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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时代，把社会推向了近代史的阶段。那个风起云涌、革旧创新的大时代，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造就了一批向旧制度冲击、为新制度呐喊的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就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一个。
霍布斯出生于英国南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马尔麦斯堡镇（Malmesburg）。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区牧师，鲁钝不学；母亲是一个普通农妇。由于家境贫穷，霍布斯幼年在本镇读书之后，就依靠伯父抚育。但他生性聪颖，好学深思，十四岁时已经通晓希腊文和拉丁文；十五岁就进入了培养贵族子弟的牛津大学，攻读古典哲学和经院派逻辑。毕业后留校讲授逻辑学。从二十二岁起，经过大学校长的推荐，霍布斯担任了大贵族卡文迪希家的家庭教师。卡文迪希后来成了德芬郡的伯爵，是当时英国一个有权有势的家族。霍布斯从此同这个显贵家族建立了毕生的友谊和联系，并通过这一家族结识了当时英国一批具有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和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名流。由此，他虽然出身卑微，却已跻身于上层社会。此外，作为家庭教师，他还曾先后两次伴随贵族子弟周游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不仅大开眼界，意识到牛津大学眼下所授各课业已过时，世界正需要重新认识，而且他在意大利结识了著名科学家伽利略等人，深深受到新科学思想的影响，并同伽利略结成莫逆之交。在国内学者中，同他关系最亲密的是培根，他曾一度担任培根的秘书，而且是一个非常善于领会培根的思想，深得培根赏识的秘书。其后，在1640年英国短期国会解散后，霍布斯曾流亡巴黎。在巴黎期间他一方面同英国王党的流亡者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同许多在巴黎的第一流数学家和科学家，包括笛卡尔等人，建立了联系。1646—1648年，他还担任过当时流亡在巴黎的英国威尔士亲王，即后来复辟的英王查理二世的数学教师。所有这些纵横交错的社会联系，同国内国外的哲学家、科学家、自由主义者、王党分子乃至国王本人的关系，都不能不对他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
霍布斯在他的一本《自传》中说，他是他母亲生的一对孪生子之一，另一个叫做“恐惧”（fear）。论者认为这并非历史事实，毋宁是他行文的一种并不高明的修辞。但这是霍布斯的真情自述：他生性胆怯怕事。从他一生的许多行动中，确有一些事实可资印证。1640年短期国会解散，长期国会尚未召开之前,王权与国会的冲突日趋激化，武装冲突的阴云密布，霍布斯害怕纷争和内战，写了一篇维护王权以求得和平的文章，引起国会派极大不满，霍布斯见势不妙，惧而出亡巴黎。1651年他在巴黎写成《利维坦》一书，其中对君权神授和教会大加挞伐，遭到法国当局和流亡巴黎的英国王党分子的强烈反对，霍布斯又惧而悄悄逃回英国。当时英国正由克伦威尔任护国公，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霍布斯则认为如此大权独揽、消弭战乱，是他理想的政治状态，于是他向克伦威尔表示了他的归顺之意。克伦威尔遂邀他出任行政部长，他却婉辞不就。1666—1667年在复辟时期，伦敦流行瘟疫，又遭大火，教会扬言这是霍布斯的渎神言论招致的灾祸，霍布斯于惊惧之中，将手边的文稿仓皇付之一炬。又如，他把人类进入社会，组成国家之前的时期设想为人人自危的普遍争斗的自然状态，因而主张不惜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反抗暴政的权利，去服从绝对君主制的绝对权威，以避免战乱。更有甚者，他认为自然状态的威胁随时存在，只要人们一旦脱离了国家，或国家主权一旦遭到破坏，就立即恢复到自然状态了。所以他声称即使最坏的君主制也比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为好。
显而易见，霍布斯的这些政治主张是很反动的。但是他在哲学上、神学上却是一名勇敢的斗士，在政治理论上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一身矛盾丛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社会观扭结在一起，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要求又包容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外壳之中，是一个颇有争议、不易理解的思想家。
要对霍布斯作出比较合乎实际和全面的理解，必须结合他的时代来进行分析。假如说洛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儿，那么霍布斯则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成时期的代表。他思想上的种种矛盾，正是新时代的呼唤和旧时代的烙印的直接反映。十六世纪的欧洲已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促使人们用新的眼光来认识世界，统治了近千年之久的神权摇摇欲坠，“人”正萌发着代替“神”的强烈愿望。而新大陆的发现、新航线的开辟则推动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在封建制度的腹腔内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而新生的市民阶级也在悄悄地啮蚀着封建制度的腑脏。尽管一些古老的专制君主国家仍然貌似强大，却已经败絮其中，色厉内荏了。至于英国，它已经经历了残酷的圈地运动和血腥的原始积累阶段，“羊吃人”的风暴席卷农村，中小农民被消灭了，被迫沦为无地的游民无产者，大土地贵族通过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一变而为新土地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崛起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看来，英国社会已为新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更为充足的条件。
霍布斯以其思想家的敏锐感觉到了时代的气息，触摸到历史前进的脉搏，他以严谨的逻辑思维，精辟的论证，从思想上反映了英国新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代表着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从中世纪向近代迈进的社会发展趋势。他同格劳秀斯、斯宾诺莎一样，都是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著作颇多，早在1640年以惧怕内战的忡忡忧心写的《保卫在国内维持和平必不可少的国王大权》曾引起国会派舆论哗然，他本人为之出走巴黎。在巴黎期间写了《论公民》（1647年出版）、《论物体》（1655年）以及《论人》（1658年）。而体系最完备、内容最充实、论证最严密、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要算这本《利维坦》（ Leviathan ），成书于1651年。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述及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书，意在用以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正说明《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论的专著。此外，1668年还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关于英国长期国会史的名为《狴希莫司》（ Behemoth ，神话中的动物名）的书；16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霍布斯著作集》，晚年，到84岁高龄时，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部《自传》；87岁时还把荷马的诗译成英文。他一直活到91岁。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处于运动状态中。接着他从“论人”入手，指出人的生命也不过是四肢的运动；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人的自然本性首先在于求自保、生存，从而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体，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在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据称，这样订立的契约就叫做社会契约（亦称信约或盟约），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霍布斯说：“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见本书第十七章《国家的产生》）此外，还论述了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义务——绝对服从。主权者或国家的职责有三：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对内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列举《圣经》条文指责教义之荒谬，坚决主张教会必须臣服于世俗政权，并且只能作为政权的一种辅助机构，从而根本否认所谓“教皇无过错”之说。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贪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他甚至呼吁教会势力撤出大学，使大学教育摆脱教会的控制和影响，连结婚要履行宗教仪式，也是他所反对的。远在三百多年以前就能提出这些意见，不能不说其具有远见卓识，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纵观霍布斯本书内容，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
第一，霍布斯是近代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就他的整个哲学体系论，他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占有继往开来、不可否认的重要地位。唯物主义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产生于古代东方各国和古希腊、古罗马；二是近代唯物主义，或曰唯物主义的复兴，就是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之后，才在人类历史上确立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霍布斯是继培根之后，同属近代唯物主义的重要代表。培根是近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是霍布斯唯物主义的先驱。霍布斯继承了他并把他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同时也把培根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倾向发展到极点。而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则是继承了十七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并发挥了它的战斗性的一面。霍布斯虽然把物质视为第一性的，但他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他的机械论则突出地表现在他企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而且一切运动都是物体在空间的位置移动。在方法上他特别强调数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甚至他把数学方法生搬硬套应用于政治现象中，这就使他对世界的理解不仅陷入狭隘、片面，而且往往堕入迷误之中。在认识论上，霍布斯既属于英国的经验论者，重视感觉、经验作为知识的泉源，也对理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估计，从而避免了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者各偏一面的缺陷。总起来看，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乃是科学的发展、封建社会的衰微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结果，是这些新的社会因素在思想上的反映，也是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斗争方面，在科学世界观的发展中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第二，根本否认神的存在，彻底揭示宗教的实质，摧毁以旧约和新约作为真理的信仰，从而摇撼了整个封建制度的一大精神支柱，这是霍布斯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重大建树。霍布斯恢复并发展了古代的无神论思想而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论证说，一切物质都是有形体的，而神或上帝既无形体，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也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如果有人争辩说“神是无形体的实体”，则纯属胡言，同所谓灵魂不灭、地狱炼火之类说法一样荒谬绝伦。神或上帝不过是为了愚弄人们而由神学家捏造和臆想出来的。因此，上帝既然根本不存在，怎么可能是什么“最终原因”呢？同样，他认为宗教也毫无现实的基础，宗教的根源就在于人们的恐惧和愚昧无知，宗教的创导者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些缺陷来进行欺骗和控制人们。霍布斯在猛烈抨击教会的腐败堕落、假仁假义之后，斥责教皇和教士都无异于魔王和恶鬼。他指出，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教会绝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教会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在他看来，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霍布斯毫不留情地把神从天堂拉到了地上，把至尊变成了虚幻，把教会贬为国家的附庸，以人权反对神权，一举砸碎了禁锢人们思想千余年的精神枷锁，启迪新思想、新科学，迎接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到来。
第三，从政治理论上看，霍布斯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利维坦》可以同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遥相匹比。尽管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有苏格拉底，在霍布斯之前有马基雅维利，但从理论的系统性以及深度和广泛上说，他们都比各自的前人更胜一筹。因此，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代的第一个政治思想家，那么说霍布斯是近代的第一个政治思想家，他是当之无愧的。古代的政治学始终同伦理、道德糅合在一起，多数思想家都强调人们之所以要在国家中生活是为了求得善的、道德的生活，而且亚里士多德是作为奴隶主的思想家立论的。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则完全摆脱了伦理、道德和宗教的束缚，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代表早期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发言。
霍布斯同其他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摆脱了神学观点之后，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企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事物，从理性和经验中提出了某些规律，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全部政治理论是从他的人性观和自然法学说两个出发点推导出来的。
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自私自利、残暴好斗。因此在原始时代还没有社会和国家之前，人们是处在一种充满互相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状态中。自然状态受着自然法的支配。所谓自然法就是一种合乎理性的规律或法则，例如人人都是天生自由的，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人人都有大自然赋予的理性和平等的权利等等。既然自然状态如虎狼之境悲惨可怕，出于人的理性驱使，人们要求摆脱它而寻求有组织的和平生活，就互相订立了一种社会契约，甘愿放弃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并把它交托给一个统治者或主权者（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从此建立了国家。所以，根据霍布斯的理论，国家不是根据神意创造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转让的、托付的。换句话说，国家不过是一个人工模造的人，主权则是人工模拟的灵魂。创建国家的目的是出于人们的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这样一来，霍布斯就彻底推翻了君权神授之说，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从上文可以看出，霍布斯在理论上对于封建制度确实进行了釜底抽薪的抨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他的时代和他的阶级属性给予他的局限性，以及他的种种矛盾主张的实质。
他的自然观虽然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的机械论方法却是形而上学的。他把一切物质的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甚至用数学（几何学）方法解释一切，包括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终于使他的社会观成为唯心主义的。作为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基础的自然法学说、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都是违反历史真实的、非科学的论断。
对于神学、宗教与教会，虽然他采取了彻底的批判态度，否定了神的存在，揭露了宗教的实质，指控了教会的罪恶，但是出于维护国家统治利益的考虑，他仍然主张保留宗教和教职人员，使其成为国家从精神上统治人民的辅助工具。他也宣扬宗教自由，但强调必须在国家所赞同的宗教中去自由选择。
霍布斯的人性观和据以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尽管他自认为说的是野蛮人和原始时代，但实际上写的是近代人，而且恰恰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疯狂掠夺农民的“羊吃人”的时代，以及当时资产阶级之间相互争夺、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丑恶行径，从而霍布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当作了普遍的人性。他在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论证国家的起源时，虽然说明主权者的权力是人们同意授予的，但他转而着重说明，人们一旦授权后就不能反悔，否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道义上是不义之举，而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同时，主权者一旦获得授权，其权力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不可转让的。人民则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即使对于一个暴君，人民也没有反抗和革命的权利。在政治制度上，他虽然推翻了君权神授说，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但他又着力地论证了君主制的绝对权威，坚决拥护君主制。这个矛盾如何解释呢？通观他以上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结合他认为克伦威尔当权的政府是他所赞赏的理想政治形式，他并不眷恋于同英国旧王室的关系，不是保王派，而在经济上又主张发展工商业、促进对外贸易、劳动致富，政治上厌恶动乱，特别是当时英国的掘地派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贫民运动等等各种客观形势来分析，霍布斯所主张的绝对君主制只不过是要以君主制的形式来实行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专政而已，形式虽然是旧的，但内容已是新的了。归结起来，霍布斯是英国新兴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忠实代言人，他一方面向封建制度展开猛烈攻击，试图进一步巩固资产阶级所已经夺得的政治、经济权利，另一方面又极其害怕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人民群众，不惜从多方面论证资产阶级应以绝对集中、强大的主权来周密防范、镇压群众运动，以致根本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利。尽管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弥尔顿、哈林顿等人都充分表现了这种两面性，但霍布斯反人民的面目尤其凌厉和裸露，使他的进步的自然观同反动的政治观极不协调地集中于一身。
1985年3月
“大自然”，也就是上帝用以创造和治理世界的艺术，也像在许多其他事物上一样，被人的艺术所模仿，从而能够制造出人造的动物。由于生命只是肢体的一种运动，它的起源在于内部的某些主要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一切像钟表一样用发条和齿轮运行的“自动机械结构”也具有人造的生命呢？是否可以说它们的“心脏”无非就是“发条”，“神经”只是一些“游丝”，而“关节”不过是一些齿轮，这些零件如创造者所意图的那样，使整体得到活动的呢？艺术则更高明一些：它还要模仿有理性的“大自然”最精美的艺术品——“人”。因为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拉丁语为Civitas）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艺术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虽然它远比自然人身高力大，而是以保护自然人为其目的；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最后，用来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部分最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公约”和“盟约”也就是上帝在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那命令就是“我们要造人”。
为了论述这个人造人的本质，我们将考虑：
第一，它的制造材料和它的创造者；这二者都是人。
第二，它是怎样和用什么“盟约”组成的；什么是统治者的“权利”、“正当的权力”或“权威”，以及什么是保存它和瓦解它的原因。
关于第一点，有一句近来被滥用的俗话：说是“智慧”不是从“读书”得来的，而是从了解“人”得来的。因此，那些大多数无法显示自己聪明的人就很喜欢背后互相进行恶毒攻击，以显示他们自以为已在人们身上了解到的东西。但另有一句近来尚未为人懂得的俗话则是他们正应该照它来真正学会互相了解，如果他们愿意勉为其难的话；而那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并不像现在所应用的那样意味着支持有权势者对地位卑微的人的野蛮态度；也不意味着鼓励低下阶层的人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那种不逊举动，而是教导我们，由于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与别人的相似，所以每个人对自己进行反省时，要考虑当他在“思考”、“构思”、“推理”、“希望”和“害怕”等等的时候，他是在做什么和他是根据什么而这样做的；从而他就可以在类似的情况下了解和知道别人的思想感情。我说的感情相似，是指人人都具有的，如“意愿”、“害怕”、“希望”等等；不是指感情对象的相似，即“所意愿”、“所害怕”和“所希望”等的对象的相似：因为个人的素质和各人所受的教育千差万别，所以被以伪装、欺骗、假造和谬论掩盖并混淆得像现在这样难于被人了解的人心的性质，只有探究人心的人才能了解。虽然有时我们也从人们的行动上看出他们的意向，但那么做而没有把它和我们自己的行动作比较，没有区别可能使情况发生变化的环节，那就只会是抓不住要点的猜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由于过于相信或过于猜疑而失误；因为从事了解的人本身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
让人们不要完全根据别人的行动来了解别人吧，这种办法只能适用于他们所熟识的人，而那是为数不多的。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去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这样做起来虽然有困难，难度胜过学任何语言或学科学；但是当我明晰地系统论述了我自己的了解办法后，留下的另一个困难，只须考虑他自己内心是否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类理论是不容许有别的验证的。
（付 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