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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发迹地在拉丁姆平原的罗马城。这个由拉丁民族建立的大帝国是古代地中海世界及其周边地区东西方民族文化融合的政治架构，也是基督教诞生后所面对的第一个大帝国。细察罗马帝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到戴克里先（Diocletian）登基为止的帝政时期实际上就是罗马帝国文化的成形期。在这一阶段开始的时候，其文化形式呈现多样性，但总体上受希腊和拉丁两大传统支配，并逐渐融为一体。希腊传统以古典文化为基础，这一传统因素在经历了希腊化时期以后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罗马文化的发展原先独立于希腊文化。但是，罗马人在过去的世代里，尤其在精神领域中，已经从希腊人那里借用了许多东西，并有所发明和创造。罗马帝国的建立使希腊与拉丁两大传统融会在一起，成为罗马帝国文化的主流层面，因此，成形期的罗马帝国文化又称“希腊罗马文化”。这是一种有待整合的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形态，而不是统一的民族文化，真正的文化整合还有待基督教上场唱主角。在罗马帝国这个文化大熔炉中，东西方传统文化得到锻造，融为一个整体，一种真正世界性的而本质上又有别于希腊、罗马或东方的文化成形了。这就是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的诞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罗马帝国文化的成形期就是基督教的上升期。“希腊罗马世界是基督教的播种者耕耘的土地，种子的生长不仅依靠它本身具有的生命力，而且也取决于土壤的适宜与肥沃。”
在罗马帝国初期的文化环境中，基督教崛起了。在短短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基督教离开了犹太教的母腹，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耶路撒冷、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这些大城市中。凭藉她承受的希伯来文化遗产、她的远见卓识和有进取心的成员、她的早期领导人的非凡经历和坚定信念，基督教在3个半世纪内已经在力量上超过了她的所有竞争者，基督教文化上升为罗马帝国的主流文化。
宗教在文化急剧变迁的历史时期赢得大量信众是常有的事，而宗教的迅速发展又往往与具有社会政治影响力的一整套观念联系在一起。公元180年以前，基督教的社团相对比较弱小，不太为外人所知。在后续的那一个世纪里，基督教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徒数量有了惊人的增长。而此刻的罗马帝国正受到内乱的困扰，苦难和动荡取代了前两个世纪的繁荣。
惊恐不安的人们向宗教寻求避难所，各种秘仪盛行。为时代所崇尚的社会模式被削弱，传统信仰发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新的信仰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得益于外在文化环境的变化，基督教迅速地发展起来。随着信众的增加，基督教会的成分也有了变化。以前的基督教会几乎全部由贫苦阶层组成，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农民、匠人、妇女、儿童、乞丐、奴隶。
从2世纪中叶开始，越来越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进入教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俄里根（Origen）等等。政府官吏也有许多加入了基督教会，有些还是行省总督一类的高级官僚。
基督教向异邦人的世界扩展的时候，她的皈依者主要是讲希腊语、有希腊文化背景的民众。希腊语多年来都是唯一的教会用语，但这种状况没能一直延续下去。公元2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已经在讲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站住了脚。北非成了拉丁基督教文献的最初产地，包括一部分《圣经》在内的基督教重要书籍在这里译成拉丁文。“对所谓拉丁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荣誉应当归于非洲人。”
到了2世纪末，维克特（Victor），一位出生于非洲但有拉丁血统、讲拉丁语的人，当了主教。他和其他来自非洲的基督徒进一步加强了罗马教会的拉丁成分。3世纪上半叶，原先在礼拜仪式中使用希腊语的教士变成以讲拉丁语为主了。一些对“拉丁基督教”的形成至关重要的早期基督教作家在罗马辛勤地耕耘着。基督教的信仰与占主导地位的拉丁文化在罗马结合起来，罗马教会逐步拉丁化了。
“护教士”是教父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术语，传统上指的是公元2世纪中叶的一批基督教作家。他们试图向希腊罗马世界解释基督教，在此过程中，基督教神学作为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理性解释而发展起来。
“护教论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为基于理性的基督教信仰所作的辩护。”
它在历史上始于基督教的发言人向非基督徒的陈述，但它的内容也包括教会内部保卫正统、反对异端的争论。那些最先担负起捍卫基督教的任务，把基督教的活动和信仰向外部世界作介绍的基督教作家被人们称作护教士。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基督教开始在有文化教养的阶层中寻求皈依者，而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冲突也已经达到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关头。护教士的目标是让外界能公正地倾听基督教的诉说，消除流行的误解与诽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提供关于基督教的信仰、修行、祭仪的解释。罗马帝国的护教士分为希腊护教士与拉丁护教士。拉丁教父学著作的源起比希腊教父学大约晚一百年。德尔图良就是拉丁护教论神学的奠基人。从拉丁教父思想的发展和拉丁神学思想的创建来看，拉丁教父是希腊教父的学生，希腊教父是拉丁教父最早的老师。然而，拉丁教父的文献不能视为对希腊教父学的简单模仿，而应看作“教会生活和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独立的形式。它在过去已经证明了自己并不劣于希腊教父学，而且很可能在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上超过了它的老师”。
一般说来，那些罗马帝国东部的教父由于生活在希腊思想之中，倾向于哲学思考，而那些西部的教父则更多地与基督教的敌人进行论战。德尔图良为基督教所作的辩护以及对异教文化的批判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范例。这就是德尔图良的护教论至今仍旧具有生命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