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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者、无望者和伪伙伴的破产
让我们由对辉煌的丰功伟绩的叙述转入到对一些较小的成就的叙述吧。破产不是像中心的三个种类一样都是辉煌的，但是在左翼中我们也还可搜集到精彩的一组，其中包含着一些不是那么锋芒毕露的银行家们。这些人的比较庸俗的市侩善行和缺点使我们在这样丰功伟绩的光辉面前暂时松一口气（关于这些丰功伟绩我本应该列入分类的中心点内），现在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些步兵队，这些步兵队能使读者心旷神怡，特别是损害银行家团体的声誉的伪伙伴步兵队更是如此。让我们从重大的事例开始吧。
二五、 取偿于人的破产——计划这种破产的目的，在于不择任何失败手段来补偿自己的损失。假如由于诉讼的损失，夺去了投机者的十万法郎，这个投机者第二天就宣告破产，可是由此为他带来了二十万的收入。这样，他不仅在诉讼中没有损失，而且赚进了加倍的钱。这是商业绝妙的特性，它能够用制造事件来补偿自己的损失，有办法利用任何的灾难为自己谋利益。一个船主遭遇了沉船的灾难，第二天一个称心如意的破产给他带来了利益。宣告这一类的破产不会遇到反对，因为公证人说：“这不是他的过错，是事件逼使他如此，我们应该多怜惜他，少责备他。”
对此，一个自己的存款被掠去的农民反驳说：“假定遇着冰雹、洪水等夺去了我的收获时，我哪里去找补偿呢？我不能靠牺牲旁人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论据！难道农民们不应该知道他们在现社会制度下是一个依赖不事生产的人们，即依赖名为商人的一个阶级么？这些商人把魔爪伸到产品中以后，便牺牲大众来犒劳自己，他们好像雇佣的军队一样，在再找不到敌人供自己掠夺时，便掠夺自己的朋友和善良的人们。商人就是这样，他是颇有办法的真正哥萨克人。他的座右铭是：“我不是为荣誉而劳动，我必须搜刮一点东西。”每一个商人都想搜刮（这个词在商人的用语中是捞一把的意思），假如人们要想借助于诉讼或其他办法从他身上搜刮一点东西的话，那他就有一条完全准备好了的出路，这就是利用破产来搜刮旁人以取得补偿。
二六、 出类拔萃的破产——这是聪明人的破产，他预见到一切可能性，并拿出一部分钱来应付风暴和说服固执的人：如果他只想在破产中赚二十万法郎，那么他就掠夺三十万，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一来作有利于自己的分配：表示谢意和送礼。他能迫使叫得最厉害的人物沉默下来并能使司法机关瘫痪；他到处奔走，使他的事情办理得天衣无缝。这个破产结果为他创造了很多朋友，这些吃了甜头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物，在事业方面是个行家。
二七、 渐次增长的破产——这种破产是把滑稽戏分作音调愈来愈强的几幕来表演。最初把破产作为一件稍感窘困的事，即意外的挫折提出来，因而要求打百分之三十的折扣，以免破产。忧心忡忡的债权人们因为听说事情可能变得更糟，现在维持这种局面还比较容易，所以就一声不响地同意这个折扣。但是经过三个月以后，债务人又重新玩起花招来了，他又去找债权人，说已面临新的破产的危险，认为局势的严重性比预想的更坏，所以最好是同意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有一些债权人很固执，事情就弄得更为混乱，于是就使破产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宣布了，即不是损失百分之五十，而是损失百分之八十或百分之九十，并且余款还必须分数年归还。协定所以这样容易达成，乃是因为债权人被人巧妙地牵着鼻子走，并且逐渐地习惯了最初是百分之三十，其次是百分之五十，最后是百分之七十的损失，他们被消耗战所征服，就只好签字承认，同时不再去提据说只应该损失百分之三十的这件可恶的事情了。这种声调愈来愈强的行动方法并不怎么坏，可以向抱有一定原则的投机商人朋友们推荐。
二八、 伪善者的破产——这是慈悲为怀，在祭典时手执华盖绳的那些信徒所干的破产。他很容易得到信贷和存款，并能秘密地组织大规模的破产。我见过这样一种破产。在这种破产下损失是百分之九十。类似这种破产的优点在于宣告破产的人还有很多人原谅他，说：“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如果他在商业中失败了，那是因为他对于现世的幸福不大注意的缘故。”利用这种笃信宗教的口实逼出一个协定来，善良的使徒就通过这一协定保存住尘世幸福最好的一部分，以待来世幸福的降临。
在每一个职业范围内，都可以发现一些愚蠢者，他们莫名其妙地劳动，用顶好的材料做出很坏的活计来。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破产者当中，这些笨头笨脑的人只会把黄金变成铜，并在旁人取得辉煌成功的地方，却在那里愚蠢地陷入了破产。我只简单地说明属于这一类的四个形态，因为这一类虽然实际上是诚实的，但不是使人感觉有趣的。我在概述中所以没有把它略去，乃是为了保持分析上的前后一贯性。
二九、 由于幻想的破产——这是受愚弄者们的破产，他们受一些花言巧语所引诱去从事商业，而又不深知它的狡猾奸诈，以至弄到像灯蛾一样在灯光旁烧去了翅膀。自1789年以来，常常看到许多大地主刚刚从事商业，便立刻被卷进这个绝望的企业中，常常看到他们（我说）把富足的遗产投进企业中去，而结果是彻底的破产，并因而丧失了财产和荣誉。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在破产中只有诚实的人才失去荣誉，至于懂得商业伟大原则的骗子则会靠制造自己的破产来赢得财产和荣誉。但是许多大贵族被卷入商人们的黄蜂窝内时还想按诚实来办事，他们遭受阴谋的制服和欺骗，而不得不以由幻想产生的破产来告结束。很多小所有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为商人的荒谬行为所引诱，抛弃了自己的田地，出卖了自己仅有的财产，到城里去开一家小店铺，结果当然是悲惨地失败了。
三○、 由于残废的破产——这是希望至死还手执武器的那种无可救药的人的破产。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已届老朽之年本来应该退休的人，他们还要轻举妄动，完全不识时务，不懂得新的一套阴谋诡计；他们在衰朽之年中失去辛勤储蓄起来的财富，并一直坚持到多次的失败迫使他宣告破产的时候为止。怎么样来称呼这一种人呢？他已达八十高龄，而且是个光棍，又是两百万法郎的所有者，这个数目无疑地尽够一个老光棍花用，但是他在应该退休思过之年，却还要插手搞商业。这种人破了产并在八十高龄时损失了自己得来不易的财产，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狂。这就是残废的破产者，他是本文的一个样板，我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描述一个样板，以免人们说我过于夸大，同时，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许多这类老朽的狂人，他们顽固地继续干商业，结果只落得可耻的失败，因为现在，即一切都达到出类拔萃的地步的时候，在商业中也如在战争中一样，需要有对新战术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如果破产对年轻人说来不过是一个可爱的玩笑而已，那么对手头有许多金钱的、并且在二十年以前就应该考虑退休的老年人说来，当然就是一件丢脸的事。
三一、 由于意气沮丧的破产——这是激烈竞争者们的破产，他们有意识地走向灭亡，并且是为了想从对手身上捞取一点利润而破产的。可以看到这一类中的许多人往往做亏本生意，因为他们期望对方会比自己先破产，而使自己变成战场上的主人。这种情形在运输公司中间和像在波克
城的那种纺织品定期市场上特别多，那里充满钩心斗角，结果是被打垮的人常常被迫破产。
三二、 蠢如猪猡的破产——这是头脑简单的人所干出来的破产，他不按基本规则去活动，反而使妻子、孩子和自己本人破产，同时让自己完全落入司法机关的魔手并遭受商业界朋友的蔑视，这些人只尊敬富裕的和与伟大原则相适应的破产者。在商业的行话中对于一个使妻子、孩子和自己破产的人是这样说：“这不是人干的事，而是猪猡干的事。”假如他因为破产而捞了一把，那么人们将称他为能干的小伙子，头脑精明的人物。
我把那些暴露可尊敬的银行家团体以便让公众讥笑的那些人称之为伪伙伴。有一些破产会引起愤慨，另一些破产则会引起哄堂大笑。我不把超过普通水平以上的破产，即掠夺数百万金钱的破产归入到这一类中来，因为这种破产始终能引起人们的敬意，决不会损害团体的声誉。在文明制度下，大盗从来都不受人轻视，而小盗才是真正应该被处绞刑的人，但当他们由于弄虚作假和宣告小的破产而引起舆论界的公愤时，他们就不配被允许加入团体，而只配得到伪伙伴的称号。我把这种伪伙伴分为四个形态来叙述。
三三、 骗子手的破产——这是一些小坏蛋所干的破产，他们在宣告破产时，虽然只有一些小偷小摸行为，但是已引起很大的愤恨，以至邻人们都说应该把他们判处绞刑。对于掠夺十万埃奇的人，人们不会这样说，可是对于偷窃一百埃奇的人就想到要使他上绞刑架。老实说来，这种想法对于一个大骗子是不会有危险的，因为银行家团体不允许自己的同行受到麻烦。或许司法当局很快会想到自己有权利由追究小偷而转到追究大盗，但这样做，将使那些按伟大原则办事的人们，以及由于诚实的破产而在上流社会中占有地位的人们受到极大的侮辱。
三四、 恶棍的破产——这是某个不显赫的人物把巧妙的诡诈行为和卑鄙的哀求手段结合起来的破产，例如他先监守自盗，然后再运用感伤动人的策略。这一种破产与前一种破产有关系，也如复杂的破产与简单的破产有关系一样。
斯加本是一个小商人，他制造了不过四万土耳其利维尔
的小破产，却捞到了成为这一行动之利润的三万利维尔，而把其余的一万利维尔交给了债权人。如果有人要求他说明为何亏空三万利维尔，他回答说：他不善于像大商人一样的记账，又说他曾几度陷于不幸。你会以为斯加本将受到惩罚，因为他是一个只盗窃三万利维尔的小偷；但债权人难道不知道如果让司法机关来过问时，它将会吞去其余的一万利维尔么？在司法机关看来这笔钱太少了。所以这一万利维尔就是被吞去，问题也丝毫不能得到解决，如果要达到使斯加本上绞刑架的目的，也许再花上一万利维尔还不能保险成功。因此还是收下这菲薄的一万利维尔，比再花一万利维尔要好些。斯加本通过公证人的调解来说明这种理由，这个破产者就这样用司法机关威吓他的债权人。可是斯加本的债权人为什么要对他采取严峻的手段呢？他们之中有一些梦想仿效斯加本的高尚范例，而另一些人在这方面则比他干得还要厉害些。也像狼不会相互吞噬一样，斯加本很快就得到同意他的提议的一些债权人的签字，另一部分人由于怕司法机关干涉会掠去一切，也签了字；但其中有一些很顽固的人却说：他们要牺牲一切来让坏蛋去服劳役。那时斯加本就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去找这些人哭求宽恕。于是，斯加本和他的公证人在几天之内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签名，大多数人签名以后，他们就嘲笑再不需要其签名的那些拒绝签名的人了。如果有人对斯加本的态度表示不满，后者就报之以甜言蜜语和九十度的鞠躬，而且他在估计第一次破产可以顺利收场时，已经在计划着第二次的破产了。
三五、 盲目的或逃亡的破产——这种破产之所以如此称呼，乃是因为在大城市中一些小的承租人眼看着还款期限迫近时，便在夜里拿着自己的破烂家具不声不响逃之夭夭。这是在里昂的手工织匠（织绸工人）中间极为常见的现象。有些衣着讲究的男女常到餐厅主人那儿预定上等酒席，到裁缝和靴匠那里定购漂亮衣履，完全不计较价钱，因为他们居心用花言巧语去支付，当债权人逼得紧的时候，他们就逃之夭夭；这些人也应该归到这一类中去。
这类形态的破产是很可笑的，并使所有的同行都陷入失宠地位。人们在责备掠夺二十个小商人的骗子时，也习惯于责备由于宣告破产而使二十个家庭陷于困境的规规矩矩的人，为了保证诚实的破产者和商业界的朋友们受到应有的尊敬，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应该停止。
三六、 令人发笑的破产——这是小负债者的破产，他和高级的有势利的银行家们一样实行一切形式的破产，而付给自己的债权人的数额也总不超过百分之五。一个擅长扮演丑角因而博得里昂公众异常喜爱的滑稽演员，曾制造过一次这一类的破产，他并且按照通常规矩，提出付给债权人百分之三的数额。
债权人中有几个非常愤慨，他们想去找法院的预审官，但是他愚弄司法，正如他在《律师巴特兰》
一剧中曾愚弄它那样，所有的公众也都拥护他。他的破产是一个异常有趣的喜剧，特别精心地分几幕表演。不管债权人如何暴跳如雷，公众总是嘲笑他们，完全像在《律师巴特兰》中嘲笑吉约姆一样。
以上我简单地叙述了各类的破产，但这种镜头还不完备，我将等待人们把有典型方法或有事实根据的其他约三十个变相破产告诉我。其中有很多是特别精彩的，例如数日前巴黎报纸上登载了一个名叫Y的人的出色的事件，他自己共有资金一万法郎，可是他创办了一个冠以堂皇的名称的商业机构，这好像是“世界商业复兴商行”或其他类似的富丽堂皇的名称，他利用这个商行从几个呆子手中吸取了一百万法郎，这些人的存款以后只好让他照例用美满的破产来支付。
破产的例子我既然搜集到一个，那就不难搜集到许多。当它们的数目可达到六十四个，而且还是有重点的时候，我将把它们按有关的对称分配在均匀的分类中，这是研究很多分类的最方便的方法。已经叙述的三十六个形态按正确的细分来说是一个很不完全的表式，所以，既不能以有四个轴心的三十二个均匀的分类的形态来分配它们，那就更难以用有对位法阶段的混合的分类的形态来分配它们了，例如：
1．2．3．4．5．6．5．4．3．2．1=36。
我只好限于自由的谢利叶。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表式本身就是不完全的，必须把这个表看作是一块绣布，每一个人都能在上面刺绣，同时补充一些被略去的形态，并把那些从有名的丰功伟绩中，例如从合乎阿齐拉精神的破产一类作为典型事例来描写过的T的丰功伟绩中选出的破产例子，加入到每一个形态中。
如果注意到破产仅仅是商业三十六个特点之一，那就很难说明这个蕴藏着这样多罪恶的源泉，即这个商业的机构，为什么在这个对社会每个阶级的错误都不轻易放过的时代竟没有受到批判；即很难说明这个曾声讨国王和教皇罪行的时代，为什么不敢公开宣布银行家们的罪行；如果按所列举的三十六个形态的轮廓（我刚刚列举过，并且能够很容易增加到两倍至三倍的数目）来判断银行家们的罪行，那就可能产生一部篇幅很大的论著。
我曾指出过，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无结果的批判，而在于指导我们去寻求救治的方法。假如我们再列出另外一些表式，同样地把证券投机者和囤积居奇者们的犯罪加以分类，然后，对无数的骗局加以分类，如果按商业的每一部门分类下去，那将写满二十厚本。
在阅读到这些商人的肮脏事迹时，你会立刻反躬自问：宣布自己为崇高真理之友的这个时代怎样能够在商业是必要的借口下以完全信任的态度来偏袒骗人的商业呢？因为纵然商业是必要的，也还不能认为一切种类的欺骗和掠夺，例如刚才所列举过的商业的罪行之一的破产，是必要的。
不可忘却作出寻求救治方法的结论；但为了发现这种方法，首先就必须分析罪恶及其原因。首要的原因在于中介所有制，因此我必须把这种所有制放在商业特点中的前列。
假如人们发明一种排除中介所有制的制度，那时人们将会看到一切商业的犯罪行为立刻被消灭。而这种制度或至少是这个制度的萌芽已为我们所知道，这就是寄售制。我们的商人们现在以最不完善的方式来实行，但是应该提高到延长的寄售制阶段；由此将会诞生出第六社会时期，即完全消灭欺骗的商业三十六个特点的保证制度。
当中介商人还有把握可以玩弄他人的财产时，这些特点中的任何一个特点都是不会消失的。农民就不能制造破产，因为他只能使自己的财产遭受危害，而不能损及自己邻人们的存粮。可见，中介所有制是主要的罪恶，应该用延长的寄售制的方法（这是进入第六时期的最好一种方法）来把它根本铲除。因为对于这个方法现在还没有迫切的需要，所以详细地叙述它是无益的，我将留待在论保证制度一文中提到它。
我们在这里只谈一下商业方法上一些显而易见的罪恶，最后论及破产。
说司法只追究小贼那句格言，对商业方面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破产甚至是极小的破产，也可以在商人们的庇护下逃避国家的追究。这在关于第九类中尤为明显，这一类是属于小小破产者的一类。
要举出几个已受惩罚的恶毒破产者的例子，那是无益的；因为如果这些恶毒破产者之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成功了，只有一个失败了，那么这个家伙无疑是一个不会玩弄阴谋的蠢材；因为现在玩弄这种阴谋已可靠到了人们完全用不着去采取老一套慎重方法的程度。以前破产者还要逃到特里扬、列日或卡鲁日去，现在这种习惯自1789年复兴时期以来已经不再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庭中重弹破产的老调了。人们可以放心地计划破产，当破产爆发后，可以到乡间亲戚朋友家去度过一个月，在这段期间内公证人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过了几个星期后又可以重新露面，公众对于这种大胆的举动已司空见惯，所以用开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它，把它戏称为生孩子，并且十分冷静地说：你看他生产后又复元了。
我曾指出过破产是唯一的社会罪行，它像流行病一样地传播开来，并强制地引导诚实的人模仿欺诈。如果破产再加上证券投机及其他许多卑劣行为（这些卑劣行为是由各派哲学学说的果实）时，那就很容易同意我在前面所说的意见：文明制度下的人们从来没有做过自从他们屈服于商人精神以后所做过的那么多的政治上的蠢事。为什么只梦想着平衡和保障的哲学家们不打算努力为社会争取到政府合理地要求它的国库管理人员做到的那种保障呢？税收人员所以不敢浪费或盗用他们保管的公款，是因为国王采用没收他们的保证金和惩罚的方法来使他们不得不忠于职守。
所以决看不到国家税收人员（连一半也不会有）把税款攫为自己所有，并向政府呈递如下申请书的事：“由于遭遇不幸、局势艰难、命运惨变等等，总而言之，我宣告破产，无力偿付”，或用其他的说法来表达这种意思：“你的金库总计应有一千万现金，我提议给你归还一半即五百万，在五年之内付清，并请你可怜收税人所遭到的不幸，继续信任我并仍委托我管理你的金库，否则我甚至于不能归还我所提议的一半。但如果你保留了我的职务和收入，那么我将努力忠于自己的职守，即是当金库再度充实时，我将以第二次的破产来报答你。”
宣告破产的债务人的所有申请书的内容都是这样简单明了。如果税收人员所以没有仿效他们的例子，那是因为税收人员相信任何哲学学说都不能使他们不受惩罚。可是银行家们在如下原则的庇护下倒可以免受处罚，这条原则是：给商人们以充分的自由，无须要求他们保证不做不正当的行为。
商业的统一性是应该在社会制度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应该是在其他两个外部的统一性——行政的统一性与宗教的统一性——之前建立起来的那种统一性的最初表现，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首先集中在商业的统一性上。
这一分册没有可能来说明商业机构，但是我至少应该启发有利于这个新的研究工作的智慧。如果我能使人们相信现代商业的方法是错误的，使他们相信极力颂扬这种龌龊的欺骗环境的科学是荒谬的，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假如要完全揭穿商人的伪善，那就应该如培根所希望的那样，编制出这一职业的每一部门所惯用的欺骗手法的一览表，例如：一个包含着面包商和制粉商暗中欺诈的一览表，另一个包含着制革商和制靴商暗中欺诈的一览表。至于银行的经理和经纪人们的秘密诈骗，特别是关于在垄断情况下对国库的欺骗的情形，我可以写出几大章来。国库把垄断权以非常可笑的条件交给银行的经理和经纪人，严格地分析起来，这等于说政府把有五万法郎收入的职位给经纪人作为报酬。
我们的时代对于分析商业来说还是一个生手，因而要愚弄这个生手并不是一件难事；它处在一个像易受欺骗的人们的地位中，这些人垂头丧气地随便相信任何一个男性的或女性的塔尔秋夫
，当有人向他们提出他们的愚蠢的证据时，他们甚至听都不愿意听。所以我们的时代由于受掠夺它的商人的强烈诱惑，也处在像阿尔贡
对他的朋友塔尔秋夫一样愚蠢的阶段上。关于这一点，最好是在《论海洋的垄断》那一章中再加以说明。
因此，为了使我们的时代睁开眼睛，简单的解说是不够的，必须极其详细地向政府及全社会指出，这种表面上装作为它们服务的商人骗子，其实是一切阶级的吸血鬼，甚至是似乎与骗子毫无关系的，例如处在赤贫中的僧侣阶级的吸血鬼。人们肯定说，在法国没有可能来增加牧师们的薪俸；我答复说，只要从证券投机家所掠去的钱财中拿出四分之一来，就充分可以使他们满意。大概有二万五千个牧师生活过得很不好，对他们只要每年每人平均增加四百法郎就够了，一共是一千万法郎。能不能认为证券投机家在平常一年内不窃取超过此数四倍之多即五千万现金呢？投机家在进行各种证券交易时所窃去的数目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甚至一个证券投机家就可以赚到八千万法郎。我们年年可以看到突然出现赚三四千万大财产的例子，所有这些钱都是由穷苦无告的农民，即永远是政治上一切罪恶的替罪羊来支付的。
可见文明制度并不缺少产品；它只是在分配方面由于缺乏那种能够排除寄生者和支持各个有益阶级的分配制度，由于缺乏不让证券投机家的收入超过能够满足二万五千名牧师迫切需要的那种制度而犯了过错；假定新的商业制度消灭了上述的掠夺，那么农业就会变得更为富足，除了提供一千万法郎的义务供应外，每年还可以有四千万法郎的盈利。
对另一个阶级——即人民中买彩票的那一部分人——也可适用这个原则。彩票税是五千万之中只有一千万交给政府的一种税收。假如有旁的税收来代替，那么政府是可以考虑取消证券投机的，它除了征收为证券投机所非法攫去的五千万之外，还可征收二千万，其中一千万就可以补偿由不道德的彩票税而来的一千万，另一千万可用之于支给牧师们薪俸——总共是二千万。这样对人民大众来说，就有七千万的纯利，而以前这笔钱中有三千万的产品是被证券投机家所掠夺去的，有四千万的现金是被彩票投机家所窃取去的。显而易见，可以给人民大众七千万好处的这种办法，也可以使政府有资金来避免发生两种可耻的现象，即牧师们陷于极端穷困的现象和通过抽彩票税以鼓励赌博的现象。
在寻求使道德与政治相协调的艺术的那些人看来，上述的估计证明只要政治愿意考虑到镇压商业欺骗这种真正的正义行动，一切好事都是可能办到的。但是当政治还包含有奖励吸血鬼们（他们为了自己祖国的幸福
利用投机发了三千万横财）的制度时，那么它就决不会提高到作出任何一种有益的计划来。
我刚才指出法国在证券投机和彩票上损失了八千万法郎。但是由于商业机构的罪恶，其他被掠夺的资金还不知有多少呢！单是寄生现象的一个罪恶（表中三十六个罪恶之一）就可以证明，它已经使二十万男子游手好闲，更不用说妇女和儿童了。如果这二十万人都从事于农业，那么他们在三百天内的生产劳动，如果每日以三法郎计算就会有一亿八千万，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的产品，这两者的人数中，自七岁至六十岁止共计有四十万有劳动能力的人。我按他们的生产品每日以一法郎计算，一年内共计有一亿二千万。
可见，在法国仅仅商业寄生现象的一种罪恶或大群经纪人（他们在正直的单纯竞争的第六种方法下是多余的人物）的充斥，每年就损失三亿法郎以上。受了损害的阶级，如僧侣阶级应该认清这件事，并应指出商人科学的错误，促使人们感到有试行协会的和正义的制度的必要。
我在论商业制度罪恶的三章中曾坚持这种必要性。上节所述的罪恶行为乃新时代人们的最后的愚蠢行为，这种愚蠢行为被他们看作是掉在水里的一根救命稻草，是防止在政治上与道德上犯错误的手段。当人们充分认清商业制度的三十六个特点时，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要去寻求的商业制度恰恰是发生三十六个相反结果的那种商业制度。既然问题的解决是在于根除基本的罪恶即产生其他一切罪恶的中介所有制，所以至少也应该说明那些罪恶中的几个，以便提出诚实商业学说（它的方法正与此相反）的概论。我们行将仔细去研究其中的三种罪恶，但比研究破产较为简略，这样就可以使头脑稍微清醒了一点的读者们能够领悟：文明制度的最新狂妄行为是如何漫无边际。这些狂妄行为的范围我们将在《论海洋的垄断》一章中加以测定。
这是商业罪行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种罪行，其所以如此令人厌恶，乃是因为它经常袭击经济上最受痛苦的那一部分人。只要食品或任何商品刚一开始感到缺乏，囤积居奇者就马上活跃起来，加深灾难，如抢购现有存货，对将制成的商品预付定金，停止商品的流通，然后用阴谋诡计，即夸大商品缺乏的程度和散布恐怖空气（这些后来都证明是靠不住的）来把价钱抬高到两倍、三倍。他们在经济组织中所干的勾当，完全像到战场上去撕裂和扩大残废者的创伤的那些折磨人的匪徒所干的勾当一样。
有一种情况造成了现在为囤积者们所利用的有利条件，这种情况就是囤积者们曾为雅各宾党人所追究的原因，可是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辉煌地打胜了这一仗。以后，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首先就被看作是雅各宾党人的应声虫。难道大家还不知道雅各宾党人对于任何种类的人，不问其为正直的人或强盗都一律加以屠杀吗？难道雅各宾党人不曾把阿贝尔
和马尔色布
、邵麦特
和拉瓦锡
送上断头台吗？只因为这四人都是结为同一的党派而牺牲，难道就必须把他们拿来相提并论，说阿贝尔和邵麦特也如马尔色布和拉瓦锡一样，都是被雅各宾党人所消灭，因而他们都是好人吗？这样的说法也可以适用于囤积者们和证券投机者们，不能说由于他们受过相反方面的追究，因而他们至少不是扰乱秩序者，不是脱离诚实劳动的盗窃者。
总之，他们在被称为经济学者的那帮学者们中间寻到对于自己的赞颂者，现在再没有一件事有如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这样受人尊重的了。这两者按时髦的说法是投机买卖和银行业务，因为要按事物本来的面目来称呼，那将觉得不大体面。
文明制度最奇怪的一个后果是：如果直接去镇压明明白白专做坏事的阶级，如囤积者阶级，那么坏事将愈来愈多，商品将愈来愈少，在恐怖时期
可以使人充分相信这一点。由此就使得哲学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为必须使商人们有行动的自由。反对坏事的最滑稽的方法是因为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方法来，所以就支持坏事！必须寻找有效的反对方法，而在没有发现它以前，人们不应赞扬商人们，而应斥责他们的肮脏的阴谋诡计；必须鼓励寻找足以镇压他们的行动方法（协会的竞争）。
但是，为什么哲学家们要掩饰像破产、证券投机、囤积居奇、高利贷等类的社会灾难呢？舆论可以回答他们：“你们所抱怨的这些灾难我们都知道，但因为你们是学者，头脑比我们开通些，请你们卖一点力气找找方法吧，在没有找到以前，你们的科学、你们的美丽词句对我们是毫无用处的，也像一个高谈阔论的医生在病人面前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谈了一大套，而没有为病人减轻一点病情一样。”哲学家们预见到这样不愉快的恭维话，认为最好是迫使我们忘却坏事，不要承认有坏事，所以他们向我们证明说：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是臻于完善的完善。他们大谈其分析的方法、形而上学的抽象和产生观念的感性知觉，使我们陷入科学的昏睡状态，使我们相信在社会制度中一切都在以最好的方法进行着。他们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著作，不问任何代价地写书，因此也像律师一样，习惯于把坏事当作好事来辩护。他们发现赞扬和美化当时流行的罪恶要比寻求救治之法方便得多，因为要寻求救治之法，他们就要冒白费气力通宵不眠而写不出一本书来的危险。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经济学家们其中也包括亚当·斯密都在竭力赞扬囤积居奇，把它看作是对普遍福利有益的行为。让我们来分析这些囤积者或投机者的赫赫功勋吧。我先举出其中的两个功勋来说。一个是谷物的囤积，这是最有危害性的一种，另一种是原料的囤积，这点看来好像可以原谅，因为它只扼杀生产，而不直接扼杀人民。
一、 谷物的囤积商业制度的基本原理，即给商人们以充分自由的这一原则，是承认商人们对于所经营的商品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有权利停止商品流通，把它隐藏起来，或甚至把它烧毁掉，像阿姆斯特丹的东方贸易公司就曾不止一次地那样干过。这个公司为了抬高肉桂的价钱，曾当众把堆存肉桂的货栈烧毁了，它既然可以把肉桂烧毁，那么如果它不怕群众拿石头来砸它，当然就可以烧毁谷物；它可以烧毁一部分谷物或让一部分谷物腐烂，以便把其他一部分谷物的价格抬高三倍来出卖。各个港口把因为商人等待涨价日子过久以至腐烂了的谷物倒入海中的情形，难道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吗？我作为商店店员曾亲自领着干过这种可耻的勾当。有一次曾逼着人把二百万公斤大米抛到海里去。如果货主不是那么利欲熏心，把这些大米在腐烂以前拿来出卖，也可以得到公道的利润。由于这种损失而蒙受其害的自然是社会本身，在让商人们自由行动这种哲学原则的掩护下，每天都可以看见这种损失的发生。
假定说一家富裕的商号像在1709年那样的荒年中，根据这种原则收购像爱尔兰那样一个不大的国家的谷物，而那时在各邻国内又发生普遍的歉收和禁止输出，因而由外面而来的供应几乎成为不可能。又假定说这家商号在收买了市场上所有的谷物以后，坚持以高出两倍或三倍的价钱出售，并声称：“这些谷物是我们所有的，我们想在它身上赚取多于我们所花费的三倍价钱，如果你坚决不愿付这个价钱，那么请你用商业方法购买另外的谷物吧。暂时可能有四分之一的人民会因饥饿而死去，但是这一点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仍然依据最新哲学所阐明的商业自由的原则，坚持干自己的投机事业。”
我要问：这家商号所用的方法与强盗匪帮所用的方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它的垄断迫使全国人民在饿死的威胁下付给它的价格等于它所供应的谷物的价值的三倍。
如果注意到这家商号依据商业自由的法则，有在任何价格下都不出卖谷物而让其腐烂在自己仓库中的权利，而那时人民就有饿死的可能，那么你能设想饥饿的人民应该为了尊崇漂亮的哲学原则——让商人们自由地行动——而自觉自愿地去饿死吗？不，决不，你得承认商业自由的权利必须依据社会本身的需要受到限制，承认一个拥有过多食品的人应该被看作有条件的保管者，而不被看作无条件的所有者，因为这些食品既不是他过去生产的，也不是他目前需要的。你应该承认商人们或交换的中介人们在他们的行动中应该服从大众的福利，而不应该利用受你们的经济学者所称道不已的最带毁灭性的方法来在一般的交易中任意设置障碍。
难道责成其他更值得尊重的阶级对社会所承担的那种责任，唯独商人们就可以不必承担么？当人民赋予将军、法官、医生以充分的自由行动时，决不因此而允许他们出卖军队，杀死病人，掠夺无辜者；我们看见这些人背弃他们的职责时，是受到如何的处分：背叛的将军斩首示众；其他依法处置，唯独一些商人们是不可侵犯的，是确定不受处罚的！政治经济学希望不许对商人们的阴谋诡计进行任何的监视；如果他们强迫全国挨饿，如果他们囤积居奇和宣告破产来扰乱全国的经济，这一切都可以用商人这一个名称来证明其无罪！一个喜剧中的骗子就是这样的，他以自己的丸药毒死了所有的人，同时却找到了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我是医生（medicus sum
）。同样，在我们这个复兴时代，人们希望我们相信社会中最无教养的一个阶级决不可能在它的阴谋诡计中会有反对国家利益的行为。以前人们曾说过教皇是绝对正确的，现在则说商人们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人们所想确定的事。
二、 原料或食品的囤积在分析被称为囤积者的黄金时代的1807年盛极一时的商业高潮（那时砂糖的价格涨到5—6法郎一磅）时，我将指出这种囤积的有害影响。
1806年秋天，人们预先感觉到殖民地的商品，特别是棉花的输入可能遭受一些障碍，食品的供应可能迟误；但是人们若担心法国的各工厂会缺乏原料，那是多余的，因为那时库存的棉花足够供一年消费之用（包括已在外国购买并向法国输入的棉花）。政府用登记的办法能够查明各工厂全年的用棉都有保证，并且在这段期间内还有时间来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但是囤积者们伸进魔爪来了，他们抢购和匿藏现有的储备品，并使人相信各工厂不出三个月就会缺乏原料；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上涨，也使棉花的价格涨到平常价格的两倍。这种抬高价格使大多数法国小工厂受到倒闭的威胁，因为它们不能按照原料和棉纱的价格来提高纺织品的价格；结果，大多数的工厂主只好打退堂鼓，遣散了他们的工人。
然而实际上原料并不缺乏，恰恰相反，富裕的棉纱商自身变成了囤积居奇者，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留下足够的数量以供给自己的纺织生产外，是如何转卖自己作投机用的多余棉花来进行证券投机。简而言之：在这些肮脏的市侩手中有普通的消费者所缺乏的多余棉花，因此，法国并没有丧失原料，也没有缺乏原料的危险。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在这种市场情况下，由商业的无限自由和自由竞争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它使：
一、 在原料没有真正缺乏和原料价格只应略微提高或完全不应该提高的情况下，原料价格涨到了两倍；
二、 使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工厂陷于瓦解；
三、 肮脏的市侩们的联盟用损害生产劳动的办法致富，并使国王受到耻辱，由于他们破坏了国王的创造物，因而侮辱了国王。
这是一些无可争辩的真理。人们对这点会提出异议，说什么如果政府妨碍了自由竞争，妨碍了商业的无限自由，那么灾祸可能会更加严重。我也同意，但你们也就从而证明了你们的经济学者不知道任何防止囤积的方法。难道这成为用不着寻求这种方法的理由吗？难道因此就可得出结论说囤积是好事吗？当你们不知道防治任何社会罪恶的解毒剂时，请你们至少拿出勇气来承认这种罪恶是社会的不幸；不要去听你们的哲学家们的那一套吧，他们为了推卸不能纠正这个罪恶的责难，就向你们竭力赞扬这种罪恶。当他们在大灾难面前吓得发抖，而劝你忍受证券投机和囤积居奇时，他们就好像不知道用什么药方来医治寒热病，而劝你忍受寒热病的愚昧无知的人一样。
但是，由于不知道防止囤积的方法，难道就说无限度的容忍囤积就合理吗？不，我将证明当局的干预往往能防止很大的灾害，同时还不至使用强力和陷入专横。让我们举一个适用于现在情况的例子吧〔1807年〕。
我假定政府为了拯救曾给予英国致命打击的自己的棉纺织工厂，企图压制囤积者们，并且派警察到某一个巴黎银行家那里调查。这个银行家在一月（1807年）间拥有按购进价格可值五百万法郎的存棉，他拒绝以八百万法郎的现金出售，因为他想在三个月之内毫不费力地使自己的资本增加一倍。当局可能向他这样说：“你同你的共谋者们囤积原料，拒绝按诚实的利润出售给我们的厂主们，以致使他们有破产的危险，因此我们要求你把你的存棉不要按你所奢望的加倍的利润出售，而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利润出售。我们准备把你的棉花分配给小工厂主（而不是大工厂主，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联合起来掠夺小工厂主的囤积者）。”
采取这样措施，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首先我们要指出在这种措施中没有丝毫强制的意味，因为囤积者在三个月后出卖存棉可得到六百万，而他购买时只花了五百万，这就是说他在三个月内赚了百分之二十，比以极大努力在年终时从自己土地上耕种的农民所得到的东西多三倍。
由于这种措施的结果，那些希望使自己的资本加倍并获得成功的其他一切囤积者们，就可能决定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出售自己的棉花。这样，工厂遭受的苦痛就会异常有限或甚至不会遭受任何苦痛，也不至于闹到工厂关门、工人解雇的地步。当局的这种干预既能挽救生产的危机，也能使人感激政府。这种干预毫不会阻止我们盟国对我们的供应，因为如果美国人在1806年按其所希望的一公担一百埃奇的价格供应我们，那么他们一定非常高兴把棉花运来按一百二十埃奇出售；由此很明显，当局对于囤积居奇者的干预不应按照雅各宾党人的方式，即以纸币付给所有者而对他们进行掠夺的方式，而应这样去干预，即只对那种堕落到勒索式的榨取利润的方法加以限制。
当预见到某种商品异常不足和稀少能引起投机者们从事囤积时，最好（在文明制度的政策下）是宣布这种商品是商业范围之外的商品，并规定其最大利润，同时规定一个足以充分鼓励输入的标准价格，例如高于平常市价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标准价格；禁止一切肮脏的市侩们以间接的方式来取得和贩卖这种商品，因为他既不是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又不是它的供应者；按照平常的销售量（这种销售量可按他在数年内出卖商品的平均统计来决定）限制对每一个商人的供应。
我不再详细说到另一些抑制囤积居奇的临时措施，了解这些措施是完全多余的，因为协会的竞争或第六时期的商业方法在于预防而不是在于压制囤积或其他不正常现象。在不知道预防的措施的情况下，连最低限度的治标办法，如宣布某一商品为商业范围以外的商品那种办法也不试图采取，这是不能原谅的。法国在1807年冬季就应采取这种办法，特别是对于棉花，因为我们棉纺织工厂的发展是可以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及其国内工厂以致命的打击。
由于有可能把原料的价格提高到平常市价的两倍，供应是否会增加呢？并不，原料可能比原来贵了三倍，但这种涨价并不能消除妨碍输入的障碍（战争性质的），因此，抬高原料价格只是使工厂和消费者受到掠夺，使囤积者获利。那么，在危机的时期，即可以允许离开常规和惯例的时候，应该保护谁呢？保护多数的消费者与工厂主呢？还是保护一些勾结起来想借助于人为引起的恐慌和抢购商品（这些商品以前他们既不贩卖，又不消费，更不认识）的方法以破坏生产的某一些凶恶的家伙呢？
如果是用投机者们自己的理由来反对他们，那很容易使他们陷入狼狈的地位！如果信任他们，那么一切商品都将缺乏，甚至于很快就会出现拿金块也买不到商品的时候。针对这种情形，当局可以告诉他们：“不问你想不想供应我们的工厂和消费者，但无论如何你必须被迫拿出你的库存东西，因为如果今后输入停止了，如果物资缺乏达到了极点，那么庇护你们的鬼蜮伎俩（它们掠夺生产并在危机时期使生产陷于阻滞，因而加速生产的崩溃），也就会变得徒劳无益。但是如果输入和供给还有办法，那么你们就是使暂时的不幸加深的人，即安宁的破坏者、惊慌的传播者。因此，不管你是怎么样想的，继续供应也好，停止供应也好，总之你是一个值得处罚的罪人，并且你应该为自己庆幸，因为人们仅仅宣布你不受商业的保护，并迫使你卖出你的存货，同时还使你得到超过平常价格四分之一的巨大利润。”
这样的讨论如果继续下去，我很容易证明，一方面不限制交易〔也不脱出文明制度政策的范围〕，同时却能制止囤积者们放肆的行为；在粮食范围内以及在各国政府所常加以干预的谷物交易范围内，人们已经感到有这种干预的必要了。如所周知，假如谷物的囤积者们享受完全自由，假如他们可以组织公司，用预付定金的方式来购取青苗和把谷物藏在仓库中不让流通，那么甚至在特大丰收之年，我们也将经常遭受到某种程度的饥荒。虽然投机者们冒着人民拿石头袭击他们的危险，有遇到政府方面反对他们的危险（政府在灾难严重的时机只好强迫他们开仓出卖存粮，以免使人民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是他们还是不止一次地达到了使全国遭受饥饿的目的！如果说我们曾经看到过投机家常常不顾一切危险来蛮干的话，那么要是让他们在囤积谷物方面享受绝对自由和可靠保证，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制定关于人类义务的学说的政治学者们，你们是否也承认社会的义务呢？这些义务中的第一个义务是否就在于压制那些破坏工业并把自己的幸福专门建立在使我们祖国遭受苦痛上的寄生虫呢？假如你们有勇气揭穿这些罪恶，那你们不会迟迟到今天还停留在发现矫正它们的方法（协会的竞争）的阶段上。啊！虽然古代往往可笑，但在商业政策方面却要比我们合理得多了。古代曾公开唾弃商人的罪恶，并且诅咒这些生产的掠夺者，即这些受最新哲学（无耻地拥护达到敛集黄金的目的的一切卑鄙行为）赞扬不已的囤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