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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思想究竟从英国历史哪一个确切日期开始，也许很难断言。早在英国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天生的守旧思想就已普遍存在。在撒克逊人、诺曼底人和普兰塔吉尼特家族
统治时期，每个人都是守旧分子，因为每个人都怀疑未知的事物，每个人都喜爱熟悉的事物。进步是非常缓慢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论什么言行总是披上守旧的外衣。反对英王约翰
的贵族们声称，他是侵犯臣民权利的革新者，而《大宪章》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把政体结构的改变说成好像就是维护和恢复某种更古老和更纯粹的传统，这种做法在我国的全部历史上一直保持不变，并且在目前的各种争论中都可以看到。尽管它好像是一种幼稚而虚伪的借口，它却突出地说明英国人的守旧情绪的力量，因此，向他们推荐新事物的最好办法是使他们相信这是恢复旧事物的活力。如果说这种情绪甚至现在仍然是强烈的，那么它在中世纪就是压倒一切的了。因此，在宗教改革之前，要在政治上识别守旧倾向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当时没有那种倾向，而是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倾向了。守旧思想好像尼罗河那样发源于一个无法确定其面积大小的浩瀚的湖泊，谁的眼睛都无法看到它的边缘。
当我们探讨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把守旧倾向看作一种明显的力量。人们的思想一旦开始受到这个动向的影响，他们就立刻掉进熟悉的范畴。极端的革命派是有的，但没有多少追随者，反而受到普遍的非难。那时的英国和现在一样，是一块对革命抱敌意的地方；激烈的再浸礼教徒像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没有什么势力。此外还有一个反对一切让步的顽强的罗马天主教派；他们虽然比革命派强大，但仍然是个微弱的少数派。这两个提出意见的主要派别同样都迫切要求改革，但仍然真诚地尊重天主教教会的信仰和组织。当克伦威尔
和后来的克兰默等较进步的人投入要求改革的潮流并在这个潮流的冲刷下远离旧的信仰时，托马斯·莫尔爵士
和诺福克公爵这样一些守旧派尤其害怕脱离古老的信仰体系，而不希望实行改革。英王亨利八世
在发表意见的运动中扮演一个并非不常见的角色。他企图利用要求改革的呼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天主教教皇不允许教会的一般神学教义有任何改变，而亨利八世则力图牺牲教皇的利益来加强国王的权力。他在一生中历尽艰辛，终于获得了成功。然而，这个使教会既不是天主教派也不是改革派的独特计划，并不比他的寿命更长。在爱德华六世
和女王玛丽
的统治时期，不存在这样的妥协。改革运动的全部力量显露了出来，改革者同他们的反对者在争论的整个领域中进行了斗争。这场冲突胜负未决，每一方的激烈行动给对方帮的忙比对方通过直接的努力所能取得的还要多。我们现在所说的“盛衰消长”是能起很大作用的。这两派都受到强烈的和彼此冲突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但是，人民群众似乎向来具有一种中间的性格，这种性格讨厌那些比较自信的争论者的激烈行动，并把憎恶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这是温和改革者的机会。伊丽莎白
在紧急的关头登上了王座，她的信念和脾气使她正好适合这项任务，完成了一次较有正当理由的新妥协。她成功地控制和限制了宗教改革，她的成功影响了其后的全部政治历史，对今天的政治也绝非没有影响。
伊丽莎白像亨利一样，并不完全同情互相斗争的两派宗教的任何一方。但是她的观点不像他的观点那样有明显的特性，而具有真正中间的立场。她的同情不能说是偏向新教，然而环境却使她成为新教一派的领袖，迫使她非依靠新教教徒的支持不可。所以，她在不承认教皇权力和抵抗西班牙国王的同时，力图把新教运动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范围之内。在否认罗马教皇权威的同时，她力图在教会中保存天主教的信仰和组织。因此她同天主教徒和较进步的新教徒都不太融洽。作为一个典型的守旧改革者，她必须在两方面作战。对于天主教徒一边，她坚决予以反抗；对于清教徒一边，只要她的胆量允许，总尽量少作让步。她同天主教徒斗争时主要依靠她在教会中的优越地位而得到她的议会和清教徒的全力支持。她大力地、有时残酷地行使她的权力，从而压制了天主教徒，但她也不顾日益强大的清教徒派的种种努力，仍然使教会保持她认为属于天主教真谛的那种特色。当教皇的行动迫使天主教徒脱离教会，成为反对王权的造反派时，上述的做法就越来越困难了。天主教徒因被怀疑为教皇和西班牙的叛逆的朋友而失去了势力；伊丽莎白得不到多少独立的道义支持，只好单凭她自己的权威来抗拒清教徒。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当新教运动在教会内没有取得更长久的进展时，最极端的清教徒就退出教会，开始组成独立教派。这样，伊丽莎白就已经强迫教会遵循她所选择的中间道路。然而这个伟大的成就却使教会陷于危险的境地。它终于同一个集中改革运动全部力量并日益壮大的强大教派发生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教会不得不把成功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王的权力上面。国王是保护者，而教会是被保护者。其结果自然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教会颂扬作为保护者的国王，而国王则用严厉的惩罚来强迫人们信从教会。这次斗争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开始，并日益激烈地继续下去，直到它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大叛乱。那时清教运动既倾覆了教会也倾覆了国王。但是，它的成功又把它自己毁灭了；教会和国王一同卷土重来，比以前结合得更加紧密，并获得一批在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立场明确的反改革派清教徒的支持。这就是教会和国王的一派，即王政复辟二十年之后人们开始称之为“托利党”的党派。从此以后，托利党的保守原则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之一，是现在汇集在“保守主义”旗帜下的各种势力之一。
托利党主要是个教会党派。在他们看来，甚至国王也处在第二位。当詹姆斯二世
强迫他们在他和教会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情形就是如此。一旦知道国王决定要推翻教会和重新推行天主教时，托利党的广大群众就立刻积极帮助革命，或者至少抱消极的态度暗地里赞成革命。他们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詹姆斯被推翻了；但是当他被废黜的时候，托利党人有很大一部分开始后悔。教会和国王的长期联盟产生了一个思想和教义体系，这个体系迫使教会的支持者顺从一位合法世袭国王的神授权利。有些托利党人拒绝宣誓，成为拒绝宣誓效忠者和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另一些托利党人则羞惭和丢脸地承认了新的君主。这时就要为伊丽莎白的政策付出代价了。她曾运用王权使教会保持反清教的性质，从而使它依赖于王室。教会和国王就这样联合起来进行了一百年的艰苦斗争；当他们战斗、失败、再兴起的时候，占优势的反清教的国教信徒已越来越相信，领导他们去反对其敌人的君主是根据神授的权利来统治的。这就是托利党人在查理二世
统治后期取得完全胜利时的立场。但是，詹姆斯二世由于拒绝接受英国国教的支配和提高了天主教教义的地位，暂时破坏了托利党的原则基础。托利党人在愤怒之下把他拉下马来，但结果是发现他们自己陷于分裂和丢脸的境地——交替地受到叛逆或失节的玷污，苦恼地动摇于事实上的加尔文派国王和法律上的天主教国王之间，动摇于利用国王合法权力使国教教会成为自由主义教会的威廉
和企图利用比国王合法权力大得多的力量使教会遵从天主教教义的詹姆斯之间。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他们分裂为宣誓效忠和拒绝宣誓效忠两个派系：前者由于抛弃他们从前的合法性和君权神授的原则而丧失了信誉，后者则多少受到反叛阴谋和周围的密谋和暴力气氛的感染。托利党暂时还没有完全垮台。威廉不愿完全听从辉格党人的摆布，并且尤其是在开始时还向托利党人表示过极大的支持。在安妮女王
统治的时期，出现了托利党的复兴，因为她本人在忠于英国国教这一点上是个典型的托利党人。但是托利党人仍然遇到严重的困难。他们必须冒叛逆的风险，而他们的辛劳毕竟只能得到一个遵从天主教教义的国王；或者他们必须放弃他们从前的关于合法性的传统原则，服从一个完全不同情他们教会的德国路德派教徒。在乔治一世
即位的时候，托利党的保守原则衰落了半个世纪之久；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仍然是国民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虽然它暂时还说不上是个正式组织起来的政党，但在实际事务中仍然是一股力量，还有可能卷土重来。
那些按比较严格的意义来说必须被称为保守的势力，这时在宗教改革和大叛乱的斗争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保守主义是分散的，没有组织成为任何独立的党派。虽然伊丽莎白的政策导致托利党保守原则的发展，但她本人与其说是托利党人，还不如说是一个守旧分子。她厌恶革新，但并不希望提高教会的地位。另一方面，詹姆斯一世
和查理一世
则是托利党人。他们主张提高教会和国王的地位。他们从保守感情方面得不到什么支持，而在法学家甚至乡绅看来，他们是要改革旧政体的。一方面海德
和福克兰处于显然是保守的地位，反对斯特拉福德
和劳德的改革；另一方面有议会领袖们的激烈行动。大叛乱的结果以及军事统治所引起的极度不满，即将把守旧倾向推到托利党一边。1660年的复辟是守旧思想的胜利。这与其说是君主专制的复辟，还不如说是对清教教义和军事专横以及对教会和政府的一切新事物的全面拒绝，而赞成旧有政体的熟悉形式。从这时起到法国大革命带来新景象时为止，我们可以并不过分地说，守旧倾向在英国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上文已经指出，守旧倾向仍然是分散的，没有组织成为任何具体的党派。在近代以前，可以发现按严格的意义最接近于保守党派的，是那些“骑墙派”。但是，他们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势力实际上只限于哈利法克斯勋爵一人。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统治的时期，守旧倾向的力量更为分散。它渗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队伍，这些人为了想使政体的一切主要轮廓原封不动而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论争根据。这两个党派确实都有一些变革的愿望，但这完全是次要的。在国王的权力袒护天主教教义以前，托利党人是希望提高国王的权力的。辉格党人反对提高国王的权力，并宁愿在保护臣民和议会的权利方面求得开展。但双方都害怕基本改革这类的事情。革命以后，辉格党在英国历史上起着巨大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很难用抽象的方式来说明它的原则。它肯定同托利党一样保守。这两个政党都谈不到进行广泛的改革。当辉格党人在其使君主政体符合他们向来所坚持的原则的基础上已经确立了新的君主制时，他们不再反对王权了。除了派系感情和个人野心之外，他们不再有采取政治行动的生气勃勃的动机了。他们确实还有抵制詹姆斯二世拥护者的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1745年的叛乱之后，这种意图对于一个政党的健康生命来说是不够的。因此，在乔治三世
即位的时候，托利党和辉格党都处于最低潮，尽管这是按不同的意义和根据不同的理由来说的。
乔治三世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也许受到了过于严厉的评论。他们用他并不想要遵从的标准来衡量他，并且不适当地注意他的真正的品质和成就。他不是一位堪以维多利亚女王
为其伟大榜样的现代类型的立宪君主，也不是一位旧式的国王，而是实行统治和治理的个人统治者。这一类的君主如果不是在威廉三世逝世时，就是在安妮女王逝世时就告结束了。乔治三世也不是像他祖父和曾祖父那样在辉格党人赶走斯图亚特王朝
的过程中起了不光彩作用的外国人。据我所知，我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的国王；他是一个政党领袖。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把他同罗伯特·皮尔爵士
或比康斯菲尔德勋爵
相比拟，而不应把他比作威廉三世或维多利亚女王。他是个政党领袖，并像所有的政党领袖那样绝非总是有成就的。然而，如果把他一生的全部经历综合起来观察，我们就必须承认他在政党领导人员的纪录中居于很高的地位。他根据维护教会和国王这个在本质上属于托利党的旧日原则来恢复托利党，虽然这时所强调的不是教会而是国王。他以皮尔和比康斯菲尔德所不能企及的耐心和聪明使名义上由诺思勋爵
领导而实际上由他自己领导的政党掌握权力。美洲战争的惨败使他暂时失势，但福克斯
同诺思之间的联盟却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另外他由于同我们不妨称之为辉格党内的反对派皮特
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取得了更持久的第二次胜利。他只是在这第二次执政期间才不是该党的首领。虽然他在党的一些委员会里还保有巨大的影响和权威，但他服从皮特的领导。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观察，那么，乔治三世的经历就比我们把他同其他国王等量齐观时显得较为易于理解、更有趣味和更值得钦佩了。他所完成的工作不是微不足道或毫无价值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福克斯的党在法国大革命改变政治论战的面貌时就已取得优势，英国政治的全部历程就一定是另一种样子了。
在我们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把另一个在现代保守党中发挥作用的因素追溯到它历史上更远的时候。除了纯粹的守旧倾向和托利党的保守原则之外，保守党内现在还有第三股力量，虽然它没有令人满意的名称，但它的作用却是众人皆知的。它有时被称为“帝国主义”，有时被称为“侵略主义”，或者被人用一种迂回的说法称做“对强劲外交政策的支持”或“对帝国事务的深切关注”。由于有了这种想法，人们把目光避开国内的冲突（不论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冲突，还是教会和独立派之间的冲突，或者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冲突），专注于整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所能起到的和应该起到的作用。有时，这种对我国在国外的势力和活动的关切是由于害怕外国侵略和必须为国防预作准备所致。毫无疑问，这种看法部分地是由于害怕受到攻击而产生和加强的，但它并不限于防御。爱国主义所引起或表达的强烈的集体人格感，同一个个人的人格感一样，力图表现它自己，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操纵和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这种看法大体上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宗教改革和大叛乱的严重冲突使英国人在外交上不愿过多地关心国防以外的事务。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爱国情绪集中在反对西班牙的问题上，而伊丽莎白本人的过分节约也阻止了庞大军事力量的建立，并倾向于制定一种比许多新教徒希望采取的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软弱得多的政策。只要她能够做到，她总是力图避免采取欧洲新教领袖的立场，使英国的政策保持在英伦三岛的范围之内。干涉苏格兰和防御西班牙就是她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在詹姆斯的统治下，苏格兰已不再对英国各部分的合并持冷淡态度，并且他同议会的冲突使他不能用很多精力参加三十年战争
的激烈斗争。同样的原因促使查理的活动更加严格地限于英国的国内事务。克伦威尔恢复了对外干涉政策，并且比亨利八世以来的任何一位国王都更真实地追求我们现在应当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那种理想。但是，克伦威尔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同他组织一支强大常备军的情形一样，违背了英国人民的意愿。托利党人尤其不赞成有关建立庞大军队的任何做法。保卫英国海岸以防侵略是他们唯一希望做到的事，因此他们主要是想依靠海军来巩固国防。对法国优势力量的恐惧逐渐迫使英国舆论倾向于赞成更多的军备和更积极的对外政策。威廉三世全神贯注于欧洲斗争，认为英国王位的重要价值在于用来打败路易十四
，但甚至在1688年以后，他也感到难以使他的议会和人民赞成他关于在大陆保持英国势力的坚决主张。不过，辉格党人却基本上支持他的看法，积极的对外政策的传统在威廉三世倡导下开始成为辉格党基本政策的一部分。在安妮女王执政的后期，托利党政府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英国”政府；乔治三世在位期间，老皮特的倒台和巴黎条约的愚蠢让步标志着托利党的复兴。继威廉之后，皮特是第二个重要的帝国主义者，他本人就是个辉格党人。我们也不能认为乔治三世坚决维护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的权利是一种有缺点的和不明智的帝国主义。他这种做法毋宁说是一项武断的决定，其目的在于加强国王的权威，使其很自然地同提高王权的总的愿望相结合。虽然小皮特
是真诚盼望和平的财政家，但他充分继承他父亲的传统而使他的对外政策成为强有力的和积极的政策，尽管往往显然缺乏手腕。福克斯强烈反对积极的对外政策，这无疑突出了皮特在这方面的政治影响。帝国主义成为近代保守党信条的一部分，这也许是由于皮特和福克斯互相抗争的缘故。
我已经探索了近代“保守主义”所有形成的种种因素，直到它们结合起来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模样为止。但是，“保守主义”的出现归因于法国大革命。天生的守旧思想、托利党的保守原则和帝国主义影响了某些政治家，或者分布在社会公众的心中，但是在1790年以前，还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保守党，甚至也没有出现任何类似用保守主义理论有意识地团结起来的组织。事实上，这个名称是在四十年之后才被人创造出来的；但是从1790年起，由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的影响，英国的全部政治活动就分为两个部分；那些断然反对革命运动的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保守党。在缔造和领导“保守主义”运动中，有两个人具有显著的影响：一个是皮特，另一个是柏克
。皮特是带头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实际领导人，而支持他的是乔治三世的托利党保守原则、柏克的天生保守倾向，以及以皮特本人为其最杰出代表的争取英帝国大国地位的热情，这三者结合起来，在把革命的法国看作教会和国王的敌人、秩序和安定的破坏者、英国的大国地位乃至其安全的大敌而加以对抗的活动中发挥了作用。柏克成为阐明“保守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大师，他以非凡的修辞才能倾写出反对革命信仰的篇章，赋予“保守主义”运动以哲学信条的尊严和宗教十字军的热情。
一般人认为柏克是个辉格党人，皮特是个托利党人，但这确实是严重的误解。柏克一辈子都具有守旧倾向。他早年是个反对提高王权的辉格党人。然而，像他之前的海德一样，他固然仍旧具有守旧倾向，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从辉格党转向托利党方面；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发表之后，我们必须把他看作托利党人而不是辉格党人。不错，他本人对这种责难感到极大的愤怒，并声称他是辉格党人。如果这样的申辩是指1688年的旧辉格党人也会像柏克一样憎恶法国大革命，那么它无疑是无可反驳的。但这不过是说，倘若从前的辉格党人碰上了法国大革命，恐怕他们也会同柏克一样变成托利党人的。托利党人的主要特点是在有关教会和国王的争论中站在国王和教会方面。直到1790年为止，只要国王和教会的地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柏克总是攻击而不是维护它们；但在1790年之后，他就始终一贯地站在教会和国王一边了。
另一方面，皮特在同法国人的原则发生冲突的紧张气氛下，远不如柏克来得活跃。他以前不是像柏克那样坚定的辉格党人，这时也没有变成一个像柏克那样坚定的托利党人。也许说明这个问题的可靠方法是：皮特始终不像柏克那样具有浓厚的守旧倾向；当柏克从信奉辉格党原则变为信奉托利党原则时，向来作为他主要政治信仰的守旧倾向就同他的托利党保守主义热情结合起来；而皮特在许多方面倾向于政制改革，在采取反对革命的立场时比较有节制和有较多的自我克制。柏克的守旧倾向确实是一种放纵的热情。当他反对乔治三世进行美洲战争的时候，这种热情驱使他同情自己国家的敌人，达到令人作呕的程度。当他对法国革命的原则感到恐惧时，这种热情又驱使他写出了《论弑君而取得的和平书简》这样一种才气横溢的文章。他从来不是个帝国主义者。他通常并不缺乏爱国热忱，但他对自由和秩序的事业比对英国的大国地位和权力关心得多。他是美国的朋友，因为他相信美国的事业就是自由的事业；他是法国的敌人，因为他相信法国的事业是混乱和敌视宗教的事业。皮特却有所不同，他一贯抱有英国应在海外占据大国地位的崇高想法。他倾向于和平，但他总是准备以饱满的精神和勇气来维护英国的权威。近代意义的“保守主义”正是在这两个人的影响下诞生的。
把某一天确定为“保守主义”的诞生日期是很形象化的，也不是不真实的。在1790年5月6日，下议院召开委员会会议，讨论一项叫做魁北克法案的法案，其目的是要在加拿大确立一种政制；按照那个时候的程序，提出“逐条宣读法案”的问题是符合惯例的，但柏克站起来开始发表一篇经过精心推敲的关于法国问题的演说。人们当然抱怨柏克在个别人提出程序问题时采取这种做法不符合会议规程。在略加讨论之后，谢菲尔德勋爵按照那个时候的做法提议说，“在下议院讨论问题时发表关于法国政制的演讲和宣读法国情况的叙述，是不符合常规或条例的。”毫无疑问，柏克因为这种干涉阻止他发表一篇经过精心准备又兴致勃勃的演说而大为恼火，这是在议会发表过演说的任何议员所容易理解的。我们可以设想，他认为他的重要地位和才华应该使他有权为所欲为。所以，当福克斯在关于程序的动议重申他赞成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并批评柏克的一贯态度以及他过去的一些言论时，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爆炸事件。柏克极其激动和悲伤地抱怨他所受的待遇，谴责福克斯刻薄和残酷，并且宣称，虽然他在下议院没有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又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排斥和污辱，他仍然尽了责任，并且为了国家的利益准备做一个自愿的牺牲者。他抛弃了福克斯的友谊，断绝了同他的政党的一切合作。向来团结政治朋友的亲密而情深的个人关系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破裂，表现出当时正在奔流的舆论潮流的力量。从此以后，英国政治生活的真正分歧，一种足以割断朋友关系的深刻分歧，显然将与新的法国原则有关。从此以后，人们必须赞成或者反对由法国大革命第一次惊人地表现出来的运动，也正是在柏克大声疾呼，说他为了国家的安全已经牺牲了私人友谊的时候，可以说“保守主义”就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