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神学政治论》是17世纪荷兰的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的主要著作之一。1670年匿名出版。

17世纪的荷兰已经摆脱了西班牙的军事、政治的统治和宗教的干涉，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当时荷兰的资产阶级仍然面临着激烈的斗争。反动的西班牙封建政权，不甘心失败，仍然想从政治上、军事上和宗教上控制荷兰；而荷兰国内也还存在着顽固的封建残余势力，荷兰新教教会和犹太教会中的顽固分子继续迫害无神论者。在宗教的外衣的掩盖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腐朽的封建势力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斯宾诺莎出来向封建教会进行了坚决的、勇敢的斗争。《神学政治论》一书也正是适应于这个要求而写的。

教会力图利用宗教麻醉人民。教会的神学家们应用迷信的手法，援引各种“奇迹”，制造了各种神秘的说教以证明《圣经》的神圣性。与教会的这种神秘观念相对立，斯宾诺莎在这一部著作中提出了科学地解释《圣经》的方法。作者认为，解释《圣经》的方法与解释自然界的方法是一样的。解释自然界的方法主要是在于阐述自然界的历史本身。所以解释《圣经》的方法首先是要把《圣经》仔细研究一番。也就是说，解释《圣经》不预立原理，只讨论《圣经》本书的内容。然后根据《圣经》中的一些根本原理以推出适当的结论来，恢复作者的原意。

斯宾诺莎为解释《圣经》立下了一条普遍法则，这就是根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圣经》中的话凡不能历史地加以解释的，就不能信以为真。作者所谓的《圣经》的历史是指，首先，《圣经》各卷的作者在写作时所使用的语言的性质和特点。《旧约》和《新约》的作者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了解希伯来语是极为必要的。必须把原文的句法和现代的通用的语法加以比较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理解原作者的真意。斯宾诺莎举出了很多例子说明希伯来文的用法，它和现代语言的区别，及其为解释《圣经》所带来的困难。

其次，斯宾诺莎认为，《圣经》中所说的话必须与各预言书的背景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必须要了解：每篇作者的生平、行为与学历，他是何许人，他写作的原因，写在什么时代，为什么人写的，用的是什么语言。还要研究每篇预言书所经历的遭遇，最初受到欢迎与否，落在什么人手里，有多少种不同的本子，是谁的主意把它归入《圣经》里。最后，还要了解现在公认为神圣的各篇是怎样合而为一的。斯宾诺莎用这种历史的原则，对《圣经》各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圣经》中许多年代不准确，事实不可靠，语句有矛盾。

这样，作者用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在历史上第一次批判了并重新解释了《圣经》，驳倒了神学家们对《圣经》的各种歪曲和捏造，摧毁了教会统治的基础。

恩格斯对于斯宾诺莎的这种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指出：“当时哲学的最高光荣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论者都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 ^[1] 恩格斯的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神学政治论》，因为作者在这一部书中所用的方法只是他研究自然的一般方法的局部应用。

诚然，斯宾诺莎在这一部著作中仍然沿用了许多宗教的术语，但是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这些宗教的术语却具有唯物主义的内容。例如，作者所谓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自然”。他驳斥神学家们说，对于一件事物无法解释，就归之于上帝的意志，这种人是懒汉，这是一种可笑的方法，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上帝”就成为这些人的“无知的庇护所”。他指出，《圣经》中所叙述的事物所以要归因于上帝，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因为《圣经》的目的不在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事物，而只是在叙述动人想象的事物，用最有效的方法以激起惊奇，因而使大众的心深受感动，以唤起他们的敬神之心。

斯宾诺莎认为，《圣经》中有许多事情是用奇迹来讲述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自奇迹以推断上帝的存在，相反，如果奇迹是指一些违反自然规律的事物，不但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反而使我们怀疑上帝的存在。斯宾诺莎指出，《圣经》中所讲述的一些事物都可以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我们对于上帝的存在本来毫不怀疑，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而运动的。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自然界的规律极其广阔。这种规律给我们指明了上帝的无限、永恒、与不变。归根到底，按照斯宾诺莎，“自然的效能与力量就是上帝的效能与力量，自然的法则规律就是上帝的指令。”（第91页）反过来说，“上帝”就是“自然”。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谓“上帝”的真正意义。

这样，斯宾诺莎结合许多具体的例证，令人信服地给予《圣经》以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论证。但是，斯宾诺莎毕竟不能从宗教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这又表现了他的无神论的不彻底性。也因此而遭致了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曲解。

斯宾诺莎的这些论点以及所有其他的论点，归根到底是要证明他的政治主张，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他主张政治与教会分离，哲学与神学分离，它们各有其领域，应当互不侵犯。他倡导社会契约说，天赋人权说，主张人民应该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序言》中，他开宗明义地表明这一部书所要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要指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欲证明容纳自由，不但于社会的治安没有妨害，而且，若无此自由，则敬神之心无由而兴，社会治安也不巩固。”（第12页）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在民主政治中，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地转付于人，以致对于事务他再不能表示意见。他只是把天赋之权交付给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他是那个社会的一分子。这样，所有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只有这种政体我说得很详尽，因为这与我说明在一个国家之中享受自由的利益这个目的最为相近。”（第219页）

斯宾诺莎接着论证说，如果国家强迫人民按照统治者的意思规定他的生活，按照统治者的命令以评定一件事是真的或假的，好的或坏的，公道的或不公道的，按照统治者的命令以接受某种信仰，崇拜上帝等等，这都是误用统治权与篡夺人民之权。他认为，人的心是不能由别人来安排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之权，这种权利是不能割让的。“政府最终的目的不是用恐怖来统治或约束，也不是强制使人服从，恰恰相反，而是使人免于恐惧，这样他的生活才能极有保障；换句话说，加强他生存与工作的天赋之权而于他个人或别人无损。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愤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第272页）

同时，斯宾诺莎也反对个人的无限制的自由。他说，“虽然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自由不能完全不给人民，无限制地给予这种自由是极其有害的。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研究，究竟能够并且必须给予到多大的限度，而不危及国家的安宁或统治者的权势。”（第271—272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

可是，在这里也表现了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和机械论的局限性。他不能揭露国家的阶级根源，在他看来，国家的产生不是由于社会的经济过程，而是由于社会契约。他企图从“理性”，从“人的本性”推导出他的全部政治学说。同时，他卑视人民群众，例如他认为，人民的迷信是根深蒂固的，大众的褒贬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由于理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即能登上理性认识顶峰的“智者”才能获得自由。而他的这部著作正是为这些人写的。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如所有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在社会历史方面，斯宾诺莎的观点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但是，无可怀疑，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反对宗教，反对中世纪的封建经院哲学中，他的这一部书以及其他著作起了进步的作用。斯宾诺莎的历史功绩正在于此。正因为这样，他遭受到当时的神学家的憎恶，并受到了宗教的迫害，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使斯宾诺莎停止他的斗争。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2年11月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