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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是随着它所遭遇的困难而形成的。这些困难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要求我们去解决；解决不了就要受到惩罚：不是死亡就是衰落。
地球上各族人民遇到的困难互不相同，克服困难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
亚洲历史上早期的西塞亚人，不得不同自然资源缺乏的情况作斗争。他们所能想到的最简便的解决办法，是把他们的全部人口不分男女和儿童结成一伙伙匪帮。对那些主要从事社会合作的建设性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们是不可抵御的。
对人类说来，幸亏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如果人类本性不像它实际上这样复杂，如果人类本性像一群饿狼那样简单，那么，现在那帮以掠夺为生的人就会蹂躏全球。但是，人类在面临困难时，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人类，有责任发挥人类本性所具有的较高的智能，如果忽视这种责任，也许能够获得眼前的成功，可是这会使人类掉进死亡的陷阱。因为对低级动物的障碍，就是为高尚的人类生活提供了机会。
种族问题是印度有史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人种学上不同的种族，在我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个事实，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是正视它，并且通过最实事求是的对待，以证明我们的博爱。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前，我们将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不得不克服自然环境给他们带来的障碍或者他们的强大邻邦的威胁。他们组织起自己的力量，一直到他们不仅能够合理地摆脱大自然和邻邦的暴虐，而且手中还有余力可以用来反对别人。但是在印度，我们的困难在于内部，我们的历史，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社会调整的历史，而不是为了防御和侵略而组织起力量的历史。
人类历史的目标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世界主义，也不是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印度一直在努力完成它的任务，一方面调节社会分歧，另一方面承认精神团结。但是它在种族之间筑起了过于森严的壁垒，并且在等级划分中使低贱者的地位永久化，这就犯了严重错误。它常常摧残本国儿童的心灵，缩小他们的生活范围，使之适应它的社会模式。但是几百年来，它已经进行了新的实验，并且作出了调整。
印度的使命像一个主妇的使命：它不得不为众多的客人准备适当的款待，而这些客人的习惯和要求又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产生了无穷的麻烦。而麻烦的解决，不仅有赖于机智，而且有赖于同情心和人类团结的真正实现。从早期的奥义书时代直到现在，许多伟大的精神导师为实现人类团结进行了工作，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用我们对上帝的觉悟来蔑视人类的一切分歧。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并不是王国盛衰的历史，也不是争夺政治霸权的历史。在我国，有关这些时代的记载，人们不屑一顾，而且已经置诸脑后，因为它们决不代表我国人民的真正历史。我国的历史是关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实现精神理想的历史。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尚未完成。世界洪流荡涤着我国，新的东西已经引进，更大规模的调整有待于进行。
因为西方的教导和榜样同我们认为印度需要实现的目标完全相反，我们就更有上述这种感觉了。在西方，民族的商业和政治机器制造出来的，是整齐的、经过压缩捆扎的人类货包，它们都有用处，而且有很高的市场价值；但是它们都用铁条捆扎，按照科学，细致而精确地贴上标签，分门别类。显然，上帝使人成为人类；但是这种现代产品带着庞大制造业的气味，做得这样奇迹般的完满，使造物主发现很难认出它是具有精神的东西，是按照造物主自己的非凡的想象造成的创造物。
然而，我怀着期望。我要说的是：无论你喜欢用什么精神来看它，这里是印度，是至少有五千年历史的印度，它力求和平地生活和深思熟虑。这是没有任何政治的印度，不是多民族的印度。它的唯一抱负是要了解这个作为灵魂的世界，要每时每刻生活在崇敬谦恭的精神之中，生活在同这个世界的永恒的和个人关系的愉快意识之中。正是在人类这一边远部分，人们的举止像孩子，智慧如长者，西方民族才闯了进来。
尽管印度的早期历史上充满着斗争、阴谋和欺诈，它仍然是超然的。因为在它的家庭、田野、寺庙和学校里，师生共同生活在纯朴、献身和求知的气氛中；它的乡村自治政府，采用了简便的法律与平和的行政管理——所有这一切，都是真正属于它的。印度关心的不是它的历代帝王。他们像掠顶浮云一样，时而染上瑰丽的色彩，时而乌黑一片，雷霆惊人。他们常常带来破坏，但是像天灾一样，他们不久就被人们遗忘。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不只是一片过眼烟云掠过它的生活表面，什么骑兵和步兵，装饰华丽的大象，白色的帐篷和华盖，一队队驮着沉重贡物的骆驼，一队队敲着铜鼓、吹着横笛的乐队，大理石的圆顶清真寺、宫殿和陵墓，像豪华的美酒泛起的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也不是关于叛逆和忠贞，幸福的得失，命运的突然遭遇的故事。现在是西方的民族用它的机器的触角伸进印度土壤的深处。
所以我对你们说，正是被称为见证人的我们，要为我们民族同人类的关系提供证明。我们知道游牧民莫卧儿人和帕坦人曾经入侵印度，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人类当中的种族，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习惯，有自己的爱和憎，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有时爱他们，有时恨他们，我们曾为他们打过仗，也打过他们；我们用他们的语言也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同他们交谈，在支配这个王朝的命运方面，我们有着积极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国王，也不是人类当中的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而我们本身并不是民族。
现在让我们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这个民族是什么呢？
就人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合意义而言，民族就是全体居民为了机械目的组织起来的那种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这样的社会没有长远的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是人的自发的自我表现。它是人类关系的自然准绳，使人们能够在互相合作中发展生活理想。它也有政治的一面，但那只是为了特殊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保存自我。这仅仅是力量的那一方面，而不是人类理想的方面。在早期，这种联合在社会上占有单独地位，只限于各种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由于科学的帮助和组织的完善，这种力量开始增长并且产生大量财富，于是它以惊人的速度越出它的界限，驱使它邻近的所有社会贪婪地追求物质繁荣，结果互相妒忌，互相惧怕对方变得强大。这时它再也不能遏制自己，因为竞争愈演愈烈，组织发展得愈加庞大，自私自利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利用人的贪欲和恐惧，在社会上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地盘，终于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
它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由于你不知不觉地看不到社会的活生生的联系正在瓦解，并且为单纯的机械组织所取代。但是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迹象。男女之间的冲突由此发生，因为将他们和谐地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扯断了；因为男人被迫职业化，为自己和别人生产财富，为了自己或普遍的官僚作风而不断地推动权力的车轮，使妇女独自衰亡，或在无援的情况下为自己奋斗。这样一来，在自然合作的地方却为竞争所侵入。男女相互联系的心理发生变化，变成原始的争夺者的心理，而不是通过以共同放弃自私为基础的联合探求人类完善的人类心理。因为失去现实生活联系的分子，也就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如同气体勉强装进过小的容器一样，它们在其中不断地互相排斥，一直到把这个限制它们的容器冲破为止。
现在，我们看一看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他们憎恨以任何形式将权力强加于个人。唯一的理由是，这种权力过于抽象——它是在民族的政治实验室里使个人的人性消亡而制成的科学产品。
经济领域的罢工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罢工像荒野里带刺的灌木一样，每次被砍掉以后不是又重新茁壮成长么？制造财富的机器不停地增长，成为与社会的所有其他需要很不协调的庞然大物，它的重量越来越把人类的全部现实压得粉碎，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失去全部和健康的人类理想的人们之间引起永久的不和，劳资之间发生无休止的经济冲突。因为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永无止境，对自私自利的妥协从来不能实现最终的和解。它们一定孕育着妒忌和猜疑，直到这样的结局：不是发生某种突然的灾难，就是出现精神上的新生。
这种政治经济组织的别名就是民族，当它靠牺牲高尚的社会生活的和谐而变得力量无限之时，也就是人类的遭殃之日。当一个父亲成为赌徒，家庭义务在他心目中降到次要地位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被贪欲诱使的动作机械的动物。于是他能够做出在正常心理状态下会感到羞耻的事情。社会也是一样。当它变成一个完全的权力组织的时候，就很少有它干不出的罪恶勾当。因为功利是一部机器的目的和检验机器价值的根据，而善良只是人的目的和意愿。当这个组织的发动机开始变得庞大，而构成这个组织的人变成这个机器的部件的时候，作为个人的人，就不复存在，一切都成为由这部机器的人类部件所实现的一种智慧的运转，不存在任何怜惜或道义上的责任。可能发生的是，人的道义本性试图通过这个装置为自己申辩，但是一整套绳索和滑轮在叽嘎作响，人类的内心的力量湮没在人类自动机的运转中，道义上的目的只能艰难地获得某种畸形的结果。
这种抽象的存在——民族，正统治着印度。我们已经在我们国家看到某种牌号的罐头食品，被大肆宣扬为从制造到包装从未接触过人手。这种描述适用于对印度的统治，这种统治也是尽可能不用人的手的。总督不需要懂得我们的语言，他们只同官员接触，不需要同我们进行个人接触。他们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支持或阻止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可以根据某种方针路线领导我们，然后又玩弄权术把我们拉回来。英国报纸对伦敦街头的事件以某种适当的同情加以报道，但是对印度的有时比不列颠诸岛面积还大的地区里所发生的灾难，却很少予以注意。
但是，我们被统治者不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我们自己都是有着生动感情的个人。以纯粹冷酷的方针对待我们，可能刺进我们生命的要害，可能由于一种永恒的软弱无援的状态而威胁我们人民的整个未来，可是决不可能在另方面触动人的心弦，或者以极其微弱的方式去触动它。这种令人畏惧的责任，它的全部的和普遍的行为，在人还是一种个别的人，处于这样茫然无知的状况下，是永远不能完成的，只有在多方伸手进行控制的抽象的势力代替人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势力向四面八方伸出它的蠕动的触角，并且把它无数的吸管甚至伸到遥远的未来。在民族的这种势力的支配下，猜疑追随着被统治者；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智力和力量的大量猜疑。惩罚的执行，在人的心灵上留下了一大片悲痛的苦难伤痕；但是这种惩罚是由一个纯粹的抽象力量给予的，这种力量已使一个遥远国家的全体居民丧失了个性。
然而，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影响我自己国家的问题，而是影响全人类的未来问题。这不是英国政府的问题，而是民族支配的政府的问题。这个民族就是全体人民的有组织的自身利益，它的人性和精神微乎其微。我们有亲身体验的民族是不列颠民族，就这个民族所支配的政府而论，有理由认为它是最好的一个。再者，我们不得不认为，对于东方来说，西方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互相补充，因为我们的不同的生活观，使我们看到真理的不同方面。因此，假如西方精神果真像暴风雨那样来到我们的土地上，那么它撒下的却是永远有生命力的种子。在印度，当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同化西方文明中永恒的东西时，我们将处于协调两个伟大世界的地位。那么，令人恼恨的单方面的统治将会结束。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印度的历史并不属于一个特定的种族，而是属于一个创造过程。世界上不同的种族对这个过程都作出了贡献，其中有达罗毗荼人和阿利安人，古希腊人和波斯人，西方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徒。现在终于轮到英国人忠于这个历史了，他们为历史带来了生活的献礼。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力量排除他们参与建设印度的命运。所以我说的民族，更多地是同人类历史有关，而不是同印度历史特别有关。
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在几乎是不自觉的情况下，越来越屈从于为这个政治的和商业的人——只有有限目的的人，让出地位。这个过程借助于科学的惊人进步，正十分得势，引起人的道德上的混乱，使人性方面在没有灵魂的组织的阴影下，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感到它像铁钳似的紧紧钳着我们生命的根柢。为了人类，我们应当挺身而出，对所有的人发出警告：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席卷当今人类世界并吞噬它的道德活力的残酷瘟疫。
我对作为人类种族的不列颠种族深为敬爱。它产生了胸怀开阔的人，具有伟大思想的思想家和伟大业绩的实行家。它产生了伟大的文学。我知道这些人爱好正义和自由，憎恨欺骗。他们思想纯洁，态度坦率，笃于友谊；他们的行为诚实可靠。我同这个种族的文人的个人接触，使我不仅钦佩他们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而且钦佩他们豪爽的人性。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民的伟大，就像我们感觉到太阳一样；至于这个民族，对我们来说却像一种遮蔽太阳的沉闷的浓雾。
由民族支配的这个政府，既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它是一种应用科学，因此不管在什么地方用它，它的原则都是大同小异的。它像一部水压机，它的压力是一种无情的压力，因而十分有效。它的功率会因不同的发动机而异。某些水压机甚至可能用手驱动，因而紧张中还留有适当松弛的余地。但是在精神实质上和方法上，它们的区别都是微小的。我们的政府以往可能是荷兰式的、法国式的或葡萄牙式的，而它的基本特征会同现在的特征几乎一样。也许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它的组织不是那样完善，所以还可能遗留某些人性的残余，允许我们同某种类似我们自己的跳动的心脏的东西打交道。
在这个民族统治我们以前，我们曾经有过其他的外国政府。这些政府像一切政府一样，它们本身也有某种机械的成分。但是它们和这个民族支配的政府的区别，犹如手织机和动力织机的区别。手摇织机的产品，表现出人的活生生的手指的魔力，它的嗡嗡声和生命的音乐交融在一起。但是动力织机在生产中是无情的、没有生命的，准确而且单调。
我们必须承认，在以前的个人政府统治时期，有过专制、不公和讹诈的事例。它们造成苦难和不安，我们乐于从中得到拯救。法律的保护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恩惠，而且是一种有益的教训。它正教导我们，纪律对于文明的稳定和持续不断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法律保护，使我们懂得有一种正义的普遍标准，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种姓和肤色如何，都有要求平等的权利。
当前，印度政府的这种法律统治，已经在我们这个幅员广大、居住着不同种族和风俗习惯的人民的国家里建立起秩序。它使这些人民有可能更密切地互相交往，并培育共同的理想。
但是在印度不同种族之间建立这种普遍联系的同志关系的愿望，已经成为西方精神的成果，而不是西方民族的成果。在亚洲，无论人民在何地得到西方的真正教益，它都是无视西方民族的。只因日本能够抵抗西方民族的统治，它才能从西方文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虽然中国的道德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源泉受到本民族的毒害，但是它为接受西方的最好教益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不受民族的阻挠，还是可能成功的。不久以前，波斯在西方的召唤下刚从长期的沉睡中觉醒，很快又被民族蹂躏得死气沉沉。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是好客的，但是事实证明民族本身并非这样，它使一个东方客人作为他自己祖国的人类的一员，在你们面前感到屈辱。
在印度，我们正在遭受由于西方精神和西方民族的冲突而造成的痛苦。民族吝啬地将西方文明的好处施舍给我们，力图将施舍物的营养尽可能限定到接近维持生命力的最低程度。分配给我们的教育份额少得可怜，应该是对一个西方人的尊严的侮辱。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受到鼓励和训练，得到一切便利条件，使他们自己适应遍及全世界的商业和工业的伟大运动，而我们在印度所得到的唯一帮助，不过是由于落后而遭到这个民族的讥笑而已。这个民族剥夺我们的机会，把我们的教育减少到为外国政府办事所需要的最低限度。而这样做时，它辱骂我们，一心散播傲慢自大的讽刺与嘲弄，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决不会汇合到一起，以此来抚慰它的良心。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这位老师的责骂，说印度经过他的将近两个世纪的教育，不仅仍然不适宜于自治，而且也不能显示它在智能上的成就，难道我们一定要归因于西方文明固有的某些东西和我们天生地不能接受它，或者一定要归因于肩负使东方文明化的白种人的重担的这个民族的精明的吝啬行为吗？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缺乏日本人民具有的某些品质，但是要说我们的智力同他们的智力相比是天生的无能，即使反驳这种说法是危险的，我们也不能接受。
事实上，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它像一群捕食的野兽，总得有它的牺牲品。它是真心不能忍受看到它的猎场变为耕地。实际上，这些民族为了增加牺牲品和地盘，正在相互争斗。所以，西方民族的作为像堤坝一样，阻挡西方文明自由流入并非民族的国家。因为这种文明是权力的文明，所以它有排他性，它自然不愿意对它选定的剥削对象敞开它力量的源泉。
但是道义的规律依然是人类的规律，而排他的文明，依靠别人繁荣兴旺，却不让别人得到它的好处，这就宣判了它本身在道义上的死刑。由这种文明产生的奴役，不知不觉地耗尽了它对自由的爱好。它用以强压在人间受难者的无可奈何的状况，时时刻刻对创造这种文明的力量产生引力作用。大部分世界正在被民族剥夺了它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总有一天要变成民族的最可怕的负担，将它拖进毁灭的深渊。每当权力清除道路上的障碍以便顺利前进的时候，它总是得意洋洋地将自己驱进最后的覆灭。它的道义的制动器，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一天比一天失灵了，舒适的平光大道，成了它的死亡之路。
在西方文明的所有东西当中，西方民族最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就是法律和秩序。当我们的教育奶瓶接近无奶、卫生事业绝望地吮吸自己的大拇指时，军事组织、地方行政公署、警察、刑事侦查部、特务系统等等，却成了套在它们腰部的畸形肚带，占据了我国的每一寸地方。这是为了维持秩序。但是，难道这种秩序不正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吗？难道它是为了给人们生活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机会吗？它的完善是一只蛋壳那样的完善，它的真正价值在于给小鸡和它的孵化提供安全保障，而不在于为吃早饭的人提供方便。单纯的管理是非生产性的，它不是创造性的，也不是一种活的事物。它是一台蒸汽压路机，重量和功率大得可怕，它有用处，但是无助于使土壤变得肥沃。在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以后，它给我们带来了和平的恩惠，这时候我们才可以低声说：“和平固然好，但是不如生命好，生命是上帝的伟大恩赐。”
另一方面，我们以前的政府非常缺乏现代政府的许多长处。但是因为那些政府不是由民族支配的政府，它们的结构松散，还留有很大的间隙，我们自己的生命之线可以通过间隙织成它的图案，我确信，在那些日子里，确有我们极端讨厌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布满沙砾的地面上赤脚行走时，我们的双脚会逐渐适应这种冷漠土地上的异常状况；我们的鞋子里如果进入一颗小砂粒，我们是决不能忘记这件事的。这些鞋子就是由民族支配的政府——它紧箍着我们的双脚，用封闭的方式限制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双脚只有些微的自行调节的余地。所以，当你拿出统计数字将我们的双脚在过去碰到的沙砾数和目前制度的缺点进行比较时，这些统计数字几乎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这不是外在障碍的数量问题，而是个人相对地无力克服这些障碍的问题。这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弊端，不在于它的数量，而在于它的性质。我们只好承认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当西方精神在自由的旗帜下前进的时候，西方民族却在铸造它那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无情和最牢固的组织锁链。
当印度人不在这个组织的政府的统治之下时，很大的灵活变化，足以鼓舞有力量和有精神的人感到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预想不到的希望，从来不是没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想象力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都能比较自由地发挥作用。我们面对的未来，不是一堵死硬的用花岗石砌成的墙，它永远阻挡我们显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造成这种绝望局面的原因，是使人惊呆的科学方法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些力量。因为并非民族的国家的每一个个人，完全处于整个民族的控制之下——民族的不倦的警惕，乃是一部机器的警惕，没有人类那种宽容或分辨的能力。只要稍微一按按钮，这个组织就像怪物一样大睁眼睛，广大的被统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它那寻根究底的丑恶凝视。只要稍微拧一下它的螺丝钉，只要拧动一点点，控制就紧缩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广大居民当中，每个男女和儿童，在他们自己国家或者甚至在国外任何地方要想逃脱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非人类的东西，以它持续的和巨大的呆板的压力压在活的人类身上，现代世界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不停地呻吟着。不仅是从属的种族，还有你们，生活在自己是自由的幻想中的你们，每天都为这个民族的偶像牺牲你们的自由和人性，都是生活在遍及全世界的猜忌、贪婪和恐慌严重的毒化气氛之中。
我在日本看到全体人民自愿地听任他们的政府整顿他们的思想，削减他们的自由。这个政府通过各种教育机构限制他们的思想，制造他们的感情，在他们露出向往精神生活的迹象时，就以猜忌之心提防他们，带领他们沿着狭窄小道走向必须按照它自己的秘方完全将他们焊接成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而不是走向真实的境界。人民愉快而骄傲地接受这种普遍的精神奴役，因为他们渴望将自己变成一架叫做民族的权力机器，并在他们的集体的尘世利欲方面胜过其他机器。
当问到它的道路是否明智时，这个新皈依的狂热的民族主义信徒回答说：“只要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到处蔓延，我们就没有自由发展高尚人性的选择自由。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能力抵御这个祸害，使我们自己最大限度地取代它。因为现代世界唯一可能的兄弟情谊就是流氓的兄弟情谊。”最近日本大肆庆祝日本和俄国之间确认相爱的兄弟联合，并不是因为基督精神或佛教精神的任何突然复兴，不过是因为它是按照现代信念建立起来的联合，相信互相的流血威胁是一种较为可靠的关系罢了。不错，人们不能不承认这些事实是民族世界的事实，而它的唯一教训是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人民应当竭尽他们的体力、智力和道义力量，在有影响的搏斗中互相击败对方。古时候斯巴达全力以赴使自己变得强大，它通过摧残人性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在这种严重摧残中死亡。
现代由于人性衰弱而引起的苦难，不限于受支配的种族，而在那些迷信自己有自由的人民当中甚至为害更为严重，因为他们不知其害，而且咎由自取。了解这个事实，我们并不感到安慰。为了利润和权力，用更高尚的生活理想做交易，那是你们自己的自由选择。你们不惜糟蹋灵魂以图暴发，那就悉听尊便。但是，你们组织整个民族的自我扩张本能达于登峰造极，并称之为好事，难道你们不应对此负责么？试问在人类历史上，在它的最黑暗时代，曾经有过什么像民族这种可怕的灾难么，它的毒牙不是深深叮进尘世的赤裸裸的肉体，而且永不放松么？
你们西方人制造了这种反常的事物，能否想象这个受苦人栖息的世界上那种凄凉的绝望情景，而这些人不是由组织者像魔鬼似的加以无形的控制么？你们能否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人，他们似乎命里注定要使他们自己的人性受到永世的折磨，他们不但要忍受不断贬低他们人格的痛苦，甚至要提高嗓门为一个机械装置的仁慈大唱赞歌，赞美它不停地拙劣地模仿着天意么？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从民族开始出现以来，它所带来的恐怖就是使全世界为之战栗的那种魔鬼般的恐怖么？哪里有黑暗的角落，哪里就有对它的暗算的疑惧；在它看不见的这种恐怖的背后，人们在永久不信任的情况下生活。邻人的每一脚步声，每一动作的沙沙声，都给周围带来毛骨悚然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是人的本性中一切卑鄙之本。它使人对于残酷无情的行为几乎公然不以为耻。狡猾的谎言成为自我庆幸的事情。庄严的保证成了滑稽剧——正因为它庄严而显得可笑。民族用它全部的权力和财富的装饰品，用它的旗帜和虔诚的赞歌，用它在教堂里的亵渎神明的祷告，以及它在文学上装模作样的爱国的自吹自擂，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民族是民族的最大祸害，它的全部预防措施都是针对它的，它的任何一个伙伴刚一降生到人世间，它的头脑里就随着产生对新灾祸的恐惧。它的唯一愿望是利用世界其余地方的软弱，像在牺牲品的瘫痪的肉体上取食的昆虫一样，为了可口又有营养而使这些牺牲品足以活下来，它随时准备将它的毒液送进其他活着的人民的心脏，这些人民还不是民族，所以是善良无害的。因此，民族在亚洲已经有而且仍然有着最富饶的牧场。伟大的中国富有古老的智慧和社会道德、勤劳和自我克制的素质，像一头大鲸鱼一样唤起了民族心目中掠夺的欲望。它的颤抖的躯体带着由民族——科学和自私自利的奴隶——准确射中的渔叉。它为了摆脱人类传统的束缚，为了它的社会理想，穷尽一切办法为自己掌握现代效率所作的可怜的尝试，每一步都受到民族的阻挠。它的身上缠绕着不断紧缩的民族的财政绳索，试图将它拖到岸边，分割成碎片，然后公开奉献上帝表示感恩，感谢上帝支持一种现存的邪恶，消除出现一种新的邪恶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民族一直在要求历史感谢它，让它的剥削永世长存；命令它的吹鼓手在世界各个角落吹打起来，宣布它自己是世上精华，人类之花，上帝允准用它的全部力量猛击非民族世界的无保护的脑壳。
我知道你们的劝告是什么。你们会说，将你们自己组成一个民族，并且抵抗这种民族的侵犯。难道这是真正的劝告吗？难道这是人对人的劝告吗？为什么有这种必要呢？假如你们说，在你同人的关系中要更善良，更公正，更真实，节制贪欲，过简朴健康的生活，使你对人类神圣的觉悟在表现上更加完善，那我会很相信你们的。但是，难道你们一定要说，对我们自己最珍贵的是机器而不是灵魂，人的得救取决于训练自己很好适应轮子来回转动的那种死气沉沉的节奏么？难道一定要说，在无休止的政治斗牛戏中，机器必须同机器相斗，民族必须同民族相斗么？
你们说，这些机器为了相互保护，会在恐惧的密谋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但是这种蒸汽锅炉式的联合会给你们提供那种有它自己的良心和它自己的上帝的精神吗？在恐惧不会约束你的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那将会怎么样呢？那些并非民族的国家在风箱、铁锤和螺丝刀的肆无忌惮的淫威之下，现在无论享有什么安全，都是列强互相嫉妒的结果。但是当它们不是许多单独存在的机器，而是被铆合一起的一个欲壑难填的商业和政治怪物的时候，难道还留有一线希望给其他人吗？这些人在活着，在受苦，在相爱和崇拜，在沉思和谦恭地工作着，但是他们唯一的罪过难道不是没有组织起来么？
然而，你们却说：“那没有关系，无能力的人一定要失败——他们要 灭亡 ，这就是科学。”
不，为了使你们自己得救，我要说，他们要活下去，这就是真理。我极为大胆地这样说，但是我断言，人类世界是道义的世界，不是因为我们盲目地相信它，而是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不顾这个事实是危险的。不能为了维护人类的道义本性而把它随意加以割裂。你们不能为了你们的国内消费用保护性的关税壁垒来保护它，而在国外却让它尽量适应自由贸易。
现在，当残酷的战争已经将它的魔爪伸进欧洲的要害的时候，当欧洲积累的财富正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欧洲的人性在战场上被搞得支离破碎的时候，难道你们还不相信这个真理吗？你们惊讶地问道，它究竟干了什么而应该得到如此报应？回答是，西方已经在让它的道义本性完全变成化石，以便为它那巨大的无形的效率打下坚固基础。它一直在用饥饿将个人的生命变成适应职业需要的生命。
在你们欧洲的中世纪，纯朴的和自然的人满怀炽热的激情和期望，力图调和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冲突。欧洲在生气勃勃的青年时代经受了狂风暴雨的锻炼，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对它的本性都起了强烈的作用，并且完整地塑造了它的道义人格。欧洲在人性上的全部伟大之处，都依赖于那个时期的锻炼——人的完善的锻炼。
接着到了理智的和科学的时代。我们都知道，理智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灵，同我们不可分离地在一起，但是我们的意识可以离开具体的人，它只能在思想领域里自由活动。我们的理智是一个苦行者，他赤身裸体，不吃，不睡，没有欲望，感觉不到人类的爱、恨与怜悯，他只是通过生命的交替进行推理，而不动感情。他探索事物的根底，因为他同事物本身没有个人关系。语法家通过一切诗歌没有阻挡地找到词根，因为他寻求的是词的规律，而不是诗歌的真实性。当他找到规律的时候，他就能够教授人们怎样掌握词汇。这是一种力量，是实现人类的某种特殊用途、某种具体需要的力量。
真实性就是和谐，它对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全面的平衡。打破这个平衡，去掌握游离不定、互相斗争的原子，是没有意义的。那些贪求权力的人，力图控制这些原来的斗争成分，并通过某些狭窄的渠道迫使它们用暴力为人的某些特殊需要效劳。
这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一件大事。它为人提供了物质世界的自由。它赋予人一种幅度更大的时间和空间的利益，使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内处理事情，得到更充分的好处。所以，他能够容易地胜过那些生活在一个时间较慢和空间未充分利用的世界里的人们。
力量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因为它是从人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所以它很快超过了完整的人性。道义的人依然落在后面，因为他不得不同事物的整个现实打交道，而不只是同事物的规律打交道，这种规律同个人无关，因而是抽象的。
由于人的智力和物质力量的增长，大大超过道义力量，他就像一只被夸大了的长颈鹿，它的头突然长到离它的躯体几英里远，使得正常联系难以建立起来。这头长颈鹿的贪吃的头，用它的巨大的牙齿，用力咀嚼着世界上所有树顶上的叶子，但是营养物很慢才能到达胃肠，它的心脏受到贫血的折磨。对于人类本性中当前这种失调，西方似乎茫然无知而怡然自得。它在物质上的巨大成就，把它的全部注意力转移到高度的自我陶醉。它运用乐观的逻辑，以它的通向永恒的无限延长的铁路线为根据，仔细盘算着自己的好运。以为所有的明天都和今天一样，只是重复地增加二十四小时，那是过于肤浅的想法，它不惧怕人类仓库的不断扩大同饥饿的人们的衣食无着的鸿沟日益扩大。逻辑不知道在财富和幸运的无数阶层的最底层，正酝酿着地震，以恢复道义世界的平衡。有朝一日，精神空虚的深渊将把大量对尘土怀有永恒之爱的东西填进它的渊底。
纯粹的人不是强大的人，而是完善的人。因此，要将他变成单纯的力量，你就不得不尽量缩小他的灵魂。当我们是纯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彼此去掐对方的喉咙；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本能，我们的道义理想的传统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如果你要我去杀人，你必须通过使我的意志衰亡、使我的思想麻木、使我的动作无意识的某种训练来破坏我的人性的完整，然后由于复杂的个人的解体，产生那种抽象观念，那种毁灭性力量，它同人类的真理无关，因而很容易变成残忍的或机械的东西。让人脱离他的自然环境，脱离他的整个社会生活，割断他同美和爱以及社会职责的一切活生生的联系，为了大规模地生产财富，你就能够将他变为一部机器的许多零件。将一棵树变成木头，它可以为你烧火之用，可是再也不能开花结果。
这种非人化的过程一直在商业和政治上进行着。经过机械能的长时间的分娩的阵痛，生出了这个发育完全的装置，它的力量很大，胃口惊人，在西方的洗礼中命名为民族。我在前面提示过，由于它的抽象的本质，它已经轻而易举地远远走在具有完全道义的人的前面。它有着魔鬼的道德心和一架自动机器的无情的完善，年轻的月球上的火山爆发如同它正在造成的灾难相比，都要自叹弗如。结果，人对人的疑惧就像荨麻的茸毛一样，刺激了这个文明的所有肢体。每个国家都将它的间谍网撒向别人的隐秘处，捕捉他们在外交泥潭里酝酿的背信弃义的秘密。民族除了在绑架、谋杀和背信弃义中进行地下交易，以及在腐朽的渊薮里孳生一切可怕的罪恶以外，他们的特务活动还有什么呢？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盗窃、欺骗和背信的历史，所以只能滋生国际上的疑惧和妒忌，而国际上的寡廉鲜耻达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民族的义愤的风笛随着时间的不同和外交同盟的变化，经常变换它的调子，好像政治音乐厅的各种演出一样，令人感到悦目赏心。
我刚刚访问过日本，在那里时我曾劝告这个年轻的民族采取崇高的人类理想的立场，永远不要仿效西方将民族主义的有组织的自私自利作为它的信仰，永远不要幸灾乐祸地看待邻人的软弱，永远不要一面肆无忌惮地对待弱者，它在弱者那里可以是光荣的卑鄙而不受惩罚，同时却羡慕有力量打击它的人，掉转它那和蔼的右脸让这种人亲吻。一些报纸赞扬我的话带有诗意，同时又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失败的人民的诗篇。我觉得他们是对的。日本在现代学校里学过如何变强的课程。这种学习结束了，它该享受学习的成果了。西方以雷鸣般的炮声的声音在日本门口说，让那里有一个民族——结果有了一个民族。现在它已经出现，你们为什么不从心底里感到一种纯粹的愉快感，并且说它好呢？为什么我看到一家英国报纸挖苦日本吹嘘它的文明的优越性，而这种吹嘘英国和其他民族已经进行了多少年却从来没有红过脸呢？因为自私自利的唯心主义必须不断用自夸其德的药剂来使自己迷醉。但是同样的毛病在它自己的生活中似乎是如此自然而无害，而看到其他民族中出现这种不愉快的现象时却感到惊讶和恼怒。所以，当你们看到依照你们自己的想象形成的日本民族，开始它的民族自大的生涯时，你们就摇头说它不好。难道这不是为了准备对付另一个拥有更大破坏力的邪恶力量而从海岸这边发出呼吁的一个原因吗？日本抗议说它有它的武士道，永远不能出卖它应当感恩戴德的美国。但是你们发觉很难相信它，因为民族的智慧不在于它对人类的信任，而在于它的完全不信任。你们对自己说，你们不得不对付的不是武士道的日本，有道义理想的日本，而是当今流行的自私自利的无形之物，是民族；而民族只有在它们的利益结合一起，至少说不相冲突的时候才能信任民族。事实上，你们的本能告诉你们，另一国人民进入民族舞台，就增加了另一种同人类最高尚的一切东西相矛盾的祸害，并以它的成功证明寡廉鲜耻是走向繁荣的道路——而仁慈对弱者来说，是有益的；上帝是失败者剩下的唯一安慰。
不错，这是民族的逻辑。它决不会倾听真理和仁慈的声音。它将让钢铁和钢铁结合，机器和机器结合，继续跳它那道德败坏的圈状舞，在舞步中践踏一切人类纯真信仰和生动理想的美丽花朵。
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为人性在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于前列地位。这种自我欺骗的理由，是人类拥有更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人的身体的疾病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治疗。可是做到这点主要不是靠道义上的牺牲，而是靠知识的力量。在数量上，它是大的，但是它来自表面，又散布在表面上。知识和效率在外部作用上是强有力的，但是它们是人的仆人，而不是人的自身。它们的服务，像旅馆的服务一样殷勤，但是主人并不在场；与其说好客，不如说方便。
所以我们务必不要忘记，科学的组织遍布于四面八方，它在加强我们的力量，而不是加强我们的人性。随着力量的增长，民族自我崇拜的迷信在优势中形成；个人自愿地让“民族”像骑驴那样骑在他的背上；于是产生了势必出现灾难性后果的怪现象，个人奉献一切，去崇拜一个在道义上远远不如他自己的上帝。如果这个上帝同个人一样真实，这种现象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让我对这一点作一说明。印度某些地方每半月有一个特定日子禁止寡妇吃饭喝水，作为一种庄严的虔诚行为。这往往导致残忍、毫无意义和不人道。然而人们并不是生来就残忍到这种程度。这种完全不真实的抽象的虔诚，使个人的道义感完全泯灭，就像人不会不必要地伤害一个动物一样，当他用“游猎”的抽象概念麻醉自己感情的时候，会使大量无辜的动物遭受可怕的摧残。因为这些概念是我们的智力的产物，因为它们是逻辑上的分类，所以它们能够轻易地使个人在它们当中消失。
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实际上，如果有人指出，他们会感到非常恼怒。
难道这种情况能够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吗？能够不断地在我们活的本性的广大领域里制造道义上麻木不仁的荒原吗？难道它能够永远逃脱它的报应吗？难道这个机械组织的巨大力量在世界上不受限制，它的可怕的力量和速度不是会更加彻底地将它自己弄得粉碎吗？你们是否认为同邪恶竞争可以永远制止邪恶，而精明的谈判可以将魔鬼圈进互相同意的权宜之计的牢笼？
在民族之间进行的这次欧洲战争，是因果报应的战争。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命，一定反对设置障碍，哪里有感情，哪里有制度和政策，哪里就应当涌现出生动的人与人的关系。为了整个受欺凌的世界，欧洲自己应当完全明白叫做民族的这种东西荒谬绝伦。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民族长期以来靠肢解人性得到繁荣。人，是上帝的最美好的创造，经过民族的加工厂却大批地变成了进行战争和挣钱的傀儡，它们对自己结构的可怜的完善情况，自视过高，荒唐可笑。人类社会越来越变为政客、士兵、制造商和官僚的一种傀儡戏，由具有高超效率的背后势力操纵演出。
极端的自私自利永远不会使无休止的仇恨和贪欲、恐惧和伪善、猜疑和专制自行结束。这些怪物外形庞大，但从来不会变得协调。民族可能成长到难以想象的肥大，但不是有生命的躯体的那种肥大，而是钢铁、蒸汽和办公大楼的那种肥大，直到它那畸形的躯壳再也不能容纳它那丑恶的内脏——直到它在大炮的吼叫声中开始绽裂，喷出毒气和火光，发出死亡的哀鸣。在这次战争中，民族开始了它临死的剧痛。突然间，它的全部结构都发狂了，开始跳着复仇女神的狂舞，跳得自己粉身碎骨，零落尘埃。这是不真实的悲剧的最后一幕。
只要对人类有一点信心的人，不能不热切希望民族的残暴机器将不会恢复它以前的全副爪牙，恢复它的伸向远方的铁臂和它那只有胃没有心脏的巨大体腔；他们希望人类将会摆脱包围着自己的无形混沌，在个性自由方面获得新生。
面罩已经揭开。在这次可怕的战争中，西方已经同它自己的创造物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它曾为这个创造物献出自己的灵魂，它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实质上是什么。
它从不觉得它的道义本性正在暗中发生缓慢的衰败和解体，常常使它怀疑一切，而更经常以更加危险的狡猾方式表现出来的是它不知不觉地使世界广大地区蒙受肢解和侮辱的痛苦。现在它一定会了解，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只有这样，才会从她自己的子女当中产生新的一代，他们将挣脱幻觉的缠绕，打破那种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对兄弟情谊的歪曲，他们将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机器的奴隶，这种机器将灵魂变为商品，把生命变为零件，用它的铁爪挖出了世界的心脏，而不知道它究竟干了什么。
我们不属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我们向尘土施礼，我们知道尘土比建造权力盛世的砖块更为神圣。因为尘土富有生命、美和信仰。我们将感谢上苍，因为我们被迫度过绝望的黑夜沉默地在等待，不得不忍受骄傲者的侮辱，挑起能干者的重担。虽然我们的心因怀疑和恐惧而战栗，然而经过这一切，我们怎么也不会盲目相信机器对人类的拯救，但是我们坚信上帝和关于人类灵魂的真理。我们依然满怀希望，当权力对于占据它的宝座感到羞愧，准备让位予爱的时候，当黎明沿着人性的大道为洗净民族的血腥足迹而来到的时候，我们将被召唤带着我们自己的水罐，盛满圣水——信仰之水，将人类历史清洗干净，并且用它的水珠将多少个世纪以来遭践踏的尘土滋润得富饶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