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德

威廉·莫里斯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一位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同时又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是英国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在国外，它对殖民地进行疯狂的扩张和掠夺；在国内，它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到八十年代，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因此阶级矛盾趋于激化。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曾经举行过多次大罢工，对资本家展开斗争。英国统治集团尽管试图用武力疯狂镇压劳动人民，但也无法阻止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浪潮。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英国无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重新兴起。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如社会主义者同盟等也应运而生。这些团体对于推动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莫里斯于1834年3月24日诞生在英国埃塞克斯郡沃尔瑟姆斯托城一个富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有不少地产的证券经纪人。莫里斯从小酷爱文艺，特别是酷爱中世纪的艺术和建筑。他在少年时代沉浸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G.Byron，1788—1824）和雪莱（P.B.Shelley，1792—1822）的作品中。浪漫主义者那些不满现状、反抗压迫、以歌颂自由平等、强调个性解放为主题的诗篇，在他的思想感情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对于少年莫里斯来说，艺术的世界和幻想的世界不但是逃避庸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安乐乡，而且也是反抗它的根据地。

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1853—1855），莫里斯跟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包括当时的著名诗人和画家但丁·罗塞蒂和后来的著名画家伯恩-琼斯Burne-Jones，1833—1898）等以“拉斐尔前派协会” 为中心，从事社会活动和艺术研究。

莫里斯在大学学习时期就开始写诗。他在1856年和他的文友创办了一个月刊，叫做《牛津和剑桥杂志》（ 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Magazine ）。他的早期作品多数在这个杂志上发表。

离开牛津大学之后，莫里斯一方面在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另一方面和罗塞蒂等致力于艺术的研究。他起初从事绘画，不久就转入诗歌创作。185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捍卫桂尼维尔和其他诗歌》（ The Defence of Guenevere and Other Poems ）。

1861年，莫里斯和他的文友开设了一家美术装饰公司，承办美术设计、户内装饰等业务，同时制作染色玻璃、雕刻的家具、刺绣、地毯、窗帘等家庭用品。这家公司所宣布的宗旨是：通过艺术来改变英国社会的趣味，使英国公众在生活上能够享受到一些真正美观而又实用的艺术品。莫里斯认为实用装饰术起源于民间，因此极力主张把纯洁的、健康的趣味还给人民。他在实用装饰术和美术史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对于他的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和他的文艺创作的造诣起了重大的作用。通过实用美术的研究，莫里斯建立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意识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庸俗和贫乏，开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并下定决心要以文艺作品为武器，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

他在1867年发表诗作《捷逊的生和死》（ The Life and Death of Jason ），在1868—1870年间写成组诗《地上乐园》（ The Earthly Paradise ）。在这两部作品中，莫里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为题材，表现了他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现象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憎恶，以及他追求人类美好幸福社会的远大理想。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地上乐园》，使他在英国诗坛上享有声誉。

莫里斯在1877年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加入了自由党的左派和社会人士联合组织的东方问题协会，反对保守党政府和土耳其联盟对俄国进行侵略战争。他写了一篇题为《不正义的战争》的著名政论，揭露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的反动性，指出保守党政府所策划的军事冒险将会危害英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呼吁英国工人起来争取和平。这篇重要的政论证明莫里斯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成熟，同时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和社会活动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时，莫里斯还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社会团体，叫做古代建筑物保护协会，其目的是在保护一些具有民族风格、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建筑物，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唯利是图的市侩展开斗争。莫里斯担任协会的名誉秘书，经常为协会的工作进行宣传。在他的演讲中，他指出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并且强调艺术和自由一样，不是少数人的私有物，而是属于人民大众的。

莫里斯在参加东方问题协会的政治活动之后，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英帝国主义在爱尔兰、埃及、印度、缅甸和南非的扩张和掠夺行为使他触目惊心。在国内，他发现：许多原来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工会，已经被资本家所收买，成为政客和政党的驯服工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他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和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并且在1879年担任一个进步的工人团体全国自由同盟的司库。在1881—1882年间，他企图把伦敦工人阶级所有的政治团体组织成为一个“激进联盟”，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人政党创造条件，可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

就这样通过二十多年的生活体验、文艺活动、政治斗争，特别是通过和工人运动的直接接触，莫里斯终于在1883年加入了民主联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开始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等的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

马克思的《资本论》使他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意义。在他最早的一篇题为《商业战争》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里，莫里斯指出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斗争：

“这里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在社会里，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袖手旁观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参加这个阵营或那个阵营；你要么就做反动派，被民族前进的车轮辗得粉碎，这样来发挥作用；要么就加入进步的队伍，摧毁一切的敌对力量，这样来发挥作用。”

民主联盟（成立不久就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在1884年底发生分裂。莫里斯和其他一些执行委员不同意该联盟领导人海德门（Henry Mayers Hyndman，1842—1921）的机会主义的政策路线，便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Eleanor Marx-Aveling，1855—1898，马克思的女儿）及其丈夫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1851—1898）等退出联盟，在恩格斯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叫做社会主义者同盟。莫里斯并且担任该同盟的机关报《公共福利》（ The Commonweal ）周刊的主编。《公共福利》周刊最初几期发表了一系列以阐述马克思的著作为主的论文。在主编《公共福利》的六年间，莫里斯为这个刊物写了大量的宣传社会主义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包括他的重要诗作《向希望前进的人们》（ The Pilgrims of Hope ，1885）。在这首自传体长诗里，莫里斯以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件为中心，表示坚信工人阶级只要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小说《梦见约翰·鲍尔》（1886—1887）和《乌有乡消息》（1890）都是首先在《公共福利》周刊上发表的。

社会主义者同盟在1885年发表了一篇由莫里斯执笔的宣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实现“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的主张，其基本内容是要求改变社会基础，消灭阶级和国家的界限。宣言指出：现代文明社会里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占有财富和生产资料，另一个阶级为那占有财富的阶级创造财富。这两个敌对阶级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无休止的斗争。为了消灭剥削，使广大人民能够按劳分配，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切生产资料必须公有化。这不能通过“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改良主义方法去实现，而只能通过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同盟将致力于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群众掌握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

在他五十四岁诞辰的时候，他在一次演讲里说：“我自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彻底革命。我的目标不在改革现有社会制度，而在废除现有社会制度。……可是，我再一次请你们注意，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莫里斯不但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而且也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在八十年代的英国，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工人运动汹涌澎湃，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引起了劳动人民和警察的正面冲突。莫里斯投身于这些群众运动，坚决支持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在1887年11月13日，伦敦发生了“血腥的星期日”的惨剧。当日伦敦的社会主义团体及其进步组织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联合举行一次保障言论自由权利的群众大会，政府出动警察前来镇压，结果死伤多人。莫里斯和英国伟大戏剧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也参加大会，亲眼看到统治集团残杀人民的罪恶。莫里斯对政府的暴行极为愤慨，曾写了一首题为《死亡之歌》（ A Death Song ）的诗来悼念牺牲者。

1890年，因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共同福利》周刊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把持，莫里斯便自动退出，在1891年另外组织了汉默史密斯社会主义协会，出版刊物，支持工人运动。

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期间，莫里斯时常通过演讲，在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在一次为保卫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莫里斯发表演说。警察横加干涉，解散集会，逮捕莫里斯。但是任何挫折都不能动摇莫里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决心。他直到晚年还是和工人运动保持接触，不断通过写作和演讲来从事宣传工作。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又促使他建立积极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创作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为英国十九世纪进步文化增添光辉。

莫里斯因病于1896年10月3日在伦敦逝世，享年六十三岁。在他逝世后，他的女儿，梅·莫里斯（May Morris），把他一生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浪漫故事、政论、杂文、演讲词、书信和翻译等等，编成二十四卷的全集出版（1910—1915）。

在莫里斯的散文作品中，《梦见约翰·鲍尔》和《乌有乡消息》是他最重要的两部小说。

《梦见约翰·鲍尔》是一部以英国历史上著名的1381年农民起义为背景的中篇幻想小说。莫里斯在书中描写英国一个社会主义者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生活在十四世纪的英国，参加农民起义的部队，对贵族进行战争。他和一个以牧师为职业的农民领袖约翰·鲍尔谈话。在这次长谈中，他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情况告诉鲍尔，着重指出人民会不断地反抗压迫者。莫里斯通过叙述者之口，无情地揭露贵族和富豪的凶狠残酷，并以深切的同情描绘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叙述者一方面预言十四世纪的农民起义将会失败，另一方面肯定说：人民遭遇到的挫折只是暂时的，每一次新的起义和新的斗争将标志着人民力量的成长壮大，使他们更加迅速地由压迫者的铁蹄下获得彻底的解放。在《梦见约翰·鲍尔》第12章中，故事叙述者对鲍尔说：

莫里斯在这部小说中强调人民大众的起义终究会取得胜利，这是意味深长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英国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屡遭失败，有些工人对继续斗争信心不足之际，莫里斯显然是想借《梦见约翰·鲍尔》来鼓舞工人阶级的斗志。由这一点说来，《梦见约翰·鲍尔》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的。

《乌有乡消息》是莫里斯的代表作，是西方文学上一部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为题材的优秀的长篇空想小说。

莫里斯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之后，就想以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在1888年出版的乌托邦式的小说《回顾》（ Looking Backward ）促使他实现这个计划。贝拉米在自己的作品中预言在公元2000年，人类社会将由资本主义“和平进化”到社会主义。莫里斯很不同意贝拉米这种空想，因此就创作《乌有乡消息》，加以驳斥。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在1891年出版。

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以“地上乐园”为主题（这是作者在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一贯采用的主题），但他在处理这个主题时，已经不像他在早期诗作《捷逊的生和死》和《地上乐园》中那样，企图从古代神话传说中寻求他的理想的乌托邦，而是把乌托邦的理想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了。在《乌有乡消息》中，关于人类未来幸福社会的伟大理想具有更明显的现实内容，从而使这部小说的思想性更提高了一步。

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以新旧对比的方法，一方面描写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揭露和抨击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故事描述伦敦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参加一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之后，回家就寝，做了一场梦，在梦中发现自己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英国。通过实地观察，也通过和船夫迪克（即理查德·哈蒙德）、不列颠博物馆图书管理员老哈蒙德（迪克的年已超过一百零五岁的曾祖父）、克拉娜（迪克的情人）和爱伦等人的接触交谈，这个自称“客人”的主人公惊奇地看到整个英国社会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习惯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新世界没有私有财产，交易不用货币；人们需要什么东西就可以到商店里去领取；贫富的界限已经消失，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贫困。旧时代的“遗传性的病”——“懒惰”已经消灭，人人热爱劳动，人人有工作，过着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共产主义的英国，人压迫人的现象已经消灭，人们获得了完全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保护富人反对穷人的“专制政治的机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讲到英国的城市时，作者通过老哈蒙德之口说：在过去，英国的“市镇是封建军队的堡垒、乡民的市集和工匠的聚集场所”。后来，英国变成一个由丑恶的大工厂和更加丑恶的大赌窟所组成的国家。伦敦大部分是贫民窟，纯洁无辜的人们在那里受苦受难。在新时代里，这一切丑恶的现象已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逐渐消灭，整个英国“已经变成一个花园了”。

莫里斯在这部小说里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老哈蒙德指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资本家为了达到廉价生产的目的，残酷地剥削工人，使工人无法享受到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同时失掉了劳动的乐趣，而所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又是人们所不需要的东西。高速度的生产造成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就形成了。为了推销过剩的商品，帝国主义不惜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去“开拓”别的国家，推行商业奴隶制度，破坏本地人的生活，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商品，同时又掠夺他们的天然资源。

在作者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商品是完全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制造的。由于人们不再被强迫去生产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他们便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他们制造商品的乐趣。凡用双手做起来觉得厌烦的工作就都改用机器；而一切用手力机械做起来很有乐趣的工作便不使用机器。人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特殊才能的工作，所做的工作都有益身心，所以对于新社会的人来说，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愉快的习惯了。

事实上，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热情地歌颂劳动的伟大。为了说明人们精神面貌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变化，作者力图在这部小说里描写自由的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和他们在劳动中的乐趣。主人公在新社会里碰到的第一个人物船夫迪克为他划船摆渡，热心服务，不取报酬，这就给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迪克无论是划船操桨或是从事金属雕刻，都把劳动当做一种生活上最愉快的事情。汉默史密斯宾馆里的姑娘们在招待客人进餐时态度殷勤，打扫大厅时认真从事，真正体验到工作的乐趣。孩子们在商店里供应物品给顾客，在市场上看管马匹，把义务劳动当做一种消遣。

小说的主人公看到这些新现象后，向老哈蒙德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新社会里，“在劳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你们怎样鼓励人们去工作？”老哈蒙德答复时指出：劳动的报酬就是生活。人们在劳动中可以得到创造的快乐，这就是再好也没有的报酬。人为的强迫命令已经不存在，人类的个性获得了解放，人人都有发展自己的才能的自由，同时也知道新社会所需要的是哪一些劳动的产品，因此劳动便有可能成为快乐的源泉。

资产阶级理论家总是歪曲人类对劳动的态度，认为人类把劳动看成苦事，认为人类如果没有金钱的报酬便不愿意劳动。为了证明这种见解的荒谬，莫里斯在这部小说中不止一次描写集体劳动的动人场面。（例如，第七章中十几个年轻小伙子修筑马路的场面，第二十三章中一群工人晒干草的场面，第二十六章中男女工人建造新宾馆的场面。）

在新社会里，脑力劳动已经逐渐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迪克的主要工作是划船和从事金属雕刻。纺织工人罗伯特有时在印刷厂排字，有时进行数学研究和历史写作。清洁工人亨利·约翰逊一有闲暇就从事小说创作。每当晒干草的季节到来的时候，许多“经常坐着工作”的科学家和学者总要到干草场去刈草，一方面熟悉农业劳动，另一方面由体力劳动中获得乐趣。

在莫里斯笔下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压迫人和不平等的现象已经消灭，人们的道德品质大大提高，人与人之间开始建立了新的关系。人人都有工作，可以各尽所能，不再互相斗争、互相掠夺了；人与人公平相待、和睦友爱。社会上再也没有“犯罪的阶层”，民法失其效用。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女人是男人的财产”这个错误的观点已经不再存在。新社会的家庭“不是由法律的或者社会的强制性来维系的，而是由相互的喜悦和爱情来维系的，无论男女都有随意加入或者退出一个家庭的自由”（第十二章）。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特别举出迪克和克拉娜这一对情人破镜重圆的事件，来说明新社会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特征。

莫里斯根据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自己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际经验（特别是经历了英国工人多次的罢工斗争和1887年11月13日“血腥的星期日”事件）指出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同时断定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变革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个正确的观点证明莫里斯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进步性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作家。

老哈蒙德在和小说的主人公谈话时，深入分析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并且把工人阶级在工人联合会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经过作了一番概括的叙述。这一部分在《乌有乡消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虽然莫里斯知道他将不能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制度的诞生，可是他深信这个理想的社会总有一天会实现。在小说结束时，主人公仿佛听见爱伦在对他说：“……你回去吧，但愿你因为见过我们而更加幸福，但愿你因为使你的斗争增加了一点希望而更加幸福。尽你的力量继续生活下去吧，不辞辛勤劳苦，为逐渐建设一个友爱、平静和幸福的新时代而奋斗。”

莫里斯在小说中最后满怀信心地说道：“是的，毫无疑问！如果其他的人也能像我这样看到这一点，那么，这不应该说是一场幻梦，而应该说是一个预见。”

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在艺术性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莫里斯继承了拜伦、雪莱和宪章派诗人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加以发扬光大。在他的《社会主义赞歌集》（ Chants for Socialists ，1884—1885）、《向希望前进的人们》、《梦见约翰·鲍尔》和《乌有乡消息》等优秀作品中，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是他的幻想却有着现实的基础，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在艺术上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作者在《乌有乡消息》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强烈的憎恶；为了摆脱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他热诚地憧憬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总有一天会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彻底解决，而随着工人阶级的必然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在这里，他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志，也反映了他的坚定信念。可以看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积极浪漫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他比拜伦、雪莱和宪章派诗人更胜一筹的地方。

莫里斯采取了象征的、幻想的方法来讲他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中所碰到的问题和他在梦的世界中所碰到的问题性质相同，而且彼此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作者在小说中所采用的笔法是多样化的，有史诗般的叙述，有激动人心的抒情，有犀利雄辩的政论，有意味深长的对话，也有引人入胜的景物描写。作者所用的诗的语言是简练、朴实而生动有力的。作者也塑造了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主人公所遇到的少女爱伦的形象。

莫里斯受了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他的《乌有乡消息》是有不少缺点的。

首先，莫里斯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根本矛盾：他一方面向前看，预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或多或少地向往过去的时代，把中世纪的生活方式理想化。例如当他描写未来的景象时，他不止一次把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跟中世纪生活艺术的理想混淆起来。他在描绘未来人类的性格和思想时，往往企图从他所熟悉的过去时代的材料中寻找类似的特征。他在描写未来英国的景色时，喜欢把中世纪的图景搬出来应用等等。这是莫里斯思想中封建主义的烙印。

其次，莫里斯虽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繁重的劳动将用机器来代替，可是他过分强调手工业的作用，而把机械工业放在次要的地位。他把机器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粗制滥造联系起来，跟奴隶和奴隶主联系起来。他认为在新社会里，人们一定会“以机器不能产生艺术品为理由、以艺术品的需要越来越大为理由，悄悄地把机器一架又一架地搁置起来”。他觉得在未来的社会里，个人的手工劳动应该是主要的劳动方式。他甚至认为书籍可用手抄或者用手工方法印刷，因而不需要大规模的机器印刷业。尽管他在第七章和第二十四章里也曾含糊地提到在新社会人们可以使用新的动力，但他对人类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怀着热烈的期望。这就充分反映了他的小手工业者的思想感情。

第三，莫里斯还不懂得怎样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大罢工和武装革命，还不懂得工人阶级政党和领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因此，他对于领导工人运动的人物，也只是笼统地用“领袖们”一类的名词。他在这部小说里，没有能够塑造工人阶级的正面人物形象，因此就不能通过具体英雄人物形象的突出刻画来更集中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斗争生活。

尽管在英国文学史上，《乌有乡消息》是描写工人阶级通过武装革命彻底改造社会的第一部小说，但因为莫里斯并没有真正掌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凭着他的许多美好的预见和热情的愿望，终于只能写出这么一部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 uSxmlbZT/S3KbEHc0yOxsnl1ZJkFqsh0NNk+WjJB05Kt/xjqbTn+GIF0c6eVB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