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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的论证似乎会招来对我显然不利的答复。1928年前的60年中获得的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我把它设想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这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发展的重大意义的一种方法，这样做没有什么能动摇统计学的良心。可是当我意指今后50年实际上可能出现同样年均增长速度时，我显然犯了统计学上的罪行；当然，很清楚，过去任何一段时期的历史产量记录，其本身根本不证明外推法是正确的，
更不用说半个世纪之久的外推法了。因此，很有必要再次强调，我的外推法并非打算预测未来实际产量。除了说明过去成就的意义外，它仅仅想告诉我们一个数量概念：如果资本主义机器在今后半个世纪里重复它过去的成就，可想象它将达到怎样的成就，而今后实际表现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至于能不能期望它做到这一点，回答与外推法本身完全无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现在就必须作一番漫长而困难的研究。
在我们能够讨论资本主义有无可能重复它过去的成就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观察到的产量增长率在什么意义上真正测定了它过去的成就。毫无疑问，提供数据的时期是比较自由的资本主义时期。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充分说明过去成就与资本主义机器之间必然存在联系。为了使人们相信这不只是巧合，我们必须证明：(1)资本主义制度和观察到的产量增长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理解的联系；(2)有了这样一种联系，增长率确实是由于这种联系而不是由于和资本主义无关的某些特殊的有利条件产生的。
必须先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提出能否有“重复成就”的问题。然后第三点就是，有没有任何理由使资本主义机器在今后40年里不能继续像它过去表现的那样运作。
我们将依次论述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可以重新表达如下：一方面，我们有完全可以说明“进步”速度的大量统计数据，甚至严厉的批评者对之也表示钦佩。另一方面，我们有关于那个时期这个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关于这个结构运作方式的一批事实；分析工作根据这些事实已经提炼出专门术语称之为资本主义现实的“模型”的东西，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一幅概括性图画。我们希望知道，那种经济类型对我们观察到的成就是有利的、无关的还是不利的，如果是有利的，是否可以合理地认为那些特征能为这种成就提出适当的解释。尽量撇开技术细节，我们将以常识为根据探讨这个问题。
1．和封建领主不一样，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以事业成功而升起。资产阶级社会是从纯经济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它的基础、梁柱和指向标完全用经济材料制成。建筑物面向生活的经济方面。奖励和惩罚用金钱来衡量。上升和下降的意思就是赚钱和亏本。这些情况当然没有人能否认。但我还想说，在它自己的构架内，社会秩序是非常有效率的，过去所有事实都表明这一点。这部分由于它呼吁、部分由于它创造一种无比简单和有力的动机图式。它提供富裕的指望和贫穷的威胁，它以无情的果断予以实行。凡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充分显示自己、足以使其他社会体制信标黯然失色的地方，这些指望就有力地吸引大多数优秀人才，并把个人的成功等同于经营企业的成功。这些指望不是随便提出的；这里的确存在各种诱人的机会：这场赌博不像轮盘赌，更像打扑克。指望是对有才能、有精力和有不寻常工作能力的人提出的；但是，如果存在衡量一般才能或衡量获得任何特定成功的个人业绩的方法的话，这个制度实际给予的奖励可能远远超过二者中任何一个。它以比激发特定努力所需多得多的惊人的奖赏，给予少数胜利者，从而能以较平等和较“公正”的分配方法更为有效地推动大多数实业家积极工作，他们中有的得到很有限的补偿或者得不到补偿或者还要亏本，但他们还是尽力工作，因为有巨大的奖赏闪耀在他们眼前，他们过高估计了好好干所能得到的机会。同样，威胁是对无能者提出的。可是，虽然无能的人和过时的工作方法有时很快被消灭，有时过一段时间被消灭，但失败也威胁或实际上压倒许多有才能的人，它同样比较平等和比较“公正”的惩罚制度能更加有效地鞭策每一个人。最后，经营的成功和经营的失败理想地清楚，二者都不是嘴上说说的事情。
为今后提到时方便，也为了它在目前讨论中的重要性有一个方面应予以特别注意。体现在私人企业制度中的资本主义秩序以上面指出的方式、也以下文将论述的其他方式把资本家阶层有效地束缚在它的事业上。但它做得还要多。决定在任何特定时间使个人和家庭成为资产阶级的表现条件的同一机制，根据同样条件挑选上升进入该阶级或下降退出该阶级的个人和家庭。决定机能和挑选机能的这样结合并非必然之事。正相反，大多数社会选择方法与生物选择“方法”不一样，它不能保证被选择个人的成就，它做不到这一点，这就形成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在我们研究的另一阶段讨论。就目前而言，我们要做的仅仅是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首先上升进入实业阶级而后在这个阶级里也是一个能干实业家的人，很可能他的能力越强，上升得越快——这完全是因为在那个图式里，上升到一定地位和在这个地位上干得出色，一般说来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回事。这个事实常常被失败者为否定它而进行的自我解嘲的努力弄得十分模糊，这个事实在评价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时比从资本主义机器纯理论里能够搜集的任何东西重要得多。
2．但是，我们从感兴趣的“最理想地挑选出来的一批人的最高成就”中推论而得的全部论证会因进一步的事实而归于无效吗?进一步的事实是：那种成就不是为了社会服务——我们可以说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赚钱，也就是它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在资本家阶层以外，这当然一直是普遍的意见。经济学家们有时反对、有时支持这个意见。在反对和支持中，他们提供了比他们各自达到的最后判断本身更有价值的某种东西，而最后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利益、同情或反感。这些东西慢慢地增加我们的实际知识和分析能力，以致我们今天对许多问题的回答要比以往正确得多，虽然没有我们先辈的答复那样的简洁和彻底。
不必追溯太远，所谓古典经济学家
实际上都持一个见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那些制度工作方式中的许多东西。他们反对地主利益，赞成并不完全符合自由放任主义路线的社会改革——尤其是工厂立法。但他们坚信，在资本主义制度构架中，工厂主和商人争取最大成就的自我利益对全体人民有利。面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观察到的总产量增长率归因于相对自由企业和利润动机——也许他们会提到作为一个条件的“有益的立法”，可是他们所说的有益的立法可能指取消束缚，尤其可能指取消或降低19世纪时的保护性关税。
此时此刻要公正地对待这些见解特别困难。这些见解当然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见解，而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几乎在古典作家所写的每一页上都显然可见。其他种类的有色眼镜同样显而易见：古典经济学家根据他们无批判的理想化的特殊历史条件进行推理，他们无批判地据以引出一般性的结论。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只根据英国利益和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进行争论。这就是为什么在别的国家和别的时代人民不喜欢他们的经济学以致常常不想理解它。但是因为这些理由而舍弃他们的教导是不对的。一个怀偏见的人还有可能说出真理。从特殊事例引出来的命题还有可能是普遍有效的。古典经济学的敌人和后继者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但同样多的有色眼镜和偏见；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设想不同的但同样特殊的事例。
从经济分析家的观点看，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功绩在于他们除了驱除许多其他重大错误外还驱除了这样的幼稚思想，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因为以利润动机为基础，单单这个事实就必然与消费者的利益背道而驰；换句话说，赚钱必然使生产背离它的社会目标；或者最终的结论是，私人利润本身和由它引起的经济过程的扭曲一直是获得利润者除外的所有人的净损失，因此只有使私人利润社会化才能使人民获得净收益。如果我们看到任何有资格的经济学家都不想为之辩护的这些命题和类似命题的逻辑，古典派的反驳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一旦我们看到有意识或下意识地暗示这些命题的所有理论和口号(今天有人再次把这些理论和口号搬了出来)，我们将更加尊敬古典派的成就。让我立即再加上一条，古典派作家也清楚地看到(也许他们有点夸张)储蓄和积累的作用，他们以基本上(或者只是近似地)正确的态度把储蓄与他们观察到的“进步”速度联结在一起。总之，他们的学说有实际智慧、负责的长期观点和与现代歇斯底里呼喊相对照的果敢的气度。
但在实现追逐最大利润的目标和力图做到最大生产成就之间并非必然是互不相容的，为了证明前者必然——或者在大多数事例中——意味着后者，其间还存在比古典经济学家所想的更宽阔的鸿沟。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把二者沟通过。现代研究他们学说的学者从未停止怀疑他们怎么可能满意他们的论证，怎么会错误地把这些论证当作证据；根据后来的分析表明，不管古典经济学家想象力中可能含有的真理分量有多少，他们的理论被看成是一座纸牌搭成的房子。
3．后来的这个分析，我们将分两步来讨论——为了弄清楚我们问题的需要，我们要详加说明。从历史上说，第一步把我们带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步包括科学经济学战后发展的若干情况。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这样做对非专业的读者有多大好处；像我们知识的其他每一分支一样，经济学由于分析方法的改良，它命中注定地远离了使每个受过教育而未受专门训练的人能够懂得全部问题、方法、结果的幸福阶段。但我将尽力而为。
第一步与迄今仍受无数门徒尊敬的两个伟大名字连在一起——只要门徒们不认为对他们中间许多人显然钦佩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表示尊敬是一种不好的形式——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克努特·威克赛尔。
他们的理论结构与古典经济学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虽然马歇尔尽力隐藏这个事实——但它保留了古典派的命题：在完全竞争情况下，生产者对利润的关心倾向于使生产达到最大限度。它甚至提出几乎令人满意的证明。只是在作更正确的说明和证明过程中，这个命题失去许多内涵——当然，命题确实是从运作中出现的，但它一出现就没有力量，勉强存活而已。
在马歇尔威克赛尔分析的一般假设里，依旧能够看出，企业不能够以它们的个别行动对其产品价格或对其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施展任何影响——因此它们为生产的任何增加倾向于减少产品价格和增加生产要素价格的事实而哭泣是没有用的；但企业还将扩大其产量，一直达到为了产量有另一次微小的增加而必然出现的新加成本(边际成本)刚好与它们能为微小增加量获得的价格持平的程度，也就是说，它们将生产不亏本条件下尽量多的产量。这个产量可以表明就是“社会希望”生产那么多的产量。用专业术语说，根据个别企业的观点，在那种情况下价格不是变数而是参数；如果那个地方的情况确实如此，那里就存在所有产量全达到最高、所有要素皆充分运用的均衡状态。这种情况通常称为完全竞争。回想起关于对所有企业及其经理人员起作用的选择过程说过的话，受利润动机驱使的一批精心挑选的人，在那种模式中绷紧每一根神经，以便取得最大化产量和最小化成本，我们对他们作出的成果，自然可以怀有非常乐观的期望。尤其是，乍一看似乎是符合这个模式的一种制度将明白显示不存在社会浪费的主要根源。但稍作思考即将明白，这事实上仅是陈述上面一句话内容的另一种方式罢了。
4．让我们谈谈第二步。马歇尔威克赛尔的分析当然没有忽视不符合那个模式的许多事例。在这个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也没有忽视它们。他们认清“垄断”的事例，亚当·斯密本人仔细地谈到限制竞争各种措施的盛行
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灵活性的所有差异。但他们把这些事例视为例外，而且，既然是例外早晚必将被消灭。那种看法，有些也是马歇尔具有的。虽然他发展了古诺的垄断理论。
虽然他后来的分析，提请人们注意这个事实，即大多数企业拥有它们专有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中它们决定价格而不仅是接受价格，
他和威克赛尔一样，对完全竞争模式作出他的一般结论，很像古典经济学家所为，他提出完全竞争是常规。不论是马歇尔和威克赛尔还是古典经济学家都不把完全竞争看做例外，但即使它是常规，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许多理由值得庆贺。
如果我们更细致地看一看为产生完全竞争必须具备的条件——马歇尔和威克赛尔没有清楚地说出、甚至没有清晰地看到全部条件——我们就会立即了解，除了大规模农业生产外，不可能有许多完全竞争的事例。事实上农民在这些条件下供应棉花和小麦：从农民的立场看，棉花或小麦的市价是数据，虽然是极具变化的数据，他的个人行动不能影响它们，他只以其产量来适应这个数据；因为全体农民都这样做，价格和数量最终会像完全竞争理论要求的那样进行调整。但甚至还有许多农产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例如鸭子、灌肠、蔬菜和许多乳制品。实际上就工商业的所有成品和劳务而言，每一个杂货商、加油站和手套、修面膏、手锯的制造商都有他们自己的小小而不稳定的市场。他们试图——必须力图——以价格战略、质量战略(产品变化)和广告来建立和保持他们的市场。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在那里似乎没有理由指望产生完全竞争下所产生的结果，却更适合于垄断的图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到垄断性竞争。提出这个理论是战后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还有一大批性质上相似的产品——主要为工业原料和诸如钢锭、水泥、未染色棉织品等半成品——对于这些产品，出现垄断性竞争的条件似乎还未成熟。事情就是这样。但一般说来，在那些产品领域里，由于大部分产品由一些最大规模的企业(独资或合伙)经营，它们有能力即使不改变产品也可操纵价格，因而产生相似的后果，这就是少数寡头垄断。垄断图式经过适当改制，看来比完全竞争图式更加适合这类行为。
一旦人们承认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或二者联合的优势，马歇尔威克赛尔那一代经济学家以最大信心常常用以教导人们的许多命题就变得不适用了，或者变得难以证明了。首先，这些命题只有针对均衡的基本概念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适用于针对经济有机体的一种确定状态，任何经济有机体的特定状态总倾向于这种确定状态，它显出某种简单的特性。在寡头垄断的一般情况下，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确定的均衡，非常可能有无穷尽的一系列运动和反运动，有企业间无限的斗争状态。在许多特定情况下，从理论上说存在均衡状况是正确的。其次，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要得到均衡不但比在完全竞争情况下困难，而且要保持均衡更加困难，但“有益的”古典型的竞争看来可能被“掠夺的”或“残酷的”竞争或者干脆被为控制金融领域的斗争所取代。这些事情是众多社会浪费的根源，还有许多其他的浪费，如广告战的耗费、扼杀新生产方法(为了不使用新方法而买下专利)如此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在人们面对的条件下，均衡，即使以付出极大代价的方法最后获得，也不再保证它能达到完全竞争理论所说的充分就业或最大产量。均衡可能在没有充分就业条件下存在；但它必然(看来如此)在低于那个最高标志的产量水平上存在，因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的保持利润战略，现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必然出现。
这点还不能证明一般人(实业家除外)对私人企业一直在想的是什么吗?现代分析不是完全驳斥古典学说而赞成通行的观点吗?一般认为在为利润而生产和为消费者而生产之间没有什么平行不悖的可能，认为私营企业只不过是为了攫取利润(当时人们正确地称之为通过税和赎金)而削减产量的一种手段，终究不是十分正确的吗?
1．这个原理——只要它最后能被证明——适用于静态均衡状况。但资本主义现实始终是一个变化过程。因之在对参与竞争企业成就的估价中，探讨企业在经济过程完全均衡静止条件下会不会倾向于使产量达到最大限度这个问题，几乎是无的放矢。
2．如威克赛尔所说，这个原理是一个更具雄心的命题遗留下来的东西——后者虽具有较纯净的形式，但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仍能找到——那就是竞争行业趋向于产生最大地满足欲望的状态的原理。即使我们不坚持认真反对的态度，不谈看不见的心理重要性，这个原理也很容易被看做陈词滥调，不管资料怎么样，尤其是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人的行动(只要是有理性的)总是努力做到最好地利用任何一定条件。事实上这个原理变成理性行动的定义，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相类似的原理能与它并行不悖。但最大产量的原理也能做到这一点。两者都不能提出私营竞争性企业的特有优点。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样的优点。但它的确意指，这些优点并非完全是竞争逻辑所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