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从原则问题转到实践时,必须提醒一下:协作理论遇到的一个明显的困难就在于要按三种生产能力——资本、劳动和才能来确定人人都感到满意的分配。文明制度只知道按照资本即投资的多寡来平分。那就是个算术的问题,而不是个有什么创见的问题了。协作结构的症结所在,就是要能设法按照劳动和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满足;把过去多少世纪的人吓住了,从而阻碍了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其根源就在这里。
欧文派为了逃避这个双重分配问题,便主张实行财产公有,除了股份收益外,把全部收入都交给群众。这等于承认,他们对协作社问题连碰都不敢碰。
只有在把情欲的和谐普及于三种性别时,才能够达到这种均衡的分配。在社会结构中丝毫不受我们重视的儿童,乃是协作和谐与劳动引力的主要关键。因此,必须首先研究使中性或未成年的性别的引力行动起来的动力,因为这个性别在缺少两种情欲——爱情和父子之情的情况下,便不会拥有像已经达到性成熟年龄的人组成情欲谢利叶时所需要的那许多手段。在儿童身上研究过的方法,更易于应用到能提供更多手段和更多情欲的其他两种性别上。所以,必须从教育开始,特别是因为教育将是人们首先要加以组织的结构部门,其原因在于儿童所受到的偏见和怀疑的毒害比较小,从而就比他们父辈更能顺从引力。他们从第一个星期起就会完全醉心于这种引力,并且很快就会显示出情欲谢利叶制度的优越性。
协作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使人们把全部精力,甚至于娱乐都用在生产劳动上。
文明制度下的教育是沿着相反的道路前进的。它压制、歪曲儿童的才能。这种教育给儿童的那么一点点发展只会使儿童脱离生产活动,使儿童对它感到厌恶,并怂恿他们去破坏。它把孩子们引到与本性相反的方向去;因为本性或引力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奢侈。奢侈只能从生产活动中产生;虽然工业品——玩具、帽缨和美食——都对他们具有引诱力,但他们却对生产活动处处感到厌恶。这样看来,儿童在自己的发展中变坏了,而处于同自己作战的矛盾状态之中。我们那些所谓人类的观察家们并不曾察觉到这些结构的矛盾。我们在分析这些矛盾时,要把内部的奢侈与外部的奢侈区别开来。
内部的奢侈,体力和感觉的精确性。文明制度下的教育是违反健康的,它使儿童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身体相应地衰弱下去。我们随便从富有阶级中挑出一百个十岁儿童,他们都有保姆和医生照顾,营养良好,但是他们的身体就远不如一百个半裸着身子、生活在风里雨里、以黑面包充饥而且也没有医生照顾的乡村儿童强壮。文明制度下的教育越是努力要使人趋向健康,就越是使人远离健康或内部的奢侈。它也使人远远离开了感觉的精确性,如果说,乡村儿童的感觉是天生迟钝的,那么,富有的儿童的感觉则是人为迟钝的了。父辈和教师们都在阻挠儿童对装饰、特别是对美食的爱好,而这两种爱好却正是符合本性的教育或者说和谐制度的教育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文明制度下的人,甚至在乡村中,也不如那没有任何教育理论体系的野蛮人强壮——我说的是一些地区,那里的部族虽然邻近文明制度下的人,但并没有由于欺凌、烈性饮料和疾病等等的影响而蜕化变质。
不过,在文明制度的人中间,我们也常常看到长寿的例子。这些例子证明,人类在得到符合本性的教育和诱人的生产活动时,就能够度过很长的生命历程。人通常能达到像匈牙利的洛温家族那样活到一百多岁的高龄。洛温家族中最不强健的人也活了一百四十二岁,而有些则活到一百七十岁,妇女和男人一样也活到这样的高龄。
不久前(1825年10月),法国洛林省伏蒙村有一位名叫蒂芒的外科医生,活了一百四十岁,而他本来是有可能活到一百八十岁的。据报载:“在他死前一天,他还以极其熟练的动作和健壮有力的手为一位老妇人的癌症施行手术。他一生中既不曾放过血 ,也不曾服过泻药或其他药剂,因为他从来就不曾生过病;但是他却没有哪一天不在晚餐时干上一杯,顿顿不漏。”很显然,他的提前死亡,只是他死的前一天为人施行手术时受了某种有害影响所致,这就是协作教育下一般人都可以获得的健康情况。
现在使我们脱离健康或内部奢侈的这种教育,在外部奢侈或财富方面也同样起着相反的作用。我刚才在谈到儿童破坏的癖性及其对有益劳动的反感时,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但是,所有证明中最惊人的证明,就是导言中所指出的一个问题——才干的埋没。关于这一点,我曾以一个赶大车工人为例。一个赶大车的工人由于偶然的机缘,竟意外地熟悉了业务而成了熟练的铸工。这件事便是对一切文明制度教育体系的批判:它们没有从人的幼年起就提供识别和发挥他们的二三十种而不是单独一种劳动才干的任何方法。恰恰相反,它们却使一切人的性格都歪曲了。塞涅卡和布尔培养过尼录 ,假使在和谐制度下,尼录一定会具有很优美的性格;孔狄亚克以其形而上学的精密性,只能培养出低能儿;卢梭连教育好自己子女的勇气都没有;狄德罗和其他许多人在这类活动上也不出色。而且,文明制度分明感觉到,它在教育方面是完全处于本性要求之外的。这差不多是它相当谦虚地承认自己还有许多东西尚待发现的唯一的一点。
我要略去关于文明制度的教育与本性这种对立的极重要细节的一些篇幅。但是,文明教育制度由于方法的混乱和行动上的两面性而与良知发生对立的问题,仍需加以考察。撇开学校制度体系上的差别不谈,在家庭生活或者在社交界中还有十几种形形色色的方法,使儿童发生同样多的种种矛盾冲动;但一到青春期年龄,这些冲动即被所谓社会精神的新教育所淹没。这也是为了缩短篇幅而要略去的一章。我已经谈过这类方法中的四种,但是还有许多没有谈到的,把父辈、导师、邻居、亲戚、同伴、仆役等等所提供的方法包括在内,计算起来达十六种之多。现在我只举出其中的一种。
趋时的或吸收的方法。这个方法将稍微触及到所有其余的方法:它要排除或改变其余的方法中间所有于它不适应的东西。当儿童满了十六岁刚跨进社会时,人们便教导他嘲弄在幼年时代曾经恐吓和约束过他的那些教条,而去适应谈情说爱的社会风尚,像这个社会一样去嘲笑道德学说这个享乐的敌人。其后,当他从爱情方面转到追求事业的雄心的时候,便要嘲笑正直的原则了。现在的科学先是教育儿童让他们适应一套见解和规律,而一到他们长大成人,这些东西便马上要遭到他们的鄙视甚至唾弃,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啊!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在得到通奸的好机会时,却希望像贞洁的约瑟夫那样,为了服从道德和理性的学说而拒绝美丽的查侣迦。这样的青年人,如果说真有其人的话,那便会成为大众、甚至道德家的笑柄了。年纪大的人更会嘲笑那种尽管保证他可以不受惩罚、也不敢揩油一块钱的金融家。大家会异口同声地给他起个绰号,管他叫不懂得“身在槽侧,岂能不食”这句俗话的大傻瓜和幻想家。我们的科学以及这些臻于至善的文明制度的学说是多么站不住脚啊!它们只是在不通或是在愚蠢方面才称得上完善罢了。在十六种不同的教育中,继承的教育、即父亲想把自己的一切缺点灌输给子女的意图就是如此。经纪人、商人想给自己的子女树立一个最狡猾的榜样;犹太人做父亲的夸奖最善于逢迎拍马的人;醉汉称赞那些从小就会喝酒的人;赌棍则要他的孩子养成好赌的习惯;然后,道德就向我们宣称:父亲是天然的导师!
现在我们转到符合本性的教育或和谐制度的教育,这种教育完全摆脱了这些矛盾。我把这种教育分作四个阶段和一个序曲或称之为幼年的雏形教育。
序曲,稚龄或婴儿时代——从0到2岁。
第一阶段,幼儿时代的先行教育——从2岁到
岁。
第二阶段,幼儿时代中期的初步教育——从
到9岁。
第三阶段,幼儿时代后期的进一步教育——从9岁到
岁。
第四阶段,半儿童半青年时代的最后教育——从
到20岁。
这里,我们想起了协作教育所应该加以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即如何把尼录、提比留 、路易十一的性格应用得和泰塔斯 、玛克·奥理略 、亨利第四的性格一样有益的问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从摇篮时期起就大胆地发展天赋,而现在的家庭教育则是力图压制或戕害甚至在摇篮中的儿童这种天赋。
文明制度对于这种年龄的儿童只是给以纯粹物质上的关怀;而协作教育在这方面并不如此。协作教育从六个月起就要像对体力一样,积极地影响那被我们现在从襁褓时代就戕害了的智力。
实验群体在对那些已经被文明制度教育毒害过的儿童进行培育时,很难对九岁到二十岁的儿童试行和谐制度的措施,但对两岁到九岁的儿童能发生有效的影响,而对于幼龄即从一岁到两岁的儿童则能够发生更好的影响。
(注:我要把应该在这里提出有关教育的统一和完整性的问题的各种基本原理放到以后再谈,因为这种教学理论会使读者感到厌烦。)
首先我们要指出,由于两极年龄,即三岁以下的儿童和老年人、残废人的赡养在协作制度下被看做是协作团体所必须进行的慈善事业,所以法郎吉要让未满三岁的儿童无偿地享受一切照料。全乡负担婴儿、幼儿和幼童的全部生活费用(我不把三岁到四岁半的儿童计算在内,因为这种年龄的儿童已经能自谋生计了)。至于保姆和护士谢利叶,他们也像其他谢利叶一样,从总收入的红利中获得报酬。
协作教育部分的各项细节所应遵循的方针,也和整个机构中所应遵循的方针是一样的。问题始终在于,或者是按工作人员来组成谢利叶,或者是按活动种类来组成谢利叶。因此,必须组成保姆谢利叶、大厅谢利叶和儿童谢利叶,所有这三种都有类和种的差别。
未成熟的幼年时代包括婴儿或乳儿、幼儿或已断奶的小儿这两类儿童。
他们不分性别,划分为三种谢利叶,即:
婴儿和幼儿:
沉静的或听话的孩子,
倔强的或顽犟的孩子,
讨厌的或淘气的孩子。
为了安置这两类儿童,需要两幢谢利叶宫。每幢至少要有三个大厅,外加几间厢房。作为与吵吵嚷嚷的大厅隔开的寝室或供保育员和乳母使用,以及供每天照例不分贫富给儿童看病的医生使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指出,和谐制度的医务工作也和所有其他活动部门一样,是根据与文明制度的利己主义的考虑相反的精神来考虑的 。
在大规模的法郎吉内,保育员和小保育员或助理员的职务仅占用文明制度下这种职务所占用的大量妇女的二十分之一或二十四分之一,而且,在这里面,最贫穷的儿童所得到的照料还会比文明制度下王子所能享受的照料好得多。现在让我们来说明这种结构。
保育员和小保育员谢利叶大概要占用文明制度下从事这一工作的妇女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只占用她们照料儿童所花费时间的六分之一,这样便使这种职务所花费的实际时间缩减到二十四分之一。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乳儿和幼儿住的两幢谢利叶宫有六个大厅,每天要用十八个保育员,六班制,每两小时换一次班。六个女军官,执行监督和领导任务。——总计:每天二十四个值班保育员和同样数目的小保育员。这种小保育员大部分由七岁到九岁的女孩担任。有些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对服侍幼儿非常热心。这样,担任照料幼儿工作的总人数约为四十八个妇女或女孩。
因为三天之中只有一天从事这种工作,所以保育员和小保育员谢利叶应由一百四十四人组成,每天三分之一的人值班。再加上六个高级女军官,总计保育员和小保育员谢利叶有一百五十个妇女。这个数目是文明制度在这件事上所用的人数的四分之一。文明制度下,在一千八百人的小镇中有九百个妇女的话,其中就有六百人要照料儿童。
在和谐制度下,保育员人数缩减到四分之一,只需占用目前妇女这项工作的时间的六分之一,因为三天中只有一天在谢利叶宫值班,而且在这一天中,二十四小时内也只有八小时在班上;而文明制度下的保育员则要做十六个小时的工作,在城市里时间往往还要长。
由此可见,照料儿童的工作缩减到只占用文明制度下所用的时间和劳动力的二十四分之一:
人数缩减到四分之一,
服务天数缩减到三分之一,
工作时数缩减到二分之一。
这三个数目相乘等于二十四分之一。
可能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说这个计算太夸大了,因为农村妇女并不是一天用十六个小时照料儿童的。当然,她们要下地,但是她们往往把夜里的时间拿来照料孩子。要是孩子不大舒服,妈妈和女儿就得通宵照料孩子,而孩子哭哭嚷嚷的声音还要打搅父亲的睡眠。这对于需要休息的农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估计精确一些,我们还是把三项节约的总和缩小为十二分之一,而不说是二十四分之一,因为我在习惯上总是把确切的估计打一个对折。
现在我再来把两种方法比较一下。
一个保育员并不要像卫兵或富人阶级的保姆那样,非要在谢利叶宫待上二十四小时不可:她只要准时到达就行了。
这种职务如果天天去做,便会觉得单调乏味:保育员在休息的两天中可以完全不必管儿童的事;虽然保育员更换了,但对儿童的照料并无变动,因为她们的谢利叶划分为几个竞赛小组,每个小组都按照一定体制进行工作,在应用这种体制时,只许热烈拥护者参加。
保育员由于外出旅行或其他原因不到时,可以请她的女伴代替。值夜班丝毫不会使她感到疲倦,因为在谢利叶宫的办公室内有专为保育员设置的床铺。保育员在夜间两次值班中间(比如从半夜到清晨四时)可以在那里过夜。
在文明制度下,保姆经常遭受那雇用她做这些没完没了的劳役的主人叱骂。在和谐制度下,保育员却不断受到那些到谢利叶宫来喂奶或探望孩子的妈妈们表扬,她们因看到席垫和摇篮等良好设备,惊喜交集。
保育员和小保育员谢利叶不仅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分红,而且还能获得巨大的荣誉。人们把她们当作公共的妈妈来尊敬,在庆祝宴会上,她们坐在首席。她们的职业使她们在工作上有很多上进的机会,因为这种职业需要许多女军官,至少需要全部成员的三分之一。需要把所有这些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和工作上的方便结合起来,以便组成充满热烈爱好气氛的谢利叶,并在这种本身很少有吸引力的工作中渗透探索竞赛的精神。
这些保育员对于和谐制度下的妈妈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和谐制度下的妈妈们不像我们现在的妈妈们那样抽得出空闲的时间来照料自己的孩子。在协作制度下,妈妈要参加四十个劳动小组,并且在这些小组中热烈地进行竞赛;由于分娩,她不得不离开所有这些谋划改进工作的集会达一个月之久,这件事就已经使她感到十分遗憾;因此,从产后去上班的第一天起,她就急不可待地想跟这些小组重新会面;她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孩子,她相信,孩子在婴儿谢利叶宫里会得到极好的照料:那里日夜都有热爱这种工作的、富有经验的保育员们在守护着。
我曾说过,婴儿和幼儿都安置在六个不同的大厅中,把沉静的、倔强的和淘气的三类孩子分开安置,以免让喜欢叫嚷的、淘气的孩子吵扰安静的孩子,甚至影响到已经驯服了的倔强的孩子。
在这六项繁重职务中,保育员有选择的自由。她们可以选择对她们最富有吸引力的职务,而那些在方法上各不相同的邻近法郎吉的竞争也会激励她们。她们同样也有适应不同的儿童小组的种种办法;这将是那些各自热情地赞赏某个保育员小组方法的爸爸和妈妈们开动脑筋的一个主题。保育员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在把孩子们列入某一类,并接纳到铺有席垫的大厅之前,先要在预备厅内对他们进行一番测验。
在方法上始终简单化或十分简单的文明制度,只知道摇篮是乳儿的庇护所,而处处都进行有条不紊的组合的和谐制度则给予孩子两种境地:让摇篮和弹性席垫互相交替使用。席垫放得齐胸高,架起一个个小窝,这样可以把每个小孩都安排在里面,而不致妨碍邻近的别的孩子。按一定间距设置的绳网或丝网约束着小孩的行动,但仍然让他们有回旋的余地,并能够看到自己周围的东西和接近左右被网子隔开的儿童。
大厅温暖适中,好让孩子们只穿着单衣,避免因为被襁褓和裘皮衣服裹得太紧而转动困难。摇篮用机械设备推动,可以同时使二十个摇篮摇动起来。这一工作在我们目前要用二十个妇女来做,而将来只要一个儿童就办到了。
乳母要组成特殊的谢利叶,而且要按各人气质分别编组,以便使她们能与乳儿配合,特别是在换奶的时候。间接哺乳在和谐制度下是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它有利,而且并不累人;同时还因为比卢梭更富有判断力的和谐制度下的人认为,如果母亲本身体质衰弱,那么就让幼儿吃一个健壮的乳母的奶,这样做非常明智。这就是说,要给儿童嫁接,使他茁壮;自然界需要异种交配。一定要把孱弱的儿童硬贴在孱弱的妈妈身上就等于是为了道德上的虚荣而使母子继续衰弱下去。而且,人们将着力改进人工哺乳法,并把它与自然哺乳并行或独立加以应用。在协作制度下,母亲不论如何富有,任何时候都不会梦想在自己家里单独教养子女:儿童在家里连在幼儿或婴儿谢利叶宫所得到的关怀的四分之一也得不到。由于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笔巨大开支,就不可能在家里弄到一个抱有热忱的保育员组,一个聪慧的、不断更换的、按三种儿童性格组成的保育员集体。不管花多少钱,但也没有哪一位公主会有这样设备精致的大厅、带弹性的席垫,并且还有可以互相嬉游、按照性格挑选出来的儿童作为邻居。主要在这种婴儿时代的教育上可以看出,文明制度下最有钱有势的人也提供不出和谐制度所慷慨给予最贫穷的父子的那种种机会。
在文明制度下,一切安排完全两样。婴儿成了家庭的累赘,而家庭也使儿童遭受折磨。儿童自己当然不了解这种情况,却希望得到在和谐制度的谢利叶宫内才能享受得到的那些待遇;一旦得不到,他便以啼哭来折磨父母、仆役和邻居,同时也戕害了自身的健康。
这种情形促使我们来谈一谈关于智力教育的萌芽。这种智力教育,目前即使有权有势的人家,也不能够让自己一两岁的孩子享受得到。为了想做到这一点,他们虽然花费了很多钱,但除了使孩子的性格变坏、戕害儿童的能力和损害其健康外,毫无所获。
我要根据一个不容争辩的基本原理来说明这种欺骗行为。这个原理就是:“对于两头的年龄即过渡年龄,应该防止产生激烈情绪而使之趋于安静,因为这种年龄的人的器官和感觉已经不再有、或者还不曾具有适应激烈情绪的能力,而激情对他们是有害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不过,他们能够承受温和的感情;因此,在教育从出生到两岁的儿童时,就要很好地利用这种温和的感情。”
我们通过适用于大多数儿童的感性培养的某些例子,来指出这种温和感情的运用。
在婴儿生下后六个月内,我们不打算给予任何训练。为了培养他们的感觉并使之更加精密起见,将采取很多预防措施,使他们养成灵巧的习惯,防止专使用某一只手而使另一只手变得永远不灵活的现象。要使儿童从摇篮时代起就养成良好的听觉,在乳儿厅内将举行三部合唱和四部合唱,让一周岁的幼儿在具有各种音部的小乐队的伴奏下游戏。同样将采取种种方法,来使听觉的发展与音乐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儿童能养成犀牛和哥萨克人那种敏锐的听觉,同样也要锻炼儿童的其他外部感官。
就五种感官中的每一种来说,都有许多完善的方法可用于培养和谐制度下的儿童。从培养体力来说,保育员们将有各种不同的、互相竞赛的办法;从而产生的结果是:协作制度下的三岁儿童将比文明制度下许多十岁的儿童更聪明,在生产劳动上更行,而在文明制度下许多儿童在这种年龄时只会对劳动和艺术感到厌恶。
文明制度的教育只能使儿童从小就产生反社会的恶习:人人都在损害儿童的感官,就这样在等待人们损害儿童智慧的年龄的到来。如果是在法国,那么父母和仆役会争着给他唱些歌曲,不但调子不对而且没有节拍;处处都使他失去利用脚趾的机会,并使他习惯于把一只手闲着不用。
在文明制度下,人们认为脚趾是没有用处的。和谐制度下的人则将把它当作手指一样应用。例如,和谐制度下的大风琴将带有用脚趾弹的键,演奏家将跨坐在一个鞍子上,差不多像用手指一样地用脚趾来弹琴。他将用脚后跟踩动踏板,而我们现在则要用脚踩。
因而,保育员这个角色需要不少的才能,而不是仅仅像现在法国的保姆这样,乱哼小曲儿和用狼来吓唬孩子。保育员都将受如何防止儿童啼哭的专门训练。她们需要安静;她们的心计和竞争心理也正是在保持安静的办法方面发挥作用。
目前最令人讨厌的幼儿吵闹声将减少到最低程度;他们在谢利叶宫内将很平静,原因很明显,因为好吵闹的人和同类人在一起的时候将会变得比较文明。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看到,爱吵架和爱打架的人遇到与他们的性格相似的人时,便会抛弃自己暴躁的情绪而变得非常温和吗?在和谐制度谢利叶宫中受教养、并按照他们的性格分到几个大厅中去的婴儿,情况也是如此。我估计,第三类婴儿、淘气孩子或好吵闹的孩子比起现在听话的孩子来还要不那样顽皮,不那样爱哭爱闹。这种变得和婉的情况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不是按照道德的要求改变了幼儿的情欲呢?当然不是。在包括乳儿和幼儿的初期儿童时代两种年龄级中,按照沉静的、混合的、淘气的性格分为三种谢利叶,将使儿童的情欲获得适度的发展,将使这些情欲在他们爱好的集会上得到休憩。
要让这些淘气顽皮的孩子得到什么样的娱乐呢?这需要保育员们去开动脑筋:她们在竞相想方设法的鼓舞下,不到一个月就懂得了怎样才能使儿童安静下来,从而结束那种的震耳欲聋的闹声。我仅在原则上确定有必要把儿童们集合在一起,根据年龄和性格把他们分为几个谢利叶,正如同保育员也应该按照性格和工作方法分成几个谢利叶一样。谢利叶永远是协作制度下一切智慧的指针;这是上帝在阳光中给我们的引路信号。离开了谢利叶制度就等于甘愿沉沦于黑暗之中。
最令人担心失败的一点是幼儿的养育问题,因为他们既不能说明自己的需要,又不能说明自己的本能;一切都要猜测。对于这点应采取什么办法呢?那还是引力为父辈所指出的那种办法,即按照作业、所在大厅、性格、年龄、方法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来组成谢利叶。
鉴于在儿童中教育必须统一和阶级必须融合,我曾经建议,并且现在还要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应为试验性法郎吉挑选出一些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特别是从下层阶级中来挑选,因为必须在工作中把这个阶级和富人们融合起来,使他们在这种融合中感到一种魅力,而这种魅力主要依靠下层阶级的有文化才能获得;正因为如此,巴黎郊区如布罗阿和都尔等地方的人,是很适合做这种试验的,当然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行。
还要检查一下上述种种结构是否合乎规律,以及与三种指导一切的原动力的情欲之要求是否适应。它们协调的作用是平衡与和谐的保障(第五和第六章)。
在教养婴儿和幼儿的那些大厅里面,运用巧思寻求改进的人是从本法郎吉和邻近的法郎吉保育员们所采用的各种竞争方法中吸取养料的。这些方法都是父母们争论的主题,各人对此都有所偏爱。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把孩子交托给某一类保育员,当然这要事先征得这一类保育员的同意;因为她们不愿接受足以败坏她们声誉的儿童。如果一个儿童因为禀赋恶劣或过于淘气而不为任何一个保育员小组所接受,那么便把他安置在中间性大厅内,同别的儿童一样加以照料。
至于年龄这样小的幼儿,他们还没有什么心机,又不会说话,在计谋方面,除了哭闹也没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使;他们就靠眼泪来使他们的父母屈服。
保育员们的组合情欲由于双重魅力而得到发展:第一,她们只限于做自己心爱业务的分内工作,没有其他工作使她们负担过重,像文明制度下的保姆那样什么都要干。和谐制度下的保育员和小保育员之间是有分工的;每一个人在值班期间,只做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工作。在谢利叶宫内总是保持十六个保育员、小保育员和女军官,这个人数对于彼此之间按照各人爱好分配任务来说是绰绰有余的;第二,保育员从那些拥护她们的方法的家长方面得到表扬,并且还受到邻乡或者热烈赞成她们这种方法的旅客们的称赞。
儿童们的组合情欲是由那些划分为毗连小间的弹性席垫供给他们的双重魅力产生的:在肉体上,他们获得了活动自由和灵便;在精神上,得到了与他们相似的孩子接触的机会,他们因看到这些孩子并跟他们接近而感到非常高兴,但如果没有丝网或麻线网隔开一个个小间,那总是危险的,而且容易引起种种麻烦。
保育员的轻松情欲可以从轮流值班制度中获得满足。这种值班三天才轮到一次,每天上八个小时班,分为四个班次。在班次之间还有空闲可以做别的事,而不致像文明制度下的母亲和保姆那样沦于没有休息的奴隶地位。
儿童的轻松情欲从摇篮与席垫的轮换使用,从各式各样感官的愉快——食品、音乐会、演出、玩具、乘车出游等等中获得满足。
这是为幼儿教育所定的规则,这个体系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加以变动。对于其他年龄儿童的教育以及父辈的一切相互关系,我遵循同样的原则,即所有三种原动力情欲永远协调地发展,因为这三种情欲应该是支配其余九种情欲的,因而,也支配分布在情欲谢利叶的整个协作结构。除了情欲谢利叶之外,要引起三种领导情欲的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
为了补充证明,应该把每一种措施都加以检查,看它是否有利于三种原动力情欲:凡是它们发生阻碍的一切措施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废除,而代之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
这里所提供的关于幼儿教育的规则只是前面第五、第六两章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实际应用,而由于这些规则将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年龄和一切关系,造物主为了照顾全面而提供了种种极其简单的方法,使实施时不致发生偏差。我们不要轻信那些用深奥莫测的秘密来吓唬我们的故意危言耸听的人的话了。福音书对他们说:“探索吧,然后你们将有所发现。”可是,他们在教育领域也跟在其他领域一样,宁愿贩卖专断和高压的体系,而不愿去探索自然体系。在自然体系一旦被人们认识之后,所有这一切在文明制度下倾向于压制和改变儿童或父辈情欲的方法必将一扫而光。
我刚才叙述了物质教育时期。这个时期的任务只是训练各种感官,对各种感官进行初步加工,以及预防那种在文明制度下从幼年起就遭受的戕害。一千个法国儿童中就有九百九十九个听觉是受过损害的,其他感官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转到生产活动和劳动引力的发轫时期。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引力,一切教育都是荒谬的;因为既然人的三个目的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追求财富或奢侈,那么,如果他从人生的第一步即从大约两岁起就不自发地热爱生产劳动这个财富的源泉,如果他像文明制度下的儿童那样,只沉溺于糟蹋、打碎、毁坏东西之类的坏事,——有些愚蠢的父母还以为是好事呢——我们可以说他的教育是不对头的,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
如果造物主设想不出一种结构能使任何年龄的情欲和引力趋于协调的话,那么,这种幼年时期行为的两面性,这种从小就开始与引力背道而驰的本能,便是他的耻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最早期年龄的结构。
从儿童能够走路和活动起,他们便从幼儿级过渡到幼童级了。如果他从一出生就是在谢利叶宫接受教养的话,那么从二十一个月起便能长得相当健壮,足以升到幼童级了。在这些儿童中间完全不分男女性别;在这个时期,重要的是把他们混在一起,让他们在同一种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禀赋和两性的融合共处,到了少儿特利巴内才开始划分性别。
我曾说过,自然界赋予每个儿童大量的(大约有三十种)劳动本能,其中有些是第一性的或者说是起主导作用的,它们会导向第二性的本能。
问题在于首先要发现这种第一性的本能。只要向儿童撒出钓饵,他们就会上钩。因此,一旦儿童能够行走,就应该离开幼儿谢利叶宫。受委托照料他的男护士和女护士就要赶快把他领到各种工厂去,领到不远的劳动组合去;因为他到处都可以找到小工具和小型生产活动,那里已经有不少两岁半到三岁的幼童在工作,于是他也想跟他们一道摸索、操作,两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看出什么工厂能吸引他,他在劳动方面的本能又是什么了。
由于法郎吉里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参看第十五和十六章),只要儿童走遍这些工厂,就不会找不到能满足他某些主要本能的机会。一看到那些比他大几个月的儿童熟练地操作小工具,他的那些本能就会迸发出来。
按照文明制度下父辈和导师们的说法,儿童都是小懒汉。这真是荒谬到无以复加!从两岁到三岁起,儿童就是热爱劳动的。但是,要知道,自然界开动的发条是要把他们引向情欲谢利叶内的劳动,而不是引向文明制度下的劳动。
在所有儿童中主要的爱好是:
1. 探索或操作一切,观察一切,经历一切,不断变换作业;
2. 生产劳动的嘈杂,对热闹喧嚷工作的爱好;
3. 摹拟或爱摹仿的癖性;
4. 小型生产活动,对小工厂的爱好;
5. 逐步由弱到强的训练。
还有不少别的癖好,我只是先举出文明制度下人们所熟知的这五种。现在我们来研究从幼年起就把这些癖好应用到生产劳动中去的方法。
男护士和女护士首先应该利用在两岁儿童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对探索的爱好。这样年龄的儿童什么都想闯一闯,对一切看到的东西都想摸一下,翻来倒去探索一番。因此,人们不得不把他安置在一个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否则,他会把什么都打碎的。
这种什么都想摸一下的天性就是趋向劳动的天然诱饵。为了引起他对劳动的爱好,人们把他带到小工厂去;他可以看到两岁半到三岁的儿童在那里使用小工具、小NE047头操作,他也想试一试他那种被称为学做鬼脸儿的摹拟癖好;于是人们给他几件工具,他很想得到允许跟二十六个月、二十七个月的会工作的儿童一道干活,可是人家不要他。
如果这种工作适合他的本能,他就会坚持下去。这时,护士或在场的家长便教给他做某一小部分工作,他很快就会在给他先试做的某些轻活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拣豌豆这项幼儿力所能及的轻活上的效果如何。这种本来要占用我们三十岁的劳动力的工作将交给两岁、三岁、四岁的儿童去做。大厅里放着刻有各种沟槽的斜面桌子,两个小女孩坐在上方,把豌豆从豆NE048里剥出来,豌豆沿着桌子斜面向下方滚去。下方坐着二十五个月、三十个月和三十五个月的三个男女幼童,负责分拣,各人都备有专用器皿。
这里所做的事就是把大小不同的豌豆分开来:最小的豌豆做甜羹,中等的做脂油羹,大的做汤。三十五个月的小女孩先拣小豌豆,因为小豌豆最难拣;她把大的和中等的豌豆都送到第二个槽里,那里坐着一个三十个月的女孩,她把那些看来像是大一些的豌豆推到第三个槽里,把那些小的豌豆仍然送回到第一个槽里,而把中等的豌豆放进篮子里。安排在第三个槽旁边的那个二十五个月的男孩要做的事情就更少了:他只是把一些中等的豌豆送回到第二个槽,而把大的豌豆放进自己的箩筐。
才开始工作的幼童就安排在第三个位置上。他兴高采烈地把大豌豆拣进箩筐。虽然这是一种轻活,但是他会认为:他跟他的同伴们一样在干活。他热心工作,满怀竞赛的激情。等到第三个班次,他就可以代替二十五个月的幼童,把二类中等大小的豆子投入第二个槽,把很容易辨别的一类豆子拣起来。一旦他能够参加这种极轻松的工作,人们便在他的皮帽或无边的软帽上庄严地缀上一个拣豌豆小组见习员的小绒球。
把一些轻活留给幼儿去做,比如拣豆子放进箩筐之类,这是一切协作工厂采用的颇有预见性的措施。这件事本来用不着他做,而且并不要花多少时间,但是那样就会放过应该经常向到工厂来的幼童、甚至少儿或小天使们提供劳动诱饵的机会;因为儿童要不在两岁时参加劳动,就会拖到三四岁。
到处为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所保留的这种诱饵,对于二十四个月的幼童来说只是一种工作的影子,迎合孩子的自尊心,使他觉得自己也做过一点工作了,同那些已经参加了工作小组、佩戴羽毛饰物的二十六个月、二十八个月的幼童差不多一样;因为这种羽毛饰物在刚开始工作的幼童看来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两岁的儿童在法郎吉的小工厂内会找到文明制度所不能向他们提供的许多诱饵。这些诱饵的数目不下二十余种,现将它们列表如下:
表现才能的动力
1. 随着不同年龄而逐渐提高规格的各类小工具和各种小工厂的魅力。
2. 和谐的玩具或全套现代玩具,如小摇车、玩偶等应用于生产学习或生产协作的各种业务。
3. 按照不同级别佩带饰物的诱惑。我们现在的任何一种羽毛饰物已经足以使村民着迷,使他甘愿签名放弃个人自由;而上百种奖掖光荣的饰物对于引诱儿童参加欢乐的事情,参加跟自己一样的孩子们有趣的聚会,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参加检阅和掌握工具的权利;可以看出这些诱饵对于儿童具有多大的支配力量。
5. 当儿童由于愉快或者爱好而工作时,儿童团体所必然具有的欢乐。
6. 对法郎吉的热烈崇拜,因为在法郎吉内儿童能享受到他的年龄所能享受的一切愉快。
7. 每天按照当时工作竞赛而变化的同桌进餐伙伴,以及适合儿童口味的各色菜肴的供应,因为儿童有他们自己的专用厨房。
8. 谢利叶美食的影响,因为谢利叶具有以美味嗜好来刺激农作物生产的发展和联结整个劳动结构的属性。
9. 完成了某种轻活后的自豪感,因为儿童把这种工作看做非常重要的事业:应当让儿童保持这种想法。
10. 在儿童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摹仿的爱好,在儿童受到比较年长的少儿特利巴的事迹鼓舞时,便获得十倍的活动力量。
11. 选择各种工作和每样工作时间长短的完全自由。
12. 完全的独立性或摆脱对于不是根据大家的热望而选出的任何领导的从属关系。
13. 分工或在任何劳动中选择自己愿意做的那一部分工作的优越性。
14. 工作班次时间短的魅力,多种多样,经常变化,由于充满竞赛精神同时班次不多而受到欢迎,即使每天都有,但班次很少,因为只需要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协作成员轮流去做。
15. 家长、护士、辅导员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对于每个幼儿都非常钟爱;儿童们只是接受那些符合自己要求的训练。
16. 在谢利叶制度下无须向父母讨好,因为在谢利叶制度下儿童们只是由他们自己的同辈来赏罚的。
17. 物质上的和谐,或在和谐制度下的工厂里才能实现的统一动作(这在文明制度下工厂里是没有的)。在和谐制度下工厂里行动起来配合着军事和舞蹈的动作——这是一种使儿童入迷的方法。
18. 累进分配的影响,仅仅这种影响就能在儿童身上激起生产学习中所必需的兴趣和熟练技巧。
19. 集体的吸引或由于伴随受赞歌、饰物、庆祝等所激动的同伴们而产生的兴趣。
20. 在谢利叶制度下,儿童具有极其强烈、充分的整体精神。
21. 组合的各类之间、同队和同一谢利叶的各小组之间、相邻的各队和各小队之间的竞赛和竞争。
22. 定期出现的希望升到高级队和高级特利巴,或升到每个特利巴的中级类和高级类的要求。
23. 按照尊重上升阶梯的惯例,受到高级班同伴们所作出的嘉言懿行的鼓舞。
24. 邻村之间的竞争或与邻近法郎吉儿童的竞赛,以及与他们的核心队伍的比赛,这种动力在试验性法郎吉内是不会有的。
这里我没有提到在四岁以前几乎不起作用的其他动力,如:
性别竞赛和本能竞赛,
收益和大量利润收入的诱惑。
这两种动力对于幼儿还不发生任何影响,对幼童则影响极小;这两种动力只是在小天使中间才开始得到发挥。
这些诱饵结合起来不到一个月工夫便显示出效力,等到一个月终了,儿童便显示出最主要的三种或四种才能,久而久之,这些才能还会促使其他的才能也显示出来。在工作上难以胜任的才能,只有长到三十个月和三十二个月的时候才会产生。
如果遵守一般规则(第五和第六章),使三种作为原动力的情欲都动起来,那么才干就比较容易显露。因为这些情欲已经能够以萌芽形式在幼儿中间得到发展,而在幼童中间则有了更大的发展。儿童的计谋情欲、组合情欲和自在情欲,通过他们在小工厂的参观、探索和试验将完全得到满足,因为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充满了魅力和竞赛精神。
把儿童从一个工厂带到另一个工厂的男、女护士,要懂得在适当的时期把儿童安排在某一项工作上;他们要把看来使儿童感到高兴的事记录下来;三番两次地试验看是否能引起他的爱好。如果儿童的才具还没有显示出来,就要决定是不是应该再等几个月或者不再坚持下去。大家都知道,一年中间,不管在哪一方面,儿童都可能会显示出三十多种才能。
一个护士通常同时带领三个幼童;如果只带一个,他便很少有获得成就的可能;不过,在三个幼童中有一个比较灵巧,另一个比较热情,这两个之中的一个便引导第三个去工作。护士不要带领三个同年龄的儿童,而且,他还可在工厂中改换他们的工作,他可以把某一个幼童留下来拣豌豆,而把没有接受工作的其余儿童和已经做完工作的第三个儿童带走。
护士工作对男女两性都是适合的,并且要求两性都具有特殊的才能;但是保育员工作,除少数例外,通常只适宜由妇女担任。
对于才开始劳动的幼童,最好的动力就是要讲老实话,而这一点在爸爸妈妈那里是从来找不到的;因为爸爸妈妈在看到自己两岁的孩子笨态百出时总是一齐假意奉承他们。在协作工厂里情况恰恰相反。儿童们彼此之间毫不客气,总是无情地讥笑那些笨孩子;大家会鄙视地把他撵走,于是他到家长或护士面前去诉苦,家长或护士就教育他一番,如果他还能行,就再打发他去,并且由于总是给他安排工作量最少、最轻而易举的工作,他便很快地参加十来个小组。在这些小组里,通过纯粹引力的方法,对他的教育就迅速地完成了。只有按照引力的方法才能学习得又快又好。
所有能激发儿童从事劳动的原动力中,在文明制度下最不为人所知、最为人所曲解的就是向上心的驱使;每个儿童都具有这种倾向,喜欢摹仿岁数比他大一些的儿童,听从他们的激励,并以跟他们一道、参加他们的一小部分游戏为荣(对于和谐制度下的儿童来说,一切工作都是游戏:他们只是由于引力而行动)。
这种向上心的驱使,要是放到现在,那是有害的,因为一群放任自流的儿童游戏起来不是作恶,就是危险,不然就是极其无益;但是,这些散漫的儿童,由于上面所指出的诱饵,就只专心致志于生产工作;这里可以看出一切关于文明教育制度的创始者所陷入的基本错误。
他们认为父亲或秉承父亲意旨的家庭教师是天然的导师。可是自然界的意见完全相反,它希望把父亲排除在教养儿子的事情之外。在这个问题上,论据有三:
第一、 父亲力图把自己的爱好传给儿子,并且扼杀儿子与父亲几乎总是不同的天然志趣的蓬勃发展。但是,如果儿子继承了父亲的爱好,情欲谢利叶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
第二、 父亲总是爱假意奉承和过分夸奖儿子做得好的那么一点点小事。与此相反,儿子却需要那种要求严格的小组里的同伴们的严肃批评。
第三、 父亲原谅一切笨拙行为,甚至还要根据需要把笨拙当作完美的表现,就像哲学家们把他们自己的可耻的文明制度称之为理性的完善境界那样。因此,如果说批评对儿子有益的话,那么父亲便阻碍了这种经常批评所带来的任何进步。
自然界为防范父亲教育出来的这些恶习,便赋予儿子对父亲和家庭教师抱有一种反感:即儿子想指挥父亲而不愿服从父亲。他按照意愿为自己所选择的领导者永远是那些年龄比自己大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儿童,例如:
十八个月时,他尊敬两岁的儿童,并情愿选择他作为自己的领导者;
两岁时,他选择三十个月的儿童;
三岁时,他选择四岁的儿童;
八岁时,他选择十岁的儿童;
十二岁时,他选择十五岁的儿童。
如果儿童看到年长的儿童都结成团体,并且由于自己劳动和学习成绩而得到应有的尊敬时,这种向上心的驱使便会倍加有力。
因此年龄稍大一点的儿童是每种年龄的天然导师,但是,在文明制度下他们都趋向为恶,互相引诱为非作歹,所以他们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有益的互相鼓舞的等级制度;因为只有在情欲谢利叶内才有可能产生这种效果。除此以外,即使在接近协作的制度下,连符合本性的教育都无法实现。
这种教育是在试验性法郎吉内所能见到的一种最惊人的奇迹。在试验性法郎吉内,七个儿童级按照本性的愿望,由于这种只会使整个法郎吉从善的向上心的驱使来彼此进行教育和领导;因为,如果最年长的一级青年,只是一心谋求劳动、学习和道德上的得益,那么,他们就只会把受到他们鼓舞的高中生引向善的方面,高中生对初中生的影响,初中生对六翼天使的影响,六翼天使对小天使的影响,小天使对少儿的影响,少儿对幼童的影响,也都是如此。这七个一心向上的团体,虽然它们都享有充分自由,将在有益的工作和社会和谐方面互相竞赛,看谁优越、积极。在目睹这一奇迹时,人们便不再怀疑:引力只要能在情欲谢利叶内加以发展,便是上帝用来推动一切的力量;同时也不会再怀疑:在这种结构中,引力正是指引人们趋于至善境地的上帝的一只手。
这种和谐对文明制度和哲学来说实在是一声霹雳,如果忽略在其容许的一切部门发展引力,便会遭到失败。爱情在试验阶段是不容许的,但是,这种例外并不妨碍在劳动领域十分活跃的七个儿童级的结构。所以必须一开始就努力地组织儿童,因为儿童是这三种性别中能够一下子就达到完全和谐的唯一性别。
我们现在来结束关于护士职务的这一段叙述。护士决不奉承儿童或原谅儿童,他们的任务是使儿童在各个不同的小组中少受到拒绝,少受到屈辱,并鼓励他们用熟练的具体行动去报复自己所受到的屈辱。这个任务父亲就不能担当,因为他会认为那个反对他儿子的小组不对;他会断言这个小组是野蛮的,是敌视温柔的天性的。由此可见,为了执行男女护士的职责,甚至保育员的职责,都需要坚强善断的性格,都需要那种在本身职责上肯动脑筋想办法的人。他们根据团体的精神,热情地献身于普遍发展儿童的事业,而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儿童的怪僻任性。
在这种谢利叶内,也和在其他任何谢利叶内一样,只有依靠共同的进步才能达到高度的发展。每个护士都在与自己的竞争者进行竞赛;每个护士都可以选择适合于自己一套办法的儿童,选择那些他认为其才能无论是在完全本能下或不完全本能下即刻会显示出来的儿童;而在选择儿童时,他所依据的就是幼儿所在的谢利叶宫内幼儿保育员们提供的材料。
护士职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施加影响的这段时期正是教育事业中最关键的时期。如果儿童在最初的劳动中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么,这便是儿童整个发育过程中继续进步的保证。他既然对十个劳动部门作出了贡献,很快便会对一百个劳动部门作出贡献,而且到了十五岁时,他差不多就能够熟悉他那个法郎吉和邻近各个法郎吉内的一切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部门。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效果。
有这么一个儿童,尽管是某国王的儿子,但从三岁起就显示出对修理皮鞋这一行业的爱好,并且想参加修鞋工厂的工作。在协作制度下,修鞋匠和别人一样,都是有教养的。如果人们阻止他干这一行,如果借口修鞋这件事不能登哲学大雅之堂来压制他对修鞋这一行的强烈爱好,那么他就会愤怒地对待别的行业,对于别人想引导他去做的工作和学习将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使他有机会从引力指导他做的这一点开始,即从修鞋开始,那么便很快地会引导他希望弄懂制鞋、制革的知识,从而引导他试图在制革的各种不同过程中研究化学,然后引导他更希望通过某种饲养方法和某一类牧场所提供的优质兽皮方面来研究农艺学了。
由于在修鞋方面开始竞赛,他逐渐会熟稔一切劳动。从哪一点开始,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对自己的法郎吉中的一切劳动作业有了一般的认识,并对于使他熟悉这些作业的一切谢利叶怀有感情就行了。
这种教育在文明制度下是不能受到的,因为在文明制度下,各种作业彼此毫无联系。学者们告诉我们:科学构成一条锁链,这条锁链的每一环节都与整体有关,而且是互相衔接的。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彼此分崩离析的社会关系在所有各种生产参加者之间散布不和,因而使每个人对别人的劳动漠不关心。而在法郎吉内,每个人由于同一切谢利叶的某些成员在美食、歌剧、农业等方面的串联,所以对一切谢利叶都是关心的。由此可见,科学的联系并不足以引导人们去进行各种科学研究,还必须加上工作上的联系、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巧思角逐的联系,而这一切在文明制度下都无法实行。
还有若干关于幼童教育方面的种种细节,都归并到我即将论述的少儿教育中去谈。
现在我们来谈谈儿童谢利叶中最有趣的一级,即从四岁起就已经能够赚很多钱的这一级:我要强调这一优点,因为在文明制度下,这一点不管是在父亲身上还是在孩子身上都是最受重视的。
我们所谈的这类儿童,即三岁到四岁半的少儿,在法郎吉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十六个和谐特利巴中的第一个特利巴。但是由于第一特利巴和第十六特利巴代表两头的年龄或者说是过渡年龄(即中间年龄),它们在好几个方面都是脱离常规的。譬如说,它们都没有不完全性格的副特利巴,其原因我已经作过说明。
区分完全性格与不完全性格是专职人员对所负责的少儿教育方面的主要目的:我把这种专职人员称之为男辅导员和女辅导员并不十分恰当,因为一般辅导员是扼杀个性而代之以教条的那种人。和谐制度下的辅导员则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方设法、实实在在地发展个性,以便确定它在总序列中的地位,并使这种地位到四岁半时,即当儿童应该加入男小天使和女小天使队伍时变得非常明确。
辅导员还有第二个任务,那就是确定儿童的气质,并且像对待个性一样,让这种气质在八百一十个完整品格的气质或四百零五个不完整品格的气质的序列中占有它的地位。
如果儿童前一年在幼童级时,他们的劳动爱好或美食爱好受到约束的话,他们的个性和气质便弄不清楚了。幼童时代是这两方面的初步陶冶时期。幼童已经对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表示出爱好,这便可以看到他希望干哪一行,他的本性使他倾向于哪方面的活动。在美食方面也是如此:儿童一脱离高班幼儿时期,到了三岁便在美食方面有了明显的嗜好,也就是在对膳食、炊事、从而对菜园、果园有了选择和偏爱。这类情欲在二十六至二十八个月的小幼童身上是不会显示出来的。可是,三十六个月的幼童在达到少儿级时,就已经充分地受到了培养。
在幼童中间要避免用明显不同的服装,如用裙子和长裤来区别两性,否则就会造成在每一种活动中妨碍显示才能和搞坏相互关系的情况。虽然每个劳动部门可能特别适合某一性别,如缝纫适合于妇女,耕田适合于男子,但是,自然界却要求两性混合,有时要求男女各半,而在某些作业中则要求四分之一。它要求在任何一种活动中至少有八分之一是由另一种性别去做。举个例子,管理酒窖是专门由男子干的工作,但酒窖谢利叶要有八分之一的妇女成员。她们参加酿造白葡萄酒、多泡沫的酒、未充分发酵的酒、甜酒以及妇女喜欢饮用的其他各种美酒的工作,是很适宜的。因为这些妇女有些像学者毕吉斯克 的妻子那样的妇女,喜爱男人喝的酒,必要时甚至会把书呆子的藏书都卖掉,以便悄悄地偿清酒债。
在每一种作业中,由于这种男女混合,女性便对男性形成有益的竞赛。在一种活动中(如在医学和教学方面),如果完全排斥了某一性别,便会失去这种竞赛;而阻碍两岁到三岁的儿童这些本能的发展,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一性别从这类事业中排斥出去。服装的差异会成为表现这种才能的障碍;因为那样一来,女孩便会与男孩分开;而在这种年龄上还是把他们混合在一起比较合适,因为这样可以使超性别的爱好——女孩身上的男性爱好、男孩身上的女性爱好,通过在每个工厂、每项工作中两性的混合一道而毫无阻碍地表现出来。
儿童到三岁时,即在他们转到男少儿特利巴和女少儿特利巴时,这些爱好往往就已经流露出来。原来在幼童中间两性混合在一起是合理的,但到了这时候就应开始区分性别。这种混合似乎违背第十种情欲以及计谋情欲所要求的两性竞赛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一点,必须指出的是:男幼童和女幼童(两岁到三岁)属于开始参加劳动或半参加劳动级,因为他们只是稍微接触到劳动,而少儿从三岁到四岁半,便完全过渡到参加劳动了。自然界要求在构成过渡的时期或中间时期中脱离一般的运动规律,因此植物或动物每一系的两端,都有被称为两可、混合或杂种的过渡产物,如木瓜、油桃、鳗鱼、蝙蝠等构成一般规则的例外,并成为一种联系的环节。
近代人正是由于不了解例外或过渡的理论,不了解中间性的理论,所以在对于自然的研究上处处遭到失败;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觉察到这种错误了。
辅导员具有和其他导师同样的目的,即借助于合理的诱饵把儿童的全部才能都引向生产劳动和正当学习上。
在引向劳动的诱饵方面来说,谢利叶或三个部类永远是最重要的动力。例如问题涉及少儿、小天使或其他时,总是应该把他们按三个级别——年长的、中等的和幼小的加以区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区别或以年龄来分,或以性格来分,甚至可以应用到幼儿和小娃娃身上。组成谢利叶愈多,结构便愈容易。分作四个部类的谢利叶比分作三个部类的谢利叶并不逊色。
首先要把这种级别序列应用于导师方面,以便为幼儿组成四种谢利叶:男护士和女护士,男辅导员和女辅导员。其中任何一类导师并不是对一切性格都能发生影响的。每个导师只照管那些在明显的情欲上或在劳动爱好上与他相适合的一类儿童。每个导师都根据他自己的好感去挑选他所要领导的儿童;任何一个导师都不必像在文明制度下那样,必须负责管教一大群胡乱挑来的儿童。就儿童方面来说,他们也同样要选择与自己性情相投的导师,因为在教育中,也像在一切领域中一样,必须建立互相吸引的体制。如果在这里仍然保持文明制度下的那种混乱现象,这种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我不来论述辅导员为区别性格和气质所采取的方法。这个教育部门在初期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况且,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提供全部性格的知识。
在试验性法郎吉内没有懂得这一行的负责人员。法郎吉并没有那种善于识别儿童天赋的人,能使儿童的爱好自然流露出来,它有的只是在思想上已经被道德引入歧途的人,他们只会鼓励儿童压制引力,鄙视浮财,不断与自己的情欲进行斗争等等。这种目前被称作合理学说的幻想,在必须激发儿童从两岁起就能精确地发展情欲的制度下是不容许存在的。因为当儿童在选择工作和食物方面还没有明显的和内在的爱好时,既无法识别他的气质,也无法识别他的性格。
男护士和女护士的职责就是使少儿和幼童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为有许多劳动是幼儿力所不及的,在这方面就无法试一试他是否爱好。有些劳动部门,他只有到十岁才能参加;另一些劳动部门只有到十五岁才能参加。在他达到小天使的年龄(到了这个年龄,竞赛本身就能带动他)以前,就必须对他的才能采取人为的发掘方法。这个题目使得我们要来谈一谈和谐玩具,即在幼童和少儿学习时所采用的劳动诱导方式。现在试举一例来介绍这种玩具的运用。
尼苏和艾丽雅勒都快三岁了,他们两个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被批准参加少儿特利巴,因为少儿们穿着漂亮衣裳、戴着漂亮帽缨,而且在大检阅时即使不亲自出场也会保持他们的席位。要被批准参加少儿特利巴,必须提供熟悉各种劳动的证明文件,而且要在其中热情地工作。
这两个幼童年龄还小,参加菜园工作不够格。但是,有一天清早,护士伊拉利翁把他俩领到菜园,园子里有一大队少儿和小天使,刚收过蔬菜,正在往十二部用狗拉的小车上装菜。队伍里有尼苏和艾丽雅勒的两个朋友,他们过去都是幼童,不久前才被接受到少儿队中来。
尼苏和艾丽雅勒想跟少儿们一道动手干,可是他俩遭到了拒绝。少儿们告诉他俩,说他们什么也不会做,并让他们一个驾狗,另一个把几个小萝卜扎成小捆,这样来试试他们。他们当然完不成所交给的任务,少儿们便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撵走,因为儿童对工作的完善方面彼此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们的做法与父亲一辈的做法相反。父辈们只晓得借口孩子年纪太小,对笨拙的儿童一味讨好。
被撵走的尼苏和艾丽雅勒十分悲伤地回到护士伊拉利翁那里。伊拉利翁答应他们,如果他们肯练习驾驶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接纳。随后,一队由精美的小车组成的漂亮队伍过去了:小天使和少儿们在做完工作后,系上腰带,戴上羽毛帽缨,围着旗帜唱起颂歌,就打着鼓吹着号走了。
遭到这个出色的团体所拒绝的尼苏和艾丽雅勒哭哭啼啼地登上护士的双轮带篷马车。他们一回去,伊拉利翁就领他们到和谐玩具店去,给他们一只木狗,教他们把它套在小车上,然后,又给他们拿来一筐硬纸片做的小红萝卜和葱头,教他们扎成小捆,并建议他们第二天再来上课,他鼓励他们要为他们所遭受的羞辱雪耻,并要他们对自己很快就会被接受加入少儿特利巴这一点增强信心。
伊拉利翁在同这两个幼儿值了两小时的班之后,便把他们带到另外一队,交给了另外的护士。
第二天,这两个幼儿就赶忙再去看护士伊拉利翁,跟他一道温习昨天的功课。经过三天这样的作业之后,他把他们领到收菜小组。他们在那里露了一手,表现出自己能行,并被允许加入新申请者一级。在早晨八点钟回来时,他们就荣幸地被邀请去同少儿们一道共进早餐。
由此可见,经常接触儿童集体会引导这两个幼儿努力为善,而在文明制度下,他们追随年长的儿童只是为了跟他们一起去干坏事,去打碎、破坏和糟蹋东西。
这里我们要指出对玩具卓有成效的利用。现在如果给儿童一个小车和小鼓,他当天就会把它们打成碎片,并且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法郎吉将供给儿童所有这些大小不同的玩具,但是,这些玩具都将用在学习的需要上。如果他拿起一面鼓,那是为了要争取被批准参加在舞蹈中已经露过头角的少儿鼓手队。我也同样可以证明,女性的玩具如洋娃娃等,在女孩子方面也应该像小车、小鼓在男孩子方面一样加以利用。
评论家们会说:用十二部装菜小车所作的服务,不如用一部大车拉菜服务来得经济。这一点我懂得。但是,为了为数不多的一点节约会使儿童失去从小就学会熟练地干农活(如装载、驾驶和运输)的好处,其次还会丧失通过这些小型服务来培养儿童对他们所从事的那份农活学会动脑筋的好处。这些微不足道的服务会渐渐唤起他们对整个农业的热烈爱好。如果忽视劳动引力的播种作用,忽视使才能开花结果的手段,便变成一种完全虚假的节约。这种节约和缩减工资的竞争一样,同样是具有破坏性的。缩减工资的竞争会使工人为了彼此争夺工作而在政治上互相残杀,结果落到两败俱伤的地步。
刺激力在文明制度下不可能获得什么价值,而在协作制度下却是一种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可以促使某些儿童早熟。在所有各种类型的儿童中都有在智力和体力上发育很早的儿童。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儿童,他在十八个月时无论智力和体力都已经赶上三岁的儿童了。这些早熟儿提前升级,成为他们所离开的那个团体中同年龄的儿童们羡慕和竞赛的对象。文明制度不能够像和谐制度这样,在体力和智力方面利用这种早熟来取得竞赛的手段。儿童的提前升级对于他所离开的少儿特利巴中最有能力的孩子会产生强烈的印象,——他们将加倍努力,向他看齐,早日申请升级考试;这股冲劲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会传给下面低班的孩子。教育本身也就是靠所有这些细小的动力来进行的,而文明制度却不能够对这些细小的动力加以任何利用;因为在情欲谢利叶之外,劳动也好,学习也好,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只有协作制度才能在所有各种劳动部门、按不同级别给儿童们提供一套对幼年儿童具有吸引力的设备,即一套适用于七个集体——幼童、少儿、小天使、六翼天使、小班生、大班生和青年——大小不同的四轮运输车、铁锹和别的工具。但是,锋利的工具,如斧子、刨子则不供给幼童和少儿使用。
主要就是通过应用这种循序上升的方法来从盲目摹拟性或在儿童身上占支配地位的强烈摹仿癖好中得到好处;并为加强这种诱饵把各种工具进一步划分成更细的序列。幼童所运用的某种工具分别适合于大班幼童、中班幼童和小班幼童这三类孩子的三种不同规格。这一点是那些主持试验性法郎吉筹备工作的人所必须注意的。
在劳动等级方面也同样要采用这种序列。劳动等级有各种不同的水平:预科生、一年级新生、中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和各类军官。
在任何工作中,即使只是装装火柴,都要建立这种级别和识别标志的序列,使儿童能够按照功过来升降。
和谐制度下的儿童也具有和文明制度下的父辈们一样的弱点,——爱虚名,爱有荣誉的称号,爱佩带勋章等等。两三岁的大班幼童至少已经有了二十种荣誉称号和勋章,例如:
火柴小组的硕士,
剥豌豆小组的学士,
木樨草小组的一年级新生,等等,等等,
以及标志所有这些职务的饰物。
授予各种等级的仪式是通过大检阅来进行的,场面很豪华。
想取得这些荣誉称号,以及希望被允许加入每个队的小班、中班和大班的急不可待的愿望,是对儿童的一种巨大的刺激力。因为这种年龄还很少为谋求利益而动心,也一点没有被爱情所引诱,他完全醉心于追求小小的一点虚荣:每个儿童都殷切地期望从某一个特利巴升到另一个特利巴,从某一级升到另一级。如果不是有考试和学位论文的严格限制的话,他总是急于想超过自己的年龄而升上去。任何一个特利巴都应该让那些希望作它的成员的儿童来自行选择。因为,儿童参加这个或那个劳动小组,反正都是一样的。他只要在某几个接纳他的小组中显示出自己的能力,从而证实他的技能和学识合格就行了。这种鉴定是以考试为基础的,任何袒护都不能使他通过这种鉴定,因为必须在试验性作业中显示一下身手。既然各儿童小组都很自豪,那么,任何一个小组都不会接受那些在与邻近的法郎吉竞赛时会使本小组丢脸的申请者来作自己的成员。
我举一个争取接受加入小天使队的四岁半女幼童为例。她大致要通过以下各种考试:
1. 歌剧中的音乐和舞蹈表演。
2. 在半小时内洗净一百二十个碟子,一个不许打破。
3. 在规定时间内削出五十公斤苹果,没有一片超过规定的分量。
4. 在规定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拣出一定数量的大米或其他谷粒。
5. 表演熟练而敏捷地生火和灭火技术。
此外,还要求她具有五个小组的硕士头衔、
七个小组的学士头衔、
九个小组的一年级新生头衔的证书。
当这位女申请者希望从某一队升到另一队时,必须进行她可以自由选择的考试;对于从某一级升到另一级,例如从幼龄小天使升到中龄小天使,等等,则另有不同要求。
和谐制度下的教育不屑于利用像在文明制度下发给儿童、有时还发给父亲的那种奖金;和谐制度下的教育只利用崇高的动力,这种动力要比像在波拿巴统治下颁发十年奖金 时所看到的那种往往是基于好感而授予奖金的动力更加来得公正。这种教育在发挥荣誉和利益的作用,即迅速升级的荣誉和在几个谢利叶内获得收入利益的作用(参看第十九章,对早期儿童时代的刺激力一览表;我还要把对后期儿童时代以及其他许多刺激力加以叙述)。
九岁之前,体力方面的考查比精神方面的考查来得多。九岁之后,精神方面的考查则比体力方面的考查来得多,因为这时体力方面业已定形。
在早期儿童时代,首先力求达到身体机能的全面运用和各种器官的同时发展。如果男少儿或女少儿申请转入小天使级,那么对他们的要求是:除了进行上面指出的五种工作的考查并缴纳证明书外,还要在身体的各个部分的全面灵活性方面进行其他考查,例如下列七种练习:
1. 左手和左臂; 2. 右手和右臂;
3. 左脚和左腿; 4. 右脚和右腿;
5. 双手和单臂; 6. 双脚和单腿;
7. 四肢之一。
然后是智力试验,根据他们年龄的特点,这种试验将只涉及上帝对社会管理的唯一能力和人类理性的无能,因为人类理性的种种规律只会产生野蛮和文明、欺骗和压迫。
从小天使升入六翼天使,无论在体力方面(在比以前更复杂的锻炼上)或在智力方面(在六岁年龄力所能及的课题上)都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如果说,对幼儿的要求大部分或全部都是体力方面的考试,那么,这是为了适应这种年龄的刺激力,因为这种年龄完全处在体力领域内。在和谐制度下,只力求促进引力,所关心的是如何有利于发扬个性,正如文明制度所关心的是力图如何压制这种个性一样。
因为教育工作将在男青年和女青年两队中结束,所以在他们转入男青年和女青年两队时便不再进行考试;但是,在所有各队和儿童时代所有各级中都还要按级继续进行各种考试。这种考试是激发儿童热爱学习的一种动力,因为儿童总是迫不及待地力求步步高升,而以受到任何挫折为耻。
各队和各个特利巴,甚至最年轻的队和特利巴,都完全充满了自尊心,决不收容拙劣的考生。劣者通过逐月参加考试,连遭失败。儿童在这方面都是极严格的鉴定人。被拒之门外的耻辱,对于那些已经超过了申请加入特利巴年龄的儿童来说是非常敏感的。经过六个月的延期和接连考试之后,如果仍然不够条件便被安排到不完全性格的队中去。父母既无法对他们的低能抱什么幻想,也无法像现在这样称赞痴呆的孩子可爱。只要父亲的溺爱行为没有克服掉,竞争心便从根本上被扼杀了。
被划分到不完全性格中,虽然不值得庆幸,却也并不是令人感到受了侮辱的事,因为这一类型中包括许多在感受能力方面有缺陷的人,但是他们也充满了智力上的长处。这一类人中还包括若干极有价值的中性人物,他们集两种性格于一身。
不过,要进入由完全性格的人组成的人数极其众多的集团是困难的,所以智力低下的儿童很容易被列入不完全性格之中。在这里,一个人的真正弱点在模棱两可作用下便被掩盖住了。
况且,当儿童转到高级特利巴的不完全性格队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实际的进步。只要表现出必要的才干,他也可以转入这个特利巴的完全性格的队。
某些人可以在不完全性格的队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他们不会因此而不如别人幸福,也不会被人瞧不起,因为在这一类人中间,我曾说过,也有一些极有价值的人。何况,大家都知道,有的性格在青年时代表现得不好,但将来会有所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崇高品质的人。
归根到底,在不完全性格中也像在完全性格中一样,多种劳动引力的手段(参看关于对初期童年时代的这些手段)还保持其全部影响。仅仅是从预科生升到某小组一年级新生、从一年级新生升到中学毕业生的这种愿望,就足以鼓励年轻儿童去参加工厂、菜园、畜圈和其他活动。激发他去进行竞赛,这比降低他的热情,和由于他没有能力而安慰他还要容易,因为儿童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深感痛苦,他是会努力加以提高的。怎么能把这些儿童跟那些被称做可爱的、到了四岁还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破坏和糟蹋东西、厌恶劳动、而且只有用鞭子和道德才能够使他们爱好劳动的、文明制度下的儿童相提并论呢?
因此,他们的命运是这样难以忍受,大家一心只想到休息——这在和谐制度下的儿童看来实在是可笑的事:因为这些儿童把跑遍各个工场、开会精心研究劳动看做消遣。在试验性法郎吉内令人赞赏的奇迹之一就是儿童们工作的场面。他们任何时候都不愿休息,总是刚做完一件工作又扑向另一件工作;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小天使队在集会场所中讨论第二天的什么工作,少儿们从这些小天使队得到鼓舞;因为他们还不参加集会场所的活动,也不领导任何工作。
让和谐制度下的儿童享受充分的自由并不是放纵他们胡作非为;要是允许儿童去摸装上子弹的手枪那就太可笑了。和谐制度下的人不会滥用自由这一名词,他们不像文明制度下的人那样,借口自由去为商人的一切可以想象的欺诈行为作辩护。
当他们从某一队升入另一队、从某一级升入另一级的时候,才逐渐允许他们使用射击武器、小马和切削工具。这也是竞赛手段之一,使用这种手段是为了鼓励儿童去劳动、去学习,而从来不强迫他们。
在试验性法郎吉内还看不到这种全面展开的竞赛,因为试验性法郎吉还缺乏种种外部相互关系所引起的一切动力来在儿童中间激起自尊心和竞赛。这种法郎吉的儿童还缺少从十二三岁起就具有在检阅时指挥一万名士兵的那种高尚品格的前景。但是,从他们一开始获得极其辉煌的成果,就足以使人认识到,新的制度一旦得到一切资源的保证,以及通过总的组织上升到完善的结构时,将会提供出什么样的结果。
在少儿和少女教育中还有一个部门我没有能够加以讨论——即如何确定儿童的性格和气质,这就是说在八百一十个完全性格和四百零五个混合性格和超出普通水平之上的性格这个序列中确定一个儿童属于哪一档的这种本领。这是一个超出目前认识范围之外的讨论。我不得不避而不谈,而现在提出这一点来只是为了指出受委托担任这种科学任务的男、女辅导员的作用的高度重要性。
自然界把这样重要的任务给予女辅导员,必然使她们对于在教育事业中的次要作用,即对于摇篮中的婴儿的照料发生反感,这件事难道值得奇怪吗!如果她们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给小孩子熬稀饭、擦锅洗碗、缝补衣裳上,以求不愧为贤德之妇,那么,她们又怎么能有时间来从事发掘性格和劳动爱好、把气质分类,以及进行所有这一切工作所需要的极其细致的钻研呢?所以,被指定从事这些高尚任务的妇女必然会卑视各种家务琐事,而在文明制度下,她们找不到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便沉湎于娱乐、舞会、看戏和谈情说爱之中,以便填补贫乏的文明制度给富有性格的人所遗留下来的空虚,这是理所当然的。谴责她们堕落是完全不对的,这只应该归咎于文明制度。因为文明制度,在教育领域如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只是为那些喜欢委琐、奴颜婢膝、十足伪善的妇女开辟了生活的道路。装出一副母爱的样子,往往只是一种假仁假义,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真正的美德和才能的妇女来说,这不过是美德的垫脚石而已。
第奥根 说:恋爱是懒人的事。过分的母爱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妇女照料孩子的这种美好热忱,只不过是由于无所事事、而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消磨时光而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已。如果她们具有为了自身利益和荣誉而需要追求的二十种生产心计活动,那么,在保证幼儿得到良好教养的条件下,使她们摆脱照顾幼儿的事,她们一定会感到万分高兴。
和谐制度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在医务和教育领域内排除妇女,使她们的活动仅仅局限于缝纫和烹饪琐事。和谐制度懂得,自然界平等地赋予两性从事科学和艺术的能力,只是分工有所不同。男子比较爱好科学,而女子比较爱好艺术,其大致比例是:
男子:2/3爱好科学,1/3爱好艺术。
妇女:2/3爱好艺术,1/3爱好科学。
男子:2/3爱好重农活,1/3爱好轻农活。
妇女:2/3爱好轻农活,1/3爱好重农活。
男子:2/3爱好辅导员工作,1/3爱好护士工作。
妇女:2/3爱好护士工作,1/3爱好辅导员工作。
那些粗暴地想从某一类工作中排除某一性别的哲学家,与安的列斯岛上的那些凶恶的殖民者倒很相似。安的列斯岛上的殖民者曾用种种苦刑使那些已经被野蛮教育弄傻了的黑人陷于畜牲状态,一面却硬说,这些黑人还未达到人类水平。哲学家们对于妇女的看法和殖民者对于黑人的见解一样不公正。
就爱好的倾向来说,和谐制度的教育在我们现在的教育尚未开始时,也就是说在儿童约四岁半时就已经完成了。从这种年龄起,儿童在转到小天使特利巴时,仅仅依靠引力和竞赛的作用就会不断上进。毫无疑义,在二十岁以前,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但是,这时候,要求受教育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将自觉地在科学或劳动组合中从事学习。无须任何专职人员监督他们,也无须像领导少儿和幼童那样来领导他们。从五岁起,他们将会像我们现在二十五岁的人这样,只是本着自己的愿望去学习,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就是两种教育应当加以区别: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把科学和劳动分开的,而在协作制度下,科学和劳动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儿童将同时从事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的活动。这种短期的、分段进行的方法,除了在情欲谢利叶之外,别处是无法推行的。
在就教育问题继续谈下去以前,我们必须指出:我们文明制度的方法与自然界的要求是抵触的。自然界绝不希望妇女出于母爱一律爱好照料幼儿;它只希望八分之一的妇女做这件事,并且把这个不大的数目分到彼此各各不同的职位上,如保育员、护士和辅导员等等。这些职务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而且每一职务还要细分为各种局部工作,不同的职司可以自由选择。
此外,自然界希望把性别和本能置于竞赛之列。上面所提出的三种集团的本能乃是极不相同的本能,但是它们在整个早期教育中共同组成两性的合作谢利叶。
一个人从幼年时代起就与简单的自然界不适应。为了培养人,甚至从最小的时候开始(人并不是为摇篮而生)就需要一大套作用极不相同、但形成序列的配备。卢梭曾反对过那种把儿童捆绑起来的监狱,不过,他却没有能根据这种方法,想出有弹性的席垫、安排得当的照料和种种必要的娱乐这套作息制度。哲学家们只会用空洞无物的高论去对抗恶,却不善于开辟通向善的途径:要知道善的途径离开简单的本性很远,只有通过复杂的方法才能产生。
我们越是进一步研究和谐制度的教育,便越是能认识到道德与本性这种矛盾。现在,在这里重述一下从儿童时代初期教育中所摘出的若干细节,我想是适宜的。
道德要求把幼儿的教育体系建筑在最小的家庭圈子上,建筑在夫妻关系上。自然界则要求把按照小组、小组谢利叶和谢利叶法郎吉这三级划分的最大的家庭团体作为这种教育的基础。除了这种广大的团体外,既不可能形成职务和公职人员这两种等级序列(它们都以竞赛方式在等级的每一级上发挥作用),也不可能使儿童的性格和气质得到满足,因为性格和气质需要这些大厅和与这两个序列有关的服务,而这种服务除了劳动谢利叶法郎吉之外,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在家庭中,儿童竟苦闷得整日整夜地啼哭,可是,无论他本人或他的父母都猜不透他需要什么娱乐,——他所需要的娱乐只有在谢利叶幼儿宫中才能找到。
道德要求:在小家庭中,婴儿不停的啼哭吵得父亲不能安睡和工作,做父亲的还不得不引以为乐。自然界则相反,它要求无论穷人和富人都能摆脱这种折磨人的闹声,恢复自己应有的尊严,把这个祸根打发得远远的,把儿童都安置在合乎健康和愉快的条件下生活,按照协作方法,使双亲和儿童的休息都能得到保证;可是这三种人现在却备受文明制度下所谓甜蜜的小家庭的折磨。人们既没有单独的房间来安置婴儿,又没有钱来满足婴儿的需要,于是这种小家庭对他们来说,就成了真正的地狱。
道德要求母亲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这一点对占妇女总数八分之七的贫苦妇女来说,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规定:她们根本没有能力雇乳母,自己倒反而去给别人的孩子喂奶。至于谈到在数量上占八分之一的富裕的母亲们,则应禁止她们做这件事,因为她们实在是杀害儿童的凶手。她们由于无所事事,便无微不至地培养儿童千百种有害的怪癖,而这些怪癖便是慢性毒药,它们戕害大多数富家儿童。
人们常常会感到奇怪,死亡为什么老是夺去有钱人家独生儿子的生命,却饶恕茅屋中没有面包吃的穷人家的孩子。这些乡村的婴儿的健康在他们的母亲的贫苦中得到了保障,因为他们的母亲要下地工作,没有时间迁就他们的怪癖,尤其是不像高楼大厦中的阔太太们那样,培养他们这种怪癖。因此,卢梭认为要是号召母亲们具有温柔道德的温柔感情,便会产生妇女阶层的喂奶风尚,不过这些太太应该除外。因为在富有阶级中间,她们不是缺乏必要的健康,就是缺乏冷静而通情达理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对母亲和儿童来说,乃是防止沾染邪恶的手段。
道德禁止父亲溺爱儿童。在和谐制度下,恰恰相反,这却是留给父亲的唯一工作。因为他的孩子在他所参加的小组里所受的批评和责备已经够多了,如果孩子很小,那么还会受到在幼年谢利叶宫中照料他们的保育员的批评与责备。
道德要求父亲是儿童的天然导师;可是自然界要使父亲免除这份关心,而把这份关心留给了护士和辅导员,留给了在本能和协作精神方面适宜做这种工作的人。
道德要求在儿童周围安排六七个如祖母和姑母、姊妹和堂姊妹、女邻居和教母等人,以便培养儿童的有害健康的怪癖,并用法国音乐来损害他的听觉。自然界则要求连这套配备的二十分之一也不需要,就可以在和幼儿的一切本能完全符合的谢利叶宫中愉快而健康地培育儿童。
道德要求儿童从小就养成卑视财富和尊重商人的习惯。自然界则恰恰相反,它要求儿童从幼年起就养成重视金钱并力求通过诚实的做法来获得钱财的习惯。可是,诚实在文明制度下是不能获得财富的,它与倒行逆施的商业行为或当前的做法水火不相容。
道德要求不给儿童任何精美的东西,特别是饮食方面,要求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不加选择地吃什么。自然界则要求人们按照美食标准供应他们,饮食力求精美。因为在和谐制度下,这种艺术已变成号召儿童热爱农业的直接手段。
由此可见,无疑地,即使设想道德有着善良的意图,它也在起着江湖医生的作用。江湖医生只会提供有害的劝告,只会在炫耀漂亮教条的情况下违背自然界的种种意向,杀害病人。但是,要说道德及其泰斗们具有善良的意图,是否正确呢?在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以前,我们要继续分析这种科学与自然界的矛盾。在我们充分揭露它经久不断地违反常理之后,我们再来研究它的种种堪与无知比美的狡诈行为。
前言 我用了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了第一阶段或幼儿时代的教育,因为这是试验性法郎吉的强有力的方面,是试验性法郎吉能够立即大放异彩而且很少会遇到偏见阻挠的一点:偏见还没有纠缠住三四岁、以至五岁的儿童;他们比起九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来,还很少被道德所侵蚀,误入歧途的程度还比较浅,还很容易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天赋和估计他们引力的正确性。从五岁起,文明制度就开始用种种“正道”塞满他们的脑子以恶化他们的性格、特别是女孩子的性格。这样一来,试验性法郎吉就很难按类来分配性格,很难区别完全性格与不完全性格。从第一年起,就肯定不能顺利完成这件事。
现在我们接下去谈谈教育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
第二阶段即中级童年时代,其中包括两个部——小天使特利巴和六翼天使特利巴,年龄从四岁半到九岁。
第三阶段即高级童年时代,其中包括两个特利巴——初中特利巴和高中特利巴,年龄从九岁到十五岁半。
第四阶段即混合童年时代,包括一个男青年特利巴和一个女青年特利巴,年龄从十五岁半到十九岁半或二十岁。
年龄的界限起点是比较低的。此外,它们对于两种性别来说并不一样。
我将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合并在一起研究,因为支配它们的体系具有同一基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阶段应该更有效地发展体力,而在第三阶段则是更有效地发展智力。
只是在第四阶段,教育体系才应该有所改变,因为其中掺杂了爱情。所以应该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合并起来研究,而对第四阶段则单独加以研究。
为了对这个题目好好地研究一下,需要的不是四章,而至少是二十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甚至无法作一概述,而只能作一般的叙述,对内容稍加概括。我将时时请读者参看有关和谐制度下的童年时代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教育详细情节的论文。
我们看到,道德曾忽略了属于这三个阶段的行为的一切原理,并按照自己的习惯把自然界想用来创造美德的一切动力都归入恶习之列。
为了确定产生劳动奇迹和美德奇迹的各种本能和性别的斗争,整个高级童年时代和混合童年时代——初中生、高中生、六翼天使和小天使这四个特利巴,要按照本能划分为两个集团,即:
专门从事与感官或自尊心相抵触的工作的儿童队;
专门从事集体奢华事务的小卫队。
这两个团体,由于它们的对立性,将有效地运用那曾被道德家妄图对每个性别都加以压制的种种本能——男孩子爱好肮脏,女孩子爱好打扮。
协作教育把这两种嗜好对立起来,通过不同的途径使两种性别达到同一个目的:
儿童队通过善以达到美;
小卫队通过美以达到善。
这种方法使儿童享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享有在目前制度下他们享受不到的自由。因为在目前制度下,人们总是要强制他们采取同一种习俗体系。协作制度给他们开辟了两条明显对立的途径,这就有利于相反癖性——爱好打扮和爱好肮脏——的发展。
在儿童中间,我们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男孩是爱肮脏的:他们爱在泥泞中打滚,爱玩脏东西;他们还爱争吵,态度倔强,爱说下流话,惯会使用激烈口气和说粗话,爱吵吵嚷嚷,不怕冒险,不怕风狂雨暴等等,还有为了图一时快活而不惜破坏东西。
这些儿童可加入儿童队。儿童队的作业是: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任何令人厌恶的、贬低工人阶级的工作,作为一件光荣的事业来完成。这个团体跟和谐制度下精致的文化程度比较起来,是一支半野蛮的队伍,但这只是就举止而言,而不是就感情而言,因为这个队伍具有最热烈的爱国主义。
其余三分之一爱好文雅态度和安静的作业的男孩,便加入小卫队。相反地,有三分之一的女孩具有男孩的癖性,而被称作“小男孩”的,喜欢加入禁止她们参加的男孩子的游戏。这三分之一的女孩便加入儿童队。这样一来;两个团体的成分是:
儿童队——2/3的男孩,1/3的女孩。
小卫队——2/3的女孩,1/3的男孩。
这两个团体中的每一个都将分作三类,这三类都必须加以命名。对于儿童队将采用三个具有平民精神的名称,而对于小卫队则将采用三个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名称,以便在一切方面都使这两个团体形成对照。这两个团体是劳动引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杠杆。
我们首先来分析他们的职权和他们的公民美德。这些美德愈是伟大,便使人愈有兴趣去探讨:引力究竟依靠什么动力,才能够达到这么崇高的境界。不管文明世界如何爱好道德和慈善的空谈,但是实际上,它对这一境界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儿童队在为劳动统一体服务中居于神军的地位:作为神军,不管在哪里,只要统一体处在危险的境地,他们就应该首先站在崩坍的地方;在第五编中将会看到,为了支持统一,他们必须去掌管由于其性质过分令人厌恶而势必要恢复雇佣工人和受人轻视的阶级的那些劳动部门。
他们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将分为三队:第一队专干脏活,如掏阴沟,清除垃圾,在屠宰场洗制猪下水,等等;第二队专干危险工作,如搜捕爬虫和干些需要灵巧性的作业;第三队参加上述的两类工作。必须让这个由男女初中生和高中生所组成的队伍都骑上小马。
在他们掌管的事务中,有一项是每天要对大道的路面进行维护。和谐制度将来之所以能在全球遍布比我们现在的花间小径还要豪华的、长满花草的林荫大道,正应该归功于儿童队的自尊心。
如果某一条邮路受到一点损坏,便立刻发出警报,儿童队就出发进行抢修;并且树起表示发生事故的小旗子,以免任何旅客发觉时会谴责这个法郎吉,说它的儿童队不好。如果大路附近发现成群的青虫或听到癞蛤蟆的阁阁叫声,法郎吉也同样要受到谴责。这种可耻的现象会引起人们对这个法郎吉的轻视,并且还会使它的股票跌价。
尽管儿童队的工作最苦,缺乏直接引力,在所有谢利叶中报酬却最少。如果在协作社制度下不取任何份额是荣耀的事,那他们便会分文不取。他们只领最少的份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每一个成员在其他作业中都能赚得头等份额。不过,作为一个博爱的友好团体,他们的宗旨就是尽可能无偿地进行自我牺牲的服务。
为使这种献身精神增加光彩,人们让儿童队有可能(虽然这个组织是由未成年的儿童所组成)从九岁起牺牲八分之一的财产来为上帝或统一服务——这两个词涵义相同,因为统一或和谐都是上帝的目的。因此,拥有八万法郎财产的儿童,通常只有到成年时才能处理这些财产;但是,如果他是儿童队的成员,从九岁起就有权从中提出一万法郎存入儿童队的金库,而富有的儿童,尽管他们提供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要是在文明制度下会成为被光荣接受的保证),也还是不容易获得这种优待的。
在分配收入的会议上,所有的儿童队都让人把自己的现款带来,如果某个谢利叶抱怨亏空了一两百路易的款项,那么,儿童队领导人便拿出盛有两百路易的一个筐子,放在这个谢利叶负责人的面前,这个谢利叶就必须接受。如果拒绝接受,那便是侮辱舆论,因为舆论早有规定,神军为了支持统一,为了纠正人们由于判断而犯的错误,有权牺牲自己的财富。对那个谢利叶来说,这是一种耻辱,是一个警告,要它在下年度更好地组织,更好地把它的成员的性格和竞争安排妥当。这样一来,在分配会议上便不致引起足以使统一事业发生困难的任何争执。一个法郎吉,要是在这紧要关头,在分配的日子里意见不合,会被认作是性格序列紊乱的法郎吉而失去舆论的尊敬:它的股票会因此跌价。必须赶快摆脱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在和谐制度下面,如果在情欲方面发生纠纷,物质方面或经济上就要受到威胁,这跟物质方面不能满足,情欲方面便会受到威胁一样。
既然儿童队是一切公民美德的发源地,它们就应该把基督教所推重的忘我精神和哲学所推重的卑视财富都用来造福社会;他们应该把文明制度下所梦想和摹拟的种种美德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社会荣誉的保持者,应该砸烂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蛇怪的头,应该扫除田野中的害虫,同时,还应该扫除社会上比毒蛇还要恶毒的害虫;他们要靠自己的财富来制止足以破坏和谐一致的由贪婪而引起的各种冲突;他们要用自己所干的脏活来压服那种贬低劳动阶级、借以恢复等级观点、破坏共同友谊和阻碍阶级融合的傲慢心理;阶级融合是协作结构的基础之一,因为协作结构的基础就是:
劳动引力,均衡分配;
阶级融合,人口平衡。
某些人仿佛认为,为了使儿童创造美德的奇迹,必须采取超自然的手段,如同我们现在的寺院所做的那样。寺院通过极其严峻的入教考验的方法来使新入教者养成忘我精神,而儿童队则按照完全相反的方式,它只采用令人愉快的诱饵。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美德的动力。这种美德有四种,都是道德所反对的,即:爱干脏活的嗜好、自豪感、不畏讥笑的心理和爱抗命的癖性。儿童队正是沉浸于这些所谓恶习之中才实现了一切美德。我们试举一个例证来对此加以考察。
我曾经说过,引力的理论应该只利用上帝赋予我们的情欲,丝毫不容改变。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我曾指出从幼年时代的某些引力表现出来的天性是合理的,尽管这些表现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恶习,如好奇心和无恒心就是如此:它们的目的是吸引儿童参加众多的谢利叶宫,在那里施展他们的才干:爱与比他们年长的大孩子交往的癖性;在和谐制度下,他们正应该从这种人那里获得爱好劳动的动力(上升的友爱品格);不服从父亲和导师的教导:他们都不应教育他,他的教育应该通过小组的运用心机的竞争方法来进行。由此可见,在早期的儿童时代如同在后期的儿童时代一样,只要对情欲谢利叶加以运用,青年人的一切动力便都是很好的东西。
并不是从第一天起就要叫儿童队参加种种令人嫌恶的工作,但必须把它逐渐引向这种工作。首先要以社会地位的优越性来激发其自豪感。当局的任何代表,甚至君王们都应该首先对儿童队表示敬意。他们拥有小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兵队;任何一支产业大军没有儿童队都不能作战;他们在任何统一劳动中都有首开战功的特权;他们在指定开战的日子出发到军队中去;工程师编制工作计划,而儿童队则打着旗帜全线挺进,在军队的欢呼声中执行第一批勤务:他们在那里度过几天,在很多工作中都干得很出色。
他们比其余一切部队都拥有优先权,并且在任何早晨的作业中,指挥权总是落在某一个儿童队队长身上。如果军团驻扎在某个法郎吉(小室营房)中,那么,第二天早餐之后,就要准备进行检阅,也是由儿童队队长指挥。他像将军一样有自己的司令部,这是使儿童十分着迷的特权,也能参加军队:参加军队的权利只授予儿童队或从小卫队中选拔出来的人,但后者只有由儿童队保送,军队才会接受。
在寺院中,儿童队被安置在殿堂内,而在庆祝仪式上,它总是占据尊荣的席位。
这些特殊待遇,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爱干脏活的癖性。需要利用没有什么价值的小小的虚荣心来激起他们对这些工作的热爱,使他们觉得干这一行光荣;因为这个缘故,就要鼓励他们的自豪感、不畏讥笑的心理和不驯服的癖性。
他们有自己的行话或秘密语言,以及自己的小炮兵队:他们还有自己的男女祭司,即从那些保持爱干脏活的嗜好、并由于这种服务而获得很多优先权的老人中间推选出来的伙伴。
就儿童队方面来说,应该遵循的方法是:要好好利用他们爱干脏活的热情,但不要让它消磨在累人的工作上。为了丝毫也不磨灭这种热情,要愉快地、光荣地运用它,工作时间要短。例如:
有一件极肮脏的活计,那就要邻近四五个法郎吉的儿童队集合起来;清晨四点三刻,他们进早餐;五点钟,唱过宗教赞歌,以及对被派去工作的各小组进行检阅之后,便敲钟、擂鼓、吹号,一时犬吠牛鸣,响彻云霄,于是儿童队宣告出发了。各个儿童队在自己的队长和祭司率领下高声欢呼着奔向前去,在给他们洒水的祭司面前通过。他们精神抖擞地奔赴工作岗位,把这种工作作为虔诚的事业,作为对法郎吉的慈善行为和对上帝和统一的服务来加以完成。
工作一结束,他们便进行沐浴、更衣,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到花园和工场去游玩,一直到八点钟才回来,怀着胜利的心情吃早饭。这时候,每个儿童队都得到一个用橡树枝编成的花冠,他们把这个花冠缀在他们的旗帜上。吃过早饭,他们再骑上小马,各自回到自己所在的法郎吉去。
这些儿童队应该作为宗教团体而归入僧侣阶级。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衣服上都佩有宗教的徽章——十字架或其他标志。在推动他们从事劳动的力量中间,我们不应忽视宗教精神,这是激发儿童献身精神的一种十分强大的动力。
在他们被同伙情谊鼓舞着去从事过艰苦工作之后,培养他们在住宅、屠宰场、厨房、畜圈、洗衣房等方面干些普通脏活,便十分容易了。他们在法郎吉内就像在军队里一样,总是清晨三点钟一起床就立即投入工作。
他们掌握保护牲口的大权,他们监督屠宰场,不让一头牲畜受到折磨,而在宰杀时也尽量减少牲畜的痛苦。凡是虐待牲畜、禽鸟、鱼和昆虫的人,在工作中残忍地对待牲畜或在屠宰场折磨牲畜的人,都将被告到儿童队的谘议会里去。不管他年龄多大,都会被作为一个在理性上低于儿童的人而受到儿童法庭的传审。因为在和谐制度下,人们认定的法则是:只有人们很好地饲弄牲口,牲口才能膘肥体壮。按照法国的习惯,凡是虐待这些不能有所反抗的生物的人,他本身比受他迫害的牲畜还要低下。
试验性法郎吉将不会拥有前面谈到过的一般关系的手段来激励自己的儿童队。但是,它可以靠某些适当的方法去接近目的,譬如说,严格区分儿童队与小卫队;举一个例,从服装方面来说,小卫队有骑士式和浪漫式的服装,以及时髦的检阅时穿的服饰,即所谓骑兵式的直线式服装;而儿童队则穿鞑靼式检阅服饰,即具有奇异装饰的曲线式服装,以及大致是一种半北非式、半匈牙利骠骑兵式短上衣和各各不同的颜色鲜艳的长裤。因此,儿童队仿佛是一丛丛五彩缤纷的郁金香:一百名骑士能展示出两百种艺术地交相辉映的色泽,——这对于美丽的法兰西来说,倒真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在法国这种差劲的商品中,尽管有所谓商业上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可是,从来都找不出四十种颜色,以便有系统地用互相对照的两种色泽来区别各个团队的特殊标志。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更详细的叙述。根据我所谈过的情形,已经可以预见到,具有道德对这种年龄所加以禁止的一切癖性的儿童集团,乃是一种动力,使道德家们所醉心的关于美德的一切空想变为现实:
第一、 温存的博爱。如果肮脏使得某种劳动为人所不齿,那么,从事那种工作的谢利叶便会成为贱民阶级。这种贱民是富人不愿在工作上与之接触的下贱人。任何可能产生这种恶劣影响的作业都由于担任这种作业的儿童队而变得高尚起来,而且这样做,儿童队就是支持富有、中产和贫穷三个阶级的接近、统一或融合。
第二、 鄙视财富。儿童队并不鄙视财富,而是鄙视在使用财富上的利己主义;他们为了增加整个法郎吉的财富而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他们保持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为财富是三个阶级普遍具有的劳动引力,它使得他们在一切工作中,甚至在留给儿童干的脏活上产生衷心的团结。富有的儿童也像贫穷的儿童一样,争着被接纳到儿童队;性格就是进行这种团体选择的决定因素。
第三、 社会的善行。我们看到,儿童队在做这些好事时,便间接地带动大家在各种有利害关系的事业上都崇向美德(参看第五编)——这是一种反方向或慷慨行径的平衡分配,即富人们据以联合起来造福穷人,但在文明制度下,富人们却是勾结在一起掠夺穷人。
在以下各编中,我们将会深信,美德的一切胜利都是由于儿童队的优良组织而获得的。仅仅是他们的这种组织就能够在总的结构中形成对货币垄断的一种抗衡力量,以制伏这个世界上的暴君。货币在道德家心目中是一种可鄙的金属,但当把它用于支持经济的统一时,便变成极高尚的东西了。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文明制度社会中,它却是实现这种统一的暗礁,因为在这一社会中,对于那些依靠财富就啥也不做的无用的人才赐之以正人君子的称号。他们这种正人君子的雅号倒也有理,因为既然在文明制度下的货币流通是以这群游手好闲者的随心所欲为基础的,那么,他们便真正是维持这种倒行逆施的流通和消费制度的正人君子了。
为了把上面关于儿童队的这一章作一总结,我们还要对推动他们的力量加以研究。关于这一点,只有在我叙述了他们的对立面或与他们对立的力量即小卫队之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我现在即将对它们加以简略说明,然后,还要阐述贞洁少女和贞洁少年这两个团体,才能够说明童年时代各种不同的特利巴之间情欲平衡的体系。
我们不妨指出,在儿童队中间,任何一种情欲都不受压制;恰恰相反,要让他们主要的爱好(如爱干脏活便是其中一项)得到充分发扬。
如果我们的道德家研究了人的本性,他们便会承认大多数男孩子都有这种爱干脏活的癖性,便会像协作制度所做的那样,主张把这种癖性应用到有益的目的上。协作制度从这种嗜好中取得益处,以便组成戴奇乌斯 式的劳动团体来促进这种爱肮脏的习性。而温存的道德并不愿设法利用上帝赋予我们的这种情欲的手段,反而死命打击、压制这种习性。道德正是由于自己固执地拒绝研究本性,这才在教育问题上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动力——逐步上进心的驱使或各级团体的推动力,忽略了一切儿童所共同具有的情愿服从年龄稍长的儿童小组领导的强烈愿望。团体内的年龄次序是儿童所愿意承认的唯一导师;他高兴地接受这种督促。正因为如此,指定儿童服从这种纪律的自然界便使儿童成了抗拒父亲和教师的命令的人,因为自然界保留给父亲的教育权是以对方的主动请教为前提的。
如果拿自然界大概是为儿童队安排好的这种对立物来与它对照,儿童队的活动和竞赛便会加倍有力。大多数男孩子都爱干脏活,不怕讥笑,而且行动粗鲁;与此相反,大多数女孩子则爱好打扮和文雅的风度。这就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的竞争的萌芽;这种萌芽有待加以发展,使之应用在劳动上。
儿童队的美德及其公民献身精神愈显著,竞争集团为了在思想上和它较量而应该具有的长处也就愈多。小卫队是社会魅力的保持者——这一岗位不如儿童队作为社会协调的柱石的岗位来得荣耀,但是,照管集体的装饰和协调总体的奢华,在协作制度下是和其他劳动部门一样有价值的。小卫队参加这一类活动很有用处,他们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装饰全乡作为自己的工作。
在和谐制度下,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服装方面是完全自由的,但在团体的会议上则必须着清一色的衣服:每个小组、每个谢利叶都可以就选择什么服装进行讨论,而且在物质上的装饰或是服装的选择和革新所进行的竞赛中,对玩偶的爱好也可加以利用,这就像我在谈到幼儿教育时所指出的利用对玩具的爱好一样。装饰玩偶和时装模特儿的任务,交给大部分女孩子所组成的小卫队去完成。她们经过品评研究之后,才对玩偶和时装模特儿进行选择。
小卫队的举止与儿童队完全不同,很讲究文雅和彬彬有礼,使男孩子都尊重女孩子。这倒是一种极其有益的习惯,因为可以使儿童对二十岁到三十岁人组成的特利巴的风流举止有个天真的想法。当儿童们看到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在由未届青春期年龄的儿童所组成的小卫队中占着支配地位,而这些小卫队成员在学校里大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时,儿童们就不会猜想这种风流举止的真正原因了。
男孩子在这里只占三分之一。小卫队里集中了对科学研究很早就显露出卓越才能的、像巴斯加尔 那样早熟的青年学者,以及从幼年起就具有温柔感情的女性型的男孩子。
他们起床时间比较迟,不如儿童队积极,要到清晨四点钟才去工厂。他们没有必要早到那里,因为他们很难得去照料大牲畜,只是专门照料难于饲养但颇易驯服的动物,如信鸽、各种飞禽、协和劳动的海狸,还有斑马等。
他们拥有保护植物的大权。凡是攀折树枝的人、不到时候就采摘花果的人、随便践踏植物的人,都要被带到小卫队的参议院去。参议院类似儿童队在保护动物方面的谘议院,它将根据刑律进行审理。
他们还担负着全乡的精神装饰和物质装饰的任务,履行法兰西学院和意大利语言改革院 的职责,对不合规范的语言和不正确的发音加以审查。小卫队中的每个骑士都有权像雅典女商贩那样,对西奥佛拉斯塔斯 用词不当加以嘲笑。小卫队的参议院甚至有权对于父辈的文字进行检查。它把每个协作社成员所犯的语法和发音上的错误都开出一张清单,然后由小卫队办公厅把这张清单交给本人,建议他改正。
他们是否受过足够的教育来进行如此艰巨的评判工作呢?当然受过。不过我现在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它属于有关教育的一章。
他们被儿童队所树立的美德和公民献身精神的伟大范例所鼓舞,心里充满在自己的职掌范围以内向他们看齐的愿望。一个有钱的女骑士在自己青年时期加入骑兵队时(九岁)要以某种装饰品作为礼物赠送给自己的分队。如果她的资财容许的话,要向整个骑兵连赠送礼物。如果人们怀疑她抱有浸透文明制度精神的利己主义,她便会受人鄙视:因为这种利己主义会引导妇女鄙视自己的性别,对自己的不幸、对自己的被奴役和被剥夺反而感到高兴;她之所以珍视某种小装饰品只是因为自己贫苦的邻居妇女没有这种装饰品而已。小卫队认为自己具有与文明制度的妇女完全相反的风尚是一种光荣,而且,她们喜爱装束只是为了使其成为普遍友爱和全县装饰的推动力量,成为鼓励人们劳动和表现集团慷慨大方的杠杆。
为了表现这种慷慨,必须在小卫队内建立集团库房。如果说儿童队必须用它们八分之一的财产来为博爱服务,那么,小卫队也完全可以动用它们十六分之一的财产,必要时还要动用由它们股票的贴水所获得的收入。儿童们通常都把这种贴水积累起来,因为他们赚到的工资永远是超过开支并有盈余。
小卫队聘请获得柯里巴神男祭司和柯里巴神女祭司称号的成年同事为自己的助手——这种柯里巴神男女祭司与儿童队的德洛伊德男女祭司正好对立。在他们游客的盟友方面,即在献身于艺术的大男游侠骑士和大女游侠骑士团方面,也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儿童队还把从事公共工程的男女猎奇者作为自己的游客的盟友。
自然界在分配性格时,安排好了强烈的或鲜艳的色彩与温柔的或和平的色彩的基本划分,——一切创造物都有这种区别:就颜色来说,由深色到浅色;就音乐来说,由低音到高音,等等。这种截然相反的对照在儿童中间很自然地形成了擅长不同作业的儿童队与小卫队的差别。
儿童队的作业产生了阶级融合的伟大奇迹,人们从小卫队方面也获得相当出色的服务。这是谢利叶从童年起加以精心安排的结果。教育的目的也就在此。
在第五、第六两章中已经看到,如果在劳动谢利叶内缺乏紧密的联系,这个劳动谢利叶便不完备。为了使联系紧密起来,必须把爱好的多样性、精致性和细微性加以仔细区别。人们很早就让儿童养成这种区分情欲上的细微差别的习惯。小卫队的任务就是把那些酷爱在装饰方面(这是女孩子和妇女所惯于争论的)表现出精致性的儿童们集合起来;她们就像我们的文学家和画家那样,能在一般人挑不出任何缺点的地方看出刺眼的毛病来。
小卫队有能力确定趣味上的细微差异,对艺术的精致性进行分类,并通过想象的精密性以及阶梯序列,使谢利叶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属性,除了美食之外,极少为儿童队所具有。
和谐制度的教育就是这样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爱好中——爱肮脏的嗜好和爱雅致的嗜好——也就是被我们教育界的诡辩家们所谴责的两种癖性中获得自己平衡的手段。儿童队在否定的意义上发生作用,而小卫队则在肯定的意义上发生作用:一个扫除了阻挠和谐的障碍,破除了由令人嫌恶的工作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另一个则以其组织趣味的序列,以及以确定各种不同的小组间的细微差异的能力,创造了谢利叶的萌芽。由此显然可见:
儿童队通过善,通过有意不爱清洁的方法以达到美;
小卫队则通过美,通过爱装饰和发奋学习的方法以达到善。
这种截然对立的行为正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其整个体系内,我们发现正作用和反作用、上升波动和下降波动、曲射形式和反射形式、强烈色彩和柔和色彩、离心力和向心力等的对立与平衡——到处都存在正作用与反作用,这是文明制度的教育事业所完全不懂得的原则。因为文明制度的教育事业在方法上永远是单一的、而且也是非常简单化的,总想按照唯一的模子来培养所有的儿童:在斯巴达,它要求儿童都成为清汤白水的朋友;而在巴黎,则不顾本能的对立和竞争,要求儿童都成为商业的朋友。
另一方面,文明制度的教育不用复杂的方式而采取混乱的方式;它要儿童服从符合等级观念的各种不同的道德守则,服从适应内阁更迭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原则;今天按照布鲁突斯的意志来教育他们,明天又依照凯撒的意志来教育他们。这就是说,它缺乏体系的统一,采用了在特点上来说是千篇一律,在方法上来说是杂乱无章的措施。况且,在文明制度的教育中,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符合本性的方法的一点点痕迹,也找不到与本能和性别的对立。以后我们要在进入青春期的年龄中来研究运用这个对照问题。现在,我们先来谈一谈协作的教学体系,而这种体系的动力和方法与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和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小卫队的详细情节,我写得很少。至于谈到证明,那么,这也跟其他任何措施一样:问题要看是否已经形成了谢利叶,是否充分推动了三种原动力情欲。谢利叶在小卫队中也同在儿童队中一样,按三类组成,其中两类按完全相反的活动形式组成,一类按混合的活动形式组成。整个说来,都是按照与儿童队的作业完全对立的形式组成。如果这种规则得到很好的遵守,所有三种情欲的发展便会比在一切教育活动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作业方面所说的发展情况更加容易。这些细节我们留待编末再谈。
直到现在,我只是部分地、一个队一个队地、一种作业一种作业地考察了协作教育。现在应该来考察青春期前年龄的所有特利巴及其竞赛动力,并把它们与文明制度的教育作一比较。在文明制度的教育中我们发现有五种失调之处:
1. 进程的颠倒。
2. 行动的简单化。
3. 实质的缺陷。
4. 形式的缺陷。
5. 缺乏物质引力。
第一,进程的颠倒。它把理论摆在实践前面。文明制度的一切体系都陷入这种错误:人们不懂得诱导儿童去从事劳动,在儿童六七岁以前——这个时期本来应该用来使儿童成为熟练的实践家——就这样让他们虚度光阴;到了七岁,他们却要他去学习理论和各种学科,寻求他根本不感兴趣的知识。而在和谐制度下的儿童则不会不发生这种求知的兴趣,因为他们到七岁时已经做过三十种不同的行业,深切体会到研究精确科学的需要。可见,文明制度的教育在过程上是颠倒的,它把理论摆在实践前面,——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它那整个体系都是这样,教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第二,行动的简单化。儿童只限于做一种工作,这就是学习。一年有十个月到十一个月,从早到晚,都在初步知识和语法上消磨时间,他怎么能不对学习发生反感呢?这种情形甚至使那些热心好学的人都会感到厌恶。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儿童需要到花园、森林、草原中去工作;他们只应该在下雨天和空闲时间才从事学习,而且学习要多样化。哪里作业简单化,哪里就没有行动的统一。
这个社会已经犯了把父亲一辈子囚禁在办公室中的错误,很容易再做一件蠢事,就是把儿童关闭在某个寄宿学校中。在这种寄宿学校里,儿童既对学习感到苦恼,又对教师感到反感。如果我们的体系制造者熟悉情欲的话,我倒要问问他们:这种禁闭儿童的办法和作业的单一性怎么能够与被称做自在情欲和组合情欲的这两种情欲相协调呢?我们的政治和道德著作家们不断地高谈本性,却片刻也不想征求一下本性的意见。请他们看看好容易才挨到了假期的儿童们吧!一到那个时候,儿童们三五成群地穿着短衫在干草堆里打滚,兴高采烈地参加收获葡萄、胡桃和水果,以及捕鸟等工作;请他们在这个时候去试一试向这些儿童提出研究初步科学的建议吧!这样就会看出,儿童的本性是否愿意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整天被禁闭在四周都是书本和学究的环境中。
有人反驳说:为了使人无愧于自由人这一堂而皇之的名字,无愧于商业和宪章,难道不应该让他们在青年时代学习吗?嘿!当他们由于引力、由于智力竞争的冲动而去学习时,他们在每次只有两小时的一百堂冬学课中所学到的东西,将远远超过硬把他们送到被称做寄宿学校的幽禁所中的三百三十天里所学到的东西。
第三,实质的缺陷在于使用强制手段。文明制度下的儿童只有在穷困、惩罚、籐条、皮规尺的威胁下,才迫不得已养成学习的习惯。被这种讨厌的体系所困扰的科学,只不过从半个世纪之前起才开始设法通过比较宽容的方法对此加以粉饰。科学力图掩盖儿童在学校中的苦闷,在学生中间创造一套类似竞赛和尊师之类的名堂,这就是说,它仿佛看到了应该怎样才是,但是却没有找到建立这种体制的任何手段。
师生之间的真诚融洽只能来自学生的主动请教,而这正是文明制度下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因为在文明制度下由于把理论置于实践以前的倒行逆施,由于简单行为或无间断的学习,整个教学就走上了邪路。
有一些儿童、最多是八分之一的儿童顺从地接受学习,而不是要求学习。于是,教师便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余八分之七的学生都不堪造就。这无异是把例外的现象作为普遍的规律——这是所有歌颂完善境界的吹鼓手们常有的幻想。在所有各种类别中,都有构成例外的八分之一,它不遵守一般的惯例,并且能很容易地使自己服从新的习惯。但是,变化只是由于它适用于绝大多数、适用于八分之七才能奏效,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目前的体系所做不到的。我曾指出:他们只是引导学生接受学习,而不是引导学生要求学习。至于谈到构成绝大多数的八分之七的儿童,现在还是跟过去一样,对学校感到非常苦恼,只想摆脱它。我曾看到过并询问过一些从著名学校(如彼斯塔罗齐学校等)出来的人,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只是教育的平庸,以及他们对于学习和教师漠不关心。
第四,形式的缺陷。这就是说对学生所使用的方法单一化,好像所有学生的性格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曾叙述过由九种方法组成的谢利叶,——当然在这方面还可以增加许多别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适合学生的性格就都是好的,而且让儿童从九种到十二种方法组成的谢利叶中进行自由选择,这并不算太多。
我曾经指出,当达朗贝尔 在研究历史时大胆地提出与编年顺序相反的反综合的时候,曾受过人们的嘲笑。他反对从过去延伸到现在的正综合相反,而主张从现在上溯到过去。有人曾经责备达朗贝尔,说他想要破坏历史的魅力,而把数学的枯燥无味引进教学法中,真是多么奇怪的诡辩!任何一种方法只要适合性格,都不会带来枯燥,而只会产生丰硕的成果。如果没有许多方法供儿童选择,那么,有许多性格便不能养成对学习的爱好。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把那本名叫《法兰西政治的欺诈行为》——这在路易十四和波拿巴这两个如此类似的朝代也很多——的真实著作跟那本题目为《法兰西历史懿行录》的捧场书籍对比一下,就会看到:研究欺诈比研究虚构的所谓“懿行”,更诱人十倍。
关于和谐制度下的教学,我曾写过三章,为了弄清楚试验性法郎吉内所应该遵循的步骤,可参看那几章。在试验性法郎吉内必须试行近似竞赛的各种方法,尽管开始不可能充分采用竞赛方法。
第五,缺乏物质引力上的动力。从上面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的种种方法中既没有内心的或精神上的动力,同样也没有物质引力上的动力——歌剧和实用的美食嗜好。
歌剧使儿童养成富有节奏感的一致性。这种有节奏感的一致,对儿童来说,乃是收益的源泉和健康的保障。因此,歌剧是通向两种奢侈——外部奢侈和内部奢侈——之路,而奢侈则是引力方面的第一个目的。歌剧诱导儿童从小就参加种种体育和舞蹈的锻炼,引力强有力地推动他们进行这种锻炼;儿童们正是在这里获得情欲谢利叶各项工作中所必需的熟巧,因为在谢利叶中,一切工作都要以我们在歌剧中所看到的那种沉着稳定、有节奏感和一致性来完成。因此,歌剧在幼年实践教育的动力中居第一位。
我把一切舞蹈练习,甚至持枪和捧香炉的练习,都归于歌剧之列。协作社中的儿童在这方面大大地胜过我们。我们往往连组合的舞步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例如,每个法郎吉为了举行礼拜仪式,要由一百四十四个踏着循序渐进的步伐的舞蹈者组成一个团:
因为十二打这个数目是很巧妙地适合机动演习的多样化的,——宗教游行在和谐制度的乡内远比在我们现在的大都市中富丽堂皇得多。在我们现在的大都市中,特别是在巴黎,这种宗教游行实在寒碜得很。
捧着香炉、携带枪支和歌剧的舞蹈动作演习是儿童们非常喜欢的。被吸收参加这种演习,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幸福。歌剧把所有这些练习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把歌剧列于幼年教育动力的首位(要知道幼年只适合参加体力锻炼),那就是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
协作教育把儿童的身体看作是心灵的补充和助手:它把心灵看成是一位大贵族,这位大贵族要等他的管家把道路整修好了这才进入城堡。协作教育在幼年时首先就是培养儿童的体格,使之适合和谐制度人的心灵的一切服务,这就是说养成公正和诚实、表现协调、均匀一致的品德。为了在心灵养成这些品德以前使身体习惯于这一切优点,就要运用与我们的道德方法完全相反的两种动力,即歌剧和饮食或实用的美食嗜好。
儿童必须
通过饮食来练习两种积极的感觉——味觉和嗅觉,
通过歌剧来练习两种消极的感觉——视觉和听觉,
以及在各人专长的种种活计中练习触觉。
美食和歌剧是情欲谢利叶制度下引力引导儿童的两点。歌剧和幻梦剧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幼儿。在按序列安排的法郎吉的美食中,儿童将在动植物界产品的轻巧劳动中获得技艺和知识。他们在餐桌上进行烹调的争论时以及在菜园、牲畜棚里进行农艺学的争辩时,都会对这两类产品发生兴趣:美食是这种种活动的联系环节。
歌剧是物质的和谐综合,其中含有全部音阶:
各种年龄和不同性别的舞蹈表演
1. 歌唱,或有节奏的人声。
2. 乐器,或有节奏的人工音调。
3. 诗,或有节奏的思想和语言。
4. 哑剧,或姿势表情的和谐。
5. 跳舞,或有节奏的运动。
6. 体操,或和谐的锻炼。
7. 和谐的场面和服装。
严谨的结构,精确的演奏。
由此可见,歌剧集和谐的一切物质表现之大成,是上帝精神或均匀一致精神的真实标志。所以,如果说儿童教育应该从体育开始,那么,就应当早早地吸收儿童参加歌剧,使他熟悉物质统一表现的一切部门,这样他便会很容易地升入精神的统一。
我知道,在文明制度下,在教育事业上使用歌剧会招致多少开支和不便。这会是一种极危险的杠杆:在令人厌恶的产业制度下培养平民文明智慧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时代不同了,风尚也不同了;在和谐制度下,让平民在文化程度上与跟他们一道工作的富有阶级互相竞争是合适的。粗鲁的人会使工作失去魅力;而被称为组合情欲的第十二种情欲会因此得不到充分的发扬。
既然在我们中间,歌剧院只不过是奢侈浪费和跟女人调情的场所,那么,它被形形色色的道德家和宗教界人士看做是应受指摘的东西,便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在和谐制度下,这是一种友谊的聚会,它决不会让任何危险的倾轧在这些时时刻刻都在产业谢利叶各种工作中碰头的人们之间发生。
现在花费浩大的歌剧,对和谐制度的人来说几乎不需要花多少钱。由于引力,他们从幼年时代起就都是石匠、木匠和铁匠,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建筑、装置、绘画、合唱队、管弦乐队和跳舞方面参加工作。每个法郎吉应该有约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个艺术人才,或者登台表演,或者参加管弦乐队和从事机械装置的工作,而不必请求邻近法郎吉的核心部队和流动军团帮忙。一个最穷的乡,在歌剧方面,肯定会胜过我们现在的大都市。在全世界代表会议上所达成的语言和读音的统一,在极大程度上正应该归功于和谐制度下的人登台表演的共同习惯。
我在总结上面所谈的关于和谐制度下教学的途径和方法时,应该指出:在运用理论以前早就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践。这种实践建筑在两类谢利叶上,其中每一类谢利叶包含着许多种谢利叶。
歌剧将在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提供极为广泛的谢利叶(参看上面歌剧的九个部分)。
饮食,同样具有各类谢利叶,如器皿、家具、机械设备等。在法郎吉的大厨房内,一切设备都是按谢利叶来划分的。例如,在这里计有七种大小不同的烤肉铁叉子,从烤大牲畜的铁叉子一直到烤小飞禽的小铁叉子,应有尽有。小铁叉子是让一些有经验的小孩使用的。至于烹调,我已经指出过,它可以有六十个彼此展开竞赛和经常发挥作用的谢利叶。
但是,如果不用关于饮食的烹调讨论来激发儿童,他们怎么会参加这类厨房工作呢?这种讨论之所以能够进行,只是由于人们从儿童幼年起就训练他们讲究美食,这是所有孩子们都感兴趣的。因此,只要在很好地组成所有各类谢利叶之后让儿童受到吸引就行了。引力首先引起他们对于美食的嗜好,造成不同嗜好的竞争派别。他们一旦热爱这些事物,便会参加厨房工作,并且当循序渐进的竞争心理在消费和调制上逐步发生作用时,还会扩大到动植物生产工作上去;这种工作,由于在餐桌上和厨房里已经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培养了很大的抱负,因此能胜任愉快。这就是各种不同作业的自然结合。
关于这个题目可以参看有关儿童在谢利叶厨房内所得到的诱导、和谐制度下儿童所从事的农业工作、对动物和谐的饲养各章,以及关于和谐制度下的教育的全部文章。
我本应该写一篇关于文明制度下的教师的论文。文明制度下的教师只有本事在这一制度下的最后一行占个位置;他们在各种桎梏中干着待遇菲薄的苦役犯式的职业。“圣职”人员也处在同样危险的境地;除了一些主教和极少数的宠臣之外,大批正、副本堂神甫都在接近赤贫的境遇和没有办法上进的状态下苟延残喘。这两类人是多么需要鼓励有人去实验协作制度啊!只有在协作制度下,他们才会过上富裕的生活。
我们已接触到教育的微妙部分,恋爱的过渡时期,也就是我们一切压制方法遭到失败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压制方法,从一开始以至整个恋爱生活期间,只会在恋爱关系上产生普遍的伪善态度。
必须不断谴责科学的无能,当然这件事很累人。但是,在恋爱问题上还要加重这种谴责的分量,因为在这一方面,科学比在其他任何领域表现得更加无能。
对于行政、金融和诉讼的种种弊端,哲学家至少已经找到了一些解毒剂,但在爱情方面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应该对此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在这里只建立了普遍的虚伪和对法律的暗中的背叛;既然爱情除了欺骗就没有别的方法使自己获得满足,于是它就变成了时时刻刻在瓦解社会和践踏社会一切规则的阴谋家。
为精简起见,在这里我不得不把这个已经在论文中作过相当长的叙述的题目只作一个概述。我曾在那篇文章中证明过,文明制度在爱情方面只有永不付诸实施的法律,到处都在保护假仁假义的行为,使它不受惩罚,并且还要因为违法者胆大妄为而加以庇护。
文明制度下的人们以强制为基础的立法产生了这些可耻现象,要不得,我们必须使和谐制度能够从初恋的充分自由中产生出:
1. 吸引各种不同年龄的人都来参加劳动。
2. 两性间淳良风气的竞赛。
3. 对真正美德的奖励。
4. 把这些美德用在社会福利上,而在文明制度下美德与社会福利是格格不入的。
吸收两个对立年龄的人——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后——都参加劳动,这是为协作状态下初恋所规定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在这里,要像儿童队和小卫队那样,在男青年特利巴和女青年特利巴中组织本能和两性的竞赛。我给这两个团体以这样的名称:
供奉贞洁女神者,包括2/3贞洁女郎,1/3贞洁少年。
风流少年,包括1/3小姐,2/3公子。
贞洁少年集团在规定年龄——十八岁或十九岁以前——要遵守贞洁。风流少年集团则很早就沉溺于恋爱。各人自由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加入和退出这一集团或另一集团。但是,既然加入了某一集团,就必须遵守该集团的习惯。贞洁少年的习惯是贞洁;风流少年则是忠诚。关于这一点,和谐制度的人是有充分保障的,甚至在男子的忠诚方面也是如此。要知道男子的忠诚一向比妇女的忠诚更不可靠。
青年人很少具有摹仿贞洁的约瑟夫的癖性;他们加入贞洁少年集团当然只是少数。因此,为使青年人在十八岁或十九岁以前熬得住硬性规定的贞洁,就必须让这个集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现在我们要把贞洁少年将来所拥有的这些利益加以阐述,并反复说明,我所叙述的这种种习惯在和谐制度的初期是不能建立起来的。这些习惯只有经过十年之后才会部分地见诸实现,并且只有经过四五十年之后,当文明制度下所教养出来的一代人都死绝了的时候,才会全部实现。
一般说来,凡是自己选定加入贞洁少年集团并在规定时期内能坚持下去的人都具有坚强刚毅的性格;风流少年或爱情方面早熟的人,一般都具有温柔的性格。少女,从女高中生队出来之后,一般先加入贞洁少年集团,并在其中至少过几个月以学习礼仪。
屈服于诱惑的公子和小姐势必要退出儿童晨会,因为他们既要参加晚间九点到十点在恋爱宫大厅的集会,那么就无法像在冬天八点钟入寝的一般儿童和贞洁少年那样早起。由于改变信念和其他原因,风流少年集团在儿童中间享受不到尊敬,因为儿童们只尊敬贞洁少年集团。所有的青年特利巴都对贞洁少年集团中的少女抱着对在分裂之后还依然忠心耿耿的党派的那种依恋感情。儿童把公子小姐都看做叛乱的魔鬼天使,他们只护送年长的贞洁少女们的车辆。
二十岁、三十岁和四十岁的人所组成的高级特利巴,都对供奉贞洁女神和真正的贞洁抱着出于另一种动机的敬意。因此贞洁少年集团博得了儿童和成年人最大的好感。这个集团是一种对于地方经济和军队工程的成就极为可贵的动力。
参加贞洁集团的少年和少女们,由于他们对脱离这个集团和放弃这种角色的优越地位有完全的自由,因此他们的贞洁就更能得到保证。况且,这种最多延长到十九岁或二十岁的贞洁,如果本人在军队时找到合适的配偶,便可以在十七八岁时合法地加以结束。关于军队这一点我以后将会谈到。
贞洁集团的住处要安排得使他们在私人生活习惯方面得到充分保障:文明制度只是在表面可见的风尚方面具有保障。贞洁集团只能占有规定男女两性分别专用的两个地区。从监督的意义上来说,是不能指望依赖父母的,因为他们对于那种善于奉承他们的人是太盲目轻信了。尽管如此,参加贞洁集团的少年和少女们除了睡眠的时间之外,绝不是闭门不出。每天同所有的人交往,对贞洁少女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她们必须参加二十个或三十个两种性别的小组中去做自己熟习的工作。
她们都有一定的恋爱时间和公认的追求者。贞洁少年同样也有自己的女追求者。得到公认追求者称号的男子可以享受在最近出征中编入军队的优先权,如果他所追求的对象是在这支军队中的话。这种称号在恋爱宫的男、女重要人物的参加下由贞洁集团授予。如果一个男子要求获得这种称号,那就要彻底考察他的品行。人们并不把思想感情容易变化看做是他的罪过,因为在和谐制度下,这也有其有用的一面;但是要考察在他和妇女的关系中,为人是否庄重和忠诚。对于那种在法国被叫做“小滑头”的人是不会给予这一称号的:这种人专以玩弄妇女而自豪,还有那些假道学的骗子手也一样,他们的伪装谦恭只不过是一种引诱妇人少女的狡猾手段罢了。这种多情善感的伪君子们往往比世俗的小滑头更坏;后者追求的只是寻欢作乐,还有的想借此发财;他们表演的只是一场以骗取富有的女继承人为目的的喜剧而已。当然,如果少女要想得到女追求者的称号,她也要接受同样的考察。因为人们不会允许她用自己的美貌作直接的商品交易,或按照文明制度的方式作间接的商品交易;文明制度常常把贞洁和品行端正的尊称授给跟高级娼妓一样的淫妇。
聪明人会回答道:“如果竟是这样故作矜持、高不可攀的话,恐怕大家都要离开你这个贞洁集体啦!”哪个男子会愿意跟那些在公开的会议上神气活现地来考察他的行动、习惯和性格的妇女小团体发生关系呢?通俗喜剧是会揭露她们这种故作庄重的犹太教徒味儿的。这就是文明制度下的人们的反对意见。但是在和谐制度下,一个男子如果对贞洁少女们的看法怀着恶意,那么,这对自己就不会有什么好处;第二天,他的名字准会被从他期待遗赠或继承额的五十个老人的遗嘱中一笔勾去(参看第五编——分散的继承);老人们将把自己的幸福和愉快寄托在支持贞洁少女、儿童队、苦行者和互相亲密无间的小仙女这四个团体上。既然老人们不想重新陷入文明制度下老年人的悲惨处境,他们便会很好地维护他们自身幸福的这四根柱石。各种年龄的人都喜欢顶礼膜拜,而贞洁少女的光辉地位正是建筑在顶礼膜拜的需要上。
尽管罗马人对待受到诱惑的贞洁少女残暴无情,但是他们却把这些女修士当做公众崇拜的对象,当做介乎人神之间的一个阶层。和谐制度下的人同样把守护神火的职责委托给她们。这种火不是什么物质的火,不是无聊的迷信的对象,而是真正的神火,忠诚而高贵的风尚之火,劳动引力之火。
在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少女身上,再没有比她们那无可怀疑的贞洁和对有意义的工作和学习的热忱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了。至于谈到工作,除了脏活之类以外,贞洁少女都是儿童队的合作者。但是,当发出紧急号召时——如在暴风雨即将到来前进行抢收——首先奔赴岗位的便是贞洁少女和儿童队。
每个法郎吉都尽力培养出最出色的贞洁少女。这些少女的优点列举如下:
1. 豪华或美丽。 2. 才干。
3. 仁慈或忠诚。 4. 善意。
在这些品德中间,道德家们会说,不应该赋予善意以任何意义:我们的法律只有先不重视它,最后才会做到处处都重视它。要像对待火那样去对待善意。在发生火灾时,为了使火不把一切都烧掉,就要牺牲一部分东西。和谐制度的社会甚至为善意设有专门的宝座。凡是想把它排除掉的人都是对情欲结构一无所知的人。
每月,贞洁少女要推选出一个四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人在举行典礼时坐在车上,并在盛大节日的宴会和集会上代表群体接待宾客。当君主来到法郎吉时,应该注意不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弄几个冷冰冰的吹牛家去跟他纠缠,高谈什么商业和宪章如何美妙,胡诌什么他们对于津贴和肥缺如何喜爱之类的话。每个法郎吉应该取消这种枯燥无味的接待,而派遣自己最殷勤可爱的贞洁少女到边界去迎接客人。如果来的是女王,就派贞洁少年去迎接。
在军队集合时,要由贞洁少女们向它授予军旗,并且也像在劳动会期中一样,在庆祝会上由她们坐在首席。最著名的贞洁少女聚集一堂,是吸引青年人参加这些军队的诱饵之一。这样,在军队中,在活动的天棚下进行工作,就一点也不会使人厌倦。由于这里每天晚上都举行庄严盛大的庆祝会,对这里的青年就不必按照对待我们那些以自由人的美名而自豪的新兵那样,用锁链套在他们的脖子上拉到这里来。因为劳动军是由三分之一的祭酒神女郎、舞女、女奇术家、女游侠、女英雄、小仙女、女魔术师及其他职业妇女组成的,所以,总能找到比需要的人数更多的男青年来参加这一支军队。因此批准参军实在是一种鼓励,而贞洁集团的少女们则是应该参军的第一个团体。凡是加入贞洁集团的少女,在第二年中都允许参军;如果法郎吉认为适当时,甚至在第一年都可以批准。
贞洁集团的服务之一是使人们都积极争取参军。选择对象,以及同追求者或各级男女君主结合的问题,就可以在这里加以解决。这些男女君主到军队来就是为了在这里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丈夫或妻子。因为在和谐制度下,君主不像在文明制度下那样当奴隶,要别人逼迫他们按照中国方式,跟他们素不相识的妇女或男子结婚。
既然贞洁集团由于自己的这许多优点而博得儿童和成年人的好感,它成了社会崇拜和半宗教崇拜的对象,这就没有什么使人觉得奇怪的了。人类喜欢为自己创造偶像。由于这种普遍需要,贞洁集团便成了整个法郎吉的偶像。而居于神圣集团或上帝代表之列。儿童队对于世界上任何权力都没有表示最高的敬意,却在被他们尊之为上帝代表的贞洁集团面前垂下自己的旗帜以示敬意,并替它担任仪仗队。
这个团体的最美妙的前程,就是按等级排列权仗和王位继承权。现在我对此作一扼要的解释。
第一,各级权力。和谐制度的社会拥有各级权力,从支配一个法郎吉的权力直到支配全世界的权力。这种为情欲平衡所必需的上升序列构成了十三级统治权力(十二种统治权力和一种中枢权力)。
如果为十三级中的每一级仅规定有一对君主,那么,这便会像在文明制度下那样激起虚荣心的猛烈爆发。为了满足这种情欲,必须就十三级中的每一级至少规定有十六对君主,甚至要有二十四对君主。
并且,要在这些对君主中规定彼此极不相同的守则,使男人不致侵犯女人的权利,使女王、女皇、女大帝、女至尊不致像在文明制度下这样,名义上是女皇,实际上是女奴隶。在文明制度下,她们既没有支配权,也没有实际权力:她们不外乎是扮演女恳求者那种奴隶一类的角色,不外乎扮演被在真正荣誉感和真正自由精神下培养出来的和谐制度的妇女们所鄙视的那种角色。我们的议长太太什么会也不主持,我们的元帅夫人什么也不指挥。她们的地位只不过是一种荣誉的空衔头而已。和谐制度的妇女要行使她的称号所规定的种种活动:女议长要在某种会议和某个议院担任主席,女元帅要指挥某个军团。既然妇女在劳动军中占三分之一的数目,如果要招募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这里面便应该有十万个妇女——祭酒神女郎、祭神舞女、女游侠、小仙女、女魔术士,等等,她们不要男人来指挥,她们有自己的女元帅和各级女军官。
按十三级排列的十六对主权者也是如此。这些职位中有十四种是选出来的,其中之一属于贞洁集团。这样看来,任何一位贞洁少女在保持贞洁的这一短时期内就可能被选为最高级的统治全地球的女至尊或
第一级女奥古斯都,统治地球的三分之一地区;
第二级女大帝,统治地球的十二分之一地区;
第三级,女皇,统治地球约四十八分之一地区;
第四级,女哈里发 ,统治地球约一百四十四分之一地区;
第五级,女苏丹,统治地球约五百七十六分之一地区;
第六级,女王,统治地球约一千七百二十八分之一地区;
第七级,女酋长,统治地球约六千九百十二分之一地区。
这些不同的当权者待遇很好,而且使贞洁少女有机会广泛获得荣誉。第八级、第九级、第十级、第十一级和第十二级职位数目太多,它们没有薪俸,只支付其生活费用,而这种费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这些显要人物的排场很大 。
第二,君主的继承,这是由十三级中的某一级君主所挑选出来的女配偶的任务。
具有世代相传称号的君主,和我们现在的国王和领主是一样的。他们到军队去选择女配偶;如果是女君主,便去选择男配偶。虽然可以自由挑选,不过通常他们宁愿选择贞洁集团的少女和少年(参看第五编关于亲属关系的和谐表现问题,为什么他们要坚持到军队中去选择,以及这种规定的制度怎么会促进他们的情欲,使他们具有选择配偶和继承者的双重机会,使他们具有我们文明制度时期的国王们所失去的两种自由)。如果贞洁少女做了母亲的话,女配偶便可以进一步称为君夫人:我们的君主与众不同,如果妻子不能生育,他们就解除婚约。关于这种制度需要作很长的说明,不过这无论是试验性法郎吉,还是现在这一代人都是毋需知道的。
我们所要指出的是,贞洁少女的任务,也和所有其他任务一样,必须给予被称做计谋情欲、轻浮情欲和组合情欲的三种情欲以出路。这个任务必须用无限光辉和高度幸运的种种机会来补偿爱情问题的推迟解决。如果没有这些机会,这就不是什么热情的任务,而是令人苦恼的、压抑人的道德义务了,就像我们现在的阔家小姐们的处境一样。这些阔家小姐竟都给搞成哲学家了,她们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欲,压住内心的爱好,可是她们这种悲惨的损失得不到任何补偿。
试把文明制度下贞洁所受到的蔑视拿来与和谐制度下对贞洁所表示的尊敬比较一下,便会看得一清二楚了。在文明制度下只赏识表面的贞洁和荡妇的狡猾手段;这些浪荡婆娘久涉情场,早就学会了一套本事,专门勒索男人,叫傻瓜上当,并在那些左右舆论的骗子手当中找到吹捧自己的人。
今天,十六岁以后还保持自己贞洁的纯朴少女在我们这里得到了什么样的鼓励呢?如果她穷,那她就找不到求婚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精明的算术家,他们很懂得在家庭生活中美德不能当饭吃。她的父母竟至于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身上,或者寄托在准备让她去卖淫的无赖之徒身上;她甚至连个中年的老实丈夫都找不到;因为她的美貌会使她丈夫放心不下,她的美德将来会受到猜疑。
如果她小有资财,她就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媒婆之间肮脏交易的对象。弄到最后,她终于嫁给某个沾染了种种恶习的男人,因为坏丈夫要比好丈夫多得多。
如果她在十年中都没有嫁掉,她便会受到社会上的讥笑。一旦到了二十五岁,人们便开始传出流言飞语,把她的贞洁当做疑点来妄加评议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将得到种种加在老处女身上的无聊戏谑,作为对她失去了的青春的报偿——这真是无愧于文明制度的不公正啊!文明制度把它本身所要求的牺牲品丑化了。忘恩负义的文明制度竟像共和主义者那样,用各式各样令人难堪的侮辱和刻薄手段来报答少女的自我牺牲。知道了这一切以后,当你发现任何一个缺乏管教的少女只不过戴着贞洁的假面具,而一位贞洁女子到了老年却由于唯命是从,倒反而被那些要求把她美丽的青春作为偏见的牺牲品的舆论所惩罚,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呢?
还有什么比永久的贞操更无用的东西呢?这就等于是不拿来吃而让它腐烂的水果——这真不愧是奢求智慧和经济的文明制度的怪现象!如果纯朴的少女们也都有结婚的保障来作为对她们贞节的报偿,难道这算是褒奖吗?她可能会遇到一个粗暴的丈夫、任性的家伙、赌棍、专门吃喝玩乐的人。忠厚的少女很少有足够的机智来辨别追求她的人的伪善面目,以及他们极其巧妙的掩饰,而对于这种掩饰,稍有阅历的妇女是不会上当受骗的。更何况,即使他是个好配偶的话,也不免被某个善于媚惑情郎的女人所破坏。这样,纯朴的少女还是不免遭到失败,只博得了有名无实的尊敬,一辈子做老姑娘。
我本应在这里专门写一章关于贞洁少年的事,另外再写一章关于公子和小姐的事,但限于篇幅,只好略去许多必要的论述了。关于恋爱方面的事,是不能泛泛地谈论的:这是一个首先要触犯到偏见的论题,因此必须彻底地加以考察,以证明文明制度的种种习俗是多么下流无耻、假仁假义、伤风败俗;而和谐制度的习俗,乍一看来似乎别扭,却能产生出文明制度梦想不到的一切美德。
我应该阐述关于和谐制度下儿童时代的生活作息守则,因为构成它的种种措施只是与体系相抵触,而很少与偏见相抵触。例如,在我谈到发掘儿童劳动才能的男女护士、男女辅导员的作业时,指出他们如何巧妙地通过健康、成绩、竞赛、良好风尚来指导儿童,同时又不要什么开支。任何一个做父亲的人读到这里肯定会大叫:“这正是我为我的儿女们所希望的事啊!”但是,如果我来叙述一些跟贞洁集团的少女们不同的恋爱风习,那班好斗的道德家们就会大叫大嚷,说我有伤礼俗了。这种礼俗,无论拿什么来比,肯定都要被触犯的。例如,拿贞洁少女与文明制度的结婚比较吧,在文明制度下道德只是规定若干下流无耻的习俗:男女双方结合以前,先要举行什么叫做婚礼的猥亵仪式,招引全区那些爱说笑话的人和醉汉们前来,大吃大喝一通,胡言乱语地讲述一些戏谑新娘的下流话。
这种无耻的淫荡风气当然不适合于品行端庄的贞洁少女。她们的方式是先行结合,然后才通知爱说笑话的人和醉汉。这些人只是在第二天才知道结婚的事,可是已经没有什么供他们取笑或进行道德上的嘲弄的余地了。
贞洁少年。在和谐制度下不允许只培养贞洁少女而不培养贞洁少年的这种不彻底性。如果那样做,就无异于摹仿我们今天的习惯,命令少女们守贞节,却容忍男子跟别人通奸。这就是说,一方面号召做某件事,另一方面又禁止做这种事情——这真不愧于文明制度的两面性。
参加贞洁集团的男青年是哪一类人呢?他们是忒修斯 的儿子一类人,一心扑在积极的事业上而很少顾到爱情。如果说,光是打猎就足以使希波吕托斯放弃爱情,那么,在和谐制度下,每个青年都从事三十种比打猎那一类平凡的愉快更引人入胜的劳动和富有雄心壮志的角逐,事情又将如何?
对于贞洁少年还有不少别的机缘,首先是爱贞洁少女的机会。如果成为这些少女的追求者,你就会被允许跟她们一道参加伟大的军队。在和谐制度下,军队同样有十二级,而贞洁集团的每一次出征,都按双倍计算,甚至把贞洁少年的女追求者也计算在内。十二次出征都授予全世界统一的男女骑士这些军衔。
这些贞洁少年无论多么不出色,在军队中都有与女皇结合的机缘。他们可能被某个地位崇高的女统治者选做王储生父。如果有后嗣的话,他便获得女皇丈夫的称号。如果女统治者失去了女继承人,她便到军队中来挑选男配偶,对象就是这些贞洁少年。
甚至那些现在讥笑贞洁少年的妇女,将来都有一天会称赞他们的贞洁,她们对这件事将会抱有与文明制度的太太们完全不同的见解。那些文明制度的太太们由于对未来的享乐缺乏信心,所以匆忙地使用青年人。在《男奇术家》一文中可以看出,和谐制度的妇女具有给予自己乐趣的正当手段。在这种制度下,一切年龄和一切性别的情欲的发扬都有保障。
我们要记住,这些读起来像是浪漫主义的风习,在使各种各样的恋爱促进生产劳动的成就时,都是以把现有财富增加四倍、把相对财富成二十倍、四十倍增加为目标,财富将随着情欲的自由发扬而增加。一旦协作的和谐达到了必要程度,足以合理地奠定恋爱自由,保证这类自由在各种年龄上都不致被滥用,并使其在一切方面都能够促进生产,和谐制度下的老年人将比现在人们更爱财富和享乐,正是为了这个,老人们会首先要求实行这种自由。这些抗衡力量是由建立本能和性别的竞赛的很多集团所构成的,不过在这里我无法把所有这些集团一一加以考察。
另一方面,老年人很快就会觉察到,他们都上了文明制度下的强迫规定和奸诈行为的当。文明制度的法律从来都是老年人制定的,但他们制定的东西竟完全对他们不利;我们的老人们安排了爱情和家庭关系,却使自己成了青年人憎恨、嘲笑的对象,希望他们早死早好,这一切岂非咄咄怪事!很少的几个例外更证实了这条规律:我知道,有些家庭中儿女们不希望家里老人早死;但这样的爱又是多么罕见啊!尤其是在一般平民中间。在本书内,我不能因为考虑几个有德行的人而放弃对占普遍支配地位的恶习的批判。
现在我还是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因为在爱这一方面我们有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有保证父母享受天伦之乐的问题,而在文明制度下,与他们所抱的自己骗自己的幻想相反,他们几乎完全没有这种天伦之乐。既然天伦之乐的和谐表现与爱情的和谐表现具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就必须对这两者同时加以考察,并且要首先说明家庭的和谐。这种和谐是文明制度的一切父辈们所强烈期望的,可是他们却远远没有达到。当他们深信爱情和家庭的和谐是分不开的时候,他们便会对于新型的爱情关系抱容忍的态度了。因为,不如此做,他们就无法获得他们希望用以巩固自己幸福的家庭欢乐。我介绍读者去看第五编,以便打消种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和愚蠢行为。再没有比这类人受害更大,更有理由来抱怨文明制度的了。
题目愈是新颖、愈令人迷惑不解,就愈需要用不断的重复来帮助读者,以巩固读者对基本原理的认识,因为读者为了迁就自己一脑子的道德偏见,很容易忘掉这些基本原理。
我们已经看到,从基本原理方面来说,我的理论在任何场合都是一贯的和不变的;任何关于情欲的协调问题,我总是以同一方法加以解决的:形成自由小组谢利叶,依照三种规则——紧密相连、分段进行和上班时间短(第六章)来把它们加以扩展,以便使应该指导一切情欲谢利叶的计谋情欲、组合情欲和轻浮欲望能够充分发挥(第五章)。
这就是形成和扩展谢利叶的十分明确的规则。至于谈到它们的目的,我曾说过,它们应该到处建立性别和本能的竞赛。我曾把这种做法应用到儿童时代的各种年龄上去,并应用到照管从婴儿直到成人的儿童工作者身上。
我对诽谤者们的回答就是如此;诽谤者们曾经指责过我的理论含糊不清。他们说:所有这些谢利叶将如何发挥作用,都无法理解。规则对所有谢利叶都是一致的,而且,当我们涉及使三种资料——资本、劳动和才能——都能获得满意的分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时,我始终不渝地遵循同一方法:即运用适合上面所列举的种种规则的情欲谢利叶。
我本应把我的理论应用于儿童时代,因为儿童时代还没有体验到两种情欲——爱情和父子之情(依恋的初级感情),而这两种感情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期间较少适应和谐的能力,而只是逐渐地屈服于和谐。读者对恋爱自由反感,由此便会得出儿童血统混乱的结论。为了破除这方面的偏见,便需要一种我并不准备肤浅地涉及的普遍理论。这个理论将证明,文明制度产生了一切罪恶,而由于恋爱自由则更加令人担心。但是,在由若干情欲谢利叶组成的法郎吉内实行的这种自由却足以防止在文明制度下可能产生的一切混乱放荡情况。
我们曾看到,随着自由小组谢利叶的发展,儿童的十种别的情欲便会充分自由地达到和谐。如果爱情和父子之情这两种情欲不适用于谢利叶中这种自由发展的制度,那么,上帝的体系便会具有两面性;它便会注定让十种情欲享受自由而这两种情欲受到排除,并会有悖常理:对儿童采取自由,而对父辈和达到青春期的人则采取压制。
我曾说过,文明制度的方法会引起它希望在爱情和家庭关系上避免的种种危险。让我们把这个论点应用在四种年龄上,就每种年龄可能遇到的许多危险中仅指出其一种。
第一、 未达青春期年龄。这种年龄会失去父爱。巴黎的统计向我们指出,三分之一的男子拒绝承认自己的子女并把他们遗弃;在二万七千个婴儿中就有九千多个被遗弃的私生子;而巴黎却是道德教育克臻完美的首善之区。如果到处都像巴黎这样克臻完美,那么,我们便会看到到处有三分之一的儿童遭到遗弃。
第二、 青少年。文明制度使他们成为梅毒的牺牲品。这种灾祸只有在协作制度下实行四五年普遍防疫以后才能消灭。文明制度的风气就是这样使青年人习于堕落,它把传播这种疾病作为一种游戏,而这种疾病的危险使得任何一个谨慎的人都不敢涉足情场。
第三、 壮年。在爱情的忠贞方面,过去男子欺骗过妇女,这时则轮到妇女欺骗男子了:她们是在报复。如果说,我们在巴黎这个首善之区看到每年有九千个父亲遗弃了自己的儿女,那么,母亲进行报复的比例也一样多。在二万七千个婴儿中,就有九千个婴儿是做母亲的与丈夫和情人之外的人所生的。这对于儿童、父亲和母亲三者都有害。
结果是:
九千个儿童失去了父亲的护持,
九千个母亲失去了丈夫的护持,
九千个父亲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后裔,而负担被别人遗弃的子女。
第四、 老年。爱情已经衰退的老人把自己享受的打算都寄托在家庭温暖上,寄托在自己那些按照健康的理论培养出来的温存的子女和侄辈身上;可是他们在这种家庭温暖中只找到了欺骗和相互之间虚伪的感情。原来别人所看中的只是他们的财产,而不是他们本人。要使他们相信这一点,就应该让他们去听听情夫和情妇们在幽会时谈论他们亲属的话;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知道,情人们怎样把他们当做可笑的阿巴公 或讨厌的阿古斯 看待;他们便会听到,情人们如何期望享受财富的时刻早一点到来;因为在青年们看来,这些老年人根本不会享受。
人们会回答说,在一切值得尊敬的家庭中是听不到这些放肆的私房话的。对,这是因为那里无时无刻不管束很严;一旦父辈和阿古斯们死去或离开,甚至往往有时父辈还在世时,下辈们就马上胆大妄为起来;因为青年人会叫父亲相信,他们决不会去诱骗处女,他们是宪章和道德的真正朋友;另一方面,他们会叫妈妈相信,她和她的女儿一样年轻——有时这话是对的。他们就凭借这两点理由,在家里安排起秘密的宴会来了。父亲觉察到这种诡计,正待发作;但是他的妻子却对他说,这样做是缺乏常识,于是他只好不吱一声完事。
即使父辈们能够逃避这种圈套,他们就不会陷入另外二十种灾难和道德愚蠢的绝境吗?这里,一个顺从听话的女儿,由于自然所要求的结婚需要,结果反成了疾病和死亡的牺牲品;那里一个则给人拐骗了或者把肚皮搞大了,搅乱了父母的通盘打算;此外,还有一大群套在父亲脖子上的没有妆奁的女儿。为了甩掉她们,他对他那些漂亮女儿的风流韵事,故意闭起眼睛不闻不问,免得她们再向他要钱置办新装;他把他的那些不漂亮的女儿打入终身幽禁的冷宫,并告诉她们,她们将来有福气,因为她们将与上帝交往。其后,在女儿的婚姻上又上了当,女儿和她那毁坏了的小家庭又得由父亲出钱负担。他原以为已经把女儿打发走了,结果是适得其反,还添了半打以上的外孙。
可以列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父亲以及夫妇的不幸。老是爱自我吹嘘的道德却拿某些例外情况,即少数幸福家庭作例子来证明幸福是存在的,然而,在文明制度下大多数家庭却失去了这种幸福。父辈和孩子们一样,在这里都陷入了虚幻的境地,良好的秩序只建筑在或多或少带点隐秘的强制上;这种强制也同样在戕害爱情,它只不过使这些爱恋之情维持着表面的联系而已。只有在适合本性要求的制度下,父亲才能得到真正的爱;可是,道德家们却从来不肯对爱情方面进行任何研究。请看他们忽视这种情欲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吧:
许多人都曾对瑞士的伊沃尔顿寄宿中学大事吹捧,都曾期待这个学校出现奇迹,因为这是由著名的彼斯塔罗奇和他的著名助手克侣哲和布斯所主持的。他们用直观教学法来教育男女青年。结果是,这些从直观教学法得不到满足的青年,便偷偷地在这种方法中加进了感性方法;这一来就发生了可怕的混乱后果。许多处女同辅导教师或青年学生怀了孕,使这三位著名的导师大失所望。这三位名导师在他们直觉的精致性中忘记了注意爱情的直觉。哲学所想加以取消的情欲,便这样出乎意外地取消了这个可怜的哲学体系。
没有怀孕的少女们也同样受到怀疑,怀疑她们比她们的女伴更巧妙地尝试过感性方法,结果只有把这一大批迷恋自己导师的新爱洛绮思 们统统开除学籍,一旦人们想接近自由,不管在爱情方面或其他情欲方面就堕入了愚蠢的深渊,因为自由只是为情欲谢利叶制度而创造的,道德对此一无所知。确实,自由是人类的归宿,但是,在家庭生活中或在教育事业中完成对自由的某种试验以前,必须懂得那个抵制滥用自由的抗衡力量的结构。在此之前,人类精神处在黑暗中,它的革新家们都一齐陷入腹背受敌的处境;并且,革命家们的政治经验,彼斯塔罗齐 、欧文以及其他在政治自由或恋爱自由方面的蛮干家们所做的道德试验,也足够证明这一点了。如果要在雄心、爱情或其他情欲上建立真正的自由,那么,所应遵循的方法是完全不变的;我把它归结为下列规则,它规定了一般部署方面的九个条件。(我在第五编中将谈到一般力学的条件)
组成各种情欲谢利叶;
以达到行动统一。
这种统一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这一部署使它所吸收参加的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的人完全获得满足;而在文明制度的一切自由中,特别是在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排除在代表机关之外的选举制度中,上述条件都遭到了破坏。
由此可见,文明制度的人对于树立雄心的自由毫无明确认识;那么他们对于恋爱、家庭以及他们从来不曾作过任何研究的其他情欲的自由怎么会有认识呢?两位哲学家、做过恋爱自由试验的欧文和彼斯塔罗齐都不懂得,在获得实现九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即“组成恋爱谢利叶”以前,至少需要和谐制度已经存在了五六十年,需要健康长寿、极其壮硕的妇女,以及在我们现在只是还很少见到的其他因素。
至于谈到家庭谢利叶,在把这种谢利叶圆满地组织起来以前,就需要有一百年到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只有当逐步复兴的人类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像过去那样长寿,并普遍能看到自己的第五代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
我必须写出这些细节来驳斥那些诽谤者,因为诽谤者武断地说我主张从和谐时期一开始就要在恋爱问题上确立自由,其实在我1822年所写的论文中就有二十多处意见与此截然相反。我的看法决不是这样,唯有我能说明为什么在和谐制度初期——这跟在文明制度下一样——不许可有这种自由。首先存在着一种物质的障碍,即必须在全球坚决加以根除的梅毒;其次是习惯的政治障碍;但是更大的阻力,则是只要让恋爱稍微享受一些自由的地方立刻就会产生秘密的集体纵欲。恋爱上的放纵与恋爱谢利叶之间的关系,正如毛虫与蝴蝶的关系一样;它会摧残情欲谢利叶的一切劳动属性和一切值得尊敬的特点。而且,欧文派对自然的平衡力量一无所知,由于自己混淆不清的自由的尝试而陷入这个罪恶的臭水沟中。——在未能在恋爱上依照年龄和活动种类形成谢利叶以前,他们只会得到这种不可避免的淫乱的后果。
根据对和谐制度初期各种爱情表现的概述已经可以看出,这种集体的放纵是不能用压制方法铲除的,而必须通过美德和荣誉心占优势的途径才能解决。对于和谐制度下一切恋爱集团也是如此。未知的科学——基本同情心和偶然的同情心的代数学——将会把这些由于具有祭酒神女郎和舞女的世俗名称、本来可能被人怀疑为生活淫乱的集团变为美德的天使。我之所以使用这些名称,是因为我如果给以其他称呼,就不免流于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在法国只有院士们才有这种特权吧。
至于谈到上帝对于这些将来的变化形式看法如何,我已经考察过这个问题了;在《摘自〈新旧约全书〉的证明》一文中还要谈到它。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协作复兴之后可能发生的上帝敕令不加臆断,我将依靠众所周知的事实和颠扑不破的权威,来对怀疑和反对意见给以圆满的答复。
此外,还必须提防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上帝创造了这种最优美的情欲,是为了让立法者、道德家和总督们随意加以抑止、强制和压迫。文明制度的强制制度产生了什么结果呢?这就是爱情的秘密,而非法的结合要比合法结合广泛流行六倍,在这里我从合法的结合中排除了非爱情结合的投机性婚姻,或强迫性的婚姻。在这种制度下面非法的结合竟比合法的结合多六倍,难道这还是一种符合情理、符合本性的制度吗?而那些道德家居然选择这种制度作为智慧的途径,他们怎么敢吹嘘研究了本性、自称是本性的朋友呢?
他们是这样安排爱情的:使得爱情脱离劳动,脱离学习,只是促使青年人懒惰、轻浮、疯狂地挥霍浪费。和谐制度下的人们的初恋则是使人在文化和学习的竞赛中干劲倍增。
他们并不懂得爱情和谐与家庭和谐是分不开的,而却要我们达到家庭和谐,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关于各种平衡的一编内叙述家族关系谢利叶或家庭和谐谢利叶时答复他们。这种谢利叶应该普及于家庭服务、亦即文明制度下家庭所一直抱怨的不幸根源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家庭距离真正的幸福是何等的遥远。
我在这篇论文中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即提醒读者在了解社会和谐的一切问题时,只有一种必须遵循的方式,这就是依照上述的条件组成谢利叶。如果我背弃了这种方法,那么,我的种种措施便会陷于武断和陷于体系的框框。请大家给我指出,我在哪些地方背弃了这种方法,并可以对我的理论提出批评指正。但是,哪一个诽谤者敢于作这类反驳的尝试呢?
这样已经可以把我的方法与他们的那些方法作一比较了:他们只会而且只能凭强制行事,他们没有关于符合本性的途径或引力的任何观念。他们是不是想培养贞洁少女呢?他们利用的是女伴娘、道德家、牢房、古代的刽子手和现代地狱的烈火。而我们用什么手段呢?我们用的是自由、荣誉、魅力、光荣和崇高的诱饵,以及生动的、充满巧运心计的生活乐趣。
从各个生活阶段来看也是如此;我的理论只采用高尚的动力,以达到美德和真理。文明制度的哲学家们则希望、而且也只能够利用强制和小商人式的欺诈行为。他们口口声声谈论什么自由和自由主义,但是却丝毫不能加以应用,例如:
在爱情方面,文明制度下青年妇女所享受的很少的一点自由,导致了成为一切罪恶根源的秘密纵欲。
在事业问题上,自由产生了各党派的疯狂行为和商业上的欺诈;自由只是在可耻的压迫中,才能补救这种过火行为;就像这种选举金法,规定抢劫了三十万法郎的阴谋家可以获得代表资格,却把仅有十五万法郎的正直人士排斥在外,这不是可耻的压迫吗?
在家庭问题上,要不是强制性的法律硬让一些纠纷不致爆发到争讼公庭的话,——打起官司来总是最狡诈者得利——可以看到十分之九的家庭都有像阿特利得 家那样多的丑闻。
在朋友关系上,我们只看到蠢材和坏蛋们所玩的把戏。有这么多假朋友和这么多圈套,所以父亲们只好禁止孩子交朋友,向他们宣传利己主义:他们自己已体会到利己主义是必要的。
这就是这些哲学理论的成果——文明制度的不足之处。这是一种只能够建筑在强制和不信任上、而一旦离开强制便会产生罪恶的制度。在这以后,让人们在协作理论与诽谤协作理论的道德科学之间进行抉择吧。因为协作理论是借助于引力来发生作用的,而且除了自由和真诚以外,并不利用别的动力。而文明制度下的每一个人,如果他不是有钱有势的话,实行自由和真诚待人,必然会使他趋于灭亡。这就是文明制度下的人偶尔有时奉行正义和诚实的唯一可能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