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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问题。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也即全球化）一直以来伴随着文化复兴。现在，文化复兴成为了“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这一论断的基础。如果“多元现代性”这一术语（或者用一个相当的词，“替代性现代性”）通常指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话，那么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多样性的看法也提出了关于过去的重要问题，即现代性或许可以被看作一种欧洲的产物，然后从欧洲向外传播，进而征服了世界，并按照欧洲的模式重塑了世界。这一关于现代性历史的看法被认为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目的论，在今天受到许多人的摒弃，他们更相信“将欧洲地方化”这一口号。 [1] 然而，如果一味地否认现代欧洲（包括美国）在塑造现代性中发挥的变革性作用（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产品在全球所享有的统治地位与霸权是毋庸争议的事实），恐怕也会导致我们在摒除一种蒙昧主义的同时进入另外一种蒙昧主义。这一矛盾性正是当前历史争论的出发点。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现代性的急剧扩大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对传统重新加以解释。在早先的现代化话语中，传统是落后的原因，而现在它却被全球现代性转化为现代民族身份（还有“替代性现代性”）的一项资源。这使得本无意义的现代化变成了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渡，这正是“二战”后现代化话语所信奉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目的论。我本没有必要在这里过多斥责这种启发（并导向）了目的论的文化主义。然而，现在文化主义又带着新的伪装回归了：它在文化上对替代性现代性进行表述，因为后者同样相信文化的持久性，不过这次它却对落后与先进的区分只字不提，而是在普遍全球性的前提下，捍卫差异。
第二，现代性的全球化对现代性这一概念提出了疑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现代性的全球化滋生出关于现代的不同定义，这样一来，不仅界定“现代”本身成为不可能（除非是在一个狭隘的技术层面上），而且也无法历史地将现代性放置于某一场所之中。
一种有说服力的看法是，承认现代所具有的多元性，不过是默认了普遍主义的前提。从现代性在欧洲的最初实现以来，这些前提一直是现代性的主导力量。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是，欧洲现代性（现在已经被美国化）仍然可以在别的每一种现代性里找到普世主义，而与其对抗的替代性现代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却只能引发对本土的兴趣。不过，新的情况需要对现代性的历史作重新考量，它不光指的是非欧洲人对一套外来实践的同化，而且指的是一种新型实践的出现，其形成需要许多人的参与。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涉及现代性的地理学，它无法以国家、文明或区域的边界来辨认。
在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解构现代性而将其遗忘，而是要将现代性历史化。不管我们多么想界定它，同时作为物质和意识状态的现代性意识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它塑造了我们对于未来和过去的看法。重新界定现代性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论我们如何界定，都难免流于简化主义并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相反，我的目的是给出一些预测性的建议。当争论已经破坏了现代性的一致性时，我们该如何将现代性思考为一个历史问题？不过，我的起点是几个相互矛盾的前提。其中一个便是，不论文化研究学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如何批判与解构，由欧洲/美国所声称和开创的现代性（即殖民现代性），正是当下全球情境的一部分。 [2] 资本的全球化同样定义了现代性的局限。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植根于殖民现代性的矛盾之中，在一段时间里，它们许诺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却最终被资本改造世界的力量所吞噬。 [3] 其结果便是全球所有的空间向资本活动敞开，这正是全球化一词所描绘的这一过程的重要意义。
现代性的冲突正日益局限于文化认同的层面，而与根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问题撇清了关系，这些问题很多都是植根于日常生产和消费实践的本体论/文化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美国现代性所具有的历史复杂性被当前的讨论屏蔽了。尤其在像中国大陆这样的后社会主义社会里，其讨论将现代性认同于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往往认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而非其政治——伦理成就。殖民的历史与今天，本身也是资本扩张的内在部分，它们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整合到全球化的目的论叙述中。正是这样一种现代性，在当下成了全球追捧的对象。
然而，并不是说这样的现代性是一种内在于“欧洲”历史的自然发展，也不意味着它一旦在历史上成形，就会像磁铁一样，令所有的社会效法。欧洲或欧美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纠缠在一起，它不过是16世纪经济关系全球化（如果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的一种可能性产物，这一全球化正是现代性产生的先决条件；随后，通过必要的武装力量，在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推动下，被加诸全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势力的全球化，让替代性现代性重拾权力，从而令一些人可以对欧美统治和霸权作出挑战。然而，与早先不同的是，他们必须要参与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其中，欧洲和美国仍然处于核心），才能确立其差异性。这让他们成为后民族主义者和后资本主义者，在很多方面，他们同时是后现代的和后殖民的（如果“后”作为修饰语可以理解为后来者）。
现代性不是一种
事物
，而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关系不断变动的流动性产物，这些关系所涉及的范围各异，传统的历史与地理分析并不能完全（或者不能长久地）将它纳入其中。我认为，以全球化作为视角，从现代性的三个阶段来对其进行思考将会是有帮助的（这可以形成一种一致的问题意识），以此可以表明现代性的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权力分配的不同形式。
对这三阶段的命名将有助于我们表明现代性的位置及移动，这也使得这些命名是合理的。它们可以被称为：欧亚现代性（Eurasian modernities）；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现代性（Euro-centered colonial modernity），或者欧洲现代性（Euromodernity）；以及当代的全球现代性（contemporary global modernity）。对现代性的时间性进行改写，在根本上也受到了其空间重构的启发。在第一阶段，考察的重点从个别社会或地区（例如中国和欧洲）转向了跨洲际的互动。这一互动既是社会与地区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形成非洲——欧亚人类栖居空间（Afro-Eurasian ecumene）的一部分，这一栖居空间为现代性的形成提供了最为广阔的语境。第二阶段，欧美在建立现代性的过程当中建立起全球霸权，在历史上为现代的概念提供了标准。虽然我们不否认这种现代性在建立现代世界时占据了中心性地位，不过似乎更恰当的做法是将其具体地命名为欧洲现代性，以避免武断地将现代定义为欧洲的现代性。最后一个阶段代表了现代性的全球化及多中心化，其基础是政治经济的全球转型以及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转型，这使得欧美的殖民现代性得以成形。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将欧洲从现代性的历史中剔除，而是如何重新表述那段历史，才能将现代性既理解为一种全球进程的产物，又承认欧洲及欧洲人在现代性形成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这有好处也有坏处。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什么可能是、什么可能不是现代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要提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双重理解：就关系而言的现代性，和主要就价值和日常实践而言的现代性，后者涉及从政治到日常社会关系的每一个领域。虽然二者的含义互相冲突，但是我认为，这两种现代性的观念对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展开都是必要的。
作为关系而言的现代性，让我们将其设想为一种全球现象，它既是现代性得以发生的力量，又是现代性无所不在的后果。这一后果指的并不是形式的同一化，而是一种变革性力量，它经由社会间不断加剧的互动而在全球范围内体现。这种互动从蒙古人入侵开始，随着欧洲人发现并入侵美洲而获得了全球性的广度。这些互动本身既是结构性变革的效果，也是其驱动力。欧洲人在其中扮演的调停人角色，成为他们权力的重要来源，因而可以将其应用于现代性的建立当中。另外，作为关系而言的现代性也是没有中心的多极现代性。它以不同的形式，在宽度和广度上跨越了伊斯兰历史学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所命名的“非洲——欧亚栖居空间”。到16世纪，它又漂洋过海到达美洲和大洋洲。 [4]
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理解为强调价值与实践（从科学到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观点带来了解脱。这些价值和实践都是欧美现代性的特殊产物，我们通常将它们理解为现代的。而这一观点本身就是欧洲人的发明，他们将其价值和实践认定为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并进而通过奴役和殖民全世界来证明。经由扩张、征服、殖民，这一现代性的特定样式从18世纪开始变得全球化，消灭了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正是那些产生了欧洲现代性的相同力量反过来又制造了这些可能性。试图消除欧洲现代性在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所产生的全球影响，这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克服历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欧美现代性话语现在已经成为现代性全球话语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全球性话语还包括了反殖民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合法化，它在当前后殖民批判以及后现代主义中有所显现。如果世界上的民族主义历史学想要拒斥欧洲现代性所引起的变革性影响，就不得不同时否认殖民性，因为殖民性也被植入了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现代性观念中——这个植入过程经由民族主义得以完成，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对它的一种回应。今天，替代性现代性的言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态势下，所谓的替代不过是全球主题的一个变异，以及欧洲（现在变得更美国化了）现代性之价值与实践的变异。而另一方面，回顾现代性的前殖民时期——彼时，差异被认为理所当然——有助于从历史的视角来安置现代性的“变异”（variations），因为它们并不起源于那些模糊的前现代性概念中，而是起源于“传统”中，尽管这些传统已经被新兴的全球现代性重塑过了。
[1]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2] 虽然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现代性，但在定义“历史的角度”之前，历史研究有义务处理“正在到来的当下的”，除非历史学成为一种关于人性的宏大叙事。关于后一种视角有很多可谈，但这与其他不同阶段的时间性并不矛盾。关于对“现代中心主义”的批判，见Jerry H. Bentley，“Beyond Modernocentrism: Toward Fresh Visions of the Global Past”，in Victor H. Mair，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Honolulu，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p.17–29。
[3] 这些运动从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内化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前提。我曾在一篇长文里论述过这一观点：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fo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3（中译本见王宁等译《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编者注）。
[4] 关于霍奇森观点的讨论，见Edmund Burke III，“Islamic History as World History:Marshall 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0，No.2（May 1979）: 241–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