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大国的难题

虽然中国政治体制在古代有些反复，但历代王朝逐步认识到，在政治上实行集权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必须，那么，在经济上怎么办？在古代，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多采取集权制度，但是在经济上，国家太大，只能是实施分权的制度，也就是在经济事务上把权力交给皇帝那些驻守地方的亲戚、子孙或地方官。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他在1950年代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而且他认为，当时苏联的体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中央计划控制得太死，通过中央机构向下纵向管理的“条条”制度，什么权力都收到中央。他认为，中国要放一定的权力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所以，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去跟苏联比，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还是比较分权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权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甚至将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都交给地方了。

但是，分权体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约束和激励下级政府。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追求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指标比较好度量，所以，各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都采取了基于经济增长的考核。与此同时，我们前面讲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和地方官追求税收，今天的地方政府也一样，所以地方政府会努力把自己的税基做大。于是，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就得分两面看了，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地在“外地”的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每一个地方都想做些未来可能有大发展的产业，结果弄得全国各地产业同构。麻烦的是，最终这些产业是要面临市场竞争的，于是总有一些地方发展的产业可能缺乏竞争力，这样，他们就更有动力通过市场分割和加大补贴的方式来保护本地产业了。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一股力量在促进着市场统一，那就是制度的市场化。市场总是不断地在突破政府的管制，加上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地完善，地区之间经济交往成本降低，这些都有利于市场统一和提高各地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这两个一正一反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体来讲中国的市场还是走向整合的。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不和谐的因素，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每个地方都想做大自己的倾向仍然非常明显，这些因素共同抑制着中国发挥大国应有的规模经济。

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我一直在强调，大国的规模经济对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经济的实现越来越需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时。当中国经济还在比较落后的阶段，一个企业能把一个地区的市场给占领就算不错了。今天，企业越来越大，要借助于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来实现扩张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对企业做大和整个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就不利于企业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接下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以邻为壑”的特征。从地方角度来讲，分割市场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却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

我上面讲的是商品市场分割，那么生产要素市场呢？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是三大生产要素： 劳动力、土地、资本。直到今天，中国这三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分割的。在劳动力方面，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就业、公共服务的分享都和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不一样。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医疗，如果没有当地城镇户籍，待遇就很不一样—想上公立的幼儿园都难。越是在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来人口难以享受本地市民待遇的问题就越严重。在个别特大城市，提高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还被地方政府作为控制人口的政策手段。在大多数地方，廉租房这样的福利更是仅仅覆盖到本地户籍人口，根本没有充分地起到为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福利的作用。这样的制度障碍事实上就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第二就是土地。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政策工具，而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 ，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东部的地价、房价涨得这么快，其中有一个政策的原因就在于建设用地供给受到了限制。而中西部的地价实际上是很低的，以单位面积的GDP产出来度量的土地利用效率也比沿海低很多。即使如此，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的省（区、市）之间进行再配置是被严格禁止的。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这样做，是为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这是必须的呀。关于“平衡发展”，需要在后文专门作讨论，我会告诉读者，如果用鼓励欠发达地区发展本地工业的方式来追求平衡发展，可能会得不偿失。

再来看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统一的，其实不然。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的，因为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第二，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我曾经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政治级别背景对企业跨省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高管拥有的政企纽带能够帮助企业到其他省份去开设下属企业（子公司、联营企业或分公司），但这种影响出现的条件是政企纽带达到省部级，而较低级别的政企纽带不起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高管曾在中央政府部门任职也有助于企业异地投资。 我们的解释是，有比较高级别的政治纽带就可以帮企业去突破省份之间资本市场的进入壁垒。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资本市场存在分割，我们就不会观察到这种现象。第三，地方政府会阻碍资本的流动。比如说，我在调研中曾发现，有地方政府会以调查偷税漏税为威胁，阻碍企业到外省投资。

4.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国内市场的统一是发挥其大国优势的重要前提。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市场统一目标还远远未能达到。那么，这种市场分割的问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与众不同。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无论怎样看中国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程度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更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更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国经济的多重失衡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到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在GDP中占有90%的时候，城镇人口（包括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农民工）才刚刚超过50%。国际上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按照中国今天已经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是在城市生产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存在非常高的城乡收入差距了。

与此同时，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接近两位数的水平相比，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长期很低，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多使用资本的倾向，于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劳动收入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结束（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当前储蓄率已经很高，未来也可能进入储蓄率下降的阶段。这样，劳动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增长都将放缓，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展望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那么，当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均放缓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从何处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很多都位于东亚，那么，中国能够继续这一地理上的神话吗？我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是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的意义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中国也仍然需要20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城市里的第二、三产业，不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地创造就业岗位，那么，未来大量农村人口持续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发展教育城市也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必然走向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乡间收入差距必将缩小。相反，如果城市在发展，国家又不想让农民进城，保持小规模的农业，那么，除非搞计划经济，对人口流动进行管制，但这不仅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意味着城乡间收入差距无法缩小。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也就是说，在劳动和资本这两样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借助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将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那么这条通过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就难以实现。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尤其重要。对此，国家是明白的。中央政府也强调，要从改革中求发展，要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制度红利。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是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的重要举措。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日本。很多人喜欢将当前的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相类比。表面上的确有些类似，贸易盈余大幅度攀升，一段时间以来本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价格上涨明显，似乎存在泡沫迹象。对于这些相似性，必须要作非常谨慎的分析。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中国的不同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的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在1985年，其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提供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3.2%。 而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其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受到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日本也从未像中国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却仍然有制度性的障碍在阻碍进城的农民“市民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大国”，这恰恰成为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潜在空间。如果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提高，住房的实际需求就能够相应地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越快，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人口集聚的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可能能够持续坚挺，但在三线、四线城市，当前已经出现新城超标规划的现象，大量住房库存需要消化，局部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是存在的。对于房地产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在后文再专门讨论。这本书里讨论的问题环环相扣，我不得不再次请求读者们保持耐心。

5. 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在无数次面对学界同行、政府官员或社会公众时，我总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打破城乡间和地区间要素流动障碍的道路迟迟未能实现？更有甚者，听众会不假思索地给出一个他自己的回答，即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条路是不会被政府采纳的。我的回答是，首先，在知识层面，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必要性，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却被高估了。其次，即使知识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在行动层面，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却是，各个地区都陷在了一个本地和短期利益高于全局和长期利益的“囚徒困境”里。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便是，就算大家都认识到市场整合是有利的，但每个地区都仍有动机去分割市场，结果就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整合市场的政策不能被实施。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每个地方都想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想要中央给更多的转移支付和政策扶持，想要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对于已经流动到本地的低技能劳动力却不愿意接纳其为永久市民。说得再通俗一点儿，中国当前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的问题就是两种： 不明白，或者装糊涂。

欧洲的问题也是类似的，虽然欧洲各国在共同努力推进一体化进程，但到一些关键问题上，欧洲各国又有各自的打算。欧洲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欧洲的竞争力不如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由几十个小国家组成，难以有规模经济，难以协调行动。所以欧洲国家努力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推进整个欧盟的统一，先是西欧，然后再东扩。按照欧盟的规定，所有欧盟国家内部的成员应能够自由移民、自由创业、自由投资、自由居住，在法律意义上拥有平等的权利。欧盟东扩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欧洲比较穷的国家的移民大量流入富国，这对于欧洲社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包括民族和宗教的多元化，但是他们因为要实现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仍在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欧元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事件，在本轮欧债危机中，由于欧洲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于是不是要救希腊这样的“边缘国家”，各国之间分歧巨大。短期里，如果救助希腊，则有利于维持欧元区的统一，但这的确像是在用西欧的钱补贴“边缘国家”；如果不救希腊，最终希腊退出欧元区，将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倒退，不能不让人叹息。虽然希腊的债务危机以欧元区的富国对其的救助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欧元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先天不足，还将继续考验欧元区。

与欧洲相比，面积差不多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原本就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共同市场，本应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但是，实际上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市场分割却非常严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仍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由于中国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流入到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因此，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是与城市化进程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当下的户籍制度，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定居的制度障碍比欧盟国家间的障碍还大。比如说，在很多国家—不只是在发达国家—一些长期居住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和对于低收入家庭的补贴），而在中国，不是常住地当地户籍的人口却不能均等化地享受到与本地户籍人口同样的公共服务。一些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获得本地户籍设置的条件堪比欧美国家对外国移民获得居留权的门槛。如果未来中国不大力推进市场整合，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将面临“欧洲化”的危险，这对于中国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而言，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共同市场有点儿名不符实，而货币政策统一的负面效果却在这个地区间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出现了。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各地地方政府纷纷举债，即使仅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共计10.9万亿元；同年，财政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本级）仅6.9万亿元，远远低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存量。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紧缩，卖地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将受到挑战。而这个潜在的危机恐怕将首先出现在大量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在一个国家的统一货币政策下，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来约束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大量举债，把潜在的偿债风险留给后任，或者丢给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政府的统一财政是个“优势”，这可以避免中国出现希腊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可是，凡是将统一财政作为中国“优势”的人们往往忽略了，恰恰是在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还是社会公众，都会期待中央救助负债累累的地方。这给中央政府带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对于市场上的债务违约，中央当然希望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以免将什么责任都揽在中央，让人们形成地方债务没有风险的预期；另一方面，面对事实上已经难以偿付的地方债务，最终还是会被认为将由中央政府来兜底，从长期来看，这也恰恰可能造成地方政府不计后果地借债的局面，这就是经济学里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使中央政府的救助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演化成“债务危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背后本质上是债务转化成投入之后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要知道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投入了经济建设，这的确和欧洲国家的债务大量用来支付社会保障不同，但中国地方政府以债务支持的投入不能根据它们的去向而简单地被定义为“具有生产性”：大量超标建设的新城和工业园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这其中的效率损失不会因为中央对于地方的救助而消失，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得由中央来承担，而说到底则是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

为什么说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是要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呢？经济学的道理告诉我们，借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对于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无法还债，最终是要破产的。对于政府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在中国这样一个将大量地方政府债务投入生产的国家，地方政府债务可以被看做是“投入”，而分母GDP则可以视做产出，如果投入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就不会持续上升。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不管是总量还是与GDP的比率都在快速地增长（见图1—1），这说明地方债务是否具有足够高的生产性是值得怀疑的。

从长期来说，如果要使债务除以GDP的比率降下来，只有两条路，一是让分子下降，二是让分母上升。让分子下降，主要是降低债务的增长速度，若要降低债务总量那就难了。人们对如何降低债务出了很多主意，比如说将债务增长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再比如将债务融资纳入地方政府预算，从而规范化。降低债务在长期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从短期来看，地方政府新增债务有很多是为了偿还旧债，如果立即遏止地方政府借债，那么，偿债危机来得更快。再来看分母，作为分母的GDP，无非来源于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名义的经济增长，前者是真金白银，后者则是价格问题。如果没有足够快的实际经济增长让政府有足够多的税收用于还债，那么，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价格，而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对老百姓征税。正是因此，我要提醒读者，不要认为中国在表面上不会（或很少）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大家就安全了。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

那么，在全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哪里的问题更加严重一些呢？根据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是不允许直接借债的，因此，各个地方政府都成立了一些国有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企业债、信托等各种形式借债。其中，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被叫做“城投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的形式进行融资，这种债叫做“城投债”。图1—2体现的是中西部省份城投债的变化趋势，图中中西部省份的城投债所占份额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中西部省份当年发行城投债的支数的比重，还有一个是当年融资规模的比重。可以发现，2006—2012年期间，中西部省份的这两个份额指标都呈现上升趋势。在2012年的增量中，中西部省份的两个指标都超过50%，但当年中西部省份GDP加起来只有全国的41%。GDP的份额小于债务增量份额会导致中西部债务负担相对来说越来越重。

城投债只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一部分，如果用国家审计署公布的省级地方政府总债务数据来看，债务负担更重的仍然是一些中西部省份。图1—3描述的是2012年省级人均GDP与负债—GDP比率的关系。可以看到，总体上来说，相对欠发达的省份负债率更高，左上角负债率较高的多为中西部地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人都知道，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情况非常特殊，所以，有必要将这三个地方从图中抹掉，这样，人均GDP与负债率的负相关关系就更清楚了。其中，贵州的人均GDP与债务—GDP之比已经达到70%，这个负债率已经超过国际通常设定的政府债务警戒线（60%）了。

最为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感觉到，与其债务增长速度和融资成本相比，招商引资的效果并不好，因为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而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产业作为支撑，则当前投资的回报不高，地方债务的偿还压力非常大。近来，虽然政府不断降息，但这只影响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地方政府的实际融资成本却降不下来。在一些案例中，通过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筹资的年利率达到10%以上。一些做信托的公司恰恰是在给欠发达地方政府融资时征收更高的利率，道理很简单，它们认为这些地方的资产质量更差，所以，大的信托公司都不愿意帮欠发达地方的政府融资，而小的信托公司做这类业务，同时就收取更高的融资成本。这实际上加剧了欠发达地区债务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

读者们，尤其是生活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读者们，我想在此强调一句，不要以为在欠发达地区出现的债务与你无关。作为一个大国的一部分，发达地区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比如东部地区如果没有大国的规模经济，没有欠发达地区前来工作的劳动力，那么，东部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绝无可能。再比如，沿海大城市要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如果离开了广阔腹地的制造业，也难有国际竞争力。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处于统一使用人民币的中国内地，要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竞争，恐怕无望。对此，看看东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难以与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匹敌的地位就清楚了。享受了大国规模经济的好处，那就也要承担大国发展的责任，不管是通过给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还是通过上缴的税收，以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形式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或者帮欠发达地区还债，本质上无非都是在承担大国一员的责任。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移民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战略”。也许有读者会说，不会啊，通过“给钱”的方式来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不也可以实现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吗？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明地理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了，对此，请容我在下一章慢慢道来。我会告诉读者，如果离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直接投资于欠发达地区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甚至帮其偿还债务，仍难以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利用低效率。

更加专业的读者还会提出一个质疑：如果给定汇率，欠发达的地方劳动生产率虽然低，但其工资也低，那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其价格竞争力的。是的，不错。可是，这就意味着两个后果： 第一，在不计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的条件下，对欠发达地区的工资进行调整，就意味着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第二，如果仅仅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适应，并维持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于此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挡住，而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一个政策目标，也根本不可能做到。

事实上，即使理论上能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适应，实际上却是很难做到的。市场经济其实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中国，劳动工资（包括相关的劳动成本）都不是一个自由灵活的变量。远的就不说了，我近来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出现了最低工资标准抬升工资的现象，而且这是在模型已经考虑了人均GDP之后，也就是说，除了表示劳动生产率的人均GDP之外，有像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制度会使得工资比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更快。 这时，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本币贬值就是一个可以更快对经济形势作出反应的政策，但是，这无论在希腊还是在中国中西部省份，都是做不到的。

回过来说，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话已至此，我想再重复一下我在《空间的力量》（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请注意，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谨防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采取“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否则，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

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

当然，比呼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政府的行为，让中央政府更多追求全民福利，让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多考虑全局利益。

[1] 参见Julian di Giovanni, Andrei A. Levchenko, “Country Size, International Trade,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in Granular Econom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2, 120（6）, pp.1083—1 132。 lFoI78b/V1wwF4f4eSywWJMlRgKI/uapFj+lkQQDiHoBRQI33hq4+ah1O4sE5O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