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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感想录》这本书现在并不像它应有的那样被很多人所阅读。人们对它不太重视，其原因确实是不难理解的。这本书的主题系根据1688年英国革命时期及其后在英国所公认的政治智慧和正义的标准来谴责法国大革命。按照这个标准，法国大革命毫无疑问是完全不正当的：这确实是非常明显，不值得加以论证。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在1789年，柏克就准备谴责法国人，但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同十七、十八世纪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伟大政治家有所不同。因此柏克的观点是陈旧的，轻率的读者总想把他这本书搁在一边，认为它已经完全过时了。这种陈旧的观点也并不是唯一的缺点。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方面知道得很不完全，而这又恰恰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好方面。从现在我们所达到的阶段来回顾过去，我们就知道，不论用什么方法革除了土地制度和财政制度的弊病，最后所取得的好处似乎都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这种重视的程度要比柏克所能认识到的来得深刻，因为它可以减轻这场革命的纯政治变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蠢事和罪恶。最后，这本书的编排既不清楚也不吸引人。许多篇幅都是一些已经不再引起人们兴趣的琐碎材料，它的文体虽然在风格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和优美，但却是一种现在并不流行的文体。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一切公正的批评时，我们还必须承认这本书有很大的优点。固然，把法国国民议会的蠢事指明出来，现在并不引起我们多大的兴趣。但没有人能够公允地怀疑，柏克的批评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法国的制宪者是错误的。他正确地认为，他们把国王置于他所不能容忍并对国家有危险的地位；他正确地认为，没收教会土地是极不公道的，甚至没有因此明显地改善财政状况；他正确地攻击法国革命政府发行以没收的土地为担保的纸币这件蠢事；他正确地谴责关于教士的非宗教法规；他正确地斥责10月5日的一些事件，说它们比突然爆发的混乱严重得多，而是具体表现了彻底破坏秩序和自由的原则；他正确地预见到，推翻一切现有制度只会为暴政铺平道路。如果没有忘记他是在1790年、即在恐怖统治或拿破仑帝国很久之前写的，那就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眼光是十分惊人的了。然而，他那本书的永久价值主要不在于他对1789年大革命极其正确的指责。现代的读者并不十分关心看到法国大革命终于被证明犯了愚蠢、非正义和混乱残暴的错误。那些弊害已成陈迹。它们的情节几乎像过时的刑事审判报告一样。甚至最有才华的起诉演说也不会怎么扣动我们的心弦。然而，柏克很像童话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她不掉落珍贵的宝石就开不了口。他在攻击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常常离开主题，发表一些使人颇感兴趣而回味无穷的宏论；因此，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应当阅读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就我们目前的需要来说，不妨提醒大家注意《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所阐释的六个主要论题，因为它们长期成为保守党的思想基础，并且现在仍然像柏克执笔的时候一样充满着趣味。
首先，柏克强调指出宗教的重要性以及宗教之被国家承认的意义。其次，他真心实意地憎恨和谴责政治改革或社会改革过程中人们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第三，他攻击革命的平等观念，认为等级和地位的差别是实际存在的和必要的。第四，他拥护私有制，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幸福至关重要的神圣的制度。第五，他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机械体，是一个有许多奥妙之处的有机体。第六，同关于社会的有机特性的这种理解密切相关，他竭力主张必须同过去保持连续性，尽可能使变革逐步进行和尽可能不去打乱原来的正常秩序。
我要冒昧引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柏克对这几个问题所表达的见解的若干段落，因为这本书现在很少有人阅读，似乎有必要在这里摘引他自己的原话。关于宗教对国民生活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本书有着许多值得阅读的东西。除了对国王和王后的侮辱之外，在法国大革命中最足以激起柏克的愤怒的，莫过于国民议会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了。这种态度使他激怒，不仅因为他是基督教徒，而且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和研究政治学的学者。
他说：“我们知道，并且我们感到自豪地知道，人根据他的素质来说是笃信宗教的动物；无神论不仅违反我们的理性，而且也违反我们的本能；它是长不了的。”然后他又继续发挥说：
“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的国教吧，因为它最受我们的偏爱；这不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偏爱，而是包含着深邃的、广博的智慧。我首先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的国教自始至终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这是因为，依靠我们现有的宗教制度，我们继续按照人类早先获得的、始终不变地保持下来的意识办事。那种意识不仅像一个精明的建筑师那样已经建立起各个国家雄伟的建筑，而且像一个深谋远虑的业主那样，为了把那建筑作为神圣的庙堂保存下来，不受亵渎，不致荒废，并力求避免为欺诈、暴虐、非正义和专制等一切肮脏的东西所玷污，而已经永远庄严地把国家以及所有在政府任职的人奉为神圣。这种奉为神圣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以上帝名义在政府中施政的人对其职责和目标抱有崇高和尊敬的观念，要使他们的希望充满着永远不灭的光辉，因要使他们不去指望眼前可鄙的不义之财，也不去指望一般民众对他们的暂时的和转瞬即逝的赞扬，而是去关注他们本性的永恒部分中稳固和持久的存在，去注意长久的名誉和荣耀，以良好的榜样作为丰富的遗产留给后世。
“这样一些崇高的原则应灌输给显贵的人们，并应提供宗教机构，以便不断地发扬和实行这些原则。”
……
“为了使自由的公民怀有健康的敬畏，国教也有必要把国家奉为神圣；因为，为了保证公民的自由，他们必须明确地享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凡是享有任何一部分权力的人都应当深刻而严肃地感觉到：他们是受委托而行事的；他们要向社会的伟大主人、缔造者和奠基人汇报他们在所受委托的事务方面的行为。”
柏克还强调指出宗教在民主国家中的特殊重要性：
“组成集体统治权的那些人应比孤家寡人的君主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原则……一般人民决不能成为出自于任何人之手的惩罚的对象……。他们应该相信：他们完全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采用任何专断的权力而不损害他们自己的安全；所以他们不要假借自由的虚伪外表来实际推行违背人道的、上下颠倒的统治，专横地强迫那些在政府任职的人卑躬屈膝地服从他们一时的意志，而不是完全致力于他们的福利（这是他们的权利）；这样他们就使所有那些为他们服务的人丧失一切道德原则、尊严感、判断力和性格的完整，而在这同一的过程中，他们甘愿成为向大众阿谀献媚的卑劣野心家特有的、恰当的但十分可鄙的俘虏。
“当人们摆脱了一切从自私出发的欲念时（如果没有宗教，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行使、或许在委派性质的较高环节中所行使的权力必须符合永恒不变的规律（其中意志和理性是同一回事）才算合法时，他们就会更加小心地防止把权力交给卑劣的庸才。在任命官吏时，他们不会把委任行使权力的问题看作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是把它当作神圣的职责；他们也不会按照他们肮脏的私利，或者按照他们变化无常的任性，或者按照他们专横的意志来任命。他们将把那种权力（任何人在授予或接受时都难免要悚然自儆）只授予这样一些人：在这些人中，他们可能会觉察到，当大部分起积极作用的美德和智慧集中起来并应用于所负的职责时，它们是能够在不可避免地大量混杂着人类的缺点和弱点的言行中被发现出来的。”
对教会的攻击不但触犯了柏克对宗教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的信念，而且也触犯了他的正义感和财产神圣感：——
“自从国家确认了教会房地产的所有权以后，从来就听不到关于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的意见。说它们太多和太少，都违背产权的原则。”
他还接着说：
“……你们教会财产的遭到掠夺，已使我们教会的财产有了安全的保障。它已经唤醒了人民。他们怀着恐怖和惊慌的心情看到穷凶极恶和恬不知耻的剥夺公民权利的行径。这种行为已经擦亮并将越来越擦亮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认清自私心理的膨胀，认清阴险之徒以隐蔽的伪善和欺诈开始、以公开的暴行和强取豪夺告终的那种狭隘胸襟。我们在国内也看到类似的苗头。我们正在防止产生同样的结局。
“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忘记社会团结的法则给予我们的责任感，竟然借口为公众服务而没收某一个无辜公民的财物。除了暴君（这是表达任何足以损害和败坏人类天性的事物的名称）之外，谁会想到竟然不经起诉、不容申辩、不加审讯就夺取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人的财产呢？只要没有完全丧失人性，谁会想到要推翻身居高位和担任圣职的人呢？而其中有些人已经达到令人肃然起敬和表示同情的年龄；谁会想到要把这些只靠自己的地产维持生活的人，从国家最高的地位上推下来，使他们陷于贫困、忧郁和屈辱的境地呢？”
我们将看出，柏克敏锐地意识到，根据政治上的理由没收财产是错误的，虽然有人认为这种办法在道德上不同于刑事性质的罚款处分。在这个问题上，他正确地认为他自己才了解英国的情况。他关于实际存在的等级差别的看法，是否现在同样值得我们接受，也许是可以怀疑的。然而，我们不妨仍旧引述那段文章，借以用这样一个光辉夺目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文采，并借以表述他这样的学说，即国家必须同我们道德本性的复杂性相适应，它有一种存在于仅属理性分析范围之外的因素。这个所谓国家是个不可思议的有机体的观念，几乎可以说是柏克政治哲学的基调。
“十六七年之前我曾在凡尔赛见过法国王后，那时她是王太子妃；在她似乎从未接触过的这个星球上，肯定没有出现过比她更加可爱的美人。我看见她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正在装饰着和振奋着她刚开始步入的崇高领域；像晨星那样闪耀着，充满着生气、光彩和欢乐。啊！多么糟糕的革命啊！我怎能注视着这种人世间的浮沉而无动于衷呢？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她把尊敬的头衔封给那些对她怀有热烈、恭谨和高尚之爱的人的时候，她竟然不得不在胸前藏着剧烈的毒药，以防受到污辱；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居然会活着看见，在一个男子惯常向妇女倍献殷勤的国家里，在一个有很多尊重妇女的正人君子的国家里，这样的灾祸竟然会降临到她头上。我认为，哪怕有人用一种含有蔑视的眼光来威胁她，那就一定会有上万把利剑从剑鞘中跃出，为她报仇。——然而，侠义气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擅长诡辩、厉行俭约和精于打算的人的时代；欧洲的光荣已经永远消失。我们永远也不会再看见人们对有身份的人和女性表示豁达的忠诚、矜持的恭顺、尊严的服从、真诚的谦逊了，而所有这些，即使在被奴役的时候，也使崇高的自由精神保持不衰。用金钱买不到的优雅生活、节约的国防、豪爽感情和英雄气概的培养，已成过去！道义感和对荣誉的忠贞不贰，曾把污点当作创伤，鼓舞人们的勇气而减弱人们的凶狠，使它所接触到的一切都变得崇高，并且在它的影响下，罪恶本身也会因失去其一切严重性而减少一半的祸害。然而，现在这都成为陈迹了。
“这种看法和感情的混合体系，在古代骑士中有它的渊源；这个原则虽因人世事务情况的不同而表现不一，但它在许多世代漫长的延续期间，甚至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始终存在着和发挥着作用的。”
……
“可是，现在一切都要改变了。从前，所有令人愉快的假象使权力变得温和，使服从不拘泥于形式，使各种不同的生活协调一致，并且通过一种温和的同化作用，使美化和软化私人交谊的感情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可是所有这些都要被光明和理性的这个新的控制地区所消灭了。人生的整个合乎礼仪的帷幕将被粗暴地扯掉。道德想象的衣橱所提供的一切外加的观念外衣是心灵所具有的，是理解力所认可的，它们是遮盖我们赤裸裸的、冷得发抖的本性的缺陷并使之具有我们所崇尚的尊严所必需的，而如今都要被当作可笑、荒唐和陈腐的东西而加以戳穿了。
“根据事物的这种安排，国王不过是人；王后不过是女人；女人不过是动物；而动物是不属于最高等级的……
“这种野蛮哲学的安排产生于冷酷的感情和糊涂的理解，既缺乏坚实的智慧，又缺乏一切情趣和风雅；根据那种安排，法律只能依靠法律本身的恐怖手段来维持，依靠每一个人凭他自己的推测可能从法律中发现的或从自己私人利益考虑可能给予法律的关注来维持。在他们学园的园林里，在每一条林荫道的尽头，除了绞刑台之外，你什么也看不见。激发爱国感情的东西，一件也没有留下来。根据这种机械哲学的原理，我们的制度永远不可能在某些人身上体现出来（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以便使我们产生热爱、尊敬、景仰或依恋之情。然而，那种排除爱慕感情的理性是不能补充感情的位置的。公众的这些同生活方式相结合的感情有时需要作为法律的补充，有时需要作为纠正法律的手段，而归根到底是永远要作为法律的助力。”
……
“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套生活方式，这是心理正常的人会愿意接受的。为了使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就应该是可爱的。”
……
“最为确凿无疑的是，在我们这个欧洲世界里，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文明以及一切与生活方式和文明相关联的美好事物历经许多年代是以两个原则为基础的，事实上是这两个原则相结合的结果；我指的是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
柏克在《感想录》一书的前半部分详细论述了那些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其不可思议的发展过程中与人性密切相符的制度的重要性。他说，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你们将看到，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国政制的一贯政策是提倡和维护我们的自由权，把它们看作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把它们看作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人民的财产，而不必以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优先的权利为依据。由于这个缘故，我国的政制虽然在其各个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但它却保持着协调一致。我们有我们祖先长期传下来的世袭国王和世袭贵族，有一个下议院和人民向来享有的各项权利、选举权和自由权。
“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顺乎自然的美妙的结果，因为自然是不需要思索而又超越思索之上的智慧。革新的精神一般是自私心理和狭隘见识的产物。凡是不回想起祖先的人都不会寄希望于后世。况且，英国人民知道得很清楚，继承的观念提供了稳妥的保存原则和稳妥的留传原则，但它又并不排斥改善原则。继承的观念使人们能够不受约束地获得有价值的东西，但它又保护它所获致的东西。国家根据这些原则得到的任何好处都像某一家族依法划定的财产那样十分牢靠，像永远不能变卖的产业那样被保存起来。我们采用一种按照自然的模式发挥作用的立宪政策，赖以接受、保有和留传我们的政体和权利，就像我们享有和留传我们的财产和生命一样。有关政策的规章制度、大宗财产和天赋资源，按照同样的过程和程序被交给我们，又由我们交给后代。我们的政治制度同宇宙的秩序极其适应和协调，同那由短暂部分组成的永恒实体所必然具有的生存方式极其适应和协调；在那方面，由于伟大智慧的安排，人类大规模地和不可思议地结合起来，这个整体在任何时候都不是老年的、中年的或青年的，而是处在经久不变的状况之中；它在不断凋谢、衰败、更新和进步的多变历程中前进。由此可见，由于我们在国家行为中以及在改善的事物中保持了自然的方法，我们决不是全新的；就我们所保留的东西来说，我们决不是完全陈旧的。以这样的态度和根据这些原则来继承我们先人的事业，我们就不会受好古者的迷信的支配，而是会按照哲学类推的精神行事。由于选择了这样的继承原则，我们已经把血肉关系的形象赋予我们的政治组织；用我们最亲爱的家庭纽带来确定我国的政体；使我国的根本法律同我们的家庭之爱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祖坟和我们的祭坛密不可分，并用它们所有混合的、彼此相爱的热情加以爱护。”
在该书的结尾，柏克又谈到同样的论题：
“但愿我的同胞，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都把英国政制的榜样推荐给我们的邻国，而不要采取他们的模式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政制。就我的同胞来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件无价之宝。我想他们现在并非没有忧虑和抱怨的缘由；但他们不应把这些归咎于他们的政制，而应该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行为。我认为，我们的幸福处境有赖于我们的政制；有赖于整个政制，而不是它的任何单独的一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在几次检查和改革后所保留下来的东西，以及我们所改变的或补充的东西。我们的人民将会发现，一个真正爱国、自由和独立的人在保卫人民现有权利不受侵犯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我也决不会排除办法的改变；但甚至当我改变办法时，我也应该着眼于保存原有的优点。万一出现令人不满的严重情况，我也有补救的余地。我的所作所为都要以先人为榜样。我要使修缮工作尽可能符合房屋的格局。精明的审慎、周详的考虑、道德上而不是性格上的小心翼翼，乃是我们先辈在最关键的行为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法国的先生们告诉我们，他们享有非常充分的光明，而我们的先辈却无缘获得那种光明的启发，他们深受人类的无知和易犯错误这种倾向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行事。使他们如此易犯错误的造物主因他们的行为符合其本性而奖赏他们。如果我们希望承受他们的财产或者不愿当败家子，那就让我们仿效他们的审慎态度吧。如果我们愿意，不妨更加发扬光大；但我们应当保存他们所留下的东西；而且，由于我们站在英国政制的牢固基础之上，我们大可以仅仅满足于钦佩而不是企图仿效法国气球飞行员那种不顾一切的飞行。”
这些摘录只提供了关于《法国革命感想录》全部价值的一个不完全的概念；但它们足够表明，柏克所概括的一些重要原则甚至到今天仍然是英国托利党和保守派反对雅各宾主义的理论基础。要不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论及保守党政策的帝国主义方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柏克表述了现代“保守主义”的全部信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柏克始终具有守旧思想，并成为托利党人，但他不是帝国主义者。对保守党产生强烈影响的帝国主义偏见，同样是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但它的出现带有偶然性，可以说是那场斗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有意识地反对雅各宾原则的努力的一部分。由于反对法国大革命就意味着战争，由于战争发展成为我国从未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斗争，由于在福克斯影响下的辉格党最初就是战争的反对派，并在整个斗争中是对战争提出不满意见的批评者，保守党便竭力维护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和权力。然而，直到那时，托利党的传统还不是帝国主义的。威廉三世、查塔姆勋爵
，以及初露头角的小皮特，都不是托利党人；然而，当皮特在革命斗争的压力下成为托利党领袖的时候，他带领他的新政党，使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政党。
固然，在一个短时期内，辉格党人在帕默斯顿勋爵
的领导下掌管帝国政策。但保守党并没有因身受党派感情的压力而放弃其帝国主义立场。恰恰相反，帕默斯顿从保守党方面获得了议会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巨大支持。随后在迪斯雷利同格拉德斯通
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几乎完全成为保守党的主张，因为格拉德斯通虽然对托利党和保守观点深表同情，却竭力反对帝国主义。但在1815年之后，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才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冲突中，守旧倾向和王党情绪是“保守主义”的支配力量。
只要指出最近一百年的政党斗争以六大事件为转移，我们就很容易说明这些斗争的性质了。其中五大事件对保守党不利，一件对自由党不利。最后两个事件离我们的时代太近，不便加以讨论：——一是“自由主义”遭受的唯一灾难，即1886—1895年关于地方自治的冲突；二是1903年开始的财政争论。其他四个事件可以略加论述。它们是：到1829年结束的关于罗马天主教徒解放的长期论争，1831—1832年改革方案的通过，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以及1867年户主选举权的颁布。
遗憾的是，不但是皮特的帝国主义见解，而且还有他的改革意见，都未能鼓舞他作为第一位领袖所领导的保守党的斗志（为此我要管它叫保守党，虽然这个名称直到1835年才被采用）。这是因为，根据保守的方针实行温和的改革是有效地对抗雅各宾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部分。柏克在我引用过的、也许可以作为“保守主义”格言的一句话中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绝不排除另一种可以采用的办法；但是，即使我改变主张，我也应该有所保留。”不幸的是，继皮特之后的保守党领袖，除坎宁
之外，都认识不到为了保留原有的优点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在战争的深重动乱中，甚至在紧接着战争而来的苦难年头，人们理所当然地会发表一些言论，为不折不挠地拒绝一切变革的主张申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反雅各宾主义的运动失去声势时，保守党人的顽固态度导致了一系列的灾祸。就罗马天主教徒的解放、议会的改革，也许还有关于谷物法的废除来说，对改革的抵抗坚持到最后一刻，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震动。固然，以罗马天主教徒的解放和谷物法的废除而论，实际进行改革的是保守党领袖皮尔。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长期抗拒和最后失败的灾难。那种改革本来无论怎样都会引起灾难和混乱，如今又增加了一点近乎背叛的味道。然而，即使撇开这种背叛的因素不谈，三次大改革所特有的引起混乱的震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咎于保守党。在解放罗马天主教徒的问题上，过错完全在于延误时日。在议会改革和废除谷物法的问题上，错误在于不愿设法逐步完成那种最后用激烈手段破坏旧制度的工作。没有任何事情比改革法案和废除谷物法的法令更加背离柏克所说的“修缮工作要尽可能符合房屋的风格”这一有保留的改革原则了。
我有意把这两种措施连在一起谈，因为它们是十九世纪前半叶我国体制中实行的同一巨大改变的两个方面。改革法案破坏了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谷物法的废除则取消了这个阶级曾经享受过的经济特权，而这些特权是由于承认那些占有和耕种土地的人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而许诺给他们的。如果把有关谷物法的斗争看成仅仅是或主要是自由贸易政策同保护政策之间的争论，那就忽略了这个斗争的要点。就经济理论而论，当皮尔仍然是谷物法的捍卫者时，他就已经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了；在这方面，他不过是步了赫斯基森的后尘罢了。然而，在1846年以前，保守党的政治家，特别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本人，就已经习惯于发表议论，认为地主阶级有其特殊地位，必须予以特殊的保护，以防外国竞争的危险。谷物法的废除是要求有权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失败。这是改革法案在经济方面的翻版，结果使制造商和中产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主阶级的这种衰替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保守党曾使这种变革进行得比较缓慢，并采取较为稳妥的办法来防止变革所引起的危险，那就比较明智了。如果当初逐步克服代议制的缺点，逐步取消为数较多的声名狼藉的市镇的选举权，并逐步承认大市镇的代表权，那么，1832年的严重危机也许就可以避免，保守党因失败而招致的实力损失（例如，苏格兰的长期疏远）——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相当持久的损失——就不致发生。与此相类似，如果在1845年的危机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之前，保守党人就愿意降低谷物税，那么财政改革也许会实行许多年，并且可能同地方税的相应改革结合起来，从而使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产共同分担沉重的地方税。最后而又十分明显的是，如果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徒在奥康内尔
的鼓动之前就获得解放，他们也许会接受立法机关的联合，要求废除谷物法的呼声就不会提高，我们就不会听到地方自治的呼声，而罗马天主教惯常的保守情绪也会使南爱尔兰人成为联合王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稳定的而不是不安定的成分了。
这些错误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罗伯特·皮尔爵士。那种认为纵然没有哲学见识但有高度实践能力也足以使一个政治活动家不犯严重错误的想法是错误的，皮尔就是犯这种错误想法的一个例子。作为一位注重实际的政治家，皮尔是出类拔萃的。他是个伟大的行政官，在领导和处理下议院的事务方面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他那颇具特色的性格使各种组织机构运转自如，顺利地执行一个大国的政府工作，并利用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哲学家的专题论著作为论战的工具，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探索政治家治国之道的指导。柏克是个理论哲学家，而皮尔则显然是个实干家。其结果是，支配皮尔的行动的，是对其自身开展行政工作能力的自觉性，而不是任何抽象的原则。只要不允许爱尔兰解放也能加以统治，他就反对给予解放。只要不废除谷物法也能执行国家的财政工作，他就维护谷物法。然而，任何抽象的论点都不会使他产生的那种转变，却由于事实的必然结果而立刻产生出来。一场近在眉睫的爱尔兰内战和那里的一场实际饥荒完成了有关宗教自由或自由贸易的任何考虑所从来没有完成的事情。然而，纯粹讲究实际的人的弱点在于缺乏先见之明，尽管对问题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此，除非事实迫使他让步，这就是说，除非抗拒所造成的不幸已经出现，他总是坚持抗拒的。这种不能高瞻远瞩的实干家片面地看到了推行向来遭到反对的政策所招致的精神冲击。这是因为，言行一致是宜于那些经过训练而珍视严谨的政治学说的连贯性的人培养出来的美德。事实上，讲究实际的人的特殊优点在于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在于他们不管自己今天的行为是否同昨天的行为属于同一政治思想范畴，只要昨天和今天他们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就行了。但机会主义者必须牢牢记住：在进行种种政治活动的冲突中，人们在精神上激发出各种各样的强烈感情，形成道义上的联系；一个政党领袖仅仅像工程师那样使他的手段适应其目标的需要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是追随者们的导师，部落中人的首领。他激发人们从内心产生的忠诚，并且必须问心无愧地享有他们的忠诚。这一点正是皮尔所没有做到的。由于他缺乏深谋远虑和行动上的一贯性，“保守主义”所受的损失超过了他卓越的实际工作能力所获得的好处。
皮尔在保守党内的地位由德比和迪斯雷利接替。在他们的领导期间，“保守主义”遭到了第四次大打击。1867年户主选举权的通过所招致的毁誉，同废除谷物法所引起的后果不相上下。然而，迪斯雷利的动机和性格与皮尔的不同，就像人们的动机和性格很可能各不相同一样。迪斯雷利根本不是缺乏远见，而是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足以辨别当时的主要趋势和动向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他既是讲究实际的策略家，又是理论家。1867年的错误不在于他没有看出民主运动的性质，也不在于他过分顽强地力求抗拒这个运动，恰恰相反，倒是因为他不顾本党先前的态度和旧日的传统，迫不及待地在舆论提出要求之前就扩大选举权，结果就使“保守主义”情绪遭到了中伤。他走得太快，而皮尔却走得太慢。他预料到民主制度最后必将建立起来，但他过分低估了那些胜过改革家和“挫败辉格党人”的保守党人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损失。这样，由于他的想法同那曾经打动过皮尔的想法几乎相反，他陷入了言行不一的有害境地。1868年和1880年两次选举的灾难，无疑是他曾诱导我国向民主制度大步迈进的结果。也不能把这两次选举中间的1874年选举的成功说成是一种补偿。同1886年和1895年的选举不一样，1874年选举的结果只是击败自由党，而没有使该党的情绪趋于低落。在1874年，无论是托利党还是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保守派和帝国主义派，都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足以弥补格拉德斯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执政期间所蒙受的损失。
现在我们过分接近于涉及当代的政治论争了，而这种情况在预定要进一步作历史考察的书里是不适宜的。密切注意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到现在这一个世纪的学者会看到，在这段时期的前期和后期，王党主义、自然的守旧倾向和帝国主义这些力量在保守党内部都起了作用。他将看到，该党在这整个世纪里坚决主张捍卫教会和维护人民的宗教生活；它维护财产权和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反对革新；它尊敬并在必要时捍卫国王和宪法。保守党人不像早期的自由党人那样厌恶乞求权威的助力，他们致力于通过立法手段来改善贫穷阶级的苦难，并在这个方面胜过他们的对手。最后，从1793年法国战争爆发到1902年签订弗雷尼欣和约，我国的大国地位和权力在保守党人当中找到了它们的坚贞不渝的优秀战士。
在这本书的其余几章，我们将讨论“保守主义”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一些更为重要的争论。要详尽地评述这些讨论所涉及的极其广泛的范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所能做到的不过是约略的概述罢了，但我们希望这种肤浅的评论不至于使那些渴望估计“保守主义”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价值的人感到索然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