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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高气扬，空虚无物”，撒尔美夏斯，你的为人就可以用这几个字来概括。大英帝国的国王是信仰的维护者，而你又是国王的保驾人，由于这一点，你也许会显得更加气焰万丈了。在我看来，你们二位的光荣头衔都非常合适：因为国王是这样地在维护着信仰，而你又是这样地替国王保驾，以致看来你们都把自己的事情毁了。这一点在以下各章，尤其是在本章中都将加以说明。你那篇序言的第12页告诉我们：“像这样一桩正义而又善良的事情是不需要任何辞藻上的烘托和渲染的，只要把事情的经过按照实际情况简单地说出来就是给国王作辩护了。”在这第1章中你刚许下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把事实说出来，但是还没出这一章，你马上就变了卦。你既没有把事情的经过照实简单地说出来，同时又毫无顾忌地利用你所能运用的辞藻把事实加以烘托渲染。因此，即使按照你自己的说法，也显然说明国王的事情既不是善良的，又不是正义的了。
不过你应当注意，谁也没有认为你能把事情说得像高明的演说家那样好，你也不必自以为有这一份才能。你非但不够格当演说家和历史家，你甚至连一个受人收买的讼棍也够不上。你不过像是一个到处游荡的江湖术士，从一个市集赶到另一个市集卖膏药。你在你那篇序言里面就是这样向人招摇撞骗，说第二天有多少好瞧的。但你可不是要实践你的诺言，说出你的事实。而是要把你葫芦里那些骗人的辞藻和夸大的句法尽量向读者推销。因为“当你要向我们叙述事情真相的时候”，你就感到“被一群妖怪似的新奇事物包围起来了，吓得魂不附体”，所以“头一步该做什么，第二步该做什么，最后又该做什么”，你全都茫然无所知了。难道这就是你简单的叙述吗？我倒可以把你本身所发生的问题告诉你。首先你感到被自己那些妖气冲天的谎言吓坏了，接着你就发现许多废话和谎言非但是把你那空虚的头脑“包围起来了”，而且还钻到你的脑子里去像翻江倒海般的翻腾。因此第一步该说什么，第二步该说什么，最后该说什么，你非但现在不知道，而且从来也没有知道过。
你说过：“这桩大逆不道的弥天罪恶诚然是难以笔墨形容，唯有一句话可以说明它。这话很简单，而且必须反复多说几遍，那就是光天化日之下从未见过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我的好冬烘先生啊，天下事阁下没见过的还多着呢。不过你要是让事情常常见见天日，我们倒挺欢迎。只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脑子要放清醒一点，因为绝对必须见阳光的就是你那篇冷冰冰的辩护词，而不是我们的恶意。你说：“国王源生于新造的太阳。”老兄，我愿天上诸神赐给你一个冬至的阳光，让你暖和暖和自己。像你这种人，要是没有太阳的话就会连自己的脚都暖和不过来。
你大概不愿意让人家叫你做阴影笼罩下的博士吧！但是遗憾得很，你头上那一片阴影简直是一团漆黑！因为你根本没把父权和王权区别开来；而且当你说国王是“他们国家的父君”时，满以为你这样来一个词儿就能骗住人， 让我相信我自己对父亲承认什么，对国王也一定要承认什么。其实父亲和国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父亲生我养我；而国王却没有生我，反倒是我们产生了国王。大自然把父亲赐给人民，而国王则是人民自己为了自己而拥上宝座的；所以不是人民为国王活着，而是国王为人民活着；父亲和国王即使全都粗暴而严厉，我们都同样忍耐；但要是暴虐无道的话，我们便连父亲也不会再容忍了。做父亲的如果杀掉了儿子，就该被判处死刑；国王如果残杀了臣民，为什么就不受同样正义的法律制裁呢？况且当父亲的永远不能不是父亲，而国王却很容易变成既不是父亲，又不是国王的人。假定如你所说的那样，“其次”，把我们这种“行为从本质”来看的话，那么我是一个亲眼的见证人，而且又是一个本地人，你是一个外国人，而且对我们的事情完全不了解。我告诉你，我们“从我们当中去掉的”不是像你所说的那种“善良”、“正义”、“仁慈”、“虔诚”、“敬畏上帝”和“温良恭顺”的国王，而是十年来一直与我们为敌的人；他绝对不能成为父君，而是危害国家的人。
你不敢不承认，“这类事情一直都有人做，但不是新教徒对于新教国王所做的事。”你这话似乎是说这位国王称得起是一个新教徒。可是他写信给教皇时，却称教皇为至圣圣父，并且经常袒护旧教徒，而不理会正教徒。事情既然如此，新教徒从我们当中除去的人就是在他的家族里说来他也不能算是头一个。可不是吗！他的祖母玛利不就是一个被新教徒废黜、流放，终至于斩首的人吗？这事甚至连苏格兰的新教徒都没有感到难过呀。就算是我说苏格兰人积极支持这件事，也不能说我撒了谎。新教徒的国王真如凤毛麟角。因此，如果从未见过新教徒国王被判处死刑，也就不足为奇了。废黜一个昏君或暴虐无道的国王，甚至按照他的行为科以应得之罪，这原是合理合法的，同时这也是以往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伟大神学家们的见解。你若是敢于否认这点的话，你就否认吧！你也承认，许多国王都未得善终：有的死于刀下，有的服毒身亡，有的死于肮脏的监狱里，有的悬梁自缢。但是在你看来，如果一位国王被人捉到法庭审讯，“让他为自己的生命辩诉，接着又判处死刑，终于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这简直是天下最令人悲痛的事，并且是亘古未有的弑君之罪。糊涂透顶的人啊，请你答复一个问题：一种办法是，一个罪人不论他犯了什么罪，先把他押到法庭去受审，允许他为自己作辩护；如果根据法律必须严惩，便按他罪行判处死刑，使他有时间忏悔自己的罪过，或收拢一下心神。另一种办法是，逮捕之后不经审讯，马上就像宰牲口一样把他杀掉。请你说说吧，这两种办法究竟哪一种更人道、更公正、更合乎万国公法呢？任何罪犯，如果让他自己选择的话，谁不宁愿选头一种办法而不选第二种办法呢？如果国王处理臣民时，第一种办法被认为是较好的，那么当臣民处理国王时，为什么就不能这样说呢？同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国王本人不更喜欢第一种办法呢？你主张不用见证人，秘密地把国王杀掉。这样做，要不是企图使整个历史不能确立这个优良范例，便是企图使这光明磊落的行为带上罪恶的嫌疑，让人认为是由于缺乏任何法律或正义的依据而不敢公开。
此外，你又夸大其词地说，这件事情既不是由于贵族的党争所引起的骚乱，也不是由于士兵或民众的暴动；同时也不是由于仇恨或恐惧，更不是由于政治野心或盲目的冲动，而是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地干出来的事情。你做得可真妙啊！现在你由一个讼棍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位文法学家了！正如大家所说的，事情的外铄没有多大价值，你却先不问问事情本身是好是歹，马上就根据这些外铄大兴问罪之师。你且看看，这种论调我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驳倒。如果事情是正大光明的，那么人们丝毫不存私见，单纯地从道义出发而做了这件事，就更加光荣了；如果这件事是艰巨而重大的，那么进行的时候不单凭一时的冲动，而是根据事先周密的计划去行动，那么做这件事的人就越发值得赞扬了。我回想起当时全国军队以及全国各地绝大部分的人民像那样群情激愤和坚忍不拔的情况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他们众口一词地指斥国王为万恶之源，并要求予以法办。想到这里我只能认为这件事情是出于天意。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官还是民，都从来没有人能像当时的人们那样具有高尚的勇气，并以冷静的头脑来从事这一无愧于英雄时代的杰出事业：关于头脑冷静这一点，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这一事件，增加了法律和司法的尊严，因而使人们从此恢复了平等。非但如此，他们也同样使正义本身得到了尊严，因此在这次轰动一时的审判以后，正义本身比原先更加光辉更加伟大了。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说到了他第1章的第3页，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所许下的简单的叙述。我们的理论是：“如果国王暴虐无道，民怨沸腾，就满可以合理合法地予以废黜。”他却抱怨说：“根据这种理论，即使当时他们有一位国王比原先的国王好一千倍，恐怕他们也不会饶他的命吧！”你这种推论真是到家了！除非你是说比我们国王好一千倍的人君临臣下时，仍然是暴虐无道、民怨沸腾，否则我倒要请教一下，你这话是从何说起的。这样一来，你就只落得一种结果：你把你千方百计地为之辩护的国王说成比那些临政苛虐而民怨沸腾的国王还要坏一千倍，换句话说，就是一切暴君中最无道的一个。国王们啊，但愿你们能有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辩护人！
现在他开始言归正传了。“他们让国王受到各种折磨”；你说吧，到底是怎样折磨！“他们把国王从这个监狱解到那个监狱”。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他已经从一个暴君变成在作战中被俘的人民公敌了。“他们常常调换国王的看守者”，怕他们变了节。“他们有时给他恢复自由的希望，有时甚至给他以恢复王位的幻想，只要国王肯接受他们的条件。”这就说明将国王处死，并不像你前边说的是经过长期策划或蓄谋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办法”来废黜我们的国王。在战争初期，当国王几乎把我们压倒了的时候，我们曾经向国王恳切要求过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如果不蒙允许，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任何希望获得自由和安全了。当国王战败成了阶下囚的时候，我们又提出了以前那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王恳求；但是每次都遭到了拒绝。当我们认为国王完全无法和我们协调的时候，才通过国会下了那道高贵的命令，那就是决意从此不再向国王提出任何要求了。所以我们抛弃国王不是从他成了暴君之日起，而是从他变成不可救药那天起。但后来又有某些国会议员采取了新的措施，并且凑巧有个适当的机会使它得以实现。于是他们又向国王提出了条件。他们的恶意和愚蠢正与当日罗马的元老院议员相似，那些元老院议员不顾玛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以及其他一切正直人士的反对，擅自投票通过派遣代表去见安东尼；这次的事情也是一样，只是全能的主却愿意作另一种安排——使他们沦为奴隶，而确保了我们的自由。虽然国王对于真正有利于保障和平与安定局势方面的事情并没有比以往稍加让步，而他们竟投票认为满意。议会中明智的议员发现自己和国家被人出卖了，于是才呼吁军队的援助，我们的军队是极勇敢而永远效忠于国家的。在这一问题上，我看到的只是一点，这话我感到很难说出口：那就是我们的士兵所作的判断比我们的议员还要高明。他们用武力拯救了国家，而议员们却用他们的表决权几乎把国家毁灭了。
他涕泗滂沱叙述一段冗长的伤心史，但讲得很没意思，因而看来好像是在哀求读者悲伤，而不能感动读者伤情。他一想到“任何国王受死刑的方式从来没有英王的死刑那样残酷”，他就感到悲痛不止。但是他却一再肯定地说，从来也没有任何国王被判过死刑。昏聩的人啊，你根本拿不出什么事实来加以比较，难道你还能把这种方式和那种方式作比较吗？他又说：“国王像强盗、杀人犯、弑上者、卖国贼、暴君一样被处死刑。”你是在替国王辩护呢？还是宣布国王的罪状，给他定下一个比我们原先的判决更严厉得多的罪名呢？是谁忽然说服了你，叫你转变过来同我们一起向国王宣判呢？他又抱怨说：“躲在幕后的刽子手们把国王杀了。”我们对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在上边抱怨说：“在国王身份上犯了杀人罪”，而现在又抱怨说：“在刽子手的身份上犯下了杀人罪”
。
他其余的叙述有的是虚伪已极，有的是完全胡说八道，把它罗列出来是简直毫无意义。他一桩一桩地诉说道：“一个普通士兵对国王拳打脚踢，只消花上四个便士就可以叫他把人揍死。”这种说法只暴露了我们这位村学究的愚昧无知和胸襟褊狭，而远不能引起读者同情。小查理果然要哀悼他父亲的悲惨遭遇，还不如老老实实地雇一名跑江湖的，叫他在街角上向群众唱几支哀歌，这样比找这位可怜（恕我这样形容他）而又极其可笑的演说家来辩护强多了。这位演说家是如此的平淡无味，甚至连他流出的眼泪都不够咸。
现在他的叙述已经完了；我们很难说他下一步还要做些什么。他的论述简直是乱七八糟。他时而发怒，时而张口发呆，他信口开河，语无伦次，只是把同一件事重复上十几遍，而这些东西只说一遍就已经令人腻透了。老实说，我真不知道他那些信口雌黄的毫无意义的材料是否有写在纸上的价值；所以我认为这些话根本不值得正式答复。
主教们本来是教会的敌人和暴君，国王非但没有和他们分家，反而向教会宣了战。而他却盛赞如此国王为宗教的保护人。关于这一点，无需我多说了。国王本人已经做了主教们的奴隶，受着他们肮脏已极的传统和一切繁文缛节的束缚，试问这样的国王又如何能够保持“宗教的纯洁”呢？你又说我们“许多教派竟召集一些亵渎神明的集会，自由的范围未免太大啦”，连荷兰都没有给过这样的自由。那么我就请你指出这些教派的错误吧！其实没有一个人比你更亵渎神明，因为你自命你有充分自由，可以永远造谣污蔑，但是要知道，这是最坏的自由。你又说：“他们使共和国无主，危害邦国，莫此为甚。”卑贱的奴才啊，你在等着挨鞭子的时候也该学着长进一点吧！如果不废弃君主，就会把共和国毁掉啦：有君主的国家是家天下的国家，并不是共和国。你又说，但是“牧师们痛恨他们的恶行，他们迫害牧师们，这未免太不公允了”。让我简单说几句，弄清他所说的牧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就是口诛笔伐，宣传应当用武力去反抗国王的牧师；凡是不以武器、金钱或人力来支援这次战争的人，牧师们就像德波拉诅咒米罗兹
一样不停地斥责他们；这些牧师对群众宣称：这次作战不是为反对一位国王，而是为了对付一个比扫罗
或亚加伯
更坏的暴君，这个暴君甚至使残暴的尼禄都为之失色。这些牧师经常以多数派或以离开辖区的牧师们的名义来攻击主教和神甫们，而当这些主教和神甫被赶跑以后，牧师们很快地就把这些主教神甫们的职俸你两分、我三分地抓到自己手里：如所周知，这些牧师一朝堂而皇之地高踞于一般黎庶之上，竟卑鄙无耻地把自己的子民抛弃掉。任何羞恶之心以及忠于教义之情都不能约束他们疯狂的贪欲。不久以前他们还大声疾呼地痛斥神甫们。可是曾几何时他们自己竟在声名狼藉的教会之前公开蒙上了同样的羞辱。现在，这些牧师的贪欲还没有得到满足。那种欲壑难填的野心使他们专门到处煽动骚乱，破坏和平。因此他们像过去对付国王那样，疯狂地鼓动对现存政府发起叛乱；他们说：仁慈的国王被人们残酷地杀害了；而在不久以前，他们曾亲自百般诅咒国王，说他应当被褫夺王权，应当用圣战来加以惩戒，说他落到国会手中完全是天意。他们抱怨说宗派还没有消灭。其实向当轴者要求这点是极荒唐的,因为贪欲和野心是教会中为害最烈的两个祸根，而当轴者至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把上述两点从各派各级的牧师中彻底铲除。我很清楚，他们痛骂的宗派中，有些是不为人所知的。而他们自己所参加的宗派则是早已臭名远扬了。这些宗派远比其他宗派对于上帝的教会危害更深。这些宗派的魁首就是术士西门以及迪奥特雷菲斯。这些人虽然坏透了，我们也决没有迫害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对政府心怀不满，并在图谋不轨，但我们还是给予他们以极大的自由。
你这个法国流氓啊，你像狗一样嗥叫着：“英格兰人比他们自己的恶狗还要凶猛、还要残酷，因此完全不顾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不管国王的幼子，也不管波希米亚的王后”
。这一点用不着我多说，你自己就会答复自己。你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结构一旦从君主政体变成另外一个政体，在新政府中王位就不得承袭”（见“论教皇统治机构”）。你又说：“在三个王国中，只有其中一个的极小一部分人完成了这样的重大改革”，果然如此的话，那么这极小的一部分人就很够资格统治其余的部分，就像男人有足够的资格支配女人一样。你又说：“他们胆大包天，竟敢将王国旧制改成由多数暴君来把持的政府。”他们做得很对，而且也能造福于国家！玷辱天下一切文法家的人啊！你要是责斥他们，那你就会在道德上变成肮脏的野蛮人，在文辞上变得语无伦次。你又说：“英格兰人永远洗不清这个污点。”正好相反，你才正是学术界的污秽，你再臭，英国的荣誉和历代的光荣也永远不会被你所玷污！我们以旷古罕见的伟大魄力展开斗争，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而且要摧毁民间带有敌意的异端邪说。因此我们才被尊为天下万世的救星。其他国家只有英雄豪杰的人物才完成的事业，在我们这儿一般群众就能够做出来了。
你问：“在这种情形下，新教徒和早期的基督信徒做了些什么或将要做些什么？”这一点等我们谈论事情的功过时再告诉你；免得也犯你那样的毛病，说话老是比巴都斯还啰唆。你说你简直不知道怎样代替我们答复耶稣会士。叛徒啊，你先管管你自己的事吧；教会已经为你而感到羞耻了，你对自己的罪行也应当有些羞愧之心吧！不久以前你还猛烈地攻击教皇的统治权，并攻击主教们。而现在你却变成了向主教们拍马屁的人。你承认“有些新教徒认为推翻暴君是合理合法的”，而你却不愿指出他们的名字来；但是，因为你说“他们比耶稣会士坏多了”，所以我就要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他们不是别人，就是路德、济文格里、喀尔文、布塞尔、帕雷斯等人。你说：“虽然关于‘谁是暴君’这个问题他们曾援引了聪明而博学的人的判断，但是这几个人哪一点当得起这样的称号呢？！他们是聪明而博学的人么？从哪里证明他们显然十分高贵而具有美德呢？”让我告诉你吧，当人民的脖子上套着沉重的奴隶枷锁时，就可说是非常贤明、非常博学和非常高贵的。他们虽然没派人去请教一个外国人或文法家，也能明白对于一个暴君应当怎么处理。这个国王不但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会用言语和行动明确地宣布为暴君，就是两个王国的人民也几乎全都承认这一点；直到主教们开始玩弄各种阴谋诡计时，人民才被分裂成两派。当上帝选出一批人在尘世上最有权威的万王之中执行自己的律令时，如果他像选择分享福音之光的人
那样选择，你又能怎样呢？“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也拣选了……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
你是什么人呢，竟敢对这一点妄加非议？你是博学之士吗？即使你到了老年，充其量也不过是翻阅过几本造句的书籍、字汇和辞典而已，哪里谈得上以批判的态度熟读某些好作品、吸取一些教益呢？所以除了一些手稿、粗糙的读物、支离破碎的章句以及一些滥竽充数的谬论而外，你什么也谈不出来；这说明，有价值的学说你连一滴都没有尝到过。难道你是贤明之士吗？像你这样的人配当贤明之士吗？你对于芝麻粒那么大点事都经常像乞丐那样争吵不休。你对于天文和医学一窍不通，竟然诬蔑高明而可靠的天文学家和医师；经你评阅的手稿，其中只要你勾改或补充一个小句子和一个字，如果有人提出异议，损害你一点点虚荣心，你就要不顾一切地攻击他。但是人家称你做文法家，你又大肆咆哮。哈孟只因为曾经称呼你为文法家，你就在一本乱七八糟的书里骂他做地痞。可是这人在不久以前已升为国王的宫廷牧师，很得国王的宠爱。我相信，如果你听说国王同意宫廷牧师对你的评语，那么你也一定会对国王发出同样的谩骂，而把你整个的辩护完全撤回了。
你胆敢痛骂英国人，说他们疯狂，不学无术，下贱恶毒。请你听着，就凭我这样一个单独的英国人，我就在这样地鄙夷你、轻蔑你。因为如果英国大众对你这样的混虫都考虑一下的话，那么他们便会感到大大降低了身价。不论你怎样转过来掉过去、颠过来倒过去、翻过来覆过去，反正你就是一个文法家。除了文法家以外，再也不是别的。再者，也不知道你向哪一个神明许下了比迈达斯
还糊涂的愿，除了你在闹绝大的笑话以外，不论你摸什么，什么就变成了文法。我们的杰出人物有伟大的事业证明他们的贤明、美德和高贵，我决不至于污辱他们到这个地步，把你和他们或把他们和你作比较。我只说，你所痛斥的“平民的渣滓”中，不论是谁，只要遵循一个原则，确信自己生在世上不是为了国王，而是为了上帝和祖国，就应当认为远比你有学识、远比你贤明、远比你正直，在任何一方面来讲，都比你对社会各阶层能起更大的作用。他们是不识字的博学之士。你虽然识字，但什么也不懂；你会好几国语言，读过好多卷书，也写过许多又长又臭的文章，纵使有了这一切你仍然只是一个沐猴而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