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来历、版本以及其他有关的考证，英译者拉克汉在他的《序言》里已经有了简单的介绍。这里只就《雅典政制》这类研究对于亚里士多德《政治论》中见解的形成的重要性和它在国家和法律的历史的研究上的价值，略申己见。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学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已由对自然现象的探讨转向社会政治的研究。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前，除了一些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片段观点之外，并没有、至少是没有遗留下来讨论这一论题的专门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略早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两者在方法上有显然的差别。柏拉图用的是抽象的演绎方法：他所建立的是一种玄想的政治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用的是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分析和比较的归纳方法；他的努力是针对着当时阶级，或者毋宁说是奴隶主阶级中的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提出一个如何使政权巩固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后来西欧的政治学家走柏拉图路子的固不乏人，但是大多数还是走的亚里士多德的道路。所以，就西欧和美国政治思想所接受的古希腊的“遗产”而言，毋宁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尤为重要。直到帝国主义时期，在英国流行的书如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在美国大学里流行的政治学教科书，如迦纳的《政治科学与政府》等等，其内容和形式，也还可以追溯到《政治论》一书的影响——先泛论国家的性质，接着再讲政治制度。

然而，《政治论》的写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亚里士多德不但对作为当时希腊政治重心的雅典加以观察和分析，对当时阶级与阶级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予以密切的注意，他还对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的研究。大约在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里西亚姆讲学之后，便在他的学生们的协助之下，开始了这项规模空前的研究工作。约在公元前328和325年之内，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果便已完成，本书便是其中的一个残篇。

毫无疑问，这项研究对于形成现存的《政治论》这部书的内容，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尽管从《政治论》中也还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受的柏拉图的影响，但他后来终于放弃了那种抽象的探究，采取了与柏拉图不同的方法，提出一些直接与实际政治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提出：“一般的国家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是什么？”这就与柏拉图的（至少是）《理想国》大不相同了。有人说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是柏拉图的《法律篇》，这也只是说亚里士多德之着重实际的问题与《法律篇》的关系比与《理想国》的关系接近而已。至于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出比较接近现实的概括，还是与他研究实际政制的工作分不开的。本书就是后来资产阶级名之为“比较政府”性质的研究中残存的一部分。所以，它在亚里士多德形成其政治理论体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这一残篇的发现，也会增加我们对于《政治论》一书，甚至对亚里士多德的治学方法的了解。

尤其重要的是，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一书中的中心主张是与本书有相似处。亚里士多德在前一书中主张使“中等阶级”（实质上是“中等阶层”，因为他所谈的都是奴隶主阶级内各阶层的问题）强大起来，以便像他所企望的，使富有的自由民和贫苦的自由民都不致各走极端；他把中等阶层当做一个平衡的力量。他虽然赞成民主制，但却是所谓“温和的民主制”。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梭伦很有好感，他认为梭伦曾“采取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梭伦的“优良的立法”是什么呢？是：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而强化中等阶层——这和上面所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一书中的主张是一样的。他们的目的也相类似：通过防止大富极贫或实行防止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来求得当时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巩固。目的一样，手段也相同，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的温和民主制的主张受了梭伦的影响。而他对于梭伦施政的情况，恰好在本书中也有较详的叙述。因此，这一残篇对于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大帮助的。

此外，对于一般历史、国家与法律的历史，本书还有史料价值。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和国家与法律的历史的发展，除了一些文学作品，如亚里士多芬的喜剧、辩论家和执政人的演说、碑铭中的资料以外，比较有系统的著作，有色诺芬的《斯巴达的国家制度》、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以及另一个题名为《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等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这本《雅典政制》都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用史料的著作。特别是本书，他引用了许多原始材料，如梭伦的诗篇、民间歌词和谚语等等；征引了希罗多德，也采用了修昔底德的著作。虽然在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出世后，关于希腊历史的材料续有发现，对雅典古史的研究也有新的发展，但本书终不失为有用的史料之一。

正因为它具有史料的价值，所以这部残篇对于我们研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著作，也有参考价值。然而能不能像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假如恩格斯看到了这本《雅典政制》（按《雅典政制》原本公布于1891年，我们也没有理由说恩格斯绝对没有看到过。），他就会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主要提法改变了呢？这就涉及了本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参考价值问题。

我们可以首先肯定的是：倘使恩格斯看到了这本书，那么，本书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某些内容是可以有所补充的。比如，当恩格斯在该书提到梭伦的“革命”中“债务简单地被宣布为无效”的事件时，他自己也说：“不知其详情”，而在本书第五节到十二节中，就有对于这一史事的前因后果的较详叙述，并且还摘引了梭伦自己有关的诗篇。又如恩格斯在“雅典国家的发生”一段中，也表示对梭伦时代的历史“知道得很不完全”，而在以上所举本书各节中，却有关于梭伦执政及其政治经济改革的较详记载。凡此种种，都是可以作为有用的补充和参考材料的。

但是本书却并不包括足以改变或修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及雅典国家产生的基本论点和提法的材料。那个基本论点和提法就是：在雅典“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抗中发生的”。正因为雅典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和内部暴力干涉”，另方面，在这里，“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才说这是“一般国家形成的极为典型的例子”。但在本书中，对于雅典国家形成的几个重要时期，如对提秀斯的事迹则只剩了几个断片，非常简略；对梭伦比较详细，而且其内容正如上面所说只能充实恩格斯的论据，而不是什么足以改变他对古希腊国家起源的提法的问题。至于对克莱斯特纳斯的叙述就更不发生影响恩格斯基本论点和提法的问题了。可见资产阶级学者上述的荒谬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然而，从这里，我们却应该得出这样一条理论斗争的经验：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惯会夸大稀见的材料的用处并拿它来吓唬人。对此，我们就应该深入地钻研一下那些材料，以便指出他们的看法没有根据而进行彻底的驳斥。再则，研究经典著作，本来也就应该把其中涉及的学说和史实弄清楚，然后才能深入钻研下去，而求得进一步的了解。比如学习恩格斯论国家起源的著作，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莫尔根的那本《古代社会》的内容熟悉一下，同时，也应熟悉莫尔根书中的许多假说被推翻以后的新的材料和论点。只有这样，才可能对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有既结实又深湛的理解。这本《雅典政制》，尽管是残本，却也能增加对恩格斯这一经典著作中某些地方的理解。

这篇短序写成后曾寄给日知同志请他指正，承他于复信中见示研究古希腊史的近况，使我对原稿某些词句做了必要的修改，特此致谢。

吴恩裕

1962年9月 WR+m/3codUkunlSNq97e7Vm7sxp7bNbvRd6gW4QUaRS1ZBu5iwcYs1E6n8UBKm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