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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一部分产生于人们所具有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人们熟悉的事物仅仅因为其习以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容易被接受和容忍。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宁可相信经验而不相信理论的这种心理，根深柢固地存在几乎一切人的心中，并且表现在下面一些往往被人引用的格言里：“看清楚以后再跳”，“手中一只鸟抵得上林中两只鸟”，“一盎司事实抵得上一磅理论”——这些都是表示一种几乎普遍存在的守旧情绪的谚语。绝大多数人初次见到新事物时总认为它是花样翻新，不是无用便是危险的。这些新事物使那些初次想去理解它们的人感到畏惧、烦躁、疲劳和困惑。人类的天性对它们是不敢接近和不耐烦的。人们觉得他们生活在神秘莫测的环境中；他们居住在世界上，就像儿童居住在黑房间里一样。从看不见的精神世界而来的危险，从别人的难以理解的情感而来的危险，从自然力量而来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萦回于人们的心头，使他们害怕那些由经验证明至少是安全而又可以忍受的事情会产生什么变化。变化不但是可怕的，它也使人疲劳。当人们试图去了解和判断一项新计划时，这种努力总要消耗精力，使他们不堪负担。判断力和识别力在他们内心发憷。为什么抛弃安全的已知事物而去追求可能有危险的未知事物呢？没有人会疯狂到不经周密调查研究就冒风险的地步。这意味着困惑不解，精疲力竭，思想混乱，意气消沉。为什么不听之任之呢？为什么不安之若素而自讨苦吃呢？为什么不保持安全而要仓促地临危涉险呢？“我以前处境很好，”在常被引用的一个意大利人的墓志铭上刻着，“以后我会更好的；因为我呆在这里。”
这种考虑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迫切而有力的。我们每天都受这些考虑的支配。清早邮递员给我们送来一份创办一家公司的发起书，里面列举有吸引力的投资条件。然而我们并不向它投资。我们知道这一类的公司往往是靠不住的，它们提出的条件是骗人的。我们并不知道这家公司有什么优点，要了解它又太麻烦。我们对现有的投资已经心满意足了。为什么要改变呢？不去理睬它还是比较聪明的。现在我们拿起一张报纸，看到一种医治我们所患疾病的药品的广告，但是我们不去购买。这些药物往往是无效的，有时还有危险。我们的医学知识太少，以致我们无法判断这种药品究竟是真正的良药，还是有害身体的骗人假药。我们习惯于采用另一种疗法，虽然它确实不够完善，但还不错。为什么要改变呢？不去管它是比较聪明的。在同一张报纸上，我们读到一篇关于飞机失事的报道，说是飞机驾驶员牺牲了。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件莽撞的事情；人们怎能那么粗心大意去冒这样的危险呢？换了我们，非到将来对这些机器有了丰富得多的经验时决不想去驾驶飞机。我们不知道飞机是怎样开动的，也不知道它们的优缺点，我们也没有工夫去研究那一套。目前，飞机显然是危险的。我们决定把开飞机这件事抛开，乘一辆公共汽车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够快的了。其他许许多多的事例也是如此。谨慎小心的普通人不相信那种未经自己的经验测试、也不知道别人的经验业已测试并发现是令人满意的事情。他宁可选择他所熟悉的、即使不完善的东西，也不选择未经测试的新东西，尽管那种东西可能是很吸引人的。这是他从幼年起就一直留在脑际的印象。那篇关于一个小姑娘因玩弄火柴而被烧死的童话，只是表明对陌生的事物持怀疑态度是聪明的。
不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怀疑陌生事物是一种最简单的谨慎问题，这样的怀疑却可能存在于妨碍一切进步事业的非常极端的形式之中。中国人就是这样。他们有很长一个时期认为西方世界不过是洋鬼子的领域，现代科学的发明只是魔鬼的妖术。地下的采矿机器会激怒住在那里的龙。火车或电报可能会触犯鬼神。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对陌生的外国人和他们生活习惯的恐惧，对陌生的精神世界及其被认为可憎的新奇事物的恐惧——这些恐惧长期阻碍了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妨碍着中国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进步。异常明显地适用于对中国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对一切未开化民族以及甚至文明社会中那些无知的或怀有偏见的人们的描述。在这样一些人中间，对陌生事物的怀疑是严重的。火车在它初次传入英国时所引起的恐惧就是各人所共知的例子。工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工人往往用一种难以克服的固执态度来反对新机器、新工具或新的工序。聪明人不会过分轻信他们自己懂得经验教训之外的事情，然而他们这种稳健的审慎态度也可能发展到野蛮人和笨人那种异常迟钝的怯懦和淡漠的地步。严格地说，这是个程度问题。不论科学、行政管理技术或社会生活方法的进步，都需要某种推陈出新的意愿。然而，如果那种意愿是粗心大意的和任性的，那就难免造成祸害。既要有进步和创新的愿望，又要对未经尝试的事情有所怀疑以及对陌生事物的潜在危险有所忧虑，并把这二者协调起来。智慧渴望进步的心情不如不怕新鲜事物那样强烈；也不是害怕新鲜事物以致安于现状而不求进步。希望进步和害怕前进的危险这两种心情在表面上是矛盾的，而在实际上却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的。从议会到汽车，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克制守旧思想是稳妥地和有效地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不论就议会或汽车来说，制动器是安全所必需的。不但为了防止做蠢事，而且为了指导和调节明智的计划，并使前进的步伐不致变得糊涂、狂妄和有害，节制都是必要的。进步依靠守旧思想来使它成为明智、有效和切合实际的行动。如果没有守旧思想，进步就纵然不是有害的，至少也是徒劳的。蒸汽的膨胀和汽油的爆炸，只有当它们被装在罩壳箱里的时候才有用处。没有枪杆，子弹等于废物。一个人只有强烈地意识到在探索陌生事物时所要遭遇的危险并抱着这样的观念控制他前进的愿望，他才有可能作出明智而有效的进步。
除了对陌生事物的怀疑而外，天然守旧思想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比较重视惯常接触的事物，因为习惯确实已经使我们的本性与之同化。人类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因此，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不是别的缘故，他们才喜欢自己所习惯的事物。爱好其熟悉的事物和怀疑陌生的事物，这两种心情是经常地协同发生作用的，并且容易互相混杂，但它们又确实是有区别的。对于所熟悉的事物的爱好在个人生活习惯上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例如饮食、家具、服饰或宗教信仰就是如此。关于教堂的礼拜仪式，你可以看到守旧思想的两个因素都非常明显地起着作用。宗教仪式的革新引起怀疑；那种革新即使事实上不可能同罗马天主教神学有关，也被认为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但是，宗教仪式的改变也很伤脑筋，只是因为我们对它不习惯，因为它把不熟悉的事情代替了熟悉的事情。谁都知道，按照不熟悉的曲调唱熟悉的赞美诗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是由于怀疑陌生事物而引起的。我们并不担心新的曲调有什么未经检验过的危险。但是我们的耳朵希望听到旧的曲调；我们盼望获得习惯的感受，而新旋律的每一个音调都使我们失望，几乎带有极不调和的响亮的声音。然而，习惯力量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服装方面。最使人感到不舒服的，莫过于自己穿着不常见的服装或者别人穿着不常见的衣服了。结果，关于服装的问题甚至最进步的西方民族也十分保守。我们确实谈论妇女服装式样的迅速变化。但事实上这些变化只出现在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任何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困难的，只有非常缓慢地和逐步地形成。赞成穿开岔裙子的论据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它们抵挡不住来自习惯的强烈反抗。如果一个妇女当众穿着印度人的服装或古罗马妇女的服装，人们就会认为她是闹着玩儿，要不然就认为她精神失常。在男子当中，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了。健康或美观的考虑都不足以突然改变男子服装的固定习惯。艺术家们认为十五世纪的服装是美观的；耶格医生发表过一本以卫生原理来设计的服装图样。但是除了开玩笑之外，如果有人当众穿着十五世纪式的或耶格医生设计的服装，人们所得的总的印象是他精神失常，其结果就会严重地危及他立遗嘱的权利，甚至还可能危及他的个人自由。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由于穿了不常见的衣服而竟然能够克服心理上和生理上所感到的难受，这在正常人看来恐怕是难以置信的。尽管更艺术化或更合乎卫生原理的不常见的服装很可能同平常的衣服一样舒适，它的新奇式样却使它不受欢迎。由于适应性的作用，人的本性喜欢习以为常的事物，不能毫无痛苦地突然抛弃原有的习惯。
如上所说，这种爱好所熟悉的事物的心理，在有关个人习惯的问题上起着极其强劲的作用。但它在政治上并非没有影响。一个国家的惯常制度之所以有极大的力量，完全是因为这些制度是人们所熟悉的。即使共和政体根据其他的理由可以接受，大多数的英国人也不会乐意接受这种政体，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君主政体了。有些政治上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普通公民的个人习惯。推行普遍兵役制的最大障碍也许是为了执行这种制度，许多人不得不顺从它对他们的惯常生活方式的干预。
在这一章里，我已企图把天生的守旧思想作为人类的心理在各种事情上而不仅仅在政治上普遍地起作用的倾向来加以考察。在我们联系其他动机，例如作为本书主题的混合的政治“保守主义”，作进一步的探讨之前，很重要的是我们在开头就应该对于可以称之为纯粹形式的守旧思想这种心理倾向具有清楚而鲜明的概念。出于同样的意图，我们不妨简略地考察一下守旧思想对于除政治以外人类进步的某些方面的重要意义。
我们已经指出，虽然乍看起来守旧思想似乎是同进步直接对立的，但它却是使进步变得稳妥而有效的一个必要因素。守旧思想的审慎态度必须控制追求进步的热情，否则就会招致祸害。人们在整个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首要的、虽然确实不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正确的比例来调和这两种倾向，既不至于过分大胆或轻率，也不至于过分慎重或迟延。在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中，这种使进步思想和守旧思想相调和的工作或多或少是容易做到的。我们也许可以说，凡是用实验方法取得长足进步的地方，最容易达到这种调和。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在机械学以及在医学和外科学中，人们所遇到的大多数困难和所解决的大多数问题是在避免或限制潜在危险的人为条件下出现的。化学家在他的实验室里小心谨慎地进行小规模的实验；外科医生在给活人动手术之前先解剖尸体，在给人做手术之前先给动物做手术；机械师在按照设计的尺寸制造机械之前先制造施工模型和进行试验。在这些问题上，每一步骤都尽可能在冒危险之前就用实验方法进行试验。这样就可排除未知事物的大多数使人胆战心惊的因素，虽然还可能遇到一些危险（例如在目前的航空事业中）。起作用的性格多少带有一点鲁莽或审慎的成分，然而就整个来说，这种差别不致使人认为重要，我们通常也不说守旧的或进步的科学家、医生或机械师。固然，纯粹由于爱好熟悉的事物而产生的守旧倾向对于这些人是确实起作用的。当我们谈到一个旧式的医生时，我们就有这种想法。但是这句话通常含有责备的意思；这是因为，如果爱好熟悉事物的目的主要或全然是为了满足熟悉事物爱好者的愿望，那么，那种心里不过是含有一种无可厚非的动机罢了。如果所涉及的问题像医治病人那样有着明确的得失，那么，它就不同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而是一种不该有的动机了。如果一个医生仅仅因为不习惯甚或因为他的病人不习惯而不使用某种新的治疗方法，那么他就是个坏医生。这是众所公认的道理；要是因为爱好熟悉的事物而影响医学或自然科学，那么，这种爱好也就是一种说不过去的和不光彩的动机了。从表面上看来，守旧和进步这两个倾向在人类的这些活动领域中是相互协调的。
美术和文学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验的研究方法在这里肯定不是进步的秘诀。但它究竟是什么，却不容易说清楚，甚至是不可能说清楚的。文学和艺术的进步有赖于我们称之为鉴赏能力、才华和天才这样一些不可捉摸的品质。可是这些名词只表示一些含糊的观念。我们谁都不知道什么是鉴赏能力和天才，虽然当我们看见它们时我们自认为能够认识它们。甚至我们关于才华的看法也是不很明确的。至于鉴赏能力、才华或天才究竟如何产生，我们就更加茫无所知了。它们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由于它们的出现或缺如，艺术和文学的发展就有高潮或低潮。我们说不出其中的原委。我们不能使它们产生；我们甚至不能预料它们会出现。对我们来说，它们是一种精神境遇，可能碰巧是好的也可能碰巧是坏的，但它们始终不受我们的控制。因此，它们没有自然科学那样稳定的动态。文学和艺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个别的艺术家或作家，并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那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某一个很快就消逝的世代或时期的鉴赏力水平，所以，在最近四个世纪期间，当科学、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时，要断定这个世界在文学和艺术上究竟有没有取得进步，那将是冒失的。如果我们因此而没有仔细考查艺术和文学的进步情况，我们就不能很好地断定守旧倾向对它的影响。然而，正如在科学领域的情形一样，改变或保持原状的倾向是互不协调的。有时候，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性质变得非常明显。当绘画、音乐或诗歌出现了像在十九世纪那样的革新时，对未知事物的疑虑和对熟悉事物的爱好就立刻活跃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可以被正确地称为、有时确实被称为守旧的批评家。在这些问题上，守旧思想和进步思想之间的协调就并不比它们在政治活动中更为完善。然而，艺术和文学进步所具有的不确定的，暂时的和偶然的性质逐渐发展成为起控制作用的守旧思想，使守旧和进步这二者显然同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类似情况有所差别。
在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范围内，以及某种程度上在精神哲学的范围内，进步的状况同政治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状况较为相似。使进步倾向和守旧倾向相协调是困难的，但又是必要的。在这里，进步不能用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和保证；但进步并不像它在艺术和文学方面那样很不稳定地取决于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的个人品质。它是比较有连续性的，并且在守旧动机和进步动机之间产生一种较为持久的相互影响的现象。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正如在政治活动中一样，使人捉摸不定的动机和倾向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们同单纯的守旧思想和进步思想结合在一起或给予很大的影响，而不是明显的守旧思想和进步思想本身。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所产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对未知事物的疑虑表现为害怕人们可能会拥护异端的意见，甚或会变为对已知的异端结论的厌恶。这种疑虑最普遍产生的作用是维护那些由经验证明为符合基督教信仰的现有结论。然而，不论在什么时期，要是那种被认为有利于异端学说的理论得到人们承认，正统派就会准备欢迎改革并暂时变成“进步”派。事实上他们既不受守旧倾向也不受进步倾向的影响。他们急于想证明一个已经有人颇有卓见地得出的结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探索者。他们好像是研究欧几里得
一项定理的学生一样，知道他们力图证明的真理。他们只希望能够在基督教信条下面注上“证讫”罢了。适用于谈论热爱基督教的人讲的话，也适用于谈论基督教的反对者。这是因为憎恶宗教同热爱宗教一样，主要是一种偏见。他们也埋头于批判的、历史的或形而上学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论证而不是为了发现。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探求真理过程的进展，这不属我现在要研究的范围。但是，指出可以称之为纯守旧动机和纯进步动机的作用所带有的复杂性，还是有教益的。
其所以有教益，是因为政治“保守主义”（这是我的正题）不单单是一种这样的复杂性的结果。政治“保守主义”不是种种纯守旧倾向的结果。它是一种混合物。或者我们倒可以把它比作一条河流，河水由许多小河会聚而成，虽然地理学家只选择其中的一支冠以主要的名称，而把其余各支视为支流。看清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地对政治“保守主义”的历程作一番简略的历史考察。这项考察工作确实不是从它根本的渊源开始，因为那样做即使可能，也会令人感到惘然，而是从远到足以使我们能够看出目前汇集在我们所说的“保守主义”中的几条主流的那一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