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1946年)

这一版除增加新的一章外，不作任何变动地重印了1942年的原书。我为什么在清楚地应该作文字改动的好些地方保留原状的理由是：这本书中论述的问题，改变文字而不改变意思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会引起意思改变了的怀疑。我确认下面事实有一定重要性：不论是过去4年发生的事实，还是评论文章中提到的批评，都没有影响我对形势的诊断和预测，正相反，在我看来，这些业已出现的新事完全证实了我的诊断和预测。新增加的一章的唯一目的是，以这些新的事实来增强旧版本中，尤其是第19章第4节和第27章第5节中所论述的某些论点，并表明目前形势如何符合本书已略述大概的历史哲学。在这个序言中，我准备谈谈某些针对本书所作的(不一定在书刊上发表的)批评，或者应该说某些批评的代表。但我想这么做的目的是，我希望我必须提出的答复可能证明对读者有些用处，并不是因为我从本书所受的待遇中挑剔毛病。正相反，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本书的评论者表达我永恒的亲切和好意，并向它的7种外国语译者的大量的努力，表示我诚挚的感谢。

首先，让我谈谈两个专业性质的批评。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杰出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我下列的命题：本书指述的作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利润有消失的长期趋势。他说，销售努力总将博得它的代价。我不认为我们之间存在任何真正的分歧。我们只是以不同的含义使用“利润”这个名词。已经安定下来从事稳定的日常经营的经济中，仍然需要的这样的销售努力，它和属于企业管理范围的其他每一种活动一样，无疑必须获得它的报酬。但是我把这种报酬包括在管理部门的工资里了，为的是突出并强调我相信它是产业赢利的基本来源的收入，即资本主义秩序给予成功地引入新商品、新生产方法或新组织形式的利润。我看不出怎能否认产业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的资本主义报酬中这个要素的重要性。我认为，随着产业“进步”的日益机械化(研究部门的协同工作等等)，这个要素连同和它一起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地位的最重要支柱，总有一天必定崩溃。

我听到的对本书纯粹经济学论点的最频繁的批评——它有时上升为告诫——是针对许多读者认为是为垄断行为辩护的议论。是的，我真的相信，大多数关于垄断流行的谈论，与目前所有关于储蓄的悲惨后果的谈论一样，只是激进的思想意识，全无事实根据。在心境较轻松时，我偶尔表达比这更强烈的意见，尤其是对以那种思想意识为基础的实际的和计划的“政策”更是如此。但这里，出于专业责任，我只希望说明，读者将在本书中找到的关于垄断的全部论述，最后分析起来，可以归纳为我认为没有一个名符其实的经济学家能够否认的下列命题：

1．垄断定价的古典理论(古尔诺—马歇尔理论)不是全然没有价值的。尤其是当它经过彻底整理以便不但论述垄断收益的即时最大化，而且论述一段时间最大化的时候更是如此。但它要有若干假定才能运用，而这些假定又如此具有限制性，以致使它不能直接应用于现实。特别是它不能应用于目前教学中正在使用它的那种目的，即用以比较纯粹竞争性经济运行的方式与包含重大垄断要素的经济运行的方式。为什么是这样的，主要理由是，这个理论假定一定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在竞争情况下和在垄断情况下是相同的，而对现代大企业极端重要的是，由于它产出数量的巨大，它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比完全竞争制度下同类企业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远为有利，而且必然是这样。

2．当前的经济理论几乎都是管理特定产业机构的理论。但比资本主义管理特定产业结构方式远为重要的是它创造这些产业结构的方式(见第7章和第8章)。而垄断要素必然进入这个创造过程。这一点使垄断问题具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外貌，也使对付垄断问题的立法和行政方法大大不同。

3．严厉攻击卡特尔和其他产业自治方法的经济学家经常断言，任何事物的本身都是对的。但他们没有加上必要的限制条件，略去必要的限制条件就不能表达整个真理。还可以提出其他一些说法，但为了转而谈谈第二类反对意见，我就不提了。

我认为，我已非常注意让大家十分清楚，本书不是一本政治书籍，我并不想鼓吹什么主张。尽管如此，使我觉得好笑的是，有人把“鼓吹外国集体主义”的意图加在我头上。就我所知，这种指责不止一次，虽然不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我提到这件事，不是为了这件事本身，而是为了指出隐藏在这种指责背后的另一种反对意见。如果我不是在鼓吹外国的或本国的集体主义，或者实际上不鼓吹其他东西，那么我究竟为什么写作?根据观察到的事实，煞费苦心地进行推论，而后却不推荐实际的主张，这不是完全枉费心机吗?不论什么时候，当我碰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时，我觉得极为有趣——它正是现代生活中能说明许多问题的一种态度的十分明显的征兆。我们常常计划得太多，思考得太少。我们讨厌有人要我们思考，憎恨不符合我们已经相信或想要相信的东西的陌生的议论。我们蒙着眼睛走向未来，正如我们蒙着眼睛走向战争。这正好就是我想要服务于读者的地方。我真的要使他们思考。为了做到这一点，要紧的是不要从任何特定立场出发去讨论“应该对它做些什么”，从而分散他的注意力，因为这种讨论会独占他的兴趣。分析有它的明确任务，我希望我能履行这个任务，虽然我完全明白这样的决心使我花费大量时间去回答两三页实际结论会引起的种种意见。

最后，这种情形导致我受“失败主义”的指责。我全然否认这个名词适用于一件分析，失败主义指的是只有牵涉行动时才有意义的某种心理状态。事实本身和从事实作出的推论，永远不能是失败主义的，也不能是任何东西的对立面。某一条船正在下沉的报告不是失败主义的。只有收到这个报告时的精神状态才能是失败主义的：水手们可以坐下来饮酒，但也可以冲向水泵。如果有人否定这个报告(虽然它已被仔细地证实)，那么他们是逃跑主义者。此外，即使我对趋势的陈述比原来打算表达的更明确地相当于预言，这样的陈述依然不带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暗示。哪个正常的人仅仅因为他深信早晚总要死去而拒绝保护他的生命?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责难我的两类人：私人企业社会的支持者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倡议者。如果二者都能比他们通常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注定要在其间行动的社会形势的性质，他们一定会得益。

坦率地叙述有不祥征兆的事实，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为必要，因为我们已经把逃跑主义发展成为思想体系。这是我写新的一章的动机，也是我为写了这一章而表示的歉意。那里提出的事实和推论当然不会使人愉快或舒适。但是它们不是失败主义的。失败主义者是对基督教和对我们文明的一切其他价值说了许多好听话却拒绝起来去保卫它们的人——不管他把它们的失败作为预知的结局接受下来，还是把无用的希望当作希望欺骗自己。因为现在是这样的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乐观主义只不过是背叛的一种形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