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有一种我们赖以出生在世界上的力量，使人产生了要和别人联合起来的愿望，假如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的话，那么这就表明，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因此，如果社会上发生极端有害的混乱现象，如果有人得到一种可使其他各种人遭受残酷压迫的权力，那么这就表明，要么就是上帝创造人是要他们受苦，要么就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使人类社会变成幸福社会所应依据的那些原则。

假如人们从来没有过社会生活，那么他们的状况与其他生物就未必会有什么不同。他们从事一切工作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基本的自然需要。由于每一个人只能拥有他靠自己的劳动习惯所得到的东西，因此，他所得到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甚至连生活必需品方面也是如此。人们的积蓄本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状况。然而，人类所独有的互相交换劳动的意向，是使他们能够不可比拟地超过一切无知生物的首要原因。

既然只是由于交换的缘故，才产生了一种使个别的人能够强制地统治人民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我们经常把我们的痛苦归咎于政府的错误呢？请希望别人得到幸福的人们在这里想一想，好好地考虑一下吧！请他们牢牢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交换而且只有交换才是社会的基础， 人们之间其他的一切关系 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请他们首先记住这个事实的全部重要意义。如果他们能够摆脱偏见，把自己原先对人类贫困的原因所持的结论丢开一刹那，如果他们愿意耐心地、仔细地分析目前的 商业制度 ，那么他们就能 在这个制度中 找到造成人类本性某些可怕缺陷的原因。

慈善家经常企图用抓后果的方法来改善他人的生活状况，这是徒然的。要使社会得到长期的好处，需要注意原因。然而我们的各种计划主要只是用不彻底的措施来消除贫困。我们企图依靠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的帮助来克服社会上的困苦，而这些慈善机构虽然表明了它们的善良的愿望，但同样也表明了它们的无知；然而这种企图是徒然的。但愿能够建立起消除产生人类灾难的原因的社会：这种社会不是给予贫乏的人以帮助，而是消除了贫乏的原因；这种社会并不用金钱来帮助穷人，而是消除了穷苦的原因；这种社会并不去捕捉小偷，而是消除了对偷盗的一切诱惑；这种社会的主要的目的是在所有的人中间平分幸福的好处，和睦地、和平地、一心一德地把人们联合起来。只要能出现建立在这个原则上的社会，它就不再需要任何的帮助；它的成就将是这样的：经过不多几年以后，一切慈善机构，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都将永远关闭。

大自然的创造者——不管我们叫他什么——把自己的特性赋予了他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只有了解这些特性，重视这些特性，我们才能够使这些东西达到完善的程度，或者使它们接近完善的程度。他使植物具有自己的特性，因此在照料植物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每一种植物的特点，就要在我们的知识和技艺可能的范围内，保证每一种植物能得到它所需要的土壤、特殊的地势和温度。因为我们知道，试图叫它按照我们的意见去适应另外一种土壤、地势或温度，将会白费力气。创造者使人类也具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自然权利和使用这些权利的意向，因此如果我们想使人类达到按其天性所能达到的完善程度，或者至少接近这种完善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应当使人类的一切规章制度能适应他们的天性。因为经验经常能够充分证明，我们不可能任性地用规章制度去束缚人类的天性而不破坏他们的幸福。使人类的天性服从于跟它相矛盾的法律、规章和习惯的企图，纵然不是使人类遭受灾难的唯一的根源，但也是主要的根源。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彻底改革以前，促使人类幸福的任何尝试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知道得非常清楚，社会上一部分无知的人把那些赞成欧文的计划的人称做热心家；而欧文本人在这些人看来如果不是疯子，便是空想家。我们试着来说明人们对他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并且对概然性的问题稍微说几句话。

未必会有两种东西相互之间的区别比 实际概然性和可能的概然性 之间的区别更大：前者取决于某件事物的实际可实现性，后者取决于对事物的基础的认识。

只有不可能用一定的原因加以解释的事物才是完全不可置信的。譬如，如果有人说，圣保罗教堂明年会自动搬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是完全不可置信的，因为谁也不能想象它有进行这样事情的力量，而没有这种力量，自动迁移地方是不可能的。

随着认识事物的困难逐渐减少，事物的可能性便变得越来越大了。

譬如，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发明了一种东西，利用这种东西他能够在空中行动就像在水中行动那样的方便，那么对这种说法我们就不会持有像对待上面的例子那样的态度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能够促使在这方面迈出第一步的那种力量。但是由于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逆风行进，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相信这种说法，除非让我们看到一种我们能赖以在空中朝着我们所希望的任何方向行进的新发明的力量。

如果有一件事情，促使它产生的某种力量是容易解释清楚的话，那么 这件事情 就完全具有可能性。例如，我们能毫不怀疑地提出下面的说法，因为我们能证明它的正确性：“每一个英国人都有可能得到一切生活舒适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有一种力量，它使我们有可能创造出足够的生活舒适品，甚至比满足社会上每一个成员所希望得到的数量多两倍的生活舒适品。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愿意得到这些生活舒适品，只要他们能够得到的话。我们知道至今阻碍着广大群众得到这些生活舒适品的原因，并且将在这几篇论文中加以充分的说明；我们还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消除这个原因。我们有着取得财富的意愿；我们有着创造财富的力量，我们知道各种计划，使财富的分配能导致预期的结果。

然而这种说法必然会受到怀疑；如果不是这样，那才值得奇怪呢！因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人的见解是与刚才所说的概然性的要求或其他明智的原理不一致，而只同先例相符。可是哪儿有物质福利和财富均等的先例呢？

当我们听到一件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时，我们最初的感觉是惊奇；这种惊奇的力量，经常正好跟我们听到的事情与以前已经存在的、以前听到的或预期的事情之间差别的大小成正比。但是当我们的惊奇心稍稍淡薄下去以后，那么第一个问题将是：“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或者是（如果这仅是一个例外的话）：“这怎么能发生呢？”如果我们后来明白，它的原因是与结果相符合的，我们就相信这件事，否则就不相信。因此，如果上面所说的是正确的（我们不怕任何反驳），那么很明显，要认识过去没有先例的结果，首先必须了解产生这种结果的力量，然后才能使我们觉得它是可能的。因此，假如欧文的计划现在为大家所欢迎，那才真正值得奇怪。因为要在实际上得到一致的同意，它首先要被大家所理解。现在一千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在其中生长和受教育的现有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一万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理解欧文主张的制度吗？然而尽管这样，有无数人对问题甚至没有作过一分钟的考虑，却指摘它是空想的、荒谬的。这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一般都是受先例支配的；没有先例，直接就表明它是不可置信的。在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气球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气球的事情之前，如果有人说，它比空气更轻，能上升到比天上的云更高的地方，大家就会把他当作疯子。即使有某种论点能够完全证实他的意见，也只会有少数人愿意接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在听到新的结果可能由新的情况所引起之后，要是他们并不通过揭示新说法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区别的途径来作出自己的判断，而是问：“这件事是由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成的？”然后只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原因与结果是否相适应，这样，他们的行为就会明智得多。这是对待事物的唯一明智的方法。然而广大群众从来并不努力去掌握这种方法。这就是社会舆论对新事物的看法经常不正确的原因，而且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文才会被人称做空想家，这些人不是过于懒惰，不想去分析他的计划，便是没有能力去理解这个计划。

在开始研究人类幸福问题的时候，在分析问题的细节以前，先简单地研究一下它的实质，也许是有好处的。这的确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所追求的目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不能决定采取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我们要来确定一个标准，以便使我们能够用来判断人类的目的。

我们并不把“幸福”的概念用于非生物，因为它们是什么也感觉不到的：它们既不会感到快乐，也不会感到悲痛。它们既不会笑，也不会高兴，因为它们是没有感觉的。由此可见，感觉是幸福和不幸的媒介；幸福存在于通过感觉的媒介作用而给予我们的愉快的印象之中，不幸则是由于不愉快的印象而生的：我们感受幸福的程度，是受到我们的天性所能接受的愉快感觉的强度和数量的限制。

假定有一种生物，它与植物的区别仅在于它具有一种感觉——嗅觉。如果它从外界得到的印象与人们借助于同样的感觉所得到的一样，那么该生物的幸福仅在于愉快地使用这一个器官。然而这种幸福是非常有限的。它无法与除嗅觉外还拥有听觉的生物的幸福相比，因为后者能接受数量较多的愉快感觉，能达到较高的幸福程度。

如果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感官，那么，每一种感官都有可能接受千百种愉快的感觉，而对于这些感觉，我们上面提到的那种生物是丝毫也不会感受得到的。

很明显，幸福在于接受愉快的感觉，幸福的大小是由我们的天性所能接受的感觉的强度和数量决定的。

因此，一个受过脑力劳动锻炼的、有修养的人，他的性格还因受到爱情和友谊的陶冶而变得更加温和，他就能比一个仅有感性的人达到更加高度的快乐和内心的满足，而仅有感性的人的愉快则仅限于肉体的享乐。

但是由于感觉本身是被动的，它对于影响它的外界环境没有任何权力，因此我们必须研究那些能够促进幸福的环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不同的人的性格是各不相同的，虽然这种区别并不在于构成性格的因素不同，而是在于这些因素的力量强弱不同。这就造成了我们在才能上和爱好上的自然的区别。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了能达到幸福，或者换句话说，为了得到最大数量的愉快感觉和最小数量的不愉快感觉，为了只按照那些互相协调的爱好行事，为了保存并在可能条件下加强这些爱好的力量，为了消除我们做了会遭受痛苦的一切事情，我们应当怎样来支配我们的才能和爱好呢？

要是人们真的愿意明白，只有最后能带来善行的东西才是 正确的 ，带来罪恶的是 不正确的 ，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增加人类幸福，而后者减少人类幸福——要是人们愿意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在自己一生的任何场合都掌握了处世良方。

罪恶产生于对欲望的不加约束的纵容；适度的满足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而对这种快乐的回忆却会使我们不知节制。

酗酒是一种罪恶，因为它是与身体健康以及智能的充分运用不相容的。不诚实是一种罪恶，因为它是与可以总称为财富的享受资料不相容的。

然而，如果我们的爱好不够强烈，不能使我们在它的满足中找到乐趣，那么即使协调地运用我们的才能也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幸福：需要防止过度。如果我们老是不断地吃东西，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饥饿，食物就不能使我们产生快乐。为了要享受乐趣，我们必须防止这种过度。

用不着进一步证明也很清楚，要得到幸福，就必须把得不到满足便会带来痛苦的一切欲望连根铲除。有了欲望而自己又不能使它得到满足，这对我们说来当然是很可悲的。

然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意见：幸福在于对某种东西的追求，而并不在于拥有它。的确，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人不是明智的生物。他还没有学会理解自己的天性并且按照自己的天性来行事，他没有学会在能找到幸福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他的一切才能都被带入错误的轨道。因此，他把自己的精力耗费于取得那些（他的理智能告诉他什么！）不能带来任何真正满足的东西！

请看看我们的社会教育机构，并且请告诉我们，有哪一个机构能为人类的才能指出明智的方向呢？难道它们不是把青年的思想引向战争和谋杀的邪念吗？因此，千百万人被怂恿去当兵：在人们心中煽起了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使人在消灭别人的事业方面寻求自己的幸福！当他把自己一生中的大好时光贡献给这种使命之后，最后他会高声长叹：“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然而，绝大部分人被怂恿在追求财富中去找寻幸福。但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懂得怎样正确地使用财富，因此财富经常给他们带来麻烦。

认为幸福只在于追求某种东西而并不在于占有它，这种观点是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的。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在濒于饿死和渴死的时候，会在谋取食物和饮料时比享用它们时得到更大的乐趣呢？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在恶劣的天气中被雨淋得浑身透湿、并且冻得发僵的时候，会在找寻壁炉时比享受它的惬意的温暖得到更大的快乐呢？我们中间有什么人在做过一件好事以后没有得到快乐，反而感到失望呢？

因此，必须消除认为幸福仅存在于概念中的错误见解！我们今后将要在依照理智的嘱咐能找到它的地方去找寻幸福。我们要学会正确地认清一切事物的价值，不要愚弄自己，不要去追逐泡影，因为泡影是会破灭的，会给我们带来失望！

由此可见，幸福——人类一切企求的最终目的——在我们的自然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以前，是无法达到的。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后者的本质。

人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一种是作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第二种需要本身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随着人的诞生而一起产生的，是与人不可分割的；另一类是由于教育、习惯、周围的人们的榜样或影响而获得的。至于后面这些需要，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只获得那些与天性赋予他们的需要相协调的东西。关于这些东西这里不预备多说，因为它们是随周围的各种条件而转移的，没有固定的形式。至于第一种需要，很明显，人作为有生命的生物需要食物、衣服和住房；他所处的地位必须使他有可能养活自己，如果他有家庭的话，还要养活自己的家庭；他必须能够以适度的劳力做到这一点，并且毫不担心自己的努力会达不到期待的目的。身体健康和力气是获得幸福所必需的重要条件；它们是与过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的高度紧张不相容的。人的精神需要表现在他的求知欲上。人的天性使所有的人都具有求知欲；然而我们要在精神上得到幸福，那么必须使智慧的种子——求知欲——开花结果，否则它会白白埋在那里，得不到什么益处。人类追求的伟大目的在于满足这些需要。我们要研究，我们的努力对满足这些需要究竟适合到怎样的程度；因为如果它们已经明智地、合理地得到了满足，那么欧文提出的新制度就可以用不着了。

我们请求读者首先和我们一起来分析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制度，它的重大任务是要保证人们能得到食物、衣服和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