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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应该吸收参加生产劳动的几种人分作两种谢利叶，即：
三种性别——男子、妇女和儿童——的谢利叶；
三种财产状况——富人、中产者和穷人——的谢利叶。
在性别中间，弱者吸引强者。因而，必须首先引诱儿童，由他们去引诱母亲参加劳动。然后，母亲和儿童联合起来，去引诱那由于疑虑重重而比较倔犟的父亲。——深重的疑虑心理在文明制度下度过了青年时代的人们中间占着支配地位。在各阶级中间，比较富裕的人引诱境况较差的人；因此，必须尽可能地引诱富人，因为当小市民和一般平民看到当今的伟人们都热情地投入工作时，他们也会全力以赴的。我们来看看协作劳动是否一开始就能够吸引儿童和富人。
对儿童来说，第一种诱惑就是美食。为他们设有特殊饮食部，并可以随意表示爱吃什么，只要有由七个儿童组成的小组提出对某种菜肴，或对早餐、午餐、晚点、夜餐的某种烹调要求，任何癖好均可满足。要是法郎吉配备齐全的话，对三个儿童一组的不同癖好也能满足。从一开始便要培养他们对每一道菜肴有不同的品味，弄清他们对每一种烹调方法的嗜好。这种新的智慧使他们感到非常美妙，这样一来他们都要成为法郎吉的谢伊德
了。
我们曾看到，另外的诱饵是小型的生产、小工厂、小工具、短时间的工作和舞蹈活动，等等。
富有阶级将首先动摇，他们将会逐渐地卷入某些被称为局部工作的小事中去。我们来看一看在栽种卷心菜这种普通作物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吧。
大自然赋予孟道尔经营农活菜地的爱好和能力——这种工作就是育种、专门采集、保藏种子。孟道尔很喜欢红卷心菜，他曾在法郎吉内看到一畦一畦非常漂亮的卷心菜，并发现这种菜用于佐餐极为可口。他要求看看菜子，他谈了这种菜蔬应该如何栽培，并向种子专家小组提出很好的建议。这个小组跟孟道尔说了一通恭维话，这样，孟道尔的自尊心由于他对这件小事做得很出色而获得极大的满足。他便加入卷心菜种子专家的行列，但并未参加栽培这种作物的其他小组，因为他的热情在这件事上仅属于一小部分，仅限于种子。他与其说是加入照管红卷心菜的各个小组，还不如说是加入一般种籽业谢利叶。
在参加工作后第二天，孟道尔在清晨检阅时看到，一队由八岁到十岁的儿童所组成的军乐队向他走过来，敲着鼓宣布给他提升职称。然后，白菜谢利叶的女传令官便宣布：孟道尔由于知识渊博应解除学徒身份，并晋升为红卷心菜学士。这之后，负责授予升级证章的贞洁少女来同孟道尔拥抱，并献给他一束人工制作的卷心菜花；随后，他在儿童军乐队的欢迎乐曲声中接受首长们的祝贺（这种办法与文明制度的习俗正好相反。文明制度的习俗是在举行仪式时，要发表一通含糊不清的冗长演说，还要硬叫一个年青女学士接受一位八十高龄的市政官员的抱吻）。
在前半个月结束时，孟道尔已经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好些成就；他不想再离开法郎吉了，他在这里开始卷入竞争之中，而且决心参加各种不同小组的远景规划。
每个有钱人，不论男子或妇女，在参加了几天法郎吉的工作之后，忽然看到在自己身上表现出他本人过去不知道的二十种劳动引力，将会大吃一惊。但是这些劳动引力都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部的劳动引力，因为这些劳动引力绝不会应用到工作整体上，如同在一切方面违反自然本性的文明制度结构所要求的那样。
把工作分段进行，在这种方法影响下将会看到，八分之七的妇女将热情洋溢地去做她们现在非常反感的家务工作；不喜欢照料幼儿的妇女将参加缝纫部门的某一小组；讨厌在厨房里洗碗碟的妇女将热情地埋头去调制甜乳汁，并因为在这一方面才能出众而将成为这个小组的代表，尽管她对厨房其他部门的工作并不熟悉。像洗漏勺、汤锅这类工作，当不再强迫人们去做那种使文明制度家庭主妇累得喘不过气来的其他二十种工作时，也同样会找到对它发生强烈兴趣的谢利叶女成员；而使文明制度的主妇感到灰心丧气的是，除了工作繁杂之外，同时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可花，因为丈夫和道德给予主妇的忠告多而给予金钱少。妇女在家务工作中获得的只是忙碌和贫困，而男子在他所干的农事工作中则只受到欺诈和厌恶。大家都对这些自然赋予他们的工作充满反感，这还用得着奇怪吗？
虽然把工作分段进行也是劳动引力上首创精神的主要源泉，但是我们看到，劳动引力也是由许多别的诱饵产生的；——像在社会接触中企图胜过别人和热情地为家庭服务就是属于这一类。
在社会接触中企图胜过别人的这种思想会引诱某一个从来不想工作的人来参加工作。克罗艾在几次服侍乐器制造谢利叶的成员用膳之后，在他们充满计谋情欲的会餐中，对他们热烈商谈的竞赛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使她产生了去参观这些人的工厂的想法：她在那里的木器制作或贝雕工艺方面找到了一些轻松工作。这些工作正像对她的伙伴一样，也很合她的心意，于是她就加入其中某一部分的工作。如果她在参观工厂时不是事前就与这个谢利叶的成员们有过接触，她以后就不会去参加这个工厂的工作。
乐器生产很快就引诱克罗艾去参加其他的工作。这些工作她过去并不关心，完全是由于这种接触才激发她去做的。可是在文明制度下绝不会有这样的事，因为每一行业的工人对于其他行业的工人的竞赛是漠不关心的，而且总是持讥讽的态度。
间接的家庭生活服务是情欲和谐制度最光辉的成果之一，并且是劳动引力的强大动力。现在那些为了谋生去服侍别人而经常受到主人的无理解雇和虐待的人，将一下子拥有五十个热情的服务员。这些服务员仅仅是出于衷心的爱好而为他工作，并不要他付给任何工资。
有个叫巴斯坚的贫穷青年人把自己的一件最漂亮的衣裳撕破了。第二天，女仆小组在收拾巴斯坚的房间时，便把这件衣裳拿到修补工厂去。这个工厂是由一位五十岁的有钱老太太谢兰特主持的。老太太热爱修补破烂衣服的工作，自诩在修补方面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她。
谢兰特对巴斯坚颇有好感，因为她常常在各种不同的小组中遇到他。他在这些小组中是出人头地的：在禽舍中饲养谢兰特最心爱的野鸡，在小组中照料她的那种带丁香味的石竹花都是他。她很想认识他。在看到附有巴斯坚的名字标签的衣裳时，她自己就把衣裳取走，并把它修补得非常好。
就这件事情来说……巴斯坚就已经有了一位拥有百万家财的太太做她的女工，她出于热情，完全无偿地为他服务。法郎吉都是用拨给小组的股息来偿付各种服务的，任何人都不领取个人报酬，因为那是不光彩的。
我们看到，巴斯坚虽说很穷，也处处一样受人服侍。铺床叠被、掸衣服、擦皮鞋等工作，都是由妇女和儿童来做。他们组成女仆小组、掸衣小组和擦皮鞋小组时，便会由于偏爱而选择巴斯坚和别的他们所喜欢的人的什物。因为各种家务都是由某个自由小组去做，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他所愿意服侍的人，同样也可以离去。凡是没有任何人来选择他的什物的人，都由补充小组来服侍：补充小组是依次为没有受到服役的人而工作的。
对于这个简单介绍，还需要加以证明的是：每个人，不管老年或青年，穷人或富人，都会在任何项目上找到热心的服务员，并且真正有五十个对他抱有好感的日常生活中的仆役，这些仆役往往比他富有百倍。在文明制度下，不但使仆役、而且往往连主人都感到懊恼的日常生活服务工作，在法郎吉中则变成了无数联系的泉源。
这种结合应该使人预感到他们会有一种更有价值的结合，即完全以情欲为基础的教育上方面结合。每一个穷孩子在他的青年时期将参加三十种、甚至一百种工作；他到处都会遇到热心关怀某种工作的继往开来、并以教导某个穷孩子为乐的老人。老人会把这样的穷孩子看做自己心爱的劳动的接班人；从而常常会发生这类事情：一个没有钱的小伙子竟成了一位老妇人的养子之一，因为老妇人把他认做是自己心爱的某种工作的继承者，并在遗嘱中把某些财产留给他。
正是为了把这种美妙的结合安排适当，自然界才赋予儿童种种与父辈不同的爱好，而在文明制度下做父亲的却常常为此诉苦。可是他们马上就会由于造物主在高尚的和谐表现中的智慧而惊叹不已，因为协作状态从直系亲属的这种爱好不同产生出崇高的和谐。
与这种辉煌的和谐表现相反，分工经营在一切方面只会导致不同年龄和不同等级的龃龉不和。工资在这里成了无休止的争吵的题目，而个人命令则成了众人憎恨的对象。任何专断的命令，对服从命令的人来说都是侮辱性的。在和谐制度下，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能接受命令，除非是自愿的、集体的和大家所热烈赞同的纪律。在这一情况下，发布命令不是专断行为，而服从也不是屈辱。在文明制度的方式或各自雇人料理家务的制度，往往会产生双倍、有时甚至四倍纠纷的地方，采用了协作制度的方式就能产生双倍和四倍的魅力和形形色色的联系与协调。
我在开始转到集体引力问题时，已经计划叙述它的三种动力：
中间性情欲的运用，
军队中的恋爱关系。
母爱的序列。仅限于其中的第一序列。
为混杂的和人所鄙视的种种爱好（这在我们这里得不到任何利用）所推动的结合体，叫做中间性小组或中间性谢利叶。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些所谓恶习的用处，在组合的活动中它们却颇有价值。
我假设现在要着手进行一项困难工作，譬如说：荒山有碍全乡景色之美，为了点缀或绿化荒山起见需要造林，但是目前不大可能组成一个愿意担任全部工作的谢利叶，这样一来，就必须使用中间性谢利叶作为顺序接替。
首先要使雇工队伍发挥作用，去从事初步的运土和粗活等准备工作（我说的是试验性法郎吉，因为经过三年之后就不再需要雇工队伍了）。
随后要使发起人，使那些对一切事情都有始无终的人，使那些才做了几个班次热情就开始衰退的人行动起来。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了开展最困难的第一步工作，他们却是有价值的。这些人的性格都是容易激动的，什么最危险的工作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一开始是动手大干，参加几次两个钟头一班的工作，果然不出所料，半个月之后丢下就跑了。在此期间，事情却已经粗具规模。这些发起人在雇工的支援下，已经把笨重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并在不同的点上设置了几个植树小组。
这时候就要依靠随机应变的性格或风派人物，依靠善变的、见风转舵的、喜欢附和最后一个人的意见的人，以及只有当新事业开始博得信任时才赞同新事物的人了。当他们看到事业进行顺利时，便认为这项事业值得接受，并且来附和那得到大量雇工帮助的发起人的意见了。
此后，就要求助于赶热闹的人或异想天开的人。这种人愿意插手已经完成了一半、但需要略加变动和修改的事情，像房屋建成一半继续再造下去，不加考虑地调换职业，甚至不过是由于他们也茫然不解的某种不安情绪，竟会放弃好职位去干坏差事。当他们看到种植工作已经有所进展，他们便热情地参加。为了讨好他们，不妨同意他们作某些无关紧要的改变，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同先前留下的同事们一道参加这项工作。
继他们之后便是随大流的人或称普洛透斯
，这是文明制度下一种为数极多的中间性人物。此种人物当看到某种事业兴旺时，便来参加。他们不想对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事业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总是不等事情结束赶忙参加进去。他们的参加将把接近结束的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这一下就到了吸收集大成的人物的时期了。这种人当看到事业差不多已经大功告成时，便热情地献身于这种事业。事业才开头的时候是不会得到他们的赞许的；他们叫嚷什么不可能啊，什么滑稽可笑啊，反正是满口冷嘲热讽，攻击进行改革的当局，把那些进行建设、排水、在生产中实行革新的业主统统称之为神经错乱。
但是，当事业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时，我们看到，这些阿里斯达克
便改变腔调，宣称自己是曾经被他们诬蔑过的事情的鼓吹者，而且就好像驿车上的苍蝇
一样，断然说他们对这项事业出过力；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甚至还在那些由于一开始就支持这种事业、而被他们不断加以嘲笑的人们面前吹嘘这种事业。他们觉察不出自己前后自相矛盾，只是在事业快要圆满结束时他们才热乎起来的。在法国，这种性格是一种最普遍的性格。因此，法国人对一切新事物的要求总是马后炮，在新事物初出现时总要嘲笑一番。
法国人不会不表明自己是创立和谐制度或劳动引力事业的集大成者。他们开头先诽谤这种发现以及发现它的人，继而便讥笑创业的股东，之后，当他们看到试验乡的种种措施有了进展，便改变主张；最后，等到一切安排就绪，他们便以三四倍的价格来购买股票；并且还要证明正是他们曾经庇护过创业的人，赞美过、鼓励过他的发现。两个极端常常会碰在一起，法国人就已知的事物来说可算是最大的发起者；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像法国人这样老是有始无终，工作才完成了一半就改变计划。你在法国人中间，任何时候都不会看到儿子按照父亲的计划把事情做完，或者建筑师按照前人的规划把工作继续下去。法国人总是心血来潮，不能坚持某一种爱好、某一项意见，而是从一个极端一下子跳到另一极端、使对立的东西混淆起来的中间性人物。半个世纪以前，他们最鄙视商业，而现在他们则是商业的庸俗崇拜者；他们曾经以诚实自诩，而现在呢，在商业上却像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虚伪。
一句话，他们身上显然集合了我刚才叙述过的中间性的一切特点；在任何行为上都保持中间性，乃是法国人的民族性格。当和谐制度的人在叙述文明时期的历史时，按照性格序列把各个民族分一下类，那么，法国人将被列为中间性的典型，而不是忠诚性的典型。
在这里可以预见到，我们那些最受道德非议的癖好，在协作制度下都可以利用起来，使它们变成可贵的品德。文明制度时期的人却不停地互相嘲笑某种古怪的癖好。我刚才在回答这种批评时曾经描述过，一件最困难和最令人讨厌的工作就是通过所有这些中间性格的人的协作、带着热情完成的。
愈是进一步研究情欲谢利叶结构，便愈加相信我们具有很多的手段来引诱群众以及各个人参加劳动。我们的志趣、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性格，甚至最古怪的性格，只要把它们用在情欲谢利叶上，都将像上帝创造它们时那样优美。邪恶的泛滥绝不是由于情欲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文明制度而产生的。文明制度是在分散的或小家庭式的活动下运用情欲的，因此，神圣制度会产生多少善行，文明制度就会产生多少灾难。
在总结本章所论述的主要问题时，我还可以指出发动劳动引力的其他许多途径；不过，下面这四种：
分段进行，
间接的家庭生活服务，
人们接触中的运用心计，
中间性的利用，
就足以证明，社会世界当它按一家一户来分配经济活动时，是背离自然的途径的。如果使用这种方法，那么，相互关系的欺诈，工作时间过长，厂房的肮脏，工作的复杂，下属工作的吃力不讨好，主人的不公正与自私，参加工作者的粗鲁，这一切都促使劳动变成一种苦难，从而大大降低产量，使它只能达到协作制度下生产的四分之一。因此，文明制度乃是命运的对立面，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只有被哲学的白内障所蒙蔽的人，才不承认这种理性的荒谬。
在前面几篇和本书序言中，人们可能会嘲笑我曾多次重复一个乍一看来觉得滑稽可笑的论点，即关于在协作制度下美食嗜好是智慧、知识和社会协调问题的根源这一论点。我可以对这个古怪论点提出最确切的证明。
再没有任何一种情欲比贪食美味更被人认为恶劣的了。是否可以设想，上帝把他赋予最大支配力的这种情欲看成恶习呢？（因为再没有任何更普遍支配人民的情欲）其他情欲，如爱情、雄心，对成年人和壮年人的影响较大，但是嗜食美味对无论什么年龄的人都不会失去支配力：这是一种长久不变的情欲，是唯一的从摇篮时期直到生命终止时都占支配地位的情欲。这种情欲在有文化的阶级中间固然非常有力，它还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支配着人民，支配着那到处被看做口腹奴隶的儿童。我们看到，兵士为了那准备让他酒醉饭饱的人而起义；对文明人极端仇视的野蛮人，为了一小瓶烧酒就会来参与文明人的经济活动；为了几大瓶烈性液体，必要时甚至能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出卖给文明人。
如果说上帝不是早就确定了这种情欲在他为我们设置的结构中具有卓越作用，难道他会为此专横地硬使人类受这种情欲控制吗？况且，如果说这种结构是劳动引力的结构，那么这种劳动引力不应该与被称做嗜食美味的美食引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吗？确确实实，正是美食嗜好应该形成劳动谢利叶的总联系，应该是劳动谢利叶竞赛性角逐的灵魂。
在文明制度条件下，美食嗜好与劳动没有联系。因为手工劳动的生产者根本就尝不到他们在农业或工业中所创造的精美食品。这样一来，这种情欲在我们中间便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人的特征。也由于这一点，这种情欲即使没有由它带来的浪费无度现象，也会是一种恶劣的情欲。
在协作制度状态下，美食嗜好则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它不再是对游手好闲的奖励，而是对劳动的奖励。因为最穷苦的农民在这里都能分享到珍贵食品。更何况在这种美食嗜好把消费的角逐与生产、调制和分配的角逐联系起来时，由于多样化，它只会起防止无节制现象和激发人们从事劳动的作用。既然生产是这四者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我们便首先要提出指导生产的基本原理，即普及美食嗜好。实际上：
如果能使全人类甚至对于像白菜、萝卜这一类极普通的菜蔬都提高到美味的程度，并使每个人都相当富裕，对质量不高、烹调不佳的食物拒绝食用，那么，便会发生这种情况：任何耕种区域，几年之后，都将充满精美产品，因为像某些地区出产的苦瓜、苦桃子这类不良产品，便找不到任何销路；这样，那些地方就不再种这些东西了。每个乡都会固定种植其土壤能种出品质优良的作物；都会在那出产劣质产品的地方把土层深深翻过，或者把田野变成森林，变为人工的草原，或者用于生产别的优良产品，这并不是因为情欲谢利叶不消费任何普通食品和布匹，而是它们希望哪怕像豌豆和粗呢绒之类一般产品的质量，都能尽善尽美，与自然界在生产引力方面所确定的规模相称。
应该作为出发点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消费者对食品、衣着、家具和娱乐普遍的严格要求和讲究，便会使生产达到普遍完善的境界。这个原理已为道德家本身所承认。我们看到，古典作家们如何大声疾呼地反对公众的恶劣趣味，因为公众都沉溺于通俗歌剧和骇人奇闻之中不能自拔，而这些正是具有纯正意趣的人们所鄙弃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任何其他问题上一样，道德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一方面希望我们在文学艺术方面成为趣味高尚的人，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我们在社会体系供给养料的这个重要部门成为粗鲁的人。这是各种关系的一个部分，它是应该产生劳动引力，以便从这里影响其他一切部门的重要关键。于是，那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总是搞不好的道德家们曾把完善的原则或精致趣味的必要性运用在应该放到最后的对象上，即精美艺术上。而我则要把这种精美艺术放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最后一级上，因为在这里所采取的精致性会引起双重缺陷：
第一、 它败坏艺术本身。由于唯利是图，艺术便愈来愈陷于华而不实，陷入浪漫式的过分夸张之中，陷入各种歧路之中；而这种败坏也传染了那些比任何时候都更醉心于体系精神和蔑视本性或引力的人们。
第二、 如果说，精致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支配着艺术领域，那么，它也是仅以这个范围为限，它丝毫不扩展到第一系列的关系，即消费和配制关系，从而也不会扩及于生产方面。由此可见，美好趣味或精致性的发展完全被道德的差错所曲解和打断了，因为道德希望在将它应用于美食嗜好以前，仅限于把它用于艺术方面，其实只要采用情欲谢利叶，这种精致性便会从这里扩展到一切方面。
为了证实这两重憾恨，我们注意到，号称艺术中心的巴黎也就是饮食恶嗜的中心。不管东西好坏，巴黎人都毫无差别地加以消费
。这是一批由八十万哲学家所组成的乌合之众，这些哲学家们吃东西时只知道一味抑制自己的情欲和鼓励商人的狡猾，他们对一切欺骗行径，对为营利而发明的任何毒物，都是奴隶般地一味顺从忍受，给啥吃啥。
另一种坏毛病是法国所特有的，也是从巴黎发源的，这就是妇女对美食的不重视，而且这种不重视的倾向与日俱增。这将是和谐制度初期一种极大的缺点。因为如果在美食方面、即劳动引力发轫途径没有热烈嗜好，人们便不能生气勃勃地热爱农业工作，也不会热烈地竭尽全力来为农业争作贡献。道德和良好风度的说教者们竭力要使法国太太们相信，美食嗜好是恶劣的情欲。可是在和谐制度下却必须使太太们改变想法，要使她们卷入至少为文明制度的习惯所认可的十种情欲方面的角逐。德国女性的恶习比较少。德国妇女比较公开地爱好美食，甚至酒类，而法国少女则以蔑视饮酒为荣。
一切克制嗜好之举，不过是对自然的歪曲而已。自然界在食品方面（无论固体或流质），早已为三种性别的人各各准备好一套他们所爱好的东西。此外，嗜好的组合，把八分之一的女性吸收到男性的嗜好中，而把八分之一的男性吸收到女性的嗜好中。这种组合是存在的，尽管是以隐秘的形式存在着。我认识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她很喜欢大蒜，并且贪婪地吃大蒜头。大概，到十五岁时，她就不再大嚼蒜头了。但是，这件事证明了，按照本书第一编所提规则，妇女们不顾时尚的阻挠，都在适当的程度上具备了情欲谢利叶相互衔接所必需的一切嗜好。
因此，必须在试验性法郎吉内发展这些嗜好，唤起妇女身上往往与良好风度完全矛盾的天然癖性。如果迫切地希望达到劳动谢利叶的衔接和情欲的平衡，就必须首先唤起她们在美食方面的本性。年轻的姑娘不顾别人的嘲笑爱吃大蒜；为了双重衔接，你就应该重视这种嗜好，因为它能够实现：
一、 某一谢利叶内男女的混合。因为栽种这种鳞茎类蔬菜如洋葱、蒜、分葱、韭菜、细香葱的谢利叶一般都是男性。必须通过组合的方法至少要在那个谢利叶中加入八分之一的妇女，而这八分之一的妇女必须在年轻的姑娘中找寻，因为一到十六岁，少女们就未必有爱吃大蒜的嗜好了。
二、 个人工作的混合。某个年轻的姑娘爱吃大蒜，而不爱学习语法。她的父母希望她放弃大蒜而专心学习语法，这就是说，要双重地违反她的本性；我们要设法在两方面发展她的本性。先让她在餐桌上和菜园里与大蒜爱好者发生智力上的联系，随后把马赛卢斯写的大蒜颂给她读，她会赶忙读完这首诗，并会对别人讲大蒜的那些恶言恶语产生反感。她从读诗中间得益，使她初步知道了抒情诗，懂得了诗的章节和自由体诗歌的差别。也许，从此她便喜欢诗，以后对语法也爱好起来。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很快地就会导致对另一学科的研究。协作制度下的教学就是这样使计谋精神与古怪癖性结合起来，以便激起儿童对学习的爱好，并且以间接方法引导他去学习那些要是没有某种计谋刺激因素来促进，他就会顽强地拒绝学习的科目。
我坚持所有这些角逐都应与美食嗜好联系起来的原则。因为美食嗜好，对儿童来说，是产业活动方面的发端和组合的天然途径。当然，还有应该加以运用的其他动力，但是，这种动力却是在儿童中间居于首位的一种动力。不承认这个原则，试验性法郎吉便会走上谬误的道路，它会像乌龟一样地慢步爬行，只要一旦犯了其他严重错误，就会陷于破灭。
我们的所谓美食家们，不管是著作家还是实践家，谈这个问题都不够格。他们用开玩笑的口气谈论这个问题，借此贬低它的意义。固然，在文明制度下，美食可能起着极其从属的作用，更接近于放纵，而少接近于智慧，但在和谐制度下它将被认作是情欲平衡的主要动力。
味觉是一部四轮车，这四个轮子是：
1． 美食，
2． 烹调，
3． 腌制，
4． 农作物。
在情欲谢利叶中所进行的这四种作业的结合便产生出美食学或保护卫生的哲理，即按级调整、适合人类气质序列的卫生学；文明制度的医学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文明制度依照其倒行逆施的世界的本性来说，在这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它想在那个应该结束的地方开始。任何做父亲的都非常赞许他的子女在第三个和第四个——农作物和腌制——部门中出人头地，他甚至希望年轻的女孩子到第二个部门——烹调工作中去锻炼一下：由此可见，他们只承认三个不能创造劳动引力的科学部门，而排除了第一个部门——即可以从中产生其余三个部门的情欲的美食。这种笨拙行为当然又是道德的一项功绩了，因为道德使我们跟自己的感官成了敌人，跟商业却成了朋友：商业只是一味引起纵欲而已。
另一方面，下流的作家们则在给我们的卢古鲁斯
们上了关于“好吃”的一课。这些穷奢极欲之徒对诗和修辞一窍不通，却从他们自己的厨师那里获得了足够的知识。这种文学上的卖淫现象败坏了美食的声誉，也就像欧文派的那些胡言乱语败坏了协作社的名声一样。
美食只有当它能够保证一切人的需要时才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科学。事实上是：群众距离良好的饮食非常遥远，他们的营养愈来愈坏。他们甚至连有益于健康和必需的食品都缺乏。在巴黎，我们看到三四千个讲究吃喝的朋友，营养非常好；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三四十万个连菜汤都喝不上的平民：现在他们是用变质了的猪油、蜡烛和污水熬成一种冒充肉汤的东西来填肚子。商业精神日益猖獗，它的欺诈行径也愈来愈压迫下层阶级了。
美食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值得赞美的：
1． 它能直接应用于生产，与耕种和烹调食物衔接，配合，并吸收美食家参加农业和炊事；
2． 它能促进工人大众的幸福，并使平民具有文明制度下的游手好闲者所擅长的讲究美食的嗜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属于味觉的各种作业衔接，使它们与四个部门中最吸引人的部门即美食嗜好联系起来。可以肯定，这种美食嗜好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永远有吸引力；因此，必须把美食嗜好选作建筑的基础，如果希望这一建筑经久长存的话。
我们的哲学家们在原则上认为，自然体系内一切都是有联系的，但是在我们现时的产业体系内，情欲方面则没有丝毫联系。产业活动应该借助于美食谢利叶来形成自己的联系。美食谢利叶通过情欲把餐桌上的论题引到厨房和腌制储存上，然后引到农作，最后引到按人的气质形成序列及适合每一序列的卫生制度的烹调上。因此，在和谐制度下，将力图尽早吸收每个人都参加上述四种作业，以便使他不只是起好吃美味的不光彩的作用，这正是我们的阿皮齐乌斯
们可耻的地方。他们的全部能耐不外乎是用颌骨来工作，而缺乏在其他三种属于味觉的作业方面活动的能力。
没有任何一种情欲比味觉的情欲对于作业的衔接更有影响了。我在第二十六章中曾举过爱吃大蒜的例子。我在那个例子中假设，有一个人由于在维护自己的味嗜方面使用心计，并由于热爱赞扬味嗜的这一门文学而逐渐被引到诗的研究（计谋情欲和组合情欲的发扬）中来。如果要根据情欲谢利叶这样从每个儿童的美食嗜好来考虑问题，那么，只是在这一部门就会发现使儿童热爱各种学科的方法了，对父母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在和谐制度初期，必须像教育儿童一样来教育父辈。我无法更充分地提醒人们必须首先从美食上来考虑问题，把它看做是比其他任何产生引力的东西都更为有效的引力播种机，看做是一种最迅速地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是，必须按照情欲使作业结合起来，通过运用巧思而振奋热烈的刺激因素，把各种作业一个个带动起来。最后，必须建立哲学所梦想的但一个也建立不起来的一般联系，特别在教育事业中更是如此；因为长期以来哲学既不能使教育与愉快相结合，又不能使它与农业实践结合起来。
在这一方面一个恼人的缺陷是不知道把医学与愉快、特别是与味觉的愉快结合起来。每年都可以看到在医学领域内出现很多体系，除了心脏医疗体系外，其中没有一个试图越出老框框。味觉的医学、即在每一种疾病上所应该提供的愉快的解毒理论，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但对于学院来说却是成果甚少的领域。我曾看到过用果酱、葡萄、甜酸苹果和上等葡萄酒所进行的种种疗法；我也曾看到过用一小杯陈白酒就治好了寒热病。民间有许多令人愉快的治疗伤风感冒的妙法良方，比如说，把一瓶陈葡萄酒温热，加糖服下，然后睡上一觉。这种医学可以称为卫生美食学。这将是科学的一个部门，是预防疾病同时也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因为它用各式各样的大量好食品，以及用迅速的愉快的方法换掉餐桌上的享受，以此来预防暴饮暴食。
自然界把好吃作为支配情欲赋予儿童，正是为了把我们从幼年起就引到这种饮食制度上来。有人说他们是好吃美食的小家伙，这真是荒谬之至。他们并不好吃美食，只不过是饕餮、食欲旺盛和贪吃罢了。他们连没有成熟的果子和其他粗糙的食品都贪吃。如果他们真是美食家、行家，他们早就把这些粗粝倒掉喂猪了。他们贪吃的情欲只是一种萌芽，有了这种萌芽就可以引向美食嗜好，引向那经过精心考虑和适用于味觉的其他三种作业的美食学。
到处可以看到，对饮食最有自制力的人是厨师。他们是严格的鉴赏家，最善于品评菜肴，而又不陷于贪馋无度。他们是能随意摄取美食的人中最有节制的一种人。因此，不管是对儿童还是对父辈，防止餐桌上暴饮暴食最好是采取这样一种办法，这就是要使大家都成为烹调家和讲究美食的人，从而把美食与烹调、腌制和农业这三种活动联系起来，并且与按照人的气质序列逐级调整的保健联系起来。
由于这种美食制度在股份公司中间最可能遇到反对者，由于某一些人可能因为道德偏见，其余的人则因为对节约作了错误的理解，因而对于鼓励或容许美食嗜好的现象会表示反对，所以我必须断然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犯这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协作制度试验时最危险的暗礁。
有人会觉得奇怪，我对利用美食竟然这样重视，以至于把它看做是试验性法郎吉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我在1822年所写的论文中却不曾提出过这个条件。
我的这一看法是在对十二种情欲中每一种的影响的分量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在因为大量缺少引力而遇到困难的试验乡内发扬和衔接各种产业引力。现在让我们对这些影响的分量逐一加以概述。
雄心。它将在劳动竞赛方面提供许多良好的推动力，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提供的。例如，我曾经谈过的权杖序列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推动力，但是它只有等待和谐制度在全球建立之后才能确定下来。因而，这是一种要推延四五年后才能加以利用的杠杆，而人们所需要的却是要从最初两个星期起就可以利用的推动力。为了实现这个紧迫任务，美食就是对一切阶级都最适用的手段。雄心在初期将提供四种极为重要有力的推动力，即：创立法郎吉有功者有希望获得奖励，从好奇的出资参观者身上能得到一笔收入，光荣的小事，以及竞赛性的斗智。但是为了一下子就能创造出劳动引力以及运用巧思智谋把这些引力组合起来，就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比得上实用美食学了。
爱情。它能对劳动提供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在形成爱情谢利叶及恋爱自由和平衡的组织时可以看到，不到两年时间产量即增长百分之五十。我曾说过，这种产量最初将比我们现在的产量增加三倍，而在恋爱自由获得平衡的情况下，会增加五倍。但是，大家都知道，自由地享受这种情欲将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在此之前，这种享受将仍然处于犯罪的地位。这样看来，它不像美食那样是马上可以应用的东西，美食本身甚至在反对它的人的心目中也是没有任何罪过的；因为我们常看到，某个说教者在发表了一通反对好吃的漂亮说教之后，还是要水陆俱陈，饱餐一顿。虽然如此，但是当爱情这种情欲在摒除了各种无节制行为而获得平衡时，便不再是一种罪过；不但不是罪过，而且还有益于健康，因为它所提供的快感将有助于保持健康。
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在劳动引力方面得到的利用，如果不算例外情况，可能要到一个世纪之后才会开始；因为在十年后人们将看到，它的一个部门——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养部门才开始萌芽；其余的部门，比如同情收养和父爱序列，则还要延迟更长的时间。这一切距离具备适用于一切阶级的立即使用的条件还非常遥远。
友谊。从友谊中将得到巨大的帮助，但是利用美食的序列、并精益求精，才是在短时期内发展友谊的手段。再没有任何东西像对于某些菜肴或某种烹调方法的共同嗜好更能迅速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了，特别是对离奇古怪的、中间性的和被大多数人嘲笑的东西有同样嗜好时更是如此。因此，把美食利用于社会结构就足以促进友谊。如果把我以味觉为基础的劳动引力组合体系归功于友谊的话，那就会高尚一些。但是，如果我在这里把首位归于友谊，那就等于把结果放在第一位，而把原因放在第二位了。我要防止这种错误。
让我们更正确地判断自己的感觉吧。当我们感觉的影响导致善、劳动和社会的协调时，我们便不会对它们感到羞愧。上帝在使外部感觉适合心灵时总是不愿玷污物质，而是利用物质；它为这些感觉提供先导，就像我们对先于主人而来临的仆役给予先导一样。我之以美食作为先导，正是应该这样来看。消费、烹调和栽培某一种植物的共同爱好把人们结合在一个小组里，而美食就是用作建立各个劳动小组之间的最初友谊的手段。
我不来研究三种原动力情欲对劳动作业的衔接提供什么手段：既然所有三种情欲都对其余九种情欲发生影响，那么先分析一下九种情欲中每一种的效力就行了。我曾把四种依恋情欲的影响与味觉的影响作过比较，现在我们来估量一下其余四种外部感觉在最初出现的法郎吉中的影响。
触觉、视觉、听觉、嗅觉：我将把它们总括起来加以论述。
这四种外部感觉的任何一种对于试验性法郎吉中人数最多的、只受过初级国民教育的农民和工人都不会发生什么显著影响。在和谐制度初期必须满足于这些由文明制度培养出来的人面兽心的人，满足于这些从来不会与诗神打交道的笨拙的里木赞人和下布列塔尼人
。他们对于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精致细腻之处完全漠然不解，而只是强烈地渴求味觉享受和金钱利益。一大堆有肥力的粪堆，对他们来说，要比那不提供任何利益的春天的花卉更加美妙。最美丽的景色在他们心目中抵不上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们要你抛开优美的艺术，只把好菜端上桌来。
让亟待改进的文明制度所培养出来的这个粗鄙的一代死绝了吧。在一般体系中试验建立触觉、视觉、听觉、嗅觉这四种外部感觉的支配地位，再等上十五年或者十年吧。在此之前，能够达到这类细致性的个别的人将尽可能地从这些感觉中得到益处；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只占少数，而饕餮家在所有三个阶级中却占绝大多数。这就是说，开始应该把希望建筑在适合情况的手段上，而不是建筑在未来的完善的境界上。美食之所以最值得引起创办人重视，其原因就在这里。在能够感化堕落程度较轻、不太粗鄙和适合于全面享受十二种情欲的一代以前，它将是社会协调的临时性萌芽。我们的法律只接受其中十种，而排除了自由恋爱和自由的亲属关系（因为这是两种依恋的初级情欲，而文明制度在初级的发扬方面是不健全的）。
除了在形成劳动组合方面最强有力的情欲之外，还应该指出被相反的属性所玷污了的情欲，这就是使联系破裂、并因此为道德家们所激赏的情欲：这就是家族精神或者说亲属关系，这个一切社会混乱现象的根源。在关于劳动组合的篇章中，把这种情欲的罪恶作一概述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劳动组合的主要障碍。
在整个第四编谈到关于协作一致的萌芽时，必须说明一般纠纷的萌芽，这一全不为人所知的东西即道德家所大事赞扬的家族关系。文明制度的世界安排得对于家族关系非常有利。为了消除这种谬误，必须把证明放在理论之前，而把基本原理置于本章之末。家庭、即可能的社会结合中最小的结合，因此也是与上帝意图、节约和联系最背道而驰的社会结合。现在我们来看看家庭产业中最突出的缺陷。
第一、 不稳定性。我们的家庭制度是极不稳定的；家长的意外死亡，他的全部事业就会一天天趋于瓦解；遗产的瓜分、父子性格的不一致、认识的分歧以及二十种别的原因，将会把父亲所创造的一切全部推翻，他垦殖的地区将被荒废、分散和破坏；他的工厂将陷于混乱，他所收藏的图书将流入旧书店，字画也将送进古董铺。在公民团体或宗教团体中情形则与此相反。在那里，一切都会保存下来，并且更加趋于完善，个人的变化或死亡丝毫不会使企业安排受到损害。
第二、 后裔的不肖。任何一个有事业心的人都希望至少有一个儿子将来能接替他，继续他的事业。命运却只给了他一个婚生女儿，而他却有几个不为法律所承认的非婚生子，于是他的名字就从此堙没无闻了。他可能在自己的企业方面找到充满热忱的继承者，不过要在财产和生活条件极其悬殊的阶级中才能找到。另一些情况是，他的孩子拒绝帮助他，或者是他们没有帮助他的能力。子女过多和抚养费用过大、往往使父亲的企业陷于瘫痪：他的吃力不讨好的劳动无力抚养他们和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将来。对他辛苦了一辈子的报答是，让他看到好些孩子由于急不可待地要享受他的遗产，竟希望他早死早好。
第三、 夫妻以及家庭间的不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应该讲一讲。有事业心的人将因妻子或某些子女的恶劣品行，同事的背信弃义，嫉妒者的中伤和诉讼，以及他的全部希望所系的子女的死亡而灰心丧气。我们看到，文明制度下的父母们在失去他们所钟爱的子女时竟致陷于疯狂状态：他们没有任何平衡力量来抵抗这种苦难和许多别的苦难。由此可见，这种家庭情况实在是一种陷阱，真是一只潘多拉的箱子
。怎么能设想上帝会希望把企业建筑在对领导企业的人来说、尤其是对执行的下属来说是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上呢？
第四、 企业的陷阱。政治和道德没有本领创造劳动引力，便依靠狡猾手段。它们称赞没有财产的婚姻的美妙，并且定下社会制度来强迫贫民娶妻，好让子女的沉重负担强迫他去工作，以赚钱养活饥饿的孩子。因此，贫苦阶级中所有当父亲的和全人口中八分之七的父亲都叫喊不迭：“这下子我要苦一辈子啦！”这种陷阱就是道德家们赞美甜蜜婚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为了得到源源不绝的新兵，为了使半饥不饱的工人每天为挣一点点微薄报酬去给大头领的发财干活卖命，就把平民往这个陷阱里推。
第五、 对劳动的积累的反感。儿童的反感已经相当强烈。如果不是慑于惩罚，他根本就不工作；并且，这种混乱现象将随着进入性成熟年龄而不断增长；恋爱一来，就使他在厌弃劳动之外，又添上爱花钱和爱结交的习惯，这正与父亲的见解和家庭的和谐完全抵触。这种在十五岁时加进来的新动力本应是可以改进经济结构的，因为对一项机构增添一个零件，乃是为了改善它的功能。在和谐制度下的人们中间，爱情将通过两条途径来加强劳动引力，这就是说青年通过在工厂、牲畜棚两性在一起工作中所发生的新的魅力，以及通过献身科学中最美妙的科学——类比学，这门科学是不给未成熟年龄的人传习的。这种极其诱人的科学将会激起成年人的学习热情；一直到二十岁以后，当他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和千千万万表现在动植矿各界产品中的情欲标志时，这种热情才会逐渐减弱。但在文明制度下，恋爱关系不能成为对劳动和科学的双重推动力，却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恶习，成为父亲的苦恼。父亲一辈势必要经常进行监督，供给衣饰费用、嫁资，而且往往还要拿出钱来替青年人还债和弥补他们的其他差欠。因此，毫无疑义，对父亲一辈来说，夫妻关系乃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只有少数富有家庭例外；而在成年人中产生爱情，只是为了使他们堕落。
现在我们从这些迹象来对恶进行精确的分析。我曾注意到，夫妻关系即我们社会制度的基础，乃是可能的结合中最小的结合：不能想象比一对夫妻更小的结合了。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有理由假定，如果上帝希望创造最大的协作结合，并确定尽可能最大的自由，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恶的萌芽，即与上帝见解最相背离的状态就存在于这种规模最小的和自由最少的结合中。这就是特定的夫妻关系，从这里面便产生了仅限于唯一的血统的简单的家庭关系。这种关系和文明制度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因为它是所有社会中最不协调的社会。
恶的萌芽肯定包含在十二种情欲中的某一种情欲之内：这种萌芽只存在于那种与上帝意向截然相反的结构的情欲中。就宇宙结构来说，显然，上帝希望依照几何学正确性规律使一切东西都是自由的和协调的，而我们则采取了家庭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专横、虚伪、非正义、不和、压迫；每个家庭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总是矛盾的。
家庭小组的另一根本缺点是：它绝不是自由的，而其余三种小组则是自由的。可以依照自愿调换朋友、情人、合伙者，但是在血统关系上却丝毫不能改变：它是永久性的，与自由选择相对立的。这也是人们没有想到去认识的缺点，而这个缺点却是如此严重，使得和谐制度要采用许多抵消性的平衡力量来与它对抗，比如像劳动收养和分沾遗产的规定条例就是这种平衡力量。
这些迹象有助于我们说明恶的统治：恶从来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今天，由于商业精神的胜利，它的统治力量甚至更加扩大；因为商业精神使文明制度下的人变得比他们开初更加卑鄙、更加虚伪了。诡辩家们根据这一理由，提出人的天性是不是恶的问题，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肯定。这种判断无异于伊斯兰教宿命论者的那种论证方法：因为他们不想费力建立卫生检疫工作，他们就断言，瘟疫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疾病。我们的哲学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为了使自己避免去寻求防止恶的手段，他们宣布恶是不可避免的天意，但他们却发表了几千种预防体系，说是可以通过对于商业和其他幻想（这些被他们称为智慧的激流和至高无上真理的预言）的热爱，来使文明制度成为尽善尽美的制度。把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件事搞乱的最可靠的手段就是掺进才华之士吧。自从法国创立了三百个农业研究所之后，某些县里的毛虫比任何时候都多得多了。
全世界运动的规律证明，恶或虚伪的制度在宇宙结构内掺入八分之一的东西，它的统治拥有八分之一的时间、地点和事物。因为自然体系内一切都是有联系的，恶依靠其中有自己根源的某种事物来与总的体系相联系，这是必然的。这个某种事物只能是家庭，这是范围最小、最有强制性的集体。难道能在其他三种小组的某一小组中看到恶的根源吗？不会的，因为其他三种小组都是趋向于自由和大规模的结合的，都是趋向可以自由变动的广泛联系的。道德本身在向我们赞美这些联系的扩张，因为它希望我们的友谊带着广泛的爱扩展到那被改造成为一个兄弟般的大家庭的一切人身上，以便让我们的雄心把我们与全球爱交往的朋友们联系起来。爱情从它本身来说，是没有界限的；一旦让它按照其天然的倾向行事的话，那么，自由而富有的男子便会马上像聪明的所罗门那样有上千个妻子，而自由的妇女也会希望得到同样多的丈夫。这种爱情关系的众多性是如此自然，以致我们从来不曾看到过，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君主，甚至在他年迈的时候，只以一个妻子为满足，他们都有自己的三宫六院。由此可见，爱情也和其他小组一样，也是力求达到大规模的结合的。
当人们懂得并且能够把家庭关系从简单形式提高到复杂形式，从强制方式提高到自由方式，并使每个家庭成为像波斯王纯洁的菲特·阿里沙赫的家族那样多的人口时，家庭关系的进程就将是如此。在未来的世纪中，在和谐制度建立三四个世纪之后，每个老年人，虽然只有两三个直系的子女，在旁系亲属和收养子女中却还有三百多个儿童，其中包括自己的孙子和旁系的孙子。那时人们将享受到他们在目前情况下所无法得到的亲属关系的全部好处，特别是利益一致的好处。利益一致将使自私自利同种种高尚感情协调起来，并使继承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希望赠与者延年益寿。
光是侈谈什么平衡和均衡的文明制度的人们想必也会觉察到，他们的家庭制度实质上并没有平衡。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爱要是三倍的话，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爱就只有三分之一还不到。所有做父亲的都这样诉苦，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那些老是想着一切都要求平衡、均等的“平衡论”者们，怎样能对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无动于衷呢？他们怎么才能使父亲得到满足，让他们收回与父爱程度相等的子爱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子爱必须来自三个源泉：
第一、 来自同血统的人或直系子孙（现在的父爱就全部放在他们身上）。
第二、 来自事业方面的养子或做父亲的各种不同爱好的继承者、在三十多个小组和谢利叶中的事业继承者，他们都曾是门生弟子。
第三、 来自双重序列的同情者；由于性格相同和性格相反的同情者（我们关于同情方面的幻想家们不了解这种必然的双重性）。
这三类中来自第二、第三两类的人，在和谐制度下有权被收为养子和按照遗嘱接受遗产。这在文明制度下是不存在的，因为文明制度下的人绝没有爱好相同的继承者，也不会发现相同方面和相反方面的两类同情者，因为大家的性格都被扼杀它们的道德教育或市井的粗野行为所歪曲了；更何况家庭中的人是如此自私自利、如此充满嫉妒，根本不能容忍有人分享父亲的爱。父亲不得不限于爱自己的亲生子女，却往往在这些子女中发现尽是与自己性格相反的人、敌人和破坏自己事业的人。可以通过准确的计算性格序列的方法证明：如果一个人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孙子，总共六个直系后裔，我可以用两百比一跟你打赌，你在这六个人里面既找不到性格方面的同情者，也找不到企业方面的同情者或情欲方面的继承人，特别是当这种企业活动像在文明制度下那样只限于某一类活动的时候。对文明制度下的父亲们来说，这是多么悲惨的前景啊！这是父爱的多么可怕的陷阱啊！
由于家庭小组所固有的这许多缺点，协作制度将扫除它在有关收益和分配的种种问题上的任何影响，因为它只会带来不公正和掠夺行为。这种小组应加合并，使它能够适合普遍的一致。必须不断地发展和扩大用上面所说的三个系统来淹没家庭的利己主义。我将在关于结合的报导中阐明这种方法。
某些读者由于不合理的顾虑，反对这种把夫妻关系看做恶的萌芽的学说。如果说夫妻关系是罪恶之树，其原因并不是它所产生的罪恶，而是因为它是可能的联合中最小的联合，因而它是最违反经济的、与作为最高经济主宰的上帝的意向最相背离的。上帝作为最高主宰不能把混乱和分散的现象作为制度的基础，拿三百所互相敌对的茅屋来代替一座关系协调的大厦。我们看到，冒充经济学的若干科学固执地偏袒这种所能设想到的最丑恶的结合，这不正像包马晒
所说的：“聪明人多么傻！”吗？
但是，他们却提出了反驳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结合。那么，就应该去寻求：Quærite et invenietis（探求和发现），并且应该把唯一寻求过并且已经找到了它的那个人的理论好好加以研究。
现在我们接触到分配的问题，整个协作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协调削弱了，那么很快就会看到，整个建筑物即将瓦解。试验性法郎吉在它第一步行动结束时就会解体。为了保证在分配问题上达到协调一致，我们有两种足以应付裕如的手段：第一是任何时候人们都不会缺乏的贪婪心理。然而，如果能把它改造成为公平分配的保证，那就肯定会获得正义的统治了；第二种分配均衡的手段是文明制度下所难于实现的慷慨大度。文明制度的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判断，会认为在和谐制度下也同样不可能有慷慨大度；因此，必须扼要地向他们叙述这种由慷慨大度所产生的协调一致；甚至在着手分配以前，便可从中得出自愿的协调一致。这一研究可分为四个小论题，即：物质、爱恋、结构和统一诸方面的协调一致。
在协作社中，协调一致的第一途径便是发财致富。因此，我们看到，在任何商业公司中，当企业不能提供利润时，合伙人就会发生争吵而离散。只有当每个人在这里都看到自己的财产和享受大大的增长，看到增加三倍的现金收入、增加三十倍和四十倍的相对收入时，法郎吉中才能够充满这种自愿的协调一致。我们现在来证明在第二篇序言中已经说明过的协作制度的这一属性。在这里，我只是以现金收入与相对收入进行比较来对它加以考察。
任何一个人家居住在法国富庶省份，如图尔、昂儒，在生活方面来说，都比它要是住在伦敦富裕十倍。它在邻近图尔城和索缪尔的乡下，只要用相当于伦敦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同样好的水果和葡萄酒。因此，我们看到有许多英国家庭迁到图尔地区来，为的是在这里可以节约，生活还可以过得富裕一些。由此可见，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即使不增加实际财产也能够使财富在某些部门增长十倍；如果再把增长四倍的实际收入加在这些财产上，那便会使财富相对地增加四十倍，因为这里只要有四倍的财力就可以得到十倍的舒适生活。
在协作结构下，相对的财富在不同的部门中能够提高到无数级，在把这种财富与增加四倍的实际收入结合起来，财富甚至能够提高一百倍。下面就是从最豪华的和微不足道的奢侈品中信手拈来的两个例子。
行。现在，任何一个想要乘车外出的家庭，只有三种马车可乘，一是城市用的马车，二是郊区旅行用的马车，三是带篷的双轮马车，外加雇一个仆人的费用和马匹、车辆维修费，在巴黎这项交通费就非六千法郎不可。而在和谐制度下，这个家庭每年有六百法郎就可以包乘所有等级的马车甚至仪仗马车，或者骑马也行。
如果算上可以自由选择各式马车的好处，算上可以免得跟招摇撞骗的生意人和工人发生争执，算上可以免掉一批侍从仆役，免掉他们盗窃、搞鬼、刺探情况和其他窥伺的烦恼，——这就使人有充分理由说，仆役是贵人们的灾难——那么，这种增加十倍的财富便会变成增加二十倍了。
就行的问题来说，马车和马匹并不是唯一的值得羡慕的享受；四轮马车往往不过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差劲的东西而已，不过因为没有更好的工具可使，就只好采用它罢了。比如在巴黎和伦敦，乘那里的四轮马车简直完全不是一种乐事，它只是一种避免泥泞、恶劣天气和长途跋涉的工具；其次，巴黎郊区的情况也令人不快。在这里，富有阶级由于道路不好和马路两边筑着两道讨厌的土墙、情愿待在自己的庄园里不出来。巴黎周围的道路简直是游客和打猎人的灾难：在冬天七个月里，它们是肮脏的臭水沟，在五个天气晴和的月份，有时从三月起（像1825年那样），则是一片遮天蔽日的灰尘。
在协作制度下情况则与此相反。协作制度能够为行准备好各种道路：有供载重货车走的马路，有供轻便马车走的道路，有人行道，有马和斑骓走的便道，有林荫大道，有经常洒水的小路，等等。就行的问题这第三个部分来说，也和上面两个部分一样，舒适程度至少比我们现在增加十倍。这样一来，在行的方面我们的享受相对的说已经增加了三十倍。
第四个美妙部分是：所有住宅区、牲畜圈、商店和工厂的内部走廊上方都有天棚，在上工、去教堂、访友、参加表演会和舞会时，使人不感到冷或热；跳完舞出来时，经过温暖的走廊回到自己家里，不致伤风感冒。如果从一法里远的地方回来，可以在暖洋洋的门廊里上马车。在这方面，牲畜也分享到人的舒适。我不会说，在这类享受上，和谐制度下的人的舒适将大过我们现在十倍，因为对我们来说，这种舒适享受根本就不存在。动一动几乎总是非常不便，往往还挺危险，甚至对国王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法国国王没有带天棚的、温暖的门廊，他也只有冒着风雪严寒登上御车。我们常常看到，妇女们在从舞厅出来时感染肺炎；任何人在哪天早晨出门会客和办事时，都不得不换二十次车，不断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只有把这些与带天棚的走廊的美妙比较一下，人们才能估计到生活上的这种种困难，并且会相信，在建筑方面，跟其他一切方面一样，文明制度结构也是一个颠倒世界。
把这种增加二十倍的舒适与上面所列举的增加三十倍的舒适加在一起，我们便会发现，享受的总和在行的方面已达到五十倍。既然为了享受这种舒适，人们的收入将增加四倍，在拿四倍的实际收入乘五十倍的相对可能性时，便会达到二百倍。这就是说，在和谐制度下，舒适的增长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就物质方面继续往下谈；现在我要转到种种细微的情节上。
国王虽然有一批专管膳食的侍从，却不能吃到像和谐制度下一般平民所吃的那种精美菜肴。他们不可能随意挑选带有天然香味或某种蔬菜香气的各种肉汤：他们吃的肉汤被某种卤汁和浓汁的气味所压倒。他们的厨师既没有手艺，也没有耐心为他们调制一套精肉菜羹。这些宫廷厨师在烹调他们认为有损自己体面的菜肴方面，更是一窍不通。同时，国王的胃口也跟小市民的一样，需要多样化。精美的菜肴，也和普通菜一样，往往引不起食欲。不久前，有一位大公爵夫人在旅行途中，地方官和市长精心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她，她一看就对他们说：“这些都好极了，不过，我想吃点土豆。”她在巴黎很不容易吃到土豆，因为巴黎不会栽培和收集这种蔬菜。况且，她的厨师难道懂得保存这种食品香味的方法，就是要放在炭火中烘烤这一最难而又为宫廷厨师所不屑一顾的手艺吗？难道她的厨师会去打听蔬菜是在哪一种土壤中用什么方法栽培出来的吗？文明制度时期的国王自己无法得到这些品质优良的东西，但对和谐制度下最贫穷的人来说却都是有保证的。即使他只吃炒鸡蛋和青菜，他也会这样想：“我吃得比文明制度的国王还要好。”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用不同方法养出来的鸡味道竟是多么不同：国王也只好以买到平常的鸡蛋而心满意足了，但其中有些鸡蛋是表面漂亮，里面却带着一股恶臭。
在计算情欲结构时，依照规则我们要在同一系列的两极对比上找到证据。我已经在享受方面进行过比较，引述过一件最豪华的事情——关于车马随从和仪仗马车的事；现在对于那些不习惯于两极对比规则、并且认为这些规则不登哲学大雅之堂的风雅之士们，对不起，我要谈一谈最庸俗的东西了，尽管这些先生们认为哲学会鄙弃庸俗的比较，鄙弃斯卡隆
滑稽可笑的遗嘱中的题材。斯卡隆在遗嘱上说：
“留给莫里哀一顶绿帽子，
留给胖子圣·阿曼一片干奶酪。”
如果说干奶酪可以入诗，甚至写入抒情诗（参看勒布伦
关于我们本地风物的礼赞，其中包括对出自加拉戴之手的旺物
奶酪的颂歌），那么这种乡村美味就更可以放在我粗俗的散文中了。当一片干酪在我们面前揭穿文明制度伟大业绩的渺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上升到了最崇高的哲学顶峰。
坦率地说，这种情况具有这样一种意义：任何一个国王，即使使用他的全部宝藏，也不能叫人端出一份让一桌人都感到心满意足的干酪来。可是在和谐制度下做奶酪供应时，则分三种序列：第一是诸式品种，第二是每一品种的异味，第三是存放年限不同的各式异味。按三种序列的差别，甚至在只有像巴黎所最常吃的硬干酪、半硬干酪和软干酪这三种干酪端上桌来，就需要有近五十片不同品种新切的干奶酪。在巴黎可以看到，最好的饮食，毫无疑义，包括国王的饮食在内，也只有三种干酪。无论从品种来说，从质量来说，或是从存放年限来说，都毫无序列可言。和谐制度下最贫穷的人将享受到我们的国王所享受不到的丰富多彩的食品。因为，各式干酪或有益于健康，或对健康极为有害，这主要要看各人的消化能力，所以同桌有十二个人就需要十二种不同品质的干酪。吃的人只有在用各种玻璃罩罩着包括三种序列——品种、质量和存放年限——的一套几十种干酪的柜台中才可以找到它们。这些是和谐制度下一般人每天所能享受的，而现在连国王都享受不到。
重要的是，就在像干酪这样的小事上，可以看到和谐制度下的平民在各式各样的享受方面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达官贵人和王公。难道有什么人敢在国王的餐桌上说：“这三种干酪不是我所需要的，我要的干酪是很咸的、中间有孔的、饱含大量水珠的、没有弹性而质地坚实、表皮略呈面包壳褐红色的那一种”吗？这种人会被称做乡巴佬：如果你想得到肥缺，在国王的餐桌上必须说什么都好吃。文明制度下的人处处这样受客套约束，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欲。不需要约束任何情欲，可以随意要哪种表皮哪种心子的干酪，这件事对和谐制度下的人来说便是一种魅力。他们将在三种系列中找到他所需要的品种，对所有其他菜肴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便得出关于这种自愿协调一致的结论。自愿的一致是由物质方面的享乐而产生的，而物质方面的享乐就是按照每时每刻都能提供一切美妙事物的序列来调整的。因为物质生活的美妙就在于：在任何时候都有在种种小事上使自己最微小的古怪嗜好获得满足的机会。只有在情欲谢利叶中才能获得这种幸福，连国王都比不上；任何国王在参观过试验性法郎吉之后总是怀着极大的蔑视心情来看待自己的宫殿、宫廷和礼仪，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在谈到实际财富增加四倍和享受增加四十倍时，我的估计低于实际情况。因为在许多部门，如交通和运输方面是增加一百倍以上。我所说的二十倍和四十倍这类话，乃是为了冲淡这个光辉真理的一种谦虚说法。
同样可以看出，协作结构是确切地遵循两个极端接触和各个部分互相联系的这一规律的：它所提供的享受普及于一切阶级和最小的部分。
除了这些感官上的愉快之外，还应加上父母可以免除物质的忧虑；父亲因摆脱了家务、教养和陪嫁方面的开支而感到愉快；妇女因免除了穷困和繁重地操持家务而感到愉快；儿童在美食方面得到了引力、激起了他们在高尚娱乐中所感到的愉快；最后，加上富人由于财产的增加，以及由于摆脱文明制度下富户遭遇的各式各样的危险和陷阱而感到的愉快——这一切便很容易预感到：试验性法郎吉从第一个月起除了怎样来维持这个极良好的制度外，便不需要操什么别的心了。而且，当试验性法郎吉认识到，维持这种制度将完全以分配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为转移时，它便开始注意去实现这种协调的手段了。在第一次行动中人们是会怀疑这种协调一致的；因为由于分配只是在总结算之后，即在一月或二月中才进行的，在开始时人们还看不到这种协调一致。
因此，人们将看到，谢利叶、小组、各个人之间如何为这种一致互相进行协商，如何竞相采取最宽宏大度的决定，如何承担金钱牺牲的义务（不过这种牺牲将是完全不必要的）。每个人都将本着自愿的忠诚，本着大公无私的决心进行奋斗。每个人一想起将会倒退到文明制度下的状态时，就像想起掉到地狱的火海里一样害怕，每个人都会声明他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就把自己的利润收入放弃一半。从这个时候起，统一的愿望和保持统一的自愿一致便达到了最高峰。现在我们来看看物质以外各个方面的同样效果。
现在我们从感官的愉快转到心灵的愉快，转到慷慨大度的鼓舞；由于这种鼓舞便产生并形成在分配问题上的衷心一致的愿望。
达到这个目的第一个途径，在于消灭阶级之间的反感。儿童队在担任起受人鄙视的工作时，便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说，消除了妨碍阶级融合和分配收益上协调的意图的主要障碍。
为使人们能够看到这种阶级融合的轻而易举，我们要从某一种实际出发。我们看到，最高贵的人——像亨利第四——一旦遇到值得优待的下属，就最喜欢跟他们接近，不管是仆役还是其他的人。路易十六对待自己的属下也很平易近人，比如，他在亲自锻造时铜匠都过来帮助他。他拿坐垫扔到自己的侍从克莱利头上闹着玩，克莱利也照样回敬他。
这些例子说明，富人们如果有一些能够在一定关系上融洽相处、相当诚实、相当无私的属下，他们将会觉得幸福。在文明制度下，情况则与此相反，家庭仆役在达官贵人们眼中都是讨厌的和值得怀疑的随从，因而这些达官贵人们不得不在这些危险的仆役中间保持森严的规矩。
我已经叙述过充满热情的日常生活服务所提供的魅力；我还要运用某些详细情节，把这种情形强调一下。
达蒙是一个爱好花卉的人。当他住在巴黎时，就为布置自己的花坛费了很多钱。卖花的不但不支持他，还要骗他；园丁或仆役们则偷他的花。这样，他对养花感到厌烦，不再爱花了。
达蒙在试验性法郎吉安家落户之后，却又更加爱侍弄起花儿来了，因为热心的同事们都帮助他。这些热心人不会引起他的不信任，而且不管他要什么，他们都主动去做；甚至不要他吩咐就很熟练地完成了他自己不想担当的一切工作。他同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因为一切开支都是由法郎吉负担的。由于他拥有在他们看来是很宝贵的知识，因此，他受到他们的爱戴和尊敬。他们把他看做集体的中坚分子，设宴欢迎他；他对于小组中的每一个人都抱有好感，特别是那些在可能要下大雨时赶来替他在花坛上搭起帐篷的儿童们。他把这个花卉爱好者的团体看做自己的第二家庭。他在里面选择了一些劳动上的养子养女。
例如：贫穷的小姑娘阿曼特是谢利叶最能干的成员之一，她对达蒙热情洋溢。她忘了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把他看做自己所心爱的花卉栽培工作的支持者。她想向他表示，既然她是侍女小组的成员或女侍从，她就要负责收拾达蒙的房间，照管他的衣柜（至于打扫等工作由儿童队负责）。这样，阿曼特便自愿地成了达蒙的女管家。达蒙并不付给阿曼特工钱，她认为要工资是丢人的事。她也跟别人一样，在侍女小组中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因为她不只服侍达蒙一个人，不过达蒙却是她怀着特殊的好感来服侍的人。她对莳花的喜爱扩大到达蒙身上，而达蒙则由于自己的知识和财富，成了这项活动的台柱。
达蒙在这里获得了双重魅力，即两种充满热情的服务：一方面是在花坛上有阿曼特和别的同事们服务，他们都对他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是在他的住处，有美丽的阿曼特负责收拾他的房间，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由此并不能就得出结论，认为阿曼特会成为达蒙的情人：她的服务是超出爱情关系的范围的。当然很可能达蒙会爱上阿曼特；不过不管在这方面有什么插曲，他有魅力能得到她双重的热情服务，一是在花坛上，一是在住处：这都是她最开心的事。这样，能同一个身任文明制度下两种家庭仆役工作的人——园丁和侍女——交往密切，他当然感到幸福；他不会忘掉把她当做自己的劳动养女，这种关系便保证了她将来在达蒙的遗产中获得一份。
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只是使友谊关系、生产协作关系发生作用，而这种友谊关系在儿童中间更加深厚，因为友谊正是在儿童中间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扬。在这里，它既不会遇到自私自利的障碍，也不会遇到爱情的干扰，也不会碰上家庭利害关系的阻拦。如果父亲们不加干预，不使自己的子女养成骄傲习惯，那么，在幼年期间，友谊便会把各种地位的人都融合在一起。
在青年时代产生的爱情必然把各种地位的人融合在一起，把帝王之尊降到他所追求的牧羊女一样的水平面上。由此可见，即使在目前的制度下，也还存在着各个地位悬殊的阶级融合的萌芽，甚至在雄心中间也会发现这种萌芽：各个地位悬殊阶级的融合使上等阶级在党派事务上、在竞选活动中习惯于跟下等阶级亲近交往。我们曾看到，西庇阿家族的人和伽图
家的人亲自走到老百姓跟前握手言欢，以便获得他们的选票。英国的公爵们为了得到某个小市镇的统治权，曾付出昂贵的代价，向多少人低声下气！
因此，在目前状态下，我们也还有不少养成阶级融合的萌芽，不过都是通过卑劣行为和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途径来实现罢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卑劣手段正在引起互相敌视的各个阶级的人们接近的迹象。当人们依靠高尚手段、依靠真正爱的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谈的达蒙与阿曼特之间的这种关系来发挥作用时，这些彼此之间的接近便会容易二十倍。
达蒙除了在莳花方面所形成的这些关系外，还将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基础上形成二十种其他的关系，因为在每一项工作中他都要与大多数谢利叶成员发生关系。在这里，他便养成了对集团的爱恋；在和谐制度下面，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同志方面博得衷心的赞美，这种关系便更加有活力，因为每人都只限于在某一工作部门工作，而且是分段进行，这样就能把每个谢利叶成员都用在他最能发挥其所长的那个部门中工作。
经常的赞美或每天的表扬，是和谐制度下吸引富人们的主要魅力之一。这种表扬来源于两个方面：他对各部分工作的干练（每个人在对他有吸引力的工作上都是很出色的），以及他对自己的谢利叶和自己的小组在生产上所作的贡献。达蒙是个有钱的人，他肯花钱从远地买到管理处不会出钱去买的多种名贵花卉；为此，所有谢利叶成员都很器重他，把他选为检阅时的首长，花卉爱好者大谢利叶的上校。他们每个人都是达蒙所买来的这些名贵花卉的热心保护者——要是在文明制度下，这些花卉早就让仆役们偷光或糟蹋完了。于是，达蒙便由于自己的赠献而获得双重衷心联系的报偿——自己对热心而聪明的同事们的感激和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尊敬，以及跟他竞赛的邻人的好评：他博得大家赞美，别的谢利叶也同样称赞他。在这些谢利叶中，他由于对一定工作的熟练而成为第一流的协作社成员。这样一来，那个所谓恶习，被道德诅咒为
“可憎的谄媚者啊，上天的怒气
把你这个祸害当做礼物送给了人间”。
跟我们一切的所谓恶习一样，便变成了对劳动的鼓励，变成了协作和谐的源泉。连工作很好的贫民在他们小组里也会受人赞美。但是在文明制度下，只有对富人才奉承，而且奉承富人也只是为了哄骗他或者促使他去作恶。
如果说有这么多的原因使富人对穷人发生好感，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原因使穷人也对富人发生好感；原因就是下面这些：
协作所有制的精神，分享收入，
富人对穷人的间接服务，
贫苦儿童由收养他的富人教养，
劳动收养和分享遗产，
由富人为法郎吉出钱而获得的果实，
半价出售的一级餐肴，
富人出资举办的团体宴会，
富人的使用心计的赞美，
让贫苦儿童分享一部分收入。
这么多新的联系很快就会使目前相互之间只有憎恨、掠夺和欺诈的两个阶级达到团结一致。
在协作结构中最令富人神往的事，就是他能够忘记一切尔虞我诈，而对周围的一切充分信任。但是在文明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就不可能避免这些欺骗行为，这些常常令人发指。在法郎吉内，富人在对人表示充分信任时，任何时候都不必担心上当受骗，也不会遇到什么纠缠不休的请求：自有儿童队给他们必要的帮助。不过这种事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具有充分的最基本的生活保证的和谐制度下的人，不需要在物质利益上有求于人，因为他们都有保证地能够在每一个引人入胜的劳动部门中获得与他们的劳动、才能和资本（如果他们有的话）相称的报酬。不需要任何袒护。可以相信：任何袒护对他们的竞争者也跟对他们一样，都是无益的，相信不管有什么计谋活动，报酬和上进都会达到公正的分配，这对他们来说乃是一种享受。在第九和第十概述中可以看到这种结构。
因此，在贫富悬殊的人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在和谐制度下是很容易做到的。在这里，由于下等阶级的愉快、适意、礼貌和正直，由于劳动环境的豪华和协作社成员间的团结一致，这些结合非常引人入胜。最贫穷的人将会为自己新的地位和他们的法郎吉行将改变世界面貌的高尚使命而感到自豪。他们将非常重视那有别于文明制度下的人的正直和公正，因为正直和公正将是谋求利益的唯一途径。他们在短时期中便具有了突然间从茅屋迁进高楼大厦中那些人的气魄和风度。如果第一个法郎吉所选定的地区内的人民，都像图尔和巴黎近郊那样有文化，这种良好风气在这个法郎吉的贫穷阶级中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
富人们多多少少有点憎恨文明制度下的平民，可是这种心情马上就会被他们对法郎吉平民的热爱所代替：他们将会把法郎吉的平民看做是另外一种人，并且由于对文明制度的虚伪和粗野加倍的恐惧而愿意同这些人亲近。他们同和谐制度的平民在一起，便很容易忘掉自己的身份，就像现在他们接近文雅大方的巴黎女工时一刹那间便忘了自己的身份一样。这些女工虽然出身平民，但都很具有良好的风度。
因此，我认为从第二个月起，这种阶级融合的萌芽就会显示出来。富有阶级首先就会对文明制度政治的下列基本论点表示愤慨：为了几个富人，就必须有许多穷人。这个论点很快就会被下面的这一论点所代替：为了使富人幸福，就必须让穷人们享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幸福。
我们要提醒注意的是，儿童在符合本性的教育下所取得的成就，或者不需要父亲或教师的任何督促而自愿参加劳动和学习，这将是实现这种阶级融合的主要手段之一。正是这一奇迹在鼓舞富有家庭的家长，并使他们对阶级融合表示好感。
即使从第一年起不曾有效地实现阶级融合，分配上的协调一致也不会遭到失败。在第九概述中可以看到，还有一个不依所有这三个阶级的融合为转移的手段来达到这种一致。如果试验性法郎吉是由粗鲁的平民所组成的话，这种融合便不能很快地实现。
不过，即便是依靠选择有文化的平民，要实现这种融合，还缺少两种动力，因为在文明制度下教养出来的平民毕竟还缺乏高尚教养；另一方面，过渡到协作结构的富有家庭并不是从幼年时代起就与平民建立联系的。
尽管有这两种障碍，但由于普遍的热忱，融合已经是可能的。很快地，富人们除了在公众典礼和庆祝集会之外，并不希望有什么地位上的差别。在所有别的场合，集体的友谊将会占上风，并产生出一种文明制度的人所不理解的情欲——联合情欲。关于这种情欲我将在第三十二章中作若干扼要的说明。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是一切纠纷的根源。那么这是因为它们到处都是为了少数人的享乐而压迫大多数人。一百个人在跳舞厅里寻欢作乐，而一百个马夫和仆役却跟留在风雪中的马匹一样在院子里挨冻；厨师和仆役们在备办筵席却对自己的工作兴趣索然，只感到非常苦恼。可是在情欲谢利叶内，或者由于烹调上的竞赛，或者由于房屋的分配，特别是由于间接的日常生活服务制度，这些乏味的普通工作便会变成诱人的事情。因为在各种不同的作业中，间接的日常生活服务制度把富人变成热情为穷人服务的人。
因为这些协调一致的表现对富人和穷人都产生同样程度的魅力，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将看到同样的热忱，都将看到解决分配问题的同样慷慨大度的竞赛，而良好的协作制度即依靠这个来维持。但是，当共同工作的人都认识到，为了在这种分配上达到协调一致和公正，除了贪婪、爱钱或追求更多收入的愿望之外，并没有可以产生功效的其他动力时，他们将会如何惊讶啊！在第五编中将看到对这种奇怪的哑谜的解答。这个奇怪的哑谜将以几何学方法来说明爱财是情欲谢利叶中通向正义和美德之路，这样说并没有嘲弄道德的意思。
我们已接触到协作关系的美妙方面之一：现在所要讲的不只是奇迹，而是双倍的奇迹。我们渊博的学者们在为上帝创造奇迹的能力进行争辩，可是人们马上就会从协作世界中看到更惊人的能力——创造双倍奇迹的能力，在相互关系的每一部门中同时实现两种奇迹、而不是一种奇迹的能力。
自然界使我们具有爱好仙境的癖性，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浪漫主义的幻想正是协作制度下人们的本性，不过这与那些只向我们提供简单奇迹的浪漫主义者所采取的具有完全相反的意义。就这方面来说，浪漫主义者还不如一般平民有洞察力，因为一般平民很好地观察到并阐明了人的命运——幸福或不幸是复杂的，从来都不是简单的。
这个基本论点可以用两句流行的民间谚语来表达，一句适用于财富，另一句适用于贫困：
财富：石子尽奔大堆，金银总属老财。
贫困：讨饭袋，归乞丐。Abyssus Abyssum invocat．
确实如此，如果这个人有钱，那么，就会有薪俸优厚而清闲的美差落在他头上：波拿巴曾给予有钱的银行家们以二万五千法郎年金的参议员薪俸。如果一个人贫穷，那就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他的诚实会使人怀疑；他的赤贫多招一层羞辱：对于一个社会的人来说，善和恶永远不是简单的，人的命运无论幸与不幸永远是双重的，方式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
我们的政治科学。道德科学和形而上学科学由于不了解这个基本论点，都曾犯过简单化的错误。这种错误在于，把社会运动和人的本性都看做是简单方式，认为人或者是为了简单的幸福而生，或者是为了简单的不幸而生：我所称作简单化的这个荒谬论点曾把他们从谬误引向谬误，一直引到最可耻的谬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两种简单化的见解，它们把自然界只归结于某一种要素，即物质；而陷入这个荒诞不经的谬误的世纪竟敢吹嘘自己的高度飞跃！现在我想再回到本题上来：我们首先要破除关于命运是简单的这一偏见。我们要用关于财富、健康和节约的三种例子来证明，当人恢复了自己的本性，恢复了协作结构时，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关系中，大家将都具有复杂的幸福和双重的魅力。
一、 财富方面双重的奇迹。文明制度下的人经过几年茹苦含辛之后，得到了富裕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劳动果实，他便认为是幸福了。其中八分之七的人在整个青春时代忍受极端的穷困，到了晚年还是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因此，在青年时代用艰苦劳动的代价，而在中年时代即在四十岁时，也就是在能够享受生活乐趣的时期获得了富裕或小康生活的那个阶级，便可以称做是处于顺境的阶级了。鉴于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这种成就是一种半奇迹；要是人们最初毫无资本，从四十岁起通过劳动而获得了巨大的财产，那就是十足的奇迹了。可是，如果除了纵情欢乐之外，既不投资，也不作别的努力，很早就获得了巨大的财富，那么魅力便会是双重的。在这里会有这样一种奇迹，奇迹就是在于没有辛勤的播种就会得到巨大的收获；也还有另一种奇迹，就是在于通过享受欢乐的方法来获得财富；而在文明制度下，享受欢乐却往往使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失去财富。
在和谐制度下，每个人都看到创造这种双重的奇迹是如何对自己有利。的确，因为工作在这里已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诱人的快乐，每个人通过享受欢乐的方法就能获得财富。在这里，早年的时候，即在二十岁、十岁甚至五岁就获得财富，因为和谐制度下的人在享受着我们所羡慕的一切幸福，比如四轮马车、马、猎狗、美食、不间断的演出和宴会。所有这一切欢乐都是和谐制度下最贫穷的人分内的享受；他有最起码的四轮马车、猎狗和马。他的生活跟有三万法郎收入却享受不到可以任意挑选的全套东西的巴黎人的生活方式不相上下。
因为欢乐在这种利用欢乐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报酬的，所以热爱打猎和音乐的小组，也跟那些从事农业（这时已经成了很诱人的工作）的小组一样，得到收入作为报酬，于是便发生了这种情况：
第一、 和谐制度下的人从青年时代起，不要播种就可以得到收获，他心里只想到娱乐。
第二、 他在享受这许多欢乐时，便发财致富了。假如是在现在，这些欢乐不要多久就会使他破产。
由此可见，这是对他有利的双重奇迹，在致富事业中这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魅力。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其他复杂的妙不可言的现象。
二、 健康方面的双重奇迹。依我们看来，有一个非常明智的规则，这就是，为了保重身体，要有节制地享受欢乐；欢乐无度的人竟能保持住健康的那种稀有的范例只能看成是奇迹。尼禄享乐无度十八年之后，竟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这曾使古代人感到惊异。
如果这种享乐无度成了获得健康的途径，如果那一味醉心于欢乐的人竟变成了最强健的人，那么，这种效果便会成为双重的奇迹，这在文明制度的生活条件下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文明制度下，每一种欢乐通常都使人不知节制以致损害健康。而在情欲谢利叶内，到处都存在着以各种各样的享乐为基础的平衡力量，每个人将按照他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而赢得强健的体格。
我们现在来证明这一点。在一天之内享受三十种娱乐的人，对每一种娱乐只能留连半小时左右；那个只进行十五种娱乐的人，在时间上便可以增加一倍，大概一小时一场；如果他只享受八种娱乐，便是两小时一场。显然，对每一种娱乐只享受半小时的第一类人，比每场要待两小时的第三类人，就较少放纵一些，较少沉溺于娱乐一些。四个人在参加盛大的长时间的宴会之后，第二天都抱怨消化不良。可以断言，如果宴会时间缩短一半，其中三个人是不会引起消化不良的。亚历山大麾下的将军们曾经设过一次通宵狂欢的宴会，结果参加者当中有四十二个人第二天便一命呜呼了。如果这次宴会只有两三个小时，那就一个人也不会死，因为他们都避免了通常在席终时和场次太长时才会产生的过度疲劳现象。
按照这一原则，娱乐次数愈频繁，花样愈多，则沉溺于娱乐的危险便愈少，因为娱乐也和工作一样，在有节制的享受它们的时候，便成了健康的保证。宴会应限于一小时之内，要以生动活泼的谈话使它丰富多彩，防止过快；防止暴饮暴食，这样的宴会必然带有节制性，足以帮助恢复长时间在餐桌上过度消耗的体力，比如文明制度下的盛大宴会、选举人、互济会、行会举行的会餐，以及其他为了庆祝亲密友谊而在餐桌上一坐半天的会餐都是这样。文明制度下这些长时间的联欢会，这些没完没了的酒会和舞会只不过是贫乏、缺乏消遣和缺乏手段的一种表现而已。
和谐制度使人们，特别是使富人，时时刻刻、甚至每隔十五分钟就可以另换一种娱乐，它用娱乐的丰富多样来预防一切过度的现象。娱乐的不断交替将是节制和健康的保证。从这时起，每个人将随着娱乐增多而变得身强力壮——这与文明制度结构所获得的效果恰恰相反。在文明制度结构下，愈是欢乐无度的阶级，其中没有一个不是身体最衰弱的。这不应归咎于娱乐，而只应该归咎于娱乐种类过少，从而产生无节制的现象。这种娱乐无度似乎使道德家们有权来责备伊壁鸠鲁式
的生活，于是他们大事宣传相反的节制或抵制娱乐的诱惑；他们不懂得正面节制的生活制度，或让自己获得多种多样的娱乐，以便使这些娱乐能够彼此平衡，以其多样性和组合性来防止无节制的现象。
这种结构专为情欲谢利叶而设，在文明制度下根本不能建立。我们现在的全部智慧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在医学领域，我们实行的是节制和空谈减省，而不采用美食学或美食嗜好，用同时满足味觉、想象和胃口的多样化来达到平衡；而胃就消化能力来说，当它获得适应体质的一系列各类食品营养时，会变得强健得多。
由此可见，健身制度将会从众多的娱乐中产生，而现在的娱乐却由于稀少而引起的无节制行为倒成了极其有害的事。健身制度这样一种结果将是双重的奇迹或复杂的魅力。就健康方面来说：
第一、 这种制度将使在目前结构下成为消耗健康和财富之路的伊壁鸠鲁式生活变成增进身体健康的保证。
第二、 它慷慨地给予富人这种经常变换的娱乐时，便使现在只能把身体搞坏的财富变成增进健康的途径了。他们之所以把身体搞坏，是因为豪富阶级的人从来就最容易生病：关节性痛风，风湿病，以及其他许多病症专找主教和部长们、却从来不进农民的茅屋，便是一个证明。但在农民的茅屋中，则另有其他疾病，如寒热病，但这只是由于劳动过度、而不是娱乐过度才发生的。
三、 节约方面的双重奇迹。我曾经谈过这一点：依照怪癖嗜好的多样性和精致性的表现来增进节约，这是情欲谢利叶的特性。任何一个法郎吉都能生产二十四种面包而开支比只生产一种面包还要来得少，因为只生产独一无二的品种，便会产生一种缺点，即绝不能激发起充满心计的竞争，这样就不能把兴趣普及到工作上，就不能使劳动引力这一经济杠杆发生作用。
当你听到向餐桌供应五十种蔬菜会比只供应一种蔬菜来得便宜，提供五十种轻便马车比只提供一种轻便马车来得便宜时，最初你一定会感到吃惊，我必须写几行文字来打消这种怀疑。
法郎吉栽种好多种蔬菜，每天并依照以前说过的规定从邻近的法郎吉获得其他蔬菜。因此，它在供应一千六百人时（幼儿除外）能够提供七种蔬菜。这七种蔬菜按照七八种方法来烹调，以满足各种口味，这样便构成在品质和烹调方面各不相同的五十种蔬菜。假如法郎吉从节约的幻想出发，想把自己的需要缩减到三种而不是五十种，劳动引力的全部结构便会被推翻：再不会有关于品质、关于不同烹调方法的充满心计的争论了；再不会有按照不同方式来栽培蔬菜并使蔬菜口味多样化的个别部门的联盟了：再不会有与邻近法郎吉展开卓有成效的竞赛了。竞赛没有了，蔬菜法郎吉也不再有推动力了。它的产品逐渐退化，它的工作被人忽视，而这些工作只有通过履行义务者才能得到维持；而且，这样一来，得到的是质量不好的生菜，但比可以自由选购的品质上好、烹调精美的五十种菜蔬价钱还要贵。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四轮马车和所有别的东西上。
我们已经把以不超过普通生活条件的费用来过豪华生活的艺术看做是节约的奇迹了。对于以大大低于勤俭度日的费用来过极其阔绰生活的艺术，自然更不消说了。这种成就就是双重的或复杂的奇迹。因为它一方面把生活的费用压得比过单调、艰苦生活的费用还要低，而另一方面却增加二十倍或一百倍的享乐。
协作结构的奇迹（在这里我只提到复杂的或双重的一类）在各种不同的部门中则达到超复杂的或三倍的，以及双重复杂的或四倍的奇迹。这些不可理解的但为看到过法郎吉的人所证实的惊人现象，将在地球上使人们大吃一惊，使一切富人都想前往旅行，以便亲眼看一看这种不可思议的后果：一旦试验性法郎吉采取措施大规模地实行，并在它初步所能具有的一切部门中显示情欲和谐，这便保证试验性法郎吉能从每天付一百法郎的好奇的参观者身上获取四千万法郎的收益。
在看到这种协作制的魔术般的场面、这些一致的表现、这些奇迹、这个只由一种引力或神圣动机所产生的种种极大乐趣的海洋，人们将会对上帝、对这种美妙制度的创造者感到欢欣鼓舞，而有待改进的可耻的文明制度则会受到普遍的咒骂。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藏书将在爆发愤怒的第一瞬间被人们唾弃、撕毁，将被当做最低级的东西来利用，直至附上批判性说明加以重印，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
在这里，我们要对哲学科学的基本错误——简单化——提出批评。这些哲学科学总是用简单的方式去考察人类的本性和命运；他们固执地掩盖社会的不幸，把它只是看做一种灾难或简单的贫困，其实这种贫困通常是双倍的、四倍的、十倍的。至于他们用来哄骗我们的道德幸福或政治幸福的前景，也永远只能是简单的和欺骗性的幸福，如爱美德的幸福只是为了美德本身，而没有任何与实践这种美德相联系的收入、光荣和崇敬。这样一种卑劣行为是与人格格不入的。人的命运，无论幸与不幸，本质上都是复杂的。
同某种压在文明制度下的人身上的种种复杂不幸加以对立或对比，也列入这一情况之中，这将是适宜的。不过，如果想在每一章中只谈一下最必要的东西，那就会永远也谈不完了，因为这种情况的简单轮廓就包含着二十四种压在文明制度下的穷人身上的苦难。把现有的这许多苦难，把破坏性结构这许多必然结果的数目翻上一番，可能是轻而易举的。这种破坏性结构在各方面都产生与协作制度的善行截然相反的东西。
根据情欲谢利叶结构所引起的赞美，便可以看出获得果实的协作社成员们的决心：他们甘愿作任何牺牲，只要这种牺牲为保证分配所必需。关于这种自愿的一致，我想补充最后一章。不过，我重复一遍，这种自愿的一致人们并不需要；因为，当劳动谢利叶组织得很合理时，贪婪心理本身就足以建立起真实的公正。
统一是被学术界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名词。学术界深信它应该是社会结构的目的，但人们不懂得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只是梦想在社会协调一致问题上达到统一；而这种统一，从三种权力的统一直到家庭的统一，都是非常虚伪的：这三种权力中的一种权力并吞其余两种较弱的权力，在家庭中则是某一性别压迫其余两种较弱的性别。
好奇者从地球上各个角落来到试验性法郎吉时，使他感到惊讶的奇迹之一，就是行动的统一和享有充分自由的情欲一致。
在有密探阻挠争论的地方，暴力压制状态决不是情欲的一致：我们能够用监狱和绞刑架的威胁使一个小镇上四百个家族停止互相残杀，但是，他们不会因此便变得友好、亲热、团结起来；在家庭里情况也是一样，父亲靠皮鞭和道德来建立安宁的秩序，而这种安宁绝不是感情的融洽一致。
因此，在一个由一千八百人组成的法郎吉内，要让每个人都热爱所有其余的人，甚至在必要时情愿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帮助别人。
有人会说，热爱所有的协作社成员，具体地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任何一种性格来说，都有它所不喜欢的性格。我们把这个问题再重复一下，任何现行的一般性的论断都包含着八分之一的例外：年龄在四岁以上的一千六百个协作社成员中间，爱所有的人，这就是说，其中有一千四百人是出于直接依恋而爱，而其他二百人则是因为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服务，由于间接依恋而喜爱。只要直接依恋达到了八分之七，便可以说具备统一的融洽一致了。我们先对它加以叙述，然后再来研究它的特性。
百万富翁多利孟住在高楼大厦里，对于邻近的某一个工人家庭要在今天肯定是会漠不关心的。这个工人是细木匠。如果多利孟请这个细木匠干活，他就给木匠工资，事情这就算完了。当然，他们之间绝对谈不上什么友谊关系。
在法郎吉内会发生这种情况，所有这些人都为多利孟做了弥足珍贵的服务：细木匠负责指导多利孟长子的一部分劳动教育，因为多利孟的孩子在六岁时想从小天使升到六翼天使。摆在这个孩子面前的是，要显示出七种不同活动的能力。由于他对细木工有极明显的爱好，他便把这种工作选作自己七种考试项目之一，而细木匠雅克给了他很好的指导。这样，他立即便被接受到这个劳动部门中。
他在其他六个部门中，也同样得到六个人的指导。多利孟对这些人都深表感激，因为这些服务是绝对无法直接报偿的。儿童和教师由于互相适应、由于引力和好感而意气相投。既然多利孟的长子从六岁起在生产和美术方面就有三十多种喜爱的东西，那么多利孟要感激的就不是三十位导师，而是一百位导师，他们出自纯粹的爱心来帮助孩子进行学习；因为一个和谐制度下的儿童，在他所学习的每一部门中通常都有三四位热心的导师。
多利孟另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由于对他们的辛勤培育，参加保育员、护士、辅导员等谢利叶的另外两百人将成为多利孟表示感激的对象。他将看到，他的孩子比文明制度下的儿童进步要快十倍。他对孩子们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便喜爱所有那些由于喜欢他的孩子们而帮助他的孩子们进步的人。
这样一来，仅就一个部门来说，仅仅就他的孩子们的教育方面来说，多利孟便与住在法郎吉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形成三百种联系。我也把儿童列入这些人里面，因为在导师中间有很多儿童，这些儿童出于友谊将把他们先一年所学到的东西教给年龄小的儿童。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多利孟本人就是许多儿童的导师，他发掘儿童们对他所喜爱的那些劳动部门的天赋和才能。要知道，教育那些你把他们看做是劳动继承者的聪明而诚恳的年轻学生，对任何人来说，确是一大快事。他对这些儿童的培育，使他从儿童的父母方面得到像他对他的孩子的导师们所抱的那种热爱之情。这样，教育本身就为多利孟建立了扩展到法郎吉四分之一人员身上的大量友谊关系。如果多利孟是一位老年人，他可能有了第二代和第三代，那么，他由于感激别人教育他的后代而和别人建立的友谊联系，为数将会更多。
如果我们再把多利孟能够形成感情联系的其他有关部门（如美食学、科学和艺术、农业、爱情关系，等等）加以考察，那么，便会看到，由于集团的爱，他与自己所在的法郎吉的八分之七的成员都有感情联系，而对其中少数人，他虽然没有直接和他们建立联系，但他们由于间接的服务仍然受到他的器重。他不爱吉隆特，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恶感。但是，却发生这种情形：吉隆特是一位有经验的培植天门冬的谢利叶成员，而多利孟很喜欢天门冬。由于这个原故，他爱护吉隆特的工作，并且尊敬他，他与吉隆特有一种间接的亲近关系，他同吉隆特就可能发生友谊。
这种联系的众多性，这种与一切协作社成员的感情的结合，是以利用第六章所指出的三种手段——短班次，多样性的工作，分段进行和紧密衔接——为基础的。这三种手段，换句话说，不过是三种主导情欲的结果而已，因为劳动引力的体系在一切细节上都是与这三种手段协调的。
如果没有短班次工作和分段进行，怎么能够使各个人与三十个谢利叶和一百个小组和分组、从而与整个法郎吉所有的人发生关系呢？
协作社成员的一般联系也正是建筑在这种相互关系的众多性上，特别是建筑在与农业的竞争相结合的美食学的竞争上。如果他们之中每个人，像在文明制度下那样，只是单干，而没有人数很多的同事，他们彼此之间便会互不关心。
哲学家对我们说，自然体系内的一切都是有联系的，而且应该是有联系的。既然这样，那就应该首先在最低一级的相互关系范围内，即日常生活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范围内建立起联系来。我们甚至不能够在六个人的小家庭中建立起相互的联系；——如果没有法律或皮鞭和道德的干预，一家人就会四分五裂。必须不依靠上述这三种力量在形成协作结合最低级的日常生活制度的一千八百人中间建立起情欲的联系。如果这件事获得成功的话，很显然，在拥有三百万人的一千八百个法郎吉中间，或者在一万八千个法郎吉或一百八十万个法郎吉彼此之间，都能够建立同样的协调一致关系。因为无论是一个法郎吉，或者是全地球所有的法郎吉，其结构总是一样的。当全球人口达到五十亿时，法郎吉的数目将增加到三百万个。
当第一个法郎吉的情况证明，它在日常生活上和经济上达到统一，在性格的相互关系上和涉及物质利益或有关收入份额的分配关系上达到情欲的一致时，便可以得出结论，在全地球的一切关系中都将达到统一。这里只须列举统一的几种用途，就足以使人们判断出这种希望所激起的无限兴奋之情。这种统一将支配着：
一、 语言、印刷符号和交际手段；
二、 保健措施、防疫和人类的集体检疫；
三、 消灭有敌意的或有害的动物或某些植物、沼泽等；
四、 恢复某几种动物和植物或以珍贵品种代替劣种；
五、 综合地恢复气候水土；
六、 物质方面，货币、度量衡、子午线等等，直至音域；
七、 生产方面，军队的公共工程和有关科学和艺术事业；
八、 商业方面和国库方面，关于全球协调供应的措施，以及适应不同阶级的各种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
九、 情欲的普遍一致方面，把情欲联系起来并同心协力使其在全球得到发展的艺术。
如果只谈这些一致表现的第一种，即语言、印刷符号和其他交际手段方面的一致，那么，文明制度世界，甚至在交际手段方面还没有获得和谐的最低效力时，怎么能够侈谈统一，夸耀它的完善境界和高度飞跃呢？两个文明制度下的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他们都冒称由于康德或孔狄亚克
的形而上学而获得了臻于完善的能力，可是他们甚至彼此不能了解，不能交谈。就这方面来说，他们连低级动物都比不上，因为任何一种动物首先能在它的同类之间建立起它们所能够达到的一切交际关系。
同时，语言和文字的统一是接近其他一切人的途径。在文明制度下，这种统一在物质上是可能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看到它的美妙的萌芽。意大利语是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区、甚至是葡萄牙、摩洛哥和黑海沿岸地区的统一语言。英语则是所有北方沿海地区、以至英吉利海峡以北地区的统一语言。音乐符号和意大利语音乐词汇在所有文明国家都是统一的，虽然在印刷字体上有所不同。
因此，如果文明制度在最迫切需要达到统一的方面，在它已具有一切萌芽的交际手段的统一问题上，遭到了失败，那么，在它真正会遇到障碍的方面，比如在卫生检疫，以及在消灭从和谐制度时期第五年起即将在全球加以根绝的一切疫病，如疥疮、天花、梅毒、家畜流行病等方面，又怎么能够达到统一呢？
我们在摆脱非人类所固有的物质灾难，如消灭狼和各种野兽、蝗虫、老鼠、毛虫、毒虫、沼泽爬虫之类的害虫及其他有害的生物方面，显得更加落后，而这些害虫从和谐制度时期的第一代起很快地就会绝迹。
关于统一的表现可以参看有关的论文、特别是关于法国人所规定或试行的那一套谬误的计量单位制度的注释。法国人选定了“十”这个荒谬的数字为基数，以代替“十二”这个数字。而且，他们按照文明制度的习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去寻求那唾手可得的东西——巴黎王家尺度检定所偶然提供的天然尺度单位。
为了详细说明统一制度下的行为方式优于文明制度下的行为方式，我曾证明过，在目前制度下，任何一种选举都要使每个选民在旅行、出谋划策、选前宴会、投票等等上花费五六天时间，而在和谐制度下，甚至是关系到全球三亿男子，或三亿妇女、三亿儿童参加的世界性的选举，不要一分钟就行了。
关于科学方面的统一可以参看某些细节，根据这些就足以判断学者们的愚蠢。他们不要这种无限的财富，却宁愿担当那种下贱角色，去奉承手持戒尺对他们像小学生一样严加管束的文明制度，去奉承把他们叫做“文丐”——每月只要付给五十法郎阁楼租金就行——的投机商界。立法团称他们为每月挣一千二百法郎的阁楼作家。这就完全不通了，因为当你每月赚到一千二百法郎时，你也不会再住阁楼了。
在所有这些陈词滥调中，表现得最清楚的，就是学术界被那用大量的蔑视来酬谢它们的大量知识的其他阶级所嘲弄。这些学者们如此狂热地拥护这种把他们拖入泥坑的文明制度，显示出他们是何等的奴性十足啊！他们怎么还不抓住机会去摆脱文明制度呢？一旦他们起来建立协作制度，他们就会立即得到巨大的财富，因为这种制度由于需要他们的才能，不得不经常依靠慷慨大度的方法来争取他们，并且除了这项财源以外，还得加上另外三种财源：新科学的研究、数以百万计的统一的奖金（文明制度下只发一些有名无实的奖章），以及发表对文明制度和哲学科学的批判性著作，——这将在二十多年间成为有经验的作家们得到无数收益的丰富论题。
我已在这四章中证明了，自愿的一致贯穿在这四种关系部门，即：
物质的、或涉及利益方面；
精神的、或情感联系方面；
内部的、或日常生活制度方面；
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外部行动一致的倾向即这个全人类魅力与巨大收益的源泉方面。
当集体一致的愿望成了普遍的愿望时，便很容易达到分配问题上的一致，只要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并适合于情欲的要求。关于这些方法是否能符合这个条件，我将在下编中加以探讨。
为了叙述和谐制度的种种关系，为了应用第一编和第二编中所叙述过的基本原理，我加写了三编。
第三编是论述只限于十种情欲，对于爱情和父子关系还一无所知的青春期前年龄的种种关系。
第四编是论述有了十二种情欲的青春期年龄的种种关系，其中有两种情欲，即自由恋爱和自由的父子关系，在和谐制度初期则将受到压制。
第五编将论述收益的分配和社会反感的结合这两者所共有的情欲平衡的种种关系。
我应该首先叙述青春期前年龄，这种年龄的人，由于没有在我们目前生活条件下有罪的、而在和谐制度最初几代中必须加以抑制的那两种情欲，因此最能接受充分和谐的制度。
我在谈青春期年龄时（第四编），受到极大限制。无论关于自由恋爱也好，或是关于自由的父子关系也好，都没有机会谈到。这两种情欲在半个世纪内将遭到压制，而对它们横加阻挠将造成和谐制度结构的巨大缺陷。
我把达到青春期年龄的各种关系跟结构方面的两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就是：
各种劳动引力的衔接（参看第七概述）；
分配的有意一致（参看第八概述）。
现在将这两编最重要的论题，即与我们现在的习惯距离最远的效果，再扼要复述如下：
在教育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制度在任何方面都有缺陷。人们甚至不知道应该达到什么目的，也不敢考虑这种目的，即如何教育儿童去实现其劳动的使命。如果说，一个人必须靠农业和工业劳动生活，那么，在使他成为学者之前，就必须先使他成为农民和工匠。和谐制度下的教育步骤就是如此。在和谐制度下，儿童，即使他是世界王位的继承者，只要他一会走路，就应该到某个法郎吉的菜园、禽舍、工厂和厨房中去受教育；在学习研究以前，他要先在那里成为农民和工业生产者；他只是逐渐地从事研究工作，并且最初是把这种研究作为对他从两岁到四岁逐步参加的生产工作的一种辅助。随后，他将要求学习，以便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他渴望加以改进的那些工作中去，并且获得用各种各样方法所提供的完整的教育。他可以在这些方法中自由进行选择，而不受某个诡辩家的体系的约束。
在这种教育下，它的过程是直接的，儿童直接追求的目的就是劳动。儿童需要学习是为了在劳动上应用，为了有利于他引以为乐的工作。如果没有这种应用，学习对儿童来说，就永远是一种苦恼，不管出于什么形式；我们现在的方法很不合适，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提出学习。在我们最好的学校里学生都厌倦学习，并且只是抱着反感去学习；教师也同样苦恼地进行儿童所不想接受的那种教育。工资是教师们唯一的动力，他们完全不懂得相互引力——对他们本人和对教育对象即师生之间的双重亲近关系。
现在每个教师和每个寄宿学校都想发明出种种新的方法。可是，肯定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接近像我刚才所阐述的这一目的，即把这些方法应用在劳动上并使其成为相互之间的引力。
在现代教育中，我们几乎只看到一种新的思想——互教互学，这是和谐制度的一种极重要的方法。在和谐制度下，由于引力而工作的教师，不会担负那种要细心照顾成百个学生的工作；他的力量仅容许他对七个、八个或九个学生进行个别教育，这其中有一些学生再把知识传授给同样数目的学生，并这样依次类推传授下去。
有人说：这种方法是从希腊人那里拿来翻了个新花样，人们把很多希腊人的思想作为新的东西向我们复述。（参看杜登斯
《归功于现代人的种种发现的来源考证》。因为这一著作中充满了对骄傲的剽窃不利的真理，所以销路不好。这本著作证明，现代天才就其各个细节来说，都使人想起希腊学派的最初的设想。希腊学派缺乏足够的资料来使科学深刻化，可是却有本领发现科学的一切萌芽，例如牛顿关于引力的理论就是毕达哥拉斯
所预见到的。）
既然文明制度下学校的学生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热情地爱好科学并有志于科学，相互教学只是作为一个试验草案在这里应用，因为不可能把一大群学生按照每个人对研究科学或传授科学的热爱程度加以有序列的安排。
这种新方法的反对者们把它说成是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剽窃而来的。即使假定这种新方法是现代人的创作，这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可耻的事；他们为了理解自然界最微小的秘密——即自然界对于任何一个学生人数过多的教师所提示的一种方式——就需要三千年之久；而且这种方法一拿出来公之于世，便招来了四倍的诋毁之词：
它被诬蔑为无用而危险的方法；
它被贬低为古代事物的旧样翻新。
它变成了派性的杠杆；
它变成了从兰卡斯特学派
剽窃来的东西。
文明制度时期的学者们多坏啊！他们的发明多么迟慢，他们的发明应用得多么不成体统啊！在这种自夸为向尽善尽美境界前进的惯于吹牛的社会中，真是又无能又邪恶，一塌糊涂！如果这个社会认识了社会运动的规律，它就会懂得，在教育事业中，也和在一切事业中一样，必须首先引导人们达到引力的第一个目的，即达到内部奢侈和外部奢侈（健康和财富）；然而受教育最多的阶级却是最敌视农业和工业生产领域有效劳动的阶级，而这个阶级的人身体也是最不强健的。因此，它缺乏达到两种奢侈——即内部财富或健康，和只有生产劳动才能产生的外部财富——的方法。文明制度时期的种种教育体系，都同样是虚伪的。某些细微的差别并不能使它们都能避免我刚才所列举的严重错误。
考察了四种自愿一致的第八篇概述，提供了和谐制度结构与文明制度结构的令人惊奇的对照。后者为了使它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受到牵制，非常需要多种自愿一致的手段，可是它却产生不出这种手段的任何一种；而和谐制度则大量地创造出这些一致的手段，虽然它对这些手段并没有任何需要，因为它具有足以使雄心抱负获得协调的其他手段。
在这里，自然界乍一看来好像自相矛盾：它使一个社会失去了它所需要的某些力量，而却把这些力量浪费在并不需要这些力量的社会中。这种分配是不是有缺点呢？没有，依照复合的或双重的运动规律，这种分配是十分公正的（参看第三十一章，我们在那里看到，人是为了双重的幸福或为了双重的不幸而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为了简单的幸福或不幸而创造出来的）。哲学家们信仰无神论，部分是因为对这一规律的无知；当人们不懂得这种复合运动规律的原因时，便倾向于怀疑上帝了。其原因如下：
既然上帝为比那些混乱的社会的寿命要长七倍的协作制度创造了种种情欲，既然它曾赋予协作制度以双重幸福的属性、双倍的奇迹（参看第三十一章），那么，情欲在文明制度下必然倒行逆施，起破坏作用；因为动力（十二种欲望）无论在哪一种制度下都是一样的，它们必然在善的或恶的方面都起着双重作用。如果文明制度的人的不幸只能是简单的话，那么可以说，和谐制度的人的幸福也就只会是简单的；而上帝如果为了照顾不幸时期，居然以幸福时期的幸福作为抵偿——这种幸福时期将延长七倍多的时间——那就未免太令人遗憾了。
虽然如此，我们在文明制度下所积累的不幸愈多，则让人们想到关于它的谬误和激励人们寻求逃出迷宫的出路的智慧也就愈高。如果不幸和非正义在这种制度下只是平凡的和简单的，人们便可以相信，这种文明制度确实是能够臻于完善的，就像诡辩家们所相信的，这样他们就不必费力去发现更好的制度了。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重蹈覆辙，而且为了使我们注意到这种错误，让复合的不幸或双重的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哲学改革的经常结果，是有益的。
在读第二十九章时，应该抛开文明制度的人反对中间类型的偏见，因为中间类型在情欲和性格中，也和在所有各界产物中一样，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人们从来对它抱着蔑视态度，从来不曾编订过一种中间类型一览表，而不久以前有一位作家从某一极端跳到另一极端，他希望在生命分解的名称下使中间性的东西成为单独的一界；这是一种错误。中间性的东西不是单独的一界，而是所有各界的联系，正如“转”，并不是一篇文章中的专门段落，而是文中各个段落的联系一样。
学者们所犯的另一错误，除贬低中间类之外，还贬低了平庸类，并且希望在运动中排除平庸部分，指责它不登哲学大雅之堂。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哲学绝未达到运动的高度，它不懂得两极衔接的规律。依照这个规律，在情欲力学上，凡是一种验证性的体系都必须从最卓越的作用过渡到最平庸的作用。
在运动理论中所要求的，不是学院式的华丽外表，而是数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然而，一个证明只有在它适用于两极、因而也适用于中间阶梯的时候，才是完备的和完整的。排除平庸的东西，就无异于一个外科医生不愿对身体的某些部分动手术，因为他认为那些部分是平庸的；又无异于一个化学家拒绝分析平庸的物质。必须防止巴黎批评家们的这一谬误。他们曾非难我把中间类和平庸类依照两极衔接的规律在必需时搬上了舞台，公之于众。如果我从我的研究中排除这两类，我就既不会确定贞洁少女集团，也不会确定儿童队了；这两种集团是符合本性的教育事业中两个最强大的动力，虽然它们的作业是接近中间类和平庸类的。
文明制度的作家们在有关运动问题的一切方面都表现得不够明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坚定的原则，也没有任何合理论证的方向。《福音书》极精辟地谈到了这一点说，这是瞎子领瞎子（参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如果有人对此还有怀疑，单就他们在学说上无定见这一点来说，便足以令人深信他们确实不行，他们那些学说以前一直都是宣传要鄙视财富，现在却鼓励我们去热爱商业。
有一家报纸（《法兰西日报》）曾颇有道理地揭穿了道德的堕落。它在谈起道德时说：“它十足地人道主义化了！变得温柔而讨人欢喜了！它再也不教我们去进行斗争，而要我们退让。”当然，这将是希望我们向引力让步的自然界的要求，只要这种幸福普及于每个人身上，而且发生在每个人都有从事引力活动的能力、一切都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之下；依照哲学家所教导的原则，在自然体系内一切都是有联系的，那么，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应该是有联系的。
为了建立这种联系，必须使人民都能分享幸福，使幸福不为富有阶级所独占。然而，人民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首先重视营养和精美的饮食。我曾证明，如果人民没有良好的营养，连国王也不会得到精美饮食的供应。因此必须发明一种能够保证一切阶级按照它们的资产多少来享受这种幸福的新经济制度（情欲谢利叶）；这种制度将建立哲学所推荐的联系，并将这种联系首先应用在人民的生活资料上，从而将它普及于全球总的供应制度上，在这里组织符合人的本性的联系体系和复合的生活方式（第三十一章）。
我们的道德家们不提出这些巨大任务，却一味宣扬鄙视人民，宣传对人民的穷困和对以人民为牺牲品的商业的欺诈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一心只想钻进金融巨头们的客厅：金牛把整个学术界拴牢在自己的战车上了。我们的哲学家们厌恶斯巴达人所吃的合乎道德的清水汤、库里乌斯·丹塔特斯
的清水煮萝卜和福基翁
家的白水炖肉；而现在却习惯于大吃官宦人家的蘑菇炖鸡、炖鸭，他们忘记了人民的疾苦，忘记了使人民有机会分享幸福，忘记了必须建立一种一切都有联系、并把幸福普及于人民中最低阶级的制度。
我遵守第三编和第四编所叙述过的种种关系中的这种普遍联系的规律，在这几编中我总是首先提出美和善——这两者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在那里，我并不曾为了土豆而轻视鲜花，正像1793年那些好日子里，人们出于教育意义的考虑、因而在杜伊勒里宫花园中栽种土豆那样；在那里，我也不曾为了鲜花而轻视土豆，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完人”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希望在升入哲学大雅之堂的借口下，排除某些他们认为是庸俗的作业。然而要没有这些作业，高尚的作业就注定归于失败。因此，我们看到，巴黎人不论在美的方面，还是在善的方面，都是同样无知的：他们那长满了像树丛一样的蒲公英的花坛，也像他们的菜园一样管理得不好。他们在栽培花卉上是野蛮人。在秋季，当花卉还可以继续开一个月的时候（特别是大金盏花），便把它拔掉了。在管理哲学界认为有失自己身份的土豆上，他们也同样是野蛮人。一切都是有联系的；如果你在美的方面遭到失败，在善的方面也就会遭到失败，这就是情欲谢利叶之外的一块不可避免的暗礁。
因此，必须既在美的方面、同时又在善的方面来改革教育。道德要求妇女们只管炖牛肉，而我们应该让她们习惯于鉴赏她们全不认识的花卉；她们只知道重视玫瑰花，而她们的丈夫则只爱卷心菜。由此可见，为了以和谐制度的精神来教育参加第一个法郎吉的父母们，必须把花圃与被提升到美食学制度的美食联合起来加以利用。现在让我们来论证这一方面的优点。
什么是试验性法郎吉所能据以发挥作用的农业部门呢？它们共计有九种：
大农业，五谷，葡萄，花卉和温室，牲畜，果树栽培，禽舍，花园，鱼池和打猎，森林，炊事和腌制储存。
这些部门的大部分，最初将很少产生劳动的智力竞赛，或者完全不产生：还不能从事造林。如果不是预算表中所指出的那种移植的话，果园将没有收益。对于业务不熟、但必须迅速创造有效的智力竞赛动力的试验性法郎吉来说，大牲畜要占用过多的时间；大农业工作——五谷和葡萄——同样有它不合适的一面；鱼池大概将会缩小；花卉和温室将会提供某一些诱饵，但是最强的引力将只是属于菜园和禽舍这两种与炊事和腌制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业务。所有三个部门的结合将以美食为转移。因此，只有通过采取美食方面的竞赛，它们才能够活泼而迅速地贯彻竞赛精神。
我在写1822年的那篇论文时，不曾这样深入地论述这个题目。由于对世俗偏见的让步，我对美食这个初期最有效的动力的必要性坚持得非常不够。我担心这个理论部门会让人觉得不严肃。我给这一理论所提供的、都是以非常严格的计算为根据的论证，正如在有关论文中所提供的那些论据一样。
现在，经过六年观察之后，理论已更加趋于成熟，我坚持必须把期望主要寄托在应用于烹调和农业工作的美食上：这是在短时期内发掘劳动引力的最可靠的手段。
特别是必须使妇女们觉醒过来，因为妇女都具有反对这种情欲的偏见。必须借助相互轮流的集团聚餐和多种多样的癖好的聚餐，异性共同在一起，再加上殷勤的服务人员，这样来培养她们爱好美食的习惯。十个到十二个男子集会时，如果有两三个漂亮姑娘服侍午餐，他们便会产生愉快的心情；如果遇上两三个一本正经的女子来给他们端菜，聚餐的愉快将会大大减色。
在试验性法郎吉内，也必须同样善于培养漂亮的青年来服侍妇女们进餐：这将是以性别促进美食的精致性的另一手段。我将谈到餐桌上的言谈，这是一种极有力的手段（参看第九概述）。而且，由于通过每天在会场商谈，依照情欲选择进餐时的伙伴，这种聚餐必将为妇女们所喜爱。妇女们将不再因为男人们在餐桌上专谈那些关于宪章、预算、三厘利息、选举、商业及其他使她们乏味得要命的枯燥话题而感到苦恼了。至于男子和儿童，那就不难使他们很快地陶醉于佳肴美味。
还有许多有力地影响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引力的动力。在农业方面，有为了生产香料和种子而在活动天棚下进行栽培的花圃；在工厂里，出于好感、同情心和彬彬有礼的工作机会，这最适宜于激起妇女们的热情，就像谢兰特为巴斯坚所做的工作那样。保证每个妇女都有为某个青年工作的机会，促使大多数妇女热爱各种如果没有这种诱饵她们就会感到厌恶的作业，因为爱情使她们对这些作业产生了爱好，主动精神则推动她们迈出最难的第一步。
从第三编和第四编内所包含的叙述中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男性让其余两性——妇女和儿童——所享受的自由愈多，他便愈富有，愈幸福。我们看到，在和谐制度下，父亲摆脱了被称为家务的沉重负担，摆脱了对妻子儿女的赡养、对教育和安顿的费用，以及赠送陪嫁，等等。所有的人都在法郎吉中得到妥善的安排，从事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活动。大家由此中得到许多好处：做父亲的除了祝贺自己的儿女外，再没有别的责任，他们也不必为儿女花一个钱了。其收入按现在的估计是：
这就是以发扬引力为基础的真正自由的果实。就财富和幸福的意义来说，经过五十年后能够建立起自由恋爱和自由的父子关系时，这些结果将会更加辉煌。
协作制度在这两种情欲方面将会受到限制，而在雄心方面丝毫不会受到限制。因为雄心在我们看来，是一切情欲中最难驯服的情欲。在第五编中将看到，它是一种最富有弹性的情欲，再没有比使得凯撒和庞培
、拿破仑和路易十八和解更容易的事了。这是一个对于我们准备转入的第五编也应该引起兴趣的问题，而且它将教给我们那种名利心愈旺，也就愈能建立公正与社会和谐的艺术。这个问题，在哲学家们的心目中可能是艰巨的，但对于了解情欲谢利叶结构理论的人来，只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曾略去了一项极有用的前提，本该把它放在分配方式的前面：这就是情欲结合的计算学或十六种社会反感的协调一致。我在研究基于情欲的家庭服务时，已说明了这种结合中的一个。我曾对其他一些问题也作了一个开场白。因此，可以把这个论题完全放在第九篇概述中去谈。现在我马上要转到已经使读者等得不耐烦的分配结构方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