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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历代最智慧的人都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它毫无用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的都是同样的声音，——一个充满怀疑、充满忧郁、充满对生命的厌倦、充满对生命的反对的声音。甚至在临死前，苏格拉底还说：“生命——这意味着长久的病痛。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勒庇奥斯
一只公鸡。”
就连苏格拉底都已经厌倦了生命。——这证明了什么？这指向何处？从前，人们会说（啊，人们的确这样说过，而且，声音足够大，领头的是我们的悲观主义者！）：“无论如何，这里必定有某种真实的东西！智者的一致（consensus sapientium）证明了真理。”——今天，我们还会这样说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无论如何，这里必定有某种病态的东西”——我们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这些历代最智慧的人
，人们应当首先近距离地观察他们！也许他们全都站不稳了？过时了？摇摇欲坠了？颓废了（décadents）？也许智慧就像乌鸦一样出现在世界上，稍许的腐败气味儿就会令其兴奋不已？……
有学问的和无学问的偏见都最为激烈地与他们相对立，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才首次理解了下述不敬之词：伟大的圣哲是衰败类型。我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衰败的症候，是希腊解体的工具，是伪希腊人，反希腊人（《悲剧的诞生》1872）。那个智者的一致——对于这个概念，我是理解得越来越好了——根本不能证明：由于他们在某事上意见一致，所以他们就是正确的。毋宁说，这种一致证明了：他们自己，即这些最智慧的人在生理上达成了某种一致，旨在以同样的方式否定生命，——必须否定生命。最终，关于生命的判断、价值判断，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决不可能是真实的。它们仅仅作为症候才有价值，它们仅仅作为症候被考虑，——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判断愚蠢至极。
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尝试着把握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微秒思想：生命的价值是不能被评估的。不能被一个活人评估，因为这样一个当事人甚至是争论的对象，而不是法官。出于另外一种原因，也不能被一个死人评估。——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在生命价值中看到一个问题，这始终是对他的一种反对之声，是给他的智慧打上的一个问号，是一种不明智。——怎么？所有这些伟大的圣哲——他们不仅是颓废的，而且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是回到苏格拉底的问题上来吧。
按照他的出身，苏格拉底属于最低微的人群：苏格拉底是庶民。人们知道，人们甚至还看到，他是多么丑陋。但丑陋本身是一种异议，在希腊人中间几乎是一个反证。苏格拉底到底是一个希腊人吗？丑陋往往表明了一种杂交的并且通过杂交而受到阻碍的发展。在其他的情况下，它表现为衰败的发展。犯罪侦查学家中的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典型的罪犯是丑陋的：外貌的畸形，意味着精神的畸形（monstrum in fronte, monstrum in animo）。但罪犯是一个颓废者。苏格拉底是一个典型的罪犯吗？——至少那个著名观相家的判断与此并不矛盾，当然，对苏格拉底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判断听起来是非常无礼的。当一个善于观相的异邦人经过雅典时，他当面对苏格拉底说：他是个怪物，——他身上隐藏着一切邪恶的习惯和欲望。而苏格拉底只是回答说：“先生，您是了解我的。”——
不仅已经得到承认的本能中的放荡和无序，而且极度发达的逻辑能力以及他所特有的那种佝偻病患者的恶毒，都预示着苏格拉底的颓废。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听觉上的幻觉，作为“苏格拉底的守护神”
，它们被赋予了宗教的解释。在他身上，一切都是夸张的、滑稽的（buffo），都是一幅漫画，同时，一切又都是隐蔽的、私密的和地下的。——我试图领悟，那个苏格拉底的等式即理性＝美德＝幸福源于何种特异反应。这个世上最奇特的等式，尤其与古希腊人的全部本能相对立
。
通过苏格拉底，希腊人的趣味转向了辩证法。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借助于辩证法，一种高贵的趣味被战胜了；庶民通过辩证法取得了胜利。在苏格拉底之前，辩证的方法是被好社会所拒绝的：它们被认为是坏的方法，是使人出丑的方法。人们警告年轻人提防这些方法。人们也不相信一个人申述自己理由的整个行为方式。和正直的人一样，正直的事物并不这样把自己的理由拿在手里。把全部理由都摆出来，这是不正派的。必须首先加以证明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无论何处，只要权威属于好的风尚，只要人们不是“申述理由”，而是“颁布命令”，辩证法家就是一种丑角：人们嘲笑他，不会严肃地对待他。——苏格拉底是一个令人严肃对待的丑角，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只有在别无其他办法时才会选择辩证法。他们知道，辩证法会引起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它没有多少说服力。没有什么比一个辩证法家的影响更容易清除的了，每一次有演讲的集会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它只能是手中再没有其他武器的人用以自卫的手段。在使用辩证法之前，人们必须强行获得自己的权利。因此，犹太人是辩证法家，列那狐
是辩证法家，怎么？苏格拉底也是？——
——苏格拉底的讥讽是暴乱的表现？是庶民怨恨的表现？他作为被压迫者在三段论的刀伤中享受他自己的残忍？他在向被他迷惑的高贵者复仇？——作为辩证法家，人们的手中握有一件无情的工具；他们可以借此成为暴君；他们通过自己的胜利令人出丑。辩证法家让他的对手证明自己不是白痴：他激怒对手，同时又使对手不知所措。辩证法家削弱其对手的理智。——怎么？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仅仅是一种复仇的形式？
我已经表明，苏格拉底为什么会令人反感。现在需要更多地加以说明的，是他颇具迷惑力。——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竞赛方式，从而成了雅典贵族圈子中的首位击剑大师，这就是一种迷惑。他通过挑起希腊人的竞赛冲动来迷惑他们，——他把一个变种带入青年男子与少年之间的角力之中。苏格拉底还是一个好色之徒。
但苏格拉底猜到了更多的东西。他看透了他的高贵的雅典人。他知道，他的病例，他的病例的特异反应，已经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同样种类的衰退正悄悄地四处酝酿：古老的雅典已经走到尽头。——苏格拉底明白，全世界都需要他，——需要他的方法，他的治疗，他那自我保存的独门绝技……无论何处，本能都处于混乱状态；无论何处，人们距放纵仅仅一步之遥：精神的畸形（monstrum in animo）成了一种普遍的危险。“本能想成为暴君；人们必须发明一个更强的与之抗衡的暴君”……当那位观相家揭穿苏格拉底的真相，说他是一切邪恶欲望的藏身之所时，这位伟大的讥讽家还宣布了一句话，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他的钥匙。他说：“的确如此，但我可以控制这一切。”苏格拉底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呢？——从根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开始的普遍困境中，他的病例只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极端病例：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制自己，各种本能相互敌对。他作为这种极端病例施展迷惑力——他那令人恐惧的丑陋使其异常醒目。当然，作为答案，作为解决办法，作为这个病例已获治疗的假象，他会施展更大的迷惑力。
如果人们需要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使理性成为暴君，那么，某种别的东西成为暴君的危险一定不小。当时，理性被猜想为救世主，无论苏格拉底还是他的“病人”，都不能随意地成为有理性的，——这是社交礼节上所需要的（de rigueur），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后的法宝。整个希腊的沉思都狂热地转向理性，这表明了一种困境：人们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只有一种选择：或者走向毁灭，或者——成为可笑的有理性的人……从柏拉图开始，希腊哲人的道德主义都是有病理根源的；他们对辩证法的敬重亦然。理性＝美德＝幸福，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像苏格拉底那样，制造一个永久性的白昼——理性的白昼——用以对抗黑暗的欲望。人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明智的、清楚的、清醒的：跟随本能、跟随无意识会导致衰退……
我已经表明，苏格拉底是如何施展迷惑力的：他仿佛是一个医生，一个救世主。还有必要揭示他对“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性”的信仰中所包含的错误吗？——就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来说，他们在与颓废作战，因而他们已经走出了颓废，这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没有能力走出颓废：他们作为手段、作为拯救所选取的东西本身仍然只是颓废的一种表现——他们改变了颓废的表现形式，却没有清除颓废本身。苏格拉底是一种误解；整个改善性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种误解……刺眼的白昼，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性，清醒的、冷静的、谨慎的、有意识的、无本能的、反对本能的生活本身只是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完全不是通往“美德”、“健康”和幸福的归途……必须克服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就等于本能。——
——这个一切自欺者中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明白这一点吗？他最后在勇敢赴死的智慧中向自己说出了这番道理吗？……苏格拉底想死：——不是雅典人，而是他给自己递上了盛有毒药的酒杯，他迫使雅典人为他递上盛有毒药的酒杯……“苏格拉底不是医生”，他轻声地对自己说：“在此，只有死亡才是医生……苏格拉底自己只是长久地患了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