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经指出：1830年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崩溃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分水岭”。这是指它们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所占支配地位的更替而说的。其实，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在十九世纪初叶早已在英法二国产生了。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革命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尤其是在雅各宾党掌握政权时期所采取的一些激进措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很快暴露出来，它从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者变成为反对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反革命阶级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法国的资产阶级向代表它自己利益的经济学家们提出创立适于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如马克思所教导的，这种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是：“……只在外观上的联系上面打转转，为了想要给最常见的现象以表面上也说得过去的说明，并且为了资产阶级日常的需要，像反刍一样，不绝咀嚼科学经济学许久以前已经供给的材料，……又只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善世界所抱的平凡而自大的见解组织一下，墨守着，并称其为永远的真理。” [1]
萨伊（1767—1832年）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适当的人。因为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及其大部分实际活动都同“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有着密切联系。
萨伊出生于里昂一个大商人的家庭，很早就从事商业活动。不久去英国，他的教育是在英国时期完成的。他在那里既亲自看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发展的情况，也可能读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很吸引着他，尤其是当大资产阶级执政时期，他更为兴高采烈，积极拥护。但是当雅各宾党上台以后，他就离开革命而且成为它的反对者了。
在1794年到1799年间，萨伊主编《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并且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文。1803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这部著作，由于反对拿破仑的经济政策，曾被禁止重印。直至拿破仑失败法国王朝复辟，才于1814年再版。在萨伊生前，共出过五版（以后三版，分别于1817、1819和1826年印行），几乎每重版一次都有修改。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部中文译本是按法文第四版翻译的英文本转译的。
从1805年起，萨伊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办新型纺纱厂。到1813年才恢复研究工作。在拿破仑失败以后不久，他即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并于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精义》——这是上述《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的缩本。在1828—1830年间，萨伊又把他的讲稿编成了六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部巨著所论及的范围虽然很广泛，但是它的基本经济观点则是同《政治经济学概论》一致的。
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由《绪论》和第一篇《财富的生产》、第二篇《财富的分配》、第三篇《财富的消费》共四部分构成。这种结构就是这本书的副题所以标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原因。
萨伊自己是极重视《绪论》的。他在《绪论》中首先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时应当采用的方法。接着以比较多的篇幅概述从色诺芬起一直到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止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略史。在这里，他特别推崇亚当·斯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自己是以亚当·斯密理论的解释者和通俗而又系统化的作家自居的。同时他又指出亚当·斯密著作的一些错误或缺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并说斯密的著作“缺乏条理”。在这部分里，他还批评了李嘉图的抽象法。最后，他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认为从国王大臣们一直到普通公民都应熟悉政治经济学。因为当统治者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对他们的各自利益知道得比从前更清楚时，他们就会发见这些利益并没有矛盾”。不然，则“……人民铤而走险，……听信恶言，建立更坏的制度”（第52页），那就不好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雅各宾党执政时期的激进措施，尚心有余悸，也可以看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了。
第一篇虽然标题为《财富的生产》，但从内容上看，萨伊在这一篇中所论述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除生产领域的各种问题外，举凡有关商品流通、经济政策、对外贸易以及货币等等问题的讨论，都包含在内。
照萨伊自己的说法，这一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止，着重说明为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各种生产要素。他从财富的定义以及财富同价值的关系开始，并说明了生产的意义，接着分别讨论他所谓的生产的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尤其是土地。然后进一步指出：一切劳动的分类；生产三要素的作用——所谓生产性的服务；分工的利弊；资本的变形以及资本的形成和增加。最后论述所谓无形产品。
第二部分包括从第十四章起以下的九章。照萨伊自己所说，这一部分是“探讨对生产起作用的各种外来和偶然原因以及阻碍或助长生产要素的作用的外来和偶然原因”（第146页）的。他首先肯定了，只在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件下，生产三要素才能发挥其最大生产力。其次，发表了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谬论。他在这一部分中讨论对生产发生作用的各种外来原因时，着重反对了政府的干预经济活动和拿破仑的经济政策，论证“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第215页）和“利己主义是最好的教师”（第212页）这种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的平凡而自大的“真理”。最后，以两章的篇幅阐明货币流通和信用问题，也不过“咀嚼科学经济学许久以前已经供给的材料”而已。
第二篇《财富的分配》。萨伊认为分配的对象是价值，因而他首先说明价值、收入的来源和价格的变动。然后指出分配怎样进行，并分别阐释同生产三要素相对应的三种收入。最后提到产品数量对人口的影响。
第三篇《财富的消费》。萨伊首先说明消费的种类和结果，然后提到个人消费的动机和结果。他在这一篇中所着重探讨的是所谓公共消费。但实际上他所说的是关于国家开支的各种费用、课税和国债等财政问题。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家把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捧得很高，认为他是亚当·斯密学说的继承者和在西欧大陆的传播者，并把他当作古典经济学家之一。他们所根据的就是萨伊的这部《政治经济学概论》。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固然是以财富即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为其研究对象，但他所着重研究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财富，也没有故意避而不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缺陷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混同起来，而不知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萨伊在这本书的《绪论》中一开始讲到研究对象时，就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当和“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分离开来。就是说他主张经济同政治分开，使经济活动免受政治的干预而得以自由地进行。他所以会抱这种主张，诚然是借此来反对拿破仑的尤其是雅各宾党执政时期的政治，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抽去社会和阶级的具体内容而抽象地空谈一般经济问题，以便于掩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从而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奠定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充满着矛盾的，在他的著作中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庸俗的因素。萨伊所继承的只是其中庸俗的因素，而对其中的科学成分则或者弃置不谈，或者加以反对。
亚当·斯密的著作虽然是有许多缺点、错误和矛盾的，但它有自己的逻辑体系，而且研究的对象和总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是始终贯彻全书的。可是，萨伊并不懂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书的逻辑结构。他在评论这部杰出的著作时指出：它“……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不齐整的奇妙的创造性理论”，“许多地方都欠明晰，全部著作都缺乏条理。要想透彻了解他，就必须把他的见解加以整理，细细体会”。
看来“整理”是必要的了。萨伊是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开始“整理”的。他说政治经济学是“阐明财富确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根据这个定义，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彼此相互独立的三个部分，“而在谈论生产的‘部分’中，不是运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运用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用这种空洞的废话来抹杀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 [2] 。萨伊正是抽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剥削关系而空洞地谈论生产的。这样，他就把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按照所谓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技术科学了。用这种办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当然是很方便的。无怪乎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要把萨伊捧上天，认为他是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创建者。他的这种分部法，在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稍加变更地（有的略去消费而添上流通，有的则划分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部分）沿用很久，这并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消费和分配是同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 生产起着主导作用。事实上，分配和消费绝不能离开生产而又彼此分离各自独立。所以，萨伊的这种分部法，只不过标志着亚当·斯密理论的庸俗化而已，在科学上是毫无意义的。
可见，萨伊固然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继承者，但他所继承的不是斯密著作中的科学成分，因而绝不能把他算作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之一；他是继承而且还“发展”了斯密著作中的庸俗成分，因而只能把他看作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倡始者之一。
萨伊既然抽去了社会经济形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好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谈论生产问题。他认为除任何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用的像阳光、空气等天然存在的物品以外，凡是能够用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物品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他认为生产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因素协同活动使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各种物质适宜于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
他认为由于生产出来的物品具有效用，因此人们就给这种物品以价值。照萨伊的说法，物品价值的唯一基础是它的效用。很明显，他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即萨伊所说的效用）混为一谈了。这种观点当然是极错误的，因为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价值存在的物质条件，但绝不是价值的基础。如果再考虑到亚当·斯密已经区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则萨伊这种见解的错误和庸俗就更清楚了。但这一点对萨伊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萨伊的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且是他用来反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工具和引出他自己的生产三要素论的根据。
谁都知道，使用价值绝不是人的劳动所能单独创造的，萨伊既然把它和价值混同起来，就一定会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劳动又是价值的尺度。萨伊认为，斯密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不能仅归因于劳动。
这样，萨伊从他的效用是价值基础的“理论”引申出生产三要素论。他所理解的这三个生产要素都没有历史的和社会阶级的具体内容，而只是指一般劳动、生产资料和自然力尤其是土地。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只要进行生产就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被抹杀了，它的种种矛盾和阶级的剥削关系当然也就都被掩盖起来。以这样的“理论”来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当然是很方便的。
其实，李嘉图在当时就早已指出：自然力只是同产品的使用价值有关，它对于价值是毫无关系的；生产资料也不能创造新价值；能够创造新价值的唯有人们的劳动。所以，萨伊这种“理论”的错误，很早就已被指出来了。 [3]
但是由于它很适合于辩护的目的，才为以后的庸俗经济学家所推崇和应用。
总之，依照萨伊的观点，生产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共同协力生产出物品的效用，这种效用就成为该物品的价值的基础。萨伊就是这样把他自己的效用论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的。
但是价值还有一个量的问题，因而成为价值基础的效用也不能不有量和尺度单位问题。我们要问：效用的量的大小如何决定？究竟用什么尺度来测定它的大小？萨伊不但没有说明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到需要强度、效用强度等一些废话。不错，他倒是提到过效用的尺度。他说：“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萨伊是坚持效用是价值的基础的，那么他如果在逻辑上能够贯彻这种主张，本来应当告诉我们：由效用来测定价值并作为价值尺度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他以及他以后的所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无论怎样探索都不能找到可以测定效用大小的客观标准尺度，因为这种尺度单位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他只能因果颠倒地说什么：倒是价值成为效用的尺度了。
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仍然要问：价值本身的大小究竟如何决定呢？他说：“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价格是用来购买一定量某种商品所付出的货币。这一点萨伊也是同意的。既然如此，价格理应由货币和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价格虽然可以表现出商品价值的大小，但必须以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为基础。萨伊在这里把价值的大小如何决定的问题同价值大小如何表现的问题混同起来，并以后者去替换前者了。
即使如此，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我们还是要问：那么一种商品的价格又由什么并如何决定呢？他认为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他说：“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一种货物的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的减少而成比例地上升；反过来也是一样。换句话说，物价的上升和需求成正比例，但和供给成反比例。”
这样，萨伊当他的效用论不能说明问题时，就不能不借助于庸俗的供求论了。我们都知道，供求关系的变化只会引起价格背离价值而上升或下落，这种关系绝不是决定价格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庸俗的“理论”曾不止一次地予以严厉的批评。他曾这样写道：“如果需要与供给互相均衡，它们就不再能说明任何事物，就不会影响市场价值，让我们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恰好表示为这个货币额，而不表示为别的数额。” [4]
萨伊在这本《政治经济学》中不仅在许多地方谈到供求论，同样，他还在不少地方谈到庸俗的生产费用论。他认为生产费用是价格的基础，是价格的最低限度。他曾说：“如果一个生产事业的产品不多于它的生产费用，那便没有新价值的产生，因此也没有新财富的创造。”他所说的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利息和地租构成的。依照萨伊的意见，构成生产费用的这三个因素分别是使用生产三要素所支付的代价，这样，为了说明生产费用又不能不考虑生产三要素的价值如何决定的问题了。
萨伊有时又把生产三要素叫做“生产手段”或“生产来源”。
当萨伊断言效用是价值的基础时，他是从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的。就是说，他认为商品能够直接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可以供人享受，有效用因而也有价值。但是有些生产来源例如一块地或一件工具是不能直接供人享受以满足其需要的。那么，它们的价值又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这个问题倒是为萨伊所注意到而且予以解释的。他说：“它们（指生产来源——引者）的价值基于它们所能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指产品价值——引者）本身则起源于那个产品的效用……” [5]
本来，生产费用论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循环论。如果我们可以把庸俗的生产费用论叫做小迷宫的话，那么，萨伊的价值论就可以说是大迷宫了。当他不能依靠效用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供求论；供求论失去作用的时候，他又陷入生产费用论；在要彻底说明生产费用即要说明所谓“生产来源”的价值的时候，他已回到效用论了。转来转去，始终找不到出路！
虽然如此，萨伊的“服务”也还是有所“贡献”的，那就是他把早已有人发表过的各种庸俗的价值论，收集起来，左右逢源地灵活运用，借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萨伊的分配论是以他的生产三要素论为基础的。根据他的理论，生产有三个要素，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协力，各自发挥其作用而表现生产的性能。这就是人的劳力、“自然的劳力或自然的生产性服务”和“资本的劳力或资本的生产性服务”。
这三个要素所有者由于它们的服务而取得相应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由劳动的服务产生工资，资本的服务产生利息，土地的服务产生地租。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予以全面分析批判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劳动——工资；
资本——利息；
土地——地租。
照萨伊的说法，无论什么时代和无论什么地方，进行生产就必须具备这三个要素，而它们的服务也必然会使其所有者取得相应的收入。这样，他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消除，而使它们变成为绝对的和永恒的收入形式了。
亚当·斯密曾经明白地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价值的扣除部分，因而他“已经把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认识了” [6] 。而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则表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三种收入是由不同的来源产生的，剩余价值就完全被抹杀了。这样，萨伊完全拒绝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科学成分，而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利益调和”论打下了基础。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在分配问题上有科学的因素也有庸俗的成分。萨伊这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完全抛弃了斯密的科学观点，而利用其庸俗的见解。这首先在工资问题上表现出来。
亚当·斯密一方面认为工资是劳动生产物或其价值的一部分，这样就有可能揭露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他又不加批判地使用“劳动价格”这个术语，认为工资就是劳动价格，从而又掩盖了那种剥削关系。萨伊既然断言工资是劳动服务的报酬，那么劳动者已得到他所应得的全部代价了，因此，他们并没有受任何人的剥削。不仅如此，他还硬说，低工资对于全社会都是有利的。他在反对西斯蒙第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建议时曾说：“所谓低的工资率只对雇主有利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工资率的降低和跟着而来的竞争的不断作用，必定使产品价格下降，因此从工资下降得到利益的乃是消费阶级，或换句话说，整个社会。”这种论调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这里只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它同萨伊自己的效用论也是矛盾的。因为商品价值的基础既然是效用，而工资的降低绝不会使商品的效用发生变化，因此也就不可能影响商品的价值。这种“理论”虽然是极其错误的，但由于它是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强辩的一种工具，所以一直到今天还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取。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家，还利用它作为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的武器。例如，所谓冻结工资政策和以反对通货膨胀为借口而限制工资的措施，都是以这个“理论”为武器的。
萨伊不但否认工人被剥削，而且还把工人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等同起来，认为他们都是劳动者。他把人的劳动分为三类：1.哲学家或科学家的劳动，其任务在于阐明理论；2.农场主、工厂主或商人的劳动，其任务在于应用；3.工人的劳动，他们“在前两种人的指挥监督之下提供执行的力量”。照萨伊的这种说法，工人和企业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他们都是劳动者，不过前者的任务在于“执行”，而后者则以“应用”为其任务。由于“应用”比“执行”更复杂更困难，因而企业家所得到的工资比较工人的高些罢了。这样，他又把亚当·斯密的利润论庸俗化了。
亚当·斯密曾经指明：利润是归资本家所占有的、从工人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价值中扣除的部分，利息是从利润派生的。萨伊把利润划分为“资本的利润跟使用资本的劳动的利润”两部分。前者是“对于资本的效用或使用所付的租金”，即资本生产性服务的报酬，这其实就是利息。后者则是企业家即萨伊所说的冒险家经营管理等劳动的报酬，这就是企业家的收入。尽管他在本书中说了一大堆利润，例如什么“一般劳动利润”、“资本利润”和“地产利润”等等，实际上，他已把这个经济范畴取消了。因此，依照他的观点来说，“三位一体”公式中所包括的一个公式，不是资本——利润，而是资本——利息。
萨伊一方面漫无边际地使用“利润”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又于实质上取消了它。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都在追求同一个目的，即便于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并且为“利益调和论”奠定基础。
萨伊扩大“利润”这个概念是同他扩大“资本”这个范畴有着密切联系的。在他看来，不但像工具、原料等等生产资料，连同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和货币都是“属于生产资本的范畴”的，而且认为工人的生产技能连同“做公务员的本领，也是一种积累的资本”。这样，就必然会得出“就是普通工人，通常也自己预付一部分资本”的结论。照这种见解来说：既然工人也有“资本”，他的劳动也有“利润”，那么，他同资本家还会有什么区别呢？在他们之间哪里还会有被剥削和剥削的关系呢？
另一方面，萨伊把利润分解为利息和企业家的收入，这两种收入是由不同的来源产生的。这样，他以为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了：既然企业家的收入是由于他们的管理和经营企业的劳动，那么，其性质就同工资是由于普通工人的劳动是一样的。他们之间当然就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更说不上有什么剥削关系了。同时，利息和企业家的收入既然由不同的来源产生，当然，在货币资本家和机能资本家之间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了。这样，他又把这两类资本家在瓜分剩余价值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掩盖起来。
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如此“巧妙地”掩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脓疮”，把它说成多么和谐！无怪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庸俗经济学家们都要拍手欢呼他的著作，把他捧上天了。
可是，美妙的梦总是做不长的。萨伊的这种“妙论”不但在理论上毫无根据，而且也早为资本主义的现实所粉碎。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两点就够了。1.无论萨伊如何说普通工人也有资本，甚至一个人本身也是“由每年用以教养他的款项累积形成”的资本，但工人始终是受雇者和被剥削者；2.在萨伊时代的法国已经有股份公司形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尽管资本家并没有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却依然获得利润——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利润总是高于利息的。这种事实无情地击破萨伊的关于工人和资本家没有利害冲突的“美梦”。
萨伊在地租问题上，不但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地租论，而且他自己还发表了前后矛盾的见解。他一方面认为地租是土地的生产性服务的报酬，亚当·斯密的关于地租是从劳动生产物或其价值中扣除的一部分的论点，即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态的论点，完全被抛弃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地租是地主节约和发挥智慧的结果。他说：“一个土地所有者，由于注意，由于实行节约和发挥智慧，年收入比方说增加五千法郎。”地主如果不亲自经营农业，他如何能在农业经营上实行节约和发挥智慧呢？如果他自己经营，那么他就已经不是以地主而是以农场主的资格来“发挥智慧”和“实行节约”了。很明显，正如李嘉图所正确地指出的，萨伊在这里把地主和农场主混为一谈了。 [7]
如果说，萨伊的效用论是用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那么同样可以说，他的分配论是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尤其是李嘉图的剩余价值论的，并为后来由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斯夏建成完整体系的“阶级利益调和”论奠定了基础。
萨伊的生产三要素服务论和分配论，如上面所说，是他用来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并“证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利益调和”的工具。同样地，他的销售论则是他借以“证明”产业资本家彼此之间的“利益调和”和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经济活动自由的理论武器。
萨伊断言：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媒介，产品最后总是要用产品来购买的。“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既然一种产品总是用另一种产品购买的，而作为购买手段的这另一种产品又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出来，因此，他说：“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既然产品是以产品购买的，当然就不可能发生所有产品同时过剩的现象，而只会发生某种或某些产品的过剩。或如他自己所说：“某一种货物所以过剩，……因为别的产品生产过少。”“正由于某些货物生产过少，别的货物才形成过剩。”
他又认为：某种产品过剩，其价格必下降从而减少利润，另一种产品过少，其价格必上涨从而增加利润，这样一来，如果不是“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厌”而横加干预，则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机器自动发生作用的结果，就会迅速地使各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趋于平衡，而消除某些产品过剩的现象。所以他说：“如果对生产不加干涉，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
萨伊从此做出“利益调和”和经济活动应当自由的四个结论：
第一，“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而生产者所得的利润也越大，因为价格总是跟着需求增长”。这就是说，所有经营生产事业的资本家之间是“利益调和”的。
第二，“城市居民从乡村居民得到利益的真正来源，同时也是后者从前者得到利益的真正来源；他们两者自己所生产的东西越多，就有能力向对方购买越多的东西”。很明显，这是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矛盾和“论证”它们之间“利益和谐”的。
第三，“购买和输入外国货物绝不至损害国内或本国产业和生产”。这是用来反对拿破仑的经济政策而论证对外贸易自由之必要的。
第四，“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愿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所以，激励生产是英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这是用来说明资本主义自身具有无限而顺利地进行再生产的生命力，它用不着外来的帮助，从而反对马尔萨斯的关于地主、僧侣等等不出卖而只购买的人的消费能克服生产过剩的那种见解的。
尽管萨伊自己极重视这种销售论，自吹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尽管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把这种“理论”吹捧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巨大贡献，甚至像李嘉图那样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极推崇萨伊的这种“理论”，但它终究在理论上经不起批判，而且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事实所粉碎。
萨伊在他的销售论中，不但混同了资本流通（货币——商品——货币）和简单商品流通（商品——货币——商品），而且又把简单商品流通归结为物物交换（商品——商品），才得出一切商品不能同时发生过剩的结论。这样，不仅仅由于货币参加流通使卖和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可以分离从而发生的危机可能性被掩盖起来，而且还歪曲了和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危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生产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当然也就无从发现了。只要指出物物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区别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萨伊这种“理论”的错误和毫无根据，就很明显了。
尽管萨伊的这种“理论”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界一直流行到资本主义总危机初期（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前），但它早已屡次为事实所驳斥过。马克思说得好：“危机之规则的反复，已经在事实上把萨伊之流的饶舌，指为空谈。那只在繁荣时期被使用；在危机时期，是要被放弃的。” [8]
马克思曾经说过：“庸俗经济学家自己是不生产什么的。” [9] 这种评语对萨伊说来是非常确切的。他的这部《政治经济学概论》只是继承和阐述亚当·斯密著作中的庸俗成分，使它具有通俗易读和表面上系统化的形式而已。我们还可以指出：他的效用论的见解在加里安尼甚至杜阁的著作中早已有了，供求论在洛克的著作中已有比较完整的说明，生产费用论在斯图亚特的著作中早有所阐述；工资降低对全社会有利的谬论只是生产费用论更进一步庸俗伦的论调；把利润归结为企业主劳动的收入的见解，曾经为亚当·斯密所批判过，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的最平凡的观点。甚至连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们吹捧为萨伊之最大贡献的销售论，其出发点“产品同产品交换”也是从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剽窃来的。 [10]
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萨伊虽然没有生产什么，但他的这部著作，由于很适宜于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辩护，不但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已有欧洲各种文字的译本，而且在上世纪下半期及其以后，他的各种“理论”也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各流派所发展。例如，他的效用决定价值和生产资料（即萨伊所说的生产来源）的价值由借助这种资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来决定的论调，都为庞巴维克所继承和发展，而形成为一套完整的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论；他的由生产三要素的服务决定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的“理论”后来由奥国学派发展成为归算论，并以之为其分配论的理论根据；他的资本的生产性服务论为英国马歇尔和美国克拉克等发展成为一套较完整的资本生产力论。至于他的降低工资对于全社会都有益的论调一直到今天依然成为资本家向工人的生活水平进攻的武器，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
考虑到这些情况，这部著作原文第一次发表虽然距今已整整一百六十年，把它译成中文出版，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因为通过对这部著作的分析和批判，必将会提高有关经济学说史一课的教学和研究的质量。
季陶达
1963年5月
[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页脚注。
[2]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3] 例如李嘉图对萨伊的这种“理论”所指出的错误。参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3页。
[4]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8页。
[5]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种由产品价值决定生产资料价值的观点，同他自己的庸俗生产费用论恰好是矛盾的。
[6]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1页。
[7] 参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8页。
[8]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4页。
[9]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6页。
[10] 参阅《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脚注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