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

李宗正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从出版直到现在二百多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这本书第一版的书名《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明白地说明了它一出版就是论战性的著作，是为攻击当时风行一时的社会改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而写作的。此后，关于人口理论的论争一直不断。在中国，远者不说，在20世纪初，《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就发表过不少作品，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到30年代，论述马尔萨斯人口思想和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就更多了。1949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否认马尔萨斯主义，此后我国学术界对马尔萨斯主义基本上采取批判的态度。1958年，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错误的攻击与批判，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批判马尔萨斯主义的热潮。1978年后对马寅初先生的错误批判得到了平反。大概是物极必反，在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得到正确评价的同时，国内学术界不少人提出要重新评价马尔萨斯主义，有的全部肯定马尔萨斯主义，有的主张一分为二，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包含部分真理，甚至认为我国计划生育的某些做法是起源于马尔萨斯。当然也有一些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仍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持批判态度。

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译成中文时间较晚，出版的数量也很少。1933年世界书局才出版郭大力同志译的《人口论》，印数很少。1959年为了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商务印书馆征得郭大力同志的同意，将旧译重印，印数也仅1500册。1961年又出版了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第二版。不论对马尔萨斯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抑或加以肯定，我认为首先要认真阅读原著，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然后才能准确地进行评论。现在朱泱和胡企林二位同志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重新翻译出版，使更多的人能够读到马尔萨斯的原著，这对我国学术界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将大有裨益。《人口原理》在马尔萨斯生前出过六版。第二版出版于1803年，第三版出版于1806年，第四版出版于1807年，第五版出版于1815年，最后一版出版于1826年。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差异稍大，其他各版之间虽然多少有些不同，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和第一版无根本不同。即就第二版来说，虽然同第一版相比，它由一本小册子变成篇幅大四倍的巨著，由匿名著作变成署明著者真实姓名和头衔的著作，书名也改为《人口原理对于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之诸影响的考察。附考察将来关于消除或缓和由人口所生的弊害的研究》。第一版分十九章，第二版则分为四篇，第一篇分十四章，第二篇分十一章，第三篇分十一章，第四篇分十四章，全书共五十章。二者真正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则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在第二版序言中也承认第二版的重大改动就是上述这一点。他说：“贯彻本书全部，和前一论著比较起来，我在原则上有一个大不相同的想法，就是认为有另外一种对人口抑制的作用，它既不属于恶习，又不属于苦难；而且，在本书的后半部里我致力于使我在第一篇论文里所作出的某些最苛酷的结论变得缓和了。”但二者的主体思想并无二致。所以，商务印书馆重译出版第一版足以显示广泛传播于世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真面目。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第一版写得通俗，简单明了。从重译出版的第一版，我们便可以看出这本书的最初的风貌和后来的变化。

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也离不开过去思想发展的状况。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是当时西欧的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产物。

英国在西欧是资本主义生产先进的国家。14世纪和15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已经产生。要使工场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形式，一方面要有大量失去生产资料而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要有组织大企业所必需的数量相当大的货币资本。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对广大农民的土地实行暴力掠夺，开始了创造这两个条件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到18世纪末，圈地运动达到了高潮。据有的英国学者计算，1700—1760年圈入土地面积为312 363英亩；1761—1801年为3 180 871英亩；1802—1944年为2 549 345英亩。我们撇开圈地运动引起的各种后果不谈，仅简单地说一下它对英国人口变化产生的影响。自从圈地运动盛行以来，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断增加，因而出现了人口过剩现象。他们有的沦为流浪汉，有的跑到城市去当雇佣工人，有的变成极为穷苦的人，有的移民到北美。总之，他们不得不在许多困苦的途径中寻找一条出路。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8世纪末英国又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使英国经济空前高涨，从而给人口增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估计，17世纪末，英国人口约有550万人，1751年约为725万人，1801年就增加到1 094万人，1821年又增加到1 439万人。工业革命使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许多新的大城市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城市人口越来越增加，农业人口的比重则不断下降，到1851年，英国农业人口约为170万人，只占英国总人口的20％左右。

英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英国国民经济空前地繁荣起来，国民财富锐增。但资本主义工农业经营方式以及机器和新的科学方法的应用，在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民收入剧增的同时，使广大工农群众生活急剧恶化。首先，机器的使用和工厂的建立使广大的手工业者受到排挤，成为过剩人口。正如恩格斯所说：“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

机器工业不仅使广大小生产者遭到破产，而且使雇佣工人也愈来愈多地被抛向街头。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庸，终日从事令人疲惫不堪的体力劳动，引起了工人生理上的畸形发展。机器简化了生产过程，过去必须由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担任的工作，现在妇女和儿童就可以完成，所以资本家就广泛地雇用女工和童工。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极其菲薄，他们参加生产不仅进一步压低了成年工人的工资，而且使更多的男工被抛出工厂。机器的使用还成为延长劳动日和提高劳动强度的手段。18世纪后期15小时工作日被认为是正常的。

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大批失业，使英国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化，反抗运动遍及英国各地。1795年、1816年和1830年先后发生粮食骚动，在机器工业出现的初期，工人反对机器的斗争也风起云涌。1769年英国政府曾颁布破坏机器者处死刑的法令。但1779年一些地区参加捣毁机器的工人仍多达8万。

正当整个英国处于沸腾状态的时际，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法国革命的信息传到英国后，英国劳动群众的斗争热情日益高涨。为了转移国内劳动群众的斗争视线，消除法国革命对英国统治阶级的威胁，1793年英国政府发动了对法国的战争。在对外战争的借口下，英国政府颁布禁止集会的法令，宣布民主组织为非法，逮捕群众运动领袖，对国内劳动群众实行血腥的镇压。但是，由于战争使财政和经济愈益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英国仍接连不断地发生罢工、粮食骚动和水兵起义等。怎样压制群众反抗，如何看待和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成为英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英国思想界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在《人口原理》第一版开端，马尔萨斯就自认不讳，由于法国革命，引起了英国思想界相反二派的敌意，现制度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对于期望社会通过改革达到更幸福的状态的一派总是加以非难。马尔萨斯以葛德文、孔多塞作为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并明确地说：“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他认为，社会改革者的论调是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的书名也表明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论他们的思想。葛德文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传教士家中，本人也当过传教士。他深受启蒙主义者和法国革命的影响，在同当时的反动政客葛德蒙·柏克就法国革命问题进行论战中，于1793年写成了著名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以下按此书中译本的书名简称《政治正义论》）一书（先后共出四版）。在法国革命的霹雳闪电中，当时英国的知识分子热诚地倾听百科全书派学者的各种宣言，并渴望对于各种理论有一个系统的解释。葛德文的著作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要求。正如柏克的《法国革命宣言》对于统治阶级、潘恩的《论人权》对于一般民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样，葛德文的著作对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华滋华斯、科勒里季、骚锡等都认为自己的研究简直一无用处，争着去读葛德文的著作。当时的一些大学教授曾对学生说：“把化学的书烧掉，去读葛德文的必然论罢！”虽然葛德文的著作当时卖价很贵，劳动人民仍纷纷凑钱购买。葛德文的书被当时一些人看作“造出欧洲各国一个感情恐怖的书”。

葛德文写作《政治正义论》时满怀着对法国革命的热忱，辞藻丰富，文体流畅。他的书贯穿着理性论思想。在他看来，理性是支配动物生活的真正动力，它将把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趋完善的道路。政府庇护非正义制度，维持人类财产的不平等现象。因此，所有的政府（不管它的形式如何）都是恶的，但社会却是自然的，即由我们需要产生的。在他看来，如果废除了政府，社会可以通过理性法则来维持。葛德文又认为，建立了无政府的社会，还需要解决财产问题，以利于建立政治公平体系。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使人颂扬自私心，崇拜压迫者，追逐奢侈和罪恶；而现行的法律一旦废除，人类便会寻求实现各取所需的公平原则。葛德文也看到了反对平等的种种议论。他对后来为马尔萨斯所仿效的一些观点给予了答复。他根本不忧虑人口会超过生活资料的限度。他认为，理性的统治，使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成为细小的问题，不值得加以考虑。

葛德文在1797年、即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出版的前一年曾出版《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一书。他在该书题为《财富和贫穷》的一篇中指出，贫穷的真正弊病不在于身体上的欠缺，而在于缺乏财富。在另一篇《贪欲和奢侈》中，他驳斥了资本能给穷人提供职业、是穷人的恩主的说法，指出了机器工业的发展延长了穷人的工作时间，加强了对工人的奴役；说明了富人并没有付给穷人应得的报酬，因而加重了穷人的痛苦。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书中论述贪欲和奢侈的那篇文章，这便是本书的缘起。”这里所说的朋友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生于英国伦敦附近萨里郡鲁克里地方一个土地贵族的家庭里。他的祖先有的担任皇家的医生，有的当过牧师，还有的担任军官，他们在当时统治阶级的圈子里是颇有一些名望的。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在牛津大学学习过，但在事业上一事无成，靠祖先遗留下来的资产过着绅士生活。丹尼尔和休谟、卢梭等人都有过来往，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思想颇为激进。他同情法国革命，赞扬社会改革。马尔萨斯早年受教于他的父亲，稍长又从格雷夫斯、韦克菲尔德等人学习。19岁时（1784年）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在学四年，于1788年得文科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中闲居了一段时间，又进入剑桥大学继续研究，1791年得文科硕士学位，二年后（1793年）成为耶稣学院的校友。1788年，他加入英国教会僧籍，在萨里郡的奥尔伯里当了牧师。

丹尼尔·马尔萨斯曾把风靡一时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葛德文的著作推荐给马尔萨斯，但马尔萨斯对法国革命和葛德文、孔多塞的著作都持反对的态度。孔多塞是法国改革论者，早年对数学有兴趣，后受杜尔哥的影响，转而从事经济学研究。1782年被推荐为法兰西学士院会员。法国革命时属于吉伦特党，曾被判死刑，后受一妇女庇护，匿居其家八个多月，在此期间，写成《关于人心进步的历史考察》一书。1794年书成后，在离开这一妇女家外出时被捕，旋在狱中自杀，他的著作是死后才出版的。该书于1795年被译成英文，流传英国。马尔萨斯和其父在对葛德文、孔多塞的著作的评价上发生了思想分歧。事实上，马尔萨斯先前并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人口问题，他是同他的父亲争论时才想出以人口过剩作为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论据。这可以从马尔萨斯对他的朋友普莱姆所说的话得到证明。他说：“在与他的父亲辩论其他某些国家的情况时，他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

1805年，马尔萨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的东印度学院担任历史和经济学教授，直到1834年去世。在此期间，英国经济学领域十分活跃。英国产业资本和土地贵族所有权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在谷物法问题上公开爆发出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马尔萨斯在此期间写了一些经济学著作。其中主要有《谷物条例的后果以及谷物价格涨落对于农业和国家总财富的影响的考察》（1814年）；《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年）、《对限制外国粮食进口政策的一个意见的论据，论谷物条例一书的补充》（1815年）；《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庭上对它的指责》（1817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价值的尺度》（1823年）；《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如马克思所指出，他的经济学著作都是站在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又为维护土地贵族而反对产业资产阶级。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开端就说，他是由于法国革命引起政治争论而提出人口问题的。这就是说，这本书的主旨最初并不是在于研究人口原理，而是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从两个所谓永恒性法则出发，即“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法则，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似乎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见本书第6页）马尔萨斯从神学的训示来解释人类社会，他说：“除非当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但眼下神为了创造物的利益，仍按照固定法则操纵着世间的一切。”（见本书第7页）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曾提出，随着理性的进步，人类将会控制两性间的情欲。他从理性说明问题当然并不全然正确，但他预言人的性欲可以自我控制却已为科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所证实。相反，马尔萨斯却认为：“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任何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见本书第7页）人的情欲的确不能消除，但有情欲并不等于人口必然增加，实行避孕完全可以控制人口增长。而马尔萨斯站在宗教立场，却反对实行避孕方法。按照他的看法，避孕是宗教所不允许的，也是违反自然和不道德的。

人得吃饭，没有生活资料就不能生存；人类还要延续后代，生儿育女，这是无可异议的。然而，问题不在于说明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在于说明人类怎样生产、交换和分配生活资料。人有情欲，这是人类生活的特点，但两性结合取决于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这两者又决定于特定的生活方式。有的同志引用了恩格斯的下述一段话：“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似乎想借以说明，两种生产是支配人类社会的两个主要因素；马尔萨斯的所谓两个法则也言之有理。但恩格斯紧接着就指出，只有在人类社会初期，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后者在历史中才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由此可见，恩格斯并没有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或两性间的情欲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立因素。

马尔萨斯从上述的所谓人类本身固定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两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他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见本书第7页）

先就人口的增殖力来说。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发表之前，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就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他认为，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增殖的基本原理首先是生殖，其次是食物，生殖赋予生存，食物则维持生存。动物数量的多少是存在着规律的，它要和土地提供的食物成比例。自然赋予生物的很强的生殖能力，使生物数量超过它与食物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样就会发生疾病等，夺去很多生命，减少人口数量。其结果，生存下来的人又会获得更多的食物，他们的生殖能力又会增强，使人口达到以前水平。斯图亚特认为，人的生殖力如同载有重量的弹簧，它的伸张总是与阻力的增减成反比。当食物暂时没有减少时，生殖数量会尽可能提高；如果以后食物减少，弹簧被压得过重，生殖力就会弹到零点以下，人口至少将按照超重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在零点的弹簧就会随着阻力的减小而伸张；人们开始吃得较好，人口随之增加，食物就会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变为不足。斯图亚特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为马尔萨斯所利用，成为他的著作的主题。

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每25年就会翻一番，这一点富兰克林在18世纪中期就曾提出，他认为，美国人口增加很快，大约不到25年就增加一倍，马尔萨斯在谈到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时，也是举美国为例。黑尔兹也估计到人口有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趋势。

事实上，人口增殖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总是受各种不同方式限制的。在原始社会，人口增殖是受生产力发展低下的限制；在奴隶时代，人口增殖受生产力不发展的制约和阶级限制，奴隶不能自由结婚和自由生育子女；在中世纪，农奴的婚姻也受阶级地位和宗教思想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增长则受失业和贫困的限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由于文教、医疗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增殖已逐步摆脱无政府状态，开始受到人们的自觉控制，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节制生育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计划生育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预见到人口增殖受到控制是可能的。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批判马尔萨斯观点的时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即使要控制人口增长，社会主义也能教育群众，从道德上限制生殖本能。恩格斯在1881年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从人口增长必须同物质资料相适应的观点出发，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马尔萨斯所说的两个“公理”，抽象地说是存在的，人口按几何比率增长，在特定情况下，在个别地方，也是可能发生的。但马尔萨斯所探讨的是当时英国和欧洲的人口问题。他不是在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现实中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按照自己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论的心愿去寻找支撑点。因此，他不能正确地说明两性间的情欲和人口增殖问题，而只能按照神学家解答问题的方式，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见本书开端，特别是第十八、十九两章）。这种观点比近代资产阶级人口学家从人性说明问题更为落后与反动。

再讲生活资料增加。马尔萨斯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见本书第8页）在第一版第二章中，马尔萨斯说：“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部分，比如这个岛国，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加。我们且先观察该岛国在现有耕作状态下的情形。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通过大规模鼓励农业，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在第一个25年里增加一倍，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作的最乐观的假设了。在第二个25年，绝不能假设产量会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我们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个25年的增加额或许会与原产量相等。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本岛国每25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即便是最富于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要不了几百年，就会把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耕种得像菜园那样。”

马尔萨斯讲到食物生产时也离不开上帝对人类的赐予这一基本思想。同时，如马克思所指出，他还从前人的著作中窃取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自己的人口论安装了一个经济学和自然史的基础。马尔萨斯关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论述散见于《人口原理》第二版以后各版以及经济学著作中。这里仅就第一版中马尔萨斯的论述加以分析。

马尔萨斯在第一版谈到食物生产时仅提“自然法则”的支配。他没有对这个法则给予详细的解释，也没有提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一范畴。他只是说食物生产的增加与人口的增加相比是缓慢的，并以英国农业为例来指明，在最好的情况下，每25年也只能生产出与原生产额相等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说，土地生产力是有限的。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也没有用统计资料来证明。他的整个说明都是用“假设”、“假定”、“假想”的字眼。这表明，他虽然提出农业生产受“自然法则”支配，但还不了解这个“自然法则”是什么，土地生产力有限度在他的头脑中还只是一种臆想。所以，连后来信奉马尔萨斯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太简单化”、“太粗糙”。马尔萨斯本人在《人口原理》第二版的著者序中也承认，第一版“是由于偶然的冲动并根据我当时在乡村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少数材料而写成的”。马尔萨斯在写作第二版时，读到安特森在1777年至1796年出版的《农业与农村论》，在1799至1802年发表的《关于农业、自然史、艺术及各种问题的文录》，才歪曲地利用安特森的观点，较为明确地描述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马尔萨斯写作第一版时，英国正处于农业变革时代，他看不到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历史作用；后来他不能不承认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还是加以曲解。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二版著者序中承认，他在第一版中提出的观点，前人如孟德斯鸠、富兰克林等都精心研究过，但他认为，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之间的对比还没有以足够的力量和准确性表述出来，特别是人口抑制还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在第一版中，马尔萨斯从两条“公理”出发对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之间的对比作出了如下论断：“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加。225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比10，300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 096比13”。前已提及，马尔萨斯以美国为例来说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却避开当时欧洲大量移民到美国这一事实，而在谈到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时，则以英国为例，说这是根据有关土地性质的一切知识作出的判断。连许多西方学者都不得不承认这是站不住脚的。他强调人口的增加必然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当时这一论断主要是针对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但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事实，证明了它是不正确的。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指出：“1870年以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子女数目来衡量的家庭生育力开始下降，使其数值远在物的自然繁殖以下。”至于食物生产，美国在1860年，南北战争前夕，全国谷物产量为600亿斤，当时人口有3 144万，平均每人占有谷物1 600斤；到1920年，谷物生产达到2 400多亿斤，人口超过1亿人，平均每人占有谷物在2 000斤以上。我说这些并不是认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不存在问题。实际上许多国家在这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问题，但各国发生这些问题各有其社会和历史原因，绝不是马尔萨斯的两条“公理”发生作用的结果。

马尔萨斯从两条“公理”出发，引申出两个假设，接着他说：“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所有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与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起作用，这些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马尔萨斯认为他提出的三个命题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他在第一版第二章中论述了这三个命题之后，在第一版第三章至第七章中又企图从历史和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来证明这三个命题的“妥当性”。他把不同社会形态下发生的贫穷和罪恶统统归因于人口增加力超过生活资料增加力，并认为，由于自然通过贫穷和罪恶对人口增长加以抑制，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英国实行的济贫法。在第一版出版时，英国仍然根据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济贫法，规定贫民应该在他出生的教区领取救济金。济贫法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使当时被剥夺了土地的生产者不到处流浪，把他们束缚在一定的地区，供资本家雇用。18世纪下半期，在失业人数激增和面包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旧济贫法已经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于是1795年开始在英国广泛实行斯干汉姆制度，规定根据面包价格上涨的比例，“每一个贫穷而勤勉的”人可以从济贫税中取得救济金。这一规定使资本家能够把一部分工资负担转嫁给纳税人，因此它实际上起了鼓励资本家降低工资的作用，结果使贫民数量更为增加。18世纪末产业后备军已经形成，资本家可以利用劳动市场。马尔萨斯在第一版第五章中认为，英国的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济贫法是供养穷人以创造穷人。他又认为，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勉、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他还认为，下层阶级的贫乏是根深蒂固的弊害，非人类智力所能疗治。他所提出的缓和办法，一是废除教区法，给予英国农民行动自由，使他们可以择居工作机会较多、劳动价格较高的地方，劳动市场自由，就可以使劳动价格降低；二是开发新地，增加农业，降低工资；三是设立济贫院，收容贫民。济贫院提供的饮食应该粗劣，其所收容的穷人凡能工作者都强迫工作。1834年英国实行的新的济贫法，实际上采纳了马尔萨斯的主张。当时设立的习艺所，如恩格斯所指出：“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 一句话，马尔萨斯的主张和济贫法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即：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

第一版第八章至第十五章的内容，主要是批评孔多塞和葛德文的改革思想。孔多塞力图证明，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加所造成的贫困，在极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他又从理性和生理上说明人类可以不断改善和进步，人类生活会不断完善。马尔萨斯则极力论证他所提出的包括上述三个命题的自然法则是永恒不变的；即使在短期内会发生某些变化，但是自然法则的作用是永远不会消除的。

马尔萨斯说：“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在他看来，政治制度和现存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重大根源，是使人类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对此，马尔萨斯认为，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原因是根基深固的；人类制度不过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参见本书第68页）

马尔萨斯认为，葛德文所描绘的平等制度的社会“这个时刻绝不会到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一个美好的想象的幻影。这种幸福和永生的‘华丽的宫殿’，这种真理和美德的‘庄严的神殿’，如果我们了解实际生活，并细心观察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它们就会像‘空中楼阁’一样消失。”（见本书第68页）在他看来，废除财产，实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势必激励人口增加；而在这一社会制度下，妨碍人口增长的贫穷与罪恶又假设已经消除，因此人口必然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起来，可是生活资料的生产总是有限的，所以即使建立起理想的平等社会制度，它也必然会很快趋于瓦解。“在短短50年中，使现在的社会状态堕落和阴暗的暴行、压迫、虚伪、苦难，各种可憎的罪恶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就会由各种最紧迫的事情、由人类的本性所固有而与一切人类制度毫无关系的法则再生出来。”（见本书第73页）

其实，在马尔萨斯之前，华莱士就说过，实行财产公有制，建立平等社会，暂时会消除贫困和罪恶，但最终会导致人口大量增加，使社会由于人口过剩而瓦解。唐森也曾认为财产公有制不可能消除因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

马尔萨斯还根据其所制造的人口法则，断言工人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人口数量。在本书第二章中，他认为一国的生活资料，恰好足够该国居民过安乐的生活。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劳动者的人数超过劳动市场所需求的比例，就必然会引起劳动价格下降和工人生活恶化，从而使工人生殖减少，人口增加停止。这时，工资低廉，工人人数众多，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收入必须比过去加倍地努力工作，“直到生活资料和人口恢复最初的比例。此时劳动者的境况会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会有所放松。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好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重演的。”（见本书第13页）后来这一理论又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沿袭并发展成为工资基金学说。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初版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些。这本书是完全适应当时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思潮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具有辩护性。就人口科学而言，我仍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和有关如何正确对待人口问题的论述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造成的劳动群众的贫困和失业，说成是适用于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基于人性的普遍的人口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反过来又用这个“人口规律”来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永恒的人口规律发生作用而形成的最好制度，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使人口增加受到自然的限制，才能改善人类的德性，使人类得到最适当的发展。这完全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但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时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是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马克思在这里确切地说明，只有通过对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才能够最终解释人口问题。

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 这就是说，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就是人口与生产条件相结合的方式。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实际上是指生产方式中的两方面关系。所谓人口过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赤贫。赤贫也就是人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只剩下活的劳动能力。

根据马克思对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的解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过剩人口并不是由于生产力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对生产条件的一定关系（所有制的形式）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换句话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过剩人口的增长。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占有的基础，过剩人口的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无论人口增加和人口过剩都是由历史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马尔萨斯把极其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口问题，归结为简单的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口的自然繁殖，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即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学关系。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马尔萨斯的论调“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历史规律作根据。似乎在人的繁殖和例如谷物的繁殖之间应当存在着天然的差别。这个盲目模仿者同时还认为：人数的增长是纯自然过程，它需要外部的限制，障碍，才不致按几何级数发展下去。” 马克思强调，在人类历史上，人口是按照极不同的比例增加的，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 马克思在这里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从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而不是按照自然繁殖的抽象数字去探讨人口增长和人口过剩问题。他还指出，“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 有的同志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人口与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总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讲到这一比例关系，不无积极因素。实际上，为马克思所指出，把极其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口问题，归结为简单的两个等式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在原始社会以后，任何社会从来没有直接按人口分配生活资料或物质生产资料。人口只是作为劳动力以不同方式从社会取得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和家庭人口的生活。其所取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也不决定于其家庭人口的多少，而决定于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劳动者在该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只能以工资形式取得生活资料；工资的水平并不决定于工人家庭人口的多少，而决定于许多复杂因素。人们利用自然界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必须经过生产关系总体中的各个环节，才能最终作为人们的消费资料。抽象这些经济环节和过程，离开社会生产方式，简单地谈论人口同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从另一方面说，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不是决定于一年中工农业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或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品，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寻找两种生产的等式或比例关系。人口状况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人是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历史上更替着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两性的结合，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的状况，都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不同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不同的人口规律。马尔萨斯把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等同起来，抽象地从人的情欲中引申出所谓永恒的自然的人口规律，显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所描绘的贫困、失业和罪恶，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存在的特殊现象。当马尔萨斯大肆宣贫困和罪恶是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所引起的时候，英国正处于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举出了1856年到1865年英国财富增长的实例，并指出当时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了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 当时托利党人、英国国家活动家格莱斯顿也说：“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被马尔萨斯当作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的贫困和罪恶完全不是根源于人类本性的无法避免的现象，而纯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适合它的剥削需要而调节着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调节着它所需要剥削的人群的生产。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调节着人口的增殖和利用，指出了“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从而揭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的神话。

马尔萨斯关于工资水平决定于工人人口数量的观点同样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马尔萨斯所说的劳动基金即社会生活资料并不是一个不变的数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会使生活资料不断地增长。其次，工资数量不是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第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水平是受相对过剩人口数量调节的。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不是工人人口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其基本观点来说是错误的，但在他的《人口原理》出版之后，人口问题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口学说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有的学者把它看作人口学的奠基作），因此这部著作在人口学说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