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指导的权宜之计

即使权宜制度的基本主张没有这样因其措辞不明确而受到损害，它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便于进行辩论，姑且认为渴望得到的东西，即“最大幸福”，已被充分理解，它的特点和性质已为一切人所同意，它处在什么方位也得到了满意的解决，即使这样，说可能依靠经验来决定用什么方法获得它，仍然是没有正当根据的假定。经验每天都在证明，正如关于企求的具体目的存在不确定性一样，假定目的已知，关于达到目的的正确方法也存在着不确定性。让我们看几个事例。

巴伐利亚规定不准许没有资产的人结婚，除非某些当局能够“看出双方有能力抚养子女的合理前景”，当时的意图是为了制止无长远考虑的婚姻和过多的人口，以促进公共福利；大多数政治家会认为这一目的是值得称赞的，许多人会觉得为保证这个目的这一规定是适合的。可是这看起来很明智的措施却根本未能达到它的目的：在这个王国的首都慕尼黑出生的儿童几乎有一半是私生子！

也是出于令人钦佩的动机和使人信服的理由，我们的政府在非洲海岸建立了一支军队来查禁奴隶贸易。对于“最大幸福”来说，还有什么比消灭这种可憎的交易更为紧要呢？而且，由每年70万镑开支所支持的40艘战舰怎么会完不成这任务呢？可是结果却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当英国的废奴主义者拥护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很少想到，这样一种措施并没有阻止，而只是“加剧了这种交易的恐怖性，而且没有明显减轻交易的程度”；很少想到，它会产生舱距仅1英尺6英寸的快速航行运奴船，由于过度拥挤而造成的窒息、各种可怕的疾病，以及35%的死亡率。他们做梦也未想到，当情况十分紧急时，一个奴隶贩子会把由500个黑人组成的整批货物丢进海里；他们也想不到，在被封锁的海岸，失望的贩奴头子们会像在加利纳斯那样，处死200个男人和女人，把他们的头颅沿岸插在杆子上，置于舰队看得到的地方。 ^[1] 简言之，他们从未预料到，他们竟不得不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请求放弃压制的办法。

斯皮特尔菲尔兹的织布工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适当的事例。毫无疑问，引导他们去获得规定最低工资的1773年法令的诱惑是强有力的；预期这一法令的实施会带来更大的舒适必然使所有的人觉得十分合理。可是，很不幸，织布工们没有考虑到禁止按更低工资从事工作的后果：他们几乎没有料想到，在1793年以前，由于生意转到别处去，约有4，000台纺织机被迫停止运转。

为了产生“最大幸福”，减轻贫困看起来是很必要的，英国人民抱着这一目的批准了100多项议会法令；每一项法令都是因为以前通过的法令失败或不完善而提出的。可是人们对“济贫法”仍然感到不满，我们似乎还是和以往一样远远不能使这些法律得到满意的解决。

但是为什么要引述个别事例呢？难道一切国家的经验不是都在证明这些专凭经验来获致幸福的企图都是无效的吗？法律全书岂非只是这些不幸猜测的记录吗？历史岂非只是关于它们不成功结果的记述吗？我们现在又有多少进展呢？难道我们的政府不仍然在忙忙碌碌，好像制定法律的工作仅仅从昨天才开始吗？几乎每一次议会的活动都是默认它的无能。很少有一次提出的法案不是名为“修正某一法令的法令”。几乎所有前言中的“鉴于”都宣告那是一篇关于以前立法的失误的叙述。

可是权宜哲学却忽视这个充满事实的世界。尽管人们通过立法去争取“最大幸福”这一复杂整体中任何渴望得到的成分的企图如此经常地受到挫折，它却继续把信心置于政治家们不要外界帮助的判断上。它不要求指导；它不具有任何折中的原则；而却假定只要经过对民族生活各种现象的总体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政府就有资格设计这类会成为“权宜之计的”措施。它把对人性的解释看得那么容易，把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看得那么简单，把人们行为的原因看得那么显而易见，只要经过一番一般性的考察，就能给“集体智慧”以制定法律所必需的洞察力。

假如牛顿没有对地球物质的性质进行任何事先的调查，就立刻开始研究太阳系的动力学，花费若干年去观察太阳系，记下它的各个星体的距离、体积、周转时间、轴线倾斜度、轨道形状、摄动，等等，然后对这积累下来的大量观察结果进行细心思考，引出对星体运动的物理解释，那么他也许思考了一辈子也不能到达真理。

但是尽管这种研究方法曾经如何无效，它比起只通过对错综复杂的组合——社会——进行一番没有指导的考察，就企图找出公共政治的原理来，还是略胜一筹的。考虑到人们还不能十分完全地理解人 ——法律发挥作用所凭借的工具和所依据的材料，而且对单位—— 人 ——的认识，还只是对群体—— 社会 ——的认识的第一步，看来很明显，要从一般人类所呈现的复杂现象去推断出一种真正的社会生活哲学，并根据它去创立一部包括获致“最大幸福”的各项规则的法典，是超出任何有限心智能力的一项任务。

[1] 参看反奴隶制协会1847年报告，及1848年对议会委员会提出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