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思想家欧文，是十九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著名的代表。他们的学说，总的说来是空想的、无法实现的，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十分可贵的无数真理的天才预测，他们堪称为自己时代的“真正的文化英雄”（列宁）。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导师们尽管对他们的空想总是严格地批判，但始终对他们怀着极大的敬意，并且教育进步人类特别是工人阶级，要对这份历史遗产，对这些“文化英雄”们的著作“给以特别的注意”。

三大空想家各有自己的特点。圣西门具有天才的慧眼和博学的头脑，他觉察出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所有思想的萌芽。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出色，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每页都放射出讽刺和批判的光芒，揭露了被誉为文明社会的丑恶。欧文的学说和他的活动，“具有实践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说，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新拉纳克棉纺厂的“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 。欧文主张废除私有制，主张人人都有劳动的平等义务和获得产品的平等权利，他是共产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则与欧文不同，他们是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傅立叶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但在他设计的“法郎吉”中，还保存着一定的私有财产。欧文后期曾接近过工人运动，求助于工人阶级实现其梦想，在英国工人中进行了多年的活动。三大空想家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十九世纪初期的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是三大空想家的著作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因此把他们的学说叫做“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胜利之后，他们就洞察出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的弊病，虽然他们没能做出科学的结论，却对它进行了机智有力的批判。傅立叶把革命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约言和革命后资产阶级文化奴仆的颂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贫困现实相对照。一方面，揭穿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冠冕堂皇的约言、华美词句的空虚；另一方面，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惊人矛盾——文明运行于“罪恶的循环”之中，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傅立叶描述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同剥削阶级的极端豪华相反，劳动群众普遍遭受奴役和贫困。傅立叶说，资产阶级文明就是“复活的奴隶制”，雇佣劳动就是奴隶劳动，工厂就是“温和的苦役场所”。欧文用营业会计的数字，说明劳动者阶级手创的宏伟生产力，只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自己反而贫困和被奴役。圣西门尖锐抨击当时的法国政府丝毫不关心改善人民的悲惨境遇。他们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且力图找出资本主义罪恶的祸根。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灾难的原因是：“社会有两个值得同样畏惧和仇视的敌人——无政府状态和专横霸道。”傅立叶却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看到了“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劳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竞争，竞争中产生“工业封建主义”即垄断。他从无政府状态中推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把最初一次危机（1825年）就称为“多血症的危机”，即由过剩而引起的危机。欧文更进一步指出，私有制是社会上存在经济不平等、劳动群众受苦和犯罪的原因。他说：“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他们虽然都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性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矛盾，而这个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但是，欧文已经“猜到了文明世界根本缺陷的存在”（马克思）。另外，傅立叶还特别出色地鞭笞了资本主义的商业。他十分熟悉资本主义商业的内幕，历数其重重罪恶。他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是全体人民的陷阱；商人是一帮抢劫犯、强盗和海寇，“经纪人就是兜售他人谎言并添上自己谎言的人”。他讽刺当时法国盛极一时的商业骗术和小商人习气，达到了令人发噱的程度。傅立叶还精辟地评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问题。他说，妇女是商品，“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标准”。总之，三大空想家的著作，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和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宝贵材料，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第二，在他们那夹杂着晦涩语句和神秘色彩的著作中，天才地预示了一些社会真理，这些真理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其正确性。例如，他们提出了历史发展有规律的思想。以前法国的启蒙学者，常常把人类历史看做是幸运造成的偶然性，而圣西门首先在历史中寻找规律性。他认为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应该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严格的科学。圣西门又在论述社会发展阶段时，指出新的社会形式比前一个社会形式是前进了一步。以前，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原始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人类不自觉的迷误、人性的堕落。他们的理想就是复归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圣西门却把未来社会放在大工业的基础上，看做是社会进一步前进的结果。他说：“在盲目的传说中到现在为止看作是属于过去的黄金时代，现在正摆在我们的面前。”又如，他理解到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说：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

在傅立叶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也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和部分的唯物主义成分。例如，他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表解，说明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就是在罪恶中循环的资本主义阶段，也是暂时的灾难。他说：“任何社会在它本身即具有孕育下一个社会的能力。当这个社会达到它本身主要特征的高峰时，它也就达到了分娩的阵痛时期。”每个历史时代，都各有其上升线和下降线。并且，他还首先以工业的发展即以经济因素作为说明各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恩格斯对傅立叶的社会历史观估价很高，说他的伟大，最显著的表现在这上面。

第三，在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和幻想性的描绘中，除了有一些像海水变柠檬汁、行星交配等等的奇谈怪论以外，还有许多积极的结论。例如，圣西门提出了：“人人应当劳动”的原则，以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要求；对人的政治管理，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即消灭国家的思想。傅立叶提出了劳动将由痛苦和谋生手段变成人们的乐生要素，以及协作和竞赛的问题。傅立叶和欧文都提出了消灭旧的分工制度和城乡对立的方案，儿童公共教育的要求和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理。欧文及其门徒的合作工厂和合作村社的实验，在实践上证明了没有资本家工人可以进行现代生产、劳动者集体经营大规模农业是可能的，以及其他等等。

尽管他们有许多天才的思想，但是，他们的整个学说却只是一种空想，好像是一面用真理和虚玄的线混合织成的网。他们虽然批判过资本主义，咒骂它，梦想消灭它，但是终未发现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没有找到成为新社会创造者的社会力量。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切和空无”上面，就是说，他们笼统的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所以结果一切落空。他们根本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贫苦、屈辱的阶级。他们否定阶级斗争，他们的社会主义是“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没有斗争的社会主义”，他们没有估计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幻想用社会主义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因此，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他们学派日益起着阻碍工人运动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这些学说的创始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而他们的门徒，却成了反动的宗派分子。他们的学说，只是在他们的时代，就是在无产阶级尚未走上独立革命斗争以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已发展起来，当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就从无产阶级退到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方面，起着反动的或保守的作用。例如，圣西门派关于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幻想，就受到历史的嘲弄，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表现为空前未有的大投机。因此，马克思很感慨地说：“圣西门是巴黎交易所的守护天使，是骗子的预言家，是普遍贪污行贿的救世主!除了圣鞠斯特化身为‘中庸’之士基佐先生而拿破仑化身为路易·波拿巴以外，历史上再没有更冷酷的讽刺了。”（马克思：《法兰西“动产抵押银行”》）傅立叶派，和圣西门派一样，用各种空想实验的无谓号召，引诱无产阶级离开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他们都拼命攻击一切工人政治运动。例如，在法国，傅立叶派攻击和《改革报》联系着的工人政治斗争和工人革命家；在英国，欧文派敌视宪章运动，这些欧文的门徒们对旧制度异常驯服，他们只依靠争取社会舆论，对改变旧制度的其他途径，一概否定。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他们的学说产生于十九世纪初期，这是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英国进行产业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英法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随着这种统治而来的，开始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贫富的对立更加尖锐。产业革命造成的巨大生产力的成果，都落到资本家的手里，而亲手创造这种生产力的劳动者反受奴役。这就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和启蒙学者的美好约言相对照，“理性王国”乃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以拯救人类自命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便出而陈述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拟定拯救人类的社会主义真理。可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是开始露头，这就使空想家们不能看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同时，无产阶级才刚刚从一般没有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还处在现代无产阶级的萌芽时期，无力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尚未显示出它是创造新社会的力量。既然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尚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空想家们就不得不从头脑中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真理，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学说不能不陷于空想。总之，当时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虽然没有发展到能够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却已经发展到能够使这些关怀劳苦群众的伟大思想家们猜出这些关系的发展趋向，创造出混合着天才预测和玄虚幻想的社会主义学说。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正是适应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的状况。这就是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这种学说的产生，还有其思想根源。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从旧唯物主义学说出发的。尽管他们喜欢向唯心主义甚至宗教频送秋波，但仍不失为旧唯物主义的产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他们的学说以旧唯物主义为基础，自然也有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就是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这些创造新社会原理的思想家们，却沿袭着旧时启蒙学者和旧唯物主义者的思想方法。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要为全体人类建立合乎理性或人性的社会。当然他们心目中的“理性王国”是与启蒙学者追求的资产阶级理想化的国家根本不同，在他们看来，合乎理性的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他们把社会主义同样看作是理性的表现，看作是思想的产物。这种合乎理性的社会所以还没有出现，在他们看来，只是由于真正的理性尚未被天才发现出来，尚未被人们正确认识，而不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性的缘故。只有他们才凭借自己的天才头脑，偶然侥幸找到了社会主义真理，制定了合乎理性的社会计划。所以，实现社会主义，就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去构造现实。他们也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产生看作是无条件的、与人类历史发展无关的事情。他们以抽象的人性为准绳，按照“是——是，否——否”的公式判断社会现象。私有制或者符合人性，或者不符合人性；一夫一妻制家庭或者符合人性，或者不符合人性；等等。他们斥责资本主义制度违背人性，是人类的迷误，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存在和灭亡对于各该历史时期来说都是合理的。由于他们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就有理由指望，在许多可能有的社会制度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制度更符合人性的制度，空想家们都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制度，都拿出了自己的“乌托邦”。

尽管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很不现实，尽管他们的时代已成过去，但是，我们现在来阅读和研究这三位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仍然会得到许多好处。第一，可以加深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全部历史痛苦经验的产物。人类只是在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之后，才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又只是在乌托邦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探索出社会生活的客观法则，从而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从这一方面说，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已往全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总结。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批判地利用了他们学说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恩格斯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肩上的。他们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研究他们的思想，自然会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第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有一些好东西，我们还可以利用。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全部基础的批判，至今还不失为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种种积极结论，有些已被或者将被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在过去是理应受到嘲笑的幻想，如通过合作社和公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却日益变成了现实的事物。第三，他们的著作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了解他们走上错误道路的原因，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可以避免重复他们的错误。

只要我们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他们的著作，只要我们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那么，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无疑地会得到许多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59年8月写 1978年12月重印 Vwh2+qyP5RzTqscWQ7dnVbbWRRfb2v0DIxozQnVdwAQDNnWxKVzN2oj5f59Pee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