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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与计划
1. 包括的时期
2. 工作的条件
3. 本编的计划
4. 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本编包括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分析史。在《国富论》刊行后的一二十年间， 就分析工作而言 ，可以报道的本来不多；有些可以报道的，大多已经纳入第二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得指定某一年作为一个新的分析活动时期的开始，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不妨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初次问世的时候(1798年)算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的出版以及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年)，是明显地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
我们都知道，划分历史时期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坏事。首先就可以从原则上加以反对，而不问作者用来划分时期的具体方法如何：历史的发展永远是连续不断的，决不能将其割成片断，而不流于武断，并蒙受损失。拒绝用年代去标明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把因为我们无力解决它而引起的后果略微减轻一些罢了。第二，由于我们集中注意于经济分析的历史而不得不采用的特殊分期方法，必然不能满足对另外一些事情感到兴趣的人们。第三，即使从研究分析史的同行学者的观点来看，把亚当·斯密放在前一个时期的将近末了，而不把他放在一个可以说是为他的影响所支配的时期的开头，这种方法是很有理由可以反对的。我们对于这一切的承认，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在本编中，我们就没有对在年代上属于这一时期的作者一一加以考察——最重要的例子是库尔诺，同时我们把在年代上不属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作者却包括在内——卡尔尼斯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我认为我们的时期划分是能够表明事情的基本真相的。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但我们可以立即提到两个事实，这些事实颇能证明我们的处理是正确的。第一，在我们以前的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感到，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单元。这种感觉表现在一个特殊的名称中：这个时期被称为经济学的“古典”时期——所谓“古典”，其意义与本书所用的这个词的意义完全不同。
这个时期保留着这块牌子，一直到当“古典”一词失去了它的颂扬的含义而开始意味着“陈旧”时，凯恩斯勋爵使用这个词来表示马歇尔及其直接追随者的学说(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第二个并且是更重要的事实是，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一段时间，确实合乎我们的分期标准：首先，有了同腐朽事物作有希望的斗争的崭新活动；然后，一切安定下来，出现了一种我们所称的标准的古典形势，这种形势已概括在约翰·穆勒的标准的古典成就(这又是从我们所持的古典一词的意义讲)中，他那从已经确立的真理的有利地位来说话的态度，他那对于这种已经确立的真理具有永恒性所抱的天真的自信，均着重指出了这个事实。随之而来的是停滞——这种状态普遍感到是表明这门科学已经成熟了，如果不是已经衰微了的话；在这种状态中，“懂行的人”在实质上是彼此意见一致的；在这种状态中，“大功现已告成”，大多数的人认为，除了一些细节以外，剩下所要做的就只是推敲和应用了。
有一种极其类乎忌妒的东西，悄悄地打破了我们为欢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透露出作者无限满足心情的许多段落而往往会含有的微笑。那时的经济学家们，或者是其中的大多数，对于自己取得的成果显然是感到满意的，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经济学家重又这样感到一样。往后我们将要设法来了解经济学家的这种欣然自得的心情。虽然他们所盖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单薄的木头小屋，他们却把它看成是一所坚固的住宅。
我们对斯密以前的成就还是估计过低，而对“古典作家”的成就还是估计过高。
进行这一工作所处的环境，可以略述于下。要说专业的经济学在这个时期已经明确地建立，我是感到踌躇的。肯定不能说经济学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已经确定下来，因为经济现象的研究还不是一个全部时间的工作，很少有只是经济学家而不做别的事情的人：许多人同时又是工商业家、政府官吏或新闻记者；即使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师，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也兼教同类的——甚或完全不同的——课程。然而，我们有权利说，在这个时期中，专业化的过程已在迅速进行：一开始，经济学就确立了它的有一定研究范围的主张；它变成了一门明确的专门学科；它应用了明确的方法；它的结果的明确性也有所增长；而经济学家们，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从事经济学，也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彼此承认，并为公众所承认。新的政治经济学团体成立了；新的杂志、新的辞典、新的书目出现了——可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意味着以前那套做法的继续。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开端；
自然，教科书研究大都靠研究工作者自行筹措经费；例如，图克若不是一个富人，即不能有所成就；自然，在某些场合下，刊行研究结果所得的收入是足以维持研究活动的。可是，教学方面的设施十分欠缺。即使在从前设有正规的经济学课程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苏格兰，用意也只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学科——例如法律
益增长的兴趣。在J.A.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附有《书目提要》)初版于1837年问世以前，唯一值得在这里提到的这一类出版物，就是麦卡洛克(在1824—1825年)和萨伊(在1829年，见《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各自所写的概略。自1837年至1870年间，出版了若干其他的有关著作，其中有一些只限于论述个别国家的情形。到 1858年时，这类书籍的数量已经很多，因而罗伯特·冯·莫尔(1799—1875)在他的《政治学的历史和文献》(1855—1858年)第三卷中，插入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一章。我想要提到的只是：(1)麦卡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2)费拉拉在《经济学家丛书》中所写的各个序言(在1850年至1868年间，费朗基斯科·费拉拉编辑了两套外国著作的意大利文译本，他曾撰写序言，对之一一加以详尽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构成了他对理论所作的大部分贡献，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学史；这些序言的大多数曾于1889—1890年单独刊行)；(3)罗雪尔(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属于学说史领域的。在这个时期内，他写出了《十六与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史》，1851—1852年；《论亚当·斯密学说的传入德国及其应用》，1867年；他在1863年刊行的《一个十四世纪的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中，倾吐了自己对奥雷斯姆〔参阅上面，第二编，第二章〕的热情；我们还得立即加上他后来所写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1874年，这是一项付出了巨大劳动得来的成果)；(4)曼纽尔·科尔梅罗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学史》(1863年)，严格说来不属于这里所指的范围，但这本书和他的《书目提要》(1880年)一道，对于研究西班牙的经济学，依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感谢E.沙姆斯博士的卓越的研究《国民经济学说史研究引论》(载《国民经济学杂志》，1931年9月)一文以及他和O.莫根斯顿教授合写的《国民经济学说通史书目》(同上，1933年3月)一文所给我的帮助，但后者不包括论文，也不包括主要是不属于历史领域的理论研究但附带涉及学说史的一切著作。沙姆斯博士认为学说史编纂的“科学”时代是从E.K.杜林(参阅后面，第四章)的《国家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一书开始的。
或哲学——作补充，而不是作为经济学本身的训练来独立组织的课程。在美国，18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一个“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席位， 1824年在南卡罗莱纳学院指派了一个化学教授去讲授经济学。在此以前，在各地也曾有过由具有极端不同资格的人去进行所谓经济学讲授的事。在英国，在下一个时期来到之前，教授或讲师席位是寥寥无几的。牛津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1825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西尼尔；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座是1828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麦卡洛克；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是1832年设置的，第一个主持该讲座的人是朗费尔德；在赫利贝里的东印度学院中有一个历史、商业与财政讲座，马尔萨斯在1805年受命主持这个讲座。
但从薪俸及任职的其他条件来看，充分证明这些讲席的设置人和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并不希望人们会长期地担任这种职位，更谈不到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了。在英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1857年成立了“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但几十年之后，才获得了显著成效。
在对这一时期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必须把上述情况估计在内；对于某一个人的成就作任何评价时，尤其需要这样。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得要强调，基金和讲座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在此处我必须强调，它们也不是丝毫无关紧要的。在上述情况下，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广博的文化素养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学科不得不浅尝辄止，尽管他们很有才能，也很有学问，但却是无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学科内，在这个时期中，对于成就的某种评价并不一定包含对于那个人的评价。
在这个时期的成就中，除了海外几个孤独的高峰以外，英国泰然地居于首位。事实上，这个时期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中一个特殊的英国时期。当时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只不过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所不合理地反射到他们头上的光辉。这种威望主要还是由他们所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赢得的，这种工作不仅是由少数大师所做的，而且也是由许许多多能干的作家所做的，这些作家不能称为是第一流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加在一起，就颇为可观了。
从本编起，我们将要改变我们的陈述方法。在第二编中，我们不仅要概括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要和这样的困难作斗争，即没有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体系可供描述。严格说来，在第三编所包括的时期内也不存在这样一种体系。但是多少有了一点近似的东西，虽然还不很理想。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像我们所说的——彼此互相承认是经济学家的人们，对于主题、方法和结果的基本原则已经取得了足够一致的见解，因而有可能使得他们的贡献系统化，虽然在这些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他们对于每一个别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或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是在一派人与一派人之间)。甚至还有比各个作家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共同之处和——在各个接连的十年之间——更多的连续性。因为，在当时也和在今天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强调不同之处更多于强调相同之处，虽然这也有重大的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穆勒。诚然，当时还有许多抱着完全不同的见解的人，他们把正在成长的“古典”经济学的具体而微的体系抨击得体无完肤。但其中大多数不合乎我们所定的分析能力的要求。而其他的人反对这种体系，不是从分析的观点立论，而主要是从政治的、道德的或文化的观点立论，因此，他们的反对就不一定
同我们有关，即使在我们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地方。
利用这些事实，我们在这一编就能够做出我们在第二编所没有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对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的显著特征作过一番追溯(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后，便可以从横断面来描述分析工作的发展情况。这个横断面将由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所代表(第五章)。但是为了使事情简化起见，我们将要减轻第五章的一些负担，其办法是使我们自己对最重要的个人和派别预先有一个认识(第四章)，并把关于纯理论和关于货币的细节尽量放在单独的两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中。第七章还得照顾到关于银行和商业循环所不得不说的一点点东西。
我们的计划是简单的，并且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下都行得通，只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场合。困难并不是像可能设想的那样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光彩耀人，傲然独立，不能和我们所要讨论的其他著作相提并论。相反地，我们将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学乃是这个时期的一般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它纳入本编的原因。当我在上一节谈到持完全不同见解的人时，我所想到的并不是马克思；在本书中，我们能够像对待其他经济学家一模一样地对待马克思，我们也将要这样对待他。
困难也不是由于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家所引起的。因为他的社会学能够纳入同它相适宜的地方，正像他的经济学能够纳入适宜的地方一样。困难在于，就马克思的情形而论，如果像我们的论述方式所要求的那样，把他的体系分解成为许多组成的命题并分别给予每一命题一个适当的地位，我们就会失去对于了解他所必不可少的某种东西。在某种程度内，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如此：全体总是比各个部分的总和要多一些。但只是在马克思的场合，忽视这一点
而使我们遭受的损失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他的看法的总和，作为一个总和，是贯彻在每一个细节之中的，对于每一个研究他的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正是使之在心智上感到迷人的泉源。我提出来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是不可能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意的，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就是社会科学的中心太阳。这种方法也不能使得这样一种人满意：他们所要的是各个思想家的美术像。但对于每一个想要看到一幅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图画(这是本书想要提供的)的读者，这种方法是完全可以使他满意的。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学”的特殊任务，但我们无意去重复它。我们不准备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要把马克思的著作拆散，并且要用极其经济的手法，单把合乎我们需要的东西用在根据我们的宗旨所要用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利用本节余下的篇幅，来评论他的整个学说。
I. 马克思在本书中只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现。自然，这位创立一种主义的预言家远远不只是这样一种人。而他的创立主义的活动和他的制定政策和宣传鼓动的活动，又都是和他所进行的经济分析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是如此之甚，以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能不能把他称为分析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种极其不同的观点给予否定的回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来说，这位预言家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的真理；对于他来说，反对马克思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会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其具体的意义是：在马克思的黑格尔高丘上，行动和推理、现实和思想都变成了同一的东西；在这个水平上，分析是不能和实践分离的；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思想称为分析的，我们就应该立刻加上一句，这种分析在意义上和平常的所谓分析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他的著作不是一种通常意义的所谓分析的著作，而本书的作者既然生来就不能对它作公正的处理，就应当收起自己的一双不圣洁的手，不要去触摸它。某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会同意这个结论，虽然他们可能表述得不同——他们忠告我收起自己的手，不要去触摸这种不圣洁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的著作就是一系列在本质上是不科学的痛骂，是生来就不能看到事实或作出正确推理的人写出的东西。
可是，对于我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作出这个肯定回答的理由是根据下面这个命题：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逻辑性而是分析性的，因为它是对于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的说明。例如，政府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命题可能完全是错的；但是这种说法体现了一项我们所称的分析，接受它或是驳斥它是由科学程序的一般规则来支配的。把《共产党宣言》——上述命题出现在这个宣言中——称为一种科学性的出版物，或把它当作一种科学真理的陈述来接受，诚然是荒谬的。否认下面这一点也是同样的荒谬：即使在马克思的最科学的著作中，他的分析不仅被实用目的的影响所歪曲，不仅被带着感情的价值判断的影响所歪曲，而且也被意识形态上的幻想所歪曲。
最后，否认这一点也不免荒谬：要把他的分析同这种分析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分解开来是困难的，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歪曲的分析仍然是分析。它甚至还可以产生一些真理的因素。总起来说：每当马克思的名字在下面的书页中出现时，我们不会高唱“呵，全能的主”；但我们也不会把他推在门外；我们只是把他看作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家，他的命题(理论)，也像其他每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家的命题一样，具有相同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地位，并且应当根据相同的标准去加以解释；我们不承认有任何神秘的光环。
II. 既然值得我们注意的只是一个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马克思，那么我们就不必去考虑与他的“科学”工作无关的东西——他的事业，活动，或个人性格等的任何方面。我愿意指出，我丝毫无意去对他这个人加以“品评”，对于他的朋友和忠实的同盟者恩格斯也是如此。可是，为了正确地看待他们各自的工作，叙述某些事实还是必要的。这些事实见下面的脚注。
让我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这一年他从企业退休，以便用他的后半生贡献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死后，他变成了马克思遗著的护理人，此外，他还有几分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圣人和元老政治家(因此成为年轻一代的攻击目标)。他的忘我的忠诚不得不令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他自始至终一心只想做马克思这位上帝的忠实仆人和代言人。因此，只是由于必要我才指出——因为必须这样做，来使读者了解在恩格斯所编的马克思手稿方面我们所处的境地——在智力上他是不能与马克思相匹敌的；虽然在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他还算赶得上马克思，在技术经济学方面他却特别欠缺。在他自 己的经济学出版物中，《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我们将要再一次提到：不管多
来着重指出其中的几个事实。第一，一个人如果不正确地估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文化背景所具有的含义，他就不能了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头脑的产物、一个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根子中成长起来的产物的理由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除了对于数目有限的知识分子以外，对于群众、或者在事实上对于任何集团曾经有过或者能够有任何的意义，这种信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的意识形态中最可悲的因素之一。
第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有机会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 工作。有时候，他沉溺于活动，并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活着：么具有偏见，这却是一项值得赞扬的事实调查，其中还有许多是根据直接的观察。《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卢格和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同他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1878年；英译本《反杜林论》，1907年)的成就显然是很低的。他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虽然没有创造性的贡献，却维持了较高的水平。我们没有机会再来提到两者了。但是，让我重复一遍，上面这些话不应当使得我们把这样一个人看低了，这个人的名字是完全有资格享受它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所据有的那种光荣地位的。特别是，我心中根本无意想要来暗示：他是马克思的奴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甚至可能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帮助教育了马克思，因为他在那时候远远走在前头。有几部传记。只要提到一部就够了：D.里查诺夫，《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译本，1927年；俄文原本我未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目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后来改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192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头两卷系用德文和俄文同时刊行；以后各卷只出了俄文版。〕
这种情况是必定会使得人伤脑筋的，它比我们从实际占去的时数所推测的更要有害于他的科学工作。然而，平均说来，他所有的“留给自己”的时间，同留给我们今天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教授的时间——也是平均来说——比较，是只有多没有少的。而他充分地加以利用了。其次，一个人无论怎样也不会了解马克思和他的著作，如果他不去适当地重视这种著作中所包含的渊博学问——这是无止息的劳动的成果，这种劳动从他早年主要是对哲学和社会学方面感到兴趣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集中于经济学，直到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被经济学独占为止。他的头脑也不是那样一种头脑，在其中学问的煤会把火焰扑灭：对于每一个事实，对于 在他的阅读中 所碰到的每一种议论，他都要用那样洋溢的热情去与之搏斗，以致他不断地脱离了他的主要的前进道路。这一点，我是十分坚决主张的。如果我要写一部“马克思学”，这个事实就是我的中心题目。细读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点。而且，一旦证实之后，这一事实又可以确立另外一个事实，并解开一个讨论得很多的谜：它所确立的事实是，马克思是个天生的分析家，是个感到被驱使去做分析工作的人，不管他想不想要做，也不问他的动机是什么；它所解开的谜是，为什么他未能完成他的工作，而是留给我们一堆堆的杂乱无章的手稿，尽管有人情愿费多大力气，也不能将其纳入令人满意的形式。
第三，我们了解的情况确保可以这样说：在他到巴黎去以前，他已经是一个很像样子的哲学家，涉猎一点社会学和政治学(像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他在巴黎进步得很快，并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站住了脚跟；在这个时候，他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1847年；1848年刊行)；这就是说，在29岁的时候，
他已经掌握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一切必不可少的东西，唯一的重要空白是在技术经济学的领域内。至于以后，他的学术生活的主要路线可以描述为苦心完成那种“社会科学”和为填补那些空白所作的一系列的努力——
这种任务，我相信马克思不曾预期会包含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虽然他曾经预期，对于在那个宏大的构造物中将要安置进去的一切东西一一加以清理和调整，是需要进一步去进行大量工作的。
这种解释不是一般通常的解释。它认为马克思对于他的思想体系中一切根本的东西早就有了一种构思，并且除了在比较细小的地方以外，他在展开这种构思时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从在主要之点上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种理论宗旨和计划中产生的。即使是同意这种看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觉得这种解释过于简单了；而马克思的批评者则会宣称这种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因此，必须作一些辩护。有关的事实如下。马克思在1859年刊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显然是当作一种广泛的说明的第一部分，因而可以作为证明，他必定认为自己是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来撰写这部著作的。他放弃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这一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这种准备，并且他感到他作了一次不能令人满意的开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那样一种规模宏大的事业中——而且，在经济学方面，它包含了大量的细节，理论上的比事实上的更多——这正是必须预料会要发生的事情，不能拿来证明在基本的东西上出了什么错误。他重新开始，经过奋斗——这最有教益地反映在他的一些手稿中，这些手稿最后由考茨基作为三卷刊行(《剩余价值学说》，1905—1910年)——之后，得出了一个新的第一部分(《资本论》，第一卷， 1867年)。
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出版第二卷，而恩格斯不得不从未完成的手稿中去编订第二卷(1885年)和编辑第三卷(1894年)，这个事实被反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意味着承认失败：他们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他的体系中存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他的价值理论中)，因而不肯继续出版。可是，从《剩余价值学说》能够看出，当马克思刊行《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完全知道，并且计划好了从他的批评者看来似乎是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东西。诚然，他的通信证实了这个事实：他的耽误了第二卷完成的理由，读来是不太令人相信的。但这肯定能够用一个年龄日增因而畏惧作出新的努力的有机体所具的日益增长的阻力来解释。可见，上述事实不能用来证明我的解释不对。我宁愿作出这种解释的正面的理由，是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工作方法，以及我自己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困难究竟是什么所具有的了解——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困难并非是不可克服的。这同我所持有的马克思的体系有着严重错误的信念自然是毫不冲突的。我只是说，他可以不违背逻辑——那他就总得要违背事实——而提出一种广泛的经济理论。
III. 既然我们决定要做马克思主义者所——也许是正当地——不满意的事情，即把马克思的构造物拆成一片片，并且在它们所应属的地方一片一片地加以讨论，我们对于这个构造物就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一个全面的鸟瞰了。下面的评论，就是用来部分地代替这样一种鸟瞰的。
这些“片片”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学方面的，另一类是经济学方面的。在社会学的片片中，包括像“经济史观”这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贡献，这可以——像我将要论证的——看作是马克思自己的，完全像达尔文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是达尔文自己的一样。但是马克思社会学——即像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他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而需要的社会学的骨架——的其余部分，在客观上既不是新的，在主观上也不是具有创见的。特别是他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性质所持的先入之见，只不过是从在他那代的激进文献中已经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拿过来的东西罢了。可是，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追溯这种先入之见的来源，我们是不难做到的。一个很可能的渊源就是《国富论》。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地位的思想必定会对他有感染力，特别是因为这种思想是和一个关于地租与利润的定义——“劳动产品的扣除”(第一编，第八章，《论劳动工资》)——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定义强烈地暗示着一种剥削理论。但是这种思想在启蒙运动时代是很普通的，它的真正故乡是在法国。法国的经济学家，打从布阿吉尔贝尔起，就用暴力来说明土地的所有权，卢梭和许多的哲学家也曾就这个题目加以发挥。可是，有一个作家，即兰盖，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晰地绘出了马克思认为是自己绘出的那幅图画：这不仅是一幅对乡村农奴实行压迫和剥削的地主的图画，而且也是一幅对表面上自由而实际上是奴隶的工人作出完全相同的事情的工商业雇主的图画。
这种社会学的骨架，提供了马克思所需要的大部分木钉〔借口〕，他要有些什么东西来悬挂他的强烈的辞句。既然历史学家们的主要兴趣是在这些辞句，不问他们对这些辞句是加以赞美还是感到震惊，那么，关于马克思体系中那些纯粹经济学的片片的性质如何的一种明显的真理，是难于得到一致赞同的。这种明显的真理是：就纯粹理论而言，必须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古典”的经济学家，更明确地说，是李嘉图学派的一个成员。
李嘉图是马克思当作老师看待的唯一的经济学家。我恐怕他是从李嘉图学到他的经济理论的。但远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使用了李嘉图的工具这个客观事实：他采用了李嘉图的一套概念工具，而他的那些问题是以李嘉图所赋予的形式向他呈现的。无疑地，他改变了这些形式，而且他在最后得到了大不相同的结论。但他总是通过从李嘉图开始并批评李嘉图来得到他的结论的——
在他的纯粹理论工作中，批评李嘉图就是他的方法
。这里只能提及三个突出的实例：马克思在实质上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参阅后面，第六章)，并用李嘉图的论据来为之辩护，但由于认识到不能预期李嘉图的价值会同价格成正比例，他就试图就二者的关系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论；马克思追随李嘉图之后，也像李嘉图一样碰到了剩余价值的问题，但认识到李嘉图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他就从李嘉图的构造中发展出他自己的剥削理论；马克思全部接受了李嘉图的技术失业的理论，直到细节，但看到它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试图把从李嘉图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变成一个普遍的“规律”。我希望，当我们往下看时(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些论点会变得更加清楚。在这里之所以预先提到它们，是为了赋予我的下列陈述以明确的意义：李嘉图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虽然改变了他所找到的理论素材，但他是用他所找到的工具而不是用他所创造的工具来工作的。这只是下列陈述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管马克思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多么“不朽的”神人，他作为一个理论技术家实质上是受到时代束缚的——这是后来对他的信徒们造成了许多困难的一个事实，他们感到不能承认，马克思竟能在任何一方面变得过时。
可是，为了清楚地说明一个似乎很重要的论点，我在上段严格地把自己限制在马克思的理论技术上。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超越于技术之上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一个是他的“经济表”。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结构时，他再一次发展了李嘉图。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李嘉图，而可能是来自魁奈：马克思是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
另一个特点更为重要。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
IV. 关于马克思体系的一般情况，以及对这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将在本书中加以讨论的方式，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所要说的就仅止于此了。
现在应当提出的，是一个读书指导。但我感到提不出这样一个东西。马克思是那么一个啰啰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我不打算去尝试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向我的读者们推荐斯威齐博士的一部书(这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理论家所写的著作和一个无限忠诚的纪念品)，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是最容易使人看懂的，除此之外，就我所知，它还是一部最好的关于马克思文献的入门书。
仗着有这样一部参考书，我自己只提出下面几点忠告。
读读马克思著作的选录，或者甚至是单单读读《资本论》第一卷，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
其次，没有事先的准备就去研究马克思也是没有一点意思的。他不仅是一个难于理解的作家，而且由于他所使用的科学工具的性质，如果不具备有关他那时期的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以及有关一般经济理论的必要知识，是不能了解他的。由于这种知识的需要并不能从表面看出，所以它就格外重要了。再次，读者必须提防被少数的黑格尔专门术语引入歧途。下面将要论证，马克思不曾让他的分析为黑格尔的哲学所影响。但他有时使用的字眼是具有特殊的黑格尔含义的，一个从通常的意义去理解这些字眼的读者，就不能体会马克思的意思。最后，一个想要得到除教训之外的任何东西的读者，当然必须学会把事实和逻辑上健全的推理同意识形态上的幻想区别开来。马克思自己在这一方面帮助了我们：有时候，当他模糊地意识到意识形态上的幻想时，为了防卫，他的骂人的话也就格外激烈，因而这就指点出了不对头的那种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