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封建的革命斗士——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弥尔顿

高崧

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斗士。他出生在伦敦一个钱业公证人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即纯洁的教徒，是反对英国官方教会的一个基督教支派)，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并擅长音乐。家庭教育对弥尔顿的思想有深邃的影响，他从小就爱读书，特别爱好文学。以后又接触了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主张依凭理性认识世界。他十六岁入剑桥大学学习，对学校中开设的中世纪的陈腐课程和烦琐哲学颇为厌恶，便把兴趣寄托在文学的研究上，并决定要做个伟大的诗人，使自己成为“一首真正的诗”。在这个理想的驱使和鼓舞之下，弥尔顿孜孜不倦地勤学苦读，在课余之暇，常常燃上一支蜡烛，置于案头，吟咏名人的诗集，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不管严寒酷暑，始终不辍。就在他求学的时候，他已开始写诗和哲学论文，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清教徒的道德精神，也反映出他对古代文化和民间创作的传统的热爱。1632年，弥尔顿在剑桥大学毕业，父亲原希望他去做教会的牧师，他看到当时的官方教会十分反动，官教的教士都是一些荒淫堕落的人，他不愿与这班家伙为伍，于是在家自修，专心致志于诗的创作，并研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弥尔顿的早期作品，著名的有“愉快的人”、“幽思的人”、“力息达斯”和“科马斯”等抒情诗，特别是“力息达斯”，这是英国文学中有名的三大哀歌之一。弥尔顿虽然是一个清教信奉者，但是他并不像一般的清教徒那样，对人生抱着拘谨、禁欲，甚至对欢乐采取敌意的态度，他热爱生活，歌颂爱情，尤其是纯洁高尚的爱情，表现出他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独具一格的诗人。弥尔顿对希腊的古诗有极高的造诣，他的诗体和风格有许多是仿自希腊古诗人的，但是弥尔顿的诗绝不是希腊古诗的摹版，他的诗富有独创精神。弥尔顿的拉丁文素养，在求学时期已为人所称道，经过多年的自修和研习更为精通，他后来就在革命政权克伦威尔政府中担任拉丁文秘书的职务，“为英国人民声辩”和其他一些政论、小册子就是用拉丁文写的。

1638年，弥尔顿取道巴黎到当时文化中心的意大利去旅行，在意大利，他会见了被天主教囚禁的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伽利略，伽利略坚持真理的精神给了弥尔顿很深的印象。在弥尔顿正准备继续东去漫游希腊的时候，国内传来革命即将爆发的消息，他立刻打消旅行的计划，载欣载奔，赶回国土参加斗争。

弥尔顿选择了政论和小册子作为他的战斗武器，他首先向封建王朝的支柱——官方教会开火，回国不到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写了五本有关宗教自由的小册子，给王党和官方教会以有力的打击。

英国的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朝的不满，是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以后也就从这两方面的斗争逐渐发展成为革命运动：一个方面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宗教“异端”——清教反对钳制人民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官方教会；另一个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阶层利益的议会议员，为限制和削弱查理王朝的权力(特别是关于税收、专卖等直接触犯资产阶级财产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前一个斗争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后一个斗争则是直接的政治对垒。弥尔顿在回国初期，参加革命斗争暂时还只是在思想斗争方面。

议会与国王政府的政治斗争，很快地转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当时国内支持国王的力量只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而议会却拥有许多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和富足地区的支持，力量的对比对于资产阶级十分有利。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内部的力量却不团结，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地主”最富有阶层的长老派(即教会改革拥护者，是清教中的右派)在议会中拥有多数，而且领导着军队，他们惧怕民主运动甚于惧怕国王政府，所以，他们只是消极地、勉强地同国王进行着斗争，一有机会就企图和国王妥协；对人民却采取抑制的态度，以种种借口控制人民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具有高度革命热情和坚强斗志的弥尔顿，眼看着当时革命的主要危险，并不是来自对面的敌人——王党，而是来自革命内部的妥协派——长老派，他就写了一本“论出版自由”的小册子，向议会慷慨陈词，力争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他在书中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他的意思是说：长老派不给人民自由的罪恶，同查理王朝一样，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弥尔顿警告长老派，不要过河拆桥，压迫革命的战友。

长老派因为不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动向和利益，很快就失势了，代之而起的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即宗教自由的拥护者)。弥尔顿并不是独立派成员，但是他的思想、主张很接近独立派，他竭力支持克伦威尔，参加争取共和制的斗争。

独立派执掌革命权力以后，在革命公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下，对查理王朝采取了比较坚决的革命措施，在内战重开时，他们一举击溃了王朝的武装，逮捕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在1649年1月将查理送上断头台。“真命天子”被处死刑，君主制废除了，成立共和国，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破天荒的大事，在英国国内外的反动派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继之而来的是对革命政权的谴责、污蔑和辱骂。当时流传着一本冒名查理一世本人写的书(后来查明是一个支持王党的主教戈登所作)，叫做“神圣君主的偶像”，大肆反宣传，把国王美化为至贤至圣，污蔑革命公众杀死国王是大逆不道，这本书很能迷惑人心，因为人们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对弑君的罪名还是十分畏惧的，于是举国上下都陷在惶恐的气氛之中。这时，迫切需要革命的坚决派站出来讲话，驳斥反动派的谰言，稳定革命公众的信心。弥尔顿就是这样的革命坚决派，他大义凛然地发表了“偶像破坏者”这本小册子，针锋相对地给予反动派以反击，并且严正地指出：人民完全拥有废除和处死暴君的神圣权利，这本小册子给革命政权以极其有力的支持。当时弥尔顿已经受革命政权的聘任在共和政府中工作，这是他参加革命政权工作以后，取得的第一批胜利。

反动派的威胁和谩骂，并没有因为弥尔顿的小册子出版，就马上销声匿迹。这固然表明了当时弥尔顿的声望，还不足以慑服那班王朝的文人学士，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革命政权尚未巩固，王党依然拥有一定的势力。查理一世被处死不久，王党就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拥立查理一世的儿子，称为查理二世的为国王，作为反革命活动的旗帜，他们并勾结大陆上的封建王国，主要是法国路易十四的王朝，企图扑灭共和政府，实行复辟。当时法国有一个颇有国际声望，然而却是反动无耻的拉丁文学者撒尔美夏斯，接受了查理二世的委托，充当污蔑和攻击英国革命政权的喉舌，发表了“为英王声辩”一书，公然为查理王朝和专制政体辩护，这本书比“神圣君主的偶像”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它不仅混淆英国国内的视听，而且影响国际舆论，如果让这种反动宣传得势，刚刚诞生的英国共和政权就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弥尔顿为了拯救革命，保卫新政权，彻底摧毁敌人强词夺理的诡辩，在1651年和1654年先后用拉丁文写了“为英国人民声辩”和“再为英国人民声辩”两本小册子，给予他的论敌以坚决的、致命的反击。

这两本小册子是弥尔顿的精心杰作，也是他最著名的两篇战斗性的政论文献。弥尔顿为了写这两本小册子，可以说是用尽了他的学力和才力，在写作之前，他本已一目失明，第一本小册子写成之后，因劳累过度完全失明了。尽管诗人自己失却了光明，但给人民却扫除了黑暗，正如他自己在小册子中所估计到的，小册子的出版“大大地帮助人们在心理上解除一个大迷信”。

弥尔顿的这两篇政论，不仅显示出了他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情，而且表现出了他的坚强不馁的斗争意志。他的爱憎极其鲜明，他一面痛斥撒尔美夏斯以及其他支持王党的人是流氓、无赖，一面尽情地歌颂革命、赞美自由。他说：“对胆敢谩骂别人的人，也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弥尔顿并不是仅仅从义愤出发，以谩骂回答谩骂，他说：“我坚信对方是充满了欺骗、奸诈、愚昧和妄测，而我们则掌握了真理，拥有理性之光，并且有最伟大的历史实践和理论作根据。”他为了彻底摧毁论敌的论据，给论敌以无可挽回的打击，他对于论敌所提出的论据、例证或掌故、史实几乎一无遗漏地作了深入的考察，他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从自然法到神律，从万国公法到各种经典，旁征博引论证人民完全有执行对暴君查理一世的判决，把论敌的诡辩一一揭穿和驳倒。弥尔顿以他的禀赋和对革命的忠诚，完满地执行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扫清了笼罩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一切阴霾和毒氛。

在这场紧张的战斗中，有这么一个插曲：他的论敌撒尔美夏斯被批驳得理屈词穷之后，在1653年竟羞愧而死。继续出来为垂死阶级效劳的是王党集团中的一个无耻文人莫鲁斯，他不敢暴露自己的名字，害怕一旦遭到反击，同撒尔美夏斯一样弄得声名狼藉，便匿名写了“王族向上天控诉英国的弑君者”一本小册子，企图进行垂死的挣扎，弥尔顿的“再为英国人民声辩”，就是针对这个论敌而写的。莫鲁斯比撒尔美夏斯更是不学无术，在人格上更加下流卑污，他对英国革命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攻讦的论据，于是对弥尔顿的失明进行人身攻击，并捏造弥尔顿的经历加以中伤。弥尔顿为了粉碎论敌的无耻诽谤，在他的答辩中用了一小部分篇幅作了自叙(为了更好地了解弥尔顿的生平，可以先看一下这一段，在本书的258页到265页)，并且对为论敌所攻击的其他革命同志，特别是弥尔顿所最敬仰的人——克伦威尔作了声辩。这第二回合的战斗，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地就把他的论敌击溃了，王党分子的挣扎就这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弥尔顿对于承担这项斗争任务，感到莫大的光荣。他说：“对于这些谰言，战场上的坚甲利兵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们(指革命公众——引者)委托我用完全另外一种武器来捍卫他们在上帝指示下完成的光荣事业。我当然认为他们的决定对我个人是一个极大的荣誉。”

胜利的喜悦盖过了失明给诗人所带来痛苦，他毫不后悔在写作时没有听从医生的忠告，他早就坚决地表示过：“我情愿为自由而牺牲我的目光。”他所感到美中不足的和遗憾的，是由于自己身体的孱弱，没有能及早地写好他的“声辩”，因而使得反动小册子竟能逞凶于一时。失明之后的诗人，对革命依然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他在给他的学生西里亚克·斯金纳的一首诗中说：

这里所谓的“全欧闻名的崇高任务”就是指撰写“为英国人民声辩”这本小册子。斗争是取得胜利了，但革命政权并没有巩固下来，这对于我们的诗人来说，真是万万料想不到的。暴君已被推上了断头台，支持暴君的主党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按理革命应该从此一帆风顺，可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更是如此。在克伦威尔死后，国内又出现了纷乱的局面，掌握了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唯恐革命继续深入下去，对他们不利，就急于结束革命。在这个时候，他们所感到的主要危险已不是封建王朝，而是革命的人民了。于是他们转而与已经被推出历史舞台的王党结成同盟，把矛头对准他们曾赖以取得政权的革命公众——广大的农民和起义士兵，就这样，查理王朝复辟了。

革命坚决派的弥尔顿，对这样的历史，更正确地说，对这样的现实，自然表现出无比的愤怒，1660年3月他发表了“建设自由共和国的简易办法”一篇论文，希望挽救革命，可是复辟已成事实，这篇论文除了表现诗人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强的斗志外，已经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复辟的王朝，对这位反对“为英王声辩”，而却为“英国人民声辩”的革命斗士自然不会轻轻放过，弥尔顿被复辟政府逮捕了。

在这艰难的岁月，对革命者的忠诚是更好的考验，许多曾经也喊过反对王党，拥护共和的人，现在竟背弃共和而去谄媚王朝，这些投机分子、无耻之徒是变节了；而诗人弥尔顿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毫不妥协，他坚持自己崇高的革命理想，继续挺身为自由和共和而战斗。复辟王朝对他竟是无可奈何，他们以为他已经失明，对复辟王朝不会再有什么危害，最后不得不把他释放。

诗人在这二十年的革命斗争年代里，只写了一二十首的十四行诗，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写战斗性的政论和小册子上去了。在革命失败后，他的晚年，才又致力于写诗，用诗作武器继续战斗。

弥尔顿的著名诗篇“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就是王朝复辟以后，他在失明的状态下自己口诵，请别人笔录写成的。在“失乐园”和“复乐园”诗篇中，他通过当时英国独树一帜的古典圣经文体，利用圣经的形象反映出革命人民对王朝复辟的愤慨心情，以及他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压迫的深恶仇恨。在“力士参孙”这部悲剧中，弥尔顿刻画了一个用生命的代价战胜敌人的力士形象，力士参孙是个盲人，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以此号召人民参加反抗复辟的斗争。

1674年11月8日，伟大诗人与世长辞。他来不及看到他在这些诗篇中所鼓吹的坚持革命思想，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所起的影响。其实，弥尔顿的革命理想和战斗精神不仅在当代有极大的影响，在一百多年以后，美国的独立运动和法国的大革命甚至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都从弥尔顿的政论和诗篇里得到许多启发和鼓舞。

弥尔顿的一生经历了十七世纪的四分之三。这个时期欧洲大陆还基本上沉睡在封建的铁链之下，荷兰尽管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它的影响并不显著，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敲开了近代史的门槛。弥尔顿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时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如此坚强不屈的精神，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无愧是他的时代的巨人。作为文学家的弥尔顿，他在发展英国进步文学的传统上，更是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革命的浪漫主义者雪莱和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诗人，都曾给予弥尔顿以崇高的评价。

1958年9月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弥尔顿而作 E3w9jBUVmFbweNAX+h5WjqA625Oq/Pt5vOfu6UCTnP1lpJNqXYVghr3LyQ0bGw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