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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徒不经审问，
也不许辩护就定罪是不公正的。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当你们坐在你们神圣的法庭上主持公道，在众目睽睽下行使国家最高的职权时，也许不会公开当众询问关于基督徒受到控告的事实真相，并据以进行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只是害怕，或者不好意思运用你们的权力去公开进行公正的审问；最后如果在近来的一些私下审判中，对我们的人所处的严刑，使我们无法在你们面前为自己辩护的话，你们一定不会不让通过一本无言的书这个秘密通道听到真理的声音。
她不会为自己的处境进行申辩，因为这也不会使她感到不安。她知道自己只是此世的过客，在异乡人中有敌人也是自然的事；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出生地、居住地，她的希望、报酬与荣誉都在天上。她对现世统治者所恳切期望的，是不要不明不白地被人定罪。给她一个申诉的机会，对至高的法律又有何妨呢？不仅无妨，而且正因为是在听过她的申辩之后，那么对其定罪的法律的至高性岂不更明显吗？如果不听申诉就定其罪，除此不义行为使人仇恨外，必然会使人怀疑你们是抱着某种不正当的思想而这样做的，因为你们不愿听到某些东西，听了以后就不能定罪了。向你们提出这一切，是为了证明，你们对基督徒称号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似乎可为这一不公正行为推脱的理由（系指无知），进一步加重和证明了这一行为的不公正性。仇恨一件你们根本不了解的事，即使它值得仇恨，还有什么比这更加不合道理呢？只有在知道它值得仇恨时，仇恨才是合理的。如果对它并不了解，又何从证明对其仇恨的公正呢？因为这一点不能只凭有人对其厌恶来证明，而要以对该事物的了解为依据。如果人们不满只是由于对所不满的事物完全无知，那么为何它实际上又不会是不应对其不满的情况呢？因此我们认为，这两种人仇恨我们都是无知的，当他们继续处于无知状态而无理地仇恨我们时，这两种状态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无知既说明其仇恨的无理，同时也为此无理行为开脱，这种无知的明证就是，那些曾经仇视基督教的人，由于他们对其无知，因而当他们对其了解之后，便立即放弃敌对情绪。从仇人一变而为她的门徒。只是对其了解了，他们现在便开始恨他们的过去，并且崇奉他们过去所仇恨的东西；其人数之多甚至被提出作为对我们的控诉。人们大叫什么国内到处是基督徒——乡村里有，城镇里有，海岛上有；他们好像是对某种灾难那样地哀叹道，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甚至上流社会都转而崇奉基督教信仰了；即使是这样，他们的思想仍然没有醒悟起来，想到其中有些好的东西过去未经察觉。他们不应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丝毫疑义；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严格的考察。这只不过是人的自然好奇心在起作用。他们喜欢无知，尽管知识对其他人是个幸福。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曾经谴责那些贸然批评知识分子的粗鲁人；如果是知情者受到一些完全无知者的批评，那他更会如此谴责！因为他们既已对之不满，便不想再作了解。于是他们对其无知的事进行臆断，要是对其有了了解，便不会再对它厌弃了；因为，考察之后如果发现并无可厌弃之处，那就当然不得再行无理厌弃，但其恶劣之处一旦暴露出来，则对其持有的厌弃之情便不可稍减，即使就主持正义的官方而言，也更有理由坚决予以厌弃了。可是有人说，一件事好并不能只凭有许多人支持，因为悖逆天性趋向于恶的人为数不少，有多少人误入歧途！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是一件十足的坏事，就是被其带坏了的人也不敢公然为之辩护。本性总是为种种坏事披上害怕或害羞的外衣。例如你会发现罪犯千方百计掩饰自己，避免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抓住就战战兢兢，被人告发后拒不认罪；即使被拉上刑架也不大轻易认罪；当其罪名一旦定下之后，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他们在自白书里承认，他们的行为是由罪恶秉性所驱使，但是他们或归咎于命运或归咎于星宿。他们不肯承认事情是他们干的，坏事是他们做的。然而基督徒的情况又如何呢？他们唯一的耻辱或遗憾是没有早一点成为基督徒。一旦被人指出来，他为此感到光荣；如果被人告发，他也不进行辩护；在审问时他自动承认；被定罪他还为之称谢。这种全无罪恶的一切常见征兆——害怕、害羞、躲闪、悔恨、哀叹等的事又是什么坏事呢？有什么罪能使罪犯为之高兴呢？有什么罪能使之渴望被人告发，将被惩罚视为幸福呢？你既承认对此事一无所知，就不能将它称为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