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受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邀请，开办“梁启超纪念讲座”，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尤其要感谢陈来教授和刘东教授给予我这样的荣誉。

在第一讲中，我希望厘清此讲标题中的几个术语带来的概念问题，即现代性、全球性，以及历史。我对这些概念的思考也将贯穿下面关于现代中国的讨论。在随后的讨论中，我还将对另一术语“文化”作更深入的探讨。这些术语为我们寻求新的范式提供了关键词，或许能够为我们理解当前的语境提供些一致性，从而超越我们旧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些术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和纷争。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现代性。在现代性产生的语境中，我们的世界正被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意识所驱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涉及现代性的历史，以及现代性理解过去的方式。

世界缺乏一致性也影响并扰乱了我们用以理解它的这些术语。试图给这些术语下定义，在思想层面来看似乎只会适得其反。任何这样的定义因为只能够关注某些方面，从而流于片面。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澄清这些概念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新时代要求一种“新史学”——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澄清全球性新境况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则是走向“新史学”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我在此重提梁启超一个世纪前所提倡的“新史学”，是特意为之。因为我认为，当下情境所带给我们的思想挑战，与彼时梁启超及其同侪所面对的全球化世界之间，存在许多重要的平行与对应。虽然一些学者已经从经济方面指出了当代全球化与其19世纪的前身之间的相似性 ^[1] ，但是，彼时和当下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19世纪晚期的全球化由欧美殖民主义所驱动。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殖民主义进一步巩固了殖民现代性，并引发了欧美霸权与本土运动之间的持续斗争，而本土运动受到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启发，本身便是殖民现代性的产物。梁启超1902年对“新史学”的召唤，正是对殖民现代性挑战作出的直接回应。

今天，我们再次召唤“新史学”，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全球化。这一全球化既是后殖民的，又是后民族主义的。我们今天召唤“新史学”，是因为我们迫切感到在历史中重新引入替代性过去（alternative pasts）以及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必要，它们不仅被殖民史而且被民族国家的历史抹杀了。在殖民现代性的统治下，我们今天的新史学力图从遗忘中拯救那些被边缘化甚至被抹杀的文化。它力求在历史中重振已经消失在过去的许多声音——不光是梁启超那种民族主义的，也是全球的声音。它不仅质疑欧美现代性的统治地位，也质疑现代性本身。它反对为历史与民族国家服务的“新史学”，并且质疑将民族作为历史分析单位的恰当性 ^[2] 。它更多关注的是政治生态，而非政治经济。

以上两种“新史学”的共同点不是它们的内容，而是它们所共有的危机感——既是关于政治经济形式的，同时也是历史实践表述的危机。回过头看来，梁启超及其同侪所认识到的清朝（或中国）的危机，也是现代性的危机，它很快就会在世界大战中爆发。当前，我将这一全球化的时刻称为“全球现代性”。现代性似乎处于危机的最后时刻，危机的标志正是诸如中国这样的社会的回归——曾经被包含在“第三世界”这一术语中——然而现在，它们对什么是现代也有“自己的”理解了。

尽管存在许多不同，梁启超对于现代性的经验（其中包括对史学的不断试验）与当下的经验在范式层面上仍然存在可比性。我本人绝对算不上梁启超研究者。不过，与许多在美国的同辈的中国研究学者一样，梁启超在19和20世纪之交对中国问题作出的诊断（这些问题从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中折射出来），极大地塑形了我自己的中国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塑形了我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梁启超传记中，著名历史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发现了一种关于“现代中国心智”的隐喻性表述。这一表述的关键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张力，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拥抱自西方引进的新价值观，另一方面却对中国文化保有一种怀旧式的留恋 ^[3] 。后来的研究对列文森的解读提出了挑战，但仍然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性的代表和缔造者。张灏更为坚定地将梁启超放置于本土的思想传统中。他认为，“对梁心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来考察时代的意识变迁”。 ^[4] 与此相似，黄宗智写道，尽管梁启超最大的“影响是作为一名新思想的传播者”，但他“1898—1903年间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根本前提，这些前提同时存在于日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对立之中”。 ^[5]

当梁启超基于不同的政治理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失宠之际——虽然他并没有完全被遗忘 ，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却将梁启超奉为表述中国现代性的关键人物。然而，他们还没能把“保守主义”的标签从梁启超身上拿下来，这种标签很大程度上源于梁启超本人与现代性的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梁启超对欧美现代性的后果感到担忧，他的欧洲之行，加之他个人深知现代性在欧洲思想界的幻灭，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担心。梁启超的“保守主义”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情绪；它对现代性的可能性抱定一种悲观主义，这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热情乐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背离于他早期的观念，梁启超向内转，开始更多地强调中国历史与当前时代的相关性。这一态度与当时知识分子坚定地转向西方——可以从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中看出来——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其他同辈的知识分子一样，当中国政治在20世纪中叶转向社会革命时，梁启超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位前朝遗圣。

从后革命中国以及当代现代性的视角来看，这一观点比起上一辈学人写作的那个年代显得更有问题。事实上，在现代性再次受到质疑的时代，梁启超关于现代性的经验——从热切的接纳，到幻灭后搜求替代性的出路——正是现代性诸多矛盾的一个例证。下面是唐小兵近来研究梁启超的结论，他对于梁启超的解读，正是在全球性意识的启发下，对现代性所作的后现代与后殖民批判。请允许我长篇累牍地加以引用：

梁启超是现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位社会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基于个人对于世界空间的亲身经历，他遭遇并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梁启超于1898年赴日，这固然在物理空间上远离了中国，却深深地将自己牵扯到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之中。然而，在这一现实的民族主义空间中，梁启超却开始从全球的视野重新想象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之所以被选定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基于平等和进步的普世原则。之后，梁启超于1903年在北美广泛地旅行，这进一步有助于他将现代性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地理学加以描述和认定……存在于中华帝制和美国共和制之间的制度、文化、历史差异，促使梁启超思考什么才是构成中国现代性的可能元素。换言之，现代性不可能以一种普世形式被接纳。到了1920年，在长达一年的战后欧洲游结束时，梁启超最终决定不再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进步的时间性。相反，他在独立却又充满互动的文化系统中，发现了一个动态的人类学空间。而只有在对差异进行全新的全球性想象时，这一空间才变得敞开和为人所理解。 ^[1]

或许唐小兵的描述使梁启超听起来太当代了，但是它将梁启超遭遇现代性的轨迹与现代性本身的轨迹雄辩地结合到一起。以欧美为中心的普世主义为起源，现代性逐渐转移为一种普遍性本身的分裂（fragmentation of universality），从而以一种更强的趋势在民族与文明的空间中彰显。如果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比过去更为明显，仅仅是因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后民族空间（postnational spaces）之间的距离正在扩大。这一后果是由于经济上的资本全球化、社会上的跨国组织，以及文化上的新交流方式，使得各个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综上所述，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前世界的全新之处并不是全球化，而是一种在过去还未存在的全球化意识。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和中国人）的经验都指向了现代性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供了一个具有指导性的出发点，以供我们探讨源于现代性危机的问题，而这一现代性正是植根于全球性的语境之中。 ^[6]

[1] 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6; Jeffrey A.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W.W. Norton& Co.，2006（中译本见杨宇光等译《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编者注）.

[2]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中译本见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编者注）

[3] Joes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C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中译本见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编者注）

[4]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 – 1907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中译本见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编者注）

[5] Philip C. Huang，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W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5.

[6] Xiaobing Ta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 7–8. jstffnS6bcTVXHUP75F47hAsHuzSAqhmrOpiAJV1emWv0cO2Hm1pix78NUCM2C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