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本书对于企业的本质、目的、功用以及进一步动向的探讨，就它的出发点而言，与其他对于同样一般事实的研究有所不同。如果有任何不习见的结论，只是由于观点上的这种采择，而不是由于事实、理论条例或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有什么特殊之处。观点是从企业家的事业——那些决定着当前企业经营的目的、动机和方法——产生的。一个观点的这种采择，它本身就是从当前的经济情况产生的，这个情况在根本上也就是一个企业情况。

对于企业和企业原理的许多支派和论断，要作格外广泛、详尽的探讨应当是办得到的，并且将得出有兴趣的结果。对于现代经济学说的主要部分，在不止一点上，也许可以由此引起某些修正（革新）。但在进行时，对于这个现代动力，除了它的直接经济关系以外，如果能深入钻研它及于文化发展的方面，则显然将证明更加特别有意味。不过企业的这种文化的方面，实在是属于社会学家而不是属于专门经济学家的范围；因此这次的研究，在本书最后几章里，关于这一题材不是短少了，而是违反了常规，超越了经济讨论的合法界限。为使减轻这一罪愆，应当指出，在那几章里所叙及的一般文化特征与经济情况本身是那样地密切，实在不容许把它们完全置之不顾。

列入本书的各章内第五章关于信用贷款，曾作为一篇专论，载芝加哥大学《十周年纪念刊》第四卷，转录时内容没有作多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