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人类最为原始的状态下，狩猎是主要的职业，是获取食物的唯一方法。生活资料散布于广大地区，人口相对而言必然是稀少的。据说，北美印第安人两性间的情欲比任何其他种族都弱。然而，尽管情欲较弱，北美印第安人的增殖力似乎依然总是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任何印第安人的部落只要定居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有了比狩猎更为丰富的营养来源，人口就会较为迅速地增加，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当某个印第安人家庭居住在欧洲人的居留地附近，采取较为舒适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时，一个女人会生育五六个或更多孩子，尽管在野蛮状态下，每个家庭往往只有一两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族人也是这样。以上事实证明，狩猎民族的人口增殖力要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种增殖力一旦能自由地发挥作用，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尚待研究的是，能否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抑制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北美的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民族而言，绝不能说是自由平等的。关于他们以及关于大多数未开化民族的记载都表明，妇女对于男人要比文明国家内穷人对于富人，更完全地处于奴隶状态。一半国民就像是另一半国民的奴隶，对人口产生抑制作用的贫困照例主要是落在社会最下层阶级的身上。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状态下，婴儿也是需要细心照看的，但印第安妇女却不能给予这种照看，她们命中注定要经常迁徙，遭受种种不便与困苦，命中注定要手脚不停地干各种苦活，为暴虐的丈夫预备好一切。她们有时在怀孕期间有时背负着孩子从事这些繁重的劳动，必然经常造成流产，而且，除了最强壮的孩子，其他孩子都难以被抚养成人。妇女除了遭受上述苦难外，还得加上野蛮人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她们为了干活而不得不遗弃年老无助的父母，从而违背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在整个这幅图画中都少不了贫困这一阴影。估计未开化民族生活的幸福程度时，我们的眼睛不应只是盯着年富力强的士兵，因为一百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士兵，他是绅士，是财主，是幸运儿，不知经过多少努力，才产生了这么一个幸运儿，守护神使他免遭无数危险，平安地长大成人。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须比较两个国家中最为近似的阶层，这才是真正的比较。因此，年富力强的士兵应与绅士相比较，妇女儿童老人应与文明国家的下层阶级相比较。

根据以上简短的考察，更确切地说，根据狩猎民族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推论说，由于缺乏食物，狩猎民族的人口是稀少的，如果食物增加，人口会立即增加，暂且撇开野蛮人中间的罪恶不谈，正是贫困抑制了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相等。实际的观察与经验告诉我们，除少数地区和少数暂时情况外，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未开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同时我们的理论表明，这种抑制所具有的力量一千年以前同现在一样大，而一千年以后也不会比现在大多少。

关于人类进化的第二阶段即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比对未开化民族的了解还要少。但欧洲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游牧民族也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的贫困这一普遍命运。生活资料匮乏像一根鞭子驱使西徐亚牧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像成群结队的饿狼一样四处寻找食物。受这一强大因素的驱使，野蛮人宛如乌云从北半球各地集拢在一起，滚滚南移，搅得天昏地暗，最后遮蔽了意大利的太阳，使整个世界陷于黑暗。这些可怕的后果长期而严重地影响了世界上所有最富饶美丽的地方。追根溯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即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众所周知，游牧国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如农业国所能养活的人口多，但游牧民族却非常可怕，因为他们具有集体迁徙的能力，而且常常不得不运用这种能力为畜群寻找新牧场。拥有大群牲畜的部落，眼前的食物总是很充足。在绝对必要时，甚至可以吃掉母畜。因而游牧民族的妇女要比狩猎民族的妇女生活得好。男子因团结协作而强悍勇猛，自信有力量通过迁徙为畜群找到牧场，也许很少为养家糊口担心发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人口日益膨胀。于是便不得不更为经常和迅速地迁徙。愈来愈广阔的地区被相继占领，他们周围的荒地也日益扩大。匮乏折磨着该社会中不幸的成员，直到最后无法养活全体社会成员这一事实变得如此明显，谁也无法加以否认。于是年轻人被逼着离开原来的部落，去开辟新的疆土，靠手中的利剑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地盘。“整个世界任凭他们驰骋。”这些胆大妄为的冒险家由于眼前的困苦而躁动不安，心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跃跃欲试，气势汹汹地要征服所有与其为敌的人。所到之处，若是和平安宁的国家，他们便长驱直入。若遇到与其相类似的部落，便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拼死作战的勇气来源于这样一种见解：死是对战败的惩罚，生是对胜利的奖励。

这种残酷的斗争，肯定使许多部落灭绝。还有一些部落很可能由于困苦和饥馑而自行灭亡了。另一些部落则在其头领较为正确的领导下，日益强大，继而又派遣新的冒险者寻求更为富饶的地盘。这种为争夺地盘和食物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消耗了大量生命，但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却对此作了超量的补充，经常不断的迁徙使人口增殖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毫无阻碍地发挥作用。迁居南方的部落虽说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战争才占领了这些较为富庶的地区，但由于生活资料增多，人口和实力却迅速增加。到后来，从中国边境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便被许多勇猛强悍、富于冒险精神而又耐劳好战的野蛮人部落所占据。一些部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些部落则归属于某个蛮族酋长的麾下，这个酋长带领它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尤为重要的是把它们带到了盛产小麦、美酒和油料作物的地区，这些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对其辛劳的最好奖赏。阿拉里克、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围的大臣们，也许是为了荣誉，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名声而征战不息，但导致北方未开化民族大迁徙，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食物的匮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

某一时期的绝对人口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绝不会很大，因为总有某些被占领的地区是不毛之地；但人口的代谢却似乎极为迅速，一些人被战争或饥馑所消灭，更多的人会立即填补其位置。这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野蛮人，同现代人相比，也许很少担心未来的生活，因而其人口也就不受这方面的抑制。野蛮人从性格上说，天生就是无忧无虑的，除此之外，他们普遍盼望着迁徙能改善其处境，总是期待着掠夺，贫困时，甚至有权卖儿卖女给人做奴隶，所有这些均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然后再由饥馑或战争来加以抑制。

哪里的经济状况不平等（游牧民族中很快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哪里的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就必然最沉重地落在最为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妇女也必然常常会感受到这种苦难，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常会被人掳掠走，盼望丈夫归家的希望总是落空。

我们不太了解游牧民族的详尽的历史，不能确切指出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主要落在哪一部分人身上，也不能确切说出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这种苦难，但我认为，根据现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每当迁徙或其他原因使生活资料增加时，游牧民族的人口就会增加，随后贫困和罪恶又会抑制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使人口的实际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一致。

在游牧民族中，盛行着有关妇女的种种恶习，这必然会抑制人口的增加，撇开这点不谈，我认为必须承认，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是贫困造成的结果，而且谁也不会怀疑，这种贫困是由食物匮乏造成的。 Lx3RcXKSYw7J2O8Kc9PNpaAByJ4yEYIfCJqKtfRJf4TX/qtXfEyL1LajgQO+WlCU

第四章

接下来人类进入了畜牧和耕种混合的状态，现今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这一状态，虽然两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各国有所不同。因而考察这种状态时，我们可以得助于日常所见、实际经验和每个人所能观察到的事实。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毫不怀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某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是不足信的。他们予以夸张的原因显然是，即便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聚集起来一块迁移寻找新地盘时，也会显得很庞大可怕。除了这种庞大可怕的外表外，类似的迁移还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所以无怪乎南方弱小的国家认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过现今较为直接和正确地考察这一问题，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我国的某个人在路上经常看到有人从威尔士和北方把牲畜赶到南方来，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那样荒唐可笑。

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为我认为，一个不容争辩的命题是，若一国的领土足够大，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则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断言，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总起来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是极其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究竟是哪些罪恶、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

休谟曾撰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虽然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发表与他不同的观点。正如休谟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可他却似乎没有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未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中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作出任何判断，即使能从中作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正好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发现古代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绝不能推论说，当时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尚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可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困难，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也许实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来说已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现代国家有许多男仆、女仆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很稀少。我却由此而得出了相反的推论，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已很稠密。不过，我的推论也不可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可以告诉我们人口在这些时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

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盛行早婚。可是，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每亩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则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了不时发生的饥荒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

看一下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自成为畜牧国家以来人口已有很大增长，但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增长一倍，25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人口才能增长一倍。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能归结为两性间情欲的衰退。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同以前一样强烈。那么它为什么没有使人口迅速增加呢？仔细看一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随便哪一国都可以代表所有国家），就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了。答案是，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兴旺的国家之一，可以拿它作为例子。对它的评论，只需稍加修改，便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预防性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影响着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甚至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想到成家后须节俭度日，须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也会因此而不娶妻。当然，在上层阶级中，这种考虑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所考察的社会阶层愈低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也就愈大。

一个受过普通教育而收入仅足以使其列入绅士阶层的男子，肯定会感到，如果结婚成家，则他出入社交界时，将不得不与中等农场主和下等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自然会选择与自己有相同的旨趣和感情、有共同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为妻，可婚后由于社会地位下降，妻子却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忍心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与她的旨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吗？他正好处在社会阶梯的转弯处，再往下退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降到了愚昧无知的人当中，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非虚构出来的苦难，而是实实在在的灭顶之灾。要想使社会交往令人满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互利的，即相互间有来有往，而不是像食客与主人或富人与穷人那样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种种考虑使该阶层的许多人不能遵从早恋的自然倾向。另一些人则由于情欲较强或判断力较弱，而冲破了这些限制。这也许是确实无疑的，如果从像纯洁的爱情这样甜蜜的情欲中获得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的恬。不过有时并非如此。但我认为必须承认，这种婚姻带来的较为一般的结果，不是抑制了谨慎者的远见，而是证明了谨慎者的远见是有道理的。

商人子弟和农家子弟常被劝告不要急于结婚，当他们在商业或农业上未谋到能养家糊口的固定职业前，他们也往往觉得有必要遵从这一劝告。要做到自立，非得达到一定岁数不可。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缺少农场，各行各业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因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每天挣18便士的劳动者，独自一人生活也许还很舒服，若要把这点仅够一人用的钱分给四五个人用，他就不免会有所踌躇了。为了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生活，他得过苦日子，得更卖力地干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动一下脑子，他肯定还会意识到，假如他生育很多儿女或随便遭到什么不幸，则他无论怎样节俭，无论怎样卖力干活，也将难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们挨饿，或不得不丧失自立地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每个男子无疑都喜欢自立，害怕丧失自立能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教区法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教区法都更有损于这种感情，共目的是逐渐削弱这种感情，以致最后完全磨灭这种感情。

生活在绅士家里的仆役，会遇到更坚固、更难以冲破的对贸然结婚的限制。他们几乎享有和主人同样充裕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安逸的生活。与劳动阶级相比，他们的工作轻松，食物精美。他们觉得不称心时，可以调换人家，因而依附感并不那么强烈。生活过得这么舒服，结婚以后的情景又会怎样呢？他们没有经营商业或农业的知识和资本，也不习惯于从事经营活动，因而无法靠日常劳动为生，唯一的避难所似乎就是破烂肮脏的小酒馆，这对未来的生活来说，肯定不是十分诱人的前景。所以，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会使很多仆人畏缩不前，满足于继续过独身生活。

如果以上有关英国社会状况的简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实的（我认为我并未作什么夸张），那就得承认，在这个国家中，对人口的这种预防性抑制，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所有社会阶级。一切古老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实际上，这种对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后果十分明显，它使得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卖淫现象，卖淫不断地使两性都陷入到无法解脱的不幸中去。 Lx3RcXKSYw7J2O8Kc9PNpaAByJ4yEYIfCJqKtfRJf4TX/qtXfEyL1LajgQO+Wl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