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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洛是希腊化时代与罗马帝国时代之交最有代表性的犹太思想家，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犹太民族对希腊精神文化的汲取。他熟悉并经常引用希腊人的经典作品，特别是荷马和欧里庇德斯，并用典雅的古典希腊语从事写作。他经常以崇敬的口吻提到毕达戈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对斐洛影响最大的希腊哲学家是柏拉图。他提到过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尤其是《会饮篇》和《蒂迈欧篇》。斐洛在宗教思想史上的地位主要依靠他对希腊文化和犹太教的融合所做的工作。这种工作从宗教角度看，是把犹太教理性化、希腊化，从而为基督教的发展和教父学的诞生开辟了一个方向；从哲学角度看是把当时流行的一些希腊哲学观点神学化，把哲学导入神学。他是“调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调和理性主义和启示运动的顶峰。为了这种目的，他挑选了希腊哲学中最伟大的柏拉图。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为后世的神学家们树立了典范。首先是普罗提诺，遵循斐洛调和柏拉图和希腊宗教；接着是奥古斯丁，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
以往学者们在谈及斐洛思想与希腊哲学的关系时，往往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又因研究重点不同而强调了具体学派或哲学家对斐洛的不同影响。例如，策勒特别强调斯多亚学派对斐洛的影响，认为离开斯多亚学派，斐洛的体系是无法阐述清楚的。
我们认为，无论希腊思想对斐洛的影响有多大，也无论有多少希腊哲学家影响了斐洛，斐洛从来没有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神学基本立场。希腊哲学是他的工具和思想资料。他在用希腊哲学注释犹太圣书，用柏拉图注解摩西。“在摩西身上他找到了柏拉图”
。早期拉丁教父杰罗姆已经说过，或者是柏拉图斐洛化了，或者是斐洛柏拉图化了。这里前半句讲的是斐洛对柏拉图思想的利用，后半句讲的是柏拉图思想对斐洛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属于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
肯定斐洛对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的汲取经常带来一种误解，以为斐洛只是一个东拼西抄的折衷主义者，他的思想只是随意从各个学派那里取来的大杂烩。这种误解只要我们了解到斐洛在汲取希腊文化时的基本立场就可以打消。实际上，斐洛在汲取各种希腊哲学观点时并没有放弃他的犹太教立场和希伯来文化的本位。他认为，摩西是哲学的主要源泉，而那些希腊哲学流派的“小体系”只不过是从摩西那里来的折光。《旧约》是最有智慧的一本书，是真正的神的启示，摩西才是最伟大的导师。《圣经》的每个词，特别是那些他归于“全智的”摩西的话，在他看来都是在圣灵激励下产生的，由神指点的七十士译本是这样，希伯来原文也是这样。但同时他又深深地意识到，这些神圣的话语如果只按字面意义去理解有时就会变得不可信，不是偶然的琐碎，或任何意义上的不妥，而是其中必有某些蕴涵的思想，在神恩的帮助下，通过耐心的沉思一定能提取出来。他对《圣经》的解释虽然包裹在希腊哲学术语之中，但他的根本目的只是利用希腊哲学，而不是从整体上或是在信仰的层面上接受希腊哲学。在他看来，在任何情况下，上帝直接或间接地都是摩西律法和希腊哲学真理的源泉；因为人的心灵和上帝是血缘相通的，人是上帝按逻各斯或理性的形相创造出来的，因此，人有某种接受和发现超时空实在的能力；集中到这个超越的世界的中心之点上，宗教和最好的希腊哲学是同一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斐洛凭借喻意解经法，用希腊哲学的理论来解释《旧约》。
对《圣经•旧约》，特别是对“摩西五经”中的《创世记》的喻意解释构成了他的著作的主要部分。他认为摩西使用了神话的、历史叙述的、祭仪律法的外在形式，表述一种内在的精神的意义。现在他要做的是，强调它们同最好的希腊神学、科学和伦理学是完全一致的。喻意解经法是斐洛用来沟通神学和哲学、犹太教和希腊哲学、信仰启示和理性的方法。其结果就是在犹太教和希腊哲学这两大思想体系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并产生了一种神启宗教和哲学的综合体。斐洛对《圣经》的喻意解释，不仅开创了犹太教、基督教专事研究和诠疏《圣经》的学科“解经学”的漫长历史，而且为后来西方世界用哲学服务于宗教神学的传统奠定了基础。“在怎样将希腊化思想与希伯来思想结合方面，他作出了伟大的示范。在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中，二者果然结合在一起了。在罗马世界的其它地方，斐洛所代表的这种结合过程都比不上在亚历山大发展得更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