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5月30日，正好是星期一。这是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中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日，定名为“阵亡将士纪念日”，以纪念那些为了维护美国统一，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北方将士。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人们，每逢这个纪念日，在乐队和文武官员行列陪送下，到他们阵亡了的战友们的墓地去献花圈，表示悼念，仪节十分隆重动人。伊蒂丝·巴特勒特的大哥也在这次战争中阵亡，全家在纪念日那天，总要到沃伯恩山上他的墓地去扫祭。

我要求和她一家同去，得到了允许。回城时夜幕已经降临，就留在我未婚妻家里晚餐。饭后在客厅里我拿起一张晚报，看到了建筑业最近又举行罢工的消息。看来，我那座倒霉的住宅的落成期又要拖延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对这件事多么愤怒，我把一般工人、特别是罢工者痛骂一场，但由于有妇女在座，也不便过于放肆。我身边的那些人对我都表示莫大的同情，后来在漫谈中我指摘了煽动罢工者的破坏行动，委实使那些绅士先生们觉得刺耳。大家一致认为情况已经急转直下，越来越糟，谁也不敢说我们不久将会遇到什么结果。我记得巴特勒特太太说：“最糟糕的是，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仿佛一下子都发了疯啦。欧洲的情形比这里要糟得多。我根本不敢搬到那儿去住。我有一天问巴特勒特先生，万一那些社会主义者所恫吓我们的种种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我们该搬到哪儿去住呢。他说，除了格陵兰、巴塔哥尼亚高地 以及中华帝国以外，目前他还不知道有哪里可以算作社会安定的地方。”另外一个人接着说，“那些中国佬在拒绝接受我们西方文明的时候是胸有成竹的，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西方文明的前途。他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炸药。”

我还记得，后来我把伊蒂丝拉到一旁，劝她最好还是立刻结婚，不等新屋落成就先到各处去旅行，等我们的住宅筹备就绪再回来。那个晚上她非常漂亮。她的肤色在她特为那个日子穿着的丧服的衬托下，显得十分晶莹玉润。即使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看得见她，就仿佛在那天晚上一样。当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大厅，我像平时一样和她吻别。我丝毫看不出这次分离跟我们以往在晚间或白天的告别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我心里，一点都没有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离别，我想她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唉！

那晚我离开我未婚妻的时间，对于一个正在热恋中的人来说，未免早了一些，但这绝不是因为我的爱情不专。我是一个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尽管其他方面都很健康，但是由于前两个夜晚几乎一点都没合眼，那一天真把我累坏了。伊蒂丝知道这情形，坚持在九点钟以前打发我回家，并且郑重叮嘱我，到家就立刻睡觉。

我住的那幢房子曾经住过我家三代，现在唯一活着的直系继承人只有我一个人了。这所住宅是个宽敞古老的木构宅邸，内部十分精致，古色古香，不过自从附近一带出现了公寓和工厂，这个地区早就不宜于住家了。这幢房子实在不配接待一位新娘，更别说要接待像伊蒂丝那样一位千娇百媚的人儿了。我已经刊登了出售房子的广告，暂时只不过晚间到那里睡觉，吃饭却在俱乐部里。有个男仆——名叫索耶的忠实的黑人，同我住在一起，侍候我，干点零活。要是有一天我搬走了，这房子有个特殊的地方倒会使我十分怀念。这就是我造在地基下面的那间卧室。在城市里，如果我必须在楼上的卧室里睡觉，彻夜不停的市声会使我无法入睡。但在这间地下室里，地面上任何轻微的声音都传不进来。当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四周就像坟墓一样的静寂。为了防止地下潮气侵入房内，墙壁上抹了一层防潮的水泥，因此墙壁很厚；地上也同样铺了这种水泥。而且，为了使这间卧房成为一个既防火又防盗的地下库房，以便储藏贵重物品，我用石板把房顶严密地封闭起来，外面有铁门，门上还包着一层厚厚的石棉。地下室有根小管子连接屋顶上的风车，保证新鲜空气的畅通。

住在这样一间密室里的人，按理说总可以熟睡了，可是即使在这间房里，我也很少能接连两夜睡得很香。我对失眠已经习以为常，一个晚上睡不着并不在意。然而，第二个晚上我又不能入睡，只好坐在椅子上看书，实在感到不胜疲倦。我从不让自己接连失眠两个晚上以上，怕神经会因此失常。从这句话里，人们可以推想，——事实也是如此——我还有最后一招，用某种人工方法来催眠。如果两夜失眠以后，临近第三夜又觉得自己毫无睡意，我就去请皮耳斯伯里医生。

人们仅仅因为礼貌关系才称他为医生，他实际上就是当时所谓“不挂牌的医生”或“江湖”医生，但他却自称“催眠学教授”。他是我在业余对催眠现象进行某种研究时偶然认识的。我觉得他对医学一窍不通，然而却是一位高明的催眠师。每当我发觉自己在第三夜还可能失眠，我常常把他请来，仰仗他的手法催我入睡。不论我的神经如何兴奋，或心理如何紧张，皮耳斯伯里医生在很短时间里就准能使我酣然入睡，直到施用一种解除催眠的手法才会醒来。唤醒睡眠者的方法，要比催眠方法简易得多。为了方便起见，我请皮耳斯伯里医生把这个方法传授给了索耶。

只有我的忠实仆人才知道皮耳斯伯里医生来的目的以及他所做的一切。一旦伊蒂丝做了我的妻子，我当然要把我的秘密告诉她。现在我还没有让她知道，因为催眠的熟睡无疑带有某些危险，我知道她会反对我这样做的。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被催眠者睡得太熟，进入昏睡状态，催眠者可能无法将他唤醒，终于长眠不起。经过多次试验，我完全相信，只要事先采取妥善的预防办法，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能说服伊蒂丝，虽然还没有把握。那天晚上，我离开她以后，直接回到家里，立刻派索耶去请皮耳斯伯里医生。同时，我走进地下卧室，换上舒适的睡衣，坐下来阅读索耶放在我书桌上的晚班信件。

其中有一封信是我的新屋营造商寄来的，证实了我根据报上的消息所做的推测。他说，新发生的罢工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合同的执行，因为雇主和工人双方对于争执的问题，不经过长期的斗争，都是不肯让步的。卡利古拉 曾希望罗马人民只有一个脖子，好让他一刀砍下来。当我看信的时候，有一会儿工夫我竟然也希望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美国工人阶级。索耶陪着医生进来了，这才打断了我阴郁的沉思。

那天晚上，他好容易才把皮耳斯伯里医生请来，因为皮耳斯伯里医生准备当晚就离开波士顿。医生告诉我说，自从上次来看我以后，听说远处一个城市有很好的开业机会，决定去捷足先登。我一时情急，问他能找谁替我催眠，他就把波士顿几个催眠师的名字告诉了我，据他保证，他们的本领跟他同样高明。

我这才稍稍放了心，于是嘱咐索耶在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把我唤醒，便穿着睡衣躺到床上，泰然自若地让催眠师进行催眠。也许由于那晚我的神经过分紧张，不像往常那样很快地就失去知觉，但终于睡意渐浓，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SNDAiVaQxOlaOwZLziIcxCGrNObTLQJIV+ypCn4MJ4vz18wZxDxQ5658uKaNwp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