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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代文化研究中，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与拉丁文化(Latin Culture)常被相提并论，视为西方文化的源起。然而，由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地中海世界曲折多变的历史进程，继续用希腊文化或拉丁文化都已很难涵盖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变迁，于是便有了“希腊罗马文化”(GraecoRoman Culture)这样并列的称谓。及至罗马帝国建立，以这两种民族文化为主干的罗马帝国文化有了统一的政治架构，开始发生整合。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从那时起就不再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两种文化，而是一种开始整合的统一文化了。在此意义上，“希腊罗马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不是同义词，而是标识古代地中海世界文化发展两大阶段的名称。西塞罗生活于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处在一个拉丁文化全面赶超希腊文化的时代。为了把握他的思想，我们有必要先对拉丁文化的发展概况作一了解。
追根溯源，希腊人与拉丁人原本是同宗同祖。在一个相当原始的史前时期，在里海和咸海以北那一片弧形的大草原上，繁衍生息着古代印度人、波斯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拉丁人、希腊人的祖先。他们分为许多部落和部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由于他们都讲一种原始的印欧语，因此被统称为印欧语系诸部族。大约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些部族从石器时代演进到铜器时代。然而，他们还没有文字，与同时期的两河流域居民或埃及人相比，他们还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欧语系诸部族分成两大支前前后后从里海的东北岸向外迁移：一支向南迁徙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征服了当地的土著部落而定居下来，成为伊朗人和印度人；一支向西迁徙到欧洲，后来又分别地繁衍为希腊人、拉丁人、高卢人、日耳曼诸部族以及斯拉夫族。“从那时起，同一根株的两根枝条开始分离；我们后来再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结构和果实完全不同了；但一枝长在意大利，一枝长在希腊。”
拉丁文化发端于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姆平原。位于这个平原上的小城罗马则是拉丁文化的主要代表。按照神话传说，亚尔巴国侍奉女灶神维斯塔的女祭司西尔维亚与战神马耳斯相爱，生下了双生子洛摩罗斯和勒莫，遭到国王阿穆勒的责罚，两个婴儿则被投入台伯河，随波逐流，漂到一片沙滩上，马耳斯派来一只母狼为他们哺乳，牧人浮斯图卢斯途经河畔，发现了这两个婴儿并将他们收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后，杀死了阿穆勒，并在母狼乳哺他们的台伯河岸上创建了一座城市，以洛摩罗斯的名字命名，是为罗马。因着这段故事，“母狼哺婴”的形象成为罗马国家的象征。罗马史学家瓦罗最先推定罗马城的建立是在公元前754或753年，以后罗马人即以此纪年。“罗马版图内最古老的城市是罗马，它是洛摩罗斯王所建。”
公元1世纪以前的罗马史，是一部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的三部曲：第一步是罗马城邦统一拉丁姆地区；第二步是逐渐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第三步是扩张到环绕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罗马人的城邦文化先是成为拉丁文化的同义词，然后成为与希腊文化比肩而立的一种区域文化，最后在罗马帝国建立之际与希腊文化一道融入雄踞整个西方古代文化之巅的罗马帝国文化中去，成为这种世界性文化的主干和核心部分。
罗马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只是台伯河畔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它的北面有强大的伊拙斯康人，南面有许多其他拉丁部落，亚平宁山区居住着剽悍的萨莫奈人，而意大利半岛的南端则是希腊人的殖民地。瓦罗说过，罗马在国王统治下的250年中征服了二十多个民族，但它的统治范围扩张并没有超过二十英里。
到了公元前338年，罗马人发起“拉丁同盟”之战，以武力震慑其他拉丁各邦，宣布解散“拉丁同盟”，统一了拉丁姆地区。从那以后，各部拉丁人与罗马人融合为一个民族，包括罗马城邦文化在内的拉丁文化开始形成一个整体。
从公元前343年起，罗马人与萨莫奈人进行了近50年的恶战。萨莫奈人与伊拙斯康人、高卢人结盟，组成联军，屡次打败罗马人。然而，罗马人锲而不舍，终于在公元前295年在亚平宁山区东北部的珊提伦最后击溃了萨莫奈人与伊拙斯康人、高卢人的联军，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公元前275年，罗马人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南端的那些希腊城邦。此时，除了半岛北部的波河流域仍为高卢人盘踞以外，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已被罗马人统一。
当罗马人还在经营意大利半岛时，北非突尼斯海角上的伽太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控有整个西部地中海。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公元前264年起，罗马先后和伽太基进行了三次猛烈的、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搏斗。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Poleni)，而伽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后裔，所以这场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战争被史家称为“布匿战争”(The Punic Wars)。公元前146年止，罗马人攻陷伽太基。整个城市被付之一炬，火光冲天，十余日不熄。罗马人还用犁把这片废墟耕过，以示铲除了大患。伽太基不仅在历史上消灭了，而且也在地理上消失了。
正当罗马与伽太基在地中海西部进行生死存亡大搏斗的时候，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三个希腊化国家，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也在纵横捭阖，谋求扩张，攻城略地，互相征战不已。此外，在小亚细亚北部和西北部还并立着帕加马、比提尼亚、本都和加拉太这些小王国。从公元前215年至前146年这70年间，罗马先后四次用兵于马其顿，最终征服了马其顿王国。公元前146年，也就是罗马最后灭亡伽太基的那一年，罗马元老院下令焚掠科林斯，把它的艺术品和财宝悉数劫往罗马。花团锦簇的科林斯城落了个与伽太基同样的下场。
再往后，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的那些希腊化王国被逐一征服。原先强权林立的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撒丁尼亚岛、科西加岛、西班牙半岛、马其顿、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埃及和非洲北岸抟聚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整个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罗马帝国的疆域从日落处和西面海洋到高加索山和幼发拉底河，通过埃及上达埃塞俄比亚和通过阿拉伯远达东面海洋，所以它的疆界东至太阳神上升的海洋，西至太阳神降落的海洋；同时他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和所有海中的岛屿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颠。”
若以公元前338年的拉丁同盟之战为起点，短短不过200年，罗马从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发展为一个地跨欧非亚的庞大帝国，这一成就使罗马人感到无比自豪，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在强国如林的地中海世界，罗马人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甚至早在罗马人尚未统一地中海世界之前，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Polybius，公元前204—前122年)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罗马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几乎征服了整个的文明地区，将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这种征服事业，是在不到53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罗马何以能够如此?它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制胜的?这些功业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政体之下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事迹，一个人焉能无动于衷，嘿然无述!”
对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的回答是：“由于谨慎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的时候，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在他们牢稳地巩固他们的势力之前，他们绝对不因为胜利而骄傲……他们也绝对不因为不幸而沮丧。饥馑、时常发生的瘟疫、人民暴动，甚至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发生，都不能挫折他们的热忱；直到经过700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危险，最后他们才达成现在的伟大，取得现在的繁荣，作为老谋深算的报酬。”
也就是说，罗马人取胜的根本原因是罗马人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17世纪的意大利史学家维柯(1668—1744)说：“每个民族在时间上都要经历过这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从兴起、发展、成熟以至衰败和灭亡。”
“罗马人之所以成为世界的英雄，理由也正在此，因为罗马征服了拉丁地区的其他城市，接着又征服了意大利，最后征服了全世界，因为在罗马人中间，英雄体制还很年轻，而在拉丁地区其他各民族中，英雄体制已在开始没落，对他们的征服就造成了罗马的强大。”
也就是说，他认为罗马人的胜利原因在于其体制的年轻，他们的胜利只是一种后来者居上。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吉本说：“罗马疆域的扩张在共和国政府的统治时期，便已基本完成；那时主要依赖元老院的政策、执政官员的积极的好胜心和人民的勇武精神，罗马取得了大片土地，后来的罗马皇帝绝大部分都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
中国学者的解释一般是：“罗马公民都有一种公民意识，有一种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心和自豪感，忠勇爱国，人人争先为国效力，这就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虽屡经挫折，终能克敌制胜。罗马之所以能够由一个小小的城邦统一意大利半岛，进而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并将之抟聚为一个庞大帝国，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其他类似的解答不一一赘述。
上述解释不约而同地把罗马人胜利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罗马人优越的政治体制或者爱国忠勇的民族精神。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罗马人的政治体制经历过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人们也并不认为罗马的政治体制是地中海世界最优越的；同样，罗马人的民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逐渐磨炼而成的。相比而言，希腊人的城邦体制比罗马人更发达，希腊人也不缺乏爱国主义的精神。然而，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而希腊人却不能?对现有观点的反思迫使我们寻找新的解释途径。在这个问题上，现代文化理论可能比上述观点更能全面地解释了罗马人胜利的原因。
细察拉丁文化的发展历程，并与希腊文化相比较，二者好比同根的并蒂莲花，开放有迟早，但同样争奇斗艳；拉丁文化的发展又似乎总是比希腊文化慢两拍，而它所获得的成就也比希腊文化更加稳固，更加持久，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味。比较一下两种文化的发展历程，人们很容易看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希腊文化，无论是其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抑或是制度层面，都处在一种拉丁文化可望而不可即的优越地位上。此时，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高势能的希腊文化向文化落后区域的传播和扩展。早在罗马建城以前的两三个世纪内，伊拙斯康人从小亚细亚沿海移居意大利，把希腊文明的丰硕成果输入到新国土上来。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意大利南部也出现了希腊移民，经过北邻康帕尼亚的媒介，他们把希腊人灿烂的文明成就传送到罗马。公元前776年，希腊人已经举行了第一次有记载的奥林匹克竞技会，而罗马城迟至公元前753年才建立。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拉丁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以后，已经具备了与希腊文化平起平坐的资格。此时的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区域的征服，其情景已不完全是一个野蛮民族对文化先进地区的征服，而是一个已经具备相当文明程度的民族对已经开始衰落下去的希腊文化的兼并。在古代地中海区域这个世界性的大舞台上，历史并非只偏爱希腊人这一个民族，而是将融合地中海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使命交给了拉丁人。古罗马共和国的强盛及其向帝国的转化为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统一的政治架构。以后，在罗马帝国中，以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为主干的多民族文化达成了文化融合。所以我们可以说，卓越的汲取、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是拉丁民族最终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根本原因。
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二者是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的看法有分歧。有学者认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来以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尽管时间有先后)的地位是勉强的。”
罗素则说：“布匿战争之后，年青的罗马人对希腊人怀着一种赞慕的心情。他们学习希腊语，他们模仿希腊的建筑，他们雇佣希腊的雕刻家。罗马有许多神也被等同为希腊的神。罗马人起源于特罗伊的说法就被创造了出来，以便与荷马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拉丁诗人采用了希腊的韵律，拉丁的哲学家接受了希腊的理论。终于，罗马在文化上就成了希腊的寄生虫。罗马人没有创造过任何的艺术形式，没有形成过任何有创见的哲学体系，也没有做出过任何科学的发明。他们修筑过很好的道路，有过系统的法典以及有效率的军队。但此外的一切，他们都唯希腊马首是瞻。”
这一类看法着眼于狭义文化(文化艺术)，强调拉丁文化学习、模仿希腊文化的一面。这一类论断，就拉丁文化发展的城邦阶段来说，尤其是对该时期拉丁民族的文化艺术发展来说，有一定的道理，罗马人向希腊人学习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若将广义的拉丁文化，即罗马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全然看作希腊文化的派生物，甚至将此后的罗马帝国文化也看作希腊文化的派生物，或视为希腊文化的扩展，是不妥的。实际上，拉丁民族在许多方面有原创性，拉丁文化不能完全归结为对希腊文化的模仿，不仅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拉丁文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不能简单地视为希腊文化的延伸或扩展，而且早期罗马城邦文化的发展也不能视作对希腊古典城邦文化的简单模仿，诚然，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模仿在文化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
罗马城邦文化的早期发展与希腊城邦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拉丁文化是在自身所处的具体的地理、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因此两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处。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丘之城，离海虽然不远，但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辨，重理想，长于理论；罗马人重实践，讲求实际，吃苦耐劳，勇于作战；希腊人长于艺术，罗马人长于治术。在希腊文化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拉丁文化时，前者无疑是后者的一个榜样。最早的传说认为罗马城邦在公元前454年派过一个考察团到雅典去研究梭伦所制定的新法，然后把希腊人的法典带回罗马。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但与罗马人在当时尚能虚心向雅典学习的态度是吻合的。然而，到了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特别是古罗马共和国临近向帝制转化之时，罗马人不仅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远远超过了希腊人，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为全面赶超希腊文化而奋斗。分析一下该时期希腊人和罗马人各自的文化心态很可以说明问题。
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的统治崩溃之后，希腊城邦及其古典文化就已走到了尽头。希腊人经受了一场苦难，他们自己的国家最终于公元前146年为罗马所灭。此时，“希腊人对罗马人的自然态度，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鄙视；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更文明的，但是在政治上却较为软弱。”
希腊人鄙视罗马人，但却又无可奈何；相反，罗马人总的来说对希腊文化的卓越地位是承认的，也能够细心地汲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当罗马人最初与希腊人相接触的时候，他们就察觉到自己是比较野蛮的、粗鲁的。希腊人在许多方面要无比地优越于他们：在手工艺方面，在农业技术方面；在一个优秀的官吏所必须具备的各种知识方面；在谈话方面以及享受生活的艺术方面；在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各方面。”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雄才大略的马略不仅承认自己是个“粗人”，而且引以为荣，还嘲笑他的同胞去向自己的奴隶学习希腊文学。然而，一旦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人，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在具体行动中也采取了两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做法：一方面，他们对希腊的那些发达的城邦文明深恶痛绝，公元前146年，罗马元老院下令毁灭科林斯，把它的艺术品和财宝悉数劫往罗马，把花团锦簇的城市烧成一片焦土，把希腊人看成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还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另一方面，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繁荣羡慕至极，想要在文化上全面超过希腊，统治者把希腊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希腊战俘、人质中的文化人成为罗马统治者的顾问和老师，在罗马主持讲坛，罗马贵族青年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这种似乎矛盾的态度和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的汲取。在民族历史方面也如此。瓦罗不相信罗马法典是从雅典输入罗马的传说。他研究了拉丁地区各种制度的起源后，认为一切罗马制度都是在拉丁区域土生土长的。xiv他认为，希腊人出自民族虚荣心，自夸曾传播文化于全世界，“就是这种错误产生出罗马十二铜板法来自希腊的那个虚构故事。”
诗人维吉尔仿照荷马史诗的风格写成史诗《埃涅阿斯记》，把埃涅阿斯说成罗马人的始祖，称埃涅阿斯为特洛伊王子，说是当年在特洛伊战争中，当希腊人攻陷特洛伊时，他幸免于难，在海上漂流7年，历尽千辛万苦，从伽太基来到意大利台伯河畔，创建了罗马。这种说法把特洛伊人说成了罗马人的始祖，也把两个民族说成了世仇。历史学家李维则说，在塞维斯·图利阿时代，罗马人连著名的毕达戈拉斯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罗马人在和他林敦进行战争以前，一直和意大利的希腊人不相识，一直到庇洛斯带希腊人跨过海才彼此相识。当时在罗马城邦和希腊城邦之间隔着许多语言和风俗各不相同的野蛮民族。不但毕达戈拉斯本人，就连他的名字也不能从克罗通到达罗马。
凡此种种类似的翻案文章都表明罗马人同样也有民族虚荣心。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怎能认为被征服者比自己高明呢?又怎能承认自己是被征服者的学生呢?这种心态下产生大量藐视希腊人及其文化的观点不足为奇。
当然，在胜利的喜悦中保持清醒头脑的知识分子也还是有的。例如，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说：“我们的诗人对于各种类型都曾尝试过，他们敢于不落希腊人的窠臼，并且在作品中歌颂本国的事迹，以本国的题材写成悲剧或喜剧，赢得了很大的荣誉。此外，我们罗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绝不会落在我们的光辉的军威和武功之后，只要我们的每一个诗人都肯花功夫、花劳力去琢磨他的作品。”
他期待着罗马人能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上也能超过希腊人，但他也明白，罗马人的尚武精神和实用传统是实现这一点的巨大障碍。“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他们别无所求，只求获得荣誉。而我们罗马人从幼就长期学习算术，学会怎样把一斤分成一百份。‘阿尔比努斯的儿子，你回答：从五两里减去一两，还剩多少?你现在该会回答了。’‘还剩三分之一斤。’‘好!你将来会管理你的产业了。五两加一两，得多少?’‘半斤。’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
总之，在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拉丁文化有学习、模仿希腊文化的一面，也要看到这是一种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正常现象。承认这一点，并不一定能得出拉丁文化是希腊文化的派生物，否定拉丁文化相对独立的地位的结论。我们更应该看到，在经过了学习与模仿阶段以后，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在新的政治架构之中达成了融合。
哲学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中代表，古典理性主义是希腊哲学的精髓。在上述文化变迁之中，希腊哲学进入了拉丁文化。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罗马贵族文人已经了解了希腊哲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以西塞罗、瓦罗为主要代表的拉丁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呼吁创建拉丁哲学。以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想通过学哲学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于是出现了哲学的普及。当时的哲学教师不计其数，哲学讲堂成为城市里的常见景观。马可·奥勒留当政时期迎来了这一通过普及哲学来实施社会道德改造的高潮。上自皇帝、总督一级的高官，下至平民、奴隶，都能找到有哲学修养的人。然而就总体来说，大多数罗马人对哲学的兴趣是实用的，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为那些曾经使伟大的希腊思想家着迷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和完善道德品性，以及怎样使那些他们接受的现存原则行之有效；他们也进行理性的思考，但只作为那些明显的实用目的的补充；他们对现存的各种希腊哲学的取舍完全取决于这个有限的目标。这种总体状况使得拉丁哲学家的思想尽管并非毫无创见，但从外观上看是希腊哲学的翻译和诠释，从思想来源上看是各种希腊哲学的混合或综合。最能反映这种拉丁精神文化特征的思想家是西塞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