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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 统一市场 统一货币 区域差距 公共利益
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会“拉美化”，比如出现收入差距持续恶化和社会不稳定，直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实际上，是否“拉美化”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结果，在我看来，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却是另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欧洲化”，确切来说，是“欧元区化”。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希腊等“欧猪五国”
债务危机爆发。这场危机愈演愈烈，直到2015年，希腊最终成为第一个主权债务出现违约的发达国家。这时，欧洲（事实上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大国）面临艰难的选择： 救希腊，还是让其退出欧元区？欧洲的蓝图是先在贸易上一体化，然后走向统一货币，进而走向统一的政治，实现“放弃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宏伟梦想。欧元区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但这一环节却正在经历自欧元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欧元区的富国难免会问，为什么要伸手去救另一个在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反过来说，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则可以通过本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刺激出口和旅游业，并由此重获竞争力。问题是，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元区，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了西班牙？再往后，如果每个国家都不从全局考虑问题，而只是考虑本国利益，那么，欧洲的富国是不是会限制来自相对较穷的“边缘国家”的移民？甚至，在保护本国利益的思维模式之下，已经形成的统一市场和自由资本流动都将面临威胁？如果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将渐行渐远，最终，欧洲将不会成为与美国一样强大的联邦。
欧元区是怎样走入当前的困境的？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背景。很多人认为，欧债危机的产生是因为那些南欧的“边缘国家”有大量的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借债融资。如果你这样想，不能说是错的，但不够深入。你应该问一个问题： 如果政府需要融资，那可以发展经济，然后借助税收来融资啊，为什么一定要借债呢？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 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
先来说市场分割。即使在欧盟内部没有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因为欧洲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宗教、文化、饮食也存在很多差异，所以事实上欧洲内部的人口流动仍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由于欧洲国家间的人口流动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自由，结果形成了国家间的人均GDP差异—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的两倍。
在这样一个存在市场分割的区域，如果实现货币统一，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如果在希腊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就无法单方面地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者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汇率，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的平衡。
有读者会说，汇率有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低，其工资也低，那么，这个国家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受影响啊。可是，工资是有刚性的，更确切地说，与劳动相关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往往都是有刚性的，向上调整容易，向下调整难。对此，只要看看电视新闻里希腊人如何上街抗议削减福利开支，就明白了。在经济的上行周期，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上升不难。但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可能下降），工资却难以灵活调整，这时，如果本币贬值就可以刺激出口，帮助其摆脱困境，而如果本币不能贬值，工资又不能灵活作出调整，那就可能出现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偿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
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当各个国家的工资无法灵活地适应劳动生产率时，对欧元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最终的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会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刺激出口。于是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不断增加其贸易盈余，而边缘的南欧国家则不断累积起贸易赤字，这种状况可以说自欧元诞生起就存在，至今愈演愈烈。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
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之前，欧洲货币政策偏松。其实，危机之前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都偏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借机扩张生产。而像希腊这样的弱国，宽松的信贷导致危机之前经济过热，债务大规模增长。当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虚假繁荣的经济显得异常脆弱，政府偿债能力立即出现危机。这时，正如前面所说，如果希腊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货币的国家，当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就应该贬值，刺激出口，使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还债能力就会提高。但在欧元区，各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希腊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这就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经济学道理。
“边缘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要解决危机，就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西欧发达国家的主张是希腊应该自己作出结构调整，特别是削减政府财政开支，同时，也使希腊自己能够在结构调整中提升竞争力，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债务增长的根源。但在经济已经深陷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削减财政支出，短期内则可能会使经济更为恶化。而对于债务负担更为严重的边缘国家来说，民众也不愿意，因为这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实际利益。从长远来看，整个欧元区特别是边缘国家削减政府支出可能是对的，但这些，民众就不管了。对于其中的道理，普通民众并不一定明白，普通民众只管自己的利益，而且是短期利益，就算有一部分精英明白其中的道理，赞成结构调整的方案，在一人一票的决策制度下，结构调整的方案也不会被通过。
欧债危机触及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 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麻烦在欧债危机中尽显无遗。当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作出迅速反应。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却明白，统一的货币进而统一的政治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最终实现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如果这个目标无法实现，最悲观的结果是，欧元区退回到西欧的“富国俱乐部”，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将半途而废。靠一个仅包括西欧富国的欧元区，欧元的国际地位也将大大下降，这对富国也没好处。道理很简单，在国际经贸体系里，人们总是愿意持有大国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也大。持有大国的货币，既可以带来国际贸易结算的方便，又可以防止经济和币值波动太大带来的风险。而对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及对持有欧元的国家征收铸币税。
要么救希腊，维持欧元区的统一；要么让希腊出局，欧元区萎缩。这就是欧元区的尴尬。随着西欧强国和希腊就危机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欧元区解体的尴尬似乎暂时远去了，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却就在身边：
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上面讲到的实例，对于欧洲来说是国家间问题，放在中国则就是省和省之间的问题。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的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大多数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向较发达地区的城市流动，因此，省和省之间的问题又与城市化进程纠结在了一起。为了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们需要继续从大国的好处说起，否则，就不需要讨论那些地区之间的复杂问题了。
如果说当前欧洲的统一还步履维艰，那么中国的统一倒来得很早。我们都知道，中国在秦朝以前，群雄纷争，严格说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秦始皇以后就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了。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非常重要呢？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都有很多好处。
先从前现代经济讲起。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中原地带”以平原为主，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同时，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这种大国具有的规模经济到了现代仍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比如说分散风险，在古代，不同地区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而在现代，技术、金融、政策、国际环境都可能成为经济产生风险的来源。最近有研究发现，大的经济体经济波动相对较小。 [1] 中国古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对于现代经济来说，还是一样道理。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反而比前现代时期更强了。我这里列举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如果要保证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平衡，就要有一个最低的国内市场规模，以此才能够基本弥补制造这些飞机的成本。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市场规模有利于创新，这非常重要。中国的市场销售量足够大，足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比如说“汽车安全扣”吧—我猜这是个只有在中国才能买得到的产品。它的作用是将其插入安全带的插口后，一些带有提醒系上安全带功能的汽车就“闭嘴”了。曾经有外国人惊讶于中国居然把这个不安全的东西叫做“汽车安全扣”，同时，他们也惊讶于这样的商品居然有那么多的款式。对此，读者只需要在淘宝网上搜一下“汽车安全扣”就有体会了，其中一个安全扣的图片同时提醒你“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汽车行驶请使用安全带”（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来着？）。这里，我虽然举了一个黑色幽默的例子，但其实，规模有利于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淘宝网本身。要知道，如果离开人口总数，淘宝网不可能活得那么滋润。全世界的网上购物平台，就美国和中国发展得最好，这同说英语和汉语的人多不无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手机软件（比如微信）。甚至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将研发基地往中国搬，也是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世界上最早开发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是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紧随其后。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有规模经济的好处，我们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事实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工作。同时，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行列。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和参与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援助，这就是国际公共品。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所以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有能力去提供这样一些国际公共品。最近，中国发起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又是一个具有国际公共品性质的例子。
第四个方面就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了。现在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都集中在所谓现代服务业中，而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的来源，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文化和教育产业特别受益于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国与国之间带有一定的文化壁垒。例如，内地电影明星的身价涨得很快，于是港台地区的影视明星纷纷进入内地拍戏，歌手也竞相参加电视节目，这就与内地市场的规模有关。像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之所以有跨国界的号召力，就与其大投入的制作有关；而中国一个省的卫视能够有如此大投入的电视制作，就不能不说与这一市场规模背后的广告收入有关了。教育行业也是一样。商学院能够开出教授“中国经济”的国际MBA项目，相应的，研究中国经济本身能够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些如果离开中国经济的规模，恐怕都难成功。
现代全球经济已经实现“全球化”，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锁国中实现发展，在此情形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只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简称IVC）的铸币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负相关。一国的货币要成为IVC，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目前世界上主要的IVC就是美元和欧元，曾经作为IVC的英镑因为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逐渐被取代，而日本与美国GDP之比在1991年的最高峰时只有60%，因此，日元从未真正成为IVC。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人民币成为IVC应该只是时间问题。2015年底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并居于第三位，这就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这也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越好。随着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增加，该国的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这会使该国的治理成本增加。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商业往来的交易成本甚至堪比不同国家间贸易的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事实上，即便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许多国家的规模也因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发生了变化，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
统一的好与难，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了不少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的事情：为了治理的方便，秦始皇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还统一了度量衡。其中，统一文字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我猜，今天的北京话和闽南话可能是两种语言，而不是两种方言。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秦朝建设了从都城出发往全国各个方向的“驰道”，并且在驰道沿途设了很多驿站，这为信息传递和维护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大国如何治理，并维持统一。
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仍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历史上，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政治的动荡和分裂，甚至最后王朝覆灭，很多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权导致地方实力太强，特别是在分封制下，地方的诸侯各自为王，就会威胁到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