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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凡勃伦认为，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是两种制度，一种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一种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种制度的具体形式是企业经营和机器利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就是研究在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基础上怎样形成了所谓“有闲阶级”和这个阶级的地位与作用。他对“有闲阶级”的分析是完全立足在他对制度及其发展的理论的基础上的。首先，凡勃伦应用“历史起源法”来说明“有闲阶级”怎样从远古时代的历史胚胎中产生出来，又怎样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变化；其次，他又从人的本能、思想、习惯出发来说明有闲阶级的形成以及它的“地位和价值”。他写道：“本书的主旨在于讨论作为现代生活中一个经济因素的有闲阶级的地位和价值，但是感觉到要把讨论严格地限制在这样标明的范围以内是办不到的。因此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以及一般不列入经济学范围以内的一些社会生活特征，这里也不得不给予相当的注意。”
在第一章“绪言”中，凡勃伦认为，在野蛮时代，不存在经济特权和业务分化，因而还不存在“有闲阶级”；但是从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那些部落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可以看出“有闲阶级制度”是从原始的野蛮部落发展到未开化的阶段这一转变中逐渐涌现的。按照他的意见，有闲阶级的产生最初表现在业务分化上，在生活习惯上，男女担任着不同的工作，生产业务和非生产业务之间有了区别，出现了身份的差别。在未开化的较高阶段，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这些非生产性业务归上层阶级掌握。生产性业务则由下层阶级担任。这种业务的差别是具有歧视性的，非生产性业务在习惯上被认为是光荣的、值得尊敬的。在现代社会，这种区别仍然变相存在。总之，凡勃伦把阶级的产生说成是人们的生活习惯演变的结果。他认为，在原始的野蛮时代的和平生活习惯转变为坚决好战的生活习惯以后，侵占就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因而产生了侵占和劳役之间的职能分化和业务的区别，阶级区别也就产生和形成了。
在第二章“金钱的竞赛”中，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是和财产所有权同时出现的。财产私有制出现以后，人与人之间就发生了占有商品的竞赛。而人们之所以占有财产，财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财产可以证明财产所有人比社会中其他的人占有优势地位，它是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习惯的基础，是满足自尊心的必要手段。这就是说，在凡勃伦看来，占有财产并不是为了剥削别人，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实际上，凡勃伦在这里是把虚荣心和自尊心说成是产生阶级的一个原因。
在第三章“明显有闲”中，凡勃伦描绘了在金钱竞赛中金钱(财产)占优势的阶级如何力图过有闲的生活。他认为，他们之所以不愿参加劳动，是由于他们的心理和劳动阶级的不同。在习惯的道德标准的支配下，他们把参加劳动看作是有损体面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只有过有闲生活才能保持自鸣得意的心情，才能显示自己比别人优越。他们日常只是从事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脑力劳动，如学习礼仪，讲求修养等等。在第四章“明显消费”中，凡勃伦说明在金钱上占优势的阶级如何从显示自己的优越和荣誉的心理出发从事对财产的浪费性消费；并说明有闲阶级的存在如何产生了不事劳动的主妇和一批仆从、门客等的“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在第五章“金钱的生活水准”中，凡勃伦认为，为了在消费的财物的数量和等级上达到“习惯的礼仪标准”，“有闲阶级”总是争取提高消费水准，它在消费上超过物质生活所必需的程度。根据凡勃伦的解释，人们争取提高消费水准的动机是在于满足竞赛心理和“歧视性对比”的要求，其目的不过是要在荣誉方面符合高人一等的生活习惯。在第六章“金钱的爱好准则”中，凡勃伦说明，在财产私有制度下，由于金钱财富成为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基础，它也就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无论是宗教、美感、实用性还是对美物的占有，都是以显示金钱为目的。第七章“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则描述了有闲阶级在服装上的好奇斗胜和极力奢侈，说明他们如何借此夸耀自己的财富，表现自己的有闲和浪费性的消费。
在第八章“工业的脱离与保守主义”和第九章“古代遗风的保持”两章中，凡勃伦对制度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说当前的制度同工业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但人们总想保留原有的思想和习惯，因而制度改革引起了有闲阶级和贫困阶级的“保守主义的阻挠”。他还从遗传和自然淘汰等方面解释现代社会中有闲阶级的性格是怎样从远古残存下来和留传下来的。他还分析了金钱制度所形成的有闲阶级的性格怎样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在后几章中，凡勃伦进一步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职务、好斗的气质、体育竞赛、爱好赌博的心理、信仰命运、宗教迷信以及对高级学识的研究等等，认为它们都是同金钱制度相联系而由远古遗传下来的有闲阶级的“素质”和特性，它们都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是工业阶级所没有的。
凡勃伦在这本书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现象作了片段的表面的描绘，然而从我们对该书各章的部分内容的简单介绍中，不难看出，他不但没有对这些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而且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作了各种曲解。同时，他避而不谈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的阶级关系，掩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我们知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凡勃伦提出了所谓有闲阶级，又把这个阶级说成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本能、性格、习惯等的差异所产生的。这样，他一方面用所谓有闲阶级同工业阶级的差异偷换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对立的形成归之于心理原因。凡勃伦的观点所能导致的结论只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只有等待人们的思想、习惯和心理逐渐改变，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都无济于事。这正是凡勃伦的经济学说的主旨。
制度学派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曾盛极一时。除了凡勃伦外，康芒斯、密契尔等都是这一学派的著名代表。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制度学派主要代表贝利、白恩汉等着重分析社会结构和公司组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五十年代后又出现了以加尔布雷斯、包尔丁等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学派。凡勃伦以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家姿态出现，而新制度学派则是以凯恩斯主义批判家自居。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的观点，强调制度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结构的“缺陷”，要求对它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们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革的设想。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对凡勃伦经济观点的一些基本看法也同样适用于新制度学派。
钟政
196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