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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凡勃伦如何应用他上述的思想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现代经济发展是处于“机器方法”的时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除非依靠已被接受的机械装备和机械操作的帮助,否则就不能进行”。机器工业已在工业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其余部分都以机器工业为转移。机器方法使工业变成高度复杂的完整的有机体,物质生产是由各种连续操作的结合形成的,“由于各项操作之间的这种连结关系,现代工业体系中含有一种广泛的、平衡的机械操作性质。”(《企业论》)同时,各种操作要求标准化和高度精确。就人类的物质福利来说,这种工业制度能够无限制地进行物品的生产。就财产所有权来说,它在现代经济中表现为资本的所有权。工业技术的运用完全以企业家的意旨为主。而“企业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它的方法实质上是买和卖,它的目的和通常的结果是财富的积累。谁要是目的并不在于增加财产,他就不会参加企业,更不会在独立的基础上经营企业。”(同上书)因而,“整个工业系统所由构成的各种操作如能顺利、无间断地相互配合,是最有利于社会的经济福利的;但事情的处理掌握在企业家手中,而工业平衡无阻碍的维持,并不一定最有利于企业家。”(同上书)工业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就是凡勃伦整个经济理论分析的主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就是根源于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

依据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划分,凡勃伦进而把资产阶级社会分为两大阶级:一是物质生产者,如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和工人;一是老板、经理和商业推销员等,后者依靠所有权而控制工业,其目的在于获取优厚的利润。他认为,在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应用的初期,财产所有者通常亲自监督工厂的生产,兼做工业生产的技术专家和商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由技术人员专管,商人则完全注意财务问题。

凡勃伦说,企业经营是依靠运用价格制度来获得优厚利润的。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价格体系,他认为,为了在买卖中得到最大的利润,企业界广泛地流行着欺诈行为,工业中普遍确立最大的独占。按照凡勃伦的说法,在机器利用的初期,货物价格低廉,引起了市场的扩大,这时曾经产生剧烈的自由竞争。现在由于技术急速进步,产品大量增加,市场不能随之扩大,因而价格竞争逐渐消失。在十九世纪末,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市场相对缩小,商人企图以限制产额来保全利润,因而引起了企业的集中和合并,出现了托拉斯等垄断组织。

在凡勃伦看来,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这两种对立形态——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完全是起因于生活习惯所产生的不同的思想。按照他的解释,工业中的生产者受到机器生产的训练,养成了从因果关系来观察物质和解释事实的习惯,他们都具有一种怀疑的、惟事实是问的、不讲道德、不讲爱国心的性质。因此他们逐渐摆脱了过去习俗和道德标准的影响。而企业家则同利害相联系,因此他们所关心的是金钱利益、权力、财产的多少,金钱思想支配一切,而他们的许多思想习惯都是由过去的习俗蜕变而来的。在《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一书中,他又认为现代的主要工业已联合起来,为银行所操纵。他表面上谴责这些“不在所有者”控制了一切权利,阻碍了工业生产,但又宣扬垄断组织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起的稳定作用。

根据所谓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相对立的论点,凡勃伦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他主张经济控制权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掌握,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他虽然提出了这个改革方案,但是他始终没有提出现代社会应该按照这个方案实行改革,因为在他看来,人们的思想习惯尚未成熟到可以进行这种改革。

凡勃伦在论述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矛盾时,虽然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资本主义市场日益缩小,企业长期开工不足等。然而他不仅避而不谈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极力歪曲这种矛盾。把它说成是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又被归因于思想习惯的不同。

凡勃伦歪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还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他力图抹杀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把两者统统看成“既得利益者”,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商业性质的竞争,同时错误地把科学技术人员说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宣扬他们是社会物质福利的真正保卫者。他用由科学技术人员构成的所谓工业家同企业家的对立,来偷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事实上,科学技术人员并不是什么独立的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一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他们决不可能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和交换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在生产领域中剥削的剩余价值,是要通过流通领域即商业来实现的。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流通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以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本质上的矛盾。的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流通之间也会出现某些矛盾,例如工业家和商人在剩余价值的分配方面发生的矛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矛盾是“兄弟阋墙之争”,而不是产生失业、开工不足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41m0EJkDhaZD2rqMe4XupcxqIoTgpdvblPpJAC3q6EIGo5jHoK4xBobFo08ABP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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