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商业方法的顺序的系列

从第一表中可以看出，八种方法是属于八个社会时期的。假如世人把自己所想象的正确性应用到分析中来，那么他们就能认清我现在扼要说明的这些方法在商业上的顺序的系列。

四种社会——

包含有各种单纯的方法，其中三种是值得赞扬的。只有包括借助于像征用和最高限价这样公开的强制力量而实行的单纯强制行动的第四种方法，才是应该加以责难的。还有应该加以责难的，是像垄断，以及像用职权、法制和政策来掩饰的其他压制手段的那样复杂的强制行动和国库行动。

我不打算谈任何关于第一种方法的事，因为在我没有阐述第一时期即称为伊甸园制度或谢利叶婚姻制或地上乐园的本质以前，这是不容易了解的。

第二种方法——直接的交换——是用不着加以说明的。没有货币的蒙昧人才使用这种方法。谁去打猎有了捕获物，他就可以拿一只野禽去换取别人制造的箭，后者不去打猎，但需要食品。这种行为的方式是交换，而不是商业。

第三种方法是原始的商业。这种商业是通过拥有完全不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也完全不打算去消费的那种货物的中介人来实现的。这种方法虽然是有缺陷的，并为恣意胡为留下了广阔活动的余地，但是它在下面三种情况下却非常有用：

一、 在只有农业而没有工业生产的一些新国家中：一切初期的殖民地都处于这种状况。

二、 在难于开拓的一些国家中，例如西伯利亚或非洲的沙漠地带：那些不顾恶劣的天气而把日用必需品运到遥远地方去的商人，是很可宝贵的人。

三、 在受压迫和不自由的国家中，在那里游牧的阿拉伯人勒索赎金和掠夺商队，有时甚至虐杀商人，因此应该给不顾这类危险的人以一切的保护，使他们能把货物供给辽远的地方。如果这类商人发了财，那是完全应该的。

在这一切的情况下，商人不是证券投机者，也不是囤积居奇者，他们决不会把预定供消费之用的货物拿来倒卖。他们只要一到目的地，就会在市场上或在赶集的地方把货物公开出卖给消费者；最后，他们加快了生产运动。他们希望获利，在文明制度下再没有比这更公平不过的事了，因为播种的人应当获得果实。但是商人们很少以这种活动为满足。他们单独地或联合起来施展阴谋诡计，以妨害商品流通和迅速抬高价格。

当中介人由于他们的人数过多而成为寄生者的时候，当他们共同相约隐瞒商品，而借口商品不足（这种不足是人为造成的）来抬高物价的时候，最后，当他们不是用公开中介的方法来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反而用证券投机的方法去掠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候，商业的弊病就开始产生了。以公开中介方法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的这种正直行为，我们在乡村的和城市的小型市场上还可以见到。购买一百头牛犊和公羊的人，就是一个对于二十个农民有益的中介人，因为他可以免去这二十个农民耗费许多劳动日去到城市贩卖这些牛羊。如果这个中介人到了市场上，把自己的牛羊公开地摆出来卖，那就是说他对于消费者立了功；但如果他利用诡计去和其他的商业朋友们勾结，把四分之三的公羊藏匿起来，再向肉商说：现在公羊很稀少，仅够供给少数的朋友，于是利用这种口实把羊价抬高一半以上，并在购买者中散布不安的情绪，然后，把藏匿着的公羊一头一头地拉出来，因为有普遍的不安，所以就以特别高的价钱出卖，因此从消费者方面获得高额的利润，——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单纯的流通或公开地无奸诈地出卖商品，而是复杂的流通，这种流通的诡计是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以致产生我们商业制度中的三十六种弊病及为法律所公认的垄断。如果以阴谋诡计控制一切产品来抬高物价，那就等于借助于这种狡诈手段来进行比手执武器的垄断所进行的掠夺更大的掠夺。

我不详细来说明第四种方法，那是野蛮制度下人们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含有在文明制度下最常用的最高限格、征用和垄断。我曾说过，各个社会时期在行动的方式上是互相连接的，因此，文明制度既向低级的第四时期借用一些东西，又向高级的第六时期借用一些东西，这是用不着惊奇的。我们也使用第三和第二时期的方法。另一方面，我们实行着属于第六时期的寄售和属于第七时期的已导向均衡状态的特殊的国家管理。我们有时在互相信任的朋友和人们中间看到属于第一时期的预先补偿。由此可见，文明制度的商业机构是一切时期的特点的混合物，但是在这里，那些比第四时期即野蛮制度的特点更为讨厌的第五时期的特点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因为在虚伪的法律制度下，我们的商业不过是有组织的和合法化的抢劫行为而已，借助于有组织的和合法化的抢劫行为，这些握有商品的中介人就可以达成协议，来造成一切食品的人为的缺乏，用这种方法来同时掠夺生产者和消费者，以便出其不意地攫取五千万的肮脏财产；而这些财产的所有者还在埋怨说：人们没有给商业以保护，商人活不下去，什么都不好规划；又说如果商人只能赚得五千万财富，那么国家就会灭亡。

同时，有一种科学来开导我们，说应该赋予商人以完全的自由。他们向我们说：你让商人自己去行动吧，因为一个仅仅赚得五千万财富的囤积居奇者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也许就只能赚到一百万，而他的可尊敬的家庭可能被迫背着五万法郎的利息过活。

上帝呀！请您防止这种没落吧（Dii，talem avertite casum！）

这里提出了一个供讨论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估计文明制度在商业机构方面所作出的成就的问题。我们现在用几句话来说明争论的实质。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时期并不向完善状态急进，反而有走往野蛮制度所表现的那种可怕的退化的倾向，如社会面临深渊，运动陷入绝境，但是在这方面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绝境乃是跃进的据点，即作为和谐制度之杠杆的那种大规模生产的据点。在未达到和谐制度以前，社会必须在幸福面前后退几步，也像一个人面临深沟，必须后退四步，以便鼓足气力跃过或比较容易地跳过深沟。

因此，在社会阶梯上紧接野蛮制度之后的文明制度是走向完善制度的第一步，所以它有采用第六时期——保证制度——的一切措施的倾向。它应该本能地发现第六阶段的行动方式，但没有加以发挥：因为单是发现矿脉是不够的，还必须开采它。文明制度也有先垫款来实行寄售的办法，在这种方法下，中介人虽然预付了寄售的物品的一部分价值，但他既不是商品的所有者，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贩卖者。

这种办法已经不是第三时期的单纯流通，也不是构成第五时期特点的复杂流通。商品的代售人没有中介的所有权，也没有自己评价的权利。他的业务已经完全超出文明制度机构的范围。这是与第六时期的轻微的联系。但在达到稳健的寄售或第六时期的商业方法以前，还有多少的措施尚待发现呀！

几乎同样正确的是：我们已具有商业进步的萌芽，或进入保证制度的萌芽，也像在货币制度方面我们已有进入第七时期的萌芽一样。但是不幸得很，这些在文明制度下已经得到传播的珍贵的萌芽，并没有引起科学方面的注意。这些萌芽就好像也门莫卡的田野里的咖啡一样，人们在几千年期间中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直都没有发现它的特性，因为植物学家们不能够辨别这种特性。

人们不去发展称为寄售制的萌芽，反而歪曲这种萌芽，并且每一次在应用时都加以荒谬的解释。寄售制应该加以延长，这就是说货物由一个商品仓库转移到另一个商品仓库时，应该这样地到达消费者手中，即不让任何一个中介人能从消费者那里获得超过生产者给予商人的手续费和运费的其他利润。这种行动的方式不但应该推广到零售方面而且也应该推广到批发方面，正如在我们将要跳过的第六时期中或保证制度下一样，在每一个有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的居民区中只有一个商品仓库。那里存放着由各省仓库中搜集来的样品，以及本地生产的日用必需商品。这个可以代替一切商人的仓库将同政府共分手续费的收入，政府由此变成了在商业中拥有一半股份的股东（商人们现在则想把政府从商业中排挤出去），变成了反对欺骗竞争的参加者，这种行为与“让商人们自己行动吧，让他们的欺骗行径为所欲为吧”的那种现代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按第六时期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保证制度的仓库，经常拥有向能够提供产品或动产保证的小农户投资的基金。这时，高利贷的统治就会宣告结束，因为这个仓库可以按最低利率发放贷款，并为农民提供享受优先权的机会，而这种优先权现在只有证券投机者才能享受。这些证券投机者以百分之三的年息得到资金，而农民向高利贷者借债却要付百分之十二的利率。

保证制度的仓库收适度的手续费，来接收和采办各种各样的商品，如稻谷、酒等；于是农民就可以不再关心这些事务而专心致力于农业，并去从事很多在文明制度下所不知道的工作。在文明制度下，育林、灌溉及其他各种活动还处在摇篮时期。文明制度下的郡从来没有想到要培育森林，他们只会毁坏森林和赞美趋于完善化的能力。

既然我们要越过第六时期，那就用不着来详细地描写它。为了证明我们科学的缺陷，我只对它略略提一下而已，因为我们的科学掌握着一切幸福的萌芽，却不想发展其中哪怕是任何一种的萌芽。

我使用发展这个词，是因为在组织保证制度的仓库以前，必须采取许多行动；而名为寄售的这种萌芽，也正如某些昆虫类在达到主要形态以前必须经过几次变化一样。这种依次相继的变化也许至少要花三十年的工夫，但是要组织第七或第八时期的协作社，却连三年的工夫也用不了。

这里谈一谈第六时期也是同样有趣的，因为它是文明制度在自己的一切特点方面力求达到的最终目标。文明制度很少有进入第七时期的意图，因为在文明制度下很少有第七时期的萌芽，但是可以说在它的每一步中都有第六时期即保证制度的萌芽。在我们看来，保证制度是预定的目的，是本能的要求。因此，我们的学者们梦想着商业上的保证、平衡、对抗、商业稳定和相应的自由。但是，命运妨碍了近代的学者们，或者坦白地说，胆小断送了他们，他们拜倒在金牛犊前，竭力称赞本来是应该加以揭发和推翻的那种欺骗性的商业关系。科学在这种研究工作上应该以荣誉为指南，但荣誉并没有要他们去赞扬证券投机者、高利贷者、破产者和唯利是图的能手。

对于商业的蔑视，即各族人民天生的蔑视，支配着值得尊敬的一切民族，只有几个由通过唯利是图的勒索和欺骗取得利益的商人所构成的沿海部族除外。例如雅典人、泰尔人和迦太基人就利用过勒索和欺骗，因此他们对这类方法就不会加以嘲笑，因为任何一个人是不会嘲笑自己生财之道的，一个金融家也未必会嘲笑在账上多加几个圈圈的手法，他也不会把自己业务上的账簿交给自己的敌人，因为人们不会把现金留给敌人的，虽然他们也说现金和账簿是放在一起的。

实际上，不管对于古代人或近代的人来说，商业都是一切可尊敬的阶级嘲笑的对象。试想怎么能够尊敬那些专事欺骗的人的职业呢？他们的每一句话都靠不住，他们利用巧妙的手法一下子便可赚取数百万金，可是，一个诚实的所有主，即以自己的经验与辛勤劳动建立了自己产业的所有主，要费许多力气才能使自己的小小的收入得到稍许的增加。

可是，称为经济主义的新科学把商人、证券投机者、囤积居奇者、高利贷者和破产者、垄断者和商业上的寄生者捧到光荣的顶点，这已经有一百年了；债台越来越高和经常必须举债的政府不得不掩饰自己对于商人的蔑视，并对这个掌握着文明制度的钱袋、并且在为政府服务的口实下榨取工农业生产中的一切财富的商人——吸血鬼阶级加以宽恕。商业能为运输、供给和分配服务，这是完全对的，我也这样说过，但是它的行为则像一年的实际工作只值一千法郎却盗取自己主人一万法郎的仆人一样，这个数目超过他的工作所值的九倍。

现代的政府也像一个年轻的败家子一样，那个败家子虽然心里看不起犹太人，但是他非常恭顺地应酬犹太人，他每星期不断地跑到犹太人那里去，为的是好使犹太人剥削他。同样，现代的政府在表面上蔑视商业的情况下，不得不和因为具有同工业家（实际上商业是工业家的掠夺者）打成一片的技巧而获得更大意义的商业订立停战协定。经济学者们在这个小生意人的兽穴中找到了新信条的发源地，找到了思想体系的源泉，因此推翻了道德和自己对于真理的幻想，以便把自己的宠爱者——证券投机者和囤积居奇者——捧上宝座。其后，一切的学者都竞相表示自己的谦逊。科学第一次把证券投机者和囤积居奇者看作是与他人平起平坐的人物，伏尔泰甚至为英国商人写了一个悲剧。现在如果有一个学者来为证券投机者们写出一个悲剧，那么他们将会报之以哄堂大笑。证券投机已经摘下了假面具，它再用不着学者们的阿谀逢迎，他希望秘密地参加政府，而不久就希望合法化地参加政府。例如，我们知道，亚琛会议在两个银行家未到达以前，什么事情也不能解决。

经济学的思想体系能不能用颂扬商业的金牛犊来消灭人民对它所抱的天然的蔑视呢？这是不可能的，商业仍然是贵族、僧侣阶级、农民、市政当局、法律顾问、学者、艺术家、军人，以及其他一切值得尊敬的阶级内心蔑视的对象。拿一大堆的诡辩去说服他们，要他们敬重证券投机的吸血鬼，那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对于这个暴发户阶级仍然充满着天然的蔑视。每一个人都向财富所支持的教条的影响让步，但是内心里每一个人又蔑视这条不理睬别人对它的仇恨而继续进行掠夺的小商人的多头蛇。

我们这个世纪曾发表了许多关于公民阶级犯罪行为的著作，甚至发表了关于1815年只存在一个月的联邦主义者们 的罪行，我说这个世纪在它关于犯罪行为的大量出版物中，既没有饶恕帝王，也没有饶恕教皇，可是却从来没有想到公布商人们的罪行，这是什么原因呢？同时，我听说著作家们一致宣布要寻找题材。为了向他们证明这个题材内容的丰富，我将有系统地分析商业的罪行中之一——破产。这不是纯粹的批判分析；它供给我们对文明制度应该作出一些结论的题材。

为了研究一切都是诚实的和谐制度的人们的商业制度，似乎同时有必要研究一下欺骗行为的方式。也好像在算术的领域内一样，为了使人相信演算的正确性，有一种补充的演算方法，那就是相反的验算，同样，我们也应该用复杂方法来研究商业，拿两个使用相反的方法的商业，即使用欺骗方法的商业与使用诚实方法的商业来加以对比。为了遵循这种方法，就必须着手严格地分析商业，这是经济学家们所不敢向我们说明的，因为要加以说明就等于拿承担为商业发现新的行为方式这一义务来欺骗自己。

对于商业实况的描写，可能使拥护文明制度的人们采取另外的立场，他们将同意万一这个制度延长下去的话，那么就有必要来改造它的商业机构，使之适合于第六时期——保证制度（因此，必然的出路是：不再继续称赞文明制度）。

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以及为了向文明制度政治家们指出他们拥护商人的精神是如何的谬误，我认为有必要至少分析这种精神的特有表现中的七种表现。我们现在开始从三种应该合并在一章中的表现来说起吧。 /mNT9I04O1jrYAR3WfkUQ13KK3d/re8+utNo5Wbc+LjvczhogBBmn483OkwvIFTV

第二章 关于流通的基本论点的谬误

由考察三个特点——表中第七、第八和第十二——而得到的证明

我们的世纪关于经济运动的理论虽然有这样多，但既不能区别流通和停滞，在分析流通时又不容许区别间歇流通与连续流通，单纯流通与复杂流通。我们不来详细说明这些干燥乏味的区别，而是从迫使我们要谈的那些事实开始，这些事实我们可以从得出与经济主义关于流通的那些论点完全相反的一些基本论点。

政府也和人民一样，都同意对伪造货币和伪造国家证券的人应处以死刑。因此，对银行券的伪造者和硬币的伪造者都处以同等的刑罚，这是最英明的预防措施。为什么商业可以享有这种伪造货币的权利，而其他公民伪造货币却要走上断头台呢？

商人所发出的一切票据都有变为伪币的可能，因为票据的支付是完全没有保证的。凡是打算破产的人都滥发自己的票据来流通，他们并没有一点要兑现这些票据的意图。这样，他们就制造和扩散了伪币。

要是使其他的公民享受这种特权，要是使土地所有者也像商人一样有发行票据并使之流通的权利，人们会不会起来抗议呢？

这种抗议丝毫没有提出过。土地所有者决没有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凡是不能实现的权利，都是幻想的权利。最好的证明就是宪法上人民有主权的规定。与这种冠冕堂皇的权利相反，一个平民要是身边没有一个苏，他甚至连一顿饭都吃不上。这说明由对主权的要求到对吃一顿饭的要求，中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所以，许多写在纸上的权利，都是不现实的，把这些权利赋予那些毫无办法实现的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土地所有者在发行票据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他有权利发行票据，也像平民有权利要求主权一样；但是享有权利和实现权利——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土地所有者希望发行票据，他不提供保证就无法寻到接受者，人们将和对待行使伪币的人一样来对待他。人们要求他以完全没有债务关系的财产来作为担保品，外加上高利贷的利息。他要发行票据就得提供这么多的代价，这类票据是有保证的，所以是有真实价值的货币，而不是虚假的货币。但卑鄙市侩的票据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票据的发行者以商业朋友的资格发行一百万的票据在市场流通，可是他手中实际没有百分之一的保证金，即是说甚至没有一万法郎来作为他所投入流通中的一百万的票据的保证金。

这里试看一看政府的愚蠢，它自己不去利用这种发行票据的可能性，却去保证卑鄙市侩从中牟利。我们用以下的数字作比较。

如果事实上只有一万法郎作保证金的商人，获得了许可和庇护，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发行整整一百万的有价证券，如果他能享有这种用不着法律去干预他的营业，即他的保证方法而发行如此大量有价证券进入流通的特权，那么国家的国库按照这个比例应该享有只须提出一千万的有效保证金就能发行十亿有价证券的权利。但是假如任何一个政府不征求舆论，也没有说明自己的动机就实行这样的发行，那么它将眼看着自己怎样丧失信用，而国家又怎样变成政治骚乱的牺牲品。实际上说来，政府不过是享有商业的特权，而这种特权不知曾为多少阴谋家所利用，他们经常地不提供百分之一的保证金，并且全部家当也不够抵偿他们的发行额。

可以这样说，这些阴谋家善于说服蠢材们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从而奠定了作为商业主要基础的如下原则：必须利用一切的庇护来巧妙地欺骗和掠夺那些轻信的人，必须使这种庇护只给予商人，而不要扩展到政府方面。我不是主张这种庇护应该给予商人和政府，而是说必须禁止把这种巧妙的技巧交给商人和统治者。

由上所述可知商人利用机会以票据形式（第十二个特点）发行伪币是一种罪行，就等于发行伪造的硬币一样，要是其他一类的骗子做了这一类事情，一定被送上断头台；可知在文明制度下人们的商业制度是使欺骗的竞争（第三个特点）合法化，并给予他们以保护。

我现在只作出如上的一些结论；可能还可以引申出与表中各种特点有关的其他许多结论来。但是我们不要使这些初步的概念复杂化，所以我们只是查明我所选为素描材料的十二个特点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引申。

对于伪币以及对于发行伪币这种无限自由的责难，也如对于其他主要罪状的责难一样，有如下一种困难：为了实现交换，就一定要有商人，如果限制他们，那么商业方面就会趋于停顿——那时候政府将使社会信贷趋于消灭，使一切经济部门都受到毁灭的威胁。

当社会团体对商业表示反抗的样子时，商业就具有钉紧我们镣铐的特性，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只要某一种行政措施妨碍了商业的阴谋，它就会收缩信贷，使流通陷入瘫痪状态，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是，政府想消灭一个罪行，反而制造了许多新的罪行。这是在表中名为反击（第十一个特点）的后果。

人们以这种危险为口实，主张确定一种让商人们自由行动的原则；说商人的完全自由就是流通的保证。这种原则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完全自由将在流通中产生一切令人愤怒的阴谋诡计，例如证券投机、囤积、破产及其他，并由此产生两个特点：

七、 人为的停滞。

八、 引起萧条的丰足。

让我们来研讨这两个特点对于流通的影响吧。

商业常常不遵守第三种方法：它往往以囤积和搞证券投机的办法施行阴谋诡计，人为地造成本来不甚充裕的商品的短缺。1807年，证券投机的手段在五月这一个月内就突然把砂糖的价格抬高到五法郎，同样的砂糖在六月里虽然根本没有增加新的供应，却又跌到二法郎了。这是人们借助于使砂糖回到它的真实价值的那种伪消息来破坏了证券投机，同时终止了种种阴谋诡计和因人为的缺糖而发生的恐惧心理。不难看到他们每天都在操纵某一种粮食商品，使它在并不真正缺乏的情况下成为稀有的东西。例如1812年当丰收有了把握，囤积居奇者大为失望时，人们就看见突然由他们的仓库中运出无数的谷物和面粉来。可见如果实行合理的分配，这些食品本来是不会缺少的，也不会有什么饥馑的危险。但是商业具有借助于预告危险的方法，同时制造慌乱心理和人为不足来停止流通的特性。所以在食品真正不足的时候，商业就一定会停止流通，那时候它将按照第五种方法，即欺骗的、复杂化的斗争的方法来行事。

在丰足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同样的影响，那时候商业会制造人为的过剩恐慌来使流通停顿。在第一种情况下，商业的活动是积极的，它收购和囤积粮食商品；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以消极的方式来起作用，即不购买粮食商品，并迫使这些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农民卖出不够补偿其生产费用的程度。由此产生第八个特点，即引起萧条的丰足。

商业回答说：当它看到无利可图时，它是不会购买什么东西的；当没有价格上涨的任何先兆时，它是不会干蠢事，堆存大批谷物的；但是它能大有成效地运用自己的资本去购买那些感到缺乏，同时会因收购而更感缺乏并保证它能赚钱的商品。

这就是专门空喊相互保证的那种社会制度中的方便的和惬意的原则。因此商业在它认为方便时，就可拒绝为社会机构服务。它可同战斗有危险时就拒绝战斗的那种军队相比。它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没有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眼中。我们的以单一式的片面义务为条件的生意人的策略就是这样。

如果许可商业从农业方面吸取大量的资本，那么这应该是在预定相互有利的那种复杂服务的条件下来进行的。如果商业在预见粮食缺乏时，便以低廉的价格抢购和收藏粮食，而在粮食丰足的时候，便不给农民以定金，也不向他们收购，那么这还有什么互惠可言呢？

第六时期（协调社会的竞争）的商业把建立粮食储备和丰足的产品的仓库作为自己当然的职务；它在丰年进行采购粮食以备荒年的需要。因此，丰足决不会造成萧条，也丝毫不会降低粮食的价格，更不会变为农民的灾难。

1820年谷物价格在各个边区下跌到每斗三法郎以下，可是在这些边区，谷物价格如果不上涨至四法郎，农民便不能抵偿自己的成本和捐税。假如法国的商业利用丰收，及时地购买粮食，以备三千万居民半年内的食用，那么这种不幸本来就不会发生。这些由流通中抽出和保存在仓库中的大量后备谷物，本来能维持剩余的一部分谷物的价格；农民也不至因他的谷物商品的价格低廉和卖不出去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这是协调社会商业的目的，也是复杂活动的目的。这种复杂活动的目的是在于防止由食品丰足而产生的弊病，以及由食品不足而产生的弊病，并预防这种或那种的不利事件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变成了复杂的协调形态的商业。

我们现在的制度却与此背道而驰，它使丰足的弊病加重（如果丰足不用及时地储藏来使其得到平衡，那自然会引起萧条）；也使商品不足的灾难加重（如果商品不足不采取防止价格无限上涨的有效办法来使其得到平衡，那自然会变成致命的不足）。所以，引起这两种后果的我们的自由竞争制度，是属于复杂的破坏性的类型，也正如我们的具有简单化的思辨的政策一样，总是招致复杂的、破坏性的（即双重的）灾难一样。

我选择这第八个特点——造成萧条的丰足，目的在于说明在现代类型的商业中有其消极方面的缺陷，并说明它往往很可能犯有干预不够和照应不周的弊病，因为如果在歉收时需要五亿法郎购买谷物，那么马上就能筹到这笔钱，但如果这笔钱是为了采取像丰年积谷这样的预防性的措施之用，那么就连五百埃奇 也会筹不到。在社会机构与商业团体之间所缔结的契约是没有任何互惠和保障的。商业团体是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不为社会的利益尽力的。由此可以明了，它所使用着的大量资本一般地说来乃是由一切经济部门中盗窃来的。我把这种盗窃列为第五特点，名之为资本的转移，这种资本在第六时期的保证制度下是用之不竭的，不但可以及时地购存谷物，而且也可以按最低利息以定金形式付给农民。

这种第六与第五时期商业职能的对照，说明在第六时期商业与社会团体机构之间是相互承担义务的，而双方相互效劳也是预先就决定好了的；至于在第五时期的文明制度下，商业对于社会团体就没有任何的义务关系，所以手足被捆绑起来的社会团体只好任凭牛头人身的怪物 去吞噬，并且保证这个怪物可以任意处置资本和生活必需品的权利。

人们高谈阔论过许多反对专横的话，但是还没有发现真正的专横，这种专横就是商业的专横，它是政治界中真正的暴君。假如第六时期——保证制度（这个制度离开和谐制度还很远）能够突然地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将非常惊异地知道，文明制度下人们所埋怨的专横，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商业，后者以罪恶的手段运用资本来束缚生产的发展，同时使农民和国库陷入灾难的深渊，并利用这种双重的灾难，强迫国库向人民榨取最后一滴鲜血。反之，在第六时期，当国库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用复杂的和保护性的方式来进行商业时，商业就将成为人民的同盟者和支柱。

在这些对保证制度即第六时期的简略的评语中，我不得不撇开和谐制度的机构，而专对同文明制度很接近的那个时期作理论上的考虑。这些对保证制度及其方法的议论，往往像是对商业制度的批判。我将尽量少以和谐制度的方法为出发点，而多以保证制度的方法为出发点，因为保证制度的发明比较接近于文明制度的精神。为了对建立在特殊方法和原理上的第六时期即保证制度作出一个概括的论述，我只好暂时不再提第八时期即和谐制度，这在我这方面说来既不是模棱两可，也不是自相矛盾。为了使读者不至把对象的两重性，把同时被考察的两种活动方式的结合认为是原则上的两面性，最好是预先好好告诉读者这是表面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上面所说的成为这一章研究对象的三个特点，即第七、第八和第十二的特点。由于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明制度的机构保证商人犯了伪造货币罪时（其他各阶级犯了这种罪是要被处死刑的）完全不受处罚；而这种罪行不受处罚，又保证了商人得以借口似乎帮助流通来停止流通；若揭开来一看，他们是在两方面实行停止流通的：

在积极方面——用人为停滞的方法。

在消极的方面——利用造成萧条的丰足的方法。

有一些商人因为他们按我曾描写过的第三种方法活动，似乎对于流通事业很有用处。但是他们很少只限于使用这类方法，甚至在只限于使用这类方法的时候，他们还是陷入许多罪恶特点的深渊中，例如寄生现象、破产，以及表中所列举的其他特点，即允许欺骗的竞争，这种竞争可以使流通真正停滞，有时甚至等于禁止流通。我只从千百个证明中引用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和中国商人的欺骗发展到他们竟会突然中止交易的程度，因为他们绝不把保证诚实放在心上。

“在恰克图和楚鲁哈图商店中，”莱纳尔 说，“俄国人把假皮毛交给中国人，中国人则把假银块交给俄国人（这就是商人和文明人！），双方互不信任发展到了使交易陷于衰落的程度，在一个期间内贸易的数额小得微不足道”，虽然需求绝对没有停止，而且政府当局不唯不妨碍商队，反而给予它种种的便利。

文明制度把最使人厌恶的特权——其中特别是伪造货币、囤积居奇和破产的特权——赋予商人，以报答他们对于流通的虚假的服务。这种服务如果详细地加以解剖，那只不过是造成复杂的停滞，或者积极和消极的障碍而已。

原则的缺乏是与这种后果的变化无常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学者们承认他们的科学没有确定的原则，而实际上这就是说没有任何原则——把完全的自由交给彻底堕落了的商人阶级，而对于商人们本来是应该加以管制，应该让他们承担十分严格的责任，并强制他们保证‖规规矩矩地‖履行这些责任。

这种保证要求政府对人为的停滞方法，例如囤积居奇等等加以干预，此外还必须干预商业使它在大丰收之年收买过剩的粮食，因为那时粮食积存在农民手里并且价格惨跌，农民纵然有储藏粮食的仓库，但是没有交纳捐税的金钱。

如果商业服务上的保证不是复杂性的，如果不能预防农业上人为的停滞，也不能预防引起萧条的丰足，那么事情会闹到商业的运动依赖于断断续续的刺激力、冲动、意外现象及其他一切种类的极端手段来实现，如像我们在现代商业机构中所看见的那样，这种机构仅仅维持着断断续续的流通，既没有按阶段的有规则的调整，也没有平衡和保障。

人民敢于责备政府在金融方面滥用职权，却不敢去责备商业，就是这种无秩序状态的耐人寻味的后果。最好的证明是两个破产：罗伊 银行券的破产与国库券 的破产。这都不是突然而来的破产，因为人们老早就看到它们会发生破产的，只要实行部分的牺牲就可以防止自己受破产的损失。可是纵然有这些可以原谅的情节，社会舆论还是不给以任何的宽恕，它很正确地宣布罗伊的银行券和国库券是伪造的货币、武装的掠夺。

为什么舆论对于商人推行伪货币宽大为怀，而对于政府这样做时却不原谅呢？甚至于在政府采取了预防的措施，即用缓和贬值的办法使破产不至突然而来，使币券持有者有可能避免破产的时候，也还是不能原谅呢？商业票据持有者是没有这种避免破产的可能性的，破产像闪电一样地突然袭击他。凡是拥有三十万法郎睡觉的人，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由于宣布破产就只剩下十万法郎了。国民公会曾仿效这种办法，把公债值减为三分之一，可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指责国民公会，说它的这种行为是地地道道的强盗行为。但人们却准许每一个商人有权进行更厉害得多的掠夺和允许他宣布破产时攫取三分之二，国民公会虽也曾骗取过三分之二的数目，但它自己并没有得到这笔钱。如果你试拿商业的罪行和其他的罪行，甚至是最丑恶的政治暴行，例如国民公会的暴行来比较，就可以知道商业的罪行是如何令人愤慨！

以下的详细论述可证明把商业交给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商人去经营的那种现代政策，是放狼进羊圈的政策，是煽动各种抢劫行为的政策。

对第十一个特点的辩解，或对商业所具有的按照自己意愿引起生产运动的停滞，同时引起称为信用破坏的普遍不信任的那种能力的辩解，是充分可以允许的辩解。在这方面商业是政治上带电的鳐鱼，它使触及它的手失去知觉，如果行政当局和经济当局敢于接触它的话，那么这两者也会陷于麻痹。这第十一个特点可以使拿破仑为之惊骇不已，并使他在商人们面前放下自己的骄傲态度。他暗中充满了对商业影响的愤恨，并热烈地希望使商业屈服。他本来可以用全世界的官僚主义的垄断或封建的垄断，即新时代的文明制度所急欲努力达到的第二十六个特点来实现这一愿望的，因为一切政府，虽不明白地表示自己的想法，但对于证券投机的巨大影响，以及对于突然攫取五千万财产这类事情总是心怀不满的。

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公开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现代的商业制度是不是谬误的？卑鄙的市侩和农业的吸血鬼阶级享受绝对的自由是不是合理的？科学界认为应该给他们以自由，因为他们很知道怎样才适合于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科学学是不是犯了罪呢？人们担心他们很知道自己的利益而很少知道国家和农业的利益，这种担心是否合适呢？这些就是我们在分析四个特点——破产、证券投机、囤积居奇、寄生现象——所要考察的问题。

我应该预先指出这所大厦在它的基础上是有缺陷的，我们的制度在关于流通的基本原理和推动力的问题上以及关于流通所付托的代理人责任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我准备详细地来论证这个初步的概论，以便作出结论：我们应该离开这个迷宫，推翻X轴心即中介所有制和无限制的欺骗自由，或让两个过渡的措施见诸实施。

V——单一的垄断——单纯的和复杂的垄断，

V——单纯化的竞争。 /mNT9I04O1jrYAR3WfkUQ13KK3d/re8+utNo5Wbc+LjvczhogBBmn483OkwvIF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