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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民族的轻率：这些民族忘却或者轻视能导致命运理论的两个研究项目，即农业协会与情欲引力。
这种轻率带来的不幸后果是徒然延长了两千三百年以来所存在的社会混乱，也就是延长了并不是人类命运注定要有的那种既野蛮又残暴的文明社会的寿命。
如果注意到文明，特别是十八世纪的文明产生了如此之多的睿智之士的话，人们就会以为这些学者早已洞悉了自然界的全部底蕴，因而不再希望还会有什么伟大的发现，甚至连对会不会有平凡的发现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这种偏见即将消除，人们将会懂得，人类已知之物只勉强达到尚待努力去认识的未知之物的四分之一，而通过“普遍命运”的学说就会完全掌握这些知识。“普遍命运”的学说对人类智慧的力所能及的发明创造来说是一把钥匙，掌握了这把钥匙，就会在一刹那间进入知识的宝库，而按照目前的办法，就需要花费一万年的研究时间才能做到。
这种理论能保证人们认识自己的命运，单就这一点而言，一提出这种理论首先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此，有必要说明我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的种种缘由。通过这一说明，可以证实我的发现并不需要任何科学上的努力，而只需具备一个必要条件，即抛弃成见。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即使是蹩脚的学者也早会在我之前就做到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具有哲学家们所缺少的那种探索命运的能力，他们假装反对成见，其实他们却是成见的支持者和宣扬者。
所谓“哲学家”，我这里指的是非精确科学的作者们，指的是政治学家、道德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的学说不符合经验，而他们的规律只不过是自己的臆造之物。请记住，每当我提到“哲学家”的时候，我指的只是非精确范畴的哲学家，而不是指精确科学的作者们来说的。
我决不想研究命运，我同意下列一般看法：把命运看成不可捉摸的东西，把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列入星相家、占卜家的幻觉领域。我所从事的研究不超出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范围。这里，我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概念。
自从“哲学家”们在法国大革命中初显身手就表现出自己的低能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的学术是人类精神上的迷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光辉的洪流，只不过是幻想的洪流而已。唉!这些博学之士花了二十五个世纪的时间来使他们的理论臻于完善，并汇集了古今所有智慧之大成，可是一开始，他们所产生的祸害就不比他们所许诺的幸福来得少些，并且使文明社会堕落到野蛮状态。除此以外，在他们的著作中还能看到什么别的东西呢?
以上就是法国经受“哲学理论”考验的头五年的结果。
自1793年大灾难以后，种种幻想都一一破灭了，政治科学和道德科学都无可挽救地受到了贬斥和摒弃。从此人们可以依稀地看到不能期待从已有的认识中得到任何幸福，而应该在某种新的科学里面寻求社会幸福，应该为政治才能开辟新的道路。显而易见，不论是哲学家或是他们的竞争者都没有医治社会疾苦的灵丹妙药。在前者或后者的教条的影响下，所看到的不外是连绵不绝的诸如贫穷之类的可耻的灾难。
以上的思考首先使我想到有一种尚未被认识到的新科学，并鼓励我想方设法去发现它。我并不担心自己的才疏学浅，我想，如果能认识到二十五个世纪以来没有能发现的东西，这才是莫大的光荣。
理智上徬徨失措的种种迹象，特别是社会经济所遭遇的悲惨情景，如贫穷、失业、欺诈成风、海盗行为、商业垄断、骗人为奴，还有我不能列举的其他种种不幸。这一切不禁使人们提出一个疑问：文明化的产业经济是不是上帝为了惩罚人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祸害?这一切都促使我从事我的研究。
由此我就设想，这样的产业经济颠倒了自然秩序，它的运用也许违反上帝的意旨。这许多持久性的灾难之所以产生，可能是由于缺少一种安排，这种安排是符合上帝意旨的，可是学者们竟对它茫然无知。最后，我想，按照孟德斯鸠的见解，人类社会确是患了“萎靡症、隐疾、肿毒症”，但是可以找到补救之法，只要不走非精确科学所走的老路就行了。非精确科学的存在已有不少世纪了，但总是找不到这个救世妙方。因此，我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准则，是“绝对怀疑”与“绝对排斥”。应该对这两种方法加以说明，因为在我以前还没有一个人采用过这两种方法。
1．绝对怀疑 笛卡儿曾想到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尽管赞扬和推崇“怀疑”，却只是局部地和不恰当地运用它。他提出的是一些荒唐的怀疑，他甚至怀疑自身的存在，他忙于利用古人诡辩论故弄玄虚，而不是寻求有用的真理。
笛卡儿的后继者比笛卡儿本人更少应用怀疑论。他们只是把怀疑应用到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上，例如他们提出宗教有无必要的问题，因为他们反对传教士。可是，他们决不会提出作为他们生活来源的政治学与伦理学有无必要的问题。现在这些科学在强有力的政权下公认为是无用的东西，而在脆弱的政权下却又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东西。
由于我同任何学术派别没有关系，我决心一视同仁地对各家论点都持同样怀疑的态度，即使对公认的原则，也不例外。文明就是一个例子，它是所有哲学派别崇拜的偶像。它们总认为在“文明制度”一词中找到了尽善尽美的化身。可是，还有什么比带来千万种祸害的“文明制度”更糟糕的东西呢?文明社会只不过是社会长河中的一段，这难道还不很清楚吗?如果说在它之前存在过蒙昧、宗法、野蛮三个时期，难道就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它是第四个时期也必然是最后一个时期吗?难道就不能产生其他的时期，就不能看到第五、第六、第七个社会制度（它们也许比文明制度幸运一些，但仍属未知数，因为一直没有人去发现它们）的出现吗?因此，必须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完善性以及它的持久性。这些都是哲学家们不敢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怀疑文明制度就会怀疑到他们的理论是否有效。这些理论都建筑在文明制度上，一旦发现能够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会制度，这些理论就会与文明制度同归于尽。
因此，哲学家只局限于“部分的怀疑”，因为他们需要维护本集团的书籍和偏见。由于深恐损害本集团的著作和派别利益，他们总是回避重要的问题。我没有什么派别要支持，所以就可以采用“绝对怀疑”，并首先把它用来对文明制度及其根深蒂固的偏见上。
2．“绝对排斥” 我在前面已提到过，要做到有效发现，最可靠的办法是在各方面都离开非精确科学所走的老路。这些科学对社会集体没有创造过丝毫有益的新东西。尽管工业上有了伟大的发展，而这些科学却连预防贫穷这一点都做不到。因此，我的任务是经常同非精确科学对抗。鉴于它的作者们为数众多，我假定他们对研究过的所有主题都已经谈深谈透，因此，我决定只探索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谈过的问题。
我有意避免对有关王位及祭坛的问题进行任何研究，因为哲学家们自从建立他们的学说以来，一直不停地探讨这些问题，他们总是在宗教革新与行政革新这两方面寻求社会幸福。恰恰相反，我要努力做到的，只是在同政教没有任何关系、而单单同产业与家庭方面的措施有关的各种活动中寻求幸福。这些活动不违反任何政府制度，也不需要政府出面干预。
我遵循这两个指导原则，即对一切偏见绝对怀疑，对所有已知的理论绝对排斥，这就能够给自己开创新事业，如果真的有什么新事业的话。但我决不想研究命运，我决不好高骛远。首先，我只研究一些十分普通的问题，其中两个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协会”和“对岛民商业垄断的间接抵制”。我之所以讲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它们互相有联系，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没有“农业协会”的活动，就不可能间接打击岛国垄断，反过来也是一样。一找到建立农业协会的方法，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消灭岛国垄断、海盗行为、证券投机、破产以及转嫁于工业本身的其他灾害。
我急于要提出这些成果，目的是在引起对农业协会这个问题的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平淡无奇，以致博学之士向来对它都不屑一顾。
请读者记住前面提到过的一件事，即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展示我的研究，是因为这些研究为我的发现铺平了道路。因此，我在下面讨论一个看来同命运无关的主题，即“农业协会”。我自己在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丝毫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研究竟能导致命运理论的发现。可是，既然这个问题起了关键作用，那就必须费点篇幅来谈谈它。
这样一个为人轻视的问题如能得到解决，就能导致一切政治问题也得到解决。人们知道，有时候一件小东西可以起大作用：一根金属针可以驾驭雷电，指引航船穿过风暴。正是用类似的简易办法，可以消除所有的社会灾难。当文明制度沉浸在血泊之中以满足拜金欲时，人们一定会十分关注地倾听这个消息：有一种产业活动，它不需要任何战斗，就可以永远消除灾难，而且由于“农业协会”的作用，那一个至今令人生畏的海上强国即将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古代，由于庄稼人处于奴隶地位，因此农业协会这项安排是不能实现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像出售牲畜似的出售庄稼人，而哲学家们竟然加以赞许，从未指责过这种罪恶行为。这些学者先生们习惯于把自己未见到过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能有的事。他们认为，解放奴隶必然会推翻社会秩序。可是，人们已经解放了奴隶，而社会秩序反而更加完善。哲学家们对农业协会仍旧抱着过去像对奴隶制度的那种偏见，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农业协会。看到农户一向分散劳动，他们就认为不可能把农户组织起来，至少他们装出一副这样想的样子。因为，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由于利害关系，总是把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看成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可是，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如果能把每个集镇的居民组成产业社会，把耕种一个郡的土地、财产不等的两三百户，按照资本和经营能力组织起来，那么，对于工作的改进和经济的节约都有无法估量的好处。
由于有人激烈反对这种组合，势必造成重重的障碍，上面的想法，乍看来似乎过于庞大而难以实现。加上这些障碍难以逐步解决，因而也就特别令人望而生畏。人们不可能把二十、三十、四十，甚至五十个人组成农业协会，至少要有八百人才能组成一个“与自然相适应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协会。所谓“与自然相适应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协会，是指其会员由于受竞争心、自尊心以及与利害关系并行不悖的其他动力的激励而从事劳动的那种会社。这种制度会促使人们热爱农业，而现时农业是如此令人厌恶，人们只是在唯恐饿死的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农耕。
我暂且不提对“与自然相适应的协会”进行研究的细节问题。这是同我们的惯例截然相反的一种制度，我不想急急忙忙地加以阐述。如果我不先谈一谈这种制度将带来的极大好处，使读者心中有数，就冒冒失失地把它描绘一番，那未免有点滑稽可笑。
如果农业协会会员达到一千人左右，它将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利益。看到这样巨大的利益，就难以解释现代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如此漠不关心。可是，事实上确有这样一类学者，即经济学家，他们专心致志于改进产业方面的研究的工作，却对组织协会的途径的研究工作视而不见。特别令人费解的是，他们自己也指出过协会将带来多种好处，例如他们承认（每个人都会同他们一样地承认），组织起来的三百户村民不再需要三百个建筑得乱七八糟的谷仓，而只要有一个整洁美观的谷仓就够了；也不再需要三百个大多数极不干净的水池，而只需要一个水池就行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夏天，只需要三四个大炉灶就行了，而不需要三百个小炉灶；只需要派一个送奶人把一大桶牛奶装在有弹簧的马车上送往城里就行了，这可以节省一百个送奶人搬运一百个奶罐所花费的一百个半天的工作时间。以上就是一些观察家约略看到的种种节约，可是，他们还没有看出将由农业协会带来的好处的二十分之一。
人们总以为不可能有农业协会，其理由是，人们不知道如何组成农业协会的方法。难道就可以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人们不会发现也不应该去寻找建立农业协会的方法吗?如果想到农业协会将把全部经营利润增加三倍（常常是十倍），那就会相信上帝早已考虑到如何建立农业协会的途径了，因为上帝首先会负有筹建作为人类社会枢纽的产业机构的责任。
喜欢争辩的人们在这一方面会提出各种各样反对的意见：“怎么能把贫富不均的家庭（其中有的腰缠十万镑，有的身无分文）联合在一起呢?怎样克服那许多不同的利害冲突呢?怎样调和那许多相互矛盾的意愿呢?怎样把这一切觊觎角逐之心兼收并蓄而熔于一炉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用财富和乐趣来作诱饵。庄稼人和城里人一样，他们最大的欲望是有利可图。当他们看到一个组成农业协会的郡，在同等的机会下得到了比只有个体农户的郡多三倍、四倍（五倍、七倍）的收益，并且保证了每个社员都能得到各种各样的享乐，他们就会把一切事端置之脑后而急于去建立协会；协会不需要通过任何法律就会推广到一切区域。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总是热心追求财富和享乐的。
总之，农业协会的理论将会改变人类的命运，迎合人人的共同欲望，它用收益及快乐作为诱饵来吸引人。这就保证它会在蒙昧人、野蛮人以及文明人那里取得成功，因为情欲在所有的社会里都一样存在。
暂且别忙着阐明这种新制度。我把这种新制度称之为“进步谢利叶”或“小组谢利叶”、“情欲谢利叶”。
我用这些词来表达从事于同一种产业或同一种情欲的各部门活动的几个小组的组合。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卷末附注A，在附注A中我说明进步谢利叶制度在组织上的一些概念，这当然远远不够，但可以避免对这个机构可能产生的一些误解。这些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在重复我讲过的各种细节时，总是难免歪曲它们的意思。
情欲谢利叶或进步谢利叶的理论并不像社会理论那样是任意杜撰出来的。这些谢利叶的安排，在各个方面，都类似几何级数的安排，并具有其全部特性，如级数两极群同中间群的对抗平衡就是一例。这在附注A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人们总认为情欲是协作的敌人，因而写了上万卷书，对它大张挞伐，而这些书都将化为乌有，不值一文。我说，情欲只能趋向协作，趋向社会的统一，尽管一般人都认为这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情欲是能在进步谢利叶或小组谢利叶中得到正常发展的，也只是在这种前提下，它才能和谐前进。不然的话，情欲只能是一匹脱缰之马和一个猜不透的谜。正因为如此，哲学家们才大声疾呼“应该压制情欲”。这种见解，可谓是双重的荒谬。荒谬之一，在于人们不能压制情欲；荒谬之二，在于如果人人压制情欲，文明社会势必迅速衰退，并回到游牧状态中去。而在游牧状态中，情欲正如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猖獗泛滥，因为我不相信牧民们的道德会超过牧民辩护者的道德。
即将代替一盘散沙似的文明制度的那种协作制度，它不需要克制，也不需要平等以及哲学家们的任何其他观点。协作制度需要的是，既热烈而又精细的多种情欲。协会一经成立，各种情欲越炽烈，越多，也就越趋于协调一致。
这并不是说新制度会改变情欲，改变情欲是不可能的，上帝办不到，人也办不到。但是人们能够改变情欲的进程，而丝毫不触动它的本质。例如，一个没有家产的人憎恨婚姻，但如果有人向他介绍一位有十万镑年金作为陪嫁的贵妇人，他就会乐于缔结这一门姻缘，尽管他在前一天还不愿意结婚。是不是因此他就改变了情欲呢?当然不是，但他的主要情欲，即爱财欲却改变了步伐。为了达到目的，它走上前一天不愿意走的道路，但它并不因此改变了性质，而仅仅是改变了进程而已。
我说在协作制度下，人们的爱好将不同于目前的爱好，他们宁愿住在乡村而不愿住在城市，但不应该因此就认为他们改变了爱好，也就是改变了情欲，人们始终是受爱财贪乐这个原则所驱使的。
为了避免某些冥顽不灵的人可能提出荒唐的指责，我必须坚持上面这点意见。当他们一听到协作制度会使人的爱好和习俗发生改变时，便立即大喊大叫：“你们要改变情欲!”我们的回答是，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这种爱好和习俗上的改变却替情欲创造了新机会，而这种新机会能保证情欲获得比在目前我们所处的分散制度下大到三倍或四倍的发展。因此，在那时候，将会看到文明制度的人对他们现在所乐意接受的习惯，如家庭生活等感到深恶痛绝；那时候，他们将觉察到，孩子们在家里向来总是一味叫嚷、破坏、吵架并拒绝干活，而这些孩子们一进入进步谢利叶或小组谢利叶，就无须别人激励而专心从事生产活动，努力竞赛，兴致勃勃地学习农工与科艺，他们以参加生产、增添收益为乐事。父亲们在新制度中将发现他们的孩子在进入谢利叶制度的生活以后十分可爱，而在分散的家庭制度中却很可憎。他们还会看到，在一个法郎吉（指耕种一个郡的土地的协会）所在地，谢利叶制度仅用家庭中所费三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准备好精美的饮食，它比家里做的饮食要丰富鲜美三倍，也就是用三分之一的花费赢得三倍的营养，况且还能省去购买和烹饪方面的麻烦。他们还会看到在谢利叶制度的彼此关系中，没有欺骗行为。文明制度中的伪君子和凡夫俗子们在谢利叶制度中将都变得真诚爽直，彬彬有礼。当他们看到以上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厌恶家庭、城市和文明制度，而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现时的心爱之物；他们必然会加入由谢利叶制度组成的一个法郎吉，并住在公共房屋里。是不是因为他们鄙视今天所爱好的习俗与兴趣，他们的情欲就会改变了呢?不是的，虽然他们的情欲改变了进程，但是并没有改变其目的和性质。因此不应该相信进步的谢利叶制度（它已不是文明制度）会促使情欲发生任何的改变。不论过去或未来，情欲都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它们在进步谢利叶制度以外产生了分裂和贫穷，而在协作制度以内则产生了协作与富裕。协作制度是我们命里注定要有的制度，只要它在一个郡里建成，那就会自发地在全国范围内群起仿效，原因是这个制度不分贫富，保证人人都能得到无限的利益和无穷的享受，这就是它的唯一的诱饵。
现在我要从科学方面讲一讲这个发现所带来的成果。
学者们是不是由于轻视，由于漫不经心或是由于患得患失才忽略了对协会问题的研究呢?动机倒无关紧要，总之，他们忽视了这个问题。我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研究者，也是唯一的研究者。因此可以说，如果直至今日还无人知晓的协会理论能够导致其他发现，如果说协会是某些新科学的钥匙，那么，这些新发现、新科学就要归功于我一个人，因为研究并发现这个理论的只有我一人。
由于协会的发现，就打开了多种新科学的大门，在这些新科学中，我只讲两门主要的科学。详细的情节，对广大读者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尽可能叙述得简略一些。
我所发现的第一种科学是情欲引力论。
当我认识到进步谢利叶可以保证男女老幼和不同阶级的人的情欲得到充分发展时，认识到在新制度下情欲越多，人们所获得的力量与财产也就随之增多时，我就由此推测到，上帝给予情欲引力的力量是那么多，而给予情欲引力的敌人（理性）的力量却那么少，这正是为了要把我们引导到进步谢利叶制度上去，因为进步谢利叶制度，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能够满足引力的需要。因此，我就认为备受哲学家们责难的引力，是上帝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意旨的表达者。于是我便着手于情欲引力或斥力的分析和综合研究，而情欲引力和斥力在各个方面都通向农业协会。如果人们想对引力进行分析和综合，则无须寻求就会发现协会的规律。而在这个问题上竟然无人过问，甚至在这个到处推销分析法的十八世纪中，也没有人试图把分析法应用到引力上来。
情欲引力和斥力的理论是驳不倒的，并且全部适用于几何定理。它有广大的发展前途，能够成为思想家们的精神食粮，而这些思想家，目前正很难找到有益的出色主题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让我继续谈谈新科学的归属问题。我很快就发现，情欲引力的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运动体系上具有统一性。
我想两个世界的这种类似之处，能够适用在普遍规律上，也能够推广适用在特殊规律上。因此，我想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的引力和特性，也许能同人或星星的引力及特性那样协调起来，这正是我在作了必要的研究之后所深信不疑的事。这样，我就发现了一门新的精确科学：“物质、有机体、动物、社会四种运动的类比”，或“物质变化同人类及动物情欲的数学理论的类比”。
这两种精确科学的发现揭示出了其他的科学。这里没有必要开列清单。它们的范围很广，直至包括文学艺术在内。它们在人类知识所有的领域内都将创立精确的方法。
自从掌握了“引力”和“四种运动的统一”这两种理论之后，我就开始探索宇宙之谜。宇宙的奥秘相继被识破了，我把被人们一再称为无法冲破的帷幕揭开。我进入了科学的新世界。我就这样逐渐着手探索宇宙的命运，也就是确定基本的体系，并且在这个基本体系上规划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一切运动的规律。
在这样的成就中，究竟是哪一种成就最值得我们惊奇的呢?是不是由于偶然的幸运，通过对起关键作用的“协会”的肤浅研究而突然发现了那么许多的新科学呢?还是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学者们，尽管深入钻研了其他那么多的学科，竟然根本没有想到对“协会”进行研究的这种轻率行为呢?我相信人们会作出对我有利的抉择：最值得惊奇的，倒不是我的这种极其广泛的发现，而是多少世纪以来对这些发现竟茫然无知的轻率行为。
我已经安慰过不幸的学者们，告诉他们，名利双收人人有望。我发现的新科学比发现美洲时所找到的金矿还要丰富得多。可是，由于不具备发展这些科学的必要知识，我只选择了其中之一，即“社会运动科学”，而把其余的，留给各门博学之士用来建立各自的光辉灿烂的学科。
这些人是多么需要养料啊!各门的学者都到了走投无路、罗掘俱穷的地步。他们一再重弹旧调，把已知的科学仓库里最后一粒谷子的脂肪都榨干了，只剩下以诡辩反驳诡辩，用错误理论驳斥错误理论的办法来加倍地扩充篇幅。
从今天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学者们从绝对匮乏走向极端丰富的境界。收获将是如此之大，这只能使他们大家为亲临其盛，扬名四海而深感荣幸，因为他们占有科学金矿最丰富的矿脉，也就是取得了优先开采权。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从第二篇“论文”（我在第二篇论文中谈到动物与有机体的运动）起，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主题，用以编写精确科学的论著。我必须坚持使用精确科学这个名称，因为人们常常把它滥用于空洞的和捉摸不定的学科上，例如植物学，其中各个体系只不过是一些任意划定的分类表，这与自然界的正确方法毫无共同之处。自然界的方法，是把万事万物的所有形式与特性汇集成一个共同的典型，合并成人类多种情欲的数学体系。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一切科学总是要选择一个固定进程，采用一种持久不变的方法。自第二篇“论文”起，我将提出一些有关这种方法的概念。这种方法把一切都同情欲联系在一起，它在万事万物中描绘出情欲如何发挥作用的情景。这一类比对于像研究解剖学这样索然无味的科学，将提供比现时研究花卉还要多的魅力。
这个方法将给我们带来许多令人满意的成果，其中首先是发现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任何疾病都有一种或几种从三个自然界（动物、植物、矿物）提取出来的解毒剂。可是医药界缺少正确的理论，以便对尚未知晓的有效药品进行研究，好多世纪甚至几千年以来，总是停滞在摸索阶段，直至有幸找到一副药方为止。因此，医药界还没有找到医治鼠疫、狂犬症及关节炎的自然疗剂。人们将会通过四种运动理论发现良药。医药学正如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即将脱离长期以来的幼稚状态，并通过对“反运动”的研究，上升到取得它长期以来所无法获得的种种认识。
荣誉与学问，无疑地都是人人所追求的对象，但若没有财产相伴，就会美中不足。智慧，功业以及其他的幻想都不能导致幸福，因为幸福首先在于拥有财富。在文明制度下，学者们之所以往往遭受不幸，正是因为他们贫穷的缘故。他们只有在替代文明制度的协作制度下，才能享有财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任何学者和艺术家，只要具有真才实学，就会拥有大量财富。在下面，我将指出这种真才实学是如何通过世界各地区一年一度对应该表扬的作品的民意表决而得到证实的。
但在向精确科学（和艺术）指明其光辉前景的时候，应该用什么语气来宣告即将向文明制度的旧偶像，即向非精确科学猛烈冲击的风暴呢?是不是应该穿起丧服，向政治学家和道德学家宣告他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他们汗牛充栋的书库将全部化为乌有呢?还有柏拉图、塞涅卡
、卢梭、伏尔泰之辈，以及古今非精确科学的大师们都将从此默默无闻呢?（我不是指他们的文学作品而言，而仅仅是指他们的有关政治与道德的著作来说。）
如果说最有名的哲学家们已经离开人间，当然也就感受不到失败的耻辱的话，那么，这种作品和声誉上的败坏，并不构成对整个哲学界的侮辱。至于他们的仍然活着的徒子徒孙，只须想一想精确科学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的那份财富，想一想终于能够跨上自然界的圣坛就够了。而他们的鼻祖却始终没有能够打开这个圣坛之门。
唉!难道他们不早就预料到了正在威胁着他们的雷霆闪电吗?从苏格拉底起（苏格拉底希望光明总有一天会降临人世），一直到伏尔泰（伏尔泰急于要看到光明来临，曾大声疾呼：“然而，多么深沉的黑暗，还笼罩着大自然啊!”），我早就在他们的声名显赫的作品中看到这种先见之明。他们都承认自己的学术无济于事，也承认他们立志要使之臻于完善的理智已陷入歧途，而终于异口同声地附和编纂大师巴泰勒米
的名言：“这些被称为高级知识的宝库的图藏馆，只不过是一所充满矛盾与谬误的极其简陋的储藏室而已。”
这话说得太对了! 自从有了政治与道德科学的二十五个世纪以来，这些科学对人类的幸福毫无贡献。随着经过革新的科学的日益完善，它们反而使人类变得格外狡黠。它们所做到的，只是使贫穷与欺诈持久化，并且使过去同样的一些灾害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在经历了为改进社会秩序而进行的各种各样无效的尝试之后，哲学家们只是感到困惑和失望。公共幸福问题对它们来说是个不可克服的暗礁。只要看一看城市中充满赤贫的居民，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启蒙哲学的巨浪就是一股黑暗的洪流吗?
可是，大家都感到一种普遍的不安，这说明人类还没有到达大自然要引导他们去的目的地。这种不安似乎预示着即将发生某种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一切民族，由于受到不幸的煎熬，都如饥似渴地追求着能向他们预示一线幸福之光的政治的或宗教的理想。这些民族酷似一个指望得到妙手回春的治疗的垂危病人。大自然似乎向人类窃窃私语，说幸福在等待着他们而他们却不认识幸福之路。它又对他们说，一种奇妙的发现会把文明制度的黑暗一举驱散。
不论理性如何夸耀自己的进步，只要它不能向人类提供人人需求的社会财富，它就对幸福毫无贡献可言。所谓“社会财富”的意思，是指能使穷人不虞匮乏的那种不同程度的富裕，它至少能保证人类享有通常称之为市民生活水平的那种极其平常的生活水平。人们说，财富对社会上的人来说，是仅次于健康的主要幸福源泉。如果说这句话确是言之有理，那么，没有能够给我们带来相对富裕或不同程度的福利的那个理性，就其夸夸其谈的理论来说，只不过是一番毫无目的的冗长的废话而已。我所宣告的发现，假使它只谈科学，永远只谈科学，而不给我们带来人人更需要的财富，那么，它就会同那些政治和道德的学说一样，只不过是理性的又一次出丑罢了。
命运理论可以满足各民族的要求，保证人人得到某种程度的富裕。这种富裕是共同希望的目标，它只有在进步的谢利叶制度下才能获得。至于我们即将摆脱的文明制度，我将证明它决不是人类在经济上的命运，而只不过是大多数星球在存在初期所遭到的暂时性的灾难。它对人类来说，正如儿童出牙一样，是一种短暂的病痛。它之所以能多延续两千三百年之久，是由于不重视研究“协会”和“引力”的哲学家们的傲慢和疏忽的结果。总之，蒙昧社会、宗法社会、野蛮社会以及文明社会，只不过是为了上升到一个较好的社会制度，即进步谢利叶制度而经过的荆棘丛生的小径或阶段。而进步谢利叶制度则是人类的经济命运，离开了它，即使世上杰出的明君贤相竭尽全力也都不能拯救人民的不幸。
哲学家先生们，只要你们一天不能拔除社会不幸的老根（这里指的是同上帝意旨背道而驰的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那么，你们纵然为了追求幸福而著书立说，典册浩如烟海，也是枉费心机。你们埋怨大自然向你们关闭了洞察自然规律的大门，唉!既然直到今日你们还没有能够发现自然规律，那为什么还迟迟不承认自己在方法上有错误、不去寻找新的方法呢?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大自然不愿意人们得到幸福，要么你们的方法受到大自然的摒弃，因为这种方法没有能从大自然那里发掘出你们所追求的秘密。你们以为大自然敌视物理学家的努力也同敌视你们的努力一样吗?不然，物理学家是研究自然规律，而不是把规律强加给自然的，而你们所研究的只是如何压制大自然的声音，压制作为大自然代言人的引力论，因为引力论在条条道路上都通向建立进步谢利叶制度。看，你们的错误同精确科学的奇迹之间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啊!每天你们总是新错加旧错，而每天物理学却在真理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用其光明普照现代生活。这种光明同由于你们的幻觉而给十八世纪永远烙下的耻辱，彼此也形成了同样鲜明的正反对比。
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在每个星球上只能出现一次的景象，即由分散状态突然过渡到社会协调制度。这是宇宙中最辉煌的成果。这种希望可以安慰我们这一辈人的种种不幸。发生变化的每一年都将抵得上好几个世纪，并将提供为数众多的重大惊人事件。如果草率从事，贸然予以说明，那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决定把“协调制度”和“进步谢利叶制度”的理论放在第三篇论文中去论述，而在目前只讲述它们的一般性的成果：例如，原始蒙昧人自发地从事产业活动；野蛮人赞同妇女和奴隶的解放（因为妇女和奴隶的自由是建立进步谢利叶制度所必需的前提）；还有在全球建立统一，如语言、度量衡、印刷体的统一，以及其它种种关系上的统一。
至于谈到协作制度的特征以及它带给我们的种种享受，我要再次说明，应该要有分寸、有节制地向文明制度的人宣布这一切。由于受到生活在不幸之中的习惯以及哲学成见的束缚，文明制度的人总以为上帝注定他们要受苦受难，或者只能享有极其平凡的幸福，因此，他们不能突然适应幸福在等待着他们的这一想法；如果贸然地向他们展示不久即将享有的种种欢乐情景，他们在精神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不到两年的工夫，就可以在每个郡建立协作制度，不到六年工夫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协作制度，而且这还是在时间上作出的最长的估计。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难以置信的。
协调制度建立的时间越迟，它就会在建立之初越显得辉煌。古希腊在梭伦
时代就已经能够着手建立这个制度了，而当时的豪华已经达到足够建立这一组织的程度。但是现在的豪华与精致的程度至少超过雅典人时期的一倍（雅典人没有带弹簧的四轮马车，没有丝棉织品，没有糖，也没有美洲和东方的其他产品，如指南针、望远镜以及现代的其他科学发明）。因此，我说我们现在的奢侈和享乐资料至少超过往昔一倍，这并不夸张。在协调制度下，一开始就会光芒万丈。现在已经到了采集在十八世纪中阔步前进的物理科学的果实的时候了，而直到今天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成就。只要文明制度在延续，科学奇迹对于人类幸福总是害多于利。因为虽然增加了享乐的资料但同时也加倍扩大了绝大多数无衣无食的人的贫困。科学奇迹只能给大人先生们增添很少的乐趣（这是由于他们的消遣单调无味的缘故），却日益刺激人们贪婪的欲望，越来越加深腐败堕落之风。
直到现在，在奢侈上精益求精的科学所能做到的只是有利于狡猾之徒，因为在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中，这些人总是比诚实人更早地占有财富。这一咄咄怪事，必然促使我们在两种意见当中选择其一：或者上帝有罪，或者文明有罪。当然选择后者才是合理的，因为不可能设想上帝有罪。假使上帝有意罚我们永远在灾难重重的文明社会之中苟且偷生，那他才真是为恶不仁。
哲学家们不从这个观点来考虑问题，而是设法躲避由于人性狡猾而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或者怀疑文明，或者怀疑上帝。哲学家们接受了一种非驴非马的见解，即无神论。无神论认为上帝并不存在，因而使学者们可以不去探求上帝的意旨，并授权他们制订离奇古怪和矛盾百出的种种理论来作为善恶之准绳。对政治上和道德上十分无知的人来说，无神论是最方便不过的理论。由于传播无神论因而被称为才智超群的那些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无能。他们唯恐在探求上帝有关社会制度的意旨方面一无所获，就宁愿否定上帝的存在，并把被他们在背后嫌弃的文明制度公开奉为至宝。他们由于受到文明制度外表的迷惑，终于堕落到了怀疑神灵的地步。
在这个问题上，不单哲学家们有错。如果说不相信上帝是荒谬的，可是对上帝半信半疑，认为上帝对我们的保佑不能全部兑现，也不能满足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如创造一个幸福社会制度的需要），那也同样是荒谬的。当人们看到工业上的种种奇迹，例如巨轮以及其他种种发明（如果考虑到我们政治上的幼稚，这些发明可以说是早熟的奇迹），难道可以设想那个对人类传播大量宝贵知识的上帝，竟会拒不传授组织社会的艺术的知识吗?何况，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都将等于零呢!假使上帝传授给我们的宝贵知识，只能用来建立像文明制度那样邪恶多端、令人可憎的社会，那么，他给了我们这些宝贵知识岂不是自相矛盾，应该受到斥责吗?
当我指出，我的发现将使人类从蒙昧、野蛮、文明制度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保证人类享有的幸福比他们敢于想象的还要多，并向他们敞开宇宙之谜的大门（他们本以为永远被排斥在这座大门之外）；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说我在卖狗皮膏药，而“明智之士”们则称我为幻想家，却还自以为是采取克制的态度呢!
我不想在任何发明家都会遭遇到的这种冷嘲热讽方面多浪费时间，现在我要做的是使读者持公正的态度。
为什么那些最著名的发明家，如伽利略、哥伦布，还有其他许多人，在他们的意见被人接受以前常常受到迫害或者至少是受到嘲笑呢?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普遍的厄运”和“学究的傲慢”。
第一，普遍的厄运 如果一项发明向人们许诺幸福，而人们总是担心自己所盼望的是一件不能到手的财物，并且摒弃这样一种前景：它能唤起尚未完全熄灭的希望和因被过于美好的诺言而增加对现在贫困的感觉。因此，出乎意外地赢得财富或继承权的穷人，总是不相信第一个好消息，不欢迎第一个传递佳音的使者，并且指责他在挖苦穷小子。
以上所述，是当我向全人类宣布他们即将享有无限幸福生活的时候将要碰到的第一道障碍，因为生活在公认为无法摆脱的社会穷困之中长达五千年之久，人们早已对这种幸福不抱任何希望了。假使我宣布的是一种平常的福利，那就会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因此，我决心大大冲淡未来的幸福远景。当人们获悉幸福的全部内容时，就会感到奇怪：我竟然有这样的耐心迟迟不加宣布，竟然能够如此克制，而又用如此冷淡的语调来宣布这个使人人欢腾的事件!
第二，学究的傲慢 学究的傲慢是必须克服的第二道障碍。任何光辉灿烂的发明创造都会受到本来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的嫉妒。他们为一个无名小卒一举成名而感到愤慨。一个同时代的人竟然揭穿了人人能够在他之前能够揭穿的秘密，这是一件难以容忍的事。人们也不能容忍他一下子使已有的智慧之光黯然失色，并把最杰出的学者们远远抛在后边。这样的成功是对当今一代人的侮辱。人们忘记这一发现即将带来的幸福，而只想到它对未拥有这种发现的那个时代所引起的混乱，而且，每个人在进行推理以前，首先要替受了侮辱的自尊心报仇。因此，在没有研究和判断这个辉煌的发明以前，人们总是嘲笑和迫害发明者。
人们不会嫉妒牛顿，因为牛顿的研究如此出类拔萃，它使世俗学者望尘莫及。但是人们攻击、诋毁哥伦布，因为寻找一个新大陆是如此容易，可以说人人在他之前都能想到的。于是，人们就一致刁难发明者，阻止他去实验他的思想。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文明制度的人对发明者所普遍存在的恶意。
当那愚昧无知的教皇对哥伦布在宗教上和舆论上施加雷霆万钧的压力的时候，难道这位教皇不是哥伦布计划圆满成功时的最切身的受益者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美洲一发现，教皇就把他的权力扩大到这个新世界上，并且发觉从这一发现中是非常容易敛财的，而过去他一想到这点就会怒火万丈。前后自相矛盾的教皇也是和每个人一模一样的。偏见与自尊心迷住了教皇的眼睛，使他连自己的利益也看不清了。假使教皇事先进行推理，他就会懂得，教廷在当时是能够给这片尚未发现的土地以世俗的主权的，并且能使这片土地在宗教上服从教廷的领导。从各方面来说，鼓励寻找新大陆对教廷都是有利的，但是教皇及其御前会议由于自尊心太重，拒不进行推理。这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具有的狭隘胸襟，这也是时常折磨发明者的一个不利因素。发明者应该想到他的发现越辉煌，他受到的迫害就越残酷，特别是他如果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在他偶然受到启发而掌握了知识以前没有出过一本书，那他所受到的迫害就更要残酷了。
假使我是同一个公平时代打交道，同一个力求打破宇宙之谜的时代打交道的话，那就会很容易向它证明，牛顿这类的科学家仅仅把他们所探讨的那个部门的运动规律（即天体运动的规律）解释了一半。
因为，如果向他们问起星体分布系统怎么样，他们就会哑口无言。……这些人对分布论毫无概念，他们对天体运动规律的大部分是无知的，尽管他们自以为曾解释过这些规律而洋洋得意。
而我呢，从1814年的发现开始，就恰如其分地解答了所有的问题，这难道不是完成了牛顿派所草拟但却未曾完成的任务吗?
对天体理论的全部认识还只不过涉及宇宙运动规律的一个分支，还有别的分支需要解释，其中如社会运动或情欲运动。而人类的统一组织，人类的社会命运之发现，则有赖于社会运动或情欲运动。要发现这类运动，只有对运动的全部规律都加以研究才行，而牛顿派只掌握了一个对幸福毫无裨益的片断。
在创立运动的一般理论时，必须给它一个响亮的名称，以保证它能够经得起审查与考验。假使是牛顿或是他的对手，或是他的继承者之一，如莱布尼茨·拉普拉斯
宣布情欲引力论，那就会万事顺利。每个人都会由此看到这是物质引力发现后的自然引申，这是宇宙统一论的必然结果。根据宇宙统一论，任何物质和谐原理都应该适用于社会或情欲的理论方面。因此，如果是一个牛顿派或其他有威信的人物宣布这个消息，所有批评者都早就会交口称赞发明者了。人们会在发明者进入竞技场以前就欢呼他的胜利。可是，如果发明者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乡下佬”或科学界的贱民，一个像皮隆
那样犯了连院士也当不上的错误的不速之客，他就要成为群起而攻之的对象，我所举出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就是一个例证。由于宣告了有个新大陆，他一连七年受到嘲讽和侮辱，并被逐出教门。那么，当我宣布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时，岂不也要遭到同样的不幸吗?
触犯别人意见的人不会不受到惩罚。在十九世纪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为了反对我而凭借的偏见，超过了宗教迷信在十四世纪反对哥伦布时所依据的偏见。但是，既然哥伦布能找到像费迪南和伊莎贝尔这样比当时所有的才智之士都更少偏见，而且也更正确的国君，难道我就不能像他那样指望得到一个比同代人都更开明的君主的支持吗?十九世纪的诡辩家同十四世纪的诡辩家一样，喋喋不休地叫嚷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发现的了。难道不能有某个君主愿意进行一下像昔日卡斯蒂
的君主们所做过的那种实验呢?卡斯蒂的君主们不冒什么风险，他们仅仅派了一只船去寻觅新世界，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帝国。十九世纪的君主也可以这样说：“在一方块土地上试建农业协会。为了把人类从社会混乱中拯救出来，为了登上宇宙统一的宝座，并且把全世界的王笏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而进行试探，这谈不上冒什么风险。”
前面讲过，“普遍的厄运”以及“学究的傲慢”用种种偏见来反对我。我的目的是借此提醒读者，要预防那些不懂装懂的群氓的冷嘲热讽，这些人用文字游戏来对待推理，而这种文字游戏癖已经传染到了一般老百姓身上，因此到处散布戏谑的恶习。当我的发现已经证据确凿即将开花结果的时候，当人们就要看到宇宙统一将在野蛮制度与文明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时候，批评家们将会突然从鄙视而转为狂喜，他们要把发明者抬高到半神的地位，他们又会极尽阿谀之能事而五体投地，正像他们现在用不恰当的讽刺而贬损自己的身份一样。
至于那些大公无私的人，他们只是极少数。他们的怀疑正中我的下怀，而且是我招致他们怀疑的，但请他们稍待片刻，请他们等到我研究进步谢利叶的机构时再下断语。头两篇论文不涉及这一方面，它们的目的只在铺路，以便使人类在精神上习惯于接受正在酝酿中的大量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