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富兰克林的经济理论。

1.关于财富及其源泉

政治经济学最初是从研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及它们的生产和分配开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在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时期，财富是它的首要课题。那时研究经济学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富兰克林关于财富的观点，深受重农主义学说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民族获得财富唯一正当的途径是农业。人类从撒进大地的种子获得真正的增殖。人们通过劳动能够大量增加植物性和动物性食物，以及衣服原料等等。这些物质生活资料除供给生产者本人和家属消费以外，还有剩余。“这些东西的剩余就是财富。”换言之，“有余”便是财富。在生产尚未发展的阶段上，或者说，在商品流通的初期，正是农产品的多余部分转化为商品，构成商品交换的主要对象。富兰克林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北美洲商品生产的发展程度。

富兰克林突破了重商主义所谓的货币（金银）就是财富的观念，以至否认货币是真正的财富，而断言它只是“财富的符号”。这与他对货币的性质和职能缺乏全面而正确的认识有关。

富兰克林认为，农产品的剩余是制造业、商业赖以产生的基础。他说，人们有了这种多余的生产物或财富，才有可能雇用劳动者，兴建城市，建筑房屋，制造工业品等等。而房屋和制造品不过是由粮食和维持生活的物品转化成的另一种形态。人们拿他们的剩余物品进行交换，互通有无，这就是贸易。

至于土地的增殖，富兰克林并不以为它是“自然的恩赐”，他更看重人类的劳动。他说，就是依赖于自然生产物的民族，也得“靠采集植物和捕获动物的劳动而生存”。如果当他们感到自然生产物不敷应用时，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开发土地。“土地必须由人类和牲畜耕作而发生增殖。”大自然是人类一切食物和维持生活物品的来源，但是，人类必须依靠劳动才能获取它们。一国的财富，应由它的居民能购买的劳动量来估价。

因此，富兰克林积极提倡勤劳，他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鼓励和保护任何形式的勤劳；应该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根除懒惰”。游手好闲是一种“没有补偿的消耗”。他倡导家庭妇女把家务劳动之余的零碎时间利用起来。一年的零碎时间的总和，对于单个家庭，乃至相应地对于整个国家都是非常可观的。他的格言是：“丧失时间就是丧失生计，因而也就是丧失财富。”

2.价值理论

富兰克林的价值理论师承配第，但并非依样画葫芦，他有独到的见解，对于经济学说的演变有其实在的影响。

谈到斯密的价值学说，人们往往注意到它同配第的理论联系；虽然也有人探讨过富兰克林的经济观点对斯密的影响，但这似乎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

传记作家们早已注意到一份史料，那就是斯密在写《国富论》时，曾将草稿拿到富兰克林及其他学者那里去，“耐心地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从他们的议论和批评中汲取有用的东西，有时整章整章地重新改写，甚至否定原来的一些主张。” 这是富兰克林对洛根博士讲过的话，在1829年洛根夫人写的一封信上第一次见诸文字。研究斯密的学者们对这份史料，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上述说法即使有夸大的地方，却似乎没有理由全盘否定；也有人说，是否真有其事尚属疑问。事实究竟如何，留待传记作家们继续考证吧。

然而，如果我们拿富兰克林的《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9年）一文，与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一书，阐述商品价值的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何其相似乃尔！尤其是关于“能购买的劳动”这个范畴，不仅基本观点，甚至用词用语和所举事例都有雷同之处。

富兰克林的论文和斯密著作的出版年代，先后相距近五十年，所以，看来并非不谋而合，而是有其渊源关系。

富兰克林发现了商品价值的本质。他说，金银本身没有一定的恒久的价值，其价值多少依它的稀少性和丰裕程度而定。所以，金银可以作为交换媒介，但不能充当价值尺度。“看来需要选定其他更适宜作为价值尺度的东西，我选择劳动。”白银的价值和其他物品一样，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富兰克林已经观察到不同形态的物品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劳动。他进一步申述，“一般说来，贸易无非是劳动同劳动相交换。……一切物品的价值用劳动来衡量是最公正的”。马克思对富兰克林这句话有一段很中肯的评论，他写道，富兰克林“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任何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品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富兰克林舍弃了相互交换的各种劳动的具体形态，将它们还原为平等的人类劳动。他比配第前进了。

富兰克林还推进了从交换价值到抽象价值的进程。

关于“能购买的劳动”这个范畴，在富兰克林的《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一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它比斯密的《国富论》早近半个世纪。

富兰克林认为，金银只是交换媒介，不宜作为价值尺度；一切商品的价值唯有用劳动来衡量才是最公正的。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反对以居民持有的金银量来评定一国的贫富，主张用金银能够“购买”到的劳动量，来表明一国占有的财富多寡。

在富兰克林早期的经济论文中，“能购买的劳动”，只是用以表明商品所有者的财富，是由他所支配的社会劳动量构成的。由于他未能将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后来，在重农主义学说的影响下，又提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能购买的劳动（即劳动的价值）这个命题。富兰克林宣称，农业是富国的“唯一正当的途径”，人类从撒进大地的种子取得真正的增殖；至于制造业，是不会增殖的。制造品“是由粮食和维持生活的物品转化成的另一种形态”；雇主购买工人劳动付给他们作为报酬的粮食，仅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所有这些物品的价值皆起源于生产它们时所消费的粮食”。他就这样引出了“能购买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结论。

富兰克林关于商品价值决定于能购买的劳动（即劳动的价值）的命题，为斯密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人们正当地批判了斯密价值理论中这一错误的主张。可是，斯密并非始作俑者。

3.纸币的性质

富兰克林从货币的起源，进而论及纸币的性质。他说，由于分工的存在，而有交换的必要。如果只是物物交换，那是非常不方便的。“为了消除这种不方便，使之便于交换，人们发明了货币，恰当地称之为交换媒介。”富兰克林不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所产生出来的困难，而是从那种扩展了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去寻求货币的起源。

富兰克林认为，人们选定了黄金和白银作为交换媒介，因为它们没有恒久的固定价值，不适宜充当价值尺度，最适宜作为价值尺度的是劳动。白银的价值像其他商品一样，也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在这一点上，他将白银与其他商品等量齐观。

既然贸易无非是劳动同劳动相交换，实现这种交换的手段，即充当交换的媒介物，不一定非金银不可。他说，当时欧洲几个大宗贸易的中心，巨额款项用信用票据结算非常方便。这种票据，就是人们把他们的货币存入银行，拿到一个等值的凭证；他们凭此票据可以有把握地于任何时候再向银行提取货币，这就赋予票据以信用，所以，它可以代替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他又说：“正如以货币做抵押发行的票据是货币一样，以土地做抵押发行的票据，实际上就是土地的货币化。”如果法律认可，它就是法定货币。

当时，反对发行纸币的人提出一条理由：“每种交换媒介都应该具有内在价值，纸币则没有，……决不能充当等价物。”富兰克林反驳说，银行票据和银行钞票都没有内在价值，却天天在那里充当交换媒介。它们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但由发行者的信用支撑着，就像殖民地的钞票由政府的信用支撑一样。这些票子，或以货币做储备，或以土地做抵押，或以政府税收为基金，赋予票子以信用，使它能够充当交换媒介。富兰克林未曾注意到，纸币和信用货币是受不同的法则支配的。

富兰克林又进一步以金属货币为例，来说明完全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交换媒介。他写道：“目前，甚至英国的银币也不得不代表它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它的实际重量与它的票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充当法定货币。现在，正在流通的先令和半先令银币的大部分，由于磨损而减轻5%、10%和20%，而有些半先令银币甚至减轻50%之多。就实际重量和票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而论，没有内在价值，甚至连纸币的内在价值都没有，可以说毫无价值。它是法定货币，人们晓得它能够代表同等价值再去顺利地流通。”既然如此，那么，完全可以用纸币作为交换媒介，而且纸币还有金属货币所不具备的那些优点。

富兰克林提出纸币发行量的限度，就是贸易中“对交换媒介的需要量”。“多于这个数量，对贸易没有益处；而少于这个数量，如果非常少，则对贸易极其不利”。

富兰克林关于纸币性质的论述，对于研究纸币制度的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自由贸易

富兰克林十分赞赏“自由放任”口号。在北美，他是自由贸易不遗余力的倡导者。这或许是因为他身临北美殖民地的境域，深切地感到英国政府的种种限制，为殖民地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所以，他强烈地反对限制贸易的政策，坚决地主张自由贸易制度。他说：“自由和保护是贸易赖以成功的最无可置疑的原则，……强制是贸易的大敌。”

贸易是国与国或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通过这种交往而获得各自需要的必需品或享乐品。“贸易的目的就是营利。”贸易对交换者双方都有利。

由于贸易的这种性质，人为的法律，可能阻碍贸易于一时，最终还是阻挡不住有利可图的贸易潮流。就像当任何可以解除饥饿的机会到来时，最严厉的法律也不足以制止人们去充饥一样。西班牙的死刑法，不是也未能阻止它的货币（白银）外流吗？不管是西班牙以“货币差额论”为根据，还是英国以“贸易差额论”为宗旨，所制定的禁止货币出口的法律，都是同样愚蠢的。

反对谷物输出的人提出，我们出口小麦为邻国提供面包，比供应我们国内穷人的还便宜，从而使他们可以从事廉价的劳动，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制造者。一旦流尽国家的谷物，我们自己就要挨饿。富兰克林说，这无异于看到潮水退向大海，而担心河水就要流干。“谷物价格像水一样，会找到自身的水平。我们输出的愈多，它在国内就变得愈昂贵；国外接受的愈多，它在那里就变得愈便宜。一旦国内外价格均等，出口自然就会停止。”如果贸易是自由的，每个沿海国家都可以吃上平均价格的面包，将会更平稳地促进农业的发展。

富兰克林主张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而应该让它自行其是。但是，自由是需要保护的。国家有权力防止或制止损害公众利益的商业活动，但必须不违反自由贸易原则。

富兰克林是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十八世纪以来，自由贸易主义在欧美的风行，也有富兰克林一份功劳。斯图亚特曾经赞扬富兰克林说：“以寥寥数语，说尽贤明政治的两个重要原则：给我们自由，别多干涉。这两句话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主要归功于富兰克林的简短而明晰的评论，他的评论在新世界和旧世界都对舆论有重大的左右力量。”

所谓自由贸易，实质上就是资本的自由，也就是彻底实现自由竞争的原则。

5.人口问题

富兰克林从对分布于各地区的人类增长的观察中，得出结论说，人口的增长是与供养家庭容易和方便相一致的。养家活口容易，较多的人很早就结婚；养家活口艰难，许多人推迟结婚，有些人甚至终生过着独身生活；从而影响人口增长。

凡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家庭生计的，诸如，土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的状况，都对人口增长起着促进或制约的作用。

富兰克林比较了古老的欧洲和北美新大陆的情况。他说，在北美洲比欧洲结婚更为普遍，也更早一些。“如果估计一下，欧洲每年100人中只有1人结婚，或许我们可以估计美洲则有2人。如果在欧洲一对夫妇只生4个孩子（他们许多人是晚婚的）；在这里，我们估计是8个孩子，假若其中有一半长大成人，而我们完婚的年龄估计平均为20岁，那么我们的人口至少每二十年增加1倍。”毋容置疑，富兰克林在这里所讲的是北美殖民地人口的自然增殖。紧接下去，在谈到北美的英国移民人口的自然增殖趋势时，他留有余地，假定二十五年增加1倍。

富兰克林对北美殖民地人口自然增殖的估算，后来为马尔萨斯所利用，作为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立论根据，并且断言这是人口增长的一般规律。

对于马尔萨斯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怪诞幻想，必须予以批判。可是，近几年，国内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说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人口二十五年增加1倍，“不是由于人口的自然繁殖，而主要是由大量移民来美国定居造成的”结果。事实上，这种说法，非自今日始，它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以讹传讹，相延二十余年了。这是令人遗憾的。

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人口由自然繁殖而迅速增长的事实，早就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注意。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就有一段记述：居民人数“在北美各英属殖民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了1倍。就现在说，这种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据说，当地高龄居民往往能亲眼看到50、100甚至100个以上的直系子孙。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家室之累，反而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

富兰克林认为“人口是与生产物成比例的”。如果某个国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公民一样多，就是有外国人移入，最终人口也不会增长。如果这个国家有职业空缺，不久将会由自然生育予以补足。“简言之，植物或动物的多育性是无止境的，但是，其繁殖是由它们彼此争夺和互相妨害的生活资料所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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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选集原文承张文阁、张昌桂同志从国外找来，谨在此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限于译者水平，译文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85年5月于北京 STdgQB4ifzV/Fhgwc5YFqg3m3UQIBOejI67Wv1ZFLqSlMwRIoo21fCH/2ORC1T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