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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专家卡伦·霍尼的这本论著，在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史以及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卡伦·霍尼（1885—1952）生于德国汉堡，就读于柏林，于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从1914年到1918年，她在柏林—朗克维兹研究精神病学，并在1918—1932年期间任教于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为逃避纳粹迫害，霍尼于1932年赴美并在其后两年中担任了芝加哥市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她来到纽约，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一直到1941年。该年，在她的发起下，精神分析促进会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成立，她担任院长直至逝世。除了积极从事教学与精神治疗的研究和实践以外，她还是美国最权威的精神分析杂志的编辑、全美精神病学学会的成员；她经常为该学会撰写论文。霍尼的著述甚丰，主要有《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的新方向》《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等。
由弗洛伊德创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突出的、独特的重要地位。但自从这一思想运动深入发展之时起，便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持不同见解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弗氏的正统精神分析学或偏离，或背叛，这样，不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也从不同的、全新的角度揭示了弗洛伊德思想固有的矛盾和缺陷。其中，卡伦·霍尼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弗氏的学说做出了重大的修正和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氏的生物决定论。比如，人的内心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神经症状，一直是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但在霍尼之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少有人以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严密、细致的分析。有的心理学家即使触及这一类问题，也未能做出较为中肯的、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弗洛伊德就认为人的内心冲突是压抑与被压抑这两种力量之争，而强迫性内驱力则具有本能的性质，追求的是满足。总之，冲突的根源来自生物的、生理的因素。而本书作者认为，冲突来自于困扰人的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不仅可以归因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应归咎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后者归根结底决定着前者的特殊形式。这些冲突的出现表明一个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紊乱和失调，也就是说，冲突的根源在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状态，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生物性或动物性——生活密切相关。这样，作者使人重新回到他本来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这个背景之中，而不是把人孤立出他所属的社会文化环境，无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把人局限在像弗洛伊德的本能说那样一个极具片面性的狭小范围内。又比如，与弗氏的带有严重主观色彩的“力比多”理论不同，作者认为被弗氏看作“力比多”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只是处于神经症冲突中的人对温情与友爱的渴求，其诱因是焦虑而不是性欲，其目的是在与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而不是性欲的满足。诚然，作者并不否认个人以往的体验所具有的意义，但她认为精神分析的重心不应该是处处沿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该是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扰的人认识并改善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指导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那种悲观主义的决定论。
所以，这本论著不仅比它以前和同时代其他更带主观唯心主义局限的精神分析文献更明显地表现出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倾向，而且，较之于作者更早时期的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更明晰，更系统，更有说服力，也更具实践的意义。如果说，在作者的第一本宣讲自己理论的专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作者的观察还是笼统的、散在的，她的观念还带有模糊性，她的分析还缺乏深度和条理，她的理论还只具雏形的话，那么，数年之后的《我们内心的冲突》则可被称作具有高度说服力和系统的理论性结构的成熟之作。较之于早期的著作，作者成熟期的论著不仅在理论的条理性和深度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更可喜的是，在论证的语言运用方式和分析的清晰度上，作者抛弃了早期为了渲染自己的学说而不得不搬用的大字眼和更适宜于专家领悟的术语，用更朴实无华、通俗晓畅的语言，更平易近人的态度，娓娓道出她的观点。所以，《我们内心的冲突》较之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发展，而且更能为广大的“外行”所理解。更主要的是，作者现在达到了早期著作中鲜有的哲学的高度，指出了人异化的表现和根源。所谓异化，在她看来乃是个人与他真正的自我相离异，在社会文化的作用下成了与自己的本来面目相异的陌生人。在《我们内心的冲突》这一专著中，作者以初期少有的透视力精辟而深刻地洞察了人的各种内心活动，更详尽、更具体地举出了各种特定的矛盾现象。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在与其他精神分析专家（特别是弗洛姆）的合作中，已经掌握了更丰富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她通过本书讨论了在人的内心中发现的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为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这样，读者会发现，作者不仅为你周围的人画了像，也为你自己描出一幅活脱脱的肖像。在作者分析和探讨的那些冲突中，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可贵的是，作者不仅透视了冲突的根源及其诸种表现形式，在书中最后的章节中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这些冲突的建议和设想。因此，即使读者已经从作者早期论著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初步接触了她的理论，但要真正认识、全面了解作者及其代表的学说，则只有在进一步细读她后期的成熟之作——《我们内心的冲突》之后才能实现。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者不仅准确地刻画了人在现代社会文化中所产生的各种内心冲突，还系统地讨论了人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为解决冲突所进行的四种主要尝试——亲近人、对抗或回避人、心目中树立理想化形象以及处处从外部寻找原因的外在化倾向。这些尝试往往不仅加剧了冲突，反而再次产生出新的冲突，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产物便是虐待狂。
弗洛伊德对人的神经症冲突及其治疗持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不相信人性善良的一面和人成长的潜力。他认为人注定要受苦、要毁灭，驱迫人行动的本能只能加以控制或至多得到“升华”。但本书作者的信念是：“人既有能力，也有要求去发展他的潜在可能性，使自己变得更优秀……”“人只要生活着，就能改变自己并不断改变自己。”这一点差别，正是作者对弗洛伊德的超越，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又暴露出作者理论的薄弱处和所提出的解决人的内心冲突的办法的局限性。因为，作为所有这些冲突的根源的社会文化状况早已大大超出个人的控制，神经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而作者在理论分析之后却轻描淡写地简单提出，个人要解决冲突以求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完整，只需通过紧张的自我分析或精神心理医生的帮助便可达到目的，却丝毫没有提及社会改造的必要。试问，不变革作为冲突根源的社会文化条件，只要求个人自我改善，又怎么能真正解决和彻底消除我们内心的冲突呢？尽管作者大胆地反对了正统精神分析的保守和局限，可最后仍然接受了心理治疗的传统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尽管这部学术论著有其不足之处，但它仍不失为20世纪精神分析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之一。这本书不仅对我国专业心理学工作者——他们是思想现代化运动的主力——有极大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更对广大一般非专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有巨大的帮助和指导意义，使每一个读者都能更深一层地认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从而进一步认识自己心灵中隐而不露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无疑，本书是指导我们自我改善、与人和谐相处的良师益友。作者观点明确，说理清晰，晓畅自然而毫无含糊或故弄玄虚，译者也竭力想传达出原文字句的流畅和行文的通俗，所以，即便只有中等文化水平的普通读者也能一读便懂。专业研究人员从本书则能得到一个观察和分析人的内心活动的更准确、更全面的视角，使自己在对复杂但并非不可理解的心灵王国的探索中找到宝贵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