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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1]

这本集子中的感想和看法,是没有什么次序的,而且差不多是不连贯的,它开始是为了使一位善于思考的贤良的母亲 [2] 看了高兴而写的。最初,我的计划只是写一篇短文,但是我所论述的问题却不由我不一直写下去,所以在不知不觉中这篇论文就变成了一本书,当然,就内容来说,这本书的分量是太大了,然而就它论述的事情来说,还是太小了。要不要把这本书刊行发表,我是考虑了很久的;而且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虽然是写过几本小册子,但毕竟还是说不上懂得著书。我原来想把这本书写得好一点,但几次努力也未见成效,不过,经过这一番努力之后,我认为,为了使大家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我应当照现在这个样子把它发表出来;而且,即使说我的见解不好,但如果能抛砖引玉,使其他的人产生良好的看法,我的时间也就没有完全白费。一个深居简出的人,把他的文章公之于世,既没有人替它吹嘘,也没有人替它辩护,甚至不知道别人对他的文章想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那么,即使说他的见解错了的话,他也不用担心别人不假思考就会接受他的错误的。

我不想多说良好的教育是多么重要,我也并不力图证明我们常用的教育方法不好,因为这种工作已经有许多人先我而做了,我绝不喜欢拿那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填塞我这本书。我只想说明:很早以来就有人在大声反对这种旧有的教育方法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准备提出一套更好的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科学,倾向于破坏的成分多,倾向于建设的成分少。人们可以用师长的口吻提出非难;至于说到建议,那就需要采用另外一种口气了,然而这种口气,高傲的哲学家是不太喜欢的。尽管有许多的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据说,完全是为了有益人群,然而在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却被人忽视了。我阐述的这个问题,在洛克 [3] 的著作问世之后,一直没有人谈论过,我非常担心,在我这本书发表以后,它仍然是那个样子。

我们对儿童是一点也不理解的:对他们的观念错了,所以愈走就愈入歧途。最明智的人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些什么,可是却不考虑孩子们按其能力可以学到些什么,他们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待,而不想一想他还没有成人哩。我所钻研的就是这种问题,其目的在于:即使说我提出的方法是很荒谬的,人们还可以从我的见解中得到好处。至于说应该怎样做,也许我的看法是很不对头,然而我相信,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出人们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了。因此,就从你们的学生开始好好地研究一番吧;因为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你对他们是完全不了解的:如果你抱着这种看法来读这本书,那么,我不相信它对你没有用处。

至于人们称之为做法的那一部分,它在这里不是别的东西,只是自然的进行而已,正是在这里最容易使读者走入歧途;毫无疑问,也就是在这里,人们将来会攻击我,而且,也许就是人们批评得不错的地方。人们将来会认为,他们所阅读的,不是一种教育论文,而是一个空想家对教育的幻想。 有什么办法呢?我要叙述的,不是别人的思想,而是我自己的思想。我和别人的看法毫不相同;很久以来,人们就指摘我这一点。 难道要我采取别人的看法,受别人的思想影响吗? 不行。只能要求我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以为唯有我这个人比其他的人都明智;可以要求于我的,不是改变我的意见,而是敢于怀疑我的意见: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些,而我已经是做了。 如果有时候我采用了断然的语气,那绝不是为了要强使读者接受我的见解,而是要向读者阐述我是怎样想的。我为什么要用怀疑的方式提出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怀疑的事情呢?我要确切地说出我心中是怎样想的。

在毫无顾虑地陈述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当然了解到绝不能以我的意见作为权威,所以我总连带地说明了我的理由,好让别人去加以衡量,并且评判我这个人:尽管我不愿意固执地维护我的见解,然而我并不认为就不应当把它们发表出来;因为在这些原则上,尽管我的意见同别人的意见相反,然而它们绝不是一些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它们是我们必须了解其真伪的原则,是给人类为福还是为祸的原则。

“提出可行的办法”,人们一再地对我这样说。同样,人们也对我说,要实行大家所实行的办法;或者,最低限度要使好的办法同现有的坏办法结合起来。在有些事情上,这样一种想法比我的想法还荒唐得多,因为这样一结合,好的就变坏了,而坏的也不能好起来。 我宁可完全按照旧有的办法,而不愿意把好办法只采用一半,因为这样,在人的身上矛盾就可能要少一些:他不能一下子达到两个相反的目标。做父母的人啊,可行的办法,就是你们喜欢采用的办法。我应不应该表明你们的这种意愿呢?

对于任何计划,都有两种事情要考虑:第一,计划要绝对的好;第二,实行起来要容易。

关于第一点,为了要使计划本身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实行,只要它具有的好处符合事物的性质就行了;在这里,举个例来说,我们所提出的教育方法,只要它适合于人,并且很适应于人的心就行了。

至于第二点,那就要看一些情况中的一定的关系如何而定了;这些关系,对事物来说是偶然的,因此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可以千变万化的。某种教育在瑞士可以实行,而在法国却不能实行;这种教育适用于有产阶级,那种教育则适用于贵族。至于实行起来容易还是不容易,那要以许多的情况为转移,这一点,只有看那个方法是个别地用之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用之于这种或那种情况,才能断定它的结果。 不过,所有这些个别的应用问题,对我论述的题目来说,并不重要,所以没有列入我的计划的范围。 别人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每一个人可以研究他心中想研究的国家或者想研究的情况。对我来说,只要做到下面一点就算是满足了,那就是,不管人们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能采用我提出的方法,而且,只要能把他们培养成我所想象的人,那就算是对他们自己和别人都做了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能履行这个诺言,那无疑是我的错误,但是,如果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们再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因为我所许诺的只是这一点。


[1] 中译本的四种脚注用不同符号标明:(一)卢梭原注用阳文阿拉伯数字;(二)原书所引《卢梭全集》(巴黎傅尔涅图书出版社1835年版)编者注用 号;(三)原书所引上述《卢梭全集》编者所采用的珀提坦(1819年《卢梭全集》编者)所加注释用 * 号;(四)译者注用阴文阿拉伯数字。——中译本编者

[2] 德·舍农索夫人。

[3]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卢梭在这里所指的是洛克于1693年发表的《教育漫话》。在儿童和青年的教育问题上,卢梭在《爱弥儿》中几次表明他是不赞同洛克的观点和方法的;特别是在第5卷的开头,卢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至于我,我可没有培养什么绅士的荣幸,所以,我在这方面绝不学洛克的样子。” Ylb9kp1MWmJPqcJBpDvxkEe3VkmNBsG2pPtTZk0kcMPYqXyh0d+jY349W3gwRQ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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