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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有些思想，可以远溯到1907年；但到了1909年，所有这些思想和见解都已经整理就绪，当时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经济特性的这种分析的总的框架已经形成，自后一直没有重大的更动。本书第一次以德文出版于1911年秋天。在它绝版了十年之后，当时我多少有点勉强地同意了刊行第二版，删掉了第七章，重写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并在这里和那里减缩或增添了一些内容。这是在1926年。德文第三版只是重印第二版，现在的英文译本也是以德文第二版为依据的。
如果我要说我在本书再版时除了在说明方面之外没有进行任何更改，是由于我相信书中所论各点都是完善的，那我就是对此书第一次问世后我所做的和所想的，下了一个非常有害的判断。尽管我的确认为书中的纲要——或者可以叫做“看法”或“观点”——和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我现在有另外的见解。我只提出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当经济周期理论第一次形成时，读者可以在第六章看到，我以为不成问题的是，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波浪式运动，也就是尤格拉所发现的那种周期。我现在相信，至少有三种这样的波浪式运动，可能还不止三种；而当前面临于经济周期理论家的最重要的问题，恰好在于把它们各自分开，并描述它们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各种现象。但在本书后来的版本中，我并没有把这一要素引用进来。因为书籍如同孩子们一样，一旦离开了父母亲的家，就成为独立的人。它们过着它们自己的生活，而作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去干预那些离开了家的局外人，将会是不恰当的。这本书已经闯出了它自己的路，不管是对还是错，它已经在它的时代和领域里赢得了它在德国文献中的地位。对我来说，似乎最好是尽可能地不让它受到干扰。要不是由于我的杰出的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议和鼓励，我简直就没有想到要出一个英文译本。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没有遵照我的伟大的导师庞巴维克的样子办事：他以无限的细心，在他出书以后的版本中，记下了每一个反对和批评的意见，并加上了他自己的评论。但是，我对于那些给我以荣幸对我的论点提出仔细批评的人，我却把争论限制在最低限度，这绝不是我对他们缺乏任何的敬意。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种在实质性问题上据我看来具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
就目的和方法言，本书显然是“理论性的”。这里不是作为方法上一种信仰表白的地方。或许我可以说，关于“事实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的关系，我现在的想法倒是和1911年有些不同。但是我仍然深信，我们的科学，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丢掉我们称之为“理论”的所谓精练的常识，它提供我们以考察事实和实际问题的工具。不管新的成堆的未经分析的事实，特别是统计上的事实，对我们的理论工具的关系是如何重要——毫无疑问，日益增添的事实材料的宝藏必定不断地启示新的理论模式，从而广泛地和默然地改进任何现有的理论结构——在任何给定的阶段，具有一些理论知识则是处理新的事实，也就是处理尚未体现在现有理论中的事实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这些知识是粗浅的和下意识的，那么它可说是一种坏的理论，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理论。举例来说，我至今尚未能说服自己，让我相信诸如利息的来源一类的问题是既不重要的，又不令人感兴趣的。这类问题可以被这样看待，但无论如何，那只是由于著作者的过错。尽管如此，但我仍然希望，不久就能通过在货币与信贷方面，在利息方面，以及在经济周期方面的一些更加“现实的”研究，提供现在这里正感缺乏的详尽资料。
书中的论点，形成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但这并非由于有任何事先考虑周密的计划。差不多25年以前，当我开始研究利息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时，我并不怀疑这些课题将会彼此互有联系，并与企业家的利润、货币、信用等等有密切关联，而且这些恰好以当时的论点潮流向我显示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所有这些现象——以及许多次要现象——都不过是另一个特殊过程所引发的事件，而那种将会解释这些现象的简单原理也将会解释另一个特殊过程本身。结论表明，这一批理论倒是对我们很有益的并可与均衡理论相对应，而均衡理论不论明显地或含蓄地曾经总是，而现在仍然是，传统理论的核心。我最初使用了“静态”和“动态”这样的名词来表示这两种结构，但是我现在——依从弗瑞希教授——明确地不再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们。它们已经被别的名词代替了，这些名词看起来或许有些粗陋。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种区别，因为我已经反复不断地发现它对于我当前的工作是有帮助的。这种情况，即使在经济学范围之外，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理论中，也被证实是这样；而这种演进理论，在重要方面，与本书的经济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区别本身，曾经受到许多非难。然而，难道把日常经营一家厂商所引发的现象，与创设一家新的厂商所引发的现象，予以区别开来，是真的不符合生活现实，或者是人为的吗？难道它必然地要同一种“机械的类比”有任何关系吗？对钻研名词的历史有嗜好的人，如果他们感到要这样做，倒应该谈到一种动物学上的类比；因为静态和动态这些名词是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引入经济学的，尽管用的是一种不同的含义。穆勒可能引自孔德，而孔德又转而告诉我们，他是从动物学家德·布兰维尔那里借用来的。
我要对我的朋友雷德弗斯·奥佩博士致以诚挚的感谢，他以无可比拟的好意，承担了一种非常难以驾驭的原文的艰巨的翻译工作。 [1] 我们决定删去原版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两个附录，以及这里或那里的一段或一节。有的地方，对说明作了一些更动；有些页数重新改写了。鉴于书中的论点本身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做一张更改对照表是多余的。
约瑟夫·A·熊彼特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34年3月
[1] 这里所谓原文是指德文，书名为 Die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 现在的英文书名则为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