密陶瓷的研究进行下去”。那情景即使今天回忆起来，依然让我欣喜，让我感动感慨。
虽说要成立公司，我们自己却没有资金。在筹划新公司各项事宜时，首先得东奔西走，寻找赞助者。
青山政次是我在松风工业公司时的上司，和我同时辞职，一起参与新公司的创建。青山有两位京都大学工学部电器工学专业的同届同学——西枝一江和交川有。
西枝最初是专利代理人。当时京都有家公司叫宫木电机，生产电器开关与配电盘，西枝是这家公司的专务董事。交川出身是专利局，在宫木电机担任常务董事。青山与他们二人商量后，他们俩先与我见面，听取我的构想。然后他们又说服了宫木电机的社长宫木男也，最终这三人成为我的公司的主要出资人。
那时我没有经营业绩，对将来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西枝先生却对我说：“我感觉你很有特长，能成大器，而且你有自己的哲学，我出资是因为看中了你这一点。”
西枝先生还教导我：“不要做金钱的俘虏。员工应该成为公司的主人。”当时，我没有资金，也不懂股份的含义，他们却让我以技术作股的形式出资，让我从一开始就持有公司的股份，就是让我作为持股经营者，走上经营企业之路。
另外，根据西枝先生的意见，新公司不是宫木电机的子公司，而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据说，西枝先生曾向宫木董事长强调：“我们把赌注压在了稻盛这个青年身上，能否成功是个未知数。或许连出资的钱都收不回来，请您做好心理准备。”
如此看重、厚待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我从心底感激西枝先生的深情厚谊。这样，出资方与我们创业成员心心相连，成为公司创立的基础。因此，京瓷的企业文化很自然地扎根在了人与人心意相通的基盘之中。
这样，以西枝先生为首，支持我的同仁们出资300万日元，再加上出资人的努力，从京都银行贷款1000万日元，合计共1300万日元，从设备投资到流动资金，决定了各项投入比例，新公司开始运营。
创业时，公司录用了20名初中毕业的新员工，但刚进公司，就有新员工表示不满，他们说：“之前真不知道是个刚刚成立的小公司。”
说起来，我们当时招聘员工时，用的是“京都陶瓷公司”的名义，但因为没有体面的办公室，就借了宫木电机漂亮的办公室当作面试场所，所以这些初中刚毕业的年轻人以为面试的地方就是京都陶瓷公司。但进公司一看，发现作业场所实际上是租用宫木电机原来的仓库，是木结构的老房子。所以，他们一进公司就牢骚满腹：“怎么会是这么蹩脚的小公司！”
凝聚人心的过程真让我煞费苦心。为此，我不断认真思考“经营企业最可靠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年纪轻轻、技术出身的我，必须承担起经营者的责任。而经营企业责任之重大，让我常常夜不能寐。
烦恼之余，我得出一个结论：“人心”是最重要的。纵观历史，凭借人心成就伟业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美国的独立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成功都是靠那些赤手空拳的人们的志向和团结之心。而由于人心涣散，最终招致组织或集团崩溃的事例，我们也听说过不少。
如果说最容易动摇、最难把握的是人心，那么，一旦相互信赖、心心相连，最坚牢、最可靠的还是人心。
前面已经提到，京瓷创立之初，资金、土地、设备这些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我们一无所有。当然，公司信用和公司知名度也没有。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京瓷想要生存发展，只有结成相互信赖的伙伴，依靠心与心的纽带。我考虑， 首先自己要充分信任员工，在此基础上争取大家对我的信任。
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以心为本的、与员工之间的伙伴关系。让我再次强烈意识到这一点，并迫使我重新审视企业经营目的的，是下面的事儿。
1960年，也就是公司成立后第2年，公司招收了约10名高中毕业的新员工。他们工作了1年多，“基本上能够胜任了”，当我有这种感觉时，这些员工却手持一张联名状，来跟我进行团体交涉。
这张状纸上罗列着“连续几年每年最低加薪多少，奖金多少”，要求保证他们的收入待遇。
招聘面试时，我就和他们说过：“公司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我一定拼命努力，把公司做好。你们愿意到这样的公司来试试吗？”他们是了解情况后才进来的，但才工作1年，就急忙向公司提出加薪要求，说：“如果不提供这样的保证，我们就辞职不干了。”
刚刚成立的公司缺乏人才，招入公司后马上把他们分配到生产现场，经过一年的锤炼，这些人都已成为活跃在各部门的生力军。说实话，他们辞职对公司十分不利。但是，如果他们非要坚持自己的要求也没有办法。“大不了回到创业时点，重头再来吧！”，我心一横，答复他们说“不能接受你们的条件”。
公司成立刚两年，对于公司的前途，连我自己都没有确凿的把握。对于将来的描绘，也只能是“只要拼命干的话，总能有所成就吧”这种程度。这种情况下，为了留住他们，随口答应：“现在承诺你们的劳动条件”，那就是谎话。我无法对缺乏自信、难以预料的事情做出保证。
他们见在公司中谈不拢，又去我家里，一直谈到深夜，他们还是固执己见，只好明天再谈。
到了第2天，他们仍然不肯接受我的意见，说：“资本家、经营者总是说得好听，用甜言蜜语来欺骗劳动者。”对此，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是欺骗或不是欺骗，无论我怎么说也无法证明。身为经营者，只要自己得利就好，这种想法我半点都没有。我想让企业成为大家由衷认同的好公司。这是谎言还是真话，你们姑且就当受一回骗，跟着我试试如何？我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把公司做好。若是我经营企业不负责任，或者发生只顾我私欲的事，那时你们杀了我也行！”
谈了三天三夜，我彻底地推心置腹。最终，他们收回了要求，留在了公司，工作比之前更加卖力了。
这件事成为契机，让我意识到了企业经营最根本的原则。
那之前，技术员出身的我，成立公司的动机就是“希望让自己的技术问世”，对公司的未来，也仅是想到“只要忘我工作，吃饭问题总能解决吧”这样的程度。
家里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二，照顾鹿儿岛老家的父母弟妹我责无旁贷，然而我连这点也做得很少，又怎么能保证刚录用的员工们的未来呢？
经营者自己都不知明天会怎样。尽管如此，员工们却期待着连续多少年都要不断改善待遇，要求公司对他们，包括对他们的家人的未来做出保证。通过这次事件，我第一次了解到员工们的这种心愿。
那时，我深切感受到“自己干了一件始料未及的傻事儿”。此时，我才第一次发觉： 经营企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要维护员工及其家庭的生活，不仅是现在，还包括将来”。
我从这次经验中吸取的教训就是：所谓经营，就是经营者倾注全部力量，为员工的幸福殚精竭虑；公司必须树立远离经营者私心的大义。
正是那时，我将“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写在经营理念之首。同时为了尽到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又加上“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这一条，以此作为京瓷的经营理念。
从那时起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相信，遵循这一经营理念，贯彻了以心为本的经营，才带来了今天京瓷的繁荣。
也许在外界看来，京瓷的飞速成长和高收益实质是源于技术开发能力。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回顾过去，我认为，京瓷最大的优势在于，在创业的时候，就依靠心灵相通的同伴之间结成的牢固纽带，尔后又一直把公司员工间的伙伴关系作为企业经营的根基。因此，京瓷能够在企业内部构建起强有力的人际关系。通过发挥集团的合力，京瓷取得了仅凭单个成员的潜力无法获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