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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到罗马城的起源时，不应当把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拿来和它相比；能和它相比的只有克里米亚的那些城市，因为它们是为了收藏战利品、牲畜和粮食而修建的。罗马的主要地点的古老名称都是由于这样的习俗得来的。
这座城市甚至是没有街道（rucs）的，如果人们不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一直接续到这里的、以这里为终点的道路的话。房屋是毫无秩序地分散在各处，而且非常之小，因为男子总是在外面工作或是在广场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待在家里的。
可是从罗马的建筑物上面，立刻就能看出它的伟大来。这些营造物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依然也能使人对于它的强大产生一种最为崇高的念头，它们都是在国王执政的时期修建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建造这座永久之都了。
为了争夺公民、妇女和土地，罗慕露斯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永远是和他们的邻人作战的。他们每次回城都要带着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这就是捆成一束束的麦子和畜群，这些战利品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欢乐。这就是凯旋的起源：凯旋在后来也正是这座城市所以变得伟大的主要原因。
罗马由于和萨比尼人结合到一起，他们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萨比尼人是像拉栖代孟人那样的严峻而又好战的民族，而他们的祖先就是拉栖代孟人。罗慕露斯采用了他们的大楯，来代替他以前一直使用着的阿尔哥斯的小楯。而且，我们应当指出，最足以使罗马人成为世界霸主的一种情况，就是在他们经常不断对一切民族作战的时候，他们只要是看到比自己更好的习惯，他们立刻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习惯。
在意大利的各共和国里，当时人们认为，他们和一个国王缔结的条约对于他的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这对它们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国际法。因此，凡是被罗马的一个国王所征服的人，到另一个国王即位时，便自认为不再受约束了。结果就产生了连续不断的战争。
努玛的长期的和和平的统治恰恰足以使罗马维持住一种小康的局面。如果在当时他的领土更大一些，他的国力更强一些，那么他的命运就很可能永久被确定了。
罗马繁盛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国王都是伟大的人物。在历史上，除此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不间断的一连串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
在社会制度刚刚产生出来时，共和国的首脑们就缔造了共和国的制度，而后来则是共和国的制度造成了共和国的首脑。
塔尔奎纽斯 [1] 未经元老院，也未经人民的选举就取得了王冠。从此政权变成了世袭的：他并且把它变成了专制的政权。在这两个革命之后紧接着又来了第三个革命。
他的儿子塞克司图斯奸污了路克列奇娅，这样就做了一件几乎永远会使暴君从他们所统治的城市被放逐出来的事情：因为这样一种行为很容易使人民感到自己的被奴役的地位，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
当新的税收加到人民身上的时候，人民是容易忍受下来的；他们并不知道在使用从他们身上取得的金钱时，他们是不是因此得到一些益处。可是，当他们受到侮辱的时候，他们就只会感到自己的不幸，而且他们还要把他们可能受到的一切灾难都想到了。
路克列奇娅的死亡不过是业已到来的革命的一个诱因而已，这一点可以说是千真万确不容怀疑的。因为一个自尊心强、有事业心、勇敢大胆并且被关闭在城墙之内的民族，必然或者是挣脱身上的枷锁，或者是把情绪镇静下来。
两种情况当中必然会发生一种：或者是罗马改变它的政府，或者是它仍然保持着自己那小而贫穷的王国的地位。
现代的历史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明当时罗马发生的事情的例子；这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们十分注意的事情：因为不论任何时代，人们的感情总是相同的，引起巨大变革的诱因虽然不同，但原因却永远是一样的。
就和英国国王亨利第七加强下院的权力以低贬上院一样，塞尔维乌斯·图留斯 [2] 却在他之前扩大了人民的权利以削弱元老院。可是人民后来变得更加大胆起来，他们把两个王国全都推翻了。
塔尔奎纽斯的形象在后人的心目中是十分不妙的。在攻击暴政的任何一位演说家口中，都不会漏掉他的名字。但是在人们看到他自己预见到的不幸临头之前他的行为，他对于被征服各族人民的温和，他对于士兵的宽厚，他能够使许多人归向他那一方面的本领，他所营造的公共建筑物，他在战争时的勇敢，他在遭到不幸时的坚忍，他在既无王国又无财产的情况下对罗马人民所进行的或是激使别人进行的二十年的战争，为进行战争他取得的源源不绝的资源，这一切都使人看得很清楚，这个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后人对他的估价，和对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好或者是坏都会受到命运的任意摆布。任何一个国王如果他为后来占了统治地位的党派所战胜，或是他想消除掉留在他身上的偏见的话，那他的名誉总是要遭受损害的！
罗马把国王赶跑之后，就建立了每年选举执政官的制度。这一点也是使它变得极其强大的原因。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于其他享乐，甚至是懒散的时期了。然而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期间成就赫赫的功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他们劝说元老院建议人民发动战争，他们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
元老院本身也是很愿意进行战争的。因为它经常不断地被人民的声诉和请求所苦，因此为了使自己摆脱人民的困扰，它就设法把人民的精力放到对外事务上去。
原来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正是由于打劫的缘故，人们却受到了一种训练，人们在打劫时所遵守的纪律几乎和我们今天在小鞑靼人中间所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战利品是公有的，它们在士兵中间分配：什么都遗失不了，因为在出发作战之前，每个人都要发誓绝不私吞任何东西。而且罗马人是世界上对誓约最虔诚的民族，誓约永远是维护他们的军纪的动力。
最后，留在城里的公民也享有胜利的果实。被征服民族的土地一部分被没收，没收的部分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公家出售，另一部分在贫苦的公民中间分配，条件是要向共和国交纳租金。
只有在征服了什么地方或是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执政官才能得到凯旋的荣誉，因此他们把战争进行得极其猛烈；他们作战时是一直冲向敌人，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实力。
罗马因此永远是处于战争状态，而且这些战争又永远是激烈的战争：原来，一个永远在进行战争的民族，一个以战争为政府统治原则的民族，必然会或是自己毁灭，或是战胜所有其他的民族，因为那些民族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是既不适于进攻又没有防守的准备的。
因此罗马人对于战术便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些为时短暂的战争里，大部分的范例都失传了：和平往往使人们想到另一方面去，人们不仅忘掉他们自己的错误，甚至忘掉自己的功业。
不断战争的原则的另一个后果是：罗马人不战胜绝不缔结和约。老实讲，和一个民族缔结可耻的和约以便再去进攻另一个民族，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就总是按照他们失败的程度扩大自己的要求；因此他们就使战胜他们的人感到胆战心惊，他们并且下决心要自己非取得胜利绝不罢休。
由于随时有遭到最残酷报复的危险，坚忍和勇气对他们说来就成为必不可缺的了。而这些美德在他们身上就和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家人、对他们的祖国以及对人类的一切最珍贵的东西的爱不能区分开来了。
意大利的各族人民完全不知道使用攻城器械。而且由于士兵根本不领饷银，这就不能使他们长期驻守在一个地方；因此，在他们的战争中，决战非常之少。他们作战不过是为了劫掠敌人的营地或是敌人的土地；在这以后，战胜者和战败者便各自返回自己的城市。这种情况造成了意大利各族人民的抵抗，同时也造成了罗马人想制服这些民族的顽强意志；这种情况使罗马人取得的是这样一些胜利，这些胜利绝不会使他们腐化堕落，却使他们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
如果他们迅速地征服了所有邻接的城市，那么在庇鲁斯、高卢人和汉尼拔 [3] 来攻的时候，他们会早已处于衰微的境地了；就像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遭到的命运一样，他们是会过于迅速地从贫穷走向富足，再从富足走向腐化堕落的。
但罗马永远是自强不息并且永远是遇到障碍的，它虽然不能把自己的威力扩张出来，却总是使其他的民族感到这种威力。在一个很小的圈圈之内，他们施行了必然会对整个世界发生宿命作用的美德。
意大利的一切民族并不是同样好战的：托斯卡尼人由于他们的财富和奢侈而变得柔弱了；塔林顿人、卡普阿人、坎佩尼亚和大希腊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是在闲散和嬉戏中委靡下去；但是拉丁人、埃尔尼克人、萨比尼人、埃克人和沃尔斯克人则酷爱战争；他们都住在罗马的四周，对罗马进行着极为酷烈的抵抗，这样他们就成了把顽强精神教给了罗马人的老师。
拉丁的城市是阿尔巴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是拉丁努司·西尔维乌斯建立起来的。这些城市的居民除了血统和罗马人相同之外，他们的仪节也都一样。塞尔维乌斯·图留斯劝他们在罗马修建一座神殿，以便作为两个民族相结合的中心。拉丁人在列吉拉湖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失败以后，便不得不和罗马人结成联盟并和罗马人缔结一项军事条约。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十人执政官专制统治的短暂的时期里，罗马的扩张依赖于它的自由达到了何等地步。国家仿佛失去了使它活动起来的灵魂。
在城里不过只有两类人：一类人是受奴役的人，另一类人则是为了他们私人的利益而想法奴役人民的。元老们像离开一个外国城市那样地离开了罗马：相邻的民族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在元老院设法给士兵发了军饷以后，就进行了威伊城的围攻：这次围攻持续了十年之久。人们看到罗马人使用了新的技巧，罗马人有了另一种作战方法；他们的成就更加辉煌了；他们的胜利得到的好处更多了，他们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征服，开辟了更多的殖民地，最后，威伊的攻克则成为一种革命了。
然而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更容易些。如果说他们沉重地打击了托斯卡尼人、埃克人和沃尔斯克人的话，这一点却造成了这样的一些后果：罗马的同盟者，同罗马人有着同样武器和同样军纪的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却离开了他们；托斯卡尼人自己组成了同盟；意大利的一切民族当中最好战的撒姆尼特人则对他们展开了酷烈的战争。
自从建立了军饷制度以后，元老院便不再把被征服民族的土地在士兵中间分配了。不过元老院却规定了另一些条件：例如说，它要这些民族在一定的时期内供应军队以饷银，供应他们以粮食和衣服。
高卢人的攻占罗马丝毫没有削弱它的实力：与其说是被征服毋宁说是被分散开来的军队几乎是不损一兵一卒地撤退到了威伊。人民也都逃避到相邻的城市去；城市的火灾只不过是烧掉了牧人的几间小屋而已。
[1] 塔尔奎纽斯（统治时期为纪元前534—前509年），他是罗马帝国的所谓王政时期的第七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国王。他的政策引起了氏族贵族的不满。反对塔尔奎纽斯的起义结果是把他赶跑，搞垮了国王的政权，建立了共和国。
[2] 塞尔维乌斯·图留斯（纪元前578—前535年）是罗马帝国王政时期的第六个国王。罗马的新宪法即和他的名字有关。恩格斯认为这一新宪法是“以希腊的范例，特别是以梭伦为依据的”。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居民都根据财产资格被分为六个阶级。由于塞尔维乌斯·图留斯的改革，罗马的政权集中在最富裕的那部分居民的手里，它不仅是反对奴隶的，也是反对罗马的无产者的。孟德斯鸠在这里试图揭露塞尔维乌斯·图留斯的改革的阶级性质。
[3] 汉尼拔（约在纪元前247—前183年），著名的迦太基统帅，以反对罗马人的军事行动而知名。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孟德斯鸠认为汉尼拔是一位政治家和统帅而对他感到兴趣。
罗马人注定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把它看成是唯一的艺术，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全部思想都用来使这种艺术趋于完善。维吉秀说，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受了一位神的启示之后才组成了军团的。
他们认为，应该给军团的士兵以比任何其他民族的武器都要有力、都要沉重的进攻的和防御的武器。
但是由于在战争中有些事情是重武装的士兵所不能做的，因此他们就使军团内部有一支轻武装兵，为的是使这支队伍能够出去作战，而在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它还可以退回来。他们使军团还拥有骑兵、弓兵、弩兵，为的是追击逃敌和保证胜利。他们使军团装备着各种各类的战争器械，这些器械都是随着军团行动的。正像维吉秀所说，每当军团定驻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设防的营地。
罗马人为了能够使用比其他人的武器更重的武器，他们就得受更多的锻炼：他们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们不断地努力劳动以增强自己的体力，他们还通过各种练习以取得动作的灵巧，而这种灵巧不外是正确地分配自己的力量而已。
目前我们看到，我们的军队由于士兵的过度的劳动而发生大量的死亡。但正是由于大量的劳动，罗马军队才把自己保存下来。我想，这理由是：罗马军队经常是劳苦的，反之我们的军队在连续一段时期极度的劳动之后，却又整天闲下来什么都不做：这在世界上最足以造成大批死亡的情况。
在这里我以为有必要谈一谈作家们笔下罗马士兵所受训练的情况。他们要习惯于按照军队的步伐行进，这就是说，要在五小时内行军二十哩，有时是二十四哩。在行军的时候，他们得背负六十里弗的重量。他们要学习习惯于全副武装地奔驰和跳跃。他们在操练的时候要带着剑、标枪、箭，它们比起普通的武器来要重一倍。而且这样的操练又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的。
人们不仅仅在营地里受到军事训练：在城市里也有一块可供市民操演的地方（这就是战神广场）。在操演之后，他们就跳入梯伯河，这一方面是为了练习游泳的技巧，一方面是为了洗掉身上的尘土和汗垢。
对于体力的锻炼，我们在目前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蔑视过多地从事体力锻炼的人，理由是这些锻炼的大部分，它们的目的不外是娱乐而已。可是对古人来说，一切体力锻炼，直到舞蹈，都是战术的一部分。
在我们中间甚至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即过分巧妙地使用我们在战争中所用的武器，竟然成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因为自从单个对单个的战斗之风流行以后，剑术就被看成是爱吵架的人或胆小鬼才学的东西了。
有些人批评荷马 [4] ，说他总是称赞他的英雄的气力、灵巧或是体格的匀称，这样的人一定会觉得撒路斯特也很可笑，因为他称赞庞培，原因是“庞培能够和跟他同时的人们比赛跑、比跳跃、比负重”。
每当罗马人遇到危险或当罗马人想弥补某一损失的时候，他们就必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军事纪律。在他们不得不同像他们自己一样好战的拉丁人作战时，曼利乌司想要加强统帅部的力量，结果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处死了，因为他的儿子不遵守他的命令而战胜了敌人。他们在努曼齐亚战败以后，斯奇比奥·埃米里亚努斯马上就没收了士兵身上一切会使他们委靡下去的东西。罗马军团在努米地亚从轭下走过，麦铁路斯便由于恢复古老的纪律而洗雪了这一耻辱。为了战胜西布利人和条顿人，马利乌斯 [5] 一开头就使河流改道。苏拉则使自己的那些害怕对米特利达特作战的士兵劳苦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为了结束自己的劳苦，竟然要求去作战了。
普布里乌斯·纳西卡毫无必要地迫使士兵修造一支舰队，因为人们害怕懒惰，甚于害怕敌人。
奥路斯·盖留斯对于罗马人给犯了过失的士兵放血的习惯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来；而真正的意图却是，力量既然是士兵的主要美德，所以削弱他的身体，也就是贬损他了。
受到这样严格锻炼的人们通常都是健康的。在古人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在多种多样的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罗马军队会由于疾病而发生大量的死亡；相反的，在今天却几乎不断发生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作战过的军队，在一次战役中就可以说融化掉了。
在我们这里，开小差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因为士兵都是每一个民族的最卑劣的那一部分。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这一点上比其他民族有什么高明之处，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这样认为过。在罗马人中间，开小差的事情就比较少：士兵们是从一个自尊心这样强、这样骄傲、这样深信应该统治别人的民族中间吸收来的，他们绝不会想到把自己鄙视到这样程度，甚至不要再做一个罗马人。
由于罗马的军队人数不多，要维持这支军队的给养并不困难；统帅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士兵，可以更容易看到士兵的过错和破坏纪律的情况。
由于他们的锻炼而取得的力量和他们所修筑的极其良好的道路，使他们能够进行长途的、快速的行军。他们的出其不意的出现可以使敌人丧胆：特别是他们偏偏在战败之后举行进攻，而这却正是他们的敌人因胜利而疏于防备的时候。
在我们今天的战斗中，个别的士兵不集合成大群是没有信心作战的；但是比自己的敌人更要强壮和更加受过战争训练的每个罗马人永远是凭着自己的本领作战的：他生来就有勇气，这就是说，他具有能够认识到他自己的力量的那种美德。
罗马的军队的纪律永远是十分严明的。因此即使在最不利的战斗中他们也不会不集结在某一个地区，或者在敌人的队伍中也不会不发生任何混乱。因此在历史上，我们总是不断地看到，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由于敌人的数量大或是斗志强而被战胜，但最后他们总是从敌人的手中夺得了胜利。
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是考察在什么上面他们的敌人能够胜过他们，从而他们首先就在这上面进行整顿。他们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会了举行剑术比赛，他们看惯了在进行这种比赛时所造成的流血和负伤。
高卢人的锋利的剑，庇鲁斯的大象，只不过使他们吃惊一次。为了弥补他们的骑兵的弱点，他们首先取消马匹的缰绳，以便使他们的骑兵向前冲锋时所向无敌，接着他们又把轻武装兵（velites）配合到骑兵里面去。当他们知道了西班牙式的剑以后，他们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剑了。由于发明了波利比乌斯 [6] 给我们记述下来的一种器械，他们又掌握了对付舵手技术的办法。最后，正如约瑟夫所说，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机会，而平时则是他们进行操练的机会。
如果某一个民族由于本性或是由于自己的制度而有某种特殊的优点的话，他们立刻就把它学习过来；他们绝不会忘记要有努米地亚的马、克里特的弓手、巴列亚尔的弩手、罗德斯的船只。
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准备战争时能够像罗马人这样小心谨慎，在作战时能够像罗马人这样毫无畏惧。
[1] 荷马，古希腊的半传说的诗人，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孟德斯鸠多次把荷马的史诗认为是古代创作的杰出文献。
[2] 盖约·马利乌斯（约纪元前156—前86年），罗马统帅和政治家、执政官。他是“骑士”阶层利益的代表；他改革了罗马军队，用雇佣的常备军代替了民兵。
[3] 波利比乌斯（纪元前约201—前约120），古希腊历史家。他积极地参加了希腊的政治生活。在《通史》一书中，波利比乌斯阐述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史。他主张这样的一种统治方式，即君主的、贵族的和民主的原则三者相结合的方式。他认为罗马的国家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吸收了波利比乌斯的折衷思想。
由于今天欧洲各民族有着几乎相同的战术、相同的武器、相同的军纪和相同的作战方法，所以罗马人的令人惊异的命运在我们看来就是不可理解的了。而且目前各国的实力又是这样不均衡，以致一个小国根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摆脱神意为它们所安排的那个卑屈的地位。
这一点值得人们很好地思索一下，否则的话，我们对于看到的事件，就会无法理解。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领会罗马人和近代人在处境方面的区别，那么在读古代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我们看到的是和我们不同的另一种人了。
长时期的经验使欧洲的人们认识到，拥有百万臣民的国王，要使自己的国家不致毁灭，就不能保有一万以上的士兵：因此只有大国才能有军队。
在古代的共和国里，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在今天，士兵是其他居民的百分之一的这个比例，在那里很容易提高到八分之一。
古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这就是说，造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这一点还能造成一支精良的军队，他们每个人都能同样充分地关心保卫自己的祖国。
当人们不能严格遵守法律的时候，事情就会发展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情况：某一些人的贪欲和另一些人的浪费使土地转到少数人的手里去；而很快地为了贫富的相互需要又产生了手工业。这种情况使公民和士兵几乎不再存在；因为在先前土地是用来维持士兵的，现在却用来维持奴隶和手工业者了，奴隶和手工业者都是新占有者的奢侈工具：然而如果没有士兵的话，那尽管秩序混乱却又必须维持下去的国家就要灭亡了。在风俗败坏之前，国家最初的收入是在士兵中间分配的，这就是说，在农民中间分配：当共和国的风俗败坏之后，土地立刻就转到富人手里去，富人又把土地交给奴隶和手工业者，再向他们抽取土地的一部分收入作为租税，用来维持士兵。
不过这样的人却完全不适于作战的：他们都是胆小鬼，他们都已被城市的奢侈生活，甚至往往被自己的技艺所腐蚀。此外，既然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祖国，而且他们到处可以凭自己的本领吃饭，因此他们就没有什么会丢失或是要保存的东西了。
在国王被驱逐之后不久罗马所进行的人口调查，以及在法列拉的狄米特留斯在雅典所进行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两个城市居民的数目几乎是相等的：罗马的居民是四十四万人，雅典的居民是四十三万一千人。不过罗马的进行人口调查正是在它的全盛时代，而雅典进行人口调查的时候，它已经完全腐化了。我们看到，罗马的成年公民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雅典，成年公民只占二十分之一弱；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中间，罗马的实力比起雅典的实力来几乎是四分之一比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罗马比雅典要强到五倍。
在莱喀古士时期 [7] ，斯巴达公民的人数是九千，可是斯巴达到国王阿吉斯和克列欧美尼的时候却只不过有七百人了，而且其中有土地的最多不过一百人，其他的人都只是胆小的贱民而已；他们因而恢复了过去的法律，斯巴达也就重新取得了昔日的强大，成了对全体希腊人的严重威胁。
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罗马能够摆脱当初的卑微地位，而这一点在罗马已经腐化堕落的时候，就使人们特别明显地感觉到。
当拉丁人拒绝承担提供罗马以军事援助的义务时，罗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然而罗马却在自己的城内一下子拿出十个军团的兵力来。李维 [8] 说：“如果今天敌人突然出现在罗马城下的话，则全世界都容纳不下的罗马也未必能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了；这一点很确切地表明，我们根本没有强大起来，而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增加使我们一天比一天糟下去的奢侈和财富而已。”
提贝留司·格拉古 [9] 对显贵们说：“告诉我，哪一个更珍贵些：一个公民或是一个终身的奴隶，一个士兵或是一个不能作战的人？难道你们为了要比别的公民多几阿尔旁的土地，就愿意放弃征服世界其他地方的希望，或是愿意遭到敌人夺走你们拒绝给予我们的这些土地的危险吗？”
[1] 莱喀古士（约纪元前8世纪），传说他是草创斯巴达国家制度的人物。他本人和归到他身上的那些改革都是不可信的。根据这些改革，全部土地平分为九千或一万块，归斯巴达居民所有。这一改革反映了从原始公社制度向阶级的奴隶制社会的过渡。
[2] 狄特·李维（纪元前59年至纪元17年），罗马历史家，他记述了古代罗马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李维同情共和国，却又不反对帝国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把李维的著作利用来作为古代的史料。
[3] 提贝留司·格拉古（纪元前163—前132年）和盖约·格拉古（纪元前153—前121年），古代罗马政治家。他们的改革的目的是复兴自由农民和加强罗马军队。担任保民官的提贝留司提出了把土地给予罗马贫苦公民的法案。这一改革是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提贝留司·格拉古被反对他的元老所杀。
盖约·格拉古继续实施土地法并施行了其他许多民主改革（在罗马廉价出售粮食，减轻军役，为贫苦公民开辟殖民地）。他提出方案，要把罗马公民权给予联盟者。这一切改革引起了贵族的激烈反对并且未能彻底实施。盖约·格拉古也是死于自己的敌人的迫害的。
罗马人对高卢人曾进行过多次的战争。爱荣誉，不怕死，有顽强的胜利意志，这是这两个民族的共同的特点，但他们的武器却不相同。高卢人的楯是小的，他们的剑也不行：因此罗马人对他们的看法几乎和后世西班牙人对墨西哥人的看法一样。而使得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几乎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里被罗马人所征服过的民族，虽然接连遭到毁灭的命运，却根本不去认识，也不去设法防止它们的不幸的原因。
庇鲁斯和罗马人作战的时候，正是罗马人能够抵抗他，并且从他的胜利吸取经验教训的时候：他教给罗马人修筑防地的方法，教给他们如何选择营地和扎营，他使他们习惯于应付大象，训练他们适应更大规模的战争。
庇鲁斯的伟大地方仅仅在于他个人的一些优秀品质。普卢塔克 [10] 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不得不进行马其顿战争，是因为他无法维持他的八千步兵和五百骑兵。在死后便不再被人们所提起的这个小国的国王乃是个冒险家，他不断进行征伐，因为不这样做，他便无法存在下去。
和他联盟的塔林顿比起他的祖先拉栖代孟人的制度来已大大地蜕化了。他和撒姆尼特人在一起，本来是可以做出大事情来的，可是罗马人把他们几乎全都消灭了。
比罗马更早地富有起来的迦太基腐化堕落得也比罗马早；因为，正当在罗马只能由于美德方才可以取得公职，而公职除了能给人以荣誉和执行职务时的优遇以外，并不给人以利益时，公家所能给予个人的一切在迦太基却是出售的，而私人所担任的一切公职也都是由公家付给报酬的。
对于国家来说，一个国王的暴政的害处比起不关心公共利益对一个共和国的害处还要小些。一个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的收入分配得比较好，但如果分配得较差的时候，则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根本没有宠臣；但是当事情不是如此，不是使国王的朋友和双亲发财，而是使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发财的时候，那么一切便都垮台了；这样的违法乱纪比一个国王的违法乱纪要更加危险，因为作为一国公民之首的国王，他照例是最关心守法这件事情的。
古老的风俗习惯，一种安于贫穷生活的作风，使罗马人的财富相互间几乎是没有多大出入的；但是在迦太基，私人的财富却可以同帝王相埒。
在迦太基得势的有两派，一派总是希望和平，另一派则总是希望战争；结果迦太基便把自己弄得既不能享有和平，又不能很好地进行战争。
在罗马，战争从一开始便会把全体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体；但在迦太基，战争却只会更加扩大个人之间的利害冲突。
在由一个国王所统治的国家里，争端容易调处，因为国王手里有强制的权力，足以使两派言归于好。但是在一个共和国里，争端反而更加旷日持久，因为毒害通常总是向可以纠正它的权力本身进攻的。
在法律统治之下的罗马，人民容许元老院领导国家大事；迦太基则是营私舞弊的人们的天下，因此人民对于任何事都愿意自己做才放心。
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财富对罗马的贫穷作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
失利的战争，居民的减少，商业的衰落，国库的耗竭，相邻各民族的骚动，只会迫使迦太基接受最为苛酷的讲和条件；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决定于他们的荣誉感。既然它相信它不可能不统治别人而存在下去，因此绝不会有任何希望或是恐惧，足以迫使它缔结一项不是按照它的意思拟订的和约。
在像罗马和拉栖代孟这样的共和国里，人们遵守法律并不是由于恐惧或由于理智，而是由于热爱法律；因此不可能有比这样的共和国更加强大有力的了，因为那时除了一个好政府的贤明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派别所能拥有的全部力量。
迦太基人使用外国雇佣军，罗马人则使用他们自己的军队。由于罗马人总是把被征服的人们看成是取得未来的胜利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他们所征服的一切民族变成士兵；在征服别的民族时他们付出的力量越大，他们也就越发认为这个民族值得并入自己的共和国。因此我们就看到，经过二十四次胜利之后才被征服的撒姆尼特人就为罗马提供了辅助的军队；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不久的时候，他们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中间，也就是从绝不比教皇领地或那波里王国来得大的一块地方，征集了七十万步兵和七万骑兵来对抗高卢人。
当第二次布匿战争正在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罗马手里经常准备着二十二个到二十四个军团；但是根据李维的报道，当时罗马的全部公民人数只不过有十三万七千人左右罢了。
迦太基把它大部分的军队用来进攻；罗马则用来防守。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罗马武装了很大的一支军队去对付向它进攻的高卢人和汉尼拔，但它只派出两个军团去对付那些最大的国王：这一点就使它的兵力永远不会枯竭。
迦太基在非洲所处的地位比之罗马在意大利所处的地位是不够巩固的：罗马的四周有三十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对罗马来说仿佛是它的壁垒。在坎奈一役之前没有一个同盟者背弃过罗马：这是因为撒姆尼特人和意大利的其他民族已习惯于服从罗马的统治了。
非洲的大多数城市防守得很差，不管是谁的军队，只要是开到它们的城市跟前，它们就立刻会投降的；因此在那里登陆的任何人，阿伽托克利斯也好，列古鲁斯也好，斯奇比奥也好，他们都立刻会使迦太基处于绝望的境地。
在头一个斯奇比奥对迦太基作战的全部期间，迦太基人所遭遇的一切只能由一个坏政府负责：他们的城市和甚至他们的军队挨饥受饿，但同时罗马人却任何东西都十分丰足。
迦太基的军队在战败时就变得更加横暴；他们往往把他们的将领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由于本身的胆怯而惩治他们的将领的。在罗马人那里，执政官则把临阵脱逃的军队的十分之一处死，然后再率领其余的人去杀敌。
迦太基人的统治是十分苛酷的：他们把西班牙的各族人民折磨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罗马人一到那里的时候，这些人立刻把他们看成是解放者。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迦太基人在进行一次不成功的战争时他们所花费的巨大款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义之财是保不住的，不公正的作风甚至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亚历山大里亚的建设大大地削弱了迦太基的商业。在最早的时候，迷信以某种方式把外国人驱出埃及；当波斯人征服了埃及时，他们所想的只不过是如何削弱自己的新臣民而已；但是在希腊国王的统治之下，世界上的全部商业几乎都由埃及包办，而迦太基的商业则开始衰落了。
由于商业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如果谦虚自守的话是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但是它们变成大国之后却无法长久维持下去了。它们是一点一点地在他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之下兴旺起来的；因为它们并没有任何突出的行动足以动人听闻，或者足以显示它们的威力；可是当事情发展到它的实力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时，人们就都从这个国家夺取可以说是用欺骗的手段得来的权益了。
迦太基的骑兵优于罗马的骑兵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努米地亚的和西班牙的马比意大利的马品种要好；另一个原因是罗马骑兵的武装差。从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我们知道，直到罗马人在希腊作战的时候，罗马人才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法。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自从迦太基人选择平原地带用骑兵作战之后，列古鲁斯就被打败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也是由于他手下的努米地亚人才取得了他的那些主要胜利的。
斯奇比奥在征服了西班牙并和玛西尼撒缔结了联盟之后，便使迦太基人失掉了这个优势。正是努米地亚的骑兵在扎玛之役中取得胜利并结束了战争的。
迦太基人在海上有较多的经验，他们在海战方面也比罗马人精明；但是我以为对当时来说，这一长处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今天这样大。
古人因为没有罗盘，所以只能沿着海岸航行；因此他们所用的不过是用桡划行的船只，这种船是一种平底的小船；几乎所有的停泊地点对他们来说都是港口；掌舵的技术十分有限，而他们对船只的操纵意义也并不大；因而亚里士多德 [11] 就说，专门搞一批水手在那里是没有用处的，农夫就足够做这些事情了。
航海的技术是如此不完善，以致当时人们用一千只桡所得到的效果不过等于今天一百只桡所得到的效果。
就下面一点说来，大船是不方便的：桡手要它们移动很困难，因此它们无法进行必要的转动。安东尼在阿克求姆有这方面的一个十分惨痛的经验：他的船只不能转动，于是奥古斯都的那些较为轻便的船只这时就从四面八方向它们进行攻击。
古代的船只都是用桡划行的，较轻便的船很容易把较大的船只的桡打断。于是这些大船就成了无法转动的庞然大物，就和今天的帆樯折断了的船只一样。
自从罗盘发明以后，人们的做法就改变了；人们不再使用桡来划船，船只远离了海岸，人们开始修造大船；机械变得更加复杂，而船只的操纵方法也更加完善了。
火药的发明引起了这样一种人们不会怀疑的后果：这就是海军的力量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有赖于航海术；因为，为了能够经得住发炮时的猛力和不遭受优势炮火的轰击，就必须修造大船。然而随着船只的加大，操纵船只的技术也一定要不断地相应改进。
从前，小船突然地相接到一处，于是双方的士兵便展开了战斗；全部陆军都配置在一支舰队上面。在列古鲁斯和他的同僚取得胜利的一次海战当中，是十三万罗马人对十五万迦太基人作战。对当时来说，重要的是士兵，水手则居次要的地位；但是在今天，士兵根本无关重要或者不很重要，而水手却占了重要的地位。
执政官杜伊里乌斯的胜利就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这样的一个区别。罗马人根本不懂得航海术；迦太基的一只舰船在他们的海岸上搁浅了，于是他们便模仿着这只船修造了一只新船：在三个月的时期里，他们的水手受到了训练，他们的舰队被修造和装备起来并且被放到海里去，这支舰队遇到了迦太基的海军后，便把它击败了。
在今天，一个国王恐怕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未必能建立一支能够和已经称霸海上的国家相抗衡的舰队：这可能是单用金钱所不能做到的仅有的一件事。如果在今天，一位伟大的国王能立刻做到这样一点的话，那么别人身上的经验却会使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只能加以赞许却不宜于模仿的例子。
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如此著名，以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它。当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汉尼拔所遇到的重重障碍，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又克服了一切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就看到了古代提供给我们的一幅最辉煌的画面。
罗马表现了令人吃惊的坚忍精神。在铁新、在特列比司、在特拉西孟等战役失败之后，在更加悲惨的坎奈一役战败之后，虽然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背离了罗马，罗马却始终没有求和。元老院始终不渝地遵守着那些古老的金言：它对付汉尼拔的办法就同过去对付庇鲁斯的办法一样，过去只要是庇鲁斯留在意大利，元老院便拒绝同他和解；而在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乌斯 [12] 的著作中我发现，在和科利奥兰奴斯谈判的时候，元老院宣布说，它绝不愿破坏罗马人的古老的习惯，这便是当敌人留在他们土地上时，罗马人民是不愿讲和的；可是，如果沃尔斯克人撤退的话，罗马却可以满足他们的一切正当要求。
罗马的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在坎奈之役以后，它甚至不允许妇女们流泪。元老院拒绝把战俘赎回，并且把军队中剩下的那些可怜的人们送到西西里去作战；在汉尼拔被赶出意大利之前，不对任何人给予奖赏，不颁发任何军事荣誉。
另一方面，执政官铁伦求斯·瓦罗却可耻地一直逃到威努西亚。这个出身极其卑微的人所以当选为执政官只是为了使贵族感到难堪而已。但是元老院并不愿意利用这一不幸的凯旋；它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是多么需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它迎接了瓦罗并且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并没有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绝望。
一般对国家十分不利的并不是在战役中所遭到的实际损失（这就是说损失了几千个人），而是想象中的损失和士气的沮丧，这种士气的沮丧使国家失去了甚至是命运留给它的那些力量。
有这样一些事情，所有的人所以都谈论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过去有人谈过它们。人们都认为汉尼拔在坎奈之役以后不包围罗马是他的一个错误。诚然，在开头的时候，城里的人们是恐慌万状的；但一个好战的民族的沮丧几乎总是会转变成为勇气的，因而这种沮丧同只感到自己弱点的劣等贱民的那种沮丧是不一样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即使汉尼拔围攻罗马也不会成功，这就是：罗马人这时还有力量向各处输送援军。
人们还说，汉尼拔把自己的军队率领到卡普阿去，而这支军队就在那里变得疲弱不振，这是汉尼拔的一个大错。但是他们却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并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在这样多次的胜利之后而富裕起来的这支军队的士兵，他们岂不是到处都能找到像卡普阿这样的地方吗？率领着自己臣民的亚历山大 [13] 在同样的情况下却使用了一个率领着雇佣军的汉尼拔所无法采用的办法：他下令烧掉他的士兵的辎重，这样就把他的士兵的以及他自己的财产搞个一干二净。人们还告诉我们说，库力汗在征服了印度人之后，留给他的每个士兵的钱只有一百卢比。
正是汉尼拔的胜利本身开始改变了这一次战争的命运。他不是迦太基的长官们派到意大利来的；他得到的支援太少了，这或者是由于一派的嫉妒，或者是由于另一派的过分的信任。只要是他和他的军队留在一起，他就能击败罗马人，但是当他不得不把卫戍部队留在各个城市的时候，当他要保卫他的同盟者的时候，当他要围攻要塞或者当他使自己的要塞不受罗马人围攻的时候，他的兵力就太少了；而他的一部分军队就是这样零敲碎打地消耗掉的。历次出征之所以容易取胜，是因为在出征时都是全力以赴的；出征成果之所以难于保持，是因为要保持它们时只能使用自己一部分的兵力。
[1] 普卢塔克（约46—126年），古代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伦理学、宗教、历史方面的问题和希腊罗马活动家的传记。在这些作品里，他表现为一位说教的哲学家、拥护君主制度者和罗马帝国的崇拜者。孟德斯鸠很尊敬普卢塔克，认为他是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2] 亚里士多德（纪元前384—前322年），古代希腊的杰出思想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了哲学、逻辑、自然科学、心理学、历史、政治、伦理学、美学等等方面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拥护奴隶制度，他的这种主张是以生物学为借口的。他还很注意国家与法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动摇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同，他承认自然的客观存在。每一物体都是由物质与形式构成。形式是本源，这种本源组成死的物质并赋予它以灵魂。物质与形式结合，产生了新的物体。列宁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要素。
孟德斯鸠对亚里士多德感到兴趣，因为他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是一位国家和法的理论家以及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是他批评亚里士多德给奴隶制度所作的辩护。
[3] 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乌斯（纪元前1世纪至纪元1世纪），古希腊历史家。在论述罗马远古时期的著作《罗马稽古录》中，狄奥尼西乌斯的目的是要证明罗马法的明智并表现罗马的勇敢，在他看来，这必然会使希腊人容忍罗马的统治。
[4]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纪元前356—前323年），马其顿的国王，杰出的统帅和政治家，以军事远征闻名。由于军事远征，马其顿这样一个小国竟拥有极为广大的领土。他征服了希腊，占领了波斯王国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军队在中亚细亚占领了巴克妥利亚和索格底安纳。他还打算出征西部印度。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死后不久，他的国家便分裂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出征对于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以为汉尼拔讲的机警话十分少，而那种有利于法比乌司和玛尔开路司，而不利于他自己的机警话尤其少。我遗憾地看到，李维给古代的那些巨人添花添彩：而我所希望看到的，毋宁说是他应该像荷马那样，不是给他们涂脂抹粉，而是深知怎样使他们行动。
无论如何应当使汉尼拔所说过的那些话是理智的。如果在听到他的弟弟失败的消息时，他竟会承认他因而预见到迦太基的毁灭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更合适的东西足以使信赖他的各民族对他感到绝望，使指望在战后取得巨大奖赏的一支军队更加灰心丧气的了。
由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在西西里、在萨地尼亚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失利的，而敌人却在不断加强起来，因此汉尼拔不得不转入防御的战争。这一点使罗马人想到要把战争转到非洲去；于是斯奇比奥就在那里登陆了。他在那里取得的胜利使迦太基人不得不把汉尼拔从意大利召回来，而汉尼拔在被迫把他多次征服的土地让给罗马人的时候，他痛心得哭起来了。
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汉尼拔做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统帅所能做的一切；由于不能使斯奇比奥和他缔结和约，他就进行了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命运好像故意跟他的才能、他的经验和他的清醒的理智过不去似的。
迦太基不是从敌人而是从主人那里接受了和约的；它不得不在五十年当中付出一万塔兰特的赔款，交出人质，交出自己的船只和象，并且非得到罗马人的允许不得对任何人作战；而为了永远使迦太基感到屈辱，罗马加强了迦太基的宿敌玛西尼撒的力量。
在迦太基失势之后，罗马几乎只不过进行小规模的战争了，但是它取得的胜利却是巨大的；恰恰相反，先前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却是很小的。
在那时，仿佛存在着两个各不相关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作战；在另一个世界里则是亚历山大死后一直未停的混乱：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西方发生的什么事情；因为，虽然马其顿的国王菲利普和汉尼拔缔结了条约，但是这个条约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对迦太基人只提供了很少援助的这个国王，对罗马人只不过表示了一种无用的恶意。
当人们看到两个伟大的民族相互间进行长期的和顽强的战争时，那个只想在旁边作一个安静的旁观者的人常常是一个很不高明的政治家；因为在两大民族中间，胜利的一方会立刻再发动新的战争，而一个全国皆兵的国家又会和只有公民的那些民族开战的。
在当时，这样的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由于罗马人刚刚制服了迦太基人，他们便进而向一些新的民族进攻，这样，他们便出现于各个地方以便把它们一一占有。
在东方能够和罗马人相抗衡的国家只有四个：希腊、马其顿王国、叙利亚和埃及。我们应该先来看一下头两个国家的情况如何，因为罗马最初征服的正是这两个国家。
在希腊，当时有三个大民族：埃托利亚人、阿凯安人和贝奥西亚人；这都是自由城市的联盟，它们都有人民大会，有公推的长官。埃托利亚人是好战的、勇敢的、鲁莽的、贪欲的，他们说的话、他们起的誓永远是不算数的，最后，他们在陆地上作战，就和海盗在海上打劫的行径一模一样。阿凯安人则经常受到相邻民族或行动乖戾的防御者的烦扰。贝奥西亚人在所有希腊人当中是最迟钝的，他们极少参加公共的事务：他们单单为了一时的善恶之感而行动，却缺乏足够的理智，让演说家能够很容易地就把他们激动起来。而使人感到异乎寻常的却是，他们的共和国竟然保持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
拉栖代孟人保存了自己的威力，这就是说，保存了使他们拥有莱喀古士的制度的那种好战的精神。帖撒利亚人就某种方式来说，是被马其顿人所奴役了的。伊里利亚的国王们已经被罗马人打得稀烂了。阿卡奈人和阿塔玛尼人则时而被马其顿的军队、时而被埃托利亚的军队所蹂躏。雅典人自己没有兵力，也没有同盟者，他们使世人吃惊的不过是他们对国王的谄媚态度而已；人们到德谟斯提尼斯 [14] 发过言的那个讲坛上，不过是建议最卑劣和最可耻的法令而已。
而且希腊由于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力量，由于它那众多的城市、士兵的数量，还由于它的政治制度、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法律，而成为一支绝对不能小看的力量；它爱好战争，精通战术：假如它结合成为一体，那它将是无敌的。
希腊曾严重地为第一个菲利普、亚历山大和安提帕特尔的行动所震撼，但是它并未被征服；而未能决意放弃自己的要求和希望的马其顿国王们却始终拼命想奴役它。
马其顿的四周几乎都是无法穿越的山。那里的民族十分适于作战，他们是勇敢的、服从的、勤劳的、永远不知疲倦的；应当承认他们是从气候取得这些品质的，因为即使在今天，这些地方的居民仍然是土耳其人的帝国的最好的士兵。
希腊是仰仗着某种均势而维持着的：拉栖代孟人一般是埃托利亚人的同盟者，而马其顿人则是阿凯安人的同盟者。但是在罗马人来到之后，这样的全部均势就被破坏了。
既然马其顿的国王们无法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最小的挫败对他们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而且他们很难强大起来，因为他们的计划永远是隐瞒不住的，人们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望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的。如果他们在由他们的同盟者发动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话，则同盟者本身就会把这种胜利看成是应当立刻挽回的灾难。
但是马其顿的国王通常都是机警的国王。有一些国家，它们的政策方针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而以后也一直不变，不过马其顿王国并不是这一类的国家。他们不断地接受各种军事危险和外交事务方面的教训，不断地牵连到希腊的一切纠纷里去，这样他们就必须争取各城市的领导人物，向各族人民夸耀自己，把利益分开或是结合起来；最后，他们还经常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菲利普开始统治的时候，由于他的中和稳健而赢得了希腊人的爱戴和信任，但是他突然改变了；正当他由于政策和野心的理由而必须表现得公正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暴君。尽管相隔得很远，他却看到了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他在有利于他的同盟者的情况下结束了战争，并和埃托利亚人取得和解。因此，他想把整个希腊和他自己结合起来以便阻止外国人到希腊来取得立足点，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相反的，他却用小规模的侵略激使它反对自己；在涉及自己的存在问题时，他总是喜欢纠缠在琐屑的利益上面，结果他就因为三四次不好的行动，而使全体希腊人痛恨他、憎恶他。
埃托利亚人对他最有反感；而罗马人便利用了埃托利亚人痛恨他的机会，或毋宁说利用了他们的狂热，同他们结成同盟，开入希腊，并把它武装起来反对菲利普。
这个国王在奇诺赛法里一役中被战败了；这次的胜利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埃托利亚人的勇敢。菲利普惊惶失措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竟然答应缔结这样一项条约，这项条约与其说给他以和平，毋宁说要他放弃自己的兵力：他要把他的卫戍部队从整个希腊撤出，要交出他的船只，还必须在十年当中付出一千塔兰特。
波利比乌斯以他惯常具有的清醒头脑把罗马人的战阵同亚历山大之后一切国王所承受下来的马其顿人的战阵作了比较。他使我们看到了枪兵方阵和军团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罗马的战阵是比较好的。如果从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来判断的话，则波利比乌斯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有一种情况大大地促使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处于危急的地位，这就是，汉尼拔从一开头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士兵按照罗马人的方式武装起来；但是希腊人既未改变他们的武器，也未改变他们的作战方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放弃他们曾用来取得十分巨大的战果的那些习惯。
罗马人在对付菲利普时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们所进行的全面征服的一切步骤中最大的一个。为了确保希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的埃托利亚人的地位。而且他们更下命令，要属于菲利普或是其他国王的每一个希腊城市，今后都依照它们自己的法律来治理。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共和国不可能是独立的。希腊人心里傻欢喜了一番并相信他们实际上是自由了，因为罗马人已经宣布他们自由了。
想象自己已经成了希腊的主人的埃托利亚人，一旦看到什么事都要听任主子的摆布，就陷于绝望的境地了；既然他们总是欢喜采取极端的决定，于是他们便想用一些狂乱的行径来纠正另一些狂乱的行径，他们把叙利亚的国王安条库斯召到希腊来，就同当初他们把罗马人召来一样。
叙利亚的国王们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当中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拥有大流士的几乎全部领土，只有埃及不算在内；但是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奠立了叙利亚帝国的塞琉古在他晚年的时候摧毁了李西玛克的王国。在这种混乱的时期里，许多省里发生了叛乱：形成了培尔伽姆、卡帕多齐亚和比提尼亚等王国。但是这些胆怯的小国家总是认为它们先前的主子所受的屈辱对它们自己来说是一种幸运。
由于叙利亚的国王们总是以极其嫉妒的眼光来看待埃及王国的幸福，因此他们总是考虑到如何征服它的问题。这一点所引起的后果是：既然忽视了东方，他们在那里便失去了许多省份，并使另一些省份对他们也很不服从。
最后，叙利亚的国王们领有上亚细亚和下亚细亚；但是过去的经验使人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当首都和主要的兵力是在下亚细亚诸省的时候，那么上亚细亚各省就保不住；而当帝国的重心是在上亚细亚各省的时候，则下亚细亚各省又无法加以固守了。波斯帝国和叙利亚帝国最强大的时期正是帕尔提亚帝国的时期，但帕尔提亚帝国拥有的省份，不过是前两个帝国的省份的一部分。如果居鲁士不去征服吕底亚王国，如果塞琉古留在巴比伦而把沿海各省留给安提冈的继承者们，那么波斯帝国对希腊人来说就是不可战胜的，而塞琉古帝国对罗马人来说也是不可战胜的了。为了控制人类的野心，大自然给各国定出了某种界限。当罗马人越过了这种界限的时候，帕尔提亚人几乎总是能够把他们歼灭掉，而当帕尔提亚人胆敢踏过这个界限时，结果是他们不得不仍然退回；而在今天，当土耳其人超越了这样的界限时，他们也是不得不退回去的。
叙利亚和埃及国王的治下有两类臣民：一类是征服别人的各民族，一类是被征服的各民族。第一类民族还念念不忘他们的出身，因而他们是很难统治的；他们完全没有那种使人们产生摆脱桎梏的愿望的独立精神，但是他们却有一种不能忍耐的情绪，这种情绪会使人们产生改换主人的愿望。
不过叙利亚王国的主要弱点却来自宫廷，因为在那里统治着的是大流士的继承者，而不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宫廷里，到处看到的是奢华、虚荣和柔弱，这些坏风气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亚细亚的宫廷。坏风气也传染到了人民和士兵的身上，甚至传染到了罗马人的身上，因为他们对安条库斯作战时，已是他们腐化堕落的时代了。
当取得了巨大功业的安条库斯发动反对罗马人的战争时，叙利亚王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在行动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人们在处理一般事物时所具有的那种正常的判断力。汉尼拔希望重新发动意大利的战争，因此他的意思是把菲利普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或是使他保守中立。但是安条库斯对这样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他只率领他的一小部分兵力来到希腊；他只是沉湎在享乐之中，仿佛他只想旁观战争，却不想参加战争似的。他被打败之后就逃到了亚细亚，他与其说是被战胜，毋宁说是被吓倒了。
在这一次战争中，被罗马人像洪流那样冲跑的，菲利普竭尽全力为罗马人服务，成了罗马人取得胜利的工具。想对埃托利亚进行报复和蹂躏的迫切愿望，被答应让他减少贡物和给他留几个城市的诺言，他对安条库斯的嫉妒，以及最后若干小的动机，都使他要这样做。既然他不敢有摆脱桎梏的想法，因此他就只能设法不使这种桎梏过于无法忍受罢了。
安条库斯对局势竟然作出了这样不明智的判断，他以为罗马人会使他在亚细亚平安无事。但是罗马人还是跟踪而来了：他再一次被打败，并且惶恐万状地同意缔结一项最为可耻的条约，这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王都未曾干过的事情。
我从来不知道有任何事物比在今天统治着的国王所作的决定更有气度了，原来他宁可把自己埋葬在他自己宝座的碎片之下，也不愿意接受有失一位国王的尊严的建议：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他不能处于比不幸给予他的遭遇更加不堪的地位；而且他知道得十分清楚，勇气可以巩固王冠的地位，但可耻的行动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能够作战的国王，这样的人物是常见的。然而知道如何进行战争，既善于利用命运又善于等待命运，具有在作战前反复地考虑，但在一旦开战之后便能毫无畏惧这种识见的国王，那就十分稀少了。
在安条库斯失势以后，剩下的就只有小国了，但这里并没有把埃及计算在内，而埃及由于本身的地位，本身土壤的肥沃，本身的商业、居民人数，本身海上和陆上的兵力，却仍然会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但是埃及国王的残酷，他们的胆怯，他们的贪欲，他们的低能，他们那种骇人听闻的纵欲行为，使他们受到自己的臣民的深恶痛绝，以致在大部分的时期中，如果不是有罗马人给他们撑腰，他们早就垮台了。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乃是关于埃及王位的一项基本法律，即姊妹和兄弟可以同样地继承王位，而为了维持统治时的统一，兄弟一般是可以同姊妹结婚的。因此在政治方面，很难想象有什么比这样的王位继承制度更加危险的事物了：因为任何家庭小纠纷都会变成全国范围的骚动，二者中间一方稍感不满，立刻会发动起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来反对另一方，人数众多的贱民总是准备着归附想首先闹事的那一个国王的。此外，奇列涅和塞浦路斯王国通常是在这一王朝的、对一切具有同样权利的其他国王的手里，结果就几乎总是有正在统治着的国王和企图取得王位的人，因此这些在位国王的地位就总是不稳固的，而且他们在国内的地位既然不稳固，在对外方面自然也不会有力量了。
埃及国王的实力，和亚细亚其他国王的实力一样，在于他们的希腊的辅助军队。希腊人是具有爱自由、爱荣誉、爱光荣的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之外，他们还不断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他们的主要城市里举行比赛，比赛的优胜者当着全希腊的面接受花冠；因此这便引起了普遍的竞争。不过既然在那个时代人们是用武器作战，而成功有赖于使用武器的人们的气力和技艺，因而人们便不能怀疑，受过这样的训练的人们比起那不分青红皂白地集合起来并不加选择地被率领去参加战争的蛮族大群来具有巨大的优点，大流士的军队正是这种蛮族大群的一个好例子。
罗马人为了剥夺国王们的这样的军队，从而不声不响地取消他们的主要力量，结果做了这样两件事情：首先，他们一点一点地在希腊城市中制订这样一个惯例，即不经罗马人的同意，希腊人不得缔结任何联盟，不得援助任何人或对任何人开战。其次，在罗马人和国王们缔结的条约中，罗马人禁止国王们在罗马人的同盟者中间征兵。这一点便使他们只能保有本民族的军队了。
[1] 德谟斯提尼斯（纪元前384—前322年），杰出的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他领导了雅典的反马其顿派，他力图保持奴隶民主制和雅典对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马其顿的独立。他大约有四十篇演说保存下来。
在一切都十分顺利的时候，人们一般容易粗心大意，但元老院却永远是踏踏实实地处理事务的；当军队打败了一切敌人的时候，它便使那些已被击溃的敌人俯首听命。
它还是审判一切民族的法庭：在每一次战争结束时，它便确定每个民族应受到的惩罚或是奖赏。它从被征服民族的领土上拿走一部分土地用以分配给它的同盟者；结果它就做到了两件事情：它使对它没有什么危险但能给它不少好处的那些国王依附于罗马，同时它还使对它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又十分可怕的那些国王的力量削弱下去。
人们利用同盟者，是为了对敌人作战的；然而，很快地破坏者也要被击溃。菲利普是借着埃托利亚人的帮助而被征服的，但埃托利亚人由于和安条库斯联合而自己不久也被歼灭了。安条库斯又是由于罗德斯人的援助而被战胜的，但是，在他们取得十分丰厚的报酬之后，却在他们要求和佩尔赛缔结和约的借口之下，永久地被消灭了。
当罗马人身旁有许多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和那比较软弱的敌人缔结一项停战协定，而这个敌人也就因为自己能够缔结这样一项协定而感到庆幸，它指望这样可以延缓一下自己被毁灭的命运。
当他们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元老院便把各种侮辱都承受下来，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报复时刻的到来；如果某个民族把罪犯交给它，它却不惩罚他们，而宁愿宣布整个民族都是有罪的，这样便能给自己保留一种有利的报复。
当他们使他们的敌人遭到极大灾难的时候，也绝不会组成反对他们的联盟，因为离开危险最远的人，是不愿意挨近危险的。
因而别人很少向他们宣战，但是他们却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以最适当的方式，对他们最有利于进攻的那个民族宣战。在他们所进攻的许多民族中，为了求得同他们相安无事，很少不遭受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侮辱。
他们永远是习惯于以主人的口吻讲话的，因而他们派到还完全不晓得他们的威力的那些民族那里去的使者肯定会受到不好的款待：这一点就成了他们发动一次新战争的可靠的借口。
既然他们从没有真心诚意地缔结过和约，而是想侵占一切，因而老实说，他们的条约不过是战争的暂时的中止而已，他们总是把会使接受这些条约的国家陷于毁灭的各项条件加到条约里面去。他们迫使卫戍部队撤出要塞，或是限制陆军的人数，或是要对方献纳马匹或象。而如果这个民族是个海上的强国，他们就强迫它烧掉自己的船只，有时甚至强迫它离开海岸，到更加深入内地的地区去居住。
在消灭了一个国王的军队之后，他们便用极为苛酷的税收或一种贡物来搞垮他的财政，借口是要他支付战费：这是一种新的暴政，这种暴政使他不得不去迫害自己的臣民，从而失去了臣民对自己的爱戴。
当他们和某一国王缔结和约的时候，他们便从这个国王的兄弟或是儿子当中要一个人作为人质：这便使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在他的国家内制造骚乱。既然在他们手中有了最亲近的王位继承人，那他们便可以恐吓王位上的人；如果在他们手中的不过是国王的一个远亲，那他们便利用这个人在各民族中间制造骚乱。
当某一个国王或某一个民族拒绝服从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们便立刻给他以罗马人民的同盟者的头衔；这样他们就使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结果就没有一个国王，不拘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能够一时一刻对他自己的臣民，甚至对他自己的家人放心了。
尽管罗马人的同盟者这个头衔是一种奴役，但人们对这个头衔仍旧是十分向往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确信，他们今后只受罗马人的侮辱了，而且他们也就有理由指望这种侮辱不会是很严厉的。因此，各民族和国王便不惜提供各种服务，不惜做出各种低三下四的事情，以便取得这一头衔。
罗马人有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对于一些同盟者，他们是用给予特权和分享胜利成果的办法加以维系的，如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等便是这样的同盟者；另外一些，例如他们的各殖民地，它们从建立时起就具有同盟者的身份；还有一些是由于帮了罗马人的忙而成了罗马人的同盟者的，如玛西尼撒、优美涅司和阿塔路斯便是这样的同盟者，这些人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自己的国家或因罗马人而大大伸张了自己的势力；再有一些是由于自愿缔结的条约而成为罗马的同盟者的，不过当这种条约缔结得日子久了以后，这些同盟者就逐渐成了罗马的臣民，例如埃及、比提尼亚、卡帕多齐亚的国王和大多数的希腊城市便是这样的同盟者；最后，许多是由于罗马人强加的条约，由于必须屈从于罗马人的权力之下而成为罗马的同盟者，例如菲利普和安条库斯便是这样的同盟者：因为他们从来不和不同意成为他们的同盟者的敌人缔结和约，而这就等于说，他们所征服的每一个民族都要被他们利用来制服另外的一些民族的。
当他们把自由给予某些城市的时候，他们很快地就在那里制造两个派别：一派维护本地法律和自由，另一派则承认只有罗马人的意志才是他们的法律。既然后面的一派总是比对方要强得多，因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自由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
有时他们在继承的借口之下成为一个地方的主人：他们依照阿塔路斯、尼科美德和阿庇昂的遗嘱进入了亚细亚、比提尼亚、利比亚；而埃及则是根据奇列涅国王的遗嘱而被制服的。
为了使那些大君主永远无法强大起来，罗马人不愿意使他们和那些已和罗马结盟的国家结成联盟。由于他们从不拒绝和强大国王的任何一个邻国结成同盟，结果和约中的这一条款便使他失去了一切同盟者。
此外，当他们征服了某一个大国国王的时候，他们就在条约中载明，在他和罗马的同盟者（通常就是指他的全部邻人）发生争端时，不得诉诸战争而是要请求罗马的仲裁：这就使他在今后再也不能使用军事力量。
而且，为了自己保存宣战的全权，他们剥夺了甚至是他们的同盟者的这一项权利：只要同盟者一发生什么纠纷，他们就派使节去迫使他们缔结和约。我们只要看一看他们如何中止阿塔路斯和普鲁西亚司之间的战争就可以明白了。
当某一个国王取得一次常常是耗尽了本身力量的胜利的时候，罗马的使节就立刻出现在他那里，把胜利从他的手里夺走。在成千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罗马人怎样一句话就把安条库斯从埃及赶走了 [15] 。
罗马人既然知道欧洲各族人民是何等适于战争，他们便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亚细亚的国王谁都不许进入欧洲和征服那里的随便哪一个民族。他们对米特利达特宣战所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他破坏了这个禁例，他征服了欧洲的几个蛮族。
如果罗马人看到两个民族相互作战，而他们和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是同盟者，同时和其中任何一方也没有纠葛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放过出场的机会；同我们今天那些流浪的骑士一样，他们总是参加到较弱的一方面去。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乌斯说，这是罗马人的一个古老的习惯：永远帮助那请求帮助的人。
罗马人的这些习惯绝不是偶一为之的个别行动。这永远是他们经常不变的原则；这一点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他们对最大的国家所使用的规则正是在罗马建国初期他们对他们周围的那些小城市所使用的规则。
他们利用优美涅司和玛西尼撒征服菲利普和安条库斯，正同当年他们利用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征服沃尔斯克人和托斯卡尼人一样；他们要迦太基和亚细亚的国王们交出海军，也正同他们要安求姆交出平底船一样；他们取消了马其顿四个部分之间的政治上的和公民的各种联系，也正同他们当初破坏了拉丁小城市的联盟一样。
然而特别应当指出，他们一贯使用的规则是分散各民族的力量。阿凯安共和国是由自由城市的联盟构成的；但元老院却宣布说，今后每一个城市都要依照自己的法律来治理，不必依赖一个共同的政权。
贝奥西亚人的共和国同样是许多城市的一个联盟；但是，既然在反对佩尔赛的战争当中，联盟中一些城市支持佩尔赛，而另一些城市支持罗马人，后者于是得到了罗马人的优遇，这样就使这个共同的联盟解体了。
如果在今天统治着的一位伟大的国王在他看到邻国的一个国王被赶下王位时而奉行这些规则的话，那他就要用自己的全力来支持这个国王，并且把他的政权局限在仍旧对他忠诚的那个岛上面；在分散唯一会抵制他的计划的国家的力量时，他会从甚至是自己同盟者的不幸中取得巨大的利益 [16] 。
当某一个国家里发生了某种争论时，他们立刻就来进行审判；结果，他们便确信，只有被他们宣告有罪的一方面才会起来反对他们。如果争夺王位的人们是属于血统相同的国王，他们便往往宣布两个人都是国王，如果其中的一个人年纪较轻的话，他们在解决问题时便偏袒这个年纪较轻的人，并以全世界的保卫者的身份担任他的监护人。他们已经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即各民族和国王们甚至不确实知道到底根据什么法律他们会成为罗马人的臣民。原来罗马人自己竟认为，只要他们一听到人们谈到罗马人，那就足以使他们成为罗马人治下的臣民了。
在他们出发作战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事先保证在他们进攻的敌人近旁取得某一个同盟者，为的是从这个同盟者那里可以得到支援的队伍；而且，既然罗马的军队从来就不是人数众多的，因而他们总是注意到在离敌人最近的行省里，配置第二支罗马军队。第三支军队则配置在罗马，这支军队随时都准备着出征。这样看来，他们不过是把他们军队的很小一部分派出来，可是他们的敌人却把他们的全部军队都拿出来碰运气。
有时他们滥用他们语言中名词意义上的细微区别。他们毁掉了迦太基，说他们曾答应保存的只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大家还知道，相信罗马人的忠诚的埃托利亚人是如何受了骗的：罗马人认为， 相信一个敌人的忠诚 ，这话的意思就是使自己丧失各种各样的物品、人物、土地、城市、庙宇，甚至坟墓。
他们甚至能够对一个条约作出任意的解释：这样一来，当他们要低贬罗德斯人的时候，他们就说，过去他们把吕奇亚给罗德斯人的时候，不是作为一种礼物，而是作为罗马人的朋友和同盟者的。
当罗马人的一位将领为了拯救他那势必覆灭的军队而缔结和约的时候，根本不会批准和约的元老院就会用这一和约来找便宜并把战争继续下去。例如说，当优古儿塔包围了一支罗马军队，但是在同罗马人缔结条约的保证之下把他们放走的时候，罗马人偏偏用优古儿塔放走的那些军队来对抗他。而当努曼齐亚人迫使快要饿死的两万罗马人请求缔结和约的时候，这个救了这样多罗马公民生命的和约却在罗马被撕毁了，而且他们为了逃避舆论的指责，竟把签订和约的执政官交给了努曼齐亚人。
有时他们是在公正的条件下同一个国王缔结和约的；可是当履行这些条件时，他们就把会迫使对方重新发动战争的这样一些条件加上去。例如说，当他们要优古儿塔向他们交出他的象、他的马、他的宝库，交出投降到他那一面去的人们时，他们就要求他把自己也交出来。这对一个国王来说是一件最大的不幸，因而它是绝不能成为缔结和约的一个条件的。
最后，罗马人还由于国王们的个人的错误和罪过而审判他们。他们听取了所有和菲利普有某些纠葛的人们的诉苦；他们把使节派出去以保障菲利普的反对者的安全；他们要佩尔赛向他们控诉说，菲利普杀死过同罗马缔盟的城市的某些公民，又同它们的某些公民发生过争端。
既然人们在判断一位将领的荣誉时，要看他在凯旋时带回金银的数量，因此被征服的敌人便会被搞得一干二净。罗马总是会弄到大批的钱，因此每一次战争都使它能够发动另一次战争。
和罗马友好或是同盟的各民族，为了取悦于罗马人或是取得罗马人的更大的欢心而把巨量的礼物送给罗马人，但这种做法却使他们自己破产了。为了这个目的而送给罗马人的钱，只要其中的一半就足以把他们打败。
作为世界的主人，他们把它的全部财富收归自己的手里：在他们进行比较公正的掠夺时，与其说是作为立法者，毋宁说是作为征服者。他们知道塞浦路斯的国王托勒密拥有巨量的财富，因此他们便在一位保民官的建议下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他们可以从一个还活着的人那里取得遗产，这样就没收了和他们结成同盟的一个国王的财产。
从国家的贪婪的手中漏出来的一切，很快地就落入了私欲无穷的个人的腰包。长官和统治者在和国王们打交道时贪赃枉法。争执的双方都自寻毁灭地拼命花钱贿买那永远是令人怀疑的关照，以便战胜尚未把自己最后耗尽的对方；因为在这里甚至连强盗中间的那种公道都没有，而甚至强盗在犯罪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不留情面的。最后，国王们不用金钱就无法保持合法的或是非法夺取来的权利，而为了保持这种权利，他们就掠夺庙宇，没收最有钱的公民的财产：为了把全世界的财产交给罗马人，人们犯了无数的罪恶。
但是使罗马受益最大的，莫过于罗马使世界各国对它产生的尊敬了。很快地它就使国王们沉默下去，好像使他们失去了知觉。现在的问题已不在于他们的权力有多么大；老实说，连他们本身都已受到了侵害。敢于发动战争，这就等于说要冒着被俘、丧失生命或是在凯旋时受辱的危险。因此过着奢华而又安逸的生活的国王们便不敢正眼来看罗马人民；他们既然丧失了勇气，便只能指望仰仗他们的耐心和他们的低声下气来稍稍延缓逼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
我请你注意一下罗马人的行动。在安条库斯战败之后，几乎自己没有占领城市，他们便成了非洲、亚细亚和希腊的主人。仿佛他们进行征服，只是为了给予；但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主人，以致当他们对某一个国王宣战的时候，他们竟可以说是把全世界的力量都压到对方的身上了。
夺占所有被征服的土地还不是时候。如果他们自己保有从菲利普手中夺过来的城市，那就会引起希腊人的密切注意；如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或反安条库斯的战争之后，他们夺取非洲或是亚细亚的土地的话，那他们就不能保有尚未最后确定下来的胜利果实了。
在像指挥臣民那样地指挥各民族之前，还应当等待一下，即必须等到他们以自由人或同盟者的身份习惯于服从的时候，等到他们一点一点地融化在罗马共和国的时候。
看一看在列吉拉湖之役的胜利以后，他们和拉丁人缔结的条约吧：它是罗马人的威力的主要基础之一。在那里人们找不到一个词会使人怀疑他们有取得统治权的野心。
这乃是一种逐步进行的征服。在征服某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民族削弱就满足了。他们向它提出了这样一些会不知不觉地把它削弱下去的条件。如果它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就更进一步地低贬它；这个民族成了罗马的臣民，可是它自己也说不出到底它是在什么时候落到这种从属地位的。
因此，老实说，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的躯体的脑袋。
如果西班牙人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鲁之后施行同样计划的话，他们就不至于为保存一切而必须毁掉一切了。
如果征服者想把自己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强加于一切民族，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这样做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在各种形式的统治之下，人们都是能够服从的。
但是罗马并不强行规定任何共同的法律，因此各民族之间便根本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联系了。他们只有在共同服从的条件下才能组成一个整体；他们虽不是同国人，却都是罗马人。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建立在封建法律之上的罗马帝国从来也不是巩固的，从来也不是强大的。然而世界上却再也没有比罗马人的制度和蛮族的制度更加矛盾的东西了；一句话，可以说前者是实力的结果，后者则是软弱的结果；在一种情况下是极度的从属，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又是极度的独立。在日耳曼诸民族所征服的各国里，权力是掌握在家臣的手里，只有法律是掌握在国王的手里：但在罗马人那里，情况完全相反。
[1] 孟德斯鸠这里指的是罗马总督波庇留的事情。波庇留在安条库斯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对他说：“在走出这个圈之前，要回答我可以传达给元老院的话。”安条库斯在稍稍犹豫之后就回答说：“我执行元老院所要求的一切。”
[2] 孟德斯鸠这里指的是路易十五和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关系，后者在1688年的革命中被废。
在罗马人所进攻的一切国王当中，只有米特利达特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使罗马人陷于危险的境地。
他的国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适合于对罗马人作战的。他的国家邻接高加索的不易进攻的地区，在那个地区里到处都是他可以利用的好勇斗狠的民族。从这里他的领土又向南伸入黑海：米特利达特的大量船只就在黑海上游弋。他还继续不断地从西徐亚人那里收买新军队；他随时可以进攻亚细亚；他是富有的，因为他在黑海沿岸地带的那些城市对工业较不发达的民族进行着有利的贸易。
这时开始实施的放逐的习惯使许多罗马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米特利达特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组织了军团，并使罗马人参加这些军团，成为他的最好的军队。
从另一方面来说，为国内纠纷所困扰的罗马，又忙于应付更加迫切的不幸事件，因此它不能把亚细亚的事件放在重要地位，一任米特利达特接二连三地取得胜利，或是在失败之后再恢复过来。
使大部分国王遭到毁灭命运的，莫过于他们所表示的想缔结和约这种明显愿望了。因此，他们就使所有其他民族不想和他们一同共危险，而这种危险又正是他们自己所渴望能够避免的。然而，米特利达特从一开头便要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他是罗马人的敌人，今后也永远是罗马人的敌人。
最后，希腊和亚细亚的城市看到罗马人加到他们身上的枷锁一天比一天沉重，于是便把期望寄托在号召他们争取自由的这位蛮族国王的身上了。
这种情况引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形成了罗马历史上精彩的篇幅；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为享乐和傲慢所制服的国王如安条库斯和提格拉涅斯，或是为畏惧所制服的国王如菲利普、佩尔赛和优古儿塔，而是一位豁达大度的国王。这个国王在他处于逆境的时候，行动却和狮子一样：他看到了自己的伤口，只会使他比先前更加激怒。
他们的战争是很特别的，因为在战争的进程中不断发生变故，而且又总是预想不到的变故；原来，如果说米特利达特能够容易地补偿所损失的军队的话，却也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便是在不利的情况下，也就是人们最需要服从和纪律的时候，他的蛮族军队却叛离了他。如果说他有办法唤起各民族，并有办法在各城市中引起骚动的话，他自己却又饱尝他的将领、他的妻子孩儿对他的背信行为的痛苦。最后，如果说他所对付的都是罗马的那些无能的将领的话，那么在不同的时期，罗马人却也把苏拉、路库鲁司和庞培派去和他对抗的。
在击败罗马的将领并征服了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以后，这个国王却败在苏拉的手下，而根据和苏拉缔结的条约，他只好退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土上面去。在他对罗马将领苦战时，他再一次战胜了他们，征服了亚细亚。可是在他给路库鲁司所逐并一直被追到本国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躲到提格拉涅斯那里去了。看到自己在失败之后已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能够指望的只有他自己时，他就回到自己的国里去重整旗鼓。
继路库鲁司之后来了庞培，米特利达特又败在他手里了：他逃离了自己的国家，而在穿过阿拉克斯之后，就九死一生地在拉吉人的土地上行进了；在途中他从蛮族方面集结了军队之后，出现在博斯波鲁斯他那同罗马人缔结了和约的儿子玛卡列司的面前。
处于绝望深渊的米特利达特拟订了一个计划：把战争转移到意大利去，并且和几世纪之后才征服了罗马人的同样的那些蛮族一道，沿着后来那些蛮族所走的同样的道路进军罗马。
米特利达特被他的另一个儿子法尔那克和军队所出卖而悲壮地死去了。他的计划的宏大规模和他在执行这些计划时会遭到的种种危险把军队吓倒了。
由于迅速取得的胜利，在庞培手里就完成了罗马这一伟大而壮丽的工程。他把广阔无垠的土地收入自己帝国的疆域：但这与其说增强了罗马的实际力量，毋宁说是给罗马帝国添上了一层庄严的气象。而且，尽管在他凯旋时的牌子上写着说，他给国库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但国家的实力并未增强，而人民的自由也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正是在罗马征服全世界的时候，在它自己的城里却发生了一场隐蔽的战争：这就同火山的火焰一样，每当什么物质能够加强它的沸腾程度时，它立刻就会爆发出来。
在国王被驱逐以后，统治权便落到贵族手里了：贵族家族包办了一切高官显职，因而也就包办了一切军事方面的和民政方面的荣誉。
为了不让国王回来，贵族就设法扩大人民中间的激动情绪；但是他们所做的比他们自己所期望的不免过火了。贵族既然要他们憎恨国王，就使他们对自由产生了无限的期望。在国王的政权完全转到执政官的手里去以后，人民就感到他们并没有得到人们要他们深深热爱的自由；因此他们就设法削弱执政官的权力，设法设置平民的高级官吏职位，并且要同贵族一起取得能够坐圈椅的高级官吏的资格。贵族不得不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因为在贫穷被认为是公众的美德，而作为取得政权的秘密手段的财富受到蔑视的城市里，出身和显贵并不能给人们很大的好处。权力应该归于大多数的人民，贵族的国家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民主的国家。
服从一个国王的人们比起生活在世袭的贵族制度下的人们来，他们所受到的嫉妒的痛苦要少些。国王离开自己的臣民很远，以致他们几乎看不到他；他是这样有力地君临在他们之上，以致他们竟然不能想象在他们之间会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关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却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他们并不是这样高高地在其他公民的上面，因此公民们便总是能够做出不愉快的比较。因此在过去任何时候以及在现在，人民总是憎恨元老的。在出身并不提供参加政府的任何权利的共和国，在这方面是最幸运的，因为人民可以不怎样嫉妒他们给予他们所选择的那个人，并且可以任意取回政权。
对贵族感到不满的人民跑到圣山上去：安慰他们的使节被派到他们那里去；但是由于所有的人都保证当贵族不履行答应给他们的诺言的时候，必须相互帮助（这一点永远会引起骚动，并且会阻止高级官吏执行自己的全部正当职权），因此人们认为最好是创设一个高级官吏职位，以便防止对平民做出不公道的事情。但是由于人类的一个由来已久的缺点，取得保民官职位以便自卫的平民却被他们利用来进攻；他们一点一点地取消了贵族的全部特权。这就引起了接连不断的纠纷。保民官支持，或毋宁说鼓动人民，元老院则袒护贵族，因为元老院几乎全部是由贵族组成的，它比较倾向于遵守古老的规则，并且害怕贱民会把某一个保民官变成暴君。
人民利用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在选举中的优势，他们拒绝参加战争的行动，他们的离开的威胁，他们单独作出决定的权利，最后，他们对于过分顽强地反抗他们的人们的弹劾。元老院用它自己的智慧、它的公正和它激起的对祖国的爱，用它的善行和共和国的财富的一种合理的分配，用人民对于主要家族的光荣和伟大人物的美德的尊敬，甚至用宗教，用古老的制度，用在预兆不吉利的借口下废除集会的日子，用门客，用一个保民官来对抗另一个保民官的办法，用任命独裁官，用进行新战争或把所有人的利益结合到一起的不幸事件，来进行自卫。最后，元老院用来进行自卫的手段还有：它向人民表示出一种父亲般的谦逊以满足人民所提出的一部分要求，为的是使他们放弃其他的一些要求，它还使用这样一个常用的规则，那就是不拘任何阶层或是任何高级官职的特权都不如保存共和国这件事重要。
后来，也就是当平民把贵族贬低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家族的这种区别已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二者都没有区别地可以取得荣誉的时候，新的纷争又发生了；纷争的一方是普通的人民，他们是受着他们自己的保民官的鼓励的；另一方是贵族和平民的主要家族，即人们现在所说的新贵：站在他们一方的是元老院，而元老院便是由他们组成的。但是，既然古昔的朴素风气不复存在，个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而这样巨大的财富又不可能不产生权力，因此新贵就势必进行远比先前的贵族更加猛烈的反抗：这也就是格拉古兄弟和力图实现他们的计划的许多人致死的原因。
现在我应当再来谈一谈那大大地有助于加强罗马政府的力量的一个高级官吏职位：这就是监察官的职位。监察官主持人口调查；此外，既然共和国的力量在于纪律，在于风尚的严峻和经常不断地遵守某些习惯，他们的职责便是矫正法律所不曾防止的弊端，或是过问其他官吏所不能惩处的罪行。有一些比犯罪还要坏的例子：因破坏风尚而毁灭的国家多于因破坏法律而毁灭的国家。在罗马，任何会输入危险的新鲜事物的行动都要受到监察官的制裁，因为这些新鲜事物会改变公民的情绪或精神，并损害罗马的永久性，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名词的话。监察官也可以调处家庭的或公共的纷争：他们可以看情况把任何人赶出元老院，可以取消一个骑士所乘用的、由公家负担费用的马匹，可以把一个公民转入另一个特里布，甚至可以使他变成向城市纳税但是没有其他公民享有的特权的那一类人。
李维甚至指责了人民；在三十五个特里布中，他把三十四个特里布都放到根本不享有城市公民特权的那一类里去。他说：“因为在你们判了我的罪之后，你们又要我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因此，你们一定是做了一次违法渎职的事，因为你们处罚了我；或者是做了两次违法渎职的事，因为你们又使我担任执政官，而后是监察官的职务。”
人民的保民官杜洛纽司被监察官逐出元老院，是因为他在任的时候，他废止了限制宴会方面的开支的那项法律。
这是一个十分贤明的制度。他们不能撤销任何人的高级官吏职位，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妨害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但是他们能够贬低人们的称号和等级，因此可以说，他们能够剥夺一个公民的个人的显贵地位。
塞尔维乌斯·图留斯依照百人团来区分公民的办法是著名的，李维和狄奥尼西乌斯把这件事对我们作了很好的解释。他们把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分成六个阶级，并把全部普通人民编入最后一个百人团，使他们单独组成第六个阶级。我们看到，这样的分法不是从法律上而是在事实上剥夺了普通人民的选举权。后来人们又规定，除去在某些个别情况以外，选举是要按照特里布的划分来进行的。有三十五个特里布，它们的每个特里布都有一票，在它们当中城市的特里布有四个，乡村的特里布有三十一个。主要的公民都是农民，他们自然是属于农村特里布的了；普通人民则只能参加城市特里布，他们对国事的影响极小：正是这一点被视为拯救了共和国。而当法比乌司把普通人民列入城市的四个特里布（阿庇乌斯·格老狄乌斯却把他们分配到一切特里布中去）的时候，他便因而获得了“最伟大的”这样一个称号。监察官每五年都要检查一下共和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就把人民分配到不同的特里布里面去，以便使保民官和野心家不能操纵选举，使甚至人民自己也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
罗马的政府是十分完善的，因为自从它产生以来，它的制度就足以使或是人民的精神，或是元老院的力量，或是某些高级官吏的威望永远能够制裁任何滥用权力的事件。
迦太基亡国的原因是：正是应该消除滥用职权的行为的时候，它竟不容忍甚至是汉尼拔这样做。雅典的垮台是因为，他们的过失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这样地无关重要，以致他们竟不想纠正这些错误。在我们今天，意大利的以本国政府的稳定持久而感到骄傲的那些共和国，它们所能骄傲的，不过是世世代代中间无穷无尽的贪赃枉法行为而已；因此，比起在十人执政官时期的罗马来，它们的自由并不更加多一些。
英国的政府所以比较高明，是因为有一个机构经常不断地检查政府和检查它本身。结果它的错误便绝不会是持久的，而由于这些错误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它们又常常是有用的。
一句话，一个自由的政府，也就是说经常动荡的政府，如果它自己没有法律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它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当罗马的统治局限在意大利的时候，共和国是容易维持下去的。所有的士兵同时也就是公民；每个执政官都征集军队；其他公民则在下一任执政官的统率下去作战。军队的人数既然不是太多，人们就注意到只把关心保存城市的有相当财产的人吸收到军队里来。最后，元老院还密切注视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它根本不使他们想到要做出违反自己本分的事情。
但是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在许多战役中就不得不留驻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这样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
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他们已经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苏拉、马利乌斯、庞培、恺撒 [17] 的士兵了。罗马再也无法知道，在行省中率领着军队的人物到底是它的将领还是它的敌人了。
正当罗马人民被他们的保民官引入歧途的时候（他们正是把他们自己的权力委托给保民官的），元老院却易于进行自卫，因为它的行动是坚持不懈的，可是贱民却不断地从激昂狂暴的一个极端走向软弱无能的另一个极端。但是当人民能够使他们所拥戴的人们在国外取得一个极大的权力时，元老院的全部智慧就变得无用，而共和国也就垮台了。
自由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所以维持得不如另一些国家长久，这是因为它们所遭遇到的不幸和成功几乎总是使它们失掉了自由。但另一方面，人民受到统治的一个国家的成功或不幸却总是确定了他们的奴役。一个贤明的共和国绝不应当冒险使国家一任命运的摆布：它应当追求的唯一的幸福，就是它的国家的巩固持久。
如果说帝国的伟大毁掉了共和国，则城市的伟大足以毁掉共和国的程度并不更差一些。
罗马在意大利各民族的支援下征服了全世界，它在不同的时期把不同的特权给予了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从一开头就不很关心取得罗马人的公民权；有一些民族毋宁说更愿意保存自己过去的习惯。但是，当这个权利变成代表世界主权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是罗马的公民就什么都不是，而且有了这个头衔就等于有了一切的时候，意大利各民族就决定，要是不能成为罗马公民，就毋宁死掉；在不能用阴谋或是用请求达到目的的时候，他们就诉诸武力；面临伊奥尼亚海的全部地区的居民发动了起义；其他的同盟者也想学他们的样。罗马不得不对说起来正是他们征服全世界时的左右手作战，因此罗马的处境便十分危险了。它眼看就要退回自己的城里去：它同意把人们如此期望取得的这种权利给予还没有中止对它表示忠诚的同盟者。此后罗马就逐步把这种权利给了所有的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就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一个城市：在过去的罗马城里，人民是被一种同样的精神，对自由的一种同样的爱，对暴政的一种同样的憎恨所鼓舞的；过去在那里，对于元老院的权力和显贵的特权的嫉妒总是和尊敬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嫉妒不过是对平等的一种爱罢了。意大利各民族成为罗马的公民以后，每一个城市便表现了它自己的特色，表现了它所关心的特殊利益，表现了它对某一个强大的保护者的依赖。一个居民分散开来的城市再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既然人们不过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法律上的规定才成为罗马公民的，人们便不再有同样的高级官吏、同样的城墙、同样的神、同样的庙宇、同样的坟墓，因此人们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眼光看待罗马，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爱自己的祖国，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
野心家们把别的城市的居民和整个整个的民族引入了罗马，为的是在选举时制造混乱或是操纵选举；集会成了不折不扣的阴谋；人们把几个暴徒组成的集团称为科米凯司（comices）；人民的权威，人民的法律，人民本身都成了空中楼阁；而无政府状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竟无法再知道人民是通过了某一个决定还是根本没有通过什么决定。
在作家们所写的作品里，人们只听到他们谈到把罗马引向灭亡的纠纷；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些纠纷是必要的，它们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应当永远存在下去。引起灾难并且把人民的骚动变为内战的，完全是由于共和国的庞大。在罗马是必然要发生纠纷的：它的战士们在国外既然是这样傲慢、这样勇敢、这样可怕，那么他们在国内也就不可能是十分温和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要求人们在战争中大胆而在和平时期中胆怯，这无疑是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说有这样一个普遍的惯例，这便是每当人们在一个自称为共和国的国家里看到，所有的人都安静无事的时候，那就可以肯定，在那里是没有自由的。
在一个政治组织中人们称为联盟的东西，乃是一种十分暧昧费解的东西；真正的联盟是和谐的联盟，这种联盟使我们看来不管是多么矛盾的一切组成部分都能协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幸福，就好像音乐中的不谐和音有助于全体的和谐一样。在人们认为是存在着混乱的一个国家里，仍然可以有联盟存在，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和谐，从这种和谐中产生出构成真正和平的幸福。在那里就同这个宇宙的各个部分一样，它们永远是借着一些部分的作用和另一些部分的反作用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在亚细亚的专制制度中，这就是说，在一切并非温和的政府的和谐中，却总是有一种真正的纠纷。农民、士兵、商人、官吏、贵族等人所以结合到一起，不外是由于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而没有遇到另一些人的反抗罢了。如果人们在那里也看到有联盟存在的话，那么它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公民，它只不过是一些挨着另一些埋葬下去的尸体而已。
罗马的法律后来已无力统治共和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下述的情况却是一件人们永远会看到的事情，这就是使一个小共和国变成大国的好法律，在这个国家扩大的时候，对它就不方便起来了：因为这些法律的自然作用是造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却不是统治这个伟大的民族的。
在好法律和适用的法律之间是大有区别的；好法律是要使一个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主人，而适用的法律则是要维持一个民族所取得的权力。
目前世界上有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几乎无人知道，却偷偷地和默不作声地每天都在加强自己的力量。千真万确的事情是，如果它在什么时候扩大到它的智慧所注定的那种规模，它是必然会改变自己的法律的；这绝不会是一个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它的腐化堕落本身所产生的后果。
罗马的建立就是为了扩大的，对于这一点来说，罗马的法律非常出色。因此，不论罗马过去是怎样的一种统治，国王的统治也好，贵族政体或民主政体也好，它都从来没有停止进行要求实际活动的壮举并且获得了成功。它并不是在一天里，而是永远比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国家明智；不管它是小国、中等国，还是个大国，它都会同样治理得很出色；任何幸运，它都能从中得到利益，任何不幸，它都能从中获取教训。
罗马失去自己的自由，是因为它把自己的事业完成得太早了。
[1] 盖约·尤里乌斯·恺撒（约纪元前100—前44年），古罗马政治家，杰出的统帅。恺撒为了取得独裁大权，曾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他憎恨贵族政治和民主制度，虽然就出身而论，他是一个贵族并曾为煽动的目的而组织了被苏拉所摧毁的民主派。恺撒虽是罗马国家的最高祭司，但他是藐视宗教的。他力图推翻元老院的政权，因而他就利用罗马民主派来压制元老院。
“恺撒主义”这一概念后来就被用来表示周旋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军事专制政权。恺撒死于元老集团的阴谋。
孟德斯鸠在记述日耳曼各族人民的法律时，利用了恺撒的名著《高卢战记》（ De bello Gallico ）。
我以为在共和国末期传入罗马的伊壁鸠鲁 [18] 学派大大地有助于腐蚀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在他们之前，希腊早已受到了这个学派的侵蚀：因而他们腐化堕落得更早些。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说，在他那个时候，希腊人发的誓是没有人相信的，反之罗马人却可以说是受着誓约的约束的。
在西塞罗 [19] 写给阿蒂库斯的信里，有一件事实可以告诉我们，从波利比乌斯的时期以来，罗马人在这方面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他说：“美米乌斯刚刚通知元老院他的竞争者和他同执政官们缔结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执政官必须协助他们竞选下年度的执政官，而从他们这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不能给执政官提供三个占卜师和两个前执政官的话，他们必须支付给执政官四十万谢司特尔求司：原来这样做是要占卜师声明说，当人民通过库里亚法的时候，他们全都在场，虽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至于前执政官，则是要他们硬说，在签署整顿他们的行省的事务的元老院命令时他们是在场的，但这件事也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这一个条约里就可以看到有多少无耻的人物！
宗教永远是人们可以用来维系人心的最好保证，但除去这一点之外，在罗马人当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这便是在他们对祖国的爱上面，他们还掺入了一些宗教的情感。这座城市在初建的时候，朕兆是极好的。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神罗慕露斯，同城市一样永恒的这座卡庇托留姆山，同建城者一样永恒的这座城市，在过去什么时候曾在罗马人的心灵中造成一种他们想永远保存下去的印象。
国家的伟大给个人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然而既然丰裕是在于善良的风俗，而不是在于豪富，所以罗马人的那种无限多的财富就引起了一种空前的奢华和浪费。最初由于自己的财富而堕落下去的人，后来却由于自己的贫穷而堕落了。如果有了超出个人所需的过多的财富，那他就难于做一个好公民。念念不忘过去豪富的日子并惋惜浪费掉的巨大财产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正像撒路斯特所说，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代的人，他们自己不能有财产，却又不能容忍别人有财产。
可是，不管罗马的腐化堕落达到什么程度，罗马却没有招来一般会产生的一切灾难。因为它的制度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在财富、在柔弱和纵欲当中，它仍然保存了英雄的勇气，保存了它的全部战斗能力。我认为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罗马的公民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奴隶们才干的行业：他们是绝不做这类营生的。如果有几个例外的话，那不过是一些被释放的奴隶继续干他们先前的行业而已。但是，一般说来，罗马人只知道战术，这是他们取得高级官吏职位和荣誉的唯一道路。因此，在把所有其他的美德全部丧失以后，军事方面的美德在他们身上仍旧保留着。
[1] 伊壁鸠鲁（纪元前约341—前约270年），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是哲学中“德谟克利特路线”的继承者。伊壁鸠鲁根据在德谟克利特之后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在伊壁鸠鲁的学说中，表现了对物质运动的内部源泉的推测。他承认物质的运动是永恒的，他试图用重量来解释运动的原因。在认识论方面，伊壁鸠鲁是一个感觉论者。伊壁鸠鲁还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家而使我们感到兴趣。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关于国家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概念。
[2]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纪元前106—前43年），罗马政治家，同斯多噶派接近的折衷主义哲学家。政治和哲学题材的许多作品的作者。在《论共和》一文中，他阐述了关于国家制度的最好的形式的问题。西塞罗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宪法是民主制度、贵族政治和君主制度的成功的结合。在《论法律》一文中，他认为罗马的法律是一切法律的典范。孟德斯鸠对西塞罗的著作很感兴趣。
我请大家允许我不来讲马利乌斯和苏拉的战争中的那些恐怖事件：大家可以在阿庇安 [20] 的著作中看到关于这些战争的令人感到战栗的故事。除去两个领袖的嫉妒、野心和酷行之外，每个罗马人也都疯狂了；新的公民和老的公民相互间不再看成是属于同一个共和国的成员，他们进行的是这样一个战争，一个特殊的战争，它既是内战，又是对外的战争。
苏拉制定了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十分便于消除当时罗马人所看到的混乱的原因：它们加强了元老院的权威，压制了人民的权力，又调整了保民官的权力。使苏拉放弃独裁官的权力的奇想仿佛使共和国重新有了生命。然而正当他们陶醉在接二连三的胜利之中时，他却施行了这样一些使罗马再也不能保存本身的自由的措施。
在远征亚细亚的时候，他取消了一切军事纪律；他使他的军队习惯于抢劫，并使他的军队产生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需要；他既然使士兵们腐化，士兵们后来也就腐化了他们的将领。
他是借着军队的力量进入罗马的，他教给罗马的将领们，要他们破坏自由的托庇之所。
他把公民的土地分给士兵，他使他们毫无止境地贪婪下去；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任何一个军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把他同一国家的公民的财产弄到自己手里来的。
他发明了放逐制度，并且给那些不属于他的一派的人们的脑袋定出了价钱。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更加不可能表示对共和国的忠诚了，因为在两个有野心的并相互争夺胜利的人中间，保持中立并拥护自由派的人们是一定会被双方中取得胜利的任何一方列入被放逐的名单之内的。因此参加他们中间的一方面才是慎重的做法。
西塞罗说，在苏拉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并取得了更加可耻的胜利；他不仅把私人的财产充公，他还使所有的行省都遭到同样的灾祸。
苏拉在放弃了独裁官的权力之后，作出一种姿态，好像他只愿意生活在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保护之下。但是表现出如此温和的这一行动，它本身却是他的残暴行径的结果。他把土地分给驻在意大利各个地区的四十七个军团。阿庇安说，这些人认为他们的财产和他的生命是关联着的，因而他们总是十分注意他的安全，准备随时帮助他或是为他报仇。
共和国是注定要灭亡的了，问题不过是要知道它如何被推翻，为谁所推翻罢了。
两个同样是野心很大的人，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其中的一个人并不像另一个人那样如此露骨地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个人由于他们的声誉、由于他们的功勋、由于他们的美德而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公民。庞培首先出现，紧接着恺撒也就登场。
为了取得人民的好感，庞培取消了苏拉的那些限制人民权力的法律；当他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了他的祖国的那些最为有益的法律时，他就取得了他所希望的一切，而人民也就对他表现了无限的轻率。
罗马的法律贤明地把国家的权力分配给许多高级官吏，这些官吏相互之间起支持、制止和限制的作用。既然他们每个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因而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取得这样的职位。而人民看到许多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担任同一个职务，但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习惯。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共和国的制度改变了：最有势力的公民们使人民把一些非常的任务付托给他们。这样的做法就消灭了人民和高级官吏的权力，并使得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把全部国家大事掌握到自己手里。
由于必须对赛尔托留斯作战，人们把这个任务委托给庞培。还应当对米特利达特作战，于是大家又都叫着庞培的名字。当人们需要把粮食运到罗马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件事交给庞培去做，人民就认为事情弄坏了。人们不是想把海盗消灭吗，这只有庞培才办得到。而且当发生了恺撒要攻入意大利的危险的时候，元老院就把庞培召了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马尔库斯对人民说：“我知道得很清楚，显贵们所期待的庞培宁愿保证你们的自由，而不愿保证显贵们的统治。但过去却有这样一个时期，在那个时候，你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是在许多人的保护之下，而不是所有的人在一个人的保护之下，此外，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要是能够给予或是拿走这类的东西，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情。”
在为了扩大疆域而创立起来的罗马，必须在同样一些人的身上把荣誉和权力结合起来；而在混乱的时期里，这就使人们能够把人民的瞩望集中到一个公民的身上。
当人们给予荣誉的时候，他们确实知道他们给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当人们把权力也加到他身上去的时候，人们便无法说出，这权力究竟会大到什么程度了。
在一个共和国里，对一个公民所表示的过分的偏爱永远会产生必然的后果：或者是引起人民对他的嫉妒，或者是产生对他的过度的爱戴。
在返回罗马的时候，庞培两次都有力量取消共和国，但他是有节制的，他在进入罗马之前，就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了：他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姿态出现于罗马的。使他得到极大光荣的这些行动使得后来不管他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元老院总是袒护他的。
庞培的野心比起恺撒的野心来，较有节制，较为温和。恺撒和苏拉一样，他手中掌握了军队，就想取得最高的权力。但庞培却根本不喜欢用这样的强制办法：他是在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之后才想取得独裁政权的；他不能同意篡夺政权，但是他却希望人们把这样的权力交到他手里。
既然人民的好感并不是永久不变的，于是终于到来了一个时期，庞培的威信开始衰退下去了；使他最感到伤心的事情是：他所瞧不起的人民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并用这个力量来对付他了。
这一点就使他做出了三件同样是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情：他用金钱来腐化人民，在选举的时候，对每一个投票的公民他都用一笔钱来收买。
此外，他又利用一批最坏的贱民来阻挠高级官吏正常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他这样做是指望那些已倦于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的明智之士，由于绝望的心情而拥戴他为独裁者。
最后，他把自己的利益同恺撒和克拉苏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图说，使共和国毁灭的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敌视，而是他们之间的联盟。实际上，罗马是处于这样不幸的一个局面，以致和平带给它的烦恼大于内战带给它的烦恼。原来把几个巨头的目的和利益结合到一处的和平，最后只能造成暴政了。
庞培本来并未存心用自己的威望来帮助恺撒。但是他却不知不觉地为恺撒牺牲了它。恺撒立刻不仅用庞培给他的军队来反对庞培，而且使用他的计策来反对他。他利用自己的密使去煽动全城的人民，这样就控制了选举的结果：执政官、行政长官、保民官都用他们自己所规定的价钱被收买了。
清楚地看到恺撒的意图的元老院向庞培求助了；它请求庞培出来保卫共和国，如果还可以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种需要一个公民来保护的统治制度的话。
我以为，搞垮了庞培的是一种羞辱感，因为在他想到过去他把恺撒捧起来，正是由于他没有远见的时候，他是会产生这种羞辱感的。在长久的时期中间，他都不能习惯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不承认他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地位，因而他根本没有采取自卫的措施；他要元老院相信，恺撒不敢发动战争；由于这样的话他说了好多次，他就不得不老是这样说了。
看起来好像有一种情况使恺撒什么都敢做出来：这就是由于名称不幸的一致，人们把山北高卢和他所统治的山南高卢合并起来了。
政治上的理由绝不允许在罗马的附近有军队；但是它却不容许在整个意大利完全没有军队：这一点就使人们能够把大批的军队留驻在山南高卢，这就是说，在鲁比康河的那一面直到阿尔卑斯山的地方，鲁比康河则是洛玛尼亚的一条小河。但是，为了保证罗马不受这些军队的侵犯，元老院公布了一项著名的命令，这项命令人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它刻在从里米尼到谢桑纳途中的石头上。这一命令向地下诸神奉献牺牲，并且把率领着一支军队、一个军团或一个中队渡过鲁比康河的任何人宣布为渎神者和祖国的叛徒。
除去管理可以威胁罗马本城的如此重要的这一地区以外，人们又加上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地区，这就是包括法国南部地区在内的山北高卢。这一地区给恺撒以在许多年中间对他所愿意征服的任何民族作战的机会，结果他的士兵就成了他的老兵，而他对老兵的心的征服丝毫不次于对蛮族的土地的征服。如果恺撒根本没有统治山北高卢的话，他就不会使他的士兵腐化堕落，也就不会使他的名字因这样多的胜利而受到崇敬了。如果他不统治山南高卢，庞培就可以阻止他通过阿尔卑斯山。这样一来，从战争一开始，他就非得离开意大利不可：这就会使在内战中成为主力的他的一派的声誉一扫而光了。
恺撒在渡过鲁比康河时使罗马感到的恐怖正同当初汉尼拔在坎奈一役以后使罗马感到的恐怖一样。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惊惶失措的庞培，只有到他自己感到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决定采取什么对策：除去让步和逃跑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离开了罗马，把国库留在那里；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胜利者；他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军队和整个意大利，渡海到别处去了。
关于恺撒的幸运，人们谈得很多了；但是这个非凡的人物有这样一些伟大的优良品质，却没有什么缺点，以致尽管在德行上他也有很多不够的地方，然而不管他统率什么军队，他永远都会是胜利者；不管他生在哪个共和国里，他永远都会是统治者。
恺撒在打败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太守们之后，便到希腊找庞培本人去了。统治着海岸地带并拥有优势兵力的庞培，眼看着就可以把处于困难境地并为饥饿所苦的恺撒军队歼灭掉。但是，既然他的最大弱点是想取得人们的赞同，因而他就不能不去倾听他手下的人们的空论，而这些人又总是爱揶揄他或是责怪他的。一个人说，他想永远担任统帅，要像阿伽美农那样地成为众王之王。另一个人说，我告诉你们，今年我们将不再吃图司库路姆的无花果。庞培所取得的某些个别的胜利冲昏了这一群元老的头脑。因此，为了避免谴责，他却做了一件永远会受到后人责难的事情，这就是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有利条件，率领着新军队去对抗曾经取得过这样多次胜利的军队。
当在法尔撒勒被击溃的军队的残部退入非洲时，统帅军队的斯奇比奥根本不愿意听从加图的意见，那就是把战争拖延下去：由于几次胜利而得意起来，他便拿一切来冒险，因而也就毁掉了一切。当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把自己方面的局势重新整顿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同样的这种仓促从事却又第三次毁坏了共和国。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些长期持续下去的内战中，罗马的外部威力是在不断增强的。在马利乌斯、苏拉、庞培、恺撒、安东尼、奥古斯都的治下，越来越变得可怕的罗马结果把残存的一切国王都打垮了。
对其他国家产生最强烈的征服威胁的国家，莫过于本身经历过十分残酷的内战的国家了。在那里所有的人，贵族、市民、手工业者、农民都成了士兵；当由于缔结了和约而它的兵力被集合到一处的时候，这个国家比起那些只有公民的国家来是有着巨大优点的。此外，在内战当中，又常常会出现伟大的人物，因为在混乱之中，有功勋的人会出人头地，他们每人都会因此而取得应有的职位。可是在没有内战的时候，人们的职位都是被安排好了的，情况就往往是适得其反了。我们可以不用罗马人，而用时代较近的另一些人来做例子：法国人对其他民族最可怕的时候，是在布尔戈涅家和奥尔良家之争以后的时候，是在天主教同盟之乱以后的时候，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幼年时内战以后的时候。英国受到最大的崇敬，是在克伦威尔当政的时候，是在长期议会时发生的战争以后的时候。德国人只有在德国内战以后才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优势。菲利普五世治下的西班牙人在争夺王位的内战以后，立刻就把使欧洲为之震动的一支军队派到西西里去。而现在我们又看到，波斯从内战的灰烬中得到再生并且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最后，共和国还是被消灭了；而在这一点上，不应该责怪某些个别人物的野心，应该责怪的是人：他越是有权力，就越是拼命想取得权力；正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许多，所以要求占有一切。
如果恺撒和庞培像加图那样地思想，其他的人也就会像恺撒和庞培那样地思想；而注定要灭亡的共和国就会经别人的手而被拖入深渊了。
恺撒赦免了所有的人；但是在我看来，在人们夺取了一切之后所表现的温和是不值得受到很大的称赞的。
不管人们如何谈到法尔撒勒一役后恺撒的敏捷，西塞罗却完全有理由责备他的迟缓。他对卡西乌斯说，他们从来不认为庞培派会这样快地在西班牙和非洲把旗鼓重新整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能够预见到恺撒会在亚历山大里亚战争耽误时间的话，他们就不会同恺撒缔结和约，而是要跟着斯奇比奥和加图退到非洲去了。
因此一种狂热的爱迫使恺撒进行了四次战争；既然没有办法避免后面的两次战争，他就使他在法尔撒勒一役所得的战果发生了问题。
在开始的时候，恺撒是在高级官吏的名义下进行统治的，因为只有头衔对人们才最起作用。而且就同亚细亚的各民族憎恨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头衔一样，欧罗巴各民族是讨厌国王的头衔的：结果在那个时候，这些名称竟造成了人们的幸福或是绝望。恺撒并不反对人们把冕旒加到他头上的意图；可是，看到人民停止喝彩的时候，他就拒绝这样做了。他还作了另外的一些尝试。我不能理解，他怎么能够认为：仅仅是忍受暴君统治的罗马人竟因此会喜爱暴政，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出自本意的。
有一天元老院把某些荣誉授给他，他却连站都不屑站起来；而从这个时候起，那些最重要的元老就忍耐不下去了。
使人们感到最受侮辱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仪节和习惯受到破坏了。设法去压迫他们，这有时反而证明你对他们的尊敬；如果破坏他们的风俗习惯，这却永远是一种蔑视他们的标志。
一直是元老院的对头的恺撒不能掩饰自己对于这一机构的蔑视，而元老院在失去权力之后，几乎变得可笑了：因此甚至恺撒的宽大都成为侮辱性的了；人们认为他是不宽恕人的，但是他又不屑惩罚。
他把元老院竟然蔑视到他自己作出元老院决定的程度；他想到哪些元老，他就用哪些元老的名字来签署这种决定。西塞罗说：“我常常听说，据说是由于我的建议而通过的元老院决定，实际上是在我根本不知道任何这样的决定以前就送到了叙利亚和阿尔明尼亚的。许多国王写信感谢我，因为我曾提出自己的意见要人们称他们为国王，可是不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国王，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他们这些人存在。”
这个时代的一些大人物的书信被人们编到了西塞罗的名下，因为这些书信的较大部分是出自他的笔下的。从这些信中人们可以看到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由于这一突如其来的革命而感到的忧郁和绝望，因为这一革命使他们失掉了荣誉，甚至使他们无事可做；元老院既然不再行使自己的职权，他们也就不再享有过去在所有人们中间所享有的威信，因此也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统治上面了；这一点在这些书信中比在历史家的论述中看得更清楚。这些书信是为共同的痛苦所结合起来的人们的朴直的杰作，又是这样一个时代的杰作，在这个时代里，虚伪的礼节还没有使说谎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最后，并不像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书信那样，我们在这些书信中根本看不出人们想互相欺骗，而是不幸的朋友们相互倾诉自己心底的一切。
恺撒要想保卫自己的生命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的阴谋者都是他的同党或是受了他很多恩惠的人。阴谋产生的原因是十分自然的。他们在恺撒的胜利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处境越好，他们也就开始越发强烈地感到一种共同的不幸；原来，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看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生活在什么形式的统治之下都是无所谓的。
其次，还有一种在希腊和意大利的一切共和国中确定下来的国际法，一种意见：它把杀死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人的行动看成是一种美德。在罗马，特别是在赶跑了国王以后，明确地制定了这一类的法律，这也都是有例可循的：共和国把武器交给每一个公民，为此授他以高级官吏的权力并承认他是自身的保卫者。
布鲁图斯竟敢向他的朋友们说，即使是他的父亲重新回到地上来，他仍然是会把他杀死的。尽管由于接连不断的暴政，这种自由的精神渐渐趋于泯灭，但是在奥古斯都统治开始的时候，阴谋事件却一直不曾停止过。
这是对祖国的一种主导的爱，这种爱脱出了罪恶和美德的常规，它所服从的只是它自己，它是不管什么公民、朋友、好人、父亲的：美德正仿佛是为了超越自己才把自己忘掉的；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由于它残酷而不能赞许的行动，美德却使它被人们称颂为神圣的。
老实说，生活在自由政府治下的恺撒，他的罪恶不是只有用暗杀的办法才能加以惩处吗？而要问人们为什么不公开用武力或根据法律来追究他，这岂不就等于要求他说明犯罪的理由吗？
[1] 阿庇安（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古罗马历史家，他记述了罗马帝国个别地区的历史（从它们开始对罗马人进行斗争到罗马征服这些地区）。阿庇安拥护君主制度。他的著作的意义就在于他多少注意到了阶级斗争的作用。马克思对他的著作估价很高，马克思指出说，他力图“发现内战的……物质基础”。
要把共和国恢复起来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人们先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发生了；再也没有暴君，可是自由也没有了，因为使共和国毁灭掉的那些原因一直都存在着。
阴谋者所拟订的计划不过是一般的阴谋计划，可是他们却根本没有去考虑如何应付阴谋实现后所引起的后果。
在做出了暗杀行动以后，他们就退到卡庇托留姆山去了：元老院没有召集会议；第二天，企图制造混乱的列庇都斯率领着武装的人们占领了罗马的广场。
害怕人们向他们追索他们已经取得的巨额赏赐的老兵们开进了罗马：这一行动使元老院同意了恺撒的一切法案，而为了用一切办法防止有极端的行动发生，元老院又宣布赦免阴谋者。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和平。
恺撒在他死以前准备出征帕尔提亚人的时候，曾指定了此后多年间担任高级官吏的人选，为的是当他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些人维持国内的安宁：因此在他死后，他的一派在长时期中间感到有后备力量的保证。
由于元老院毫无限制地同意了恺撒的一切法案，并且把这些法案交付给执政官去执行，因此当时担任执政官的安东尼便取得了恺撒的记事册，把恺撒的秘书也收买过来，这样他就把他所想做的事情都记载到这本记事册里面去了：这样一来，独裁者在恺撒死后比他生前统治得更加横暴了；恺撒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安东尼都做了；恺撒从来没有散发的钱，安东尼也散发了。所有对共和国不怀善意的人都突然在恺撒的记事册里找到了补偿。
不幸的事还不止于此，恺撒曾把他保存在欧普斯神殿的巨额款项收集起来作为出征的费用：但是安东尼却借着恺撒的记事册随心所欲地把它处理掉了。
阴谋者起初决定把恺撒的尸体投到梯伯河里去：他们在这件事上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因为，在随着一个出其不意的行动而到来的惊惶失措的时期，凡是人们敢做的一切，他们是都易于做到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做到，原因是这样：
元老院认为它必须允许人们给恺撒举行葬礼；而且老实说，他既然没有被宣布为暴君，元老院就不能拒绝给他举行葬仪。然而，罗马人有一个被波利比乌斯十分称赞的风俗，那就是在下葬时带着祖先的像，随后又给死者作墓前的演说。做了这样的演说的安东尼把恺撒的血袍给人们看，向他们宣读了恺撒把大量的赠赐给予人民的遗嘱，并且把人民激怒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竟烧掉了阴谋者的房屋。
我们有在这一事件发生时统治着元老院的西塞罗所作的招供，他说应当行动得更加激烈些，乃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还说绝不会有人丧命的；但他又辩解说，当元老院集合的时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而知道在有人民作为主要力量参加的事件里一瞬间有多么重要的价值的人们，对这一点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当人们为纪念恺撒而举行比赛的时候，一个长尾的彗星在天上出现了七天：人民以为上天把恺撒的灵魂接引去了。
希腊和亚细亚的各族人民有一种给国王们修建神殿的习惯，他们甚至有给治理他们的副执政官修建神殿的习惯。人们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可以最有力地证明他们的受到奴役的地位。罗马人在家祠里或私人的神殿里也可以奉祀自己的祖先；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从罗慕露斯到恺撒，任何罗马人被当成全国的神。
马其顿的治理是委托给安东尼的；然而他想得到的却是两个高卢：大家对于什么是他这样做的动机知道得很清楚。当治理山南高卢的戴奇谟斯·布鲁图斯拒绝把这个地方交给他的时候，他就想把布鲁图斯赶掉。这就引起了一场内战，在内战中，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祖国的敌人。
西塞罗为了搞垮他的私敌安东尼，就不怀好意地设法促使屋大维上台；可是，他非但没有使人民忘掉恺撒，却反而使他们老是想到他。
屋大维对西塞罗是用了手腕的：屋大维讨好他，赞扬他，遇事同他商量，凡是可以增加虚荣心的一切权术，对他都用上了。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坏在下述的情况上面：那就是通常做这些事的人们除了主要的目的之外，还追求那些迎合自己的虚荣心和使他们自我满足起来的个人的某些微小成就。
我以为，如果给共和国保留着加图的话，事态发展的方向就会完全不同了。西塞罗做第二流角色是很有办法的，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做第一流角色。他有着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论人品却往往是平凡的。在西塞罗身上，品德是次要的；在加图身上，品德却是一种荣誉了。西塞罗总是先想到自己，加图却总是忘掉自己。加图想挽救共和国是为了共和国本身，西塞罗则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我可以把这种平行的对比继续加以引申：我可以说加图有预见的能力，但西塞罗却是心怀畏惧的；加图有所期望，但西塞罗则是信任；前者看事情的时候经常保持冷静，后者则受到成百种琐细热情的干扰。
安东尼在莫迭那被打败了：两位执政官希尔求司和庞撒死掉了。自认为控制了局势的元老院想把屋大维压下去，屋大维从自己的一方面来说，则停止了对安东尼的反对行动，他率领军队来到罗马，使自己被宣布为执政官。
西塞罗自己夸耀说，他的外袍摧毁了安东尼的军队，然而这里却也就看出，他怎样使共和国遇到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在人们心中更加亲切，而他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也更加合法。
失败的安东尼亡命到山北高卢去，列庇都斯在那里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和屋大维结合起来，他们相互同意牺牲他们一些人的朋友和他们另一些人的敌人的性命。列庇都斯留在罗马，其他两个人则去寻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并且在人们三次争夺世界霸权的那些地方碰上了他们。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由于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而自杀了。读到他们一生中的这个阶段，人们不能不为这样就放弃的共和国感到惋惜。在悲剧结束的时候，加图也自杀了。这两个人的死就好像是开始了这个悲剧似的。
在罗马人中间自杀的习惯之所以如此普遍，人们可以举出许多原因来：鼓励这样做的斯多噶学派的传播；凯旋和奴隶制度的确立，它们使许多大人物认为自己是不应在失败之后苟且偷生的；受到控诉的人在自杀时所得的利益，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可以避免受到可耻的和财产充公的宣判；对荣誉的一种特殊的理解，也许这比之今天迫使我们因为一个手势或一句话而杀死自己的朋友的情况是要明智些的；最后，这是表现英雄气概的一个极其方便的办法，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他所愿意的地点，结束他在世界上所表演的那一出戏。
人们还可以加上使自杀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完全为它自己打算做的事情所占据的精神，为决定行动的动机、为它所要躲避的危险所占据的精神，老实说，根本没有看到死亡，因为激情只使他感觉，却完全没有去看。
自尊心，对自我保存的爱，是以这样多的方式出现，并且依照这样相互矛盾的原则发生作用，以致它竟然使我们为了爱自己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我们竟然这样尊重自己，那就是我们由于一种自然的和朦胧的本能而同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本能使我们爱自己甚于爱自己的生命。
塞克司图斯·庞培领有西西里和萨地尼亚；他是海上的主人，而且他身边还有很多不惜为自己最后的期望而战斗的亡命者和流放者。屋大维对他进行了两次十分艰苦的战争，在一些惨重的失败以后，才依靠阿格里帕的高妙战术战胜了他。
几乎所有的阴谋者都是死得很悲惨的；在下手无情的战争中领导着总是被打败的党派的那些人，他们之遭受横死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从这里人们却得出惩罚刺杀恺撒的凶手和将他们判罪的按照天意报复的结论来。
屋大维把列庇都斯的士兵拉到自己的一面来并且剥夺了他的三头的权力。屋大维甚至不许他隐居韬晦，而是强迫他以一个私人的身份参加人民大会。
看到列庇都斯所受的屈辱，我们感到很满意。这是共和国中的最糟糕的一个公民：总是他第一个闹乱子，不断地出坏主意，而在实行这些坏主意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同比他还要狡猾的人们勾结起来了。现代有一位作家却愿意称颂列庇都斯，他引用了安东尼的话，安东尼在自己的一封信里称他是一个诚实的人；然而安东尼眼中的诚实的人，在别的人眼里，却完全不一定也是这个样子。
据我看来，在所有罗马的将领中间，只有屋大维才能获得士兵们的爱戴，因为他不断地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种天然的胆怯。在这个时候，士兵们重视将领的慷慨大度，胜过将领的勇敢。也许正是由于没有这种勇气（这种品质可以使人取得统治权），这一点反而成了屋大维的幸运，甚至使屋大维取得他的地位：他是最不使人害怕的。如果说他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情反而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好处，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伟大的气魄，大家就会对他怀有戒心了。如果他勇敢的话，那他就不会使安东尼有时间来做那些把自己断送掉的事了。
准备对屋大维作战的安东尼向他的士兵发誓说，在他取得胜利后两个月，他就要重新把共和制度建立起来。这一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军队是世界上最盲目乱动的，从而不断地摧毁自由，然而甚至士兵也还是渴望祖国的自由的。
在阿克求姆展开了一场战斗；克列奥帕特拉逃掉，并且带走了安东尼。毫无疑问，她后来出卖了他。可能，她竟然想用妇女的这种极大的魅力使世界上的第三个统治者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安东尼为之而牺牲了整个世界的那个妇女竟然把安东尼出卖了；他所提拔的或是他一手造成的许多将领和国王都躲开了他。正是好像慷慨大度和奴役是联系着的，一队剑斗士却对他保持了英勇的忠诚。如果把恩惠大量地给予一个人，那么你使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办法保存它们：因为你使他有了一些应当保卫的新的利益。
在这些战争中有着令人吃惊的东西，这就是：一次战斗几乎永远是决定全局的，而一次失败又是不可弥补的。
老实讲，罗马的士兵根本就不懂得自己应当属于一个什么派别。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作战，他们是为了某一个人作战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领袖，这个领袖因为许给他们许许多多的东西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战败的领袖既然不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于是士兵们便投到另一面去。各个行省不再认真参与争端，因为元老院或人民哪一方面战胜，这对他们已经无关紧要了。结果，领袖当中的一个人一经失败，他们立刻投到另一个领袖那里去，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想在胜利者面前为自己洗刷，而胜利者当然就要以罪名最重的地方为牺牲，去满足他给予士兵们的大量许诺了。
在法国我们看到两种内战：一种内战是以宗教为借口，这种内战是持久的，因为引起战争的动机在胜利之后还存在着；另一类内战老实讲没有任何动机，它们是由于某些大人物的轻率或野心而引起的，因而它们从一开头就被镇压下去。
奥古斯都（这是谄媚之徒给予屋大维的称号）恢复了秩序，这就是说，一种持久的奴役，因为在人们刚刚篡夺了统治权的自由国家里，凡是可以建立起一个人的无限威信的东西都被称为秩序。凡是可以支持臣民的正直的自由的东西都被称为骚动、倾轧和不良的统治。
所有那些怀有野心打算的人们都想在共和国里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庞培、克拉苏和恺撒在这一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规定一切叛国罪都不受惩罚。他们取消了一切可以防止风俗败坏的东西，取消了一切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东西；就好像好的立法者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公民变成最好的公民一样，这些人却拼命要把他们的公民变得尽可能地坏：他们学来了一种用金钱贿买人民的习惯，如果有人被指控进行什么阴谋，那他们就连法官一齐贿赂。他们使用各种强暴行动在选举时制造混乱，而当有谁受到控告的时候，他们就对法官进行恐吓；甚至连人民的权力都被取消了：伽比纽司就可以拿来作证明，他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在用武力重新扶植了托勒密以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举行凯旋仪式。
共和国的那些首要人物设法使人民讨厌自己的权力，他们设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缺的人物，办法是把共和国的统治方式弄得极不方便；但是一到奥古斯都成了主人，政治方面的考虑就使他必须努力把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以便使人们感觉到一个人的统治的好处。
当奥古斯都手里有了军队的时候，他就害怕士兵的哗变，而不害怕公民的阴谋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宽待士兵，对公民却非常残酷。可是一到和平时期，他就害怕阴谋了。既然恺撒的遭遇总是摆在自己的眼前，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他就想采取另外的一种做法。这就足以说明奥古斯都一生的关键了。在元老院里，他袍子下面罩着铠甲；他拒绝采用独裁官的名义。恺撒曾傲慢地说过共和国根本不算什么玩意儿，而他的言语就是法律；但奥古斯都却不这样做，他总是讲元老院如何如何好，而他又如何如何尊敬共和国。因此他想把最能讨人民欢心的政府建立起来，同时这个政府又不会触犯他本人的利益。在民政方面，他建立了一个贵族政府，在军事方面，他建立了一个君主制度的政府。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自己的武力，那它只有在得到君主欢心的时候才能维持住，而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结果也就完全是一个君主制度的政府了。
人们会怀疑奥古斯都是不是真的打算放弃大权。然而谁看不出来，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不是能做到这一点吗？整整十年奥古斯都要求从身上卸下这个担子，可是实际上他又总是不放下来。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知道这不过故作姿态罢了。他使用若干小手腕，这些小手腕使他获得了他认为还抓得不够的那些权力。我是从奥古斯都一生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尽管人们都非常任性，但他们仍然很少在什么时候放弃他们在一生中经过周密考虑的东西。奥古斯都的一切行动，他的一切命令，显而易见目的是在于建立君主制度。苏拉放弃了独裁的大权；然而，在苏拉的一生中，甚至在他的残暴行为中，人们都看得到一种共和的精神。他的一切命令，尽管是执行得十分残暴不仁，结果总是在于保持某种形式的共和。急躁的苏拉用暴烈的办法把罗马人引向自由；奥古斯都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温和的办法把他们引向奴役。在苏拉的统治之下，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大家却都呼叫着暴政；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暴政加强了，但是人们谈论的却只是自由。
使罗马增加了如此雄伟气象的凯旋的习俗在奥古斯都当政的时候消失了，或者毋宁说这种荣誉成了最高政权的一种特权。在帝国治下所产生的事物的大部分，都可以在共和国中找到它们的根源，而且是应当使它们相互接近的；在共和国，只有掌握战争的最高统帅权的人才有权要求凯旋：而现在既然皇帝是一切军队的首脑，那么便只有在他的庇护下，才能举行凯旋了。
在共和国时期，人们的原则是不断地进行战争，但是在皇帝们的统治下面，维持和平却成了行动的准则：人们认为胜利只会使军队找他们的麻烦，因为军队会由于胜利而要求过高的价钱的。
手里有一些军权的人们害怕做太大的事情，因此应当把自己的荣誉缩减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事情只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却又不使他嫉妒，还应当不在他面前过分显露光芒，使他不致因此目眩。
在给予罗马公民权的时候，奥古斯都是十分吝啬的。他制定法律，以限制人们释放过多的奴隶；在他的遗嘱里，他建议遵守这两条规则，并建议不用发动新战争的办法来扩充自己的领土。
这三件事相互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既然不再有战争，那么就不再需要新的公民和被释放的奴隶了。
当罗马不断进行战争的时候，它需要不断地补充自己的人力资源。在开始的时候，是从被征服的城市，把一部分的居民迁移过来；后来，比邻城市的许多公民也到这里来行使他们的选举权了。他们迁住到那里去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由于联盟者的申诉，常常不得不把这些人送回去；最后，从各行省也有大批大批的人前来。法律的规定对结婚很有利，甚至使结婚成为必需的事情。在一切战争中，罗马都获得极多的奴隶；而当罗马的公民们财富过多的时候，他们就到处购买奴隶，但是也大量地释放奴隶，这样做有的人是由于慷慨大度，有的人是由于贪婪，有的人则是由于心软：一些人是想报偿对自己忠实的奴隶；另一些人是想借着奴隶的名义取得共和国在贫苦的公民中间分配的粮食；最后，还有一些人则希望有许多戴着花冠的人参加他们的葬仪。人民几乎都是由被释放的奴隶构成的：因此，全世界的这些主人不仅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全部时期，大部分都是奴隶出身的。
在几乎都是由被释放的奴隶或他们的子孙构成的小民人数变成一种累赘的时候，人们便去开辟殖民地，这样他们就保持了行省对他们的忠诚。全世界的居民这样就进行了一次交流。罗马把奴隶接收进来，却把罗马人送了出去。
以选举时期所发生的某些骚动为借口，奥古斯都在城里设置一名市长和一支卫戍部队。他组织了不朽军团的队伍，把他们配置在帝国的边界，又专门拨出一笔钱来维持他们。最后他又规定老兵们取得的报酬是金钱，而不是土地。
在苏拉之后所进行的这种土地分配产生了不少恶劣的后果。公民的财产失去了保证。如果不把一个中队的士兵派驻到同一个地方去，他们就不喜欢移驻，结果土地没有人耕种，而士兵也就成了危险的公民：但如果士兵是按照军团分配的话，则野心分子在任何时期就都可以找到反对共和国的军队。
奥古斯都建立了常备的海军组织。在他之前，罗马人根本没有常备的陆军部队；与此相似，他们也没有常备的海军。奥古斯都的海军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商业运输的安全和帝国各个部分之间的交通；因为从那时起，罗马人已经成了整个地中海的主人：在那个时候，人们也只有在这个海上来来往往，而且罗马人也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敌人了。
狄奥尼西乌斯对下面这一点说得很好，那就是： 自从皇帝们当政的时候起，历史就更加难写了：因为一切都变成秘密的了；行省的一切公文信件都送到皇帝的办公厅；人们能够知道的，只有暴君们的愚蠢和大胆所不愿隐藏的东西，或是历史家们所能猜想到的东西而已。
就好像一条河流缓缓地、无声地冲刷着堤岸，而终于在一瞬间把它冲垮并把它所防护的田地遮盖住一样，奥古斯都时代的主权是不知不觉地起着作用的，但在提贝留司时代，它却猛烈地打乱了一切。
在罗马有一种尊严法（loi de majesté），这种法律是针对着想危害罗马人民的人们的。提贝留司利用了这个法律，不过他不是用这个法律来对付原来规定的对象，而是用来对付他所憎恶的或不信任的一切人。受这个法律所管束的不单单是行动，而且有言语、表情甚至思想，因为在两个朋友之间相互倾诉的由衷之言是只能被视为思想的。在宴会上面于是不再有自由，亲戚之间也不再相互信任，奴隶中间也不再存在着忠诚。君主的伪善和阴郁感染了所有的人。友谊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暗礁；讲真心话被认作冒失的行为，美德则只不过是可以在人们心中引起回忆往日幸福的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现罢了。
没有比在法律的借口之下和装出公正的姿态时所做出的事情更加残酷的暴政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说，不幸的人们正是在他们自己得救的跳板上被溺死的。
任何一个暴君都从来不缺少施行残暴统治的工具，提贝留司身边就总是有一批准备把他所怀疑的一切人判罪的法官。从共和国时候起，元老院这样一个机构从来不审理私人的事务，但它却由于人民的委托，审理联盟者受控的案件。提贝留司则要它审判一切他认为对他所犯下的大逆罪。这一机构因而犯下了难以形容的罪行：元老们争先恐后地作奴颜婢膝的表示；在谢雅努司的庇护之下，最显贵的元老就干着告密人的勾当。
我觉得我有好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当时在元老院中如此盛行的这种奴才作风。在恺撒打败共和派之后，他在元老院中的朋友和敌人就同样地拼命取消法律对他的权力的一切限制，并且把过分的荣誉加到他的头上：一些人是力图取得他的好感，另一些人则想使他受到嫉妒。狄奥尼西乌斯告诉我们说，有几个人甚至建议他可以占有他所喜欢的任何妇女。这一点就使他丝毫不怀疑元老院，结果他自己也就被杀死在那里了。可是这一点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在后来的皇帝的统治时期，从来没有一种没有前例的和可以引起愤慨的谄媚。
在罗马为一个人所统治的时期以前，罗马的首要人物拥有巨额的财富，他们为了取得这些财富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在皇帝们的统治时期，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这些财富：元老们不再拥有把大量的财富毫不吝惜地送给他们的那些大门客。当任命各个行省的副执政官（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太守）的时候，他们的一切收入都要交给皇帝。尽管失去了取得财富的来源，一切开销却还保持着；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要有足够的钱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就只有靠皇帝的恩典了。
奥古斯都取消了人民的公布法律和审判叛国罪的权力；但是他把选举高级官吏的权力给了人民，至少他作出了这样的姿态。提贝留司害怕这样多的人民的集会，因此他又把这样一项特权取消，而把它交给元老院，这就是说，交给他自己。但是人们很不容易相信，人民的权力的这种失坠把担任高级官吏的人们贬低到何等程度。当人民处理重要的职位时，拼命追求高级职位的高级官吏们不惜使用各种各样的卑劣手腕；不过这一切都被一种壮丽的外表掩盖着，因为他们为人民举行娱乐或宴会，或是把金钱和粮食分赠给他们：尽管动机是卑劣的，但是手段却总还有一些高贵之处，因为大人物总是应当用慷慨的赠与来取得人民的好感的。但是当人民不再有任何东西可给，而君主以元老院的名义掌握了一切职位的时候，人们就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请求和取得它们了：取得它们的必不可缺的手段是谄媚、卑鄙行径、犯罪。
然而，还看不出提贝留司有贬低元老院的意思：对于元老院这个机构的奴颜婢膝的倾向他是不满意的；在他一生中，他都不断地表示出对于这种情况的厌恶；但是他和大多数的人一样，他想把矛盾的事物融合到一起；他的总的政策和他个人的嗜欲根本是不一致的。他希望有一个自由的元老院，这个元老院要能够尊重他的统治；但是他又希望有这样一个元老院，这个元老院要能够在任何时候都使他的恐惧、他的嫉妒、他的憎恨得到满意的解决：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家接连不断地向一个普通人让步。
我们已经说过，在过去，人民曾从贵族手里争得从自己人当中任命高级官吏的权力，这些高级官吏当然会保护人民，使他们不受人们会加到他们身上的欺凌和不正当的侵害。为了使他们能够行使这一权力，他们被宣布为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且还规定，如果任何人用行动或是用言语侮辱了保民官，这个人立刻就要被处死刑。但皇帝们既被授以保民官的权力，这样他们也就得到了保民官的特权；而以此为根据，许许多多人就被处死了，那些告密者也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干他们的勾当了。普利尼 [21] 说过，凡是不能加上其他罪名的人都可被控以大逆罪，因而任何人也就都可以被加上这样的罪名了。
不过我以为，在控告大逆罪的事件中，有一些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荒谬可笑。我还不能够想象提贝留司把大逆罪加到一个人的头上，就因为这个人把皇帝的像和自己的房子一同卖掉；我也不能想象多米先下令处死一个妇女，就因为这个妇女在他的像前脱衣服；或者他下令处死一个公民，就因为这个公民在自己屋子里的墙上描绘了全部土地，如果这些行动在罗马人的心中引起同在今天人们心目中相同概念的话。我以为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部分是由于罗马政府的变化，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无足轻重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却是重大的。我是从下述的一点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国家，尽管那里规定禁止为某一个人的健康而干杯，大家都不会把这样的国家看成是一种暴政。
我不应当放过任何可以使我们认识罗马人民的精神的东西。罗马人民是如此习惯于服从，如此习惯于认为他们的幸福完全有赖于他们的统治者，乃至在盖尔玛尼科司死后，他们表示出这样强烈的哀悼、悔恨和失望的情绪，而今天在我们这里是不再会达到这种程度的。从历史学家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感到如此强烈、持久和不可抑制的悲哀，而这种感情绝不是造作的，因为全体人民是不会装模作样，不会谄媚，不会欺骗的。
罗马人民几乎是清一色地由被释放的奴隶或是由不从事手艺而仰仗着国家的钱养活的人所构成的，他们不再参加国事的管理，因而只能感到自己的无能了。他们感到很大的烦恼，就和感到自己的软弱而灰心丧气的儿童和妇女一样。他们的情况很糟糕，他们把自己的恐惧和期望都放到盖尔玛尼科司一个人身上；既然这个人被除掉了，他们当然就会感到绝望了。
对这些不幸感到最害怕的却是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由于自己的贫困处境本应心中毫无牵挂，本应和安多洛玛克一道喊出：“愿上帝使我害怕吧”（Plût a Dieu que je craignisse！）。今天在那波里有五万人，这些人只是以野菜为食并且穿着褴褛的衣服。可是世界上这些最不幸的人们，却因为维苏威火山冒了很少的一点烟便吓得失魂丧魄：他们竟糊涂到害怕自己成为不幸的人呢。
[1] 老普利尼（公元23—79年），著名罗马学者和作家，《自然史》的著者，该书分三十六卷，这是一部有关生物学、植物学、宇宙起源论、地理学、人种志和其他科学的文集。
继承提贝留司的是卡里古拉。在提到这个皇帝的时候，人们说，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奴隶和更坏的主人了：这两种东西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使人们在无限强大的统治权面前感到很大震动的心情，同样地使人们在自己得到这种权力时，也感到同样强烈的震动。
卡里古拉恢复了提贝留司所取消的民会，他还取消了提贝留司任凭一己的好恶而颁布的有关大逆罪的法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坏的君主的统治的开始常常和好的君主的统治的结尾一样，因为对于在他前面的统治者的行为，他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情，因此他们所能做的都是别人出于美德才做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受惠不浅，却也大遭其殃。
人们是不是得到了好处呢？卡里古拉取消了对大逆罪的控告。可是他却用军事手段把所有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杀死了；受到这样待遇的不仅仅是皇帝所不高兴的几个元老而已；他的宝剑就悬在元老院的上面，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把整个元老院一网打尽。
皇帝的这种恐怖的暴政是从罗马人的一般的精神状态当中产生出来的。由于他们突然受到了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而且他们在统治和被奴役中间又几乎找不到一种中间的东西，以致他们没有温和的风尚作为接受这一改变的准备：他们的气质仍旧是严峻的。罗马人所受到的待遇就和他们本身对待被征服的敌人一样，他们受到同样方式的统治。苏拉进入罗马的时候，和他进入雅典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他使用了同样的国际法。在国家不知不觉地受到奴役的时候，即使没有法律，它们也还受到风俗习惯的统治呢。
剑斗士比赛接连不断地举行，这一点就使罗马人变得极其残酷：人们可以看到，由于格老狄乌斯常常亲自出席这样的比赛，他就越发变得喜欢流血的事件了。格老狄乌斯本是一个秉性温和的人，但他仍然做出了这么许多残暴不仁的事情，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和我们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罗马人习惯于像对自己的孩子和奴隶那样地处理人类的本性，因而他们根本不能认识到我们称为人道的那种美德。如果不是习惯于对人类中这一部分可怜的人经常加以惩罚的话，那么我们的殖民地居民的那种残酷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如果人们在平时的状态之下都是残酷的话，又如何能向他们期望温和和自然的正义呢？
在翻阅皇帝们的历史时，人们感到难以卒读的是：竟有无数的人被处死，就是为了要没收这些人的财产。在近代的历史中，我们就根本找不到类似的例子。就像我们刚刚谈过的那样，这当然是由于他们的性情比较温和，也是由于一种较有抑制作用的宗教；此外，现在也不再有那些搜刮了全世界的财富的元老家族可供剥夺。我们的为数不多的财富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种好处，即我们的这一些财富比较有了保障：原来我们的这些财富是不值得使人们费那么大的气力来剥夺的。
人们称为 平民 （plebs）的罗马人民甚至不憎恨那些最坏的皇帝。自从他们失去大权并且不再从事征战的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变成了天下一切民族中最可恶的一个民族。他们认为只有奴隶才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而他们所领到的配给的粮食又使他们忽视土地的耕种：他们所习惯的是各种比赛和观览。当他们不再有保民官可以听从，不再有他们应当选出的高级官吏的时候，这些空洞乏味的东西对他们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而闲散无所事事又增加了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爱好。因此，正是由于卡里古拉、尼禄、孔莫都斯、卡拉卡拉的疯狂，这才使人民对他们的死亡感到惋惜。因为凡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也都十分喜欢，他们用一切办法使人民从这些娱乐中得到满足，他们甚至参加这些娱乐；他们不惜把整个帝国的财富花在这样的事情上。当这些财富被耗尽的时候，人民便毫无惋惜之意地看着所有豪族的财富被剥夺，他们享受暴政的果实；他们单纯地在这上面得到享受，因为由于自己的卑贱，他们感到安全。不用说，这样的统治者是憎恨有财产的人的。他们知道，有财产的人是不会赞同他们的行为的；他们因循规蹈矩的公民的公开反对或沉默而感到愤怒，他们又在贱民们的喝彩声中陶醉起来，结果他们就以为社会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统治，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挑剔这种社会的缺点。
卡里古拉在自己的残酷行为方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诡辩者；由于他同样地传了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的衣钵，他就说如果执政官们为纪念阿克求姆之役的胜利而庆祝的时候，他就要惩罚他们；如果他们不庆祝这一天的话，他还是要惩罚他们；在德路西拉死的时候，他命令把德路西拉奉祀为神明，但以哭泣为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她已经是一个神了，不过不哭泣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因为她是元首的姊妹。
在这里应当提一提人间万事万物的流转无常。在罗马史上，人们看到这样多次的征战，看到这样多的流血，看到这样多被毁灭的民族，看到这样多伟大的事业，看到这样多次的凯旋，这样多英明、谨慎、坚决、勇敢的政策，征服全世界的计划是考虑得这样周密，执行得这样顺利，结束得又是这样圆满，可是结果又如何呢？结果不过是供五六个魔鬼用来过好日子罢了！怎么着！难道元老院消灭了这样多的国王，最后就是为着在以后受本国最混蛋的几个公民的最可耻的奴役？难道就是为了使自己所作的决定把自己毁掉！人们提高自己的权力难道就是为了更快地被推翻！人们拼命加强自己的权力，只不过是为了在后来看到一些侥幸的人物把它利用来反对自己罢了！
卡里古拉被杀死之后，元老院便集会想建立一种统治形式。正当元老院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士兵进入宫殿企图进行劫掠。他们在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吓得发抖的人，这个人就是格老狄乌斯，他们就向他欢呼，把他拥戴为皇帝了。
格老狄乌斯最后消灭了旧秩序：原来他把审判权给予自己的官吏。马利乌斯和苏拉所进行的战争，其主要的目的不外是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权力要属于谁，是属于元老还是属于骑士？可是低能的家伙一高兴就把二者的这种权力全给取消了：使全世界燃起了战火的一个争论就是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收场了！
在共和国之后进行统治的君主，没有人比他的权力更加专制了：因为他拥有人民的全部权力，而人民则是不能限制自己的。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欧洲的君主当中，丹麦的国王要算是最专制的。
人民被贬低的程度并不次于元老院和骑士。我们已经看到，直到皇帝的统治时期，人民是如此的好战，以致在城里征集起来的军队刚刚列成战阵，就一直冲向敌人那里去了。在维蒂利乌斯和维司巴西安的内战里，成为野心家的掠夺品并且充满了怯懦的公民的罗马，是在迫近那里的第一批士兵的面前战抖的。
皇帝们所处的地位也并不更好一些：既然并不是只有一支军队才有权敢于拥戴一位皇帝，只要是一支军队选出某一个人来当皇帝，那么这个人就会和其他被推出来的人发生冲突，而那些人也立刻就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竞争者。
这样看来，正如共和国疆域的广大对共和国政府成为致命因素一样，帝国疆域的广大又成了皇帝们生命的致命因素。如果他们需要保卫的只是一小块土地的话，那他们只要有一支主力军便够了，而且这支军队既然把他推戴出来，那他们是会尊重他们亲手造成的结果的。
士兵是依附于恺撒一家的，因为他保证了他们因革命而取得的一切权益。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在这个时候，罗马的显贵家族全部被恺撒的家族所消灭，而恺撒的家族本身也灭亡了（在尼禄身上）。人们曾不断推翻的民政权没有能力和军权保持均衡：每一支军队都想推戴自己的皇帝。
这里我们且拿各个时代作个比较。当提贝留司开始统治的时候，他岂不是从元老院得到很多好处吗？他知道，伊里利亚和日耳曼尼亚的军队发生了哗变；他于是满足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认为元老院是可以处理其他的要求的，于是他把元老院的代表派到他们那里去。那些不再害怕权力的人，他们仍然是可以尊敬权威的。当人们告诉士兵们说，皇帝的孩子和元老院的代表在罗马的军队中要冒着何等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便后悔起来，甚至对自己加以惩罚。但是当元老院完全被贬低下去的时候，它的事例便不能感动任何人了。奥托在对士兵们发表的演说中谈到元老院的崇高时并不发生效力；维蒂利乌斯把最显贵的元老派出去和维司巴西安缔结和约也无济于事。把早已被剥夺的那种尊敬立刻都还给国家的各个阶层是根本不可能了。军队把这些使节看成不过是他们已经抛弃的一个主人的最卑劣的奴隶罢了。
在罗马人中间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习惯，这就是凯旋者应当给每一个士兵几个狄那留。这本来是不算什么的。在内战的时候，人们增加了赏赐。还有一个时候，是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钱分给士兵；然而在这种悲惨的时期里，就把从公民身上拿来的钱分配了。即使是在没有军事胜利品的时候，士兵仍然要求分东西。这种分配只是在战争之后进行的。尼禄在平时也进行这种分配。士兵们也习惯于这样的做法了。因此他们对伽尔巴就颇有怨言，因为伽尔巴对他们说过，他只知道选择士兵，却不知道收买士兵。
伽尔巴、奥托、维蒂利乌斯一转眼就过去了。维司巴西安和他们一样，也是由士兵推选出来的。在他的全部统治时期里，他所想的只是如何把帝国重新建立起来：这个帝国曾连续为六个同样残酷的暴君所统治，他们几乎都是凶恶的，常常又都是低能的，除此之外，他们又都是浪费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继他之后统治的提吐司使罗马人民松了一口气。多米先却又是一个比他以前的一切统治者更加残酷或至少更加无情的新怪物；他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更加卑怯。
他最亲近的被释放的奴隶，而根据某些人的说法，甚至他的妻子，看到不管是在他表示的友谊中还是憎恨中他都同样使人觉得可怕，而且他的怀疑和他的加罪于人的行为又是没有止境的，于是他们就同他疏远了。在对他施行打击之前，他们想物色一个继承者，于是就选择了一个可敬的老人涅尔瓦。
涅尔瓦又认图拉真为义子，在历史上这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君主了。生在他所治理的国家里可以说是一种幸福。对罗马人民来说，没有更加幸运和更加光荣的人物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统帅，他所有的是一颗使他做好事的善良的心，使他看到最好的事物的有见识的头脑，崇高、伟大、美好的灵魂；他的所有这一切美德，相互之间并没有不协调的情况：他又是最能尊崇人类的本性和表现神性的一个人。
他实现了恺撒的计划并且胜利地进行了对帕尔提亚人的战争。任何其他的人都会在这一征伐面前屈服的，因为在这一征伐中，危险永远是明显地摆在眼前，而后备的资源又是遥远的；在这一征伐中，必须取得绝对的胜利，而且即使在胜利之后，也无法保证本身的安全。
困难是在于两个帝国的地位和两个民族的作战的方法。本来可以穿过阿尔明尼亚开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处。但那里是一片多山的和难以通行的地区，辎重也无法运到那里去；结果军队还没有到美地亚就有一半被歼灭了。本来可以穿过尼西比司，向南方更低的地区行进。但是那里有一片把两个帝国分割开来的可怕的沙漠。人们还可以走更低的地方，穿过美索布达米亚地区进行：但那就只得使军队穿过部分未经耕种、部分为水所淹没的地区了。由于在那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从北向南流的，因而如果不离开这两条河流，就不可能深入内地，而在离开河流之后，又得冒着生命的危险。
至于这两个民族的作战方法，则罗马人的力量在于他们的步兵，他们的步兵是世界上最强的、最能坚持的，又是最有纪律的。
帕尔提亚人根本没有步兵，但是他们有一支精良的骑兵。他们离得远远地作战，不叫罗马人的武器挨上。投枪很难刺中他们，他们的武器是弓和可怕的箭。他们与其说是对陆军作战，毋宁说是围攻陆军。要想追击他们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逃跑也就是作战，他们是按照敌人接近自己的程度而退却的，而他们只把卫戍部队留在他们要防守的地方。当人们攻取这些防守的地方的时候，就非得把它们摧毁不可。他们故意把敌军附近的全部地方放起火来，为的是连草也不留给对方。最后，他们的作战方式几乎和今天同样地方的人们的作战方式一样。
其次，被率领去参加这一战争的伊里利亚的和日耳曼尼亚的军团却不适于进行这一战争：在自己的国家里习惯吃很多东西的士兵，几乎都死掉了。
因此，摆脱罗马人的桎梏这样一种任何其他民族都做不到的事情，帕尔提亚人却做到了。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而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
阿德里安放弃了图拉真所征服的土地，他把自己的领土限制在幼发拉底河这个界限。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样多次的战争之后，罗马人不过只失掉了他们不想要的东西；这就和海洋一样，海洋只有在自己后退的时候，才缩小自己的面积。
阿德里安的行为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人们在罗马人的圣书中读到，当塔尔奎纽斯想修建卡庇托留姆的时候，他发现最适当的地方已经被许多其他神的神像占去了：他于是自行占卜，看它们是不是愿意把地盘让给朱庇特。它们全都同意了，例外的只有玛尔斯神、青春神和边界神特尔姆。于是便有了宗教上的三种意见：玛尔斯的人民不把他们所占领的地方让给任何人；罗马的青春永远是不可战胜的；最后，罗马人的边界神永远不会后退：然而在阿德里安当政的时期，却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斯多噶学派在帝国传播开来并获得了很大的影响。看来仿佛人类的本性曾努力从本身当中产生出这一令人惊异的学派，而这一学派又正好像是大地在日光从来照不到的地方产生出来的植物一样。
罗马人之所以有他们的一些最好的皇帝，这一点是要归功于这一学派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忘记第一个安托尼诺斯，特别是他的义子玛尔库司·奥列留司。人们谈到这个皇帝的时候，心中暗地里感到欢喜。人们在阅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是不能不受到感动的：传记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人们对别人有最好的见解，因而对自己也就有了最好的见解。
涅尔瓦的智慧、图拉真的光荣、阿德里安的英勇、两个安托尼诺斯的美德都引起了士兵们的尊敬。但是当新的魔王们代替了他们的地位的时候，滥用军事统治权的行为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出卖了帝国的士兵杀死皇帝以便获得新的报酬。
人们说，有一个君主力图在十五年当中在他的国内消灭民政的管理，以便代之以军事的管理。对于这个意图，我不想作无益的论述：我所要说的只是，按照事物的本性而论，二百名卫士就能保卫君主生命的安全，并不需要八万人；更不必说，迫害武装的人民比之迫害没有武装的人民是更要危险的。
孔莫都斯继承了他的父亲玛尔库司·奥列留司。这个人是一个恶棍，他不仅放纵情欲，而且放任他的大臣和廷臣们为所欲为。使世人摆脱了这个家伙的人们把佩尔提纳克司安置到他的位子上面，佩尔提纳克司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但是不久他就给近卫军士兵杀死了。
他们把帝国拿来拍卖了；狄迪乌司·茹利安得到了它，因为他对士兵作了慷慨的许诺：这就引起了世人的反感，原来，尽管帝国常常受到收买，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拿它来做买卖。佩斯肯纽司·尼格尔、塞维洛司和阿尔比诺司被拥立为皇帝，而茹利安付不出他许诺下的巨额款项，结果就被他的士兵们抛弃了。
塞维洛司打垮了尼格尔和阿尔比诺司：他有一些伟大的品质；但是君主的首要的美德即温和，他却没有。
皇帝们的权力比我们今天的君主的权力更容易表现为暴君的权力。既然他们的地位是一切罗马高级官吏职位的总和，而他们是以皇帝为名的独裁官、保民官、副执政官、监察官、大僧正，并且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又是执政官，因而他们常常主持赏罚事宜。这一点使人很容易怀疑他们所判刑的人们是受了他们的迫害，因为人民通常是依照权力的大小来判断滥用权力的行为的；可是，欧洲的国王是立法者，却不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是君主，却不是法官，他们并没有会使他们遭到嫉恨的那一部分权力；他们把赦免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而把惩罚的权力委托给一些特殊的官吏去执行。
像提贝留司和塞维洛司这样拼命保持自己权力的皇帝太少了：但是他们却是以最可耻的方式被统治着：前者被谢雅努司，后者被普劳提安。
苏拉所实施的悲惨的放逐习惯在皇帝当政的时期还继续发生作用。如果要放弃这种做法，君主就必须是有一些道德的人；因为他的大臣和宠臣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没收公民们的财产，于是他们就向他提起惩办的必要和仁慈的危险。
塞维洛司的放逐使尼格尔的许多士兵到帕尔提亚人那里去了；他们教给帕尔提亚人改善自己的战术，那就是不仅仅使用罗马的武器，而且还要制造这些武器。结果是使那些本来一般只满足于防守地位的民族，在这之后几乎永远是采取攻势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连串不断发生的内战中，统率欧罗巴军团的人几乎总是打败统率亚细亚军团的人。在塞维洛司的历史里我们看到，他在阿拉伯不能攻克阿特拉市，由于欧罗巴军团的哗变，他不得不利用叙利亚的军团。
自从人们实施了在行省征兵的时候起，他们就感到这一差别了；军团之间的差别就同民族之间的差别一样，民族由于本性和教养的不同，他们作战的能力是并不完全一样的。
在行省实施的征兵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通常是从军人当中选出的皇帝几乎都是外国人，有时还是蛮族；罗马不再是全世界的主人，但是它却必须接受万民的法律。
每一个皇帝都从自己的国家带来一些东西。它们或是关于品行的，或是关于风尚的，或是关于统治制度的，或是关于祭仪的：而海里欧伽巴尔甚至想把罗马的全部祭仪消灭掉，他想把罗马神殿中所有的神搬出来，以便把他自己的神放进去。
姑且不说神所选择的而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手段，单是这样一点就很足以促成基督教的确立了。因为对罗马帝国的居民来说不再有什么外来的东西，一切事物只要是皇帝愿意介绍过来，他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大家都知道，罗马人曾经把外国的神接受到自己的城市里来。他们是作为胜利者把它们带来的：他们在凯旋的时候把它们放在其他战利品里面。可是当外国人自己想把这些仪式介绍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加以迫害了。大家还知道，罗马人有一种把自己的神的名字给予同它最相近的外国神的习惯。但是当外国的祭司们想要罗马人奉祀他们那些带着原来的名字的神的时候，他们就又不能容忍了。这一点就是基督教传播的巨大障碍。
人们应该称卡拉卡拉为人类的毁灭者，而不应该称他为暴君。卡里古拉、尼禄和多米先只限于在罗马为非作歹；但卡拉卡拉却使整个世界陷到水深火热之中了。
为了累积自己的极大的财富，塞维洛司在他长时期的统治期间横征暴敛，并且放逐了反对党的人们。
卡拉卡拉在刚刚统治的时候，他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盖塔，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在士兵面前遮盖自己的罪过，因为这些士兵是爱戴盖塔的，他们说他们是向塞维洛司的两个儿子而不是对一个儿子宣誓的。
君主们所搜刮的这些财富最后的结果几乎永远是十分悲惨的。为这笔财产所眩惑的继承者于是就腐化堕落了；如果它们不毁坏他们的心术的话，它们也要毁坏他们的智慧。他立刻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大搞一通，不过他的这种权力是靠机会的，是不能长久维持的；这种权力是不自然的，它与其说是自然增强的，毋宁说是人为地吹嘘起来的。
卡拉卡拉增加了士兵的饷银。玛克里努司写信给元老院说，增加的这笔钱多到七千万德拉克玛。显而易见，玛克里努司所列举的数字是夸大了。我们拿我们士兵的饷银同其他全国性的开支比较一下，如果我们也是按照罗马人的同样比例的话，那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数目是很大的。
应当看一看罗马士兵所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我们从欧洛修司的著作看到，多米先把士兵的饷银增加了四分之一。 从塔西佗 [22] 著作中一个士兵的话里我们看到，到奥古斯都死的时候，饷银是十两铜。在苏埃多尼乌斯的著作里我们看到，恺撒把他当时的饷银增加了一倍。普利尼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饷银减少了五分之一。这样看来，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时候，饷银大概就是六两铜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是五两铜，在恺撒时期是十两，在多米先时期是十三两又三分之一。在这里我还打算再谈一谈。
当罗马共和国的家业还不大，每年作战而每年又取得战利品的时候，它是很容易应付军饷的开支的。但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当它已经把手伸到意大利的境外，而且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维持一支巨大军队的时候，它不举债就无法应付军饷了。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饷银又减到五两铜；在这样一个时候减低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这时大部分公民都以接受饷银为耻，他们是愿意自费服务的。
佩尔赛的财库和不断送到罗马来的其他许多国王的财库使罗马停止了租税的征收。在公家和个人都很富足的时候，却一点也不增加每月五两铜的饷银，这种做法是很高明的。
尽管这份饷银有一部分是用粮食、衣服、武器来计算的，但它仍然是够用的，因为只有有财产的公民才服军役。
马利乌斯把没有任何财产的人编入了军队，后来的人也追随了他的榜样，结果恺撒就不得不增加士兵的饷银了。
在恺撒死后，这样的增加还在继续着，因而在希尔求司和庞撒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不得不把租税恢复起来了。
多米先把饷银增加了四分之一，他这种软弱的表现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国家来说，不幸的地方并不是在于产生了奢华的风气，而是在于人们因此超出了他们按常理所应有的最低生活要求。最后，卡拉卡拉又作了新的增加，结果帝国竟至陷入这样的一种地步，它没有士兵就无法维持，但是有了士兵仍然无法维持。
卡拉卡拉为了冲淡由于他杀死自己的兄弟而造成的恐怖感，就把他的被杀死的兄弟列入诸神的行列。使人感到惊异的是：玛克里努司对卡拉卡拉的做法也完全一样；玛克里努司把卡拉卡拉杀死之后，为了缓和近卫军士兵的情绪（原来卡拉卡拉对近卫军士兵非常慷慨，因此他的死亡使他们感到绝望），就给卡拉卡拉修建一座神殿，并且为了奉祀他而设置祭司（flaminlum）。
这种做法就使人们后来对他没有很大的恶感，使元老院不敢非难他，而他也就没有像孔莫都斯那样被当作暴君。其实，孔莫都斯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比卡拉卡拉更应当受到这种待遇。
阿德里安和塞维洛司这两个伟大的皇帝，一个树立了军纪，另一个却使军纪松弛了。效果对原因的反应是十分灵敏的。在阿德里安之后统治的人们是幸福和平静的；但在塞维洛司之后，却是一片恐怖了。
卡拉卡拉对士兵十分慷慨大度。他很好地遵从了他父亲在临死时给他的忠告，那就是使士兵们富足起来，别的人则可以不管。
不过这一政策只不过对一个人的统治有利。因为他的继承者既然不能维持同样大规模的开支，很快地就会被军队所杀死：因此人们总是看到贤明的皇帝被士兵杀死，而邪恶的皇帝则死于阴谋，或者死于元老院的决定。
当一个完全依靠士兵的暴君一任他治下的公民遭受士兵的欺凌和掠夺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会延续到他下一代去的。因为士兵们在民间胡作非为，他们甚至会使自己失掉自己的饷银。因此就需要考虑到重新建立军纪的问题，不过想这样做的人总是要以付出他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当卡拉卡拉由于玛克里努司的阴谋而被杀死的时候，由于丧失了极度慷慨的国王而感到绝望的士兵们就推选了海里欧伽巴尔为皇帝。当海里欧伽巴尔只是耽于淫乐，完全不管他们，一任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容忍他而把他杀死了。同样地他们又杀死了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想恢复军纪并说要惩罚他们。
这样看来，一个暴君与其说想保证自己生命的安全，毋宁说想取得犯任何罪行的权力，因此他死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幸的优点，那就是他的继承者想做得好一些，可是仍旧是这样地在他之后死掉了。
在亚历山大之后，玛克西米努司当选为皇帝，这是第一个蛮族出身的皇帝。这个人以身材高大和体力强壮闻名。
他和他的儿子都是被他们的士兵杀死的。前两个戈尔地亚努司死在非洲。玛克西姆司、巴尔比诺司和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是被杀死的。杀死了年轻的戈尔地亚努司的菲利普自己和他的儿子也被杀死了。代替他当选为皇帝的戴求司又由于伽路司的叛变而丧命了。
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称为罗马帝国的东西不过是一种不正规的共和国罢了。这种共和国有点像阿尔及尔的贵族政体，因为在那里拥有统治大权的军队决定立废人们称为戴伊（dey）的长官。可能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规则，即军事统治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君主制的，毋宁说是共和制的。
人们不要认为士兵只是用他们的不服从和哗变来参与管理；皇帝们对士兵所作的演说在性质上归根到底岂不是同当日执政官和保民官对人民所作的演说一样吗？尽管军队没有一个专门集会的地点，尽管他们不是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尽管他们并非总是冷静的，而是考虑的少行动的多，但他们岂不是全权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吗？一个皇帝如果不是一个残暴的、为了士兵的特殊利益而选出来的政府的大臣，那他又是什么呢？
当军队选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的近卫军长官菲利普参加治理的时候，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就要求把充分的权力授给他，但是他却没有得到这个权力；他向士兵发表演说，要他们两个人有同等的权力，可是他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恳求把恺撒的头衔送给他，这一点也被拒绝了。他想担任近卫军长官，这个请求也遭到了驳斥；最后他请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军队利用自己的最高大权，作出了这些不同的决定。
罗马人起初所不知道的蛮族后来竟成了罗马人的累赘，他们终于在罗马人眼中成为可怕的人物。由于极不平常的情况，罗马竟如此彻底地消灭了一切民族，以致在它本身被征服的时候，仿佛土地为了摧毁它而产生出新人物来。
大国的统治者一般是很少有邻国可以作为他们的野心目标的：如果他们有这样的邻居，他们也早就用武力把它们吞并了。因此，这种国家的疆界就是海洋、山岳和大片的沙漠，而这些地方的贫困竟保证了它们的不受威胁。因此罗马人就让日耳曼人留在他们的森林里，让北方各民族留在他们的冰天雪地里；于是在那里保存下来，甚至又形成了一些民族，这些民族最后却把罗马人自己都征服了。
在伽路司的统治时期，后来变得更加著名的许许多多的民族蹂躏了欧洲。波斯人在侵略了叙利亚之后却离开了他们征服的领土，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保存他们的掳获物。
过去从北方来的蛮族大群现在不再出现了。罗马人的暴力使南方各民族退到北方去了。当抵御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住的时候，他们就留在那里不动，而当这支力量削弱的时候，他们就四面八方地扩散开来了。在几个世纪之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查理大帝的征服和他的暴政使南方的各个民族再一次退到北方去：但是这个帝国一经削弱，他们就再一次从北方迁居到南方。如果在今天一个君主对欧洲进行了同样蹂躏的话，则被击退到北方并且寄居在世界边缘地带的各民族也就会坚持地留在那里，直到他们第三次泛滥欧洲并把它征服的时候。
当帝国后来在瓦列里安统治末期和他的儿子伽利安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可怕的混乱到达极点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三十个不同的争夺王位的人，他们大部分是相互残杀而死的，他们每个人的统治时期都十分短暂，而且他们都是被称为暴君的。
在瓦列里安被波斯人俘虏之后，他的儿子伽利安并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任凭蛮族到处流窜；结果帝国处在同大约一百年后的西方相同的情况。如果不是幸而有一些使它免于覆亡的情况凑合到一处，那时它早就垮台了。
罗马人的同盟者帕尔米拉的国王欧迪那托司把侵略了几乎整个亚细亚的波斯人赶跑了。罗马城从它的公民当中集合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打退了想劫掠它的蛮族。乘着六千只船渡海前来的一支人数极多的西徐亚的军队由于海上的船祸、穷困、饥饿和本身的庞大而毁灭了。在伽利安被杀死之后统治的是格老狄乌斯、奥列里安、塔西佗和普洛布司，这四个人十分幸运，他们竟然依次统治下去，并且把行将灭亡的帝国挽救了过来。
[1] 科尔涅留司（普布留司）·塔西佗（约55—约120年），帝国早期的著名罗马历史家。塔西佗同情罗马的贵族政治，因而他反对罗马皇帝的专制主义，但同时他并不拥护共和制度。恩格斯称他为古代罗马贵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者。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记述了古日耳曼人的风尚和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利用过这一著作。
为了预防士兵们不断的叛变行动，皇帝们于是同他们所信任的人结合起来共同统治。戴克利先借口国事繁重，因而他规定永远应当有两个皇帝和两个恺撒来统治。他认为，既然有四支主要的军队归治理帝国的人们统率，它们就会相互畏惧；而其他的军队既然没有足够的力量企图使它们的领袖成为皇帝，它们就逐渐地不习惯于选举他了。最后，恺撒这一职位既然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则四人分掌以便保证国家的安全的政权只有在两个人而不是在四个人的手里时才可以充分行使。
但是对士兵们起更大抑制作用的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私人的和公家的财富都减少了，因而皇帝们不能再给他们以慷慨的赠赐。结果赠赐便不再适应选举新皇帝时所产生的危险。
此外，近卫军长官（就他们的权力和职位而论同我们今天的宰相差不多，他们可以任意杀死皇帝以便自己来代替他）的权力被君士坦丁大大地削弱了。君士坦丁使他们只担任民政的职务，而且把他们的人数从两个增加到四个。
皇帝们的生命开始更有保障了；他们可以死在自己的床上，而这一点好像使他们的性情缓和一些，他们也不再这样凶恶地喜欢流血了。但是，既然这一巨大的权力总要在什么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于是人们就会看到另外一种暴政，不过这种暴政是比较隐蔽些罢了：这不再是杀戮，而是不公正的审判。这样的审判方式看来不过是为了使人们忍辱偷生而不致丧命而已。宫廷被统治和统治别人的办法是更加狡猾了，更加有办法了，也更加沉默了。最后，人们不再是大胆地计划一件罪行，不再是急于干出这一罪行，人们只是看到那些懦弱的人们所干的坏事和反复思考后才干下的罪行。
一种新的堕落行为出现了。最初的一些皇帝爱好享乐，这些享乐表现为一种柔弱的风气；他们不大同军人往来；他们比较闲散，比较听廷臣们的话，比较愿意待在宫廷里，比较不愿意管帝国的事务。
随着宫廷日益脱离帝国的事务，它的毒害也就越来越大了。人们什么都不讲了，要是讲也都只是用暗示的办法来表示一切；有巨大声名的人们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迫害，大臣和军官竟不得不总是按照这样一类的人们的意思去行事，这些人对国家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却又不许别人忠心耿耿地为国家服务。
最后，起初几个皇帝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是唯一能使他们熟悉国事的因素，但是这种作风也彻底消失了。君主仅凭几名亲信的报告办事，而这几名亲信永远是狼狈为奸的，往往甚至在他们的意见好像有分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不过是在他面前干一个人的事情罢了。
许多皇帝之驻留在亚细亚和他们之一贯同波斯国王处于敌对状态，都使得他们想使自己受到同波斯国王所受到的一样的尊崇。戴克利先，别的人说还有伽列留司，就发出了敕令，要人们这样对待他们。
这种豪奢和亚细亚式的巨大排场一旦出现，不久它们就被人们所习惯了。而当茹利安打算在行动上表现得朴素和谦逊的时候，人们竟然把这种令人回想到古风的做法称为忘却身份。
尽管在玛尔库斯·奥列留司以后有几个皇帝统治着，但帝国仍然是完整的；在行省，人们既然承认他们所有的人的权威，这就是由许多人行使的一个统一的政权了。
然而伽列留司和康士坦司·克洛路司意见不合，他们实际上就把帝国分割开来了；由于后来被君士坦丁所追随的这个榜样（君士坦丁采用了伽列留司，而不是戴克里先的计划），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与其说是一种革命，毋宁说是一种变革。
而且，由于君士坦丁很想建立一座新的城市，由于他有这样一种想用自己的名字来给这座城市命名的虚荣，这种情况就使他决定把帝国的中心迁移到东方去。虽然罗马的城郭远不是像今天那样大，但它的四郊却是很广阔的。到处都是别墅的意大利，老实说，不过是罗马的一个花园罢了；在西西里、在非洲、在埃及的是农民，但是在意大利的却是园丁：土地几乎都是由罗马公民的奴隶来耕种的。但是当帝国的中心迁移到东方去的时候，罗马几乎就完全迁到这里来，高官们把自己的奴隶，也就是把几乎全体人民迁了过来；而意大利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居民。
为了使新城市在任何方面都不比旧城市差，君士坦丁就想使这里也进行粮食的分配，于是他下令把埃及的粮食运到君士坦丁堡来，而把非洲的粮食运往罗马：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十分明智的。
在共和国时期，所有其他民族的主人罗马人民当然是要分到贡物的：这一点就使得元老院在开始的时候用低价把粮食卖给他们，后来就无偿地把粮食分配给他们了。当政府变成了君主政府的时候，这种办法虽然和君主制度的原则相抵触却仍然保持着：由于取消这种坏习惯会产生若干不便，于是人们就宁愿保留着它们而不加改变了。不过君士坦丁在建立一座新城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来实施这种办法的。
当奥古斯都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他就把托勒密的财库带到罗马来：这一点所引起的革命几乎等于后来印度（实际上是美洲——译者）的发现在欧洲引起的革命和某些制度在今天引起的革命。金钱的价格在罗马下跌了一半；既然罗马不断把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本身的财富又是从非洲和东方来的）的财富吸收到自己这里来，因而金银在欧洲成了最常见的东西；从而这种情况使得各族人民能够用硬币来缴纳巨量的税款。
但是当帝国被分裂的时候，这些财富就都到君士坦丁堡来了。而且大家知道，那时英国的矿山还没有被发现；在意大利和高卢，矿山也非常之少；而且在迦太基人以后，西班牙的矿山就没有开采过，或至少并不像先前那样十分丰富。意大利有的不过是被废弃的花园，因此它用任何办法也不能把金钱从东方吸引过来了。可是西方为了取得商品，却是要把金钱送到那里去的。于是黄金和白银在欧洲又成了极其稀罕的东西。但是皇帝们却想索取同样的那些贡物，结果就使一切都垮台了。
当政府有一种长久以来确定的形式，而事情还保有某种秩序的时候，则我们把一切保持原状几乎总是明智的，因为造成既成局面的常常是复杂而又无法知道的那些原因到现在会起作用；可是，当整个制度发生改变的时候，人们便只能防止表现在理论上面的困难，对于只能在实际中才表现出来的困难，却不去触动它了。
因此，尽管帝国的疆域已经十分广大，它的分裂却引起了它的灭亡，因为这一巨大躯体的很久以来便在一起的所有各个部分，都可以说，它们是相互适应得可以维持本身的存在并相互依赖着的。
君士坦丁在削弱了首都之后，又打击了边界的地区；原来他撤去了驻守在各大河流沿岸的那些军团，却把它们分布到各行省去了；这种做法有两种恶果：一种恶果是把阻挡了这样的多民族的栅栏拆除了；另一种恶果是习惯于看赛马和看戏的士兵变得懦弱了。
当君士坦丁把茹利安派到高卢人那里去的时候，茹利安发现莱茵河一带的五十座城市已经为蛮族所占领；行省受到劫掠；而留在那里的只不过是一支罗马军队的影子，原来罗马军队一听到敌人的名字就逃之夭夭了。
这个君主由于他的智慧，他的坚持，他的俭约，他的行为，他的勇敢和接连不断的英勇行动而把蛮族赶跑了。因他的名字而引起的恐怖，使他们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敢轻举妄动。
统治时期的短暂，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的一些特殊的宗派，使得我们对于这些皇帝的性格有一种极端不正确的概念。我想就这一点只举两个例子。在希罗狄安统治时期非常怯懦的这个亚历山大，在拉姆普里狄乌斯统治时期却是十分勇敢的。正统派如此称颂的格拉蒂安，却被披洛斯托尔戈拿来同尼禄相比。
瓦连提尼安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实施过去的计划的必要性；他毕生致力于防守莱茵河两岸地带，在那里征募军队，修建堡垒，配置军队并设法维持它。但是在世界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他的兄弟瓦连图斯不得不开放多瑙河，从而引起了十分可怕的后果。
在亚速海、高加索山和里海之间的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这些民族大部分是匈奴人或阿兰人；他们的土地极其肥沃，他们喜爱战争和打劫；他们几乎永远是生活在马上，或是生活在他们的马车上，并且在他们不能越出的土地上游浪；对于波斯和阿尔明尼亚的边境，他们确实是作了几次劫掠；但是里海的大门人们却很容易防守，要想从别的道路进入波斯那是不容易的。既然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能够越过亚速海，因而他们也就不知道有罗马人了；而当其他的蛮族蹂躏帝国的时候，他们却留在由于他们的无知而给自己划下的界限里。
有些人说，塔纳伊司河（今天的顿河——译者）带来的泥土在奇姆美利亚的博斯波鲁斯形成了一层外壳，而他们就从这层外壳走了过去；另有一些人说，两个年轻的西徐亚人追赶一只鹿，这只鹿越过了海峡，他们也就跟着过来了。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时他们是十分吃惊的；而在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后，他们就把他们看到的新的国土告诉了本国的人们。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正如他们发现了印度诸岛一样。
无数群的匈奴人立刻出动了；他们在自己的面前首先遇到了哥特人，于是他们就把哥特人赶跑了。看来这些民族就仿佛是一些紧跟着另一些涌了出来似的，因此压到欧洲身上的亚细亚就显得越发沉重了。
受惊的哥特人跑到多瑙河河岸的地方来，哀求允许他们避难。谄媚瓦连图斯的人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硬说这件事使他幸运地征服了一个新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将会保卫帝国和使帝国富足起来。
瓦连图斯下令要他们不带武器地过来。但是由于官吏受了贿，他们过来时是愿意带什么就带什么的。他下令把土地分配给他们。但是哥特人和匈奴人不同，他们根本是不耕种土地的。人们甚至连答应给他们的粮食也不给他们了，他们眼看就要饿死了。然而他们却是处于一个富庶的国土中；他们手里有武器，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把从多瑙河直到博斯波鲁斯地区都蹂躏了，他们消灭了瓦连图斯和他的军队，然后又回到多瑙河的自己的一面来，这不过是为了放弃被他们蹂躏得精光的土地而已。
好多次是皇帝们的怯懦，也常常是帝国的软弱，使得人们设法要用金钱来安抚有侵略危险的各族人民。然而和平是不能用金钱购买的，特别因为出卖和平的人是会迫使购买和平的人买第二次的。
与其用金钱来购买和平，那倒不如冒险进行一次不幸的战争反而好些；如果人们知道一个君主只有在长期的反抗之后才能被征服的话，那么人们是永远会尊敬这个君主的。
而且，这类金钱的赏赐变成了贡物；在先前它们是自愿的，但后来就变成强制的了：这种金钱的赏赐被看成是一种既得的权益。当一个皇帝拒绝把这种金钱的赏赐给予某些民族，或是减少它们的数目时，这些民族就会成为他的死敌。在成千的例子中只举几个：茹利安率领去迎击波斯人的军队在撤退时受到了阿拉伯人的进攻，因为他拒绝把已成为惯例的赏赐送给他们；在这之后不久，即瓦连提尼安当政的时候，由于送给阿拉曼尼人的礼物不像通常那样贵重，他们就恼火起来了；而懂得什么叫做荣誉感的北方民族就用一场残酷的战争来报复这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侮辱。
在欧洲和亚洲包围了帝国的所有这些民族一点一点地把罗马人的全部财富耗尽了。过去所有国王的金银都被带到罗马人这里来，因此罗马人就强大了，同样地，当他们的金银被送到别人手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削弱下去了。
政治家们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不总是出于本意的。这些错误往往是由于人们所处地位而引起的无可避免的后果；一些困难产生了另一些困难。
大家已经看到，军队成了国家的一项沉重的负担。士兵们取得三种好处：一般的饷银，服兵役之后的赏赐和偶然的赠与，这种偶然的赠与对于手里把持着人民和君主的人们来说，常常就成了一种权利。
由于人们无法维持这样大的军队，这一点就使人们不得不设法征募一支开支较小的军队。罗马人和蛮族缔结了条约，因为蛮族不像罗马士兵那样奢侈，没有罗马人那样的气质，也没有罗马人那样的要求。
在这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好处：由于蛮族是出其不意地进攻一个地方的，他们在作了出发的决定之后并不做任何准备工作，因而要想及时地在行省征兵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人们就得征募另外一支永远准备接受金钱、打劫和作战的蛮族队伍来对付敌人。他们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供人利用的；但是在后来，要安抚这样一支队伍，所费的气力并不比征服敌人小一些。
罗马人在先前绝不想使他们军队中的辅助队伍多于罗马自己的队伍。尽管他们的同盟者老实说都是他们的臣民，然而他们却根本不愿意使比他们自己更加好战的民族来做他们的臣民。
但是在后来，不仅他们不再遵守辅助军队的这种比例，他们甚至用蛮族士兵来补充自己的军队了。
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完全同使他们称霸世界的惯例相反的惯例。在先前，罗马人一贯的政策是保持战术并且不使他的一切邻人懂得战术，可是现在罗马人自己不学习战术，却要其他的民族学习战术了。
总而言之，这里就是罗马史的关键所在了：罗马人由于本身遵守的原则征服了所有的民族；可是当他们的目的一旦实现的时候，他们的共和国反而无法维持了。应当改变他们的统治制度，而在这新政府中所应用的、和先前的原则相矛盾的原则却把罗马的伟大搞垮了。
支配着全世界的并不是命运。这一点从罗马人身上可以看出来：当罗马人根据一种办法来治理的时候，他们一连串的事情都是成功的，可是当罗马人根据另一种办法来行动的时候，他们就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有一些一般的原因，它们或者是道德方面的，或者是生理方面的。这些原因在每一个王国里都发生作用，它们使这个王国兴起，保持住它，或者是使它覆灭。一切偶发事件都是受制于这些原因的；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次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
我们看到，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面，丹麦的陆军同瑞典的陆军作战时差不多总是吃败仗的。姑且不谈两个民族的勇气和军队的遭遇，在丹麦的军事或民政的管理当中必定有一种内在的缺点使它招致到这样的后果。我以为这种缺点是不难揭示出来的。
最后，罗马人又丧失了他们的军事纪律。他们甚至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武器。维吉秀说，士兵们认为这种武器太重了。他们得到皇帝格拉蒂安的允许不穿铠甲，后来索性连头盔都不戴了。这样一来，他们既然没有办法防御敌人的打击，结果他们只有逃跑这一条出路了。
他又说，他们失掉了在营地设防的习惯，由于这一个疏忽，他们的军队就成了蛮族骑兵的进攻对象。
在起初，罗马军队的骑兵是不多的：骑兵只不过是军团的十一分之一，常常更少于这个比例。使我们觉得惊讶的是，他们的骑兵比我们的骑兵要少得多，而我们却要围攻这样多的几乎用不上骑兵的城市。当罗马人衰落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几乎只有骑兵了。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越是精于战术，他们就越是利用他们的步兵，而他们越是不精于战术，他们就越是扩大他们的骑兵：因为，如果没有军纪的话，重武装或轻武装的步兵是什么事也不顶用的；可是骑兵甚至在混乱中也有用处。骑兵的作用更多的是在于它的敏捷和某种冲击；而步兵的作用则在于它的抵抗和某种稳定：这与其说是一种作用，毋宁说是一种反作用。最后，骑兵的力量是瞬间的，步兵的作用则是比较持久的；但是要它能够行动得持久，那就需要纪律。
罗马人所以能够号令一切民族，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战术，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的审慎、他们的贤明、他们的坚持、他们对荣誉和祖国的热爱。当在皇帝的统治之下所有这些美德他们都没有的时候，他们还能保持着他们的战术，而正是仰仗着这种战术，尽管他们的君主懦弱而又残暴，他们仍能把他们已经征服的领土保持住；但是当军队本身都开始腐化的时候，他们自身就成了一切民族的瓜分对象了。
由军队建立起来的帝国需要军队来维持。当一个国家发生困难的时候，人们不能想象它如何能摆脱这种困难，同样，当一个国家安宁无事而它的威力受到人们敬畏的时候，人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这种情况竟然会有所改变；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根本无所求于军队并且十分害怕军队，则它就会忽略军队，甚至往往会设法削弱军队。
早期的罗马人把下面所说的情况看成是一项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任何人只要他在战斗中离开自己的地位或是丢弃自己的武器，那么这个人就要受到死刑的惩罚。茹利安和瓦连提尼安在这方面恢复了过去的惩罚。但是为罗马人所雇用的蛮族则习惯于今日鞑靼人的作战方法，这就是他们逃跑，以便再度作战，他们通常与其说是为了荣誉，毋宁说是为了掳获物而战，因此他们是不能受制于这样的一种纪律的。
在起初，罗马人的纪律严格到这样程度，以致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将领竟把自己那违背命令而取得了胜利的孩子处死。但是，当他们和蛮族混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染上了一种构成这些民族的性格的独立精神；如果我们读一下贝利撒留对哥特人作战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军官们几乎永远是不听从一位将领的话的。
苏拉和赛尔托留斯在极其残酷的内战中宁可死掉，也不愿意做那些会使米特利达特得到好处的事；但是到后来，当一个大臣或是某一个大人物觉得把蛮族放进帝国内部来时对他的贪欲、他的复仇、他的野心并非无益的时候，他立刻就把帝国交给他们，任凭他们掠夺了。
国家越是衰弱，它也就越发需要税收；因此，人们越是无法负担租税，租税也就越是要加重：结果罗马行省的租税很快地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在撒尔维安的著作里，我们会看到各族人民所受到的各种极其残暴的勒索。受到包税人的迫害的公民除了逃到蛮族那里去以外别无他法。否则他就得把自由交给任何一个愿意接受它的人。
在我们法国的历史上，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高卢人有这样的耐性来容忍这样一种会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建立难堪的区别的革命。蛮族在把这样多的公民变为农奴的时候，也就是说，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办法，没有一个不是在他们之前的人们曾更加残酷地使用过的。
由于在帝国衰落下去的时期里基督教已大大传播开来，基督教徒于是就谴责异教徒，说这种衰落是他们的过错，但异教徒则把这种过错推到基督教身上。基督教徒说，戴克里先把帝国分给三个人和他一起统治，这样就毁坏了帝国，因为每一个皇帝都想维持奢侈的生活，都想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仿佛统治者只有他一个人一样。并且说由于收税的人数超过了交税的人数，负担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农民放弃了土地，而土地也就变成了丛林。相反的，异教徒则一直不停地反对直到当时为止从未听说过的新宗教；就同过去在罗马的全盛时代，人们把梯伯河的泛滥、把其他的天灾都归之于诸神的愤怒一样，现在在垂死的罗马，人们也把这一切不幸归之于这种新宗教和古老祭坛的倾覆。
城市守卫官希玛柯在给皇帝们的一封信里谈到胜利祭坛的事情时，他引用一些人人都懂得的理由来反对基督教，这些理由对人们是有很大说服力的。
他说：“除去使我们过去取得繁荣的经验之外，还有什么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诸神呢？从过去许多世纪的情况来看，我们应当对他们忠诚并且追随我们的祖宗，因为我们的祖宗就是追随他们的祖宗而得到了幸福繁荣的。想想罗马对你讲的什么话，它这样对你说：伟大的君主们，祖国的父亲们，尊敬我的那些年代吧，因为在那些年代里，我是始终遵守我的祖先的仪节的：这种祭仪使得整个世界服从我的法律；正是由于这种祭仪，汉尼拔被打出我的城壁，而高卢人被逐出卡庇托留姆。为了祖国的神我们才要求和平；为了当地的神我们才要求和平。我们绝不会进行那种只适于懒散人物的争论。我们要祈祷，可是我们不要求战争。”
三个著名的作家回答了希玛柯。欧洛修司编写他的历史就是为了证明，在世界上总是有一些巨大的灾难，会使当时的异教徒抱怨的。撒尔维安写了一部书，在这部书里他认为基督教的堕落，乃是招致蛮族的蹂躏的原因。而圣奥古斯丁 [23] 则要人们看到，天上的城和地上的城是有所不同的。在地上的城里，古代的罗马人由于某些人类的美德，取得了同这些美德本身一样虚幻的报偿。
我们已经说过，在开始的时候，罗马人的政策就在于把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强国分割开来；到后来他们却做不到这样一点了。对于阿提拉之征服北方的一切部落，他们不得不采取容忍的态度。阿提拉的势力从多瑙河一直扩张到莱茵河，他摧毁了人们在这些河流沿岸上所修筑的一切堡垒和工事，并且使两个帝国向他纳贡。
他蛮横无礼地说：“提奥多西乌斯同我一样，他也是一个十分高贵的父亲的儿子。但是他一旦向我纳贡，他便失去了自己的高贵，变成我的奴隶了。因此他不应当像一个狡猾的奴隶那样地陷害他的主人。”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皇帝不应当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曾经答应我的一个臣民把撒图尔尼洛司的女儿嫁给他。如果他不实践自己的诺言，我就对他宣战；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人们竟敢于不服从他的命令，我就去帮助他。”
不应当认为，阿提拉留着罗马人是由于自己有节制。他是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事的，这就是，他要各民族从属自己，向自己纳贡，却不去并吞他们。住在普里司库斯给我们描写过的木头房子里的这个君主，是一切蛮族部落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又几乎是一切文明民族的领袖，他是历史上所提到过的伟大君主之一。
在他的宫廷里，人们看到东方罗马人和西方罗马人的使节，这些使节是前来接受他的法律或是请求他的宽大的。有的时候他要求人们把投敌的匈奴人或是逃跑的罗马奴隶送还给他。有的时候他希望人们把皇帝的某一个大臣交出来。他要东方帝国向他交纳两千一百斤黄金。他接受罗马陆军将领的薪俸。凡是他想给予报偿的人们，他就把他们派到君士坦丁堡去，为的是使这些人可以发财致富，他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利的，这会使罗马人对自己经常保持着一种畏惧的心情。
他的臣民害怕他，但他们好像并不憎恨他。他特别高傲，同时却又是狡猾的；他发起怒来很凶，但是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善于宽恕别人，或是延缓对他的惩罚；当和平能给予他足够多的利益时，他是绝不宣战的。而那些依靠他的国王是忠诚地为他服务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保留了匈奴人的风尚的古代的纯朴。不过，在孩子们听到父亲们战勋的故事就激动起来，而父亲们由于自己不能模仿孩子们而流泪的地方，那里人民领袖的勇敢是难于赞赏的。
在他死亡以后，一切蛮族再度分化了。但是罗马人却衰弱到这种程度，以致最小的一个民族都能加害于他们了。
使帝国灭亡的并不是某一次的进攻，而是所有各次的进攻。在伽路司当政时期的全面进攻以后，罗马仿佛又恢复起来，因为它并没有丧失自己的领土；但是它却一点一点地从衰微走向覆灭，直到在阿加底乌斯和火诺利乌留斯时期，它就突然垮台了。
人们想把蛮族赶回他们自己的国土，但是没有成功。他们是自己回去的，为的是保全他们的掳获物。人们并没有能够把他们消灭掉。城市都被劫掠了，乡村都被烧掉了，家人都被杀死或是驱散了。
当一个行省被洗劫的时候，继之而来的蛮族看到里面再没有什么东西，就到另一个行省里去了。在开始的时候，受到劫掠的不过是色雷斯、米西亚、潘诺尼亚。当这些地方被蹂躏了以后，接着马其顿、帖撒利亚和希腊也都遭了殃。从那里又进入了诺立克人的国土。帝国，也就是有人居住的地区，是一天比一天地缩小了。意大利变成边界的国土了。
在伽路司和伽利安的时期，蛮族所以不移居到帝国里面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还有可以打劫的东西。
这样看来，当很像是帝国的征服者的诺曼人在几个世纪当中蹂躏了法国，而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可以掠夺的东西时，他们就占领了一个完全荒废的行省并且把它瓜分了。
在这个时候西徐亚已经几乎全部荒废了，以致那里的民族常常受到饥馑之苦。他们所以能够维持生存，部分是由于同罗马人做买卖，因为罗马人从多瑙河沿岸的相邻各行省给他们带来了食物。蛮族用来交换的是他们劫掠来的东西、他们的俘虏、他们因同意和平而取得的金银。但是当人们给他们的贡物不够他们维持生活时，他们就不得不移居到帝国里面来了。
西方的帝国先垮台了：垮台的理由有如下述。
蛮族在渡过了多瑙河之后，在他们左面的是博斯波鲁斯、君士坦丁堡和阻止他们前进的东部帝国的全部兵力；因而他们就向右面，向着伊里利亚方面移转，并向着西方推进了。从那方面有一些民族像是退潮一样地迁移过来。进入亚洲的通路把守得比较牢固，于是他们就全部退回了欧洲。在伽路司当政之际第一次进攻的时候，蛮族的兵力就被分割开来了。
帝国既然在实际上被分割开来了，则同蛮族缔结了联盟的东方的皇帝就不愿意破坏联盟来帮助西方的皇帝了。普里司库斯说，行政管理方面的这种划分对西方的事务是十分有害的。因此，东方的罗马人就拒绝把一支海军给予西方的罗马人，因为他们同汪达尔人缔结了联盟。西哥特人同阿加底乌斯缔结了联盟之后就进入西方，而火诺利乌斯就不得不逃到拉温那去。最后，齐诺为了摆脱掉提奥多里，竟劝说他去进攻已经被阿拉里克所蹂躏的意大利。
在阿提拉同汪达尔人的国王根赛里克之间有一个十分密切的联盟。根赛里克害怕哥特人，他为他的儿子娶了哥特人国王的女儿，而后来却割掉他的儿媳的鼻子，把她送回去了。于是他就同阿提拉缔结了联盟。好像被这两个国王结合到一处的两个帝国不敢相互援助。西方的帝国的处境特别惨：它根本没有海军；海军都在东方的帝国、在埃及、在塞浦路斯、在腓尼基、在伊奥尼亚、在希腊这些地方。只有这些地方当时是从事商业的。汪达尔人和其他民族到处进攻西方帝国的海岸。普里司库斯说，意大利曾派遣一个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为了要他们晓得，如果不同汪达尔人取得妥协的话，他们是不可能维持住自己的。
治理西方的人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办法的。他们认识到，意大利是必须拯救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帝国的头、帝国的心脏。蛮族被引入帝国的世界之后，就在那里受到了安置。计划想得很好，执行得也很好。这些民族不过是寻求给养来的，于是就把平原地带送给他们；但是山地、河流的渡口、峡谷、大河沿岸的要塞却仍旧保留在自己的手里；他们也并没有放弃国家的主权。而且看起来，这些民族竟然不得不变成罗马人。这些破坏者他们自身也很容易地被法兰克人、希腊人和玛乌列斯人所歼灭，从这件事情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这全部制度被一次比任何其他革命都更有宿命作用的革命推翻了。由外国人组成的意大利军队要求给予外国民族的那些东西也同样地给他们。在奥多亚克时期，它组成了一种贵族政体，这种贵族政体把持了意大利的三分之一的土地。而这就是对于这个帝国的一次致命的打击。
在这样多的不幸当中，人们以一种阴郁的好奇心探求着罗马城的命运。可以说，它是没有防卫的。它可以很容易地被陷入饥饿的境地。它的城墙很长，这一点就使他们很难防守它。既然罗马城是在平原上面，人们是很容易对它进行突击的。想在人民中间寻求后备力量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的数目极度地减少了。皇帝们不得不退居到拉温那去，因为这座城在当时同今天的威尼斯一样，有海洋保护着。
几乎总是被自己的统治者所放弃的罗马人民开始自己做主了，他们为了保存自己而缔结了一些条约。这是取得统治权的一个最合法的办法。因此，阿尔莫利克和不列颠便开始依照自己的法律生活了。
西方帝国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罗马的兴起是由于它只能不停地作战，原来，仗着一种难以相信的幸运，它总是在征服了一个民族之后，另一个民族才对它开始战争。罗马之遭到毁灭是因为所有的民族一齐向它进攻，并且从四面八方侵入了它的土地。
[1] 奥古斯丁（354—430年），主教，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之一，新柏拉图主义的拥护者。他热烈拥护奴隶制度、私有制和社会的不平等。奥古斯丁宣传教会的世界统治。根据奥古斯丁的看法，历史是拥护基督教教会的人们和拥护“撒旦”的人们之间的斗争。
既然所有这些民族是乱七八糟地进入帝国的，他们相互间就干扰起来。而当时全部政策就在于使他们相互发生冲突：这一点是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们是凶恶而又贪欲的。在他们能够立定脚跟之前，就大部分相互残杀致死了。东方帝国所以还能多维持一个时期，其理由即在于此。
而且北方本身受到了相当的消耗，人们看到它再也不能像先前那样提供大量的军队了，因为自从西哥特人和匈奴人的最初的几次进攻以来，特别是在阿提拉死亡以后，这些民族以及跟从他们之后而来的民族就进攻得不像先前那样有力量了。
当把兵力集中起来的这些部落分散为不同民族的时候，他们就大大地削弱了。他们分散在他们所征服的各个国土上面，这样他们自己就受到了攻击。
在查士丁尼想重新征服非洲和意大利，在他做了和我们法国人同样幸运地对西哥特人、布艮第人、伦巴底人和萨拉森人所做的一样的事情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当基督教也传布到蛮族中间去的时候，就某种意义来说，是阿利安教派在帝国占着统治地位。瓦连图斯把阿利安教派的教士派到蛮族那里去，这些教士就是他们的最早的一批使徒。然而，在他们的改宗和他们的定居帝国之间的这段时期里，这一教派就某种意义来说，在罗马人当中被消灭了：信奉阿利安教派的蛮族发现当地的全体居民都是正统派信徒，因此不能取得他们的好感；而皇帝们要想扰乱他们是很容易的。
而且，这些蛮族既不懂得攻城术，也没有攻城的才能，更没有办法守城，因此他们就无意于修整倾圮的城墙了。普洛科匹在他的著作中告诉我们，贝利撒留看到的意大利的城就是这个样子的。根赛里克破坏了非洲的城，而在西班牙后来也被维提撒弄成这个样子，他认为这样可以制服它的居民。
定居到南方各地来的这些北方民族，大部分不久就变得柔弱，不再经受得住战争的劳苦了。汪达尔人耽溺在享乐里；美味的菜肴、轻软的衣服、沐浴、音乐、舞蹈、花园、戏剧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玛尔柯斯说，从他们不再维持根赛里克经常在准备着的军队（根赛里克就是借着这些军队预防敌人的进攻并以进军的神速使世人惊叹的）的时候起，他们就不再使罗马人感到不安了。
罗马骑兵的射术是十分精湛的；但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骑兵却只能使用短剑和投枪，并且不能从远距离的地方作战。贝利撒留的成功，一部分就是由于这种区别。
罗马人，特别是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时候，从匈奴人那里得到很多好处；帕尔提亚人也是匈奴人出身，作战方式也同他们一样。自从他们因阿提拉的失败和他的许多孩子分割他的领土而失去自己的强大力量以后，他们就成了罗马人的辅助军队，罗马军队中最精锐的骑兵就是由他们组成的。
所有这些蛮族他们相互之间是因自己的特殊作战方法和武器而互有区别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持剑作战时是可怕的力量；匈奴人则精于射术；苏汇维人是优良的步兵；阿兰人是重步兵；埃路勒人是轻步兵。罗马人从所有这些民族当中吸收适合于他们的需要的不同队伍，他们在对一个民族作战的时候，却有着所有其他民族的优点。
令人觉得惊奇的是，最弱的民族却是分布得最广泛的民族。如果我们从他们的征服这一点来判断他们的力量，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进行这些入侵的长时期中间，各蛮族或者毋宁说从他们中间分出来的大群人马摧毁了一切或是他们本身受到摧毁。这一切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当一个大的民族被击溃或是被阻止住的时候，发现了未设防的土地的一群冒险家就会在那里进行可怕的蹂躏。哥特人由于武器差而在许多民族的面前吃亏，但是他们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定居下来了；由于自己的软弱而离开了西班牙的汪达尔人渡海进入非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
查士丁尼只能装备五十只船来对付汪达尔人。当贝利撒留登陆的时候，他只有五千名士兵。这是一次十分大胆的出征。过去列昂为了对付西哥特人，曾派出了一支由全部在东方征集的船只组成的舰队，舰队上的人员多达十万，但是他并没有征服非洲，却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帝国。
这些强大的舰队同庞大的陆军一样，它们从来没有胜利过。如果出征旷日持久的话，它们一般会把国家搞垮的，而如果它们遇到什么不幸，那它们既不能得到援助也无法得到恢复。如果它们的一部分受到损失的话，则剩下的部分就根本没有用了，因为为了使舰队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战船、运输船、骑兵、步兵、军需品、最后不同的各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出征的迟缓总会使敌人能够做好相应的准备，此外出征很少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它往往是在暴风雨的时候，因为这样多的事情几乎总是要比最初预定的时期迟好几个月才能准备好的。
贝利撒留入侵非洲；对他十分有利的一个条件是他从西西里取得了大量的给养，因为他同哥特人的女王阿玛拉松特缔结了一项条约。当他被派出去进攻意大利的时候，看到哥特人是从西西里取得给养的，于是他就从征服西西里开始了；他使他的敌人陷于饥馑，但他自己却一切东西都十分丰足。
贝利撒留攻克了迦太基、罗马和拉温那，并且把他所俘虏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国王送到君士坦丁堡去，人们经过非常长久的时期以后，看到古代的凯旋式又在那里恢复起来了。
在这个大人物的品格中，人们可以找到使他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按照早期罗马人的准则行事的这样一位将领的领导之下，组成了同古代罗马的军队并无两样的一支军队。
伟大的品德通常是隐蔽或是消失在奴役当中的；但是查士丁尼的残暴统治却不能压制这一精神的伟大和这一天才的卓越。
阉人纳尔塞斯也有助于增加这一统治的伟大。他既然是在宫廷中教养起来的，因而他就得到皇帝的更大的信任。原来君主们总是把他们的廷臣看成是他们最忠诚的臣民的。
但是查士丁尼的恶劣行径，他的浪费，他的迫害，他的掠夺，他的建设、改革、变革的狂热，他的计划的易变，由于长期的衰年而变得更加使人感到不快的、严酷而无能的统治——所有这些，都是同那些徒劳无益的成功和虚幻的光荣混合在一处的真正的不幸。
不是以增强帝国的实力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某些局部利益的这些征服，把一切都毁坏了。正当人们从事征战的时候，那些新的民族渡过了多瑙河、蹂躏了伊里利亚、马其顿和希腊；而波斯人在四次进攻当中，使东方受到了无可挽救的创伤。
这些征服越是进行得迅速，它们也越是不稳定：意大利和非洲刚刚被征服，就不得不再来征服它们一次。
查士丁尼娶了一个唱戏的女人，这个女人在长期的唱戏生涯中已放荡惯了：她把他制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她不断地用妇女的癖好和任性干预事务，这样就糟蹋了最幸运的胜利和成功。
在东方，人们总是要娶许多妻子，为的是取消她们在我们这样气候的国家中对我们所具有的极大势力。但是在君士坦丁堡，只许有一个妻子的法律却给妇女以巨大的权力：这样的情况往往使统治变成软弱无力。
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永远是分成两派的：“蓝派”和“绿派”。这两派是从观众在剧场中对某些优伶的不同程度的捧场而产生出来的。在跑马场里，穿着绿衣的驭者和穿着蓝衣的驭者争夺赏金。观众每个人都是热狂地参加到一派里面去的。
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两派，它们按照城市的大小，这就是说，按照一大部分人民的闲散程度，相互间进行着不同激烈程度的斗争。
但是为了维护共和国的统治而永远需要的纠纷，对于皇帝的统治来说却只会有很大的害处，因为这种纷争只会使统治者易人，却不能使法律确立起来，不能制止滥用职权的行为。
袒护 蓝派 、对 绿派 却十分不公正的查士丁尼，刺激这两派之间的斗争，结果就加强了这两派。
它们甚至消灭了长官们的权力。 蓝派 根本不怕法律，因为皇帝保护他们不受法律的侵犯。 绿派 却不再尊重法律，因为法律不再能保卫他们。
友谊、亲属、义务、感谢的一切联系都被取消了；家庭与家庭相互火并起来；任何想犯罪的罪犯都加入 蓝派 ，任何被劫的或被杀的人则属于 绿派 。
这样没有理智的统治还是最残酷的：皇帝不满足于一般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臣民，即用极重的租税折磨他们，他还在他们的私事方面用各种各样的暴行糟蹋他们。
不用说，我是不相信普洛科匹在他的《秘史》中告诉给我们的一切的，因为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对这个君主所作的冠冕堂皇的颂词削弱了他在上述著作中提供的证明，因为在这部著作中，他给我们把查士丁尼描写成一个最愚蠢、最残酷的暴君。
但是我承认，这两种情况使我比较倾向于相信《秘史》：第一种情况，这就在于它同这个帝国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末期和他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所处的那种惊人的软弱情况更加适合。
另一种情况则是今天还保存在我们中间的一种纪念物。这就是这个皇帝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人们看到在几年当中法学里面所发生的变化，多于我们的王国近三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所关涉到的大部分都是非常无关重要的小事情，以致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会使一个立法者作出这样的改变，如果不是《秘史》向我们解释了这些理由的话；而从《秘史》我们知道这个君主同样地出卖他的判决和他的法律。
但是对政府的政治情况最有害的是这样一个计划，他想出这样一个计划，原是打算在使他的宗教热诚完全不能冷静下来的情况之下，使所有的人在宗教的问题上意见趋于一致。
古代的罗马人由于容许各种各样祭仪存在，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帝国。但是在后来，由于把那些并非主要的教派一个接着一个地取消了，而帝国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这些教派是包括了整个的民族的。这些民族当中，有一些在他们被罗马人征服之后，却保存了他们旧时的宗教。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些民族则只是散布在一个地方：普里吉亚地方蒙丹的教派信徒就是这样；玛尼凯人、撒巴提安人、阿利安人则散布到其他行省中去。此外，还有一大部分农民还是信奉偶像的，他们顽固地信奉一种同他们本身一样粗陋的宗教。
查士丁尼用剑或是用法律摧毁了这些教派，因而使他们大为不满，结果查士丁尼竟然不得不把它们加以根绝，使许多行省变为荒地。他的本意在于增加正统派信徒的数目，结果他却只会使居民的人数减少了。
普洛科匹告诉我们说，由于摧残撒玛利亚人，巴勒斯坦变成了一片荒地。使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件事情，这就是由于宗教的过分热心，帝国的一部分削弱下去了，而正是通过这一部分地区，在几代的统治之后，阿拉伯人进来把它摧毁了。
特别引起了混乱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皇帝对宗教的态度既然如此褊狭，可是他在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上自己又同皇后不一致。他遵从卡尔西敦宗教会议的决定，皇后则庇护反对这一宗教会议的人们。埃瓦格尔说，他们这样做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是这样想，还是有意欺骗。
当我们在普洛科匹的著作中，看他谈到查士丁尼的建设并看到他在各处修筑的卫戍地和要塞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这是一个繁荣的国家，虽然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在开始的时候，罗马并没有卫戍地。他们把他们的全部信任放在他们沿河驻扎的军队身上；在那里，每在一定间隔的地方都筑有塔楼以供士兵居住。
但是当人们只有坏军队的时候（常常甚至没有任何军队留下来），边界不再能保卫内地，它就需要设防了。于是设防的地点比较多，但兵力却比较少了；逃避的地点比较多，但安全反而比较少了。田野如果没有要塞从四面保卫着也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人们就到处修筑要塞。帝国所处的情况就同诺曼人时期法国的情况一样，那时的所有法国农村都给城壁包围着，因而它也就比任何时候都衰弱了。
这样看来，查士丁尼所修建的要塞的这全部名单（它们占了普洛科匹的著作的许多篇幅），只不过是表明帝国衰弱的纪念物罢了。
[1] 查士丁尼（483—565年），拜占庭的皇帝。查士丁尼力图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因而他对有势力的元老阶层进行斗争并试图限制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官僚上层是皇帝政权的支柱。在查士丁尼时代，编纂了一部《国法大全》 （ Corpus juris civilis ）。这是罗马法律的汇编。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最完备的法律形式。
在这个时候，波斯人的处境比罗马人要好。他们不大害怕北方的民族（指匈奴人——译者），因为有一部分的陶洛司山把他们截开了（这段陶洛司山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他们不大害怕北方的民族，还因为他们守卫着由一个入口（指里海的入口——译者）所封闭的一条十分狭窄的通路，这是骑兵可以通行的唯一的地点。在所有其他的地方，这些蛮族则不得不下到深谷里去而放弃构成他们全部力量的骑兵；但是阿拉克斯河又挡住了他们的进路，这是一条从西向东流的深深的河流，要想保卫这条河不使敌人渡过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除此之外，波斯人的东面是受不到任何威胁的。在南方，他们面临着海洋。他们很容易使阿拉伯的王公之间保持一种纠纷的关系，因为这些王公相互间只是想劫掠对方。这样看来，老实说，只有罗马人才算是波斯人的敌人了。荷尔米司达斯的一个使节说：“我们知道罗马人曾进行过许多次战争并曾几乎必须对一切民族作战；但是相反的，他们知道，我们却只能对他们作战。”
波斯人怎样设法改善战术，罗马人却就怎样忽视战术。贝利撒留对自己的士兵说：“波斯人在勇气方面绝不会超过你们，但是他们比起你们来却有一个严守纪律的优点。”
在谈判当中他们也有和在战争中相同的优点。借口他们在里海入口的地方有一支卫戍部队，他们要求罗马人纳贡；就好像每一个民族都不应当守卫他们的边疆似的。他们为了和约、为了休战协定、为了停止军事行动、为了用于谈判的时间、为了在作战时所花费的时间，一律索取代价。
阿瓦里人渡过多瑙河之后，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根本没有军队来对抗他们的罗马人正在对付波斯人，虽然，在这一时期他们是应当对付阿瓦里人的；而在他们到了应当对付波斯人的时候，他们却又不得不对付阿瓦里人了。结果他们又不得不纳贡。这样罗马的威严就在所有的民族的面前扫地以尽了。
查士丁尼、提贝留司和玛乌列斯竭力保卫帝国。后者有若干美德，但是这些美德却给一个伟大的君主几乎是不应当有的贪欲所玷污了。
阿瓦里人的国王向玛乌列斯建议赎回他们的战俘，代价是每人半块银饼；在遭到拒绝的时候，他便下令把这些战俘全部杀死。大为愤慨的罗马军队哗变了，就在这时候， 绿派 也发动了骚乱。一个叫做波卡司的百人团长被拥上了皇帝的宝座，波卡司下令杀死了玛乌列斯和他的子女。
希腊帝国的历史（以后我们就是这样称呼罗马帝国的）不外是一连串的叛变、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臣民没有任何忠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却是人们对君主所应当有的；皇帝们的继承竟然常常中断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正统的”（porphyrogénète）这个头衔，也就是说诞生在皇后的分娩室中的婴儿成了一种突出的头衔，而各个皇族中只有很少的一些君主才能享有它。
为了取得帝国的统治权，什么办法都不惜使用：人们借着士兵、僧侣、元老院、农民、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其他城市的人民而取得了皇帝的地位。
在基督教成了帝国的主要宗教以后，又相继产生了许多应当受到斥责的异端。阿里乌斯否认神的言语的神圣性，马其顿人否认圣灵的神圣性，聂斯托留斯否认耶稣基督的位（三位一体的位——译者）的统一，优蒂希斯否认他的两个本性，基督二性一意论者则否认他的两个意志。于是必须召开宗教会议驳斥这些异端的谬误：但是宗教会议的决定很快地就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于是许多受惑的皇帝又回到可诅咒的错误道路上面去了。而且既然没有一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地对异教徒怀着这样强烈的憎恨（希腊人如果同一个异教徒谈话或是居住，他们就认为自己受到了玷污），结果许多皇帝失去了臣民对自己的拥戴；而各族人民也就习惯于认为，君主们既然这样频繁地违反神的意旨，因此上天是不会选择他们作为统治者的。
从不应当使基督教徒流血这样一个概念产生的意见随着伊斯兰教徒的出现而越来越普遍了。这种意见使得不是直接关系到宗教的那些罪行只得到轻微的惩罚：对于那些犯了反叛罪或是谋刺君主本人的罪过的人们，人们只不过是满足于用挖眼睛、割鼻子或头发，或是用什么其他方法把他们弄残废而已。结果做出这样事情的人可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甚至可以不需要什么勇气。
对于皇帝的豪华服饰的某种尊敬使得人们对那些敢于穿戴皇帝服饰的人们另眼相待。穿紫衣服或是家里藏有紫衣服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罪恶；然而一个人一旦穿上了紫色衣服，他立刻就有人追随，因为人们尊敬衣服，是甚于尊敬人的。
当时的一种奇怪的狂癖也刺激了这种野心，几乎没有一个大人物手里没有一个说他将会统治帝国的什么预言作为根据。
精神上的疾病是无法医治的，于是占星术和从器皿中的水里现出的形象来进行占卜的法术在基督教徒当中代替了随着异教而一同消灭的、用牺牲内脏和鸟飞占卜的方法。毫不负责的诺言成了个人的大部分轻举妄动的行动的动因，这种诺言就仿佛是经过君主的咨议院的慎重讨论之后才作出的那样。
帝国的灾难越来越深重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倾向于把战争中的失利、把可耻和约的缔结归罪于统治者的恶劣行径。
革命本身产生了革命，而效果本身成了原因。希腊人看到这样多的不同家族相继坐在王位之上，所以他们并不拥护任何人；而既然命运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变成了皇帝，因此任何出身卑贱的人，任何功劳微小的人都可以期望取得皇帝的地位了。
从人民当中产生的许多例子形成了他们的一般性格并且造成了风气，这种风气的统治力量是同法律同样大的。
在我们今天，要想实现伟大的事业是比古人更困难了。人们根本不能隐瞒这些计划，因为今天的交通在各民族之间是这样地频繁，每一个国王在每个国家的宫廷中都有自己的使节，而在每一个内阁中，都可以有自己的间谍。
邮政的创设使得新闻飞快传播出去，又从四面八方飞来。
伟大的事业没有钱就无法实现，而在发明了汇票之后，这些大事情又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商人，结果商人的业务常常就同国家的机密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也不惜用一切办法参与到这些事情里面来。
汇票行情的原因不明的变化使得许多人去探求它，并终于找到了原因。
印刷术的发明使所有的人都能够使用书籍了；版画的发明使地图变成了十分易得的东西；最后，报纸的创设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洞晓公共利益之所在，从而能够更容易地弄清楚那些秘密事件的意义。
在邮政发明之后，公家可以控制一切私人的秘密，所以国内的阴谋事件就难于发动了。
君主们可以迅速行动，因为他们手里有国家的力量。阴谋者的行动必然是迟缓的，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足。但是现在，一切事情却可以更加容易和迅速地被发觉，因而就在人们刚刚进行策划的短短时期里，阴谋就被发觉了。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波卡司是很不稳定的，海拉克留斯从非洲来，就把他处死了；他发现行省都遭到侵略，军团也被摧毁了。
他刚刚稍为纠正了这些灾难，阿拉伯人就从他们的国土出来传播穆罕默德一手创立的宗教，并且扩大了穆罕默德一手造成的帝国。
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迅速的成功：他们首先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非洲并且侵略了波斯。
上帝允许使自己的宗教在许多地方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这并不是说他放弃了这个宗教，而是因为宗教不论是在荣誉里，还是在表面的屈辱里，它总是同样地可以发挥它那使人们圣化的天然作用的。
宗教的繁荣和帝国的繁荣是不同的。一位著名的作家 [25] 说，他是很愿意生病的，因为病是基督徒的真实状况。同样地，人们还可以说，教会的屈辱，对教会的迫害，教堂的摧毁，殉道者的受难，都正是它享受荣誉的时期。但是在世人的眼里，它取得胜利的时期，一般却是它的衰微时期了。
为了解释阿拉伯人征服了这样多的土地这件著名的事件，不应当把它只归因于他们的热情。在罗马和波斯的辅助军队里，萨拉森人长久以来是以勇武著名的。欧斯洛伊尼安人和他们乃是全世界的最精良的弓手。亚历山大·塞维洛司和玛克西米努司尽可能多地征募了他们，并且利用他们对日耳曼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他们从远处就把日耳曼人打垮了。在瓦连图斯时代，哥特人经受不住他们的进攻；最后，在当时他们又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
我们已经说过，在罗马人当中，欧洲军团比亚洲军团要精锐。但是在骑兵方面，情况却恰恰相反。我所说的是帕尔提亚人、欧斯洛伊尼安人和萨拉森人的骑兵。他们挡住了罗马人的进攻，因为在安条库斯之后，一个新的鞑靼民族占有了上亚细亚，他们的骑兵是世界上最精锐的。
这一支骑兵是重武装的。欧洲的骑兵则是轻武装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则完全相反。荷兰和弗利斯兰可以说根本还没有造成；德意志到处都是森林、湖泊和沼地，在那里骑兵是无法施展的。
自从人们疏浚了大河的河道和疏干了这些沼泽地带，德意志的面貌就改变了。瓦连提尼安在涅卡尔河上修筑的工事同罗马人在莱茵河上修筑的工事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商业确立起来以后，在那些先前根本不产马的地方，人们开始养马并且利用它们了。
在海拉克留斯的儿子君士坦丁被毒死，而他的儿子君士坦又在西西里被杀之后，君士坦的长子留有胡须的君士坦丁继承了王位。东方行省的大官们集会；他们打算使他的两个兄弟也做国王；他们说，既然在天上是三位一体，那么有三个皇帝也是合理的。
希腊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特色。既然精神的贫弱成了整个民族的特色，那么在事业中也就不再有智慧了。人们看到了没有理由的骚乱和没有动机的革命。
一种普遍的迂腐迷信之风消灭了人们的勇气并且使整个帝国麻痹了。老实说，君士坦丁堡是东方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唯一地方。然而，亚洲各民族的这种卑怯、这种懒惰、这种委靡不振却是和虔敬本身混合在一起的。在成千的例子当中，我所要指出的只是，玛乌列斯的将领菲力披柯在做好了战斗准备的时候却哭了起来，因为他想到了在战斗中将有大量的人阵亡。
阿拉伯人流的眼泪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哭泣是由于一种精神上的苦恼：原来他们的将领缔结了一项休战协定，这个协定使他们不能肆意地杀戮基督教徒。
一支狂热的军队和一支迂腐的军队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在我们今天的一次著名的革命当中，我们也看得到这样的情形：克伦威尔的军队好像是阿拉伯的军队，而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军队则好像是希腊的军队。
一种粗陋的迷信怎样程度地贬低智力，也就怎样程度地提高了宗教，这种迷信把人们的全部美德和全部期待放到对于偶像的无知崇拜上面。因此为了取得遗骨，人们看到一些将领竟撤除包围并失掉了城池。
在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基督教衰落到这样的程度，就好像近来它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前莫斯科人中间的情况一样：彼得一世使这个民族复活了，并且在国内进行了这样多的改革，这些改革比征服者在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内进行的改革还要多。
人们会很容易认为希腊人沾染上了一种圣像崇拜。人们并不怀疑那时的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不注意遵守外部的仪节；正当希腊的历史家们谈到上述的民族对于遗体和圣像的蔑视时，人们却认为这里所说的是我们的那些激烈反对喀尔文的教论家。当德意志人到圣地去而经过阿尔明尼亚的时候，尼塞达斯说阿尔明尼亚人是把他们当作朋友来接待的，因为他们并不崇拜圣像。但是，如果像希腊人所想的那样，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对圣像崇拜得不够，那么他们的圣像崇拜又到什么程度呢？
在东方可以说发生了几乎同大约二百年前在西方发生的革命相类似的革命，在那个时候，由于学术的复兴，人们开始注意到那种滥用职权和混乱的情况，而所有的人也都在寻求制止坏事的办法，于是大胆的和不驯服的人物就不是要改革教会，而是要搞垮教会了。
以扫里安人列昂、君士坦丁·科普洛尼姆和他的儿子列昂对圣像展开了战争。在皇后伊列娜恢复了圣像崇拜以后，阿尔明尼亚人列昂、口吃者米凯尔和提奥庇洛又把它废除了。这些君主以为只有消灭圣像崇拜才能够制止它。他们对于有害于国家的僧侣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斗争。他们做任何事情永远是采取极端的办法，因而他们就想用剑来根绝它们，而不是设法限制它们。
被具有新主张的人们斥责为圣像崇拜的僧侣们对他们进行了回击，斥责他们在玩弄魔术。他们向人民指出没有圣像、以至没有任何引起他们的崇拜的对象的教会时，总是力图要他们相信，这些教会的用意不外是要使他们成为恶魔的牺牲品而已。
正是下述情况使得关于圣像的争论变得如此激烈，并使得后来那些明智的人们竟不能设法提出一种温和的崇拜来，这一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这一争论和需要慎重处理的事情联系着：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僧侣们在取得了权力之后，除非不断地使表面的仪节（他们本身是这种仪节的一部分）日趋繁缛外，是不能扩大或是维持它的。这一点就说明为什么反对圣像的战争永远是反对他们本身的战争，而圣像破坏者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就不再有边际了。
于是就发生了同人们在几世纪以后看到的争论一样的事情；而几世纪后的这一争论就是巴尔兰和阿金杜涅对僧侣的争论，它动摇了这个帝国，终至把它毁灭了。人们所争论的是：在塔波尔山上耶稣基督身边的光是创造出来的还是非创造出来的。其实僧侣根本就不关心二者到底是哪一种的问题，然而既然巴尔兰对他们直接进行攻击，这光必然就是非创造的了。
反对圣像崇拜的皇帝们对僧侣宣布的战争使得人们稍稍回到过去的统治原则上去，这便是人们把国家的收入用到社会上去，而国家后来也就摆脱了压在它身上的桎梏。
当我想到希腊僧侣使俗人陷入那种深深的无知状态的时候，我不由得要把他们拿来同西徐亚人相比较。根据希罗多德 [26] 的说法，他们挖掉了自己的奴隶的眼睛，为的是使奴隶专心工作，使奴隶在挤奶时不受任何阻碍。
皇后提奥多拉把圣像重新建立起来，可是僧侣又开始滥用人民的宗教虔诚了；他们竟然开始迫害甚至是俗家的僧侣了；他们占有了一切重要的地位，并一点点地使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不能担任主教职位了。所有这一切都使僧侣受到憎恨。而如果人们把它拿来同拉丁的僧侣相比较，如果人们把教皇的行为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行为相比较的话，那么一方面是多么贤明，另一方面也就多么愚蠢。
这里就是人类精神上的一种奇怪的矛盾。早期罗马人中间的神职人员并没有从公民社会中被排除出来，而且可以在其中担任职务，但他们却不关心它的事务。当基督教确立起来的时候，同世俗事务更加隔离的神职人员，就稍稍地干预世俗的事务了；但是，当帝国陷于衰颓，只有僧侣才是神职人员的时候，这些由于一种特殊的誓愿而必须逃避和害怕世俗事务的人们，却利用一切机会来干预这些事务了。他们到处不停地激起喧骚并且扰乱他们已经离开的俗世。
任何国家大事，任何和约，任何战争，任何休战协定，任何谈判，任何婚姻，如果没有僧侣参加，就都不能进行。君主会议为他们所充斥，而人民大会也几乎都是由他们组成的。
人们很难想象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他们削弱了君主的精神，使君主们甚至在做好事的时候都是很不谨慎的。正当巴吉尔要他的海军士兵给圣米凯尔修建教堂的时候，他却让萨拉森人掠夺了西西里并攻取了西拉库赛；而当他的继承者列昂把他的舰队用于同一目的的时候，结果又使萨拉森人占领了陶洛美尼亚和列姆诺斯岛。
安多洛尼克·帕列欧洛格放弃了海军，因为人们要他相信，上帝对于他争取教会和平的热心深感满意，以致他的敌人都不敢向他进攻。他害怕上帝会要他报告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他是可以用于宗教事务方面的。
希腊人中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辩士、生来的诡辩学家是一直不断地用各种矛盾来同宗教为难的。既然僧侣在宫廷有很大的势力（宫廷越是腐化，也就越是削弱），僧侣和宫廷就相互使对方腐化，结果双方全都变坏了：这件事所引起的后果是，皇帝们的全部注意力往往只是用来调解，但又常常激起神学上的争论，以致人们永远会看到，这些争论越是热烈，也就越是鸡毛蒜皮，毫无意义。
在米凯尔·帕列欧洛格统治时期发生过好多次宗教方面的争论。米凯尔·帕列欧洛格看到土耳其人在亚洲的可怕的蹂躏行为，就叹息着说，在斥责他的行为时发动他的臣民起来反对他的某些人的轻率的宗教热忱，使得他不得不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不得不忽视那些遭受蹂躏的行省。他说：“把这些遥远的行省交给它们的统治者去处理，我就感到满足了。他们不把那里的困苦情况告诉我，这或者是因为他们受了贿，或者是他们害怕受罚。”
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权限很大。既然在人民骚动的时候，皇帝和国家的首要人物都躲到教堂里去，大主教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权力，把他们交出去或是不交出去，因而他永远会在国家大事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间接的。
当年老的安多洛尼克要人告诉大主教，要他管教会的事务，而把国事的管理交给自己的时候，大主教回答他说：“这就仿佛是身体向灵魂说：‘我不想和你共有任何东西，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来执行我的职能。’”
君主们不能容忍大主教提出的那些无理的要求，因此他们常常把大主教废黜掉。但是在一个迷信的民族那里，这种情况会引起不断的分裂：因为这个民族对于他们认为是没有资格的大主教所执行的全部宗教职能是抱着憎恶态度的；任何大主教，老的、新的、最新的，都会有自己的信徒的。
这类的争执比人们在教条方面的争执要糟糕得多，因为每当有新的废黜大主教的事件发生时，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争执出现，就像是难以根绝的九头蛇一样。
争辩的热忱对于希腊人是这样一件自然的事情，以致当坎塔库吉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竟发现皇帝若望和皇后安娜正在一次宗教会议上对僧侣的一些敌人进行论辩；而当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都不能停止在神学方面的敌对关系。在那里，人们忙于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甚于对付土耳其的军队。
在一般的争论中，既然每个人都觉得他可能会犯错误，因此顽强和固执还不是过分的。但是在我们的关于宗教的争论中，既然按照物质的本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当我们遇到那些不但不变更自己的意见、反而坚持要我们改变意见的人，就感到十分愤怒了。
在读到帕希米拉的历史时，人们可以看出神学家们从来不能、将来也不能以自己的力量调解他们的争论。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皇帝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召集僧侣，听他们的发言，调解他们的争执。在另一方面，人们又看到总是不断发生着毫无止境的争端。而我们知道，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耐性、同样的期望、同样的愿望来结束争执，用同样的淳朴去对付他们的阴谋诡计，用同样的敬意对付他们的憎恨，那么就是到了世界的末日，它们也是不会得到调解的。
这里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由于皇帝的请求，大主教阿尔赛纽斯的拥护者和大主教约瑟夫的拥护者缔结了一项条约，条约载明，双方都把他们的主张各自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这两张纸投到火钵里去。如果二者当中有一张仍然完整无缺的话，那么这种意见就要奉行了。如果二者都烧掉了的话，那么他们就得放弃他们的争论。火把两张纸都烧掉了：结果双方合并了，不过和平只维持了一天；在第二天，他们说他们的转变应当决定于内心的信念，而不应决定于机会。结果战争重新开始，而且比先前更加激烈了。
人们应当对神学上的争论给以巨大的注意；但是人们应当尽可能地把这种注意掩盖起来，因为人们如果过分表示要努力调解他们的争执，就永远会抬高他们的身价，使他们觉得，他们的思想方式竟然这样重要，以致会决定国家的安定和君主的安全。
人们不能用处理细微区别的办法来结束他们的争执，就仿佛人们用建立起学校来仔细研究荣誉问题的办法并不能消灭决斗一样。
希腊的皇帝们都是这样鲁莽的人们，以致当争执平息下去的时候，他们偏偏又发疯地把它们重新激动起来。阿那斯塔西乌斯、查士丁尼、海拉克留斯、玛努埃尔·康姆尼努向他们的僧侣和他们的人民建议研究宗教信仰方面的争论问题。不过即使他们说出了真理，僧侣和人民也不会承认皇帝们的意见是对的。因此，既然皇帝们在形式上永远犯错误而在本质上又往往犯错误，既然他们想要人们看到在人们委托给他们的其他许多事情上他们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因而他们就引起有关神的本质的空虚争论：学者们由于本身的骄傲，他们是无法探索到神的本质的，而且对于世上的大人物来说，它也并不是更容易被看到的。
如果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在各方面都能为所欲为的人间权力，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这样的人间权力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绝不会有。最大的权力在某一方面永远是会受到限制的。当大君把一项新税加到君士坦丁堡头上的时候，到处发出的呼喊声立刻使他发现他先前不曾看到的界限。波斯的一个国王可以容易地迫使一个儿子杀死自己的父亲，或是迫使一个父亲杀死自己的儿子；但是要迫使他的臣民饮酒，这一点却办不到了。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总的精神，而权力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一精神之上的：当这个民族侵害这一精神的时候，它自己就受到了侵害，结果必然就停顿不前了。
希腊人一切灾难的最有害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从来不知道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本质和界限：这种情况就使得人们从这一方面和从另一方面都不断地陷入迷误的境地。
作为人民的安定的基础的这一伟大区别不仅仅是建立在宗教上面，而且还建立在理性和自然上面。而理性和自然则要求，实际上分开而且只有分开才能够存在的事物是永远不能混在一处的。
尽管在古代罗马人中间，僧侣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集团，但是同我们这里一样，人们对这一区别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格老狄乌斯把西塞罗的住宅奉献给自由，但西塞罗在从流放中返回时，要求收回自己的住宅：僧正们决定，如果这所住宅不是根据人民的确实的命令而奉献的，那么这就没有亵渎宗教，可以把它还给原主。西塞罗说：“他们宣布说，他们只考虑奉献是否合法，却不考虑人民的立法。他们以僧正的身份考虑第一点，却以元老的身份考虑第二点。”
[1] 孟德斯鸠这里指的是法国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巴斯喀（1623—1662年）。
[2] 希罗多德（约当纪元前484—前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作者，他拥护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如果对他的著作中的史料加以严格的批判，则这一著作是可以提供很多可信的民俗学材料的。
在我刚才谈到的有关希腊帝国的一切之后，人们自然会问，它怎么能够维持得这样长久。我想我是可以为它举出若干理由来的。
阿拉伯人在进攻帝国并且征服了某些行省之后，他们的领袖却在哈里发（califat）的问题上相互争吵起来了；于是他们宗教热忱的最初的火焰就只能变成内部的混乱了。
同样是那些阿拉伯人在征服波斯之后，就陷于分裂或是削弱下去了，因此希腊人就没有必要使他们的帝国的主力驻扎在幼发拉底河上了。
一个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名叫卡里尼柯的建筑师发现了人们用管子喷射的一种火焰的成分，对于这种火、水和所有其他一般用来灭火的东西都只会加强它的火焰：而利用这种火的希腊人则在许多世纪当中能够烧掉他们敌人的全部舰船，特别是阿拉伯人的舰船；因为阿拉伯人曾从非洲或叙利亚前来进攻希腊人，直到君士坦丁堡地方。
这火被认为是国家的秘密；而正统的君士坦丁在他写给他的儿子罗曼的一部有关治理帝国的事情的著作里警告他的儿子说，当蛮族向他要求 希腊火 的时候，他应当回答他们说，是父亲不允许他把希腊火给他们的，因为把火带给皇帝君士坦丁的天使不许他把它送给其他民族，而敢于这样做的人们在他们进入教堂的时候是会给天火烧死的。
正当一方面的哥特人诸民族和另一方面的阿拉伯人在所有其他地区摧毁了商业和工业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却掌握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和几乎是唯一的商业。丝织业从波斯迁移到那里去了；而自从阿拉伯人进攻以来，在波斯本土丝织业已无人问津了；而且希腊人还掌握了海洋。这一点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从而也就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帝国刚刚得到了一些喘息，人们立刻就看到国家又繁荣起来了。
这里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年老的安多洛尼克·康姆尼努是希腊人的尼禄；但是，尽管他有种种的缺点，他却有一种可羡慕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来防止大官们的不正当的行为和勒索行为，因此人们看到，在他统治的三年当中，许多行省又得到了恢复。
最后，居住在多瑙河沿岸一带的蛮族定居下来之后，他们变得不那么可怕了，而且还成了阻挡其他蛮族的一道栅栏。
因此，在帝国由于治理得不好而趋衰弱的时候，却有一些特殊的理由使它不致灭亡。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欧洲的某些民族尽管衰弱却能由于印度（指美洲——译者）的财库而得以维持住一样；教皇的世俗领地的得以维持，是因为人们对于君主的尊敬；而巴巴里的海贼船的得以维持，是因为他们妨害了小国的商业，但是使大国得到了好处。
土耳其帝国今天的衰弱情况几乎同过去希腊人的帝国的衰弱情况一样，尽管如此，它还是会长久维持下去的：原来，如果有某一位君主在进行征服，从而使这个帝国遭到危险的时候，欧洲的三个商业强国对本身的利益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因而它们就会立刻起来保卫它。
上帝允许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不得到任何利益地领有巨大的帝国，这正是这些民族的幸福。
在正统的巴吉尔统治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实力在波斯被摧毁了。在那里统治的撒姆布拉埃尔的儿子穆罕默德从北方召集了三千名土耳其人前来增援。由于他们引起的某种不满情绪，他派出一支军队去对付他们；但是他们却把这支军队驱散了。对自己的士兵感到愤怒的穆罕默德于是下令要他们穿着妇人的服装来见自己。但是他们却同土耳其人勾结起来，土耳其人立刻向守卫着阿拉克斯河河上桥梁的卫戍部队进攻，给他们那为数极多的本国人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征服了波斯之后，他们就在帝国的土地上从东方向西方扩张。试图阻挡他们前进的罗曼·狄奥根尼被他们俘获了。他们征服了希腊人在亚洲的几乎全部领土，直到博斯波鲁斯地方。
过了一些时候，在亚列克赛·康姆尼努的统治时期，拉丁人又进攻东方了。很长的一个时期，一种不幸的分裂使这信仰两种仪节的民族中间存在着难以和解的仇恨。如果意大利人不是较多地考虑抵抗他们所害怕的日耳曼皇帝，较少地考虑他们只是憎恨的希腊皇帝的话，则它是会爆发得更快些的。
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突然在欧洲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宗教意见，即耶稣基督诞生和受难的地方已被不信教的人们所玷污，而洗刷罪恶的办法就是拿起武器来把他们从那里赶走。在欧洲到处都是喜欢作战的人们。这些人有许多罪过要赎偿。人们向这些人建议依照自己的主导的热情来赎罪：于是所有的人就拿起了十字架和武器。
十字军来到东方就包围了尼凯亚并把它攻占下来了。他们把这个地方还给了希腊人。正在异教徒惊惶失措的时候，亚列克赛和若望·康姆尼努把土耳其人一直赶到幼发拉底河地方。
但是希腊人从十字军东征中无论能够取得多大的利益，却没有一个皇帝在看到他的领土上有这样勇猛的英雄和这样大量的军队相继通过时是不因危险而感到战栗的。
于是他们就设法使欧洲讨厌这样的出征。十字军到处发现有出卖和叛变的行为以及一切可以期待于一个胆怯的敌人的事情。
应当承认，开始了许多次出征的法国人丝毫不想使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物。通过安多洛尼克·康姆尼努对我们的嘲骂，我们看到实际上在一个外国民族中间我们是毫不拘束的，而我们当时的缺点也正是人们今天谴责我们的那些缺点。
一个法国的伯爵想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包杜安伯爵抓住了他的胳膊，对他说：“您应当知道，人们在什么地方，就应当随着什么地方的风俗。”他回答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好汉子，他坐在这里，却有这样多的将领站着！”
随后到来的德意志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由于我们的轻率鲁莽而吃了很大的苦头，他们到处都遇到了我们所挑唆起来的反感。
终于这种憎恨达到了最高峰。对威尼斯商人的某些侮辱性的待遇、野心、贪欲、虚伪的宗教热情促使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对希腊人发动了十字军远征。
他们发现希腊人衰弱到这样的程度，就同鞑靼人今天发现中国人所处的情况一样。法国人嘲笑希腊人的纤丽的衣服：他们穿着染得很华美的衣服走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他们手里拿着墨水瓶和纸张，用来嘲笑这个不再从事军事演习的民族。在战争之后，他们拒绝把任何希腊人接受到自己的军队里面来。
他们占领了西方的全部地区并且选举佛兰德尔的伯爵为皇帝，他的领地的遥远使他无法给意大利人惹什么麻烦。希腊人有山把自己同土耳其人隔离开来，又有海把自己同拉丁人隔离开来，这样他们就在东方维持住了。
拉丁人在进行征服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可是在他们想据有已经征服的土地时却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希腊人从亚洲重新进入欧洲，他们重占了君士坦丁堡以及几乎整个西方。
但是这个新的帝国不过是先前的帝国的幻影罢了。它没有可以使国家复兴的任何资源；也没有任何力量。
在亚洲，它只拥有位于美安德尔河和桑伽里河这一面的行省。欧洲的行省大部分都被分成了小块的领土。
而且，在拉丁人占有君士坦丁堡的那六十年当中，被征服的人们分散到各地去，可是征服者又从事征战，结果商业全部转到意大利各城市手里，而君士坦丁堡也就丧失了它的财富。
甚至内部的商业都是由拉丁人来经营的。重新恢复起来并且见了什么都害怕的希腊人想同热那亚人妥协，他们把免税贸易的自由给予热那亚人；根本不愿意缔结和约，但是愿意缔结一些休战协定的威尼斯人，仗着希腊人不愿向他们惹是生非，也就什么税都不纳了。
尽管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玛努埃尔·康姆尼努使海军衰败下去了，可是既然商业还维持着，人们就可以容易地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当在新的帝国里人们完全放弃了海军的时候，这个缺陷就没有办法弥补了，因为帝国越来越无能为力了。
治理着许多岛屿、被海所分割并且在许多方面被海所围绕的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舰队航行全国各地。各个行省之间无法来往；各族人民不得不更深入地逃到内地去，以躲避海贼的侵扰；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却又命令他们躲到堡垒里面去，以免遭到土耳其人的毒手。
土耳其人当时对希腊人进行了一场十分奇特的战争。老实讲，他们是来捉人的；为了进行劫掠，他们往往要穿行二百哩路程。既然他们是由许多苏丹分别统治着，人们就不能用赠送礼物的办法同他们所有的人缔结和约，而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缔结和约是无济于事的。他们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宗教的热情特别有力地促使他们蹂躏了基督教徒的土地。此外，他们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民族，他们的妇女也同他们一样地可怕； 自从他们看见了希腊的妇女以后，就再也不能容忍其他的妇女了。这一点就使他们不断地诱拐希腊妇女。最后，他们总是热中于劫掠的。这是过去曾给罗马帝国造成了很大损害的同样的那些匈奴人。
土耳其人占领了希腊帝国在亚洲的全部土地之后，凡是能避开他们的居民就一直逃到博斯波鲁斯地方；那些能够找到船只的人们就逃到帝国的欧洲部分去了：这就使西部的居民大大增加。但是人数很快地大为缩小了。在他们那里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内战，以致双方都把土耳其的不同的苏丹召来了，条件同蛮族的条件一样过分，即他们可以把从对方得到的俘虏卖为奴隶，而每一方面为了想消灭敌人，就拼命竞相残杀人民。
在巴雅吉特征服了所有其他的苏丹之后，如果土耳其人自己不是遇到有被鞑靼人消灭的危险的话，他们在当时就会完成后来在穆罕默德二世才能完成的事情的。
我没有勇气谈到后来的灾难了。我只是说，在最后的皇帝们统治的时期，领土只限于君士坦丁堡近郊的帝国就像莱茵河一样地结束了：原来当着莱茵河在消失于大洋当中的时候，它不过是一条小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