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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商业罪行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种罪行，其所以如此令人厌恶，乃是因为它经常袭击经济上最受痛苦的那一部分人。只要食品或任何商品刚一开始感到缺乏，囤积居奇者就马上活跃起来，加深灾难，如抢购现有存货，对将制成的商品预付定金，停止商品的流通，然后用阴谋诡计，即夸大商品缺乏的程度和散布恐怖空气（这些后来都证明是靠不住的）来把价钱抬高到两倍、三倍。他们在经济组织中所干的勾当，完全像到战场上去撕裂和扩大残废者的创伤的那些折磨人的匪徒所干的勾当一样。
有一种情况造成了现在为囤积者们所利用的有利条件，这种情况就是囤积者们曾为雅各宾党人所追究的原因，可是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辉煌地打胜了这一仗。以后，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首先就被看作是雅各宾党人的应声虫。难道大家还不知道雅各宾党人对于任何种类的人，不问其为正直的人或强盗都一律加以屠杀吗？难道雅各宾党人不曾把阿贝尔
和马尔色布
、邵麦特
和拉瓦锡
送上断头台吗？只因为这四人都是结为同一的党派而牺牲，难道就必须把他们拿来相提并论，说阿贝尔和邵麦特也如马尔色布和拉瓦锡一样，都是被雅各宾党人所消灭，因而他们都是好人吗？这样的说法也可以适用于囤积者们和证券投机者们，不能说由于他们受过相反方面的追究，因而他们至少不是扰乱秩序者，不是脱离诚实劳动的盗窃者。
总之，他们在被称为经济学者的那帮学者们中间寻到对于自己的赞颂者，现在再没有一件事有如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这样受人尊重的了。这两者按时髦的说法是投机买卖和银行业务，因为要按事物本来的面目来称呼，那将觉得不大体面。
文明制度最奇怪的一个后果是：如果直接去镇压明明白白专做坏事的阶级，如囤积者阶级，那么坏事将愈来愈多，商品将愈来愈少，在恐怖时期
可以使人充分相信这一点。由此就使得哲学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为必须使商人们有行动的自由。反对坏事的最滑稽的方法是因为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方法来，所以就支持坏事！必须寻找有效的反对方法，而在没有发现它以前，人们不应赞扬商人们，而应斥责他们的肮脏的阴谋诡计；必须鼓励寻找足以镇压他们的行动方法（协会的竞争）。
但是，为什么哲学家们要掩饰像破产、证券投机、囤积居奇、高利贷等类的社会灾难呢？舆论可以回答他们：“你们所抱怨的这些灾难我们都知道，但因为你们是学者，头脑比我们开通些，请你们卖一点力气找找方法吧，在没有找到以前，你们的科学、你们的美丽词句对我们是毫无用处的，也像一个高谈阔论的医生在病人面前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谈了一大套，而没有为病人减轻一点病情一样。”哲学家们预见到这样不愉快的恭维话，认为最好是迫使我们忘却坏事，不要承认有坏事，所以他们向我们证明说：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是臻于完善的完善。他们大谈其分析的方法、形而上学的抽象和产生观念的感性知觉，使我们陷入科学的昏睡状态，使我们相信在社会制度中一切都在以最好的方法进行着。他们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著作，不问任何代价地写书，因此也像律师一样，习惯于把坏事当作好事来辩护。他们发现赞扬和美化当时流行的罪恶要比寻求救治之法方便得多，因为要寻求救治之法，他们就要冒白费气力通宵不眠而写不出一本书来的危险。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经济学家们其中也包括亚当·斯密都在竭力赞扬囤积居奇，把它看作是对普遍福利有益的行为。让我们来分析这些囤积者或投机者的赫赫功勋吧。我先举出其中的两个功勋来说。一个是谷物的囤积，这是最有危害性的一种，另一种是原料的囤积，这点看来好像可以原谅，因为它只扼杀生产，而不直接扼杀人民。
一、 谷物的囤积商业制度的基本原理，即给商人们以充分自由的这一原则，是承认商人们对于所经营的商品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有权利停止商品流通，把它隐藏起来，或甚至把它烧毁掉，像阿姆斯特丹的东方贸易公司就曾不止一次地那样干过。这个公司为了抬高肉桂的价钱，曾当众把堆存肉桂的货栈烧毁了，它既然可以把肉桂烧毁，那么如果它不怕群众拿石头来砸它，当然就可以烧毁谷物；它可以烧毁一部分谷物或让一部分谷物腐烂，以便把其他一部分谷物的价格抬高三倍来出卖。各个港口把因为商人等待涨价日子过久以至腐烂了的谷物倒入海中的情形，难道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吗？我作为商店店员曾亲自领着干过这种可耻的勾当。有一次曾逼着人把二百万公斤大米抛到海里去。如果货主不是那么利欲熏心，把这些大米在腐烂以前拿来出卖，也可以得到公道的利润。由于这种损失而蒙受其害的自然是社会本身，在让商人们自由行动这种哲学原则的掩护下，每天都可以看见这种损失的发生。
假定说一家富裕的商号像在1709年那样的荒年中，根据这种原则收购像爱尔兰那样一个不大的国家的谷物，而那时在各邻国内又发生普遍的歉收和禁止输出，因而由外面而来的供应几乎成为不可能。又假定说这家商号在收买了市场上所有的谷物以后，坚持以高出两倍或三倍的价钱出售，并声称：“这些谷物是我们所有的，我们想在它身上赚取多于我们所花费的三倍价钱，如果你坚决不愿付这个价钱，那么请你用商业方法购买另外的谷物吧。暂时可能有四分之一的人民会因饥饿而死去，但是这一点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仍然依据最新哲学所阐明的商业自由的原则，坚持干自己的投机事业。”
我要问：这家商号所用的方法与强盗匪帮所用的方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它的垄断迫使全国人民在饿死的威胁下付给它的价格等于它所供应的谷物的价值的三倍。
如果注意到这家商号依据商业自由的法则，有在任何价格下都不出卖谷物而让其腐烂在自己仓库中的权利，而那时人民就有饿死的可能，那么你能设想饥饿的人民应该为了尊崇漂亮的哲学原则——让商人们自由地行动——而自觉自愿地去饿死吗？不，决不，你得承认商业自由的权利必须依据社会本身的需要受到限制，承认一个拥有过多食品的人应该被看作有条件的保管者，而不被看作无条件的所有者，因为这些食品既不是他过去生产的，也不是他目前需要的。你应该承认商人们或交换的中介人们在他们的行动中应该服从大众的福利，而不应该利用受你们的经济学者所称道不已的最带毁灭性的方法来在一般的交易中任意设置障碍。
难道责成其他更值得尊重的阶级对社会所承担的那种责任，唯独商人们就可以不必承担么？当人民赋予将军、法官、医生以充分的自由行动时，决不因此而允许他们出卖军队，杀死病人，掠夺无辜者；我们看见这些人背弃他们的职责时，是受到如何的处分：背叛的将军斩首示众；其他依法处置，唯独一些商人们是不可侵犯的，是确定不受处罚的！政治经济学希望不许对商人们的阴谋诡计进行任何的监视；如果他们强迫全国挨饿，如果他们囤积居奇和宣告破产来扰乱全国的经济，这一切都可以用商人这一个名称来证明其无罪！一个喜剧中的骗子就是这样的，他以自己的丸药毒死了所有的人，同时却找到了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我是医生（medicus sum
）。同样，在我们这个复兴时代，人们希望我们相信社会中最无教养的一个阶级决不可能在它的阴谋诡计中会有反对国家利益的行为。以前人们曾说过教皇是绝对正确的，现在则说商人们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人们所想确定的事。
二、 原料或食品的囤积在分析被称为囤积者的黄金时代的1807年盛极一时的商业高潮（那时砂糖的价格涨到5—6法郎一磅）时，我将指出这种囤积的有害影响。
1806年秋天，人们预先感觉到殖民地的商品，特别是棉花的输入可能遭受一些障碍，食品的供应可能迟误；但是人们若担心法国的各工厂会缺乏原料，那是多余的，因为那时库存的棉花足够供一年消费之用（包括已在外国购买并向法国输入的棉花）。政府用登记的办法能够查明各工厂全年的用棉都有保证，并且在这段期间内还有时间来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但是囤积者们伸进魔爪来了，他们抢购和匿藏现有的储备品，并使人相信各工厂不出三个月就会缺乏原料；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上涨，也使棉花的价格涨到平常价格的两倍。这种抬高价格使大多数法国小工厂受到倒闭的威胁，因为它们不能按照原料和棉纱的价格来提高纺织品的价格；结果，大多数的工厂主只好打退堂鼓，遣散了他们的工人。
然而实际上原料并不缺乏，恰恰相反，富裕的棉纱商自身变成了囤积居奇者，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留下足够的数量以供给自己的纺织生产外，是如何转卖自己作投机用的多余棉花来进行证券投机。简而言之：在这些肮脏的市侩手中有普通的消费者所缺乏的多余棉花，因此，法国并没有丧失原料，也没有缺乏原料的危险。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在这种市场情况下，由商业的无限自由和自由竞争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它使：
一、 在原料没有真正缺乏和原料价格只应略微提高或完全不应该提高的情况下，原料价格涨到了两倍；
二、 使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工厂陷于瓦解；
三、 肮脏的市侩们的联盟用损害生产劳动的办法致富，并使国王受到耻辱，由于他们破坏了国王的创造物，因而侮辱了国王。
这是一些无可争辩的真理。人们对这点会提出异议，说什么如果政府妨碍了自由竞争，妨碍了商业的无限自由，那么灾祸可能会更加严重。我也同意，但你们也就从而证明了你们的经济学者不知道任何防止囤积的方法。难道这成为用不着寻求这种方法的理由吗？难道因此就可得出结论说囤积是好事吗？当你们不知道防治任何社会罪恶的解毒剂时，请你们至少拿出勇气来承认这种罪恶是社会的不幸；不要去听你们的哲学家们的那一套吧，他们为了推卸不能纠正这个罪恶的责难，就向你们竭力赞扬这种罪恶。当他们在大灾难面前吓得发抖，而劝你忍受证券投机和囤积居奇时，他们就好像不知道用什么药方来医治寒热病，而劝你忍受寒热病的愚昧无知的人一样。
但是，由于不知道防止囤积的方法，难道就说无限度的容忍囤积就合理吗？不，我将证明当局的干预往往能防止很大的灾害，同时还不至使用强力和陷入专横。让我们举一个适用于现在情况的例子吧〔1807年〕。
我假定政府为了拯救曾给予英国致命打击的自己的棉纺织工厂，企图压制囤积者们，并且派警察到某一个巴黎银行家那里调查。这个银行家在一月（1807年）间拥有按购进价格可值五百万法郎的存棉，他拒绝以八百万法郎的现金出售，因为他想在三个月之内毫不费力地使自己的资本增加一倍。当局可能向他这样说：“你同你的共谋者们囤积原料，拒绝按诚实的利润出售给我们的厂主们，以致使他们有破产的危险，因此我们要求你把你的存棉不要按你所奢望的加倍的利润出售，而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利润出售。我们准备把你的棉花分配给小工厂主（而不是大工厂主，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联合起来掠夺小工厂主的囤积者）。”
采取这样措施，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首先我们要指出在这种措施中没有丝毫强制的意味，因为囤积者在三个月后出卖存棉可得到六百万，而他购买时只花了五百万，这就是说他在三个月内赚了百分之二十，比以极大努力在年终时从自己土地上耕种的农民所得到的东西多三倍。
由于这种措施的结果，那些希望使自己的资本加倍并获得成功的其他一切囤积者们，就可能决定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出售自己的棉花。这样，工厂遭受的苦痛就会异常有限或甚至不会遭受任何苦痛，也不至于闹到工厂关门、工人解雇的地步。当局的这种干预既能挽救生产的危机，也能使人感激政府。这种干预毫不会阻止我们盟国对我们的供应，因为如果美国人在1806年按其所希望的一公担一百埃奇的价格供应我们，那么他们一定非常高兴把棉花运来按一百二十埃奇出售；由此很明显，当局对于囤积居奇者的干预不应按照雅各宾党人的方式，即以纸币付给所有者而对他们进行掠夺的方式，而应这样去干预，即只对那种堕落到勒索式的榨取利润的方法加以限制。
当预见到某种商品异常不足和稀少能引起投机者们从事囤积时，最好（在文明制度的政策下）是宣布这种商品是商业范围之外的商品，并规定其最大利润，同时规定一个足以充分鼓励输入的标准价格，例如高于平常市价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标准价格；禁止一切肮脏的市侩们以间接的方式来取得和贩卖这种商品，因为他既不是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又不是它的供应者；按照平常的销售量（这种销售量可按他在数年内出卖商品的平均统计来决定）限制对每一个商人的供应。
我不再详细说到另一些抑制囤积居奇的临时措施，了解这些措施是完全多余的，因为协会的竞争或第六时期的商业方法在于预防而不是在于压制囤积或其他不正常现象。在不知道预防的措施的情况下，连最低限度的治标办法，如宣布某一商品为商业范围以外的商品那种办法也不试图采取，这是不能原谅的。法国在1807年冬季就应采取这种办法，特别是对于棉花，因为我们棉纺织工厂的发展是可以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及其国内工厂以致命的打击。
由于有可能把原料的价格提高到平常市价的两倍，供应是否会增加呢？并不，原料可能比原来贵了三倍，但这种涨价并不能消除妨碍输入的障碍（战争性质的），因此，抬高原料价格只是使工厂和消费者受到掠夺，使囤积者获利。那么，在危机的时期，即可以允许离开常规和惯例的时候，应该保护谁呢？保护多数的消费者与工厂主呢？还是保护一些勾结起来想借助于人为引起的恐慌和抢购商品（这些商品以前他们既不贩卖，又不消费，更不认识）的方法以破坏生产的某一些凶恶的家伙呢？
如果是用投机者们自己的理由来反对他们，那很容易使他们陷入狼狈的地位！如果信任他们，那么一切商品都将缺乏，甚至于很快就会出现拿金块也买不到商品的时候。针对这种情形，当局可以告诉他们：“不问你想不想供应我们的工厂和消费者，但无论如何你必须被迫拿出你的库存东西，因为如果今后输入停止了，如果物资缺乏达到了极点，那么庇护你们的鬼蜮伎俩（它们掠夺生产并在危机时期使生产陷于阻滞，因而加速生产的崩溃），也就会变得徒劳无益。但是如果输入和供给还有办法，那么你们就是使暂时的不幸加深的人，即安宁的破坏者、惊慌的传播者。因此，不管你是怎么样想的，继续供应也好，停止供应也好，总之你是一个值得处罚的罪人，并且你应该为自己庆幸，因为人们仅仅宣布你不受商业的保护，并迫使你卖出你的存货，同时还使你得到超过平常价格四分之一的巨大利润。”
这样的讨论如果继续下去，我很容易证明，一方面不限制交易〔也不脱出文明制度政策的范围〕，同时却能制止囤积者们放肆的行为；在粮食范围内以及在各国政府所常加以干预的谷物交易范围内，人们已经感到有这种干预的必要了。如所周知，假如谷物的囤积者们享受完全自由，假如他们可以组织公司，用预付定金的方式来购取青苗和把谷物藏在仓库中不让流通，那么甚至在特大丰收之年，我们也将经常遭受到某种程度的饥荒。虽然投机者们冒着人民拿石头袭击他们的危险，有遇到政府方面反对他们的危险（政府在灾难严重的时机只好强迫他们开仓出卖存粮，以免使人民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是他们还是不止一次地达到了使全国遭受饥饿的目的！如果说我们曾经看到过投机家常常不顾一切危险来蛮干的话，那么要是让他们在囤积谷物方面享受绝对自由和可靠保证，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制定关于人类义务的学说的政治学者们，你们是否也承认社会的义务呢？这些义务中的第一个义务是否就在于压制那些破坏工业并把自己的幸福专门建立在使我们祖国遭受苦痛上的寄生虫呢？假如你们有勇气揭穿这些罪恶，那你们不会迟迟到今天还停留在发现矫正它们的方法（协会的竞争）的阶段上。啊！虽然古代往往可笑，但在商业政策方面却要比我们合理得多了。古代曾公开唾弃商人的罪恶，并且诅咒这些生产的掠夺者，即这些受最新哲学（无耻地拥护达到敛集黄金的目的的一切卑鄙行为）赞扬不已的囤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