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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洛是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建立初期的犹太思想家。对于理解斐洛的思想来说，了解希腊文化晚期的文化变迁比罗马帝国初期的文化状态更为重要。
公元前四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是喀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和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4年)。它们标志着希腊古典文化的发展走到了尽头，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新时期开始了。历史地看，早在希腊向东方进行大移民(公元前8—前6世纪)前，希腊和东方就有密切的交往。但是，亚历山大“打破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藩篱。”
他雄心勃勃地想要把希腊文化与被征服的东方各国文化熔于一炉，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文化融合的措施。然而，民族文化的融合需要时间，也需要统一的政治架构。随着亚历山大的突然辞世，帝国分裂成若干个希腊化王国。整个希腊化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只达到了局部的融合，没有出现完全的整合。罗马帝国的统一则使古代地中海世界再次有了一种统一的政治架构。
由于希腊古典文化的辉煌成就及其在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文化发展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扩展和延续。然而，希腊化不是希腊文化的单向输出，而是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融合。世界文化史的一般研究已经从社会层面说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还需要从精神层面加以说明。
亚历山大长期受到希腊古典文化的熏陶。他在进行军事征讨时也没有忘记把希腊文化传播到被占领的地区和民族中去。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步伐，希腊人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在北非和西亚广大地区流传开来。同时，他也不忘用东方国家的材料来充实希腊文化的内涵，从而使希腊文化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在希腊化浪潮的影响下，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热衷于研习希腊哲学，并把它移植到犹太教的母体中去。托勒密六世(约公元前186—前145年)时的犹太神学家阿里斯托布罗从哲学角度注释《摩西五经》，其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是，东方国家和民族有其自身悠久的传统，亚历山大梦想的文化融合因这些传统的抵触而未能实现。在各个希腊化国家，处于社会上层的是希腊文明熏陶的马其顿人，而社会下层却是亚洲和埃及各民族大众。古典时代希腊人对智慧的热爱，对传统的理性态度，一旦时过境迁，在希腊本土尚难持续发展，对东方民族，就很难谈得上改变他们的性格和征服他们的心灵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文化薰染而成的东方思维方式渐渐渗入西方。东方的宗教神秘主义渗透了希腊的哲学；巴比伦的占星术破坏了希腊的天文学；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取代了希腊式的民主制。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国家的统治者和罗马的历代帝王，差不多都按照东方皇帝和埃及法老的方式把自己宣布为神，并建立了一套崇拜自己的宗教仪规。东方诸神和相应的崇拜仪式差不多都被希腊人接受过来。
总之，希腊化时期并没有因为希腊文化的扩展而被“提高到一个希腊的文化世界”
，相反，希腊古典文化的主导倾向(科学与理性)在此过程中丧失了它的锐气，被宗教化了。希腊理性主义的东传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的西侵，最终导致在欧亚非广大范围内形成新一轮宗教信仰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以理性主义为主要标志的希腊古典哲学没有能够保持其原有地位，成为新文化综合体的主导层面。其主要原因是：有利于理性主义发展的城邦民主制的崩溃，东方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势力的强大，及宗教神秘主义对希腊哲学的渗透。而东方宗教的代表犹太教在希腊文化时期主动汲取了希腊哲学或理性神学，由此开始了犹太教一神论思想与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神学思想的结合。到了罗马帝国初期，我们看到犹太思想家斐洛将犹太教义与柏拉图哲学、斯多亚学说相结合，开辟了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相结合的道路。他的神学是一种将哲学包容于自身的宗教的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