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18世纪下半期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到了19世纪最初25年已经全部完成。机器生产逐渐排斥了手工劳动而在国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期间，英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大批出现。与此同时，英国的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成长和壮大。

但是，英国的产业革命给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极端的贫困和深重的苦难。机器生产使广大的小生产者陷于破产，使农民群众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之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工厂直接受资本家剥削外，其余的变成了失业的常备军，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同时，新的工业装备又使得资本家有可能雇佣大批的女工和童工，并对他们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

19世纪初期，英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他们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弄得筋疲力尽，而所得到的报酬却很微薄，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的居住条件同样也很恶劣，经常是一家数口挤在一个十来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由于过度的劳动，女工的早衰和童工夭折的现象十分严重。至于失业工人的境况更是非常悲惨。

失业、贫困、政治上的迫害，以及长期对法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后果，都促使英国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由内心的不满而逐渐发展为自发的斗争。不过，工人们在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幸的真正根源，而把一切都归咎于机器。因此，有一个时期，特别是在1811年至1812年间，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达到了相当广泛的规模，直到1819年的工人运动之后，英国的无产阶级在现实的教育之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以上就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思想观点形成的历史背景。

约翰•格雷1798年生在苏格兰，卒于1850年。幼年家贫，十四岁时就因生活所迫离开学校，到伦敦的一些大工厂和大商号中工作，开始独立谋生。由于工作关系，他到过英国的许多地方，结识了各行各业的不少人士，有机会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和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后来，格雷对他所接触到的这些实际材料进行独立思考，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观点。他曾这样说：“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无论全部或局部，都非剽窃自任何人的。”虽然，格雷在他活动的初期，曾经赞同并宣传欧文的一些观点，可是在某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始终同欧文有着严重的分歧。

1825年，欧文的忠实弟子亚伯拉罕•寇耳布在格拉斯哥附近创办合作公社，格雷起初很想加入，后来由于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同公社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结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就在同一年中，他却写了一本“专门为了捍卫欧文计划”的著作。这本书就是《人类幸福论》。

《人类幸福论》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卓越的文献之一。由于它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息，同时又写得深入浅出，文笔动人，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因而成了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英国工人们最喜爱的一本读物。

格雷在《人类幸福论》中首先表述了自己对幸福的看法。他认为人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一种是作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前者表现为人需要衣服、食物和住房；后者表现为人都具有求知欲。他说，在这两种自然的需要没有获得满足以前，人是不能得到幸福的。接着，格雷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在物质需要上得不到满足，便是在精神需要上得不到满足。因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是富人或穷人都是不幸的。

正如英国别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汤普生和布雷一样，格雷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也是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作为武器的。格雷特别强调“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能使生活愉快和舒适的一切东西，都是人类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本书第11页)。他把社会上每一个不参加生产劳动的成员都叫做非生产者。这些人中除了向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的医生、艺术家和教师外，绝大多数都是无益的成员，他们都是靠生产阶级而生活，也是向这一阶级所征收的一种“直接税”。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是把自己的劳动贡献给有益目的的人，越是受人鄙视，而越是能够靠自己的财产来支配别人劳动的人，却越是受人尊敬。格雷认为这种现象是十分不合理的。他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必须把这种情况整个颠倒过来。

在旧社会中，劳动人民虽然创造了一切物质财富，养活了整个非生产阶级，而自己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据格雷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在这里，格雷引证了英国统计学家科胡恩的著作，指出英国生产阶级在1812年生产了总数约为426 230 372英镑的财富。生产阶级中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儿童本来平均可以分到五十四英镑。然而，他们实际上只从其中取得十一英镑，也就是说，只取得他们本身的劳动产品的五分之一稍多一些，其余的部分都被非生产者用地租和利息的形式所夺走。

接着，格雷尖锐地批判了地租和利息的剥削性。他说，既然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基础，那么地主不参加任何田间的劳动，到时候却把别人的劳动攫为己有，“这就是极大的不公平”。同样地，他也谴责食利的不义性。他认为，食利是一种“用虽然合法但不公平的手段叫别人供养自己吃闲饭的方法”(见本书第36页)。因此，他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让劳动人民有可能得到自己所创造的全部的劳动财富，并用自己不需要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格雷断言，如果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每年再得到近四十英镑的收入，那么，他们就能够绰绰有余地购买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自然，他们的生活也就会过得十分愉快。

格雷的《人类幸福论》的最有价值的一面，在于它论证了价值是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揭露了工人所创造的价值绝大部分都为不参加生产的资本家和地主攫为己有，指出这是同以公平交换为前提的价值规律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从而要求把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全部归还给他们。正如恩格斯对整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那样，格雷也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里嘉图的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以攻击资本主义生产” 的。

但是，我们在《人类幸福论》中也发现了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格雷的一般历史局限性和他的阶级局限性。

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是以全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居的。他们宣称，不但要改善“最受苦的”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还要改善社会上养尊处优的那些成员的生活。这一点在格雷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不过。格雷一方面固然深切同情被剥夺去将近五分之四的劳动产品的生产者生活的贫困，另一方面却又怜悯剥夺他人劳动产品的非生产者的处境的困难，认为在充满了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阶级得到的财产数量，是他们的服务可能得到的最小数量”，“债主和房东得到的财富，是他们靠放债和出租房屋可能得到的最小数量”(见本书第62、63页)。在格雷看来，连这些人都不能算是幸福的。因此，格雷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不但要取消剥削，让劳动人民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且还应该废除竞争，以便让商人、债主和房东得到最大数量的收入。格雷这种同时要改善两个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的状况的想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不理解无产阶级的世界性的历史使命，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政治斗争采取否定的态度，是整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这种倾向在格雷的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格雷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却把剥削制度同剥削者严格划分开来，认为剥削的过错在于制度，而不应归罪于任何一个个别的人，甚至任何一个阶级。因此，在他看来，“对于一个由于他无力判断的情况而偶然处于压迫者地位的人，哪怕怀有一点点的敌意都是非常不公平的。”(见本书第30页)

从这一种观点出发，格雷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我们最不赞成采取暴力手段来消除贫困；我们相信，暴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长期的改善。”(本书第36页)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社会制度》中，格雷竟要求人民停止进行任何政治争论，甚至应放弃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权利。在格雷看来，只要向人民指出真理，说明目前制度的错误，并且提出一个较好的制度，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政治斗争就可以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把整个空想社会主义叫做“非政治的社会主义” 。

除了上面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外，在格雷身上还存在着由于强烈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所产生的阶级局限性。这一点也是格雷同欧文发生主要分歧的所在。欧文把私有制看作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因而坚决主张加以废除，即便是小私有制也不例外；而格雷却主张保存小私有制，也就是说要保存小商品生产的条件。他说：“这里所谈到的计划，和欧文先生的计划截然不同，但是我希望它将是有益的，它会向全世界证明，利益的一致跟个性和跟财产的差别完全是并行不悖的”(见本书第69页)。这几句话充分反映了格雷的上述见解。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把按照社会主义协作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看作一项首要任务。他们力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来消除社会的贫困，从而达到改善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的目的，而格雷却从深受市场价格波动之苦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把组织流通摆在首要的地位。他认为，“只有彻底改革商业制度才有可能使人们得到重大的福利”(见本书第65页)。正是这一种观点促使格雷后来在《社会制度》一书中提出“劳动货币”的学说，企图在不触动所有制的基础上用“劳动货币”来克服商品销售的困难，消除所谓货币对于商品的权力。

不过，格雷上述的错误见解，在《人类幸福论》中还不曾形成有系统的理论。在这本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和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揭露。正是基于这一个理由，格雷的《人类幸福论》一直被看作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本优秀著作。

郭一民
196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