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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诞生，距今恰好是三百年了。他生活在英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在他出生前二十年，英国开始了第一次有巨大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以暴力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政权，杀掉国王，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在他出生的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又在本国反动贵族和法国王室的帮助下恢复了反动的统治，他和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与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一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斗争。资产阶级终于在1688年再次赶走了斯图亚特王室。迎立了威廉三世。此后在英国就确立了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君主立宪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更加迅速。在笛福生活的时期，英国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增长很快，如出口货总值1705年为五百三十余万镑，而1713年至1714年已达七百六十九万余镑；海关收入1666年为三十九万镑，而以后十七年平均每年为五十五万余镑；进口棉花在十八世纪初每年约为一百万磅，而到1764年已达三百八十万磅；煤铁产量与商船吨位的增长幅度也大致如是。在笛福晚年，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生产增长更加迅速。英国已逐渐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与此同时，农民大批破产。人口向城市集中，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每一步进展，统治阶级所得的每一个英镑，都是以本国劳动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为代价的，以国内自耕农的破产、对工人极为残酷的剥削，以连年进行的殖民战争，以对殖民地残暴的压榨换来的。
笛福为之欢呼的1688年的政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与贵族妥协的产物。在这次妥协中，“政治的战利品——职位、肥缺、厚俸——都是由土地贵族名门取得，其条件只是要充分维护金融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 [1] 英国社会最上层就是拥有大地产的贵族。他们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是：一方面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使农业的发展适合工业与贸易的需要。贵族大地主中间最反动的一翼希望反动的斯图亚特王室复辟，其余一部分则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代表”。这是“官方地统治着”英国的阶级。“非官方地统治着”英国的是资产阶级。它与贵族在利害关系上还有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归根结底，政府的一切法令最终还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1688年参加妥协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金融资产阶级，其中有银行家、殖民公司，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大商人等。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以巨大的财富左右国家大政方针。在笛福的时代，工业还处于手工工场阶段，主要工业，即纺织业的生产过程还有一大部分分散在农户进行，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在1830年左右，工业资产阶级才左右了国家政治局势，最终改变了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的金融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中下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没有地位的。统治着农村的是乡绅。农民因为圈地运动大量破产，到1750年左右，自耕农实际上已经绝迹。工业无产阶级方在形成，还没有成为政治力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与农民享受不到丝毫政治权益。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人，十八世纪中叶，每四十八人才有一人有选举权。下院的议席可以用金钱买卖，选举也多为当地贵族、乡绅所操纵。许多几乎没有人居住的村镇仍可以选举议员。这样“腐朽的选区”产生的议员，几乎占了全部下院议席的一半。而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却不能选举议员。这种现象在笛福的《不列颠岛周游记》中有所反映。整个英国是土地贵族、金融寡头的天下。
笛福无论从出身、教养，还是从经历方面说，都属于资产阶级中下层。在1688年以后的英国，中小商人、企业主、手工业者等以及后来的工业资产阶级都不是当权派。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在对劳动人民与殖民地人民的剥削上，与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没有分歧。但是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也受到很大限制。这个阶层的人，许多是“不从国教者”，即信奉英国国教会以外的其他基督教新教教派。根据当时的法律，他们不能担任公职。下院的议席也为乡绅、地主与大商人所独占。他们往往根据统治阶级从未兑现的“权利宣言”，借口“人民”、“宪法”或“宗教自由”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反对垄断，主张自由贸易。笛福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个肉店老板，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笛福在“不从国教者”所立的学校里受教育，以后就经商。在威廉三世到英国时，他已是伦敦较体面的商人了。他经营过袜子批发，烟、酒进口，航海保险等，到1692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其他原因而破产。以后他为威廉三世所用，奔跑于英国和苏格兰，写论文支持政府的行动，并且为答复反动势力嘲骂威廉非英国人而写了有名的长诗《真正的英国人》。他用威廉给他的报酬开办了一个砖瓦厂，又逐渐富裕起来。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安娜女王继位。笛福在这一年12月1日出版了《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受到了托利党 [2] 人、国务秘书那庭干伯爵的迫害，他再一次破产。这件事影响了笛福后半生的生活道路。
《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是一篇讽刺文，是对主张限制非国教教徒的托利党人的攻击。我们知道，当时英国的政治斗争，往往以宗教斗争为其表现形式，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都惯于以宗教为名谋求自己的阶级利益。当时的欧洲君主专制的王室都是信奉基督教旧教（天主教）的，如法国、西班牙，而新教国家多是资产阶级比较有力量的国家，如英、荷等国。信奉旧教的反动的斯图亚特王室统治英国的时候，资产阶级掌握的议会在1673年通过了“宣誓法”，规定只有按英国国教会仪式领圣餐的人才能担任行政与军事职务，其目的在防止拥护斯图亚特王室专制的、亲法的天主教徒掌权。1688年政变以后又通过了“容忍法”，规定国教会以外的新教徒只要每年在国教会教堂领圣餐一次（即所谓“间或服从国教”）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当时非国教会的新教徒多半是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分子，而辉格党是主张对他们“容忍”的，托利党则主张对他们加以限制。1702年，在下院占多数的托利党为了树立该党巩固的统治，在下院通过了“防止间或服从国教法”，目的是排除可左右选举的各市镇的行政官中的非国教会教徒，而代之以当地地主，这就可以保证托利党的多数席位。在这时笛福的《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出版了。他装作一个极右的托利党人的口气，故甚其词地提出了镇压不从国教教徒的办法——包括将其首领处以极刑。他还用了许多夸张的词句，使人看出破绽，觉得这些意见过分顽固，十分可笑。据说，初发表时许多不从国教者看了愤怒异常，而一些托利党人反而很高兴。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么，这是由于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讽刺。笛福在这里用的本是常用的一种笔法。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为了抗议英国统治阶级对爱尔兰极为残酷的剥削，使爱尔兰人民赤贫如洗，写了《一个谦卑的建议》，愤怒地提出以小孩作食物，或出口，以解决贫穷问题。同样，笛福建议用在英国久已绝迹的对异教徒残酷的迫害办法来暴露托利党人，真正的意思是反对限制信仰，主张宗教自由，而最终目的则是维护信仰其他新教教派的工商业者的政治权利。
执政的托利党人当然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担任国务秘书的那庭干伯爵在1703年1月3日下了逮捕状。笛福一面躲藏起来，一面写信给那庭干，请求原谅。他说，如果实在不能求得宽恕，则希望以绅士待他，不要使他受“监禁、枷刑之类的惩罚，那对我比死还坏”。为了“赎罪”他建议自己出钱装备一队骑兵，由他亲自率领为女王效忠。那庭干以更积极的搜捕来回答。笛福终于在5月里被捕。7月初法庭判决的处罚恰是他最害怕的“监禁、枷刑”，此外还有罚款，并要他“保证以后七年中行为端正”。这个判决按当时标准也是过苛的。在执行前后，那庭干几次亲自审讯，甚至破例到狱中去审问。其间曾有政界要人为他说项，枷刑示众的执行两次延期。那庭干的目的是要笛福招认这篇文章是新去世的威廉三世时得势的辉格党首领主使他写的，以便对辉格党进行打击，其次才是惩治敢于反对执政党、主张宗教自由、要求开明政治的笛福。那庭干没有得到什么口供，于是笛福从7月29日至31日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2点之间分别在三处闹市受到枷刑示众的侮辱。
所谓枷刑，就是让犯人站在临时在闹市搭起的高台上，头和两手分别放在枷板的三个洞里，枷板由一个高过人肩的架子支着。通常，看热闹的人群对受刑者叫骂，向他投掷脏东西。但是，当笛福站在这里的时候，周围却是一大群同情的市民，对他欢呼，向他献花，为他祝酒。他的《枷刑颂》也在这一天出版，在观众中出售。在这首有名的长诗里，他攻击执政者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煽动人们迫害宗教异己的牧师、作家，贻误军机的腐败无能的将领，操纵证券市场的投机奸商，昏庸徇私的法官与治安官，酗酒的和好色的牧师，陷害好人的律师……等等，这些该受枷刑的人逍遥自在，而敢于说出真理的人反而受害。他说，这样不公平的刑罚只能教人作恶。至于迫害他的掌权者，今天的法律虽然不能奈何他们，也不允许人讽刺他们，但在将来失势时他们总要受到惩处。笛福这首为自己辩护的诗是对构成这场政治迫害的反动政客的抗议书，它揭露了上层社会某些罪恶和当时政治的腐败。这首诗是笛福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这场官司使笛福的砖瓦厂倒闭，他再次破产。枷刑示众以后，他无钱交付罚款，仍被关在狱中。9月里，当时任下议院发言人的罗伯特·哈莱写信给财政大臣葛德芬伯爵，建议秘密以女王的名义送他一笔钱交上罚款，这样可以控制住笛福，并使他为他们效力。葛德芬同意了这种做法。笛福就这样在11月被释，正式释放书次年（1704年）七月始发下。此后他就被政客牢牢抓住。安娜女王时他先后为葛德芬和哈莱所用，替他们办报纸，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苏格兰进行调查动向、影响舆论之类的工作。为促成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他出了不少气力。安娜女王逝世后，汉诺威王室的乔治一世继位，辉格党人得势。笛福因为替托利党的哈莱内阁做过事，这时又一次被捕，但不久即被释。
笛福一生和二十六种报刊有过程度不同的关系，写了大量的报刊文字，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小册子与专著。他写作的数量是惊人的。他还不断地经营商业，但都没有成功。他在后世主要是以小说家为人所知，而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是在他五十九岁时（1719年）才出版的。这部小说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他就接着写了《续集》。此后他大致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写了不少长篇小说，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摩尔·弗兰德斯》、《伦敦大疫记》等。
直到晚年，他还是负债累累，最后避债离家，1731年客死在外。
笛福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单是他的文字工作就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但是中心思想、基本主张却不复杂，那就是一切为资本主义发展，为资产阶级利益。不管他为哪个内阁服务，这一点是不变的。他是相当典型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大规模发展的时候。英国的面貌比起封建时期已有了显著的变化，落后的、保守的势力咒诅这种变化，想使英国退回封建时代。笛福则欢迎这种变化，并且歌颂它。例如当时有一个议员提出一件提案，主张使贫民定居在各自的教区进行生产，使各教区做到衣物自产自用。笛福指出：这是“叫我们返回原始状态，使每一村落自成一邦，与四周互不依赖。这样，五个农民各作一种最普通的行业就能供给全教区的衣食，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你们称之为贸易的东西呢？这个办法就要使我们已有的二百万人失业”。他认为苏格兰贫穷的原因就是贫民的衣着是靠自产原料、自纺、自织。 [3] 可以看出笛福是多少意识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他指出当英国还不懂贸易的时候，英国人分做主人与奴仆，农奴为领主服劳役，过着乞丐似的生活，对领主绝对服从。那时不鼓励制造业，“裁缝是唯一的商人，而鞋匠是最大的制造业者”。而一旦英国人开始从事商业和制造业，英国的面貌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穷人挣工资，而不是以劳役换取衣食，对地主不再服役而是交租；建立了手工业师徒关系等等。 [4] 笛福当然不了解这一切变化是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他把它首先归之于贸易、制造业，把社会发展的功绩给予商人。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一味歌颂，似乎它既给富人也给穷人带来幸福，他根本看不见资本主义发展给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因地主养羊或改进种植方式而进行的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产与赤贫化，他也看不到手工业工人所受到的残酷剥削。这是他资产阶级本性的表现。但是，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反动、保守封建意识代表者的开倒车的思想比较起来，他的思想有一定进步性，它反映了新兴阶级的阶级意识。
他认为贸易是社会进化、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的口号是：贸易就是一切。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论贸易的，他一再表示贸易是他最喜欢写的题目。他的基本观点是：“贸易鼓励工业，促进发明，雇用人民，增进劳动，付给工资”， [5] 人民有工作，就不会到处流浪，人口就会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物价就会上涨，地租也会因之而提高。所以贸易使国家富强，对全国富人贫民都有好处。他认为贸易是关键，但不是唯一的。贸易和土地有不可分割互相滋养的关系；土地提供原料，贸易提供市场。“如果贸易与土地，即本国的财富，分裂不一致，则整个国家就会停滞”。 [6] 这里可注意的是，他所理解的农业已经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农业了。他也指出贸易与制造业、航海业是母与女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他在1710年9月5日寄给罗伯特·哈莱的关于发展苏格兰的意见中看到他具体的意见：
“我们说的促进苏格兰的发展，就是增加人民的财富，这只有促进贸易才能做到。贸易带回财富，增加人民的就业使他们安居本国”……
办法是：
“促进贸易：航海业与对外贸易
制造业，使贫民做工
农业：改变耕作方法
种植、圈地、修整土地
接枝、饲养乳牛等” [7]
所以笛福给一个国家提出的富强之道，是以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业为中心，带动工业、航海业和农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笛福在他的一生中还提出了不少具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反映商人利益的意见，包括收在本书中的《计划论》（1698年）。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中央银行，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使商人免于受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关于保险、破产、商民法庭等也都是为了保护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年金局实际上是一种保险企业的性质。至于海员登记，是为了保证海外贸易商有足够的水手，并且压低海员工资的措施，对海员是谈不上有什么好处的。
既然笛福认为贸易是使国家富强的中心环节，他就必须解决商品的市场问题。他提出的主要办法就是扩张殖民地，掠夺殖民地，与落后地区的民族进行贸易。威廉三世是积极推行与法国、西班牙等国争夺殖民地的政策的，华尔特·罗利爵士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著名的殖民者。这样的人物最为笛福所崇拜。他自己曾经营过与殖民地的贸易，而鼓吹殖民也就成为他一生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在政治、经济著述中，他宣传殖民地的重要性；在给大臣的函件里，他提出占领殖民地的具体意见；在文学作品里，他塑造了殖民主义者鲁滨孙的形象。在他临死前增订出版的《英国商业计划》是他讨论商业问题的系统著作。他的殖民主义的思想在这里也表现得最完整。在这本书的绪论里，他抱怨英国在夺取、发展殖民地方面还不如西班牙、葡萄牙积极。他说，“开化那些我们和其他欧洲人已经占领的国家，让赤身的野人穿衣服，教会野蛮民族怎样生活”，这样就使得“那些民族每年需要我们供给的毛织品及其他货物都要比前一年多一些”。 [8] 他向当时的财政大臣牛津伯爵（即罗伯特·哈莱）建议占领智利为殖民地，除了地理条件好以外，他还提到“当地居民是商业的基础”。 [9] 他们可以用金子与毛货交换纺织品，此外还可以利用智利为基地与秘鲁人、西班牙人做生意。很明显，他把殖民地当作市场，占领了之后，还要“教当地人民如何生活”，也就是说让他们用英国货。他特别强调穿衣问题，这是因为纺织品是当时英国主要的出口货。
他把贩卖非洲的黑种人为奴隶当作合理合法的事，认为他们是“英国商业在其非洲工厂的产品”，并且按“头”来算账以证明这笔“生意”每年会带来巨额利润，应该加以大力发展。在他看来这不但可以使商人赚钱，而且可以使在美洲的殖民者的庄园得到几乎是无代价的劳动力。只要有利润可赚，就是合理合法的事，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逻辑。他塑造的英雄鲁滨孙就是到非洲买奴隶，船失事而到了荒岛。在笛福心目中白种人是有文化的优等民族，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他眼里只看到了利润，而对蓄奴制度这种最不文明的、惨无人道的罪恶却无动于衷，极力支持。这是笛福思想中最反动的一面。
笛福的政治思想的中心就是给进行贸易的人，亦即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与社会地位，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他反对门第、等级制度，而对商人及其他资产阶级的人物作了最露骨的称颂。他认为把人分作绅士（包括贵族、世家、爵士、乡绅，军人与牧师也勉强算入这一范围）与平民（包括工商业者、劳动人民）是关于“门第的胡说”。他根据《圣经》，说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家里就已有了工匠，挪亚就是航海业的始祖，那时的人都从事生产，并没有贵族与工匠之分。后来世上人口增多，分散到各地，这就有了商业。其次，他认为现代商业是很重要的社会职业，贵族没落了可以变为商人，而商人发家与贵族联姻又可成为贵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也像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一样，利用《圣经》向贵族为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平等。反对封建等级观念，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笛福后来从事文字工作，他的论敌说他“愚蠢不文”、不懂希腊文、拉丁文，这是因为他不是上流社会的牛津、剑桥等学校出身，而是在不从国教派学校里受教育的。他也被他们轻蔑地称为“袜商”。在当时社会上尽管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愈来愈多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成为显贵，但是一般工商业者仍然被贵族、世家所轻视。笛福反对等级观念、门第观念，是为了让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爬上统治地位，当然不是为劳动人民争人权。在他的著作中，他每有机会就颂赞商人，例如，他在《计划论》里说商人是“最聪敏”、“最能干”的人 [10]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还说“匠人与手工业工人确实是奴隶，绅士是国家的犁手，而商人却是权利、学问与财富的支柱与促进者”。商人“由于对事与人的普遍知识，有资格担任国家的各种工作”， [11] 总之，他把商人看作最有用、最有知识、最能干的人，“我们的商人就是君王”。 [12] 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他也用形象对商人做了无保留的颂赞。这里笛福像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言人一样，把世界进步归于自己的阶级。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功绩，则被完全抹煞。
在政治权利问题上，他认为最高权利应属于“人民”。他所谓的“人民”，就是资产阶级。1701年，为了抗议托利党占多数的下院非法扣押肯特郡的请愿代表，他写了致下院的《备忘录》，并亲自带人送到下院。1702年，又写了《论英国人民集体的原始权利》。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强调“人民”的权利，他说“英国人民既不是国王的，也不是议会的奴隶”、“人民是主人”，而下院议员是“人民的仆人”，如果他们违法或侵犯了“人民”的自由，“人民”有权处理，也有权用非常的办法制止专制。这两篇文章写于笛福沦为内阁大臣工具以前，此后他很少写出这样的作品。这里所反映的基本思想是“权利宣言”中肯定下来而又经过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理论化的保护资产阶级“人权”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笛福所处的启蒙时代，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有过很大的影响。但其实质不过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保护他们的政治权利与贸易自由。笛福本人就明白的宣称说：“合法地赚钱，就必须合法地再去赚。属民诚实地劳动，诚实地占有，就应当让他们安享属于他们的财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自由、产权，以及现代常用的类似名词的基础；这就是议会、宪法、政府与服从的目的；这就是世界秩序的真正基础，但愿维持它永远是我们的权利……” [13] 十分明显，他认为一切政治权利、政权机构等归根到底是保护私有财产，实质上是保护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即所谓“合法的赚钱”、“诚实地劳动”、“诚实地占有”）。这诚然比国王、封建贵族、无限制的专制权利要进步些，对发展当时还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但同时，它也具有反动的欺骗作用，它用“人民”等词句掩盖了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真相，麻痹劳动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
笛福对国家政策的基本看法是维持“国内统一，国外有力”。他拥护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主张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合作，而不要分裂。对外要有实力，要保持“势力均衡”，即不许欧洲任何国家，特别是法国，过于强大。要有实力对付法国、西班牙两个殖民帝国，夺取他们的殖民地，至少要他们承认英国可以和他们的殖民地自由进行贸易。
笛福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的一般精神面貌。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对封建制度传留着的社会黑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发和批判。在比《计划论》晚两天出版的、现存的他最早的小册子《穷人的呼吁》中，他所批评的酗酒、渎神、嫖妓等社会现象虽然不是社会上的本质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批评贵族、乡绅、治安官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却还要“治人”，他批评执法者对穷人的不公正，形成了“刑不上大夫”的不平等现象。他在《计划论》里指出许多富人可以不纳税，却要穷人承担赋税，因而主张切实按财产征税。至于对当时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即贫民问题，他强调人口多是一件好事，是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贫民问题可以通过发展贸易以扩大生产来解决。他承认犯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贫穷，认为人人都有工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不会了解失业是和资本主义如影随形地连在一起的。他对妇女问题、教育问题的见解，在当时来看，也是颇能一新耳目的。此外他还揭露了选举制度的腐败、商业投机等等当时社会的一些黑暗现象。
笛福的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是《鲁滨孙漂流记》。小说的主人公鲁滨孙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他不听父亲的劝告，不愿在家享受中产阶级的小康生活，一心想到外面去。他几次航海经商，后来在巴西购置了种植园。这时他本可以定居下来，但他一经别人提议，又去非洲贩运奴隶，遇险独自到了无人的荒岛。在岛上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他以顽强的毅力与艰苦的劳动改进了自己的生活处境。荒岛上一旦有了第二个人，他就俨然以岛的占有者的姿态出现了。鲁滨孙的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是以追求个人处境的改善、创造个人占有的财富为基础的。鲁滨孙又是一个早期殖民者的代表人物，他用殖民者惯用的物质与精神武器，即火枪和基督教征服当地土人，让星期五“甘心”做他的奴仆。《鲁滨孙漂流记》是笛福对自己的阶级所作的赞歌。他把商人殖民者写成开辟世界的英雄人物。小说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进取的精神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阻碍发展、安于现状的封建保守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作品毫无隐讳地肯定了利己主义、殖民主义，把占有和利润当作一切积极行为的最根本的动力。《鲁滨孙漂流记》形象地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这部小说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广泛的欢迎。笛福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实际上起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的作用，对后来的小说发展很有影响。
笛福是洛克、谢弗茨贝利（Shaftesbury，1621—1683）和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1678—1751）的同时代人，他们的自由思想曾经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很大的影响。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也是他的同时代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启蒙运动时代，是英国资产阶级刚刚与贵族实现妥协的时代，是近代工业无产阶级方在形成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封建残余的势力还存在着，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还没有消失。笛福肯定了社会进步，批判了那些留恋封建庄园的自给经济的反动保守观念，批评了封建门第观念。对科学技术的进展，他也是抱着肯定的态度。他的政治、经济观点是适应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的。作为在政治上没有权力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一分子，他在某些地方与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有一定的矛盾。反对垄断，要求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应该受到保障。他的宗教自由的主张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要求。同时资产阶级一切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十九世纪作家斯各脱（Walter Scott，1771—1832）说，鲁滨孙算账要算到最后的三个便士。笛福也是这样。他冷冰冰地计算利润，只要产生利润，殖民地与本国劳动人民受到的残暴的压榨是不在他的眼下的，他把资本主义的剥削看作神圣的权利，把殖民主义、蓄奴制度看作美妙的秩序。金钱是他的偶像，私有财产是他的圣地。他的一切主张都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
笛福一生最关心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的基本的政治、经济观点，在他前后的著述中大体上是一致的，他的政治生活的变动对此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整个说来，以早期作品较为锐利、有力，本书所选的四篇文章都是他的早期作品，以后所写的一些政论文章，很多是在内阁大臣授意下写出的，是维护政府政策的。这些著述就失去了像本书所选的前三篇文章以及致下院的《备忘录》等早期著作的锋芒。笛福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一样，带着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了解新兴资产阶级有相当代表性的政治、经济观点；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对封建意识的否定、对社会发展的肯定，和它与生俱来的剥削、战争、殖民主义、利己主义等阶级性的种种表现。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笛福的作品，了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情况，就更有它的意义。
杨耀民
1960年11月
[1]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英文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06页。
[2] 托利党和辉格党是当时的两个政党，它们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其界限不是很严格的。一般说托利党更多代表大地主、门阀贵族和英国国教会的正统派，其极右翼主张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辉格党更多代表“金融贵族”资产阶级上层，非国教教徒的利益。当时有所谓“地产利益”与“金融利益”、“高教会”与“低教会”之说，即指此。笛福就其政治主张来说是辉格党。
[3] 笛福：《评论报》1709年7月9日，见《评论报捃华》（The Best of Defoe’s Review，ed.W.L.Payne，1951），第143、145页。
[4] 参看笛福《英国商业计划》（A Plan of English Commerce，Shakespeare Head Press ed，1927），第34—37页；摩尔：《笛福：近代世界的公民》（J.R.Moore：Daniel Defoe：Citizen of the Modern World，1958），第306页。
[5] 《英国商业计划》，第13页。
[6] 《评论报捃华》，第113—114页。
[7] 《笛福书信集》（The Letters of Daniel Defoe，Ed.G.H.Healey，1955），第278—279页。
[8] 《英国商业计划》绪论，第xi页。
[9] 《笛福书信集》，第347页。
[11] 《评论报捃华》，第124、125页。
[12] 《英国商业计划》，第7页。
[13] 《评论报捃华》，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